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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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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春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与其担心美国家庭每年向中国支付5000亿美元购买商品,不如担心这个数字大幅缩小。
  在《夏春:“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上)?》的上篇,我引用魏尚进教授与合作者的最新研究,解释纳瓦罗对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指责并不靠谱。尽管美国部分地区制造业的确受到中国进口带来的“直接竞争”冲击,以及间接影响“上游企业”,但从中国进口的最终商品和中间投入品由于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低,对美国“下游”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包括服务业)带来的正面冲击远远大于前两者,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提升了美国的整体就业,还拉高了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说“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狂人,其疯狂念头不过来自于若干年前某个蹩脚的学者”,套用在特朗普和纳瓦罗身上简直完美。8月20日,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占了美国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便宜,打贸易战在短期内对美国是好是坏并不重要,在长期内必须要牵制中国,因为美国没办法维持每年向中国进口的商品支付5000亿美元。”
  尽管特朗普已经意识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会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其实这种负面影响在长期会更加明显。本文继续分析,为什么“中国冲击波”对美国的正面效果更加显著,以及即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消失,也基本上不可能重现制造业的辉煌
  一、“中国冲击波”遗忘的剧情
  其实,在Autor等人发表“中国冲击波”之后,和魏尚进等人的反驳出现之前,英美一些学者就指出Autor等人的研究集中分析受影响地区的就业问题,但却忽视了中国进口对全美国影响更宏观的消费物价问题。Xavier Jaravel和Erick Sager采用与Autor等人一样的分析方法,利用新的数据分析发现,从2000到2007年,美国一个行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中国进口金额,就会使得该行业的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对应这段时间每减少1个制造业岗位,美国消费者可以减少开支10万美元,美国整体的福利增加是非常巨大的。尽管特朗普坚持认为支付新增进口关税的是中国出口商,事实上,承担进口关税的是美国家庭和进口商,中国出口商的短期损失并不在于出口价格降低,而在于出口数量下降(详情参考《贸易冲突:莫让认知成为合作的障碍》)。
  Robert Feenstra与合作者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原因解释为什么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低。关键在于中国加入WTO之后下调了对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税(除了明确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并没有改变),这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上升,生产成本下降,更积极地参与出口贸易。他们认为美国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三分之一来自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三分之二来自于新增中国出口商带来的商品多样性。而且,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商降低价格。
  Feenstra还与合作者直接指出Autor等人只关注美国向其他国家进口带来的就业冲击,却忘了向其他国家出口商品和服务能够促进美国的就业。实际上,在1995-2011年,美国出口的增长创造了66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来自商品出口的就多达370万个,而这远远高于“中国冲击波”造成的工作损失。虽然在只考虑传统的商品贸易下,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出口会减少净就业,但是,只要把服务贸易也考虑进来,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出口带来的是净就业的增长。
  特朗普每次点名中国的时候,都只提5000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不提对中国近600亿美元的服务出口。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伤害的不只是中国的就业,对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伤害,无论在短期和长期都是巨大的。
  二、“中国冲击波”虚构的剧情
  除了上面这些被纳瓦罗和Autor等人遗忘的剧情,Nicholas Bloom等人更加细致地分析了美国企业在遇到进口竞争后的动态应对方法,找出了“中国冲击波”里杜撰的剧情。
  与之前的研究关注点放在制造业工人身上不同的是,新的研究关注点变成了制造业企业。结果发现,在高人力资本地区比如美国西海岸和新英格兰地区,受到中国进口冲击的制造业企业,就业损失并不大,纷纷转型成为提供研发,管理和批发的服务型企业。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硅谷的高科技企业讲生产转移到中国,专注于产品设计、营销和管理。在低人力资本地区比如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来自于企业倒闭,并且未能成功转型。
  但是,纳瓦罗指责中国的进口造成了7万美国企业关门倒闭却是虚构的情节,绝非事实。Bloom等人发现,绝大部分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来自于支付高工资,生产效率高的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在裁员的同时会增加非制造业的招聘。平均而言,这些企业整体上没有受到负面的冲击。特别要强调的是,帮助美国非制造业就业强劲增长的恰恰是因为“中国冲击波”。这篇2019年3月新鲜出炉的文章和魏尚进等人的研究异曲同工。
  三、“中国冲击波”与技术革新
  在上篇我们提到,Autor等人认为受到中国冲击的美国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研发上都出现了倒退,由于美国的研发有三分之二来自于制造业,这使得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核心诉求。
  但是Bloom等人却更早地研究了欧洲企业在受到中国进口冲击后的应对,并且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12个欧洲国家遇到中国进口带来的压力之后,低技术的企业通过裁员或者退出来应对,但高技术的企业却是通过企业内的科技创新,或者跨企业的人力流动来应对。前者表现在增加研发投入、专利数量上升、提高管理质量,强化信息技术,提升总体生产率,降低价格和利润率,后者表现在人才流向科技更先进的企业。
  Bloom等人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国的进口竞争使得欧洲企业在2000-2007年在专利、信息技术和生产率上提升了15%,如果还考虑欧洲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等因素,那么这个正面冲击的效果还要翻一倍。有趣的是,研究发现从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同样可以带来这种“贸易引发的技术变革”,但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则没有这样的效果。
  这些研究大多采取了和Autor等人一样的研究方法,但结论却截然不同。上篇提到,国内专家似乎没有直接反驳特朗普坚持的“纳瓦罗指责”,如果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直接引用这些研究,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就可能有理有利地化解双方分歧,推动谈判进展。
  我也相信这些研究能让读者们脑洞大开,体会贸易问题的有趣之处,还可以获得启发,从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贸易对美国就业和其他宏观指标的影响。例如,中国把贸易顺差获得的大量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和长期权益类资产,这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吗?美国的受益能够抵消制造业工人收入的下降吗?
  四、三图胜千言
  如果你能坚持读到这里,那么我要恭喜你的大脑还没被烧坏。坦白讲,这些研究都是经济学家耗费几年时间写成,没有一篇好读。有没有不烧脑的办法,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纳瓦罗指责”的不靠谱之处呢?媒体报道,在特朗普决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之前,他的助手拿过来一张图,试图说服他中国并不满足美国财政部制定的标准,但显然没有成功。
  在这里,我尝试着用最简单的三张图表来说清楚前文表达的要点:首先,纳瓦罗和特朗普认为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导致了美国就业的下降,因此要增加就业的一个方法就是减少进口。这其实完全不符合事实,下图显示,美国非农就业增速与进口增速展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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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用非常复杂的统计方法去区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们只需要通俗地理解当经济发展强劲时,就会同时产生就业增加和进口增加的结果。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良好,就业率高时,贸易逆差往往扩大,而贸易逆差缩小往往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特朗普与其担心美国家庭每年向中国支付5000亿美元购买商品,不如担心这个数字大幅缩小。
  其次,真正决定经济发展、就业和进口的是一个国家更加基本的经济变量,例如要素禀赋(劳动、资本、土地)带来的比较优势、生产技术,特别是由科技和管理效率推动的生产率,以及消费者偏好。
  在本文上篇,我们已经重点强调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的核心原因来自于机械自动化革命,而和贸易差额没有直接的关系。下图显示,在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接近匀速下降的趋势从1970年开始就和美国一样十分明显,实际开始时间更早于1970年,例如美国开始于1944年(这一趋势在农业和釆矿业出现的时间更早)。从1970年以来,这一比例下降幅度大于美国的就有英国、德国和瑞典。2000年以来,下图中有6个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幅度大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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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考虑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那么最早实现工业化革命的英国,1966年开始出现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比美国早了13年,比日本早了26年。制造业绝对就业人数在2000年之后下降幅度最大的同样是英国、美国排在第二位。
  特别有意思的是,2000年以来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幅度高于美国的瑞典、荷兰、意大利以及下降幅度和美国持平的德国与日本,都长期拥有贸易顺差!如果考虑与中国的贸易,那么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都长期享有对华贸易顺差。
  除了制造业生产率高于非制造业(供给端),制造业就业占比和绝对人数下降的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来自于消费者的偏好变化(需求端):他们在制造业商品上的开支相对于服务业的开支持续减少。Robert Lawrence的研究显示,1947年以来尽管生产率变化使得制造业商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以每年2%的速度持续下降,但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数量相对于服务只以每年不到1%的速度增长,这使得消费者对商品的开支相对于服务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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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的供需关系,大家就知道纳瓦罗认为中国进口造成了美国2500万工人失业,其实没有任何依据。同时,我们还可以理解另外两大趋势:
  第一,美国农业长期享有贸易顺差,但是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早在1933年就开始持续下降,原因之一就是农业生产率提升,原因之二就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开支占比持续下滑;
  第二、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2010年开始出现制造业就业比例趋稳的表现,原因之一就是制造业生产率提升速度变慢,2010年以来以智能手机带动的移动互联网对生产率的促进,要远远弱于历史上出现的重大科技创新如铁路、航运、飞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原因之二就是上图显示,消费者在制造业商品上的开支,相对于服务,在2010年之后出现反弹。但是,从2010年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从1146万持续增加到1280万,然而,同期美国在商品贸易上的逆差从6487亿美元持续扩大到8873亿美元。
  由此可见,能够真正改变就业结构的主要来自于最基本的要素禀赋,生产率和消费偏好的变化。贸易顺差或逆差与就业增加或减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顺差不一定是好事,逆差不一定是坏事,与贸易协议是否公平没有直接联系。特朗普试图用贸易政策来改变长期就业结构本来就很难成功,在目前美国失业率已经创下50年新低的情况下更加无法生效,却反而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效果,有媒体把即将到来的下一次经济衰退冠名为“纳瓦罗衰退”。
  五、、中国企业需要“软”技术
  本文梳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的演变过程,目的之一是希望中美可以顺利沟通,达成贸易协议,之二则是希望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重重压力下顺利转型。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占比随着时间或者人均GDP的增长,会经历一个倒U型过程,发展中国家遇到转折点的时间要晚于发达国家。在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分别在1973、1981、1988和1992年迎来转折点,作为后发国家,当转折点发生时,制造业就业占比因为“去工业化”进程要明显低于先发的发达国家。
  不同数据来源显示,中国在2013年迎来了转折点,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3%下降到2017年的17.5%,对应1250万就业人数下降,从绝对数量来说是美国就业人数最大跌幅的一倍多,这样的下降趋势预计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中国应该从美国制造业工人转型困难中吸取教训,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再就业培训机会,大力推动服务业发展,一方面要在再分配上设计合理的方案,减少他们在收入上的压力。
  我在《从“斯普尼克时刻“到“华为时刻”,中国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一文里指出,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和经济下行压力,有两个方法帮助中国企业全面提升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一是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硬”技术的提升,一是通过精细化管理来实现“软”技术的进步。前文提及的Bloom与合作者不仅发现精细化管理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销售收入和利润,还发现管理质量高的中国和美国企业更可能参与进出口贸易,向更多贸易伙伴销售更多的产品,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利润。特别重要的是,管理质量高的企业并非只有通过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上面的结果,他们更有可能是通过向发达国家购买更多样化、更高质量、更贵的投入品,生产出更高质量和更高定价的优质产品来实现上述结果,因为相对于竞争对手同样质量的产品,他们依然具有相对低价的优势。研究还发现,精细化管理对于中国企业实现理想目标的效果要大于美国企业,这当然是因为前者在管理质量上的起点落后于后者。
  最后,我强烈向读者推荐Robert Lawrence与Lawrence Edwards合著的《涨潮: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有利于美国吗?》,作为纳瓦罗《致命中国》一书的“解毒剂”。全书开篇就引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水涨船高,合作伙伴应该为双方服务,不以强势压迫,不受优势支配。我们在逆境中是合作伙伴,让我们也成为繁荣时的伙伴”。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可以选择将此书赠送给特朗普与美国谈判代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平等的关系追求共赢是中美贸易冲突的最佳解决方案。
  (作者是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属机构意见。)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19/8/22

