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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罗奇: 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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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带来了三个好消息
  CDF Insight:您在201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即便中美达成协议也将“只停留在了表面”,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你又认为第一阶段协议“令人失望”。为什么这样说?
  罗奇:我认为当前的中美谈判极为复杂,就如同任何复杂的交易一样,既有好处也有欠妥之处。
  第一个好处在于中美不断叠加的关税在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后会停息,这是个好消息。
  其次,除了第一阶段协议,中美间还会有其他沟通方式,比如中美有望重新开启每半年一次的双边对话。这种方式很好,我一直以来都建议中美设立一个可以永久持续下去的协商机制。我认为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第三,美国已经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名单中剔除。这项指控一直都是一种政治行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不过看到中国从名单中剔除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上述三项进展都能算作好消息。
  对第一阶段协议,美国总统和他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设想其实是应对两国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国有企业补贴和创新政策等。
  但我认为目前看第一阶段协议不会为这些领域提供发展框架。
  中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与服务,不太可能真正解决压迫美国制造业公司、工人、家庭的问题。
  美国和一百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其中逆差最大的,这其实反映的是美国内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财政赤字和低储蓄率,只是美国不愿面对。
  第一阶段协议并不能解决美国国内问题。因此对我而言,尽管这项协议在之前提到的三个方面能取得进展,但仍是令人失望的。
  CDF Insight:您如何看待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有人会担心如果中美不能很好地执行该协议,就会对第二、第三阶段谈判产生负面影响,您对此有何评论?
  罗奇: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合理的。英语中谈及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的谈判和协议时,常常会说执行的过程是一种“滑坡谬误”(Slipperyslope)。
  “滑坡谬误”是一种非形式谬误,使用连串的因果推论,却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而得到不合理的结论。
  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重启半年一次的双边谈判,并根据第一阶段协议探讨执行的进度。
  广泛的高层对话是执行的最佳方式。通过关税解决问题是错误的。
  CDF Insight:现在中美都面临巨大压力。有些美国人认为签协议代表美方“投降”了,有些中国人认为中国总是在满足美方的要求。双方都认为自己为这项协议做出了足够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两国的政府和人们分别有怎样的建议呢?
  罗奇:我认为要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妥协是必须的,是关键的。
  妥协意味着双方离开谈判桌时都会稍感失望,因为自己的诉求没有百分百被满足,但是诉求百分百被满足的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两国可以期望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重启对话,无论是每年两次还是更多,去解决双方的差异以及双方共同的问题。
  我们不能忽视提升本国经济的需要,在国家内部问题上不应该指责对方。
  30年前,美国将问题归咎于日本,而现在又将其归咎于中国。然而,在这期间,美国内部的许多问题仍未解决。
  如果中美两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身的结构性挑战上,那么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便能站在更好的立场上来处理我们的关系。
  建议:美国大力解决储蓄问题 中国推进经济结构改革
  CDF Insight:您刚才提到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您也曾多次提出,多边问题无法用双边方案解决。在这一点上,您对美国商界和美国政府有何建议呢?
  罗奇:我一直以来的建议是,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并将储蓄盈余用于家庭和个人消费。而美国不同,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并用储蓄来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制造产能,提升人力资本。
  美国储蓄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庞大的预算赤字,目前这一状况还在恶化,未来十年还会持续存在。而当国家想要发展却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时,就必须从国外进口储蓄盈余。
  所以美国经常账户和多边贸易存在巨大赤字,所以要吸引其他外国资本,而中国是最大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美国不解决储蓄问题,在多边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那么美国债务和贸易逆差将分散至其他国家,取代中国。
  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会比中国高。这就等于向美国工人、家庭和企业变相征税,适得其反。
  因此,美国真正需要大力解决的是储蓄问题。
  CDF Insight: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中国面临着下行压力,这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中国加快改革,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您对当前的中国有什么建议?
  罗奇:我对中国的建议和对美国的建议在理念上是相同的,两国都需要着重发展经济,并从优势而非弱势的角度应对中美关系。
  中国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的巨大挑战,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中国也迫切需要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从出口、投资转向国内个人消费,从制造业转移向服务业,继续吸收剩余储蓄,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因为消费者也需要长期的保障,并从进口转向自主创新,避免像大多发展中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还有债务等其他压力。所谓的去杠杆化是为了避免犯下类似日本的政策错误,而中国需要在近期内继续关注这一点。
  CDF Insight:有人认为,最近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在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压力下进行的,第一阶段协议是否会成为中国版的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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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
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所以签订此协议。

  罗奇:这个问题很好,我不这么认为。广场协议体现的是主要工业国的集体努力,还有所谓的五国集团(G5)共同采取行动,迫使日圆大幅升值。日本也同意这样做,但随后在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导致了所谓“迷失的三十年”。
  我认为中国了解日本这些错误背后的风险,而且不太可能重蹈覆辙。我在耶鲁教授一门课叫“日本的经验”(lessons of Japan),课上会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中美关系:找出一种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法
  CDF Insight:您在文章中说过,贸易战是一场使用经济武器进行的政治冲突,未来可能会继续存在。那么,与两年前相比,也就是在贸易摩擦之前,中美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罗奇:关税升级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年半了,对两个经济体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特朗普曾说“赢得贸易战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制造业中的优势也大大削减。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找出一种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法,虽然可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要能阻止局势继续恶化。
  CDF Insight:从美国方面和中国的崛起来看,贸易摩擦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脱钩还是满足现状?
  罗奇:很多政客都赞成脱钩,我也写了很多相关文章。另外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论。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各国一起参与的全球产业链也会继续存在。
  我们的确可以让中国供应链与美国企业脱钩,同时维持供应链上其他国家的紧密联系,但这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从他地购买商品的成本上升,还将加重美国家庭、消费者和工人的负担。
  我们无法以简单的方式重塑世界,不是说想脱钩就可以脱钩的。这样评估中美关系时不切实际的。
  CDF Insight:总体来说,您对中美未来的关系是感到乐观还是悲观呢?
  罗奇:我持审慎态度。
  这次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令人鼓舞的是,第一阶段协议将创造一段停火的平稳时期,给关税升级后的双方一段冷静期。
  但第一阶段协议并没有给中美之间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美国现在进入了紧张的大选阶段,从现在到11月间,情况还可能会再次变化。
  CDF Insight:特朗普将与欧盟开始贸易谈判。与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也结束了,可能还会和越南开展贸易谈判。您对此有何评论?
  罗奇:特朗普认为,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最好在双边关系中处理。因此,他会选择一次聚焦于一个国家,无论是墨西哥、加拿大、中国还是欧盟。
  我认为这样会忽略了中美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全球背景下的压力。
  在多边压力的背景下,我们很难找到双边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对这种矛盾的理解不够深刻。

  采编-丝露
  翻译-佩瑶
  排版-惠怡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17

旧文章ID:20504

王辉耀:增强对话信心,让中美无法“脱钩”

作者:王辉耀  来源:FT中文网

  2020年1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已经持续22个月的中美贸易争端释放出缓和的积极信号。协议的签订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在寻找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之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通过理性对话,中美两国最终选择了合作。
  正值春节来临之际,可以说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为中国送上了一份久违的大礼。这将为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带来巨大利好。
  从文本内容来看,协议涉及了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等方面。对中国而言,协议内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一致,并将成为推动中国加速开放的强劲动力。首先,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协议条款将推动中国向知识产权强保护靠近,进一步鼓励创新、保护创新。这不仅将吸引更多的国外专利技术进入中国市场,更将满足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最终助推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其次,协议内容明确了两国关于技术转让方面的规定,并在保障企业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方面形成一致。这将有效保障两国企业在开展技术合作时的正当权益,防止两国因误解而出现技术“脱钩”。此外,协议在金融开放、汇率问题和扩大贸易等方面的规定也都顺应中国深化开放的趋势。这一协议带来的外部压力将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相配合,成为中国扩大开放的强劲动力,驱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对美国来说,第一阶段协议增强了其与中国继续合作的信心。未来将有更多来自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感受中国市场的巨大活力,通过良性互动最终形成共赢。同时美方将分阶段实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这也降低美国国内企业和消费者的购买压力,对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是一大利好。受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消息的提振,美股三大指数开盘后涨幅均突破历史记录。这些正面信号更坚定了人们的投资信心,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常常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确,中美关系变化不仅关系到两国自身经济发展,更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对中美两国来说,第一阶段协议的成功签署还意味着此前中美关系的僵局被打破,中美两国通过理性谈话探索互利发展新路径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为后续谈判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中美两国仍存在误解和分歧,此后的谈判仍可能面临各种困难。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尽管世界各国的互相依赖程度不断提升,但其发展道路仍具有多样性,这开启了世界发展的多极化篇章。世界发展的多极化趋势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是一个错误判断。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因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和所在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事实证明并不存在普世的发展模式。
  对中美两国来说,尽管它们的发展道路有诸多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然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任何的“脱钩”言论都是危险的,都应被杜绝。
  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固然意义重大,但并非一劳永逸。中美之间的更大分歧和矛盾还有待在后续谈判中一一触及。从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达成的经验来看,沟通与对话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方式。越是缺少互信,越要增进联系。因此,中美在后续谈判进行的过程中更加需要增进沟通、扩大合作、建立互信、相向而行。
  首先,推动中美政府高层对话机制化发展。中美两国高层建立定期的对话机制对两国关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中美将建立两个不同的机制,分别聚焦宏观经济对话和贸易领域的评估与争端解决。未来这一高层对话机制还可推广至安全、防务、网络安全和技术合作等领域,深化两国的多领域合作。
  其次,这种联系不应局限于政府间的对话,更需要民间力量参与。每天都有近两万人跨越太平洋穿梭在中美之间;中国有近50万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美学习交流和近300万游客赴美观光。这些人文交流更组成了两国之间千丝万缕剪不断的联系,更是沟通两国民心的重要方式。中美两国政府虽然执政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提供服务,只要两国民心相通,两国政府就能增进互信,进而推动中美两国最终走出合作困境。
  2020年是新十年的起点,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是中美两国顾全大局,造福中美人民和促进世界繁荣的最新成果,为提振中美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我们共同期待第二阶段协议早日签署,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无法“脱钩”。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0

旧文章ID:20498

专访崔立如:稳定国际秩序靠两极还是多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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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文俊  来源:周到上海