旧文章ID:20714

美专家:新冠病毒并非武汉实验室基因工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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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莱夫•库克森  来源:FT中文网

  处于追踪致死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国际队伍一线的一名科学家驳斥了有关这种病毒起源的种种说法,包括该病毒是在经过基因工程改造后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外泄出来的说法。
  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研究员特雷弗•贝德福德(Trevor Bedford)驳斥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或中国其他地方制造出来的谣言,这些谣言促使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警告,提醒人们注意由关于此次疫情的虚假新闻引发的“信息疫情”(infodemic)。
  “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基因工程的证据。”贝德福德教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于西雅图召开的会议上表示,“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是,(病毒的)突变与自然进化完全一致。”
  这些谣言的一个来源是印度科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声称该病毒基因组中的4个短插入片段与艾滋病毒(HIV)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这份论文很快被撤稿,但它的指控仍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贝德福德教授(其实验室研究病毒进化)称,这项研究“在很多层面上都出现了错误”。新冠病毒与艾滋病毒相匹配的基因序列片段非常短,它和其他病毒也会出现这样的重叠片段,而且这“会在整个生命树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他还反驳了关于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蛇甚至鱼类感染人类的说法。根据基因分析,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该病毒在20至70年前由蝙蝠传播给另一种哺乳动物。而在2019年11月底或12月初,这只尚未确认种类的中间动物将这种病毒传给了武汉市的第一个人类宿主。
  贝德福德教授是全球Nextstrain合作项目的领导者,在复旦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今年1月发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后,该项目就已开始对其进行分析。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已经公布了从大约100名患者身上提取的病毒基因序列。
  这些基因序列表明,当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时,突变正以缓慢的速度出现。贝德福德教授表示,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中有3万个碱基,通常情况下,如今在一个病人体内的病毒中只有约5个碱基与原始病毒有差异,但这些都是随机的变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病毒正在变得更加致命或更具传染性。
  通过比较来自不同病人的病毒并了解其变异率,贝德福德教授和他的同事也能够估算出截至目前的病例总数。他表示,他们得出的结果与更传统的流行病学得出的结果相似。
  贝德福德教授表示:“我们的结果是共有逾20万个感染病例,这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及其同事已经公布的估计数字相吻合。”但他不愿意预测此次疫情的未来走向。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周五新冠病毒已导致近1500人死亡,确诊感染病例已超过6.4万例。但中国的医学专家和一线医务工作者警告称,北京方面对疫情的严重性报道不足。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4

旧文章ID:20713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提出用行动阻断疫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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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力  来源:人民日报

  每当一种新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公共卫生专家会从两方面评估一种新病毒对人类的风险:病毒的传播能力和疾病的严重性。传播能力是看病毒的传播方式和人际传播的容易程度;严重性是看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是否会造成很多人死亡。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关于它的风险尚难得出结论。对普通人而言,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似乎没有非典或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其他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严重,但有时会病情加重,尤其是对一些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群体。老年人似乎更容易出现重症。
  至于传播能力,在目前阶段,新型冠状病毒似乎是在有症状者与他人密切接触时最容易传播。但仍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世卫组织正在密切监控的一个方面。虽然尚需进一步调查,但根据我们有关冠状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既往经验,无症状传播虽有可能,但较罕见,也不太可能是此次疫情的驱动因素。
  世卫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目的是要让世界各国都着手采取必要措施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多年来,中国在监测、报告、调查和疾病控制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世卫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支持中国和世界人民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政府合作,就如何应对疫情提供咨询意见。阻断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取决于卫生系统的响应以及每个民众、家庭和工作单位的作为。
  根据目前我们所知信息,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主要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所产生的飞沫传播,以及通过“污染物”发生人际传播,比如接触到被病毒污染的表面。由于双手接触到许多可能被病毒污染的表面,因此在各种冠状病毒的传播中需要特别注意。世卫组织建议采取以下五个重要行动,以帮助人们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第一,保持至少一米的人际距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疫情期间保持这一距离意味着要尽可能地待在家里,避免到拥挤的公共场所。第二,以最高标准保持手部卫生。第三,打喷嚏或咳嗽时,请用纸巾或弯曲的肘部遮住口鼻。第四,如果戴口罩,应学习正确的佩戴方法。第五,了解何时应自我隔离以及何时应就医很重要。
  最后,请确保与他人或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任何信息,都是经官方确认的信息。在情况不确定的时期,错误信息可能比任何病毒传播得更快,并造成伤害,加大疫情应对工作的复杂性。世卫组织出台了一系列粉碎谣言的方法,以限制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为了应对疫情,我们一定要相互支持并密切关注科学。通过合作与支持,我们可以遏制疫情,携手前进。

  高力: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
  
原标题:五个行动阻断疫情传播(科技大观)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5

旧文章ID:20712

特朗普连任将危及世界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纵身一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自由了。赤裸裸的党派之争在意料之中,参议院共和党人(除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放弃了宪法赋予他们作为法官审判特朗普涉嫌滥用权力的职责。他们将这个决定交给选民推迟到11月总统大选时再做。特朗普将拥有许多优势:热情的支持者;一个团结的政党;总统选举团;还有一个健康的经济。他的连任似乎是有可能的。
  特朗普可能赢得连任最明显的原因是经济。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上周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说也是充满夸张的夸大其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的那样,以其他国家的标准衡量,美国的表现在一些重要方面依然很差,尤其是在预期寿命、就业率和不平等方面。此外,产出、就业、失业和实际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延续危机后的趋势。考虑到财政刺激的规模——它带来了巨大且持久的结构性财政赤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将感觉经济正在改善。这肯定会在未来的选举中发挥巨大作用。
  如果特朗普连任,那么这次胜利很可能比他的第一次胜利更加重要。美国人民两次选择一名典型的煽动者不能被当作一场意外。这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特朗普获胜最明显的影响将在于美国的自由民主。总统认为,他在任时所做的一切都凌驾于对法律或者国会的责任之上。他认为自己只对选民负责(或者说,只对他的选民负责)。他还认为,他的政府的任命成员、公务员以及他所在政党的民选官员都应该忠于他本人,而不是任何更高的事业。
  美国开国元勋们害怕的就是这样的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第一篇中写道:“在颠覆共和自由的那帮人当中,大多数人是靠讨好人民发家的,他们以煽动人心发家,以专制统治收场。”在这一点上,他追随了柏拉图(Plato),柏拉图曾写道,作为人民的守护者获得权力的人可能变成“一只狼——一个暴君”。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96年在其告别演说中表示,“(党派之争)导致的混乱和痛苦,会逐渐使人们倾向于寻求个人绝对权力下的安全和平静。”党派之争在当今的美国显然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想走多远,也不知道这个共和国的制度会让他走多远。然而,除了失去选民的忠诚,特朗普还能做什么来说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背叛他呢?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为制度服务的人。
  即使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基本上安然无恙地渡过了这次审判(这是乐观的看法),这个人——一个煽动者、民族主义者、无法自制的说谎者和暴君崇拜者——再次当选也将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专制者将特朗普视为志趣相投的人。自由民主党人会感到更加被抛弃。西方是一个有道德基础的联盟的观念将会消失。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寻求保持其全球地位的富裕国家集团。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他将继续不喜欢和鄙视欧盟,因为欧盟既是对抗美国的理想力量,也是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力量。
  美国国防部代理助理部长大卫•海尔维(David Helvey)最近写道,中国和俄罗斯对“基于规则的秩序”怀有敌意。这个理想的确很重要。遗憾的是,“基于规则的秩序”最强大的敌人现在是他自己的国家,因为它一直依赖美国的远见和能量。凭借其重商主义和双边主义,特朗普将知识和道德导弹瞄准了全球贸易体系。他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视为美国所塑造秩序的最大受害者。因此,问题不在于特朗普什么都不相信,而在于他所相信的往往是错误的。
  更广泛地说,他的短期交易主义和动用所有美国权力工具的意愿,不仅给各国政府,也给各个企业造成了一个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世界。这种不确定性也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变得更糟。任何形式的国际法治能否继续存在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需要应对巨大的实际挑战。一是美国与中国复杂而令人担忧的关系。然而,在这一点上,特朗普远非最鹰派的美国人。他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他喜欢做交易,不管交易有多不成熟。
  也许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撇开避免核战争不谈)是全球公域的管理——首先是大气层和海洋。关键问题是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没有多少时间来应对两者受到的威胁了。敌视这些事业和全球合作理念的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使必要的行动变得不可能。很多时候,本届政府似乎甚至不承认公共产品是一类值得关注的挑战。
  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世界需要异常智慧和有合作精神的全球领导。我们目前还没有。期待它可能是愚蠢的。但特朗普的连任很可能标志着决定性的失败。注意:2020年很关键。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2

旧文章ID:20711

孙成昊: 当弹劾落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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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成昊  来源:澎湃新闻