  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本周在京举行。来自世界多国的前政要、专家学者与媒体记者汇聚一堂,相互交流,共议时事。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稳定国际秩序:共担、共治、共享”。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面对当今国际秩序变革调整,中国主张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多边主义基石,拓宽共同发展途径,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新挑战。
  回首两年前,晨报记者在论坛现场曾听到的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世界这么乱,我们怎么办?”两年过去了,世界还那么乱吗?我们有没有适应这种不确定性之乱?而要稳定国际秩序,两极与多极的格局哪个更为可靠?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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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格局走向两极?
  Q顾问:现实的情况确实越来越显示出两极的可能吗?您个人觉得,一个两极的世界更稳定,还是多极的世界更稳定?对未来而言,哪种更理想?
  A崔立如:两极和多极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标准、视角和定义来谈格局问题,各有各的道理。维特根斯坦曾说,如果大家都能够有非常清楚的定义,世界上大部分的争议就不复存在。你看争议特别激烈的地方,比如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和谈判,好多都是各说各的,交集不多。比较好的方式是,越是进入到实际的具体的问题里面,就越有产生交集的可能。但现在很多问题变得复杂,在复杂的情形下进入一个局部,犹如盲人摸象,这个局部跟整体差得很远。格局的问题与其有相似之处,得看从谁的目标出发。“两极”强调的是中美两国的实力、影响力,但我还是主张用“多极”来描绘未来的格局。
  事实上,多极的概念来自两极,而两极的概念来自美苏冷战,极的意思就是力量中心。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两个最大的力量中心,与此同时,二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形成了对立,被喻为南北两极,具有相互排斥的性质。此后,两极中的一极倒下,国际格局就成了一超多强。目前,世界上GDP超过10万亿的就中美两家,有人说,中国崛起之后又成另外一极。但所谓的中美“两极”跟冷战以来的两极有很大的差别,一是没有形成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立,二是没有形成两大联盟或阵营的抗衡,因此,并没有形成两极的结构。
  多极则有两个含义,一是认为极的东西还存在,二是认为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力量分散,这种分散不光是硬实力的分散,也有意识形态、政治发展模式的分散,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又带来了各力量主体间的相互依存。由此,从力量上分出了不同层次:第一层,中美;第二层,日本、欧洲大国、印度、俄罗斯等;第三层,沙特、土耳其、埃及、印尼、韩国、墨西哥等地区大国。各国不再像冷战时代那样附属于两大力量中心,而是有相当的独立性,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多极的结构。
  至于如何让国际秩序更稳定,一种观点认为,还是要靠一两个主要大国来管,要么美国出头,要么中国出头,否则世界就会乱;还有一种观点则倾向于探索出一种更合理、更公平、大家都能发挥作用的结构,这就需要观念的转变。现在总体来说,是处在一个过渡期,过渡期的混乱是必然的。但是,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慢慢沉淀,然后就能理出秩序。现在恰恰是不确定性风险最大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management(管理),管理分歧,管理冲突,管理风险,中美之间也是这个关键词,好多问题解决不了,只能靠管控。
  特朗普现象真有那么坏?
  Q顾问:特朗普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是不是一个坏现象?他虽然个性化、善变,可是他当政的两年多里,真的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恶果吗?他的很多决定确实充满不确定性,但同时又是充满可能的。而且,真正涉及战争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不太热衷的,他发起的那些军事行动也只是象征性的。特朗普现象真有那么坏吗?
  A崔立如:要问是不是坏现象,只能放在具体的境况中。作为现象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得看事情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呈现出的方式。特朗普现象是美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演变产生的结果,从稳定国际秩序来看,它确实打破了稳定。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由美国设计、建立并维护,尽管期间曾遇到苏联和东方阵营的挑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国的这套秩序。而美国设计这套秩序(崇尚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全球主义)的背后,实则有利益的推动。在这个秩序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支持这套秩序的话语,与之相辅相成。这套秩序本身并不一定是坏的,有秩序总比无秩序要好。但是,在现有秩序之上,有没有更好的秩序?什么样的秩序比之更好,这就见仁见智了。在形成更好秩序的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不妨先接受现有的秩序。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的大前提就是接受现有的秩序,说明这套秩序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我实现发展目标利大于弊。
  至于特朗普现象对谁的破坏最大?其实也是见仁见智。比如在美国国内,它对建制派的利益显然形成破坏,一段时间以来,它对美国各阶层的利益关切也出现失衡,得利的这部分群体通过用脚投票把特朗普选上台,对这些人来说,特朗普现象不坏,他们很赞同他说的“美国优先”。当然,对中国而言,特朗普现象的影响也是两面的,具体我就不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政策行为也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几股力量斗争博弈的结果,建制派的力量对他依然有着牵制的作用,当然,随着人事任命的去建制化,政府内部对他的牵制作用被削弱,随之而来的是右翼、鹰派力量的增强,但他们跟特朗普还是不一样的,才会出现在朝核问题上、在是否攻打伊朗的问题上的内部分歧。在谈论特朗普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得区分,哪些属于特朗普本人,哪些则是鹰派力量在发挥主导作用。
  东方智慧更能稳定国际秩序?
  Q顾问:相互借鉴,多元共存,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亚洲各国今年聚集北京,召开了一场文明对话大会。稳定国际秩序,东方智慧能否为世界开辟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路径?
  A崔立如:所谓亚洲智慧或东方智慧,主要和东方哲学有关。东方哲学本身是多样的,但主要还是儒教、佛教加上道教,一个基本的精神叫作顺其自然,我认为,东盟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就是顺其自然的做法,它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儒教当中有一个所谓的中庸,这是非常高的境界,真正按照中庸的标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在实践当中,这种中庸就变成了一种折中主义,事实上,折中在实践当中有时候也是很管用的。
  西方从工业化和启蒙运动以后,越来越习惯于用科学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类似于一对一、一个钉子钉一个洞眼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过作用。但是,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你很难把它们截然地分开。亚太地区进入工业化、现代化以后,确实学习了西方的这种科学主义,但是,等到发展到新的阶段以后,事物开始走向反面,这个时候,传统古代东方的哲学可能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亚太地区是一个多元化、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用壁垒分明、界限分明、一对一的方法,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问题,事情就会僵持下去。而采取顺其自然、模糊的政策,有时候却能把事情往前推进,随着时间的过渡,慢慢地,就会找到解决的途径。这就是东方的智慧。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最可行的办法是把东方和西方结合,根据具体情况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来源时间:2020/1/22   发布时间:2019/7/12

旧文章ID:20489

专家:恐怕不应该现在就下结论说武汉肺炎致病性一定比SARS弱

作者:张玉蛟  来源:凤凰网大风号·肿瘤情报局

  美国新增两家国际机场检测武汉肺炎病人,世卫组织大概率宣布全球健康紧急状态
  自第一例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在2019年12月12日出现后,每天神秘的更新数字背后,都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事实与危机的蔓延。
  1月21日,在美国发现了第一例新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1月15日,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男子回到中国武汉后,于1月19日寻求医疗救治,目前正在华盛顿州埃弗里特的普罗维登斯地区医疗中心隔离。1月20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测试证实他感染了武汉冠状病毒。卫生官员称这名男子在暴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地区旅行后返回西雅图。这名男子今年30多岁,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报告称,该男子不被视为对医务人员或公众的威胁。但显然这例新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它将把检查范围从之前的三个美国机场(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旧金山的SFO和洛杉矶的洛杉矶国际机场),扩大到包括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和亚特兰大的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等五个机场,并且任何从武汉出发前往美国的旅客都将被送往全美这五个进行检查的机场之一。其他国家也在采取类似的预防措施。俄罗斯,印度和朝鲜都已开始检查从中国来的航班中是否发烧。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也在检查旅客,并隔离了一些可疑案件。
  现在已经在日本,泰国,台湾和澳大利亚报告了病例。确认它正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加剧了人们的恐惧。21日为止,该病毒导致至少300例疾病和至少6例死亡。
  15名医务人员被感染。疾病已经流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等地区,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已被打开门户。现在已经确定是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并坐实可以人传人,发展之迅速,举国震惊。
  WHO将于1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宣布全球健康紧急状态。
  我近日正好在瑞士讲课,一直关注事态发展,与世卫组织的官员有着密切的交流,职业的责任感让我意识到必须让民众和社会知晓以下6项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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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们不应该现在就下结论说它的致病性一定比SARS弱?
  日本,泰国和韩国也证实了冠状病毒病例,命名为2019-nCoV。2019-nCoV与SARS-nCoV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基因分析显示两者至少有70%相同性。他们是少数具有感染人能力的冠状病毒,同类但不是同一个病毒。相据目前的资料,武汉病毒的致病程度好像比SARS弱一些。但是,病毒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类后会不断产生变异,变好变坏不能确定。由于未知,我们不应该现在就下结论说它致病性一定比SARS弱。除比之外,该病毒的动物源头,潜伏期至今还不清楚。这个对防护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我们为什么错过了防疫宝贵的“六天时间差”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在上报WHO的两周之内,于1月9日找到了病毒2019-nCoV,一天之后,病毒基因系列公布,动作之迅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同期,第一例因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病人出现。
  出现可疑“人传人”的病例发生在1月14日的一对共同发病夫妻身上。因为一个配偶从来没有去过武汉海鲜市场。1月16日,在日本发现的病例也没有去过武汉海鲜市场,但有接触过去过的人。再次敲响人传人的警钟!此时,人传人的迹象虽说不能确定,但是已经呈现。在医学上,为了防患于未然,医院里任何一个血迹和人体分泌物在情况不明下,都应该当做有潜在的感染性。同理,尽管证据不足,但是防微杜渐,在处理上,应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人传人”,而不是强调不会人传人。这是基本原则,也应该是常识。而15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更是人传人的铁证,理应尽早向全社会公开。遗憾的是,有关方面直到1月19日才由84岁的老前辈钟南山院士挂帅调研,钟院士第二天便宣布情况紧急,病毒会人传人。这一时间差,错过了6天的至关重要的时间。如果钟教授不出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在否定人传人。时至今日,15名医务人员是怎么被感染的,为什么不采取防护措施,为什么对外界至今还是个谜?欠民众和医务人员的家属一个交代。
  3、如何预防“超级传染者”成为行走毒源?
  大部分的呼吸道感染病毒的潜伏期是几天到两周,具体时间因人而异,这与机体的免疫反应有关。因此,在急性传染期,有些看似健康的人,会在发病前把病毒从自己身上传给许多接触过的人,而这些人又变成新的传染源,又都有潜伏期。这样的话,1传10,10传百的超级传染者就可能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抵抗力强的人,自己不生病(没有症状),却是病毒携带者。他们通常不易被发现,却不断的把病毒传染给别人。因此,无论对方有没有症状,保持一定距离(最好二米以外),少去人多和流动大的地方,勤洗手(每次至少20秒),必要时带口罩(外科口罩或者N95口罩)等预防措施至关重要。
  4、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特效药,2019-nCOV在室温下体外存活时间还不得而知?
  这种新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与引起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病毒属于同一家族,该病毒于2003年在亚洲首次报道,造成700多人死亡。自2012年以来已导致800多人死亡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也由冠状病毒引起。
  针对冠状病毒,目前世界上没有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也沒有疫苗。所有的治疗,都是对症治疗,靠机体免疫力将病毒清除。
  因此,预防是重中之重!
  与细菌不一样,病毒只能在宿主内生存,而细菌可以在宿主外长期生长繁殖。大部分的病毒,在体外的常温下,能存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毎个病毒不一样,存活下来的时间也不一样。目前2019-nCOV在室温下体外存活时间还不得而知。
  但据知美国、日本与中国的科学家正在加速研制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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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黄种人比白人更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随着国际旅行的频繁,世卫组织官员预计会出现更多的病例,例如其他人类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致命暴发就是例证。同时媒体开始关注人种之间传染的可能性。比如黄种人是否比白种人更容易感染这种病毒。
  但现有数据表明,人种之间的遗传基因差异不大,尤其是在病毒和其他感染性疾病的易感性。也许有量的差别,但绝不会有质的差别。因此,对人类共同的敌人,病毒,我们应该同仇敌忾,共同抗争,共同进步。目前,东南亚,美国等地区已经建立交通筛查机制。但是,这只能查出有症状的人。因此,世界各国的卫生机构现在都十分紧张。也许世卫组织明天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各国协作机制。
  6、是否造成全球暴发,病毒真正的爬坡,应该是正月十五以后?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30亿春运,家庭朋友成员聚会,以及几百万人次的春节出国旅行,是本次2019/nCoV暴发的最可怕的触发点。是否造成全球暴发,病毒真正的爬坡,应该是正月十五以后。大家一定要警醒!
  随着气温上升,通常冠状病毒类就会逐渐在人体内消失,停止传播。但是,我们生存的环境里,到处都会有病毒,而病毒的基因会根据环境,宿主的条件而突变,从不致病変成可以致病。也许,完全一样的SARS不会再出现,但是这一类的呼吸道病毒将会在人类不经意的情况下再次出现,甚至暴发。我们无法永远消灭他们,我们能做的就是预防和控制。将来,希望能有有效的疫苗(比如流感疫苗)和有效的抗病毒药物。
  我们不能消灭病毒,但是我们可以消除那些只对乌纱帽在乎,而对生命不痛不痒的作风。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面对传染性疾病,没人能幸免,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
  作为地球人,我们只有同舟共济!

  张玉蛟(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肺科专家终身教授)

来源时间:2020/1/22   发布时间:2020/1/22

旧文章ID:20488

耶鲁教授对话两位美国前国安顾问哈德利和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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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布鲁金斯

  2018年10月30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和苏珊·赖斯(Susan Rice)参加了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举办的中美关系“炉边对谈”。对谈活动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次重大合作。活动上,两位分别来自民主和共和党的美国外交政策领袖分享了他们对中美关系当下的看法。哈德利和赖斯分别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最高职位,时间跨度从2001到2017年。哈德利和赖斯在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紧要任务上观点高度一致。两位都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竞争显著加剧的阶段,且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是找到有效应对两国激烈竞争的方法,并同时寻求合作。哈德利和赖斯接着分别列出了他们认为可以达成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下面是对谈全文。葛维宝先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中曾中国中心主任。
  葛维宝先生在你们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过程中,就中美关系而言,你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哈德利先生:我的经验之一就是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因为你不会得到感谢,你只会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一点我们很早就知道了。
  其次,我们还认识到,我们是可以同中国共同去管理某些问题的。比如,台湾军售的问题、“台独”问题等等,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是能够同中国一同处理这些问题的。
  第三,中国人会反复强调中国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他们声称看到成为世界主导力量所需的努力与成本,并称对此不感兴趣。然而,对此我不太信以为真。当前,我们需要对中国是否仍然持此种态度抱有疑问。
  我认为,中国非常希望在强国、大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希望拥有更多的影响力。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是有自己的目的。我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是为了取代美国的地位,但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这种影响,这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进而,我们可以回到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是否破坏了国际秩序?他们想创建一个平行的国际秩序吗?当我在政府工作时,我的感觉是否定的。他们希望国际秩序能够适应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已经成为新兴力量这个事实,但我不认为他们意欲建立另一个国际秩序。我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亚投行几乎是一个基于西方专业性和透明度标准的机构,并与其他已经存在的区域机制建立了合作。因此,我认为中国倾向于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它希望有更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容易将中国推向寻求另一个国际秩序。
  最后一点,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贸易和经济议程整合到你的整体战略中。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eSchwab)每隔一周就会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会审议贸易议程,我试着向她解释在国际局势以及美中关系发生了什么,以便她能够意识到某些问题存在时机方面的因素。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即贸易和经济问题在以他们(中国)自己的方式推进,并且与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没有整合。我认为这对于未来美中关系来说是一个问题。
  赖斯女士:我同意其中大部分内容。我想补充一点,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这一点直到目前为止适用于各届美国政府——我们发现管理美中关系复杂性及其维度的最佳方法是保持白宫强大且连贯的领导力。这显然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位敬业且了解情况的总统;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所有问题时,国家安全决策过程能够确保不同相关因素都被置于同一个政策框架之下。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我们即将举行峰会时,或者当我们就相关安全和经济问题需要与中国进行接触时,我们会将经济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聚到一起,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各方正在处理的问题并意识到潜在的一些权衡问题。
  话说回来,我认为直到现在,美中关系确实从拥有经济和战略的双层轨道中获益。虽然两个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隔离而使决策者缺乏对各自轨道情况的认识;与此同时,政策的权衡与取舍主要在轨道内而不是在轨道之间进行。然而,在2017年初特朗普总统表示为了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他可以在贸易方面有所调整(反之亦然)后,此前的双轨方式被改变了。而且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安全和经济轨道混乱的后果,一方面的摩擦阻碍了另一方面可能的进展。
  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定期峰会机制来推动棘手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与中国方面多次举行年度峰会,包括2013年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这些年度会议促使各机构和国家安全决策努力推动一些最棘手问题的解决,无论是维护网络安全还是降低军事风险。在议程合作方面,比如朝鲜、阿富汗或伊朗问题,我们都能够利用峰会机制推动取得切实进展。而且重要的是,在某些问题上,中国人希望可以有一个较好的安排,从而不至于使问题往消极方向发展。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与中国保持沟通交流,包括内阁层面、次级内阁层面,同时这些层面之外的交往也非常重要。通过不断地交流沟通、深化参与程度,我们能够使问题浮出水面,并且尽可能做到更加透明,实际上推行所谓“无意外”政策——这在推动更广泛的计划与议程方面是有益的,并有助于为两国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达成进展与突破做好准备。
  所以,斯蒂芬(即哈德利),我认为你当时的很多经验和相关问题同我在任期间的情况非常相似。
  葛维宝先生:你们认为,在未来,一个现实的美中关系政策应当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哈德利先生: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什么已经变化了”。在过去三四年中,政策界对中国的看法在几乎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地缘战略家确信中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首要地位;国防专家现在担心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些关键军事技术方面实际上已经领先于我们。
  中国的一些官方声明显现出,他们并没有走向我们所定义的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政治民主。美国的贸易议程现在掌握在一些特定的人手中,而他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此,如果你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我认为美国、美国政策界对中国的看法截然不同。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不同的中国。
  有人告诉我,2008年的金融危机震惊了中国,并且动摇了中国对“美国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信心。有些人认为,我们2016年的选举引发了他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质疑,因为结果被认为是如此的不可预测。与此同时,习近平拥有强大的实力,其愿景是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体系中,并且正在利用中国的体量在南海以及“一带一路”地区向其邻国施压。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所以,我想说,今天的中国是不同的,今天的美国也是不同的,我们对彼此的看法也有了变化。在未来,这将使两国关系与以往大不相同。我们曾经说过,美国过去六届政府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很大,我认为这个观点现在不再那么能反映现实了。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两国更具竞争性的关系不会导致对抗或冲突,但它确实需要被嵌入到一系列原则和理解之中。这些原则和理解在竞争关系中设置了一些边界,同时允许我们继续在一系列符合我们利益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无论是金融、环境、恐怖主义或防扩散。我仍然相信,如果不合作,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实现自己国家的愿景。
  我们需要让自己处于竞争的地位,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与中国达成一系列谅解,以便遏制与防止冲突,这并不会妨碍我们合作。我想说,我们需要努力合作,以一种让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方式来改造和振兴国际秩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产生两个竞争的国际秩序。我们可以探讨两个竞争的国际秩序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认为这看起来并不会很好。
  赖斯女士: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共识。首先,我也认为我们与中国的竞争程度将超过过去,但我认为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它也是不可取的。我看到的风险是,我们以某种方式认为冲突是必要的,我们将自己置于危险和鲁莽的路径上。所以我同意,我们需要竞争的同时,也需要管理这种竞争,以便它不会失控。
  我们还需要寻找合作领域,并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的共同利益。但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国的影响力将继续通过我们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来实现,无论是脱离我们的亚洲盟友还是欧洲盟友而试图与中国单独打交道都是错误的。所以,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其他问题上,我们需要与传统盟友迅速修复关系、缓和矛盾、停止争端。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处理我们与中国共同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我坚信我们应该回到TPP或其后续机制中,这样的机制不仅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彰显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正如斯蒂芬所说,我们在处理同中国关系时所面临的潜在赤字大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你思考我们在国内的两极分化时;当你思考我们的基础设施与中国及其他地方相比有多么落后时;当你思考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系统的情况时——我们在国内需要去做大量的工作,以便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保持竞争力。我们需要更大程度地去投资最新科技技术,不仅仅是在国防方面,也在民用方面。这将要求我们回到企业-学界-政府合作的传统研发三角模式中,我们在冷战时期曾利用过这样的模式。中国正在依靠社会各部门全力以赴,而我们不是。
  我们处理移民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对我们长期与中国竞争的能力至关重要。阻碍合法移民及其思想与潜质进入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基于我们的技术优势并试图加速它的整体方法。它将解决我们的国内赤字,并利用我们的联盟优势。我们可以且必须有效率地与中国竞争,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将很快落后。
  葛维宝先生:我认为,你们两人的观点如此相近是非常了不起的。让我们尝试更具体地说明这场竞争是什么,以及如何或是否真地能够对它进行管理。让我们从亚太地区的权力投射开始。很明显,中国正在寻求在亚太地区投放强大的力量,而且其军事力量正在增长,包括在外太空这样的新领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完全打算继续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这不仅因为我们在该地区拥有联盟,还因为其他一系列利益。那么,如何处理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利益,以便我们不至于陷入冲突之中?
  哈德利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理论,实际上已经有几年时间了,现在我对它的信心比两三年前还要少。管理这一挑战将需要所有人的贡献。在军事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能力和存在;但不能仅仅只有我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坚持航行自由方面的要求,以明确中国在亚太地区不应有军事霸权的势力范围。
  迈克·格林(Mike Green)此前曾表示,当国家出现在全球舞台时,他们常常试图与国际社会达成协议——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地区拥有霸权地位,就会在其他全球问题上与所有人合作——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协议。
  在军事上,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在一起,在具有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应对。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化解冲突的方式与步骤,以便使两国海上军事力量不会突然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或对抗是我们都不想见到的,但我们难以保证一定可以避免。
  然而,我也认为经济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创造增长与就业的能力,这需要与邻国、美国和欧洲建立强有力的经济关系。我们需要使习近平认识到,强调中国主权要求与保护中国国际经济关系两者是不可兼得的,我们需要推动他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们没有灵丹妙药,但实际上存在一个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一挑战的框架。它需要获得更多重视,它需要联盟发挥作用,它需要利用国际机制。彭斯(Mike Pence)副总统最近关于中国的演讲很有意思,他谈到了中国人如何制定整个社会战略。我们需要有一整套政府及社会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
  赖斯女士: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想在你所讲的基础上补充一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需要继续增加,正如我们通过“再平衡”政策所做的那样。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将海陆空力量重新部署在澳大利亚,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存在,在那里我们应该继续我们的演习。我们需要确保“再平衡”持续存在,我甚至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担负得起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增加存在。
  我们所有地盟友也需要坚定不移。韩国人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姿态的决心令人产生质疑,同时我认为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为我们也带来了挑战。
  因此,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保持坚定立场,无论是航行自由,还是我们与盟友的合作,抑或是否对台湾采取强有力且稳定的政策。早在中国之前,我们就在这些中国意欲施加更多影响的地区拥有长期的存在。我们需要留在这里,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表明,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并非是一个零和游戏;即使它是,它不会导致归任何一方的利益受损。
  此外,我们在该地区的竞争能力不应仅仅基于军事力量,很显然这也是关乎经济力量的。退出TPP是一个战略错误,我们需要找回某种东西,以便使我们能够使真正掌控局面并使中国主动寻求参与,而不是相反。
  葛维宝先生:目前似乎存在相当广泛的共识,即市场准入限制、盗窃知识产权这些事情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必须改变。但鉴于美国本质上拥有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而中国正愈发建立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重商主义体系,我们两个经济体能否共存呢?我们如何有效地竞争?在存在这些系统性结构差异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在经济领域有效地竞争呢?
  赖斯女士:我们同中国可以且必须竞争和共存。脱钩理论的极端版本是全球经济最终产生两个体系,中美各占一半。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半对我们或中国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解构供应链,去找到我们自己的部分,然后声称我们在全球经济与供应链的某个部分具有领先地位,同时相信中国可以专注它所擅长的部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二十一世纪也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重点需要放在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等方面。我认为,我们在贸易逆差“概念”上的关注有些过度,这导致我们在关税方面做出了一些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几乎是在单方面地努力,我们并未从盟友合作方面得到好处。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市场准入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并对其在美国的公司施加压力,直到我们的公司获得应有的市场开放和准入权利。
  我们同时需要更加小心,我认为我们正在通过CFIUS程序适当增加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以确保其投资不会对美国安全与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对出口管制保持同样的警惕。但我们不应该停止贸易,我们不应该创造经济势力范围,我们不应该担心自己的竞争力。
  这又回到了“我们的未来在哪”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为竞争做好准备,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因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同时也是保持我们全球持续竞争力的需要;即使没有中国,我们也仍然没做好准备。我们没有对科技研发进行足够的投资,我们并没有将政府-企业-学界的创新合作模式有效地利用起来。
  哈德利先生:我担心当我们的政府人员制定战略时,他们正在制定太多的战略来应对中国所做的事情。我们需要退后一步,问问我们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长期的繁荣和安全。
  我们的政治已经破裂且功能失调;我们的经济正在恢复,但并未达到持续且包容的增长。我们没有对我们需要的物理、科技和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我们并没有解决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例如移民或赤字问题。我们没有做那些该做的。
  让我们从修复并完善自己的战略开始吧。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能够在处理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关于中国,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中国没有理由继续通过网络窃取我们的技术,我们没有理由让强迫技术转移成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前提条件。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贸易律师,但贸易不平衡确实存在。WTO是一个以市场经济、透明经济、规则经济为前提的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并非这样,这也不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拒绝在一些产业部门对外资开放,同时他们却在我们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自由投资,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担任总统,这些本应解决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必须得到解决。我和一些欧洲重要人物在一起时,他们有人指出,实际上当前这个时刻为解决(同中国关系)系统性失衡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不仅仅是美国,我们的盟友也乐见这些不平衡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盟友也会这样做。那么,我们应该联合他们一起付诸行动。
  赖斯女士:我可以对俄罗斯提出一个观点吗?这次讨论需要考虑到俄罗斯和中国带来的挑战所存在的交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处理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时,几乎使用了同样的方法,然而这已经带来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析和战略错误。
  这种分析错误在于,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两国将使美国把二者完全等同而论,并使我们认为他们都是难以和解的对手。我认为,对于美国而言,普京所领导的俄罗斯目前暂时是一个难以缓和的敌手。而我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对美国而言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重要竞争者,一个我们有时也可以与之合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坚定的对手或敌人。除非我们非得把它当作敌人。
  我认为战略错误是将他们混为一谈,坦率地说,这将导致俄罗斯的邪恶活动被淡化。正如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正在以比俄罗斯更大的程度干涉我们的选举——而这将缓和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使其邪恶活动被淡化,同时也可能将诱使中国去做一些它本不打算做的事情。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么做可能会推动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合作,其程度可能将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
  在担任联合国大使之后,我可以告诉你,在联合国当俄罗斯和中国95%的时候都保持步调一致时,这会是一件多么令人头疼的事情。但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对美国关系的其他方面都表现出这种程度的合作,对于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也将带来一个更加复杂且消极的环境。而且我认为,我们正在无意或有意鼓励俄罗斯与中国在处理同美国关系时形成那种几乎意义上的“联盟”,在当前语境下这是一个奇怪的用词——如果真的变成这样的话,那将可能是我们做的一件最愚蠢的事情。
  哈德利先生: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中国这样的潜在竞争对手。苏联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因经济功能失调最终崩溃了;而中国则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他们去过中国的一家类似特斯拉的工厂,这家工厂也是从头开始研发电动汽车的。他们说,“我们有特斯拉,而中国有30家这样类似的公司正在研究电动汽车。”因此,这里存在规模问题。我们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样的竞争对手,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因为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比赛。
  我最担心的是技术领域,人们认为它将驱动二十一世纪,这种作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也是商业上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领域。习近平同样非常重视这些领域,他发表的讲话指出,如果你依赖其他国家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你就是在沙滩上建设自己的未来,中国人正在这方面进行大量投资。所以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要做的是苏珊谈到的,重新启动学界及企业与政府之间在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目前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为了竞争,我们需要脱钩,我们拥有自己的一套科技创新体系,中国则拥它自己的体系。在很多技术领域,如果你在硅谷附近闲逛,你会发现这里与中国存在巨大的联系。美国风险资本对中国公司的投资非常深入,有美国人在中国公司工作,有中国人在美国公司工作。这种关联正在产生一种规模,使人们愿意投资,并且正在加速这些技术的发展。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使供应链脱钩。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的猜测是这样做会增加成本并降低我们开发这些技术的效率,这是一个问题。
  我担心的是,如果真的走上这条道路,就会有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中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和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国的科技集团和美国的科技集团,也将出现“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倡议。我们对世界说:选择。你是跟中国还是跟美国走?我不确定这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而我们都知道的一点是,各个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并不想进行选择。
  令我困扰的是,尽管我们退出了伊朗的核协议并实施了新的制裁,但英国、德国以及法国却打算在欧洲建立一个允许他们继续与伊朗做生意的金融体系。谁是最早拥有这种想法的?是中国和俄罗斯。我不想把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推向平行结构,并让全世界进行选择,因为我不确定它会以我们喜欢的方式呈现。
  赖斯女士:没错。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得到半个面包。那么,谁与中国竞争他们的一半面包呢?谁在为我们的一半面包与我们竞争呢?答案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包括日本和我们在欧洲的传统盟友——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这种经济分歧,这种分歧将减少我们的繁荣和安全。