  近期美国国内政治大事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在国会发表任期内的第三次国情咨文,虽然内容了无新意,但他与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的“无礼”过招让两党矛盾、府会之争一目了然。不到一天之后,参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进行投票表决,最终否决了弹劾条款,判定特朗普无罪。如同战斗檄文一般的国情咨文和毫无悬念的弹劾结果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这场大戏如约而至。
  特朗普的反击
  在2月4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对弹劾一事只字未提。这一方面由于特朗普听取了幕僚的建议,不宜在国情咨文中通过对弹劾大做文章反击民主党,以表明自己的工作并未受弹劾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特朗普早已对参议院判定自己无罪成竹在胸,无需在国情咨文中过多纠缠。
  只不过,特朗普又回到了2016年竞选时的老套路,通过制造分裂和对抗来谋求选举胜利。国情咨文与其说是工作报告,不如说是一份谋求连任的竞选演讲以及攻击民主党的战斗檄文,吹响了“后弹劾时代”的第一声号角。
  特朗普在过去的国情咨文中还会强调两党团结的重要性,这次却从未提及,仅仅在绕不过去的两党议题上得到了民主党议员为数不多的起身鼓掌。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曾高呼两党要“跨越旧分歧、治愈旧伤痕、打造新联盟、创造新方案”,而2020年的国会现场却以佩洛西手撕国情咨文稿为落幕。
  特朗普的整个演讲充满急于求成的焦躁以及党派主义的偏见。除了夸耀自己在经贸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绩之外,特朗普还把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当作又一场竞选集会,甚至直接攻击民主党竞选人所呼吁的政策。特朗普抨击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方案,认为“不能让‘社会主义’摧毁美国医保”,还将提出要为未注册移民提供医保的民主党人称为“极端左派”,以打标签的方式激化美国国内党派与意识形态对立。当共和党人一次次鼓掌欢呼时,民主党人静坐沉默,众议院的民主党弹劾经理人希夫、克罗和纳德勒甚至从未起身。
  特朗普最具争议的做法是把美国最高荣誉的文职勋章“总统自由奖章”颁给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堡。林堡是美国保守派意见领袖,甚至被美国媒体称为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领军人物。林堡还因种族主义、“恐同”、辱骂女性等言论遭到广泛批评。当第一夫人梅拉尼娅为拉堡戴上奖章时,共和党人起身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民主党人一脸错愕,难以置信将如此殊荣颁给这样一位人物。这一场面成为美国两党分裂的又一个生动注脚。
  弹劾的后遗症
  就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的一天后,参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进行最后表决。投票结果与众议院发起弹劾时的状况类似,几乎严格按照党派划线。在针对第一项弹劾条款“滥用总统权力”的表决中,48票“有罪”、52票“无罪”,全部45名民主党议员、2名独立派议员和1名共和党议员米特·罗姆尼认为总统有罪,其余共和党议员认为总统无罪。在针对第二项弹劾条款“妨碍国会调查”的表决中,47票“有罪”、53票“无罪”,投票结果几乎完全按照两党党派分布。
  弹劾进程的尘埃落定不会让美国政治就此风清气正,相反,弹劾结果只会进一步刺激两党分歧,并在美国大选的背景下日趋激烈。民主党不甘心就此罢手,而对于特朗普与共和党而言,无罪的结果无疑增加了其反击民主党的底气与理由。
  弹劾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对特朗普形成致命一击,民主党也将自食其果。民主党从一开始就主动把弹劾与大选挂钩,认为特朗普利用总统职务之便调查竞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造成选举不公。但民主党在此后发起的两项弹劾条款都较为牵强,在后期的一系列听证会上也未能获得足以定罪特朗普的铁证。民主党实际上早已放弃争取参议院定罪特朗普的目标,转而通过听证会以及分化共和党破坏特朗普的形象和领导力。
  然而,民主党的目标难以实现,特朗普与共和党却气势如虹。经此一役,特朗普的执政地位及在共和党中的威望再次稳固。投票结果证明,除了一向反对特朗普的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在第一项弹劾指控中背叛共和党外,其他在此前有所顾虑的共和党议员都选择坚定站在总统一边。这意味着共和党党内即使有不同的声音,在大选拉开帷幕的关键时期力挺总统仍是本党的首要任务,特朗普通过弹劾一事也展现出仍有凝聚本党的能力。
  定罪失败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对特朗普的调查同步结束。由于民主党并不把定罪作为调查的唯一目标,更多是为打击特朗普形象并为民主党竞选人助选,民主党将继续在涉及“乌克兰丑闻”等事件上穷追猛打,挖掘可供打击特朗普的材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称,众议院民主党人可能继续调查特朗普,还可能传唤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作证。
  针对民主党长久以来的密集火力,特朗普与共和党下一阶段将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进攻,两党斗争将更加凶狠。正如特朗普在白宫针对参议院投票结果所发表的讲话所示,其丝毫没有展现出与民主党修补关系的姿态,而是继续针锋相对,新一轮两党博弈在所难免。
  民主党的困境
  在特朗普与共和党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民主党面临的更大挑战将是究竟谁有资格代表本党挑战特朗普。随着首个初选州艾奥瓦州的初选结果出炉,民主党党内选情的走势更为扑朔迷离。
  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艾奥瓦州初选沦为民主党的大混战。从结果看,桑德斯和布蒂吉格成为赢家,拜登成为最大输家。拜登在艾奥瓦州的失利主要归咎于其对艾奥瓦州的竞选投入太晚太少,但他毕竟是“树大根深”的建制派政客,根据“真实清晰政治”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的民主党初选综合民调,截至2月5日拜登的支持率为27%,比第二名的桑德斯高5.2%。艾奥瓦州的票数并不多,但这一结果仍将打击拜登之后的选情走势。
  对于拔得头筹的桑德斯和布蒂吉格而言,布蒂吉格的前路将更具挑战。布蒂吉格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广泛的选民联盟,尤其缺乏非白人选民的支持。在即将到来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桑德斯和布蒂吉格仍可能成为党内前两名,布蒂吉格在艾奥瓦州的优异战绩将吸引一些摇摆选民最终把选票投给他。但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优势并不能确保布蒂吉格最终能顺利出线,之后的“超级星期二”(编注:指美国多个州同时选举两党总统竞选人的星期二)才是真正考验。
  当目前印在选票上的民主党竞选人激战正酣时,还不应忘记尚未“现身”的另一位竞选人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尽管缺席前四场初选,但即将投身3月3日“超级星期二”初选的布隆伯格已经在各类媒体和宣传方面投入巨资。如果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选情继续疲软,布隆伯格很可能将成为民主党内温和派狙击桑德斯的希望。然而,布隆伯格的软肋也十分明显,放弃前四场初选让他起步时动力不足,又难以取得非洲裔美国选民的支持,一些年老的蓝领选民也未必会果断抛弃拜登改投布隆伯格。
  总之,民主党的“内战”才刚刚开始,目前也看不出谁能真正取得党内多数支持,取得弹劾胜利的特朗普则早早将共和党再一次团结在身后。弹劾的结束不会终结华盛顿的党派斗争,两党业已形成的深刻分歧只会让今年的总统大选和美国政治更加撕裂,而这场政治闹剧也将随着新总统人选的出现进入又一个循环。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0

旧文章ID:20710

疫情如何影响中美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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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赵明昊(MinghaoZhao),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持续,这不仅使中国面临重大的挑战,也给本已负重前行的中美关系带来新难题。按照计划,“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的部分内容在本月开始执行。但不少人担心,疫情将使协议的执行受到影响。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疫情正给中美两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压力,中美双方是深化协调与合作,还是任由形势恶化,北京和华盛顿亟待作出正确的选择。
  无疑,对于中美两国而言,2020年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虽然湖北等地出现疫情,但中国仍希望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和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目前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可控的。按照巴克莱资本的预估,疫情将拖累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约0.2个百分点,若疫情进一步蔓延,可能拖累中国全年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使2020年经济增长率降至5.5%。
  与2003年SARS疫情时相比,如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大大提升,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从4%升至18%。若中国经济因疫情受到较大影响,世界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最大努力遏制疫情,但疫情难免导致中国经济活动的萎缩,这不仅会抑制对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还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近日欧佩克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原油价格已经下跌16%。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专家称,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破坏大于SARS,或将造成全球经济产出降低1.8-6个百分点。
  疫情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近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企业会重新考虑供应链布局,这将加速工作机会回流至北美地区。这一言论显然是十分短视的,而且从道义上讲也不适当。疫情如果持续蔓延,不仅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会遭受更大压力,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一方面,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会受到影响,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将为之付出代价。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武汉等城市是中国制造业中心。据统计,超过450家美国进口商自中国进口的产品来自湖北地区。苹果公司供应商富士康在武汉也设有工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由于部分中国工厂将关闭,疫情已影响苹果在中国的运营。美国公司和普通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目前已有4500余家美国公司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关税豁免申请,并表示无法找到中国进口商品的替代品。
  另一方面,如果任由疫情打击中国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朗普政府本希望中国在未来两年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但考虑到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因素,该目标或许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此外,中国赴美游客或留学生会减少,美国服务业在中国的营收也会受到不利影响。根据高盛公司预测,疫情将导致中国的旅游支出和美国对华出口等出现下滑,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因此会下降约0.4个百分点。
  显然,保持经济的稳健增长是特朗普政府今年施政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影响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关键因素。特朗普总统在近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大力宣扬美国的经济成就,但很多分析人士对此表示质疑,他们担心美国经济仍然面临衰退风险。实际上,1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全年GDP增长率为2.3%,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低于特朗普政府承诺的3%。
  在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影响下,美国的出口和投资受到冲击,美国制造业也遭遇新的困境,就业形势其实并不像特朗普说的那样好。从美国劳工部1月23日发布的数据看,从去年年底到1月中旬,由于贸易紧张局势,美国制造业、运输和仓储、建筑、教育服务、住宿和食品服务行业均出现裁员现象。1月底,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增势放缓,虽然失业率仍保持低位,但就业市场整体或已饱和。
  此外,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与英国、欧盟达成新的经贸协议来提振美国经济,也绝非易事。美国和英国在数字税、农产品和药品市场准入等领域存在重大分歧,若双方不做出实质性让步,很难达成有意义的协议。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谈判也非常艰难,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要对欧盟汽车等产品征收新的关税。考虑到美国总统大选年的因素,美英、美欧或许会达成“迷你版”协议,但对美国经济的真正助益并不会太大。
  总之,特朗普政府不应对美国经济抱过于乐观的态度,它应看到,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上升。白宫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疫情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中美双方应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尽早作出妥善安排,在商品采购等方面美国需要给予中方一定的灵活度。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应考虑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在关税豁免等问题上采取积极举措,帮助美国企业和它们的在华供应商应对疫情带来的困难。美国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不仅有助于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也会给中美缓和紧张关系、建立更大互信带来新的机遇。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3

旧文章ID:20709

神经科学能否预测大选?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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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夏天,当希拉里·克林顿看上去几乎要赢得总统大选时,斯宾塞·杰罗尔(Spencer Gerrol)向他在纽约曼哈顿用户体验设计部门的绝密神经科学团队安排了一个新项目。

  杰罗尔当时是“火花实验”公司(SPARK Experience)的CEO。在3年半的时间里,他雇佣了一支由数据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四人团队,做着与公司日常业务完全无关的工作,这让他公司的其他高管们颇感疑惑。这支研究团队并没有推广公司品牌,而是在开发一种测量不同刺激如何影响人类大脑和情绪的工具和算法。这支“秘密部队”被称为“火花脑电波”(Spark Brainwave)。
  尽管杰罗尔是在做秘密研发,但卡兹传媒集团(Katz Media Group)却聘用了“火花脑电波”团队来研究特朗普的竞选广告,特别是投放在摇摆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广告。
  在宾州,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用反移民广告来“轰炸”,特朗普在宾州的集会演说中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叙事——移民正在伤害你、盗窃你、抢走你的工作,只有特朗普才能帮你解决问题。他的竞选团队相信,这种叙事能在经济不景气的地区引起共鸣。特朗普团队在佛罗里达州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因此,杰罗尔的“火花脑电波”团队决定研究这两个州犹豫不决的选民。他们向选民播放特朗普的竞选广告和演说,并用头戴式耳机测量他们的脑电图和皮肤电反应。
  测试的结果使杰罗尔和他的团队颇为惊讶,他们发现许多声称自己是独立派的人其实是“隐藏的特朗普选民”,这些选民还分成两种:一种是那些害怕向民调机构承认自己是支持特朗普的人,因为他们不想被人评判。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已经是特朗普选民,只是他们会对外人说自己还没有做决定;另一种人自己确实不知道该投票给谁,但基于他们对特朗普广告和演说的情感反应上看,他们实际上很有可能投票给特朗普。比如,研究团队测试后问选民:“看,当特朗普谈到墨西哥人进入美国时,你的情绪波动很大。”摇摆选民说:“确实,他讲到这时我的确很情绪化,我对此很生气。”
  “火花脑电波”的首席神经科学家瑞安·麦克加里(Ryan McGarry)对研究的结果信心十足,坚定地认为特朗普能赢希拉里。他们的研究当时得到了《华盛顿邮报》一些轻描淡写的报道,但大部分人都对此不削一顾,因为民调解释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最后的选举结果表明,杰罗尔的研究确有先见之明,特朗普不仅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和佛罗里达,而且在整个中西部都远远超过了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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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竞选专家和政治观察人士在跟踪候选人动态时,都会看民调走势。尽管电话调查还有其他类似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但在传统上这一直是可用的最佳数据。不过近年来,像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这种事实冲击,着实令民调机构难以招架。最近的例子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此前在艾奥瓦州初选的大部分主流民调中基本都是第一或者第二,但是选举结果却是他的普选票和代表人票都掉到了第四,甚至得票率要比民调平均数据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
  民调之外,杰罗尔运用神经科学预测选举的成功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比如,进一步探究选民对政治广告的反应可能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事实上,据美国媒体的估计,今年的总统选举季在政治媒体的支出上将达到创纪录的60亿美元,换句话说,2020年选举将是一场实打实的“广告战”。比如最近,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亿万富翁候选人迈克尔·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都在“超级碗”上购买了大量广告时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早期初选州的电视广告上花了1000万美元;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去年第四季度的筹款收获颇丰之后,今年在早期初选的四个州花了3000万美元做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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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1月,神经营销公司“神经洞察”(Neuro-Insight)基于稳态脑地形图(Steady State Topography,SST)的神经追踪技术来测试初选选民对当时支持率最高的三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沃伦和桑德斯的广告的潜意识反应——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分析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的广告。
  “神经洞察”的研究样本是纽约的53位民主党注册选民,它的研究发现:1)拜登的广告将怀旧情节做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2)沃伦的广告对测试者情绪化反应的激发程度很低;3)桑德斯的广告情绪化反应和记忆编码都很低。我们不妨对此一一分析。
  1)拜登的广告将怀旧情节做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测试者在看到拜登讲述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怀旧生活时,他们大脑中的情感反应非常强烈。事实上,拜登的竞选广告很喜欢采用黑白照片的模式,将自己年轻时期的形象展现出来。
  拜登最近在艾奥瓦州投放的名为“坐车回家”(Train Home)的广告就是怀旧情结的典型,广告讲述了他早年担任国会议员期间,还经常乘坐阿西乐特快列车回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尽管他们已经有所需的医疗保健”。
  拜登这种营造怀旧情结的技巧是不是他刻意所为不得而知,但根据去年底阿克西奥斯网站(Axios)的分析,或许拜登真的只想用怀旧情结来捆绑中老年选民。例如按照年龄层次划分,拜登的广告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45至64岁的中年及65岁以上的老年选民,24岁以下的选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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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正如许多媒体分析的那样,千禧一代甚至是“Z世代”可能是今年摇摆州中的关键选民群体,如何激发他们的投票热情可能是制胜的关键。在这方面,拜登或许已经落后了许多,最近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两场初选也印证了这点。
  2)沃伦的广告对测试者情绪化反应的激发程度很低。这是一种好现象还是坏现象?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测试者对她广告的记忆编码都有显著提升,这可能要归功于她在广告中对关键信息的突出。普遍来看,沃伦的广告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用白绿搭配的加粗字体,以此来加深观众的印象。
  虽然加粗字体的手法在政治广告中十分普遍,但沃伦广告的这种手法所导致的情绪性反应降低和记忆编码的升高,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选民摈弃对女性候选人情感化的偏见,从逻辑优先而非情绪优先的立场出发来听取沃伦的意见,这可能会对她的选举有一定的帮助。
  3)桑德斯的广告情绪化反应和记忆编码都很低。桑德斯的广告可能是三者中反响最为矛盾的。一方面,数据显示他的广告对测试者记忆编码和情绪化程度的激发都是最低的。另一方面,当他讲到他几十年来捍卫工人权利的故事,以及如何打击华尔街和大型制药企业时,测试者情绪化的反应达到了一个小高峰。考虑到桑德斯今年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年轻选民的投票热情,或许他的广告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记忆因素,只要通过“斗士”的形象来激发青年人的激情就以足够,这也是他在最近两场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表现突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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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科学作为预测工具当然还有许多可以被质疑的地方。比如,将接受测试者予以细分,来自不同州或地区、不同党籍、不同性别、不同族裔、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同一条信息的潜意识反应有多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会如何影响对选举结果的判断?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神经科学是否有可能成为辅助工具来帮助候选人竞选?比如帮助候选人找出他们对选民最具情感影响力的故事,然后更有针对性地讲述这些故事。从现有的公开报道来看,已经有政治人物用了这项技术帮助其赢得选举。2015年11月,《纽约时报》曾报道,墨西哥前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在他2012年竞选时运用了神经营销,这引来了很大的争议,导致他发誓永不再使用。
  相比之下,美国的竞选政治基本上就是激烈的广告战,而美国选民似乎已经习惯于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广告商和政治竞选活动利用深度个人信息来瞄准和操纵他们。正如美国科技记者乔·拉藻斯卡斯(Joe Lazauskas)所言,运用神经科学的营销很可能是奥巴马2008年在线筹款和社交媒体,以及2016年特朗普竞选广告背后的秘密武器。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年巨额广告战的背景下,那些精通数字竞选的候选人或将在暗线进行一场神经营销的低调“军备竞赛”。
  2017年,杰罗尔已经在其团队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公司“火花神经”(SPARK Neuro),从最近《纽约客》科技记者苏·哈珀恩(Sue Halpern)的深度报道来看,这家公司已经开始对今年民主党主要候选人开展研究。不过据称他们还没有决定将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或者将为谁效力。但是,“火花神经”在2018年得到了由特朗普的硅谷盟友彼得·泰尔(Peter Thiel)领投的1350万美元A轮融资,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已经捷足先登了呢?