来源时间:2020/1/22   发布时间: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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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中美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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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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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开放新格局”,恰好一周多前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了初步协议,最近各方都在热议这个协议的达成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题目太大,我本人的研究有限,时间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从一个角度(产业的角度)看一看后贸易争端给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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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知道,中国是一个增长中贸易作用非常突出的经济体,黄色的部分是中国商品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蓝色部分是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来,过去40多年中国的贸易增长一直高于全球贸易增长。
  现在中国变成了贸易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含义是进出口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比较高,因为我们是大经济体,一般来讲大经济体都是内向型相对比较突出的经济体,所以我们还是挑了几个最大的经济体做比较,我们挑了美国、日本和中国(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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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一般想象,美国和日本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实际上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更高),蓝色是进出口贸易的总额,黄色和红色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贸易,最后一组是中国,从每个指标看,我们都比其它国家的贸易依存度高得多。
  前两年讲我们的困难,我们都会说国际环境不好,贸易争端会影响整个经济增长;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贸易协定达成,贸易环境改善,是不是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新的、非常显著的激励和增长空间呢?我们今天只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其它的角度)。
  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后贸易战时期我们有什么机遇?
  我们提出来这两个问题。
  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首先,我们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会增强,由于价格的关系和非价格措施的减弱;
  其次,中美之间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会增加,我们期待有一些产业链上高端部分和高技术产业的更多引入;
  第三,事态可预期性增强。对于企业来说,没有预期是没办法做企业的。(可预期)会有很大帮助。
  但我们还是要从长期看一下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过去三十年(影响)逐渐降低,即使外贸协议达成,
  外贸在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是会继续下降,我们想讲这个趋势性问题。
  另外,贸易结构会继续发生变化,
  对外投资还是会继续超过吸引外资。
  我们讲讲这三方面的规律性问题。
  过去三十年,实际出口贡献率持续下降,最高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曾经达到60%多,过去30年逐步下降,最近几年净出口的贡献高点低点都在-1到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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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讲下一步外贸和外资的流入对中国的影响从量上还会继续减弱呢?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国内的相对优势在变化。从国际来看全球化速率降低,这都是基本趋势性的变化。
  所谓要素变化是这张图上发生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在40年(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的比重,从左往右逐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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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占全球比重,改革开放初期将近23%,耕地、淡水、能源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在1.5%到6%之间,最后两个是投资和研发的投入,40年前大概只占不到全球2%和不到全球1%。我们总讲国情,我个人认为这张图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国情”。
  我们都知道,当各种生产要素匹配到一起时,现代生产过程才能发生,这些因素一个不能缺少。面对有些要素非常富裕和有些要素非常短缺的情况,从规律性来看,一定会发生非常大比例的国际贸易,很富裕的、价格非常低的生产要素应该去全球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同时我们比例非常低的要素一定会有其它国家占比非常高,所以我们要把其它的短缺要素引入。当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之后,资源匹配的效率是最高的。假如国际贸易不存在障碍,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国内要素结构非常畸形的经济体,一定要求全球化配置资源才能很好进入现代生产的过程。
  来看两张图,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工厂的人。本世纪初服务业开放时非常密集的人在那里,知识水平不高,做一些表单统计业务,人均2.4平米的空间就可以支撑这个劳动过程的发生,既劳动密集又资源集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匹配生产要素结构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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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40年之后我们变成了这样,劳动力依然非常富裕,但随着独生子女,40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占全球比重是在下降的,刚好占20%左右;中间三个要素没有变化(自然禀赋:土地、淡水、能源),能源略有上升但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是我们现在最短缺的要素;变化最大的是右边的两个柱体,投资占全球比重从40年前的2%涨到了超过25%,研发投入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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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来看,投资、研发和劳动力这三者占全球的比重相对匹配,这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使我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时一定会受到这张图本质的影响,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质量的因素,小政策是调不动这张图的,它是非常重质量的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也在下降。现在你去看很多出口企业,只见设备不见人,研发投入、资金投入很多,匹配时更重视其它要素的投入,而不一定是劳动非常密集的产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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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国内非常重要、非常本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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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其实并不是谁希望把全球化拽回去,它的本质还是产业面的变化,现在全球分工体系好像触到了天花板(从产业角度讲)。
  自动化、智能化和发达国家的上岸战略(再工业化战略)非常匹配,发展中国家的当地化战略也是使全球化分工程度减弱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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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张简单的图(上图):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这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代表性指标,它不是两个国家完全出口出品,而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之间的贸易。
  这个比重在过去40年有过两个阶段的重要变化,1980年时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只有1/3(33%),在此后20年涨得非常快(涨至70%),2000年以后这个比重的上升在减缓,2000年到2010年涨了5个百分点,2010年到2016年缩小了2个百分点。其实这个变化和现在的“贸易战”,和某位大国执政者的意愿没有很大关系,这个变化是早已开始的过程了。
  举个例子,什么是全球产业链的分解趋于停滞?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架构和产品架构下,你能把一件产品分解成多少部分放到多少个国家去生产,这是有边界的,如果分工太多、分工太细,很可能远距离运输成本、时间成本、技术匹配成本会变得非常高,它的分割是有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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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辆车的经典案例,80年代只有40多种重要部件,在7个国家生产,在过去40年中变成了200多个重要部件在全球17个国家生产。这种分解从1980年到20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过去10年并没有新的分解发生。我可以把车灯灯泡部分和灯座部分放到两个国家生产,但好像不需要把两个安装放在第三国来做,分工是有成本的,到一定时候分工就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这是我们看到的汽车的例子,很多产品,包括手机也是这样,和谁都无关,在技术产品架构没有改变之前继续做分割,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讲其必要性在下降。这是我们说的,全球产业链的分解似乎触及到了天花板。
  从发达国家来讲,每个国家天然希望自己国家的经济量大,量多,但过去这些年谁也阻碍不了这个趋势,面对中国刚才那张图,那么廉价的劳动力,那么高质量的生产过程,发达国家(产业)往海外搬是不可避免的。
  但现在出现一个情况,过去40年随着发达国家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人工程度占比大幅度下降,人工成本高低影响因素也随之下降。像中国这样最好的海外生产基地,随着我们的成本上升,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人工成本已经从40年前的1/30升到了1/4到1/8,加上在当地生产的优势和当地劳动生产力成倍高于我们。算一下总帐,可能在中国生产出口到北美,从全成本核算就不如在当地生产了。我这里举了两个企业的例子,这些企业都是原来中国特别大的制造商,现在北美多家布点,它就是算过了账的。如果不打贸易战了,企业说不会停止把当地销售的部分转到当地生产的,因为这和打仗无关,就是算账。
  东道国在干什么?每个东道国在开始接受全球产业链时只能做一小部分,但随着能力的成长、技术的掌握、人才的匹配,越来越希望把更多部分放到当地生产,这就是所谓当地化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愿望。原来可能只到你这里装配最终的产品,慢慢地你自己生产一些部件,最后希望发动机、变速箱这样的重要部件也放到本土生产,它就会慢慢把分配在多国的产业分解过程更多纳到本土来,从全球化的角度讲,这个过程也是抵消全球化分工产业链延伸的一个因素。
  三个合到一起就导致了这张图:蓝色部分是1998年到2007年的增长率,黄色部分是2008年到2017年的增长率(过去20年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速度),左边两张图是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右边两张图是中国贸易和中国投资,都在明显下降,再说一次,这个下降趋势是早已开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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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结论:
  国内生产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再发生贸易冲突,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可以重现过去我们开放对于增长的推动力量。对外开放要更多发挥提升增长质量的作用了。
  所以和国内匹配、和高质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国内、国外的这两个变化,会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有把握的判断:
  1、中国会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
  2、我们应该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
  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会有这三个大的变化出现。
  所谓垂直分工,原来由于我们劳动力便宜、技术较差,所以主要生产劳动密集中低档次的产品,进口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档次产品。在过去40年,特别是前20多年,这是我们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主要形态。可以看一看,我们生产服装、鞋帽,一些简单组装的企业,然后进口一些高端产品,这是典型的垂直分工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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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劳动力成本廉价优势下降,我们整体上进入了水平分工。所谓水平分工是指双方产品的品质和技术相当,但在一些细节方面、消费者偏好方面会有差异,从而以这种差异来塑造品牌的形象。它反映的就是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和分工细化的竞争力。
  来看一个例子:所谓水平分工,大概在相同时间里几乎以相同的画面(呈现),中国手机和外国手机都可以推出自己的系列,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同品质的产品,但不同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国内很多消费者在用美国品牌的手机,海外也有很多消费者用中国品牌的手机。它是水平分工,在同等技术产品档次下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从有偏见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在开放初期,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怎样让更多劳动力匹配资金和技术,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去,那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国情,为低收入者创造进入现代产业的机会。所以那时我们的偏向,就是希望多引进外资,多出口产品,以匹配我们的要素。刚才看了,现在我们的劳动力还是比较富裕的,资金也非常富裕,技术研发比重也很高,这样我们的开放到底是多出口一些还是多进口一些?现在我们很难做总量判断,然后制定出一个政策,应该说继续出口扩大产品规模、扩大经济规模和继续扩大进口,要一些最高端技术和产品,特别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中间有三个非常低的短板(土地、淡水、能源),短板要素大批量进口在中国将会是非常长期的需求。
  到底是进口重要还是出口重要?我们已经不能像40年以前非常明确地作出倾向性判断了。
  资金流入和流出也是一样,多少年来我们是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但当一个国家这种要素比较富裕时(比如资金变成了比例最高的要素),因为多就不值钱,当然很多企业会说我们太需要钱了,但对投资人来讲,他需要寻求尽可能高的回报,如果国内风险折扣以后的回报不够高,他可以到全球最缺资金的地方去寻求更好的投资机遇,钱也是我们自己的,好的回报也是我们的利益。各种生产要素的回报现在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等价,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很难有倾向性。
  这些都是由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倾向大概率是会发生的。所以在进口与出口间保持中性,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间保持中性,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间保持中性。前些年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有很多优惠政策,现在国内企业那么强大,有很多机会同等竞争,我们已经很难讲对外资优惠就会对中国经济更好,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来选择的阶段了。从1957年开始广交会,现在专门做了一个进口博览会,其实既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对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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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性开放是四中全会指出的,要推动规则、规制和管理等标准制度性开放。过去40年不同时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都有不同的政策导向,政策非常复杂,现在随着国内企业能力、产业能力提升,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了全面开放,今后就是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在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要立足国情,也要学习借鉴。
  另外,我们也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简单点一点:
  特定服务领域开放风险。
  现在服务业开放,比如金融行业,它的开放一定会比其它行业开放的风险(高),我们不是说它不能开放,但对风险的关注要更高一些;比如文化领域的开放,因为涉及到文化认同、意识形态,涉及到很多深层次情感方面的问题,所以它比较容易在东道国和输出国有一些在经济学家看来无法算账的反应,它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服务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和制造业不一样,这也要很好地关注。
  刚才我们讲了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的风险一定要关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总得来讲,让市场更多发挥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匹配作用,可能是防风险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我大概讲完了,体会就是这样:对外开不开放是战略选择,一旦开放,它的过程其实会受一些最本质规律的引导,我们开放的主要意义已经从前些年的促进高速增长转向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所以战略意义和尊重规律要相统一、改革和开放要相互促进,这样才能完成下一阶段高质量开放的目标。
  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羚瑞:今天江老师难得来到现场,也想问江老师一个问题,刚才江老师梳理了一些变化,国内的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这些都是影响着长远的经济发展,但我们特别关心当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变化具体到2020年的中国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
  江小涓:对当下的发展,从数量上来讲不要对它期望太大,贸易协定的达成会使我们外需的贡献有明显提升,其实现在的状况更多还是刚才我们讲的基本面所决定的。会有改善,我还是觉得它对于稳定预期的改善会更重要一些,我觉得它会有积极的改善,从量的方面来讲,不要加太大的量上去,但它对我们下一步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通过贸易可预期性,由于预期稳定下来,我们引进的高品质外资和技术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好的影响),越是高技术的产品前期投入会非常高,而且市场开拓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很需要稳定(的预期),起码是中期预期,不能在国内外有大的波动,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对于明年我们经济向高质量转变发展有一个长期影响。
  所以问我有什么短期影响,我觉得不要指望太多,但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0/1/20   发布时间:2020/1/17