  参考资料:
  Joe Lazauskas. The Neuroscience Technology That Could Change the 2020 Election. Usejournal. Feb 11, 2019.
  Joe Lazauskas. We Strapped Neurosensors to Voters and Showed Them 2020 Campaign Ads. Medium. Jan 27, 2020
  Roger Dooley. Will Neuromarketing Drive 2020 Campaign Outcomes?. Forbes. Aug 19, 2019.
  Sue Halpern. The Neuroscience of Picking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New Yoker. Feb 3, 2020.
  Sara Fischer. Campaigns target younger voters online. Axios. Dec 14, 2019.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2

旧文章ID:20708

“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领跑提名战,美国民主党温和派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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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2月11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拔得头筹,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提名战的领跑者。
  不过,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涨势头,正越来越让民主党中的温和派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桑德斯不仅不能帮助民主党夺回白宫,还可能殃及民主党对众议院的控制。
  桑德斯“出线”前景吓坏民主党
  根据最终统计结果,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了25.7%的选票,领先第二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1.3个百分点。
  外界分析普遍认为,新罕布什尔州的胜利将进一步巩固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中的领跑地位,上周在艾奥瓦州党团会议角逐中他与布蒂吉格几乎平分秋色,仅落后布蒂吉格0.1个百分点。
  从民调来看,桑德斯也在稳步上升。在本周公布的两项全国性民调中,桑德斯在所有民主党竞选人中处于领先地位。而此前一直在全国性民调中领先的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支持率则大幅下跌。
  新罕布什尔州的胜利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预测,桑德斯最终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在上升。《纽约时报》2月12日的一篇文章将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称之为桑德斯的一场“战略性胜利”,称这为他打开了通往赢得提名的道路。
  不过,作为一名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左翼参选人,桑德斯可能最终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景,越来越让民主党内的温和派感到不安。
  《纽约时报》12日另一篇文章报道称,他们担心民主党明显左倾不仅不会帮助他们夺回白宫和参议院控制权,还有可能会让民主党丧失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
  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于那些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取代共和党人进入众议院的新晋议员。这些议员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来自于共和党选民占多数的选区。
  除了总统大选,今年1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35个席位将进行换届改选。以往总统候选人总是可以利用自己对选民的号召力,帮助竞选参议员或者众议员的本党人士。不过,这些面临连任压力的民主党议员担心,如果桑德斯这样一位左翼人士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不仅帮不上忙还可能毁掉他们的连任机会。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Dean Phillips)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18年击败共和党对手当选该州联邦众议员,今年11月将面临改选挑战。
  “我是自1958年以来我的选区选出的第一名民主党人(联邦众议员),”菲利普斯说,“我(在选区)吸引了很多独立派或者温和派共和党选民的支持,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是在很长时间里第一次把票投给一个民主党人。我很尊重桑德斯作为一名联邦参议员,但是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对于许多来自像我一样选区的人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桑德斯一直以“民主社会主义人士”自居,他提出的包括提高富人税、全民医保计划、大学免费、免除学生贷款等激进主张早已吓坏了许多人。民主党内部许多人认为,坚持左翼路线的桑德斯无法在大选中打败现任总统特朗普。
  曾长期担任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负责人的史蒂夫·伊斯雷尔(Steve Israel)对《纽约时报》表示,“特朗普会把每一个民主党人描绘成‘社会主义者’,一个‘伯尼·桑德斯式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在竞选参议员还是县里的治安官。”
  民主党“救世主”尚未出现
  为了在提名之路上阻止桑德斯的脚步,民主党温和派需要一个更加强势的候选人。但是在眼下民主党阵营几名温和派参选人中,似乎还没有哪一位显示出能够赢得大多数民主党选民的迹象。
  前副总统拜登此前被许多民主党建制派视为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他在此前的全国民调中也一直保持领先。但是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拜登几乎一败涂地,民调也出现崩盘迹象。
  另一位温和派参选人布蒂吉格尽管上周在艾奥瓦拔得头筹,本周也在新罕布什尔州取得第二名的成绩,但是外界对于他接下来的表现还是有所疑虑。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2日报道中指出,作为一位白人精英和同性恋者,布蒂吉格能否赢得宗教信仰虔诚的非洲裔选民和其他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还是一个问号。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桑德斯目前的优势并非坚不可摧。尽管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拔得头筹,但是相较于2016年超过60%的得票率,此次25.7%的得票率很难说是一场胜利。
  布蒂吉格、拜登和克洛布彻三位温和派参选人共获得了接近53%的选票。这表明,除了自己的基本盘之外,桑德斯并没有获得大多数温和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因此,桑德斯目前的优势正是建立在民主党温和派四分五裂之上的。《纽约时报》指出,除非出现一个能够凝聚支持的人物,否则就算只依靠自己的基本盘桑德斯就可以继续赢得其他州的初选,而这将是民主党领导层不愿意看到的前景。
  据《纽约时报》报道,除非出现一个能够号召大多数民主党选民的人选出现,民主党领导层可能会考虑将另一位民主党参选人、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视为“救世主”。
  布隆伯格曾是共和党籍,后转为独立人士,2018年注册为民主党人。去年11月布隆伯格宣布参选,理由是担心其他民主党参选人没有打败特朗普的胜算。
  此前就被视为拜登最大威胁的布隆伯格近期大有取代拜登之势,完全自费参选的布隆伯格所采取的“金钱买选票”战略似乎在近期起效,其在全国民调中的排名稳步上升。
  布隆伯格在非洲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近期也在上升,一项民调显示,布隆伯格在这一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近期猛增到22%,几乎与拜登旗鼓相当。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已经有3名非洲裔国会议员已经表示支持布隆伯格。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4

旧文章ID:20706

美国政府如何应对境外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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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涓 编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10期 
编者按:进入2020年,对地方政府施压,抵制中国“渗透”成了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的一个新举措。2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州长联合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心内容就是提醒在坐的各州州长,他们是中国政府的“统战”对象,如果不提高警惕,他们可能变成为中共服务的工具。2月11日,美国新媒体Axios记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采访了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应对境外势力影响的官员。《中美印象》将这篇文章编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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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联邦调查局的应对境外势力影响特别工作组悄悄增设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task force),专门对抗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影响。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在一次独家采访中首次透露了这个小组应对中国政府干预美国地方和州政治的方法。

为什么这很重要:“这(中国的政治干预)从根本上说是对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世界秩序的潜在的系统性挑战,” 联邦调查局官员向Axios讲述了中国在这方面所作所为。

大局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投入大量资源来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的政治环境。
  · 与俄罗斯不同,中共侧重于培育长期关系并利用经济手段强迫人们顺从,而不是针对特定的选举活动。
  · 联邦调查局官员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中国对联邦政府部门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政府为了从政治上影响美国打的是持久战。因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中国是如何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的。”

上周末,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中国在对美国地方和州级官员搞统战。
中国实施其影响力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其不断增强的经济优势。这包括:
  · 在地方和州一级使用经济上的“胡萝卜和大棒”手段。
  · “暗箱捐款”:非法汇入中国资金,参与美国政治。
  · 使用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代理人与美国个人和组织建立依赖关系。
  · 这些行为发生在政府和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位官员说:“这些手段在小到市长和大到更高的民选官员上同样奏效”。

联邦调查局工作组的官员告诉我们境外势力影响是否有害的衡量标准,这就是:“具有颠覆性,手段隐蔽,违法犯罪和胁迫” 。这位匿名官员与Axios解释了这四个词语:

  · 具有颠覆性:“破坏民主程序或影响人民投票的能力”。
  · 手段隐蔽:“外国政府参与的任何不透明的活动,对于目标受众来说都是隐瞒不告知的行为”。
  · 违法犯罪:“美国有一系列选举犯罪。我们很担忧这些犯罪。我们最关注的违反竞选财务规定,即外国资金进入美国选举政治”。
  · 胁迫:“有某种形式的等价交换,某种经济上的“胡萝卜和大棒”,这是中国人经常使用的方法。”这位官员说,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与共产党相处甚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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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官员说:“我们当然不是关注所有中国学生或所有美籍华人。这不是仅仅发生在美籍华人身上的事情”。

特别行动小组的工作方式:这个小组是FBI应对境外势力影响工作组的一部分,设在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部门内,并有来自刑事调查、网络和反恐部门的支持。

  · 行动小组调查非法活动并提供预防性简报,这实际上是教育公司、组织、学术机构和政府官员有关特定情况所存在的潜在风险。这位官员说,联邦调查局不断收到希望收到简报和类似工作的请求,这些请求 “来自学术合作伙伴,来自私营部门,来自美国政府和决策者”。
 
联邦调查局的建议:尽一切可能管理风险。

  · 这意味着了解资金的来源以及与中国任何组织的联系,以及在旅行中如何安全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和商用笔记本电脑。

底线:中国正在加强对美国现金短缺的地方和州政府的影响力。

  · 这位官员说:美国公司和各机构必须以更聪明的方式来与中国打交道,以降低风险,因为 “大多数已经与中国政府某些机构进行接触过的人或者机构一般很难对中国说‘不’”。

下图:美国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十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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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拢美国地方政府的手段

不少国家都试图影响美国的内政,但中国在手段和目的方面独树一帜。
 
为什么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很重要?

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归根结底,我们不是盯着一次选举不放,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过程不被外力干扰,我们的决策人的能力不被削弱。”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都在美国从事干预美国内政的活动,但他们的目的大相径庭。
 · 俄罗斯人希望我们自己内讧。
 · 伊朗人希望我们不要干预他们的内政,
 · 中国是要制造我们的衰亡。
 
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境外搞隐蔽渗透的另外两个不同点是方法和规模。
 · 方法:中国最常用的工具是财富。他用包括奖赏和惩罚在内的手段影响目标的行为。
 · 规模:中国的海外渗透是全球性的,而且一竿子插到地方政府,甚至到小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俄罗斯人和伊朗人的活动一般是区域性的,规模也有限。他们没有中国全球出击的能力和经济优势。

这位官员还说,“我们面临的规模和层次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影响力的增加跟他们全球经济势力的增长绝对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撒网的第一步一般是中国代表团访美、邀请美国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去中国访问(这些访问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提出回报不错的投资项目或其他经贸协议。
 ·  北京的目的是在各个政府层面与更多的对中国态度友好的官员拉关系,拿发展项目或廉价的电讯基础工程项目做诱饵。

如果你觉得发展这样的关系不会造成伤害、这是我们需要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创造就业机会,那就不免会影响联邦层面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认知会形成偏见,偏见影响决策环境。

延伸阅读点击以下链接下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2月8日在美国州长协会上的主旨发言:
/Uploads/kindeditor/file/20200214/US States and the China Competition.pdf

来源时间:2020/2/14   发布时间:2020/2/14

旧文章ID:20704

布隆博格发起“媒体闪电战”,斥资打造“最酷候选人”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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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为了吸引年轻选民的注意,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参选人、前纽约市市长布隆博格的团队近日正与一些社交媒体账户接洽,邀请其为布隆博格扩大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并向这些社交媒体账户付费。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13日报道,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布隆博格发起了一场“媒体闪电战”,邀请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一些有关他本人的有趣笑话,以此扩大他在年轻人当中的支持率。
  布隆博格的团队已经与许多Instagram账号进行了接洽,其中包括一些只有2000粉丝的小账号,也包括一些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段子”生产账号。这些账号最近开始发布一些“伪造的”布隆博格本人的聊天截图,以打造布隆博格“最酷候选人”的人设。
  其中一个段子,显示布隆博格本人在聊天截图中说:“你能发一个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最酷候选人的表情包吗?”与之对话的人问,“你想要什么样的?”截图中的布隆博格发送了一个自己穿着时髦的表情包。
  发布该截图的社交网站账号在Instagram上拥有6000万名粉丝,以发布笑话“段子”而出名。
  上周,美国新闻网站《每日野兽》报道称,布隆博格竞选团队向拥有1万至10万名粉丝的社交网络账户支付150美元邀请其做推广,这相较于他618亿美元的净资产显得很少。但布隆博格团队对更大规模的社交网络账户支付的金额仍然未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布隆博格已经为竞选广告投入了3.5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亿万富翁汤姆•施泰尔(1.78亿美元)、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3700万美元)、皮特•布蒂吉格(2900万美元)、沃伦(2100万美元)和拜登(1200万美元)。
  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一些批评人士指责布隆博格实际上是在试图“购买选举”。桑德斯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他拥有竞选公职的一切权利……但他无权‘购买选举’。这正是美国政治的问题。”

来源时间:2020/2/13   发布时间:2020/2/13

旧文章ID:20705

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为早日夺取胜利而忠诚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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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家广电智库

记得整整6年前,同样在2月,北京雾霾很重的日子里,很多人也不敢出门。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伟岸的身影出现在南锣鼓巷,走街串巷,谈笑风生,犹如走亲访友。那一次,他没有戴口罩。当时的新闻里说,“雾霾尚未散去,总书记已经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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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同样是2月,病毒仍在肆虐,总书记再次走来!就在昨天,还在莫名其出处、难查其所在的新型病毒尚未阻断灭绝的时候,还在许多人惴惴不安的日子里,习近平总书记信步走进北京安华里社区,这一次,他带头戴口罩、测体温,做遵守防疫规定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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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无一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及雾霾天气的时候,总书记曾在7年前的全国两会上饶有风趣、淡定从容地说,小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习近平同志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走进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代。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无一不保持和发扬革命斗争精神。面对这次突然爆发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作为最高统帅迅速向全国发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动员令,以雷霆万钧之势,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打响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时刻把人民放心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有多么危险,领袖和我们紧紧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疫情防控基层第一线,靠前指挥,再部署、再动员、划重点、指方向,发出了“早日夺取胜利”的伟大号召,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决心,极大地鼓舞和提振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疫情魔鬼斗争到底的勇气士气。

贯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宣传引导战役全过程,国家广电总局党组始终摆在第一位的、反复要求强化的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反复着重强调的是必须做到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号令、一切行动服从党中央的指挥部署。落实总局党组提出的政治要求、政治标准,全国广播电视战线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月10日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的“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营造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舆论氛围,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的总要求,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责任感,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以赴、英勇奋战,在“深入、营造、凝聚”上狠下功夫、下狠功夫,努力开辟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宣传引导工作新局面。

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战线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要把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看齐意识”融化在骨髓里、落实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宣传引导战役的具体工作中。向总书记学习、向总书记看齐,紧跟核心、紧随领袖、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忠诚英勇的战斗表现,证明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核心的忠诚。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迅速传达下去。各地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各网络视听机构,包括村村通、村村响的每一个大喇叭小喇叭,所有的频率频道,所有的开机画面,所有的专题专栏专区,所有的应急广播喊话,务必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和作出的最新指示传递下去、传播开来,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光辉形象和领袖风范,让每一个人都听到最高统帅铿锵有力、成竹在胸、指挥若定的声音,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无坚不摧的坚强领导和无微不至的温暖关怀。

要迅速集成制作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音视频专题作品。要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新闻报道、专题节目栏目专区以及各类宣传片中,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画面和领袖风范呈现出来,把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宣传报道出来。要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突出宣传工作的主题主线要求,全面贯穿到宣传战役指挥和宣传引导工作中,贯穿到所有新闻报道和视听节目中,坚决做到广电总局党组反复强调的“宣传核心、维护核心”。

要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早日夺取胜利”的伟大号召。要把这个伟大号召放置广播电视媒体头条、网络视听媒体“首页首屏首条”,突显出来,展示出来。早日夺取胜利!习近平总书记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心,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顺应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坚持道义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衷心祝愿和期盼。要通过强有力地宣传舆论引导,把“早日夺取胜利”的伟大号召,迅速转化为激发凝聚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攻坚力量。

要把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作为宣传引导工作的重心。当此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全国大范围复工的关键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明察秋毫、审时度势,抓住社区防线这个第一道关卡,牵住联防联控这个“牛鼻子”,作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的重要指示。明确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要以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来检验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社区居民发动起来,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全国广播电视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构筑人民防线”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丰富内涵,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四力”要求,做到宣传“六进”,特别是深入社区、村寨防控基层一线,全方位、全面貌、全风貌地把全国社区、农村地区实行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进展、做法、经验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各方面工作及时反映出来、重点突出出来。