旧文章ID:20486

关于特朗普“通乌”谋利又出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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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hilip Bump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翻译:张璐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With an impeachment trial looming, new evidence that Trump sought personal benefit in Ukraine
  来源:《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作者信息
  菲利普•邦普(Philip Bump),《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参议院的弹劾审理在即,近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的新证据显示特朗普“通乌”谋求个人利益。
  特朗普总统一直坚持我们得看一眼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所发布的文件,而当我们真这么做了,便能轻易明白众议院发布的这些新文件所表达的内容。
  在特朗普7月25日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通话记录中,特朗普诱使乌克兰总统展开对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调查以及乌克兰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这一非真实事件的调查。毫无悬念,泽连斯基在某种程度上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的团队非常清楚,为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同特朗普在白宫的会面,他们必须答应这个条件。为了推进这一调查,特朗普随之向泽连斯基提议了两个合作人选:美国司法部长、总检察长威廉•巴尔(William P. Barr)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Rudoplph W. Giuliani)。
  特朗普辩称他是为了整个美国的利益向泽连斯基寻求帮助,然而通话中涉及的朱利安尼则让这一理由站不住脚。特朗普称当他对泽连斯基说“我希望你能帮我们个忙”时,“我们”代指的是美国。但当他提议泽连斯基同朱利安尼这一并非受雇于美国政府的人员合作时,当他因为“俄罗斯干预大选”为其总统职位带来的阴影而力图减少对这一事件的调查时,特朗普这些浮于表面的借口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朱利安尼一直是特朗普施压乌克兰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当一群参加了5月泽连斯基就职典礼的官员与特朗普总统会面作简要报告时,特朗普坚持他们要与朱利安尼在乌克兰的事务上合作。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德(Gordon Sondland)表示,是朱利安尼随后明确提出让乌克兰进行特朗普所需调查的交换条件。朱利安尼还促使特朗普的团队推动泽伦斯基的政府宣布展开特朗普在电话中提出的调查。从始至终,朱利安尼都是在为特朗普工作,而非为美国服务。
  朱利安尼在一开始就明显表现出:他的行动以客户而非国家为重心。他在五月份根据计划赴乌克兰前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他告诉《纽约时报》,他“会要求他们继续一个已经在进行的调查,而有些人想要这一调查停止。我将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停止这一调查,因为这些信息将对我的委托人有极大的帮助,并可能对我的政府有所帮助。”
  “他们已经在进行的调查”是对一家拜登儿子工作公司的调查。特朗普面临的弹劾指控是他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提供打击拜登竞争能力的信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拜登都是民主党今年总统提名的主要竞争者。而针对拜登儿子的调查正是弹劾特朗普所围绕的中心。朱利安尼关于所称调查状况的陈述本身令人起疑,问题就出在他对于自己工作向《纽约时报》进行的描述:他的工作将让特朗普受益,至于国家,是说不准也能受益。
  帕纳斯(Lev Parnas)是在朱利安尼身边工作多年的助手,他也在乌克兰为朱利安尼提供了包括翻译的多种帮助。众议院调查人员去年开始深入挖掘特朗普与乌克兰的互动时,他们向帕纳斯索要相关文件,但帕纳斯回绝了。当他随后被捕并被指控违反竞选资金法时,帕纳斯的态度转变了,他将材料交给了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二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了其中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包括了朱利安尼在乌克兰总统就职典礼前不久,也是在朱利安尼计划前往乌克兰前不久给泽连斯基的信。在信中,朱利安尼阐明了他所扮演的角色。
  他写道:“我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准确来说,我代表的是他公民的身份,而不是美国总统的身份。”他继续解释,说这种看似不寻常的情况实际上不足为奇。现在阅读这封信的读者们也能想象到泽连斯基看这封奇怪的信的心情。
  朱利安尼随后写道:“我有一个具体的请求。”这与两个月前特朗普同泽连斯基进行的通话遥相呼应。他写道,在他计划访问期间,“我希望以特朗普总统私人顾问的身份,在他的知情和同意下,与您进行一个会面。”(在《纽约时报》报道他的计划行程后,他取消了这次行程。)
  在11月接受比尔•奥赖利(Bill O’Reilly)的采访时,特朗普被问及他是否知情朱利安尼的计划行程,特朗普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知道他要去乌克兰,我以为他取消了行程。但是鲁迪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客户。”特朗普说。当被问及朱利安尼是否代表他去乌克兰挖掘有关拜登的负面信息时,特朗普说:“不,这并非我授意,但他是一名战士,他是一名战士。”
  朱利安尼告诉《纽约时报》,他为特朗普而前往乌克兰,他告诉了泽连斯基这一点。但是在11月,当弹劾调查展开时,特朗普驳回了这一点。
  至于对拜登的针对,在帕纳斯提供给众议院调查人员的材料中,有一则写在维也纳丽思卡尔顿记事本上的笔记。
  这一笔记是:“让扎伦斯基[原文]宣布调查拜登案。”这暗示该备忘录的推定作者,即帕纳斯,理解了特朗普“通乌”的一个关键目标。
  是谁给帕纳斯下的指令呢?除了朱利安尼之外,帕纳斯还和一个夫妻律师团队(维多利亚•滕辛以及约瑟夫•迪吉诺瓦)合作。然而在同一记事本上其它提到滕辛和迪吉诺瓦的笔记暗示了他们并不是指挥者。(提交给调查人员的文件还包含了另一条与律师有关的有趣信息:特朗普总统通过其律师杰伊•塞库洛(Jay Sekulow),让他的一位前律师约翰•多德(John Dowd)作为帕纳斯的代表律师。)
  这些笔记中仍有许多谜团。它们什么时候写的?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帕尔纳斯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然而,朱利安尼给泽连斯基的信则十分明了。在那封信中,朱利安尼明确说明了他服务的对象以及特朗普的知情范围。尽管他没有在信中告诉泽连斯基会议的目的,但他告诉了《纽约时报》:帕尔纳斯的笔记所说的调查是“拜登案”。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文件中找到这一答案。但是,由于特朗普的弹劾审判预计将于下周在参议院开始,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件并不是拆穿特朗普说辞的唯一证据。

来源时间:2020/1/20   发布时间:2020/1/20

旧文章ID:20485

马世琨:中美博奕是否迎来拐点?

作者:马世琨  来源:中美聚焦

  2020年到来之前,《环球时报》邀请国内众多中美问题专家,以“中美博奕,是否会迎来拐点”为题展开讨论。讨论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是不是两国关系转暖的先兆?2020年中美关系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订意味着什么?专家们给出种种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没有赢家输家,最大的收获是美方开始认识到当前有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并且应该承认它,接受它。美方相关官员说:“我们是自由市场,他们是国有市场体系,要让这样的体系一起共事。”美方一直认为贸易战容易打,容易赢。贸易战打到现在,美国感到痛了,这才签协议,这是痛定思痛。
  二,“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可以说出现了某种战略相持,或者说是某个阶段某种程度上的均势。但这种均势是脆弱的,因为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的东西,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即使变成实际的东西,美方也会随时找个借口,对中国挥舞大棒。
  三,认为是开了个好头,2020年的贸易额会企稳回升。这种通过谈判处理贸易问题的作法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
  四,这不是中美关系的拐点,是双方坐下来休息一下,喝杯咖啡。中美关系真正的拐点应该始于美国正式发布几个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那几个报告认为中国的目标近期是在亚太争取主导权,远期是在全球取代美国。
  对如何看待这次美国大选,专家们看法相似,都认为每次大选,美国两党都要拿中国说事,但中国问题上不了头条,重点是美国内问题,这次也不会例外。但有专家指出,今天的美国已被严重撕裂,一个是共和党的美国,一个是民主党的美国;一个是产业资本利益的美国,一个是金融利益为代表的美国;一个是主张实用主义的美国,一个是主张民粹主义的美国。美国分裂加剧肯定会影响中国。不排除美国人在自己斗不下去时需要转移矛盾。
  对中美关系走向的评估,专家们意见分歧较大。多年来,中美经贸往来一直被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贸易战打响后,压舱石成了突破点。在这次论坛上,有近半数专家仍有条件地赞成“压舱石”这一说法,认为中美两国经贸往来数额大,交融度深,对两国民众生活影响大。而且,进出口谁多谁少,可以通过相互努力进行调整,不一定非要把压舱石推进大海里。有专家预测,“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达成,会使中美贸易额在2020年有一个企稳回升。
  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持乐观态度的专家认为,两国间的矛盾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大,不同意美国朝野一致反华的流行说法。例证是,2019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召开了一个“从州市看美中关系”研讨会,会上一边倒地主张对华合作。还有,2019年上海第二屆进口博览会,参会者中美国公司最多,远超日本和欧洲。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美国企业会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进而从正面影响政府和民众。天平会逐渐摆回来,从量变到质变,形成新的战略平衡。
  持悲观态度者认为,商业方面的合作或许会给双方带来好处,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氛围,但结构性改变很难。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是现象,贸易仅仅是载体,实质上是战略竞争。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包括国防战略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报告,都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强劲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影响力,追逐自已的目标。在美国看来,一是你能力增强了,二是你跟我走的不是一条路,害怕你,恐惧你,所以要打死你。因此,商业方面可以起缓冲作用,但不会解决根本问题。说具体些,美国对中国有三个不能容忍:不能容忍跟它的制度完全不同;不能容忍中国的高科技、高端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快,动摇美国的主导地位;不能容忍中国“一带一路”重构美国构建的世界格局。
  不能容忍怎么办?有专家认为,美国会对中国全面打压,这个全面包括全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金融、科技等各方面;包括全方位:不仅在中国周边地区,还涵盖亚太和全球范围。面对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是要防止战略意外使中美产生冲突、危机,进而导致失控。
  讨论会上,基辛格博士的这句话被多次提及:中美合作可以干成世界上任何事情,中美不合作,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做不成。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专家乃至民众的看法和意愿。

  作者:马世琨(Ma Shikun),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

来源时间:2020/1/20   发布时间:2020/1/20

旧文章ID:20484

中美贸易协议实现了谁的利益?

作者:刘英  来源:FT中文网

  历时两年十三轮谈判,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终于签署。这两天网上出现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盲目乐观,认为中美协议达成,双方争议解决了,可以放心睡大觉,“一了百了”。另一种则过于悲观,感觉难以接受,里面讲了那么多中国应怎么办,和一些简单的美国重申。认为中美协议达成满足美方利益而不利于中方,“很不平等”。这两种观点都既不可信也不可取。
  但对任何事情的正确判断都离不开客观专业的认知和科学深入的研究,要客观认识第一阶段协议,既要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也要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防控住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如此,方能更好推进第二阶段协议的达成,才有利于更好处理好中美贸易关系。
  首先,需要认清中美贸易摩擦本质。
  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是由美方单方面挑起的,针对全球的贸易战。历史上美国对日本对欧洲都曾经发起过长时间贸易战,由于目前中美贸易逆差最大,为了满足所谓“美国第一”,美方就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加征更多关税,挑起贸易摩擦。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就可以预判,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因为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而终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只是摩擦程度、烈度不同而已。从地缘政治经济学来分析,美国的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解决,中美之间的摩擦就难以彻底停止。要解决史诗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恐怕签署一份协议并不足以满足双方的利益。
  对于协议文本表述以及扩大贸易、金融开放、农产品、能源等内容要有清醒认知。此次贸易摩擦的第一枪是美方在2017年8月发起的“301调查”,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挑起了贸易摩擦就要负责中止贸易摩擦。但从合同或协议签署双方如果从要约和承诺这两个要件来讲,第一阶段协议正是由美方首先提出了要约,而中国作为协议另一方做出承诺。因此,合同文本里面出现了不少的“中国应”和“美国重申”。然而“魔鬼都在细节里”,仔细研究长达96页的文本可以发现,这些文本内容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有利于中国经济改革创新与长期发展。而最为关键的是,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器的经贸关系起到维护中美关系这一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中美两年贸易摩擦升级到几乎要脱钩的状态时,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对世界各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作为有担当的国家,中国将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及时中止并扭转了过来,让中美两国相向而行,令中美双方摩擦趋于缓和,由此,让活力不足的世界经济,能够看到“春天的希望”,让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能够稳健向前发展。
  其次,认识中美经贸摩擦及协议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双方通过签署协议进行合作避免了脱钩进入冷战。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双方经济、贸易和投资占全球的40%左右,但两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伴随着科技遏制、金融限制等,美国不仅列出了包括中国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所谓“实体名单”,而且限制中国对美正常投资,甚至威胁撤掉和限制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达不成协议,结果不仅有损两国经济,也令全球跨境投资大幅下滑到腰斩,让国际贸易充满变数,令世界经济充满风险挑战,这将给本来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平添风险,危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而只有保持中美两个大国的双方合作,才有利于中美双方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不仅股市上扬,而且IMF等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纷纷上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二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回想加入WTO时,有不少人特别惧怕“狼来了”,担心中国利益因冲击而受损,而事实上加入WTO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大幅提升,进而带来中国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迅速实现赶超,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中美两国第一阶段协议看,中方将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大金融业开放,涉及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内容之全都凸显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力度,这有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中美贸易协议的达成有助于推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有助于深化国企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助于强化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有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中国近年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不仅颁布和实施了《外商投资法》,还推动修改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从法律制度上对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外商投资等予以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保障,而且在制造业对外100%开放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截至目前,在包括金融业等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中美摩擦不在一时一事,关键还是看谁的经济能够发展强大,人民能过上美好生活,看谁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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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85-2019年
中美贸易进出口额及逆差额发展变化情况。数据来源:WIND