要继续发扬广播电视战线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尽锐出战、再接再厉报道好宣传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战斗风貌和战斗态势。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时时刻刻对湖北和武汉的牵挂,及时传达传递给湖北和武汉人民。要把总书记高度赞扬湖北特别是武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信心、顾全大局、自觉行动、顽强斗争的精神传达传递出来;要把总书记高度赞扬全国各地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高度赞扬各地区前往湖北和武汉支援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各方面人员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传达传递出来;要把总书记对在这次疫情中不幸病亡的群众深切的悼念之情,对患病者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诚挚的慰问传达传递出来。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宣传工作要求,充分展示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和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要不折不扣坚决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着力加强舆论引导工作。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要重点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武汉和湖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五个方面”最新部署和要求。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湖北和武汉的关心重视,宣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宣传一线医务人员、基层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的坚强意志。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和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依法防控,提高人民群众自我防护能力。同时,要统筹做好全国各地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的宣传。

国家广电总局党组号召全国广播电视战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强化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冲到一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决战在即。宣传引导工作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国广播电视战线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必须首先是一名党的忠诚战士、人民的忠诚卫士。越是危险越向前,把“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铭刻心间,付诸行动,让党旗在阵地第一线高高飘扬!

来源时间:2020/2/12   发布时间:2020/2/11

旧文章ID:20720

美国今年大选,特朗普前景一片光明

作者:从余启  来源:我与我们的世界

  本期导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于2020年11月3日举行,此次是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同时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及参议院33个议席也会进行改选以产生美国第117届国会。
  民主党之前参选的希拉里·克林顿(曾参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但在选举人票败于唐纳德·特朗普)后来已表态不参选。另一位潜在参选人是星巴克咖啡的董事长和执行长霍华德·舒尔茨,但他还没正式参选便已遭受示威者当面破口大骂而被传媒广泛报导。
  截至2019年5月中旬,5个民主党人的支持度较其余的党友为高:乔·拜登、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华伦、贺锦丽、皮特·布塔朱吉,贝托·欧洛克的支持度下跌至低于5%。截至6月初,布塔朱吉的支持度升至第3,但亦有报导指华伦(15%)的支持度比布塔朱吉(14%)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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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有报导指拜登支持度下跌,桑德斯支持度平稳,华伦支持度上升,贺锦丽(8%)返回第4[11],甚至有报导指拜登被华伦超前了[12]。截至11月中旬,以下5人支持度较高:拜登(20%)、华伦(16%)、布塔朱吉(15%)、桑德斯(14%)、加巴德(6%),贺锦丽下跌至3%。12月中旬,布塔朱吉支持度明显下跌,支持度顺序是拜登、桑德斯、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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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初的艾奥瓦州初选由于技术问题还没有决定谁胜,只显示这些人输了:华伦(18%)、拜登(15%)、克罗布彻(12%)。

Americ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美国总统选举

  The Democratic primaries will be a contest between radicals and repairers. The repairers have the better case.
  美国大选民主党初选选战,将是“激进派”与“修复派”之间的对决,且“修复派”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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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 devastating contrast. As the Iowa caucus turned into a fiasco (Democrats blamed the softwar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iled an “American comeback” in the state-of-the-union message and basked in his acquittal by the Senate over impeachment. 

With the economy roaring and his approval ratings ticking up, Mr Trump looks likelier than ever to triumph in November. Compare that with the Democrats after Iowa, in which no candidate won the backing of much more than a quarter of caucusers.

Democrats agree that ending Mr Trump’s bombastic tenure is their priority. But their champions, now trudging round New Hampshire eking out votes before next week’s primary, are starkly divided over what to offer Americans in his place. The left argues that America has stopped working for most people and thus needs fundamental restructuring. Moderates recommend running repairs. A lot rests on which side prevails—the radicals or the repairers.

Any of the front-runners could yet end up as the nominee: the radicals, Bernie Sanders and Elizabeth Warren; or the repairers, Pete Buttigieg and Joe Biden (despite his bad day in Iowa). So at a pinch could Michael Bloomberg, another repairer, who is spending gargantuan sums before Super Tuesday next month. But on every count the repairers have the better of the argument.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at Mr Trump, to achieve things and, most important, to do what America needs.

It is striking that all of the plausible nominees are campaigning to the left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2012 and Hillary Clinton in 2016. They all have ambitious plans on climate change; and, with the exception of Mr Bloomberg, are sceptical of free trade. Nevertheless, Mr Sanders, who calls himself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nd Ms Warren, a capitalist, are distinctly more militant in both style and substance.

This is partly a matter of degree, as health policy shows. All Democrats want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without health insurance, which has risen from 27m to 30m under Mr Trump, to be reduced, ideally to zero. The repairers would expand Obamacare’s market-based system until everyone was covered. Mr Sanders and Ms Warren, by contrast, would nationalise health insurance, revolutionising health care, a $3.8trn business accounting for 18% of GDP and which employs 16.6m people.

There is also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abou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ake labour rights, for instance. All Democrats evoke a mythical golden age when people were rewarded fairly for a day’s work. The reformers would increase minimum wages to, say, $15 an hour and spend more on education and retraining. The radicals would force any largish firm to put workers on its board—Ms Warren would give their representatives 40% of the seats, Mr Sanders 45%. Mr Sanders would require firms to transfer 20% of their equity to workers’ trusts. 

Both would create a system of federal charters to oblige firms to operate in the interests of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workers, customers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as well as shareholders. Such a government-mandated shift in corporate power has never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radicalism is based on three misconceptions. The first is that Mr Trump showed in 2016 that you win elections through the fervour of your base rather than making a coalition. That is unlikely to work for Democrats in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end not to be kind to candidates who pitch their camp far from the political centre(中庸之道乃正道). Voters perceived Hillary Clinton as more extreme than Donald Trump in 2016, and it did not end well for her. In a 50:50 country, marginal handicaps matter.

Mr Trump would have fun with Mr Sanders, who wishes to double federal spending overnight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 to the president, honeymooned in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no accident that in his state-of-the-union message Mr Trump pointed to Juan Guaidó, the Venezuelan opposition leader who was his guest for the evening, and reminded Congress that “socialism destroys nations”. 

Few voters are hankering to ow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suburban Philadelphia or Milwaukee, whe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probably be decided.

Another misconception is that a radical who did get into the Oval Office would accomplish much. Some Democrats say that the intransigenc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means an approach built around compromise is worthless. The pursuit of incremental change, they reckon, is an admission of defeat at the outset. 

They are right that the two parties in Congress have forgotten how to work together. Today’s Senate is likely to accomplish less than any other in the past half-century. Their idea is to take on Mr Trump’s reality-TV populism with red-blooded economic populism. 

That might thrill activists and terrify Wall Street, but it would be both unproductive and self-defeating. Democrats believe i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y are condemned to try to make it work, not demonstrate that it cannot.

The last misconcept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rns the substance of what the radicals would like to achieve. Ms Warren takes her faith in government to extremes. If she had her way, the state would break up, abolish or impose fresh regulations on about half of the firms owned by shareholders or private-equity groups. 

Mr Sanders would go even further. Both candidates treat private capital as if it operates with sinister intent, even as they embrace the state as if it were benign, capable and efficient. That is naive. Just as thriving businesses at their best invigorate and enrich, so government at its worst can be capable of heartless cruelty and indifference.

There are moments wh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quired something like a revolution—before the civil war, say, or in the years running up to the passage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This is not one of them. Unemployment is as low as it has been since the mid-1960s. Nominal wages in the lowest quartile of the income scale are growing by 4.6%. Americans are more optimistic about their own finances than they have been since 1999.

Instead America needs repairing—lowering the cost of housing and health care; moving to a low-carbon economy; finding a voting system that rewards consensus, not partisanship. For that, national politics needs to become boring again, not to be an exhausting, outrage-spewing fight between Mr Trump and the most extreme candidate the Democratic Party can muster. 

来源时间:2020/2/12   发布时间:2020/2/12

旧文章ID:2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