  最后,认识中美经贸第一段协议还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
  很多人最难以接受的恐怕是第六章扩大贸易部分,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理由是中美逆差大而需要平衡,从建交40年以来的中美贸易走势来看,双边贸易额和美方逆差呈喇叭口形状,且越来越大。第六章约定未来两年中国要从美国多进口2000亿美元商品,而从2020年以后中国每年至少会进口2万亿美元商品,静态看每年从美国多进口占比5%,主要分为制成品、农产品、能源和服务四大类,无论是农产品、能源还是服务及制成品,基本都是满足中美两国产业高度互补性的结果。更为重要的,作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中美两国在促进进口的同时就会促进相应的出口。而要满足多进口2000亿美元商品的条件,既需要美国提供高品质、低价格而且有竞争力的商品,又需要美国大幅度全面地减免关税,而且这些商品也都是中国存在需求缺口的商品。
  同时这些进口增量并不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挤出效应或负面溢出效应。因为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多边贸易,都是要遵守国际贸易准则的,都是要公平贸易的,不存在强买强卖,谁的质优价廉谁就有竞争力。要实现公平的贸易,不仅是中美两国,而且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都要为此而共同努力。中美两国都实行市场经济,这就需要中美遵守WTO的规则,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贸易基本准则,在平等互惠互利的过程中实现,这本身就达成了中美经贸合作而非斗争的初心和美好愿景,也符合中美和产业链相关各国利益。
  扩大贸易:
  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第六章扩大贸易是重要的环节。扩大贸易既包括扩大中国对美出口也包括扩大美国对中国出口,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中美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按照市场原则,扩大双向贸易,有助于推动双向投资,促进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中美两国经济在全球占比为40%,贸易和投资占比达30%-40%,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背景下,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推进器,中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而不是脱钩,不仅有助于扩大中美贸易,而且直接稳定了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IMF总裁表示中美协议降低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即将上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中美两国扩大贸易的前提是美方降低了此前加征的中国进口关税。2019年新加征的3000亿美元的第一部分关税由原来的由15%下降到7.5%,3000亿美元的第二部分关税减免,不再加征。不仅如此,扩大贸易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来实现,中美贸易从来都是相互的,而非单方面的,由于中美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并不会有指令性指导性计划,更不会财政补贴。对华出口的这2000亿美元商品要本着质高价优具有竞争力的原则,而在制成品、农业、能源和服务领域美国对华出口不能达到协议规定的两年内2000亿美元的进口情况下,就会反过来刺激美国扩大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并在扩大中国对美进口的同时,也会带动中国对美出口,因此扩大贸易有利于中美双方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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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0-2018年中美
两国农产品贸易额发展变化情况。数据来源:WTO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也是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经贸发展,直接带动双方经济增长。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中美两国贸易额增长了253倍。伴随中美两国市场的扩大,尤其是中产阶级规模的大幅提升,双边贸易大幅提升,尤其是近十年来,美对华出口平均增速是美总出口增速的近三倍,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的近两倍,充分体现了互利共赢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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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1-2018年中国进口美国知识产权
金额增长情况。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农产品和能源: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关于农产品贸易和能源贸易的约定,突出体现在其是满足中美双方利益的结果。以能源为例,美国是世界油气生产第一大国,也是出口大国,而中国则是能源需求大国和进口大国,中国油气的对外依存度接近70%。在能源进口多元化的前提下,中美能源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在两年内进口524亿美元能源产品,可以有效满足中美两国能源供需,优化资源配置。
  同样,伴随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对食品和农产品的进口也是多元化、高质量、大批量。中国进口美国大豆本就在3300多万吨水平,而两年多进口320亿美元农产品,除了填补了2018和2019年因关税高企而导致每年减少100多亿美元农产品的缺口外,食品和农产品的进口,比如进口牛肉、棉花等农产品也有助于满足中国国内需求、平抑物价。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特别是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猪肉价格高企,导致中国物价水平高企,12月份CPI上涨4.5%。而美国是世界肉类生产第一大国,随着中美经贸协议的达成,美国肉类产品的进口有助于缓解中国物价水平,满足国内需求。同时美国也是全球第一棉花生产大国,中国作为纺织大国,更多的棉花进口有助于降低原料成本,保证纺织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进口谷物主要是用于调节余缺,这并不能影响中国人的饭碗里面端的主要都是中国自产粮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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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92-2018年中美服务贸易
进出口发展变化(百万美元)。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中国经济正在高质量增长,不仅要全面脱贫,而且要保卫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中国对食品农产品及能源进口只会越来越多。在全面步入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之后,中国消费也在升级并多元化,对于高品质的食品和农产品的消费会大幅增加,而中国加大对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有助于满足人们消费升级。
  金融对外开放: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令人欣慰的是在协议达成之前,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美国将中国所谓的汇率操纵国的帽子摘掉了,这避免了进一步不必要的对中国融资的限制,而第五章的汇率章节也约定双方应遵守各自在20国集团(G20)公报中做出的与货币有关的承诺,包括避免竞争性贬值和针对竞争目的的汇率目标,同时双方也确认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议条款的约束,在解决双方争端时应通过诉诸IMF来解决,这本身就符合国际贸易多边准则,不是哪家说了算,而是遵守国际规则。
  而对于金融业外资股权对外开放大幅放宽至100%也不用过于担心。一是金融开放有基础有条件。高质量对外开放,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早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而中国全面金融业对外开放始于改革开放40年的2018年,近两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快,相关措施从两年30多项扩展到60多项,无论三大银行卡公司还是三大评级公司都已经进入中国。
  二是开放有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纵观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所有行业都是在开放中提升竞争力,而非保护出竞争力。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趋势也是增强中国金融竞争力、服务效率的必须。中国金融业大而不强,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虽然排在全球前十大银行之列,但中国的金融供给依然不足,效率依然不高,需要通过金融业对外开放,在全球竞争中提升中国金融业竞争力。
  三是对等开放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一方面中国赴美投资受限美国需要对等开放,另外中概股也需要获得公平对待,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需要提质增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其实是要增强国内金融业竞争力,满足服务业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人们向往的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此外,金融业开放要严控风险。金融业对外开放,其实也是增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来源,有助于吸引资金来助力经济发展,有助于构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信用评级包括债券市场的评级,来真正优化资源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而严控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多元化吸引外资,也有助于促进投资加强风险处置,加强对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更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服务贸易:
  协议的达成也有助于扩大贸易,促进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以服务贸易为例,中美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扩大贸易在推进中美两国服务贸易增长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中美经贸合作,有助于倒逼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有助于推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进口美国的知识产权费始终保持双位数增长,而中国到美国的商务旅行和旅游也保持快速增长,两者加总,2020年服务贸易实现增长128亿美元完全可以轻松实现。不仅如此,除了知识产权使用费、旅游之外,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加速也保证了两年增加329亿美元进口的目标可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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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98-2018年中国到美国
旅游消费额增长情况。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总而言之,对中美经贸第一阶段的协议达成要放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全面来看,我们应当更加期待第二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尽快达成,以此推进全面关税降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推动中美经济快速增长,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而且有助于世界经贸、投资的增长,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全球人民的福祉,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来源时间:2020/1/20   发布时间:2020/1/20

旧文章ID:20483

谁更需要贸易休战,特朗普还是习近平?

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中上星期三(1月15日)签署了初步贸易协定,长达差不多两年的贸易战终于暂时画上了休止符。有分析人士说,由于2020年美国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总统在政治上需要与中国达成协议,以满足竞选的需求。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面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也急需与美国休战。
  特朗普在政治上更需要休战?
  鉴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缺席了星期三的签字仪式,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协议,有媒体指出,这让特朗普看上去更渴望签下协议,因为这种地位上的不对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常见。
  分析人士说,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迫近,出于政治考量,特朗普总统确实需要与中国休战。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贸易专家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出于政治原因需要休战。与中国的贸易战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您知道,证券市场的涨跌取决于贸易战中的最新消息。参加2020年竞选活动时,特朗普希望金融市场保持平静和快乐,因为美国经济的表现才是他的强大支持。”
  奥尔登说,达成初步协议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在政治上有很好的宣传效果,因为特朗普可以说自己兑现了2016年的竞选承诺;可以说,自己“更擅长交易”。
  他说:“我确实认为这将有助于他的2020年的选举。这是他担任总统以来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他展示出重大具体成果的例子。他上任以来一直说自己能达成很好的交易。他实际上并没有达成太多交易,他做的最多的是撕毁前任总统所做的交易。不过,本周在贸易问题上,有两笔大交易,一是美中贸易协议,另外一个是美加墨新协议。这可以让他在2020年的竞选中宣称自己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能达成好的交易。这在政治上,对他会有所帮助。”
  美中初步贸易协定的达成在某种程度上也分散了美国国内对特朗普被弹劾的注意。
  协议有助于稳定特朗普的基本盘?
  特朗普星期天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美国农业局联合会年度会议上提到了这些新协议并表示自己兑现了2016年竞选总统时提出的有关改善与中国和墨西哥贸易的承诺。他说:“我们成功了”。特朗普星期天在前往奥斯汀前发推文说:“他们(农民们)将从我们与中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韩国和其他国家达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新贸易协议中获利。”
  特朗普在奥斯汀的讲话中还提到,自从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署后,他在美国农民中的支持率大涨。根据美国《农场期刊》(FarmJournal)最新的民意调查,特朗普在农民中的支持率为83%,是他上任以来最高的支持率。
  美中贸易战开始后,美国农民受到关税冲击,承受了直接损失。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农业净收入在2013年创下123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到了2019年,农业净收入暴跌45%,仅剩555亿。
  特朗普政府此前共拨款280亿美元来帮助受损农民,但是这些补贴并没有使农民彻底摆脱困境。同时中西部农场主申请破产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
  美国很多农民都是传统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要么投票给共和党,要么不投票。他们显然是特朗普的执政根基,这是特朗普不容有失的基本盘。
  在1月15日的签字仪式上,特朗普说,中国将购买价值400亿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规模是中国迄今最高购买量的三倍。他开玩笑地说,美国农民应该购买更多土地和更大的拖拉机。
  初步协议的确有“城下之盟”的嫌疑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奥尔登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签署协议,并不表示习近平不需要这份协议。习近平不来恰恰证明协议对美国更有利,习近平不希望被当众打脸。
  他说:“你看看签字仪式,为什么习主席会要在那里呢?无论协议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特朗普总统都会将其当成一种胜利。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那儿,听特朗普总统持续讲30分钟,感谢屋子里的所有人,并告诉所有人这笔交易对美国多么有利,那将是很丢脸的。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来是明智的。这不是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到场的场合。”
  他说,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总统会晤,但是这个协议很显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达成的。奥尔登说,中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比如,中国把美国要求的结构改革的事情留在下一个阶段再谈。他说,尽管如此,对中国来说,这并不是可以庆祝的事情。
  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这份协议是“城下之盟”,意思是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的屈辱性盟约,而签字的刘鹤被当作代表清政府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
  已经有不少的分析人士指出,从协议文本的措辞来说,对美国和对中国的要求是“不对称的”,文本上对中国的要求比对美国的要求多得多,第一阶段的协议很显然是有利于美国的。
  习近平需要在经济上止损
  奥尔登说,虽然如此,出于经济的考量,习近平一样需要这份协议。他说:“贸易战很明显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大。从经济上来看,中国需要这份协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不久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初步协议最大的意义是让贸易战休战,从而结束了笼罩在两国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他说,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说:“我觉得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大的影响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两边老是在战的时候。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我不知道未来要面临的关税税率是多少。这个很影响投资的。这在美国也一样。两边的投资都在下降,我个人认为与贸易战有关。第二是直接的,你的关税上升,不利于我的出口,不利于出口就会影响经济。我们去年出口的增长率,只看名义值去年下降了10%。”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1月17日)宣布,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1%,降至了29年来的最低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降至6.0%以下。
  史密斯研究及评级(Smith’s Research & Gradings)公司的首席经济学斯考特·麦克唐纳(Scott B. MacDonald)星期六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面临多重压力的习近平,也需要一个“胜利”。
  他写道“虽然中国经济活动放缓的部分原因是结构性改革,但贸易的下降显然是伤害性的。习还面临其他压力,从非洲猪瘟的爆发,这造成中国一半的猪群消失,并给粮价上涨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到可呼吸的空气和干净的水等环境问题。另外香港和台湾的民主运动也让习近平头疼。赞成独立运动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已经轻松获得连任。第一阶段(协议)在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贸易领域,给了习近平一个急需的休战。”
  不提产业政策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
  外交关系协会贸易专家奥尔登说,协议没有提中国不公平的产业补贴政策,也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的胜利。
  他说:“中国的胜利有两个方面的,第一,这为贸易战提供了停战的机会。这是中国非常需要的。我想,他们可以比较有信心的预测,未来一年,贸易战不会有很大的升级。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考虑美国一直提出的有关重大结构改革的问题。协议中没有任何有关国有企业的字眼,也没有有关对新兴产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字眼。在核心问题上,中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奥尔登说,虽然推迟结构性改革从长远来看并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短期来看,中国领导人会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Kennedy)评论说:“只是作出了部分让步,而中国得以保持重商主义的经济体系,并以牺牲中国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为代价,继续歧视性的行业政策。”
  《纽约时报》12月中旬在美中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发表文章说,初步协议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报道说,“这项协议的总体框架可能会让中共的强硬派感到满意,他们坚持要求北京不要在限制中国产业政策上作出妥协,这些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美国在高科技上的竞争对手。”
  中国的政府补贴问题曾在早些时候的谈判中占更主要的地位,也是特朗普总统发起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4月,中国谈判团队差不多接受了一份妥协协议。那份协议让美国保留大量关税、中国修改一些白宫认为不公平地偏袒中国企业的中国法律。
  不过,习近平最后站到了强硬派那边。强硬派要求撕毁该协议,重新谈判,因为该协议不包括大范围取消已经征收的关税,而且协议对修改法律的要求被视为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
  不少分析人士说,将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留待第二阶段去讨论,将会让美中第二阶段的谈判更加复杂。

来源时间:2020/1/20   发布时间:2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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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落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办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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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学伟  来源:欧洲时报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1月15日签署。次日大家看到88页协议文本。几天来各家评论不算激烈,股市反应也温和。
  回顾签字仪式,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特朗普邀请了200人前来观礼,并花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花式夸耀自己的功绩和感谢谈判团队、相关人士的支持贡献。他在那里挥洒自如,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副总理刘鹤和大使崔天凯的发言都不卑不亢,就是觉得有些拘谨。
  看完签字仪式直播,一个直觉是,达成的协议文本,可能对中方有些苛刻。不然特朗普怎么会这么大肆张扬,而中方则如此低调。这种对比也包括特朗普和刘鹤的不对等的签字人数。
  周四看完文本之后,这种严重的压迫感基本消失。大体说来,感觉这还是一个有尊严的、对等的文本。对特朗普的至少是客观上的善意,有了多一些的领会。对刘鹤等中方代表的艰苦努力,多了一份敬意。
  然后是对这个文本的细致入微,深感触动。马上感觉到,双方的代表,都必须具备很多的专业知识,还得得到众多真正的专业人士的协助,才可能达成有如此多细节的协议。
  现在来稍微详解一下这个协议的一些要点。
  该协议共分八章。第一章19页,主题就是知识产权。第一句话就可圈可点。
  “美国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中国正从重要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知识产权生产国,中国认识到,建立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全面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认为,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段话不算标点共有113个字。除了前面15个字是美方的意思,其它98个字都陈述的是中方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说:(由于)中国现在“正从重要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为重要知识产权生产国”,中国认为,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符合自身利益。
  以此为逻辑出发点,才有这一整章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议条款。这个起头,很给中国面子。
  文本中,有许多的“双方同意”或“双方应”。但的确也有许多的“中国应”。但在这个“中国应”之后,都会出现“美国确保”做到要求中国做到的事情的内容。因为,的确,美国作为一个先发的、发达的国家,经济方面的法律制度,显然比中国完备得多。很多时候,中国需要向美国看齐。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第二章关于技术转让仅有3页。出乎意料的短。因为事前听到这方面的抱怨很多,以为会有很多的措施。但这里的确有若干看不太明白之处。
  比如这句话:“一方不得支持或指导其个人针对其产业规划所指向的领域和行业,开展以获取外国技术为目的、导致扭曲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难道哪怕双方同意,都不可以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来获取对方先进技术了吗?但是很明确,中方以后肯定是不可以再行“我给市场你给技术”的交换了。比如汽车行业,必须是很快就全面开放独资了。
  关于科学与技术合作。这里居然只有“双方同意考虑在合适的情况下开展”一句话。没有任何细节。这可是一股很冷的风。这方面是不是也要等到第二阶段再细谈?
  第三章关于食品和农产品贸易,包括17个附录2个附件4封信,居然占去43页,即整个协议一半的篇幅。可以看出,特朗普为了保住他在农业州的选票,可以称得上是“呕心沥血”了。
  这些相关条款概括起来,就是中国要在两年内翻番购买美国农产品。
  关于这部分条款,笔者和许多观察家一样有一个疑问,就是美国农民能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多生产出那么多的价格有优势、中国又需要的农产品?
  然后就是,如此大量增购美国农产品,会不会损害中国曾经大量进口的其它农产品出口国的合法权宜?他们会不会向比如WTO等国际机构提出诉讼?
  再然后就是,这会不会损害中国农民的利益?毕竟,中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远不及美国。放开竞争,中国农民恐怕很多都会招架不住。这里就有“粮食安全”和“保证中国农民乐业”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
  第四章金融服务只有短短5页。中国一直没有开放的这个领域肯定马上就会大范围地开放了。笔者的直觉是,中国现在在这方面开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而以前这方面的开放条件可是不成熟的。须知,这是美国/西方最强势的项目之一,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更甚与高科技,仅次于意识形态和军事。
  第五章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只有3页。只谈到透明度和不过度干预。似乎应当放到这一章的产业政策,国企补贴等,都得等到第二批谈判才能触及了。
  第六章讲扩大贸易。也是3页。附录只有总目没有细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太多的天机的确不宜透露,以免扭曲正常的市场机制。
  这些涵盖两年的巨大的数目是特朗普夸耀的主要本钱:制成品777亿,农产品320亿,能源产品524亿,服务业379亿。总计2000亿。
  但有两句话不可忽略:“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双方承认,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这就是已经明确承认,比如如果美国农民无法提供足够的价格合理的中国有需求的农产品,完不成既定采购金额,不能算中方违约。
  第七章7页,事关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笔者认为公平合理。并没有出现中兴式的派人来实施治外法权的事态。说去说来,也就是“出了问题,互相投诉,平等协商解决”嘛。
  第八章最终条款2页。都是例行公事,无可评论。
  笔者相信,双方对这个贸易战打了20个月,谈判谈了13轮才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还是有相当诚意的。这些条款并不会轻易被任一方撕毁。落实途中,自然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正如刘鹤所引用的中国谚语:“(只要有诚意,)困难总没有办法多。”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大几率可以存活下去。正如中方坦言,现在的重点是抓紧落实。
  至于第二阶段的谈判,笔者相信也会缓缓开始,但不会进展神速。特朗普大概率并无机会很快就去北京展开第二阶段谈判。有一个很靠谱的说法:中美争议的问题,40%可以马上解决,40%可以讨论,20%无法讨论。现在看来,应当已经有60%左右的问题在这第一期协议中解决了。剩下的40%左右的问题,也就还有20%左右可以期待在第二期谈判中解决。比如具体的各类补贴的范围和额度。甚至国营企业制度,笔者觉得都可以商量。中国不是正在搞“混改”,要往大型国企里掺入私营成分吗?这不正是美国人要求的东西吗?最不可能让渡的20%,就是2025之类的自主发展计划,中国的鼓励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政策权利了。
  中国在协议中承诺的保护知识产权、开放市场等方面的措施,其实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这场贸易战,也会逐步实施。有了这场贸易战,顶多也就是加快一些实施。其实整体、长远而言,就像当初为了加入WTO做出的让步一样,都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利的。
  贸易战打了那么久,打得那么热闹,最后得到这么一个初步结果,难怪在美国,除了产业界似乎叫好的不多。结果恰如预期:双方还是只有妥协。美国并压不垮中国。当然中国也别想接下去就是坦途。还有大笔关税在征收,即将展开的第二阶段谈判只会更艰苦。
  这个协议签署的最大意义,当然是止住了中美关系走向破裂的势头。特朗普需要的是选票,中国需要的是时间。现在可以各取所需了。但是不要忘记,特朗普上任几年来,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基调,从合作共赢,变成了大国竞争。要感谢他的就是,他还没有把这个竞争关系拉向你死我活。因为他明白,这样做起来风险实在太大。
  (本文作者:法国历史学博士刘学伟)

来源时间:2020/1/20   发布时间:2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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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罡:伊朗该如何被清算?

作者:殷罡  来源:钝角网

  伊朗混了四十年了,捞够了,该还账了。接下来怎么办呢?伊朗很聪明,很能干,骑在核门槛上接受清算,它的资本是非常非常雄厚的:第一,从也门撤兵,积极主持胡塞武装和哈迪政府的和解、谈判、自治,如果胡塞武装不听,就在胡塞武装内部另选领导人,断其的财源;第二,停止支持哈马斯,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解;第三,从叙利亚撤兵,不再逼近戈兰高地了,这一下子阿拉伯人的恐慌就消除了,因为核问题有美国管着,用不着阿拉伯人管。
  2017年,拉夫桑贾尼去世对伊朗政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拉夫桑贾尼当过总统,也是原来的专家委员会专家会议的主席,他麾下有86个人,负责选举下一届领袖,结果他死了,哈梅内伊的接班人是谁还是个未知数。顺便说一下,拉夫桑贾尼他们家是大地主,所以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土地改革,因为改革要分他们家的地,他们家的大地主大到什么程度呢?伊朗的开心果80%是他们家操纵的,要到伊朗买开心果罐头,都是拉夫桑贾尼家的。
  哈梅内伊身体也不太好,曾两次住院,情况好时照样出来接见群众,他如果不幸去世的话,怎么办?找另外一个至高无上的接替人找不出来,一找出来,有三个反对他的,找三个人来,这个体制又变了,集体领导又变了,还是不行,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法监督者,他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这个体制也可能发生变化,这是它面临的困境。
  现在伊朗有两个人值得关注,萨迪克·拉里贾尼和阿里·拉里贾尼,这俩是亲哥俩,权力很大。刚才谈到了哈梅内伊年轻的时候,不是只有中级职称吗?但是他当了领袖以后,这两个人的爸爸可是有高级职称的,这两个人的爸爸就支持、力挺哈梅内伊,这样哈梅内伊的领袖位置就保住了,因此哈梅内伊必须对这两个政治栽培人、保护人的两个出色的后代予以栽培和信赖,这两个人肯定也支持哈梅内伊。刚才还谈到,哈梅内伊把革命卫队司令换了,就怕革命卫队的司令跟这两个人作对,而这种政治,东方也好,西方也好,特别是在东方,都一样。其实我觉得伊朗的体制最好四十年再发生一次变化,取消宗教领袖。
  再看美国,美国现在撤出叙利亚了,它采取的是“收缩战略”。我觉得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从始至终比较克制,从奥巴马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聪明,就不卷入,虽然有几百美军,关键的时候最高三千人驻军,但也只是完成了消灭“伊斯兰国”的任务。
  伊朗虽然事实上完成了保护巴沙尔政权的任务,但付出的代价很大,现在国内反对呼声很高。但是既然建立了什叶派武装走廊,它就要维护,要全部撤出比较困难。伊朗在叙利亚到底想干什么,它必须要干什么?它要守住反“伊斯兰国”战争的参战成果,要继续整合伊拉克、阿富汗什叶派的民间武装,维持什叶派走廊的军事化。如果它现在撤了,那么过去几年就白干了。伊拉克实现和平之后,伊朗知道它把阿拉伯世界都得罪了,因此它希望建立一个通过伊朗接到伊拉克到叙利亚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再有,它希望在叙利亚同以色列保持地理接触,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压力,这是一个威胁手段。
  以色列担心什么?现在戈兰高地东侧的安全隐患太大,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过于强势,有好几万人,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虽然这两年有点缓和。两年前,在普京的劝说下,伊朗革命卫队从戈兰高地前线零公里后撤八十公里,脱离了跟以色列的接触,即便这样,以色列两次著名的轰炸还是发生了,一个发生在2019年1月23日,炸毁了叙利亚投入运营的JY-27米波反隐形雷达,这都是中国提供的。以色列的隐形飞机可以侦探到JY-27米波雷达。在2019年7月1日,以色列又把伊朗在叙利亚的导弹装备厂基地,十来个重要的基地全炸了,反正伊朗一冒头就炸。伊朗也知道它在叙利亚建立对以色列挑衅的基地是白花钱。
  以色列的对策就是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一冒头就打,不管这个武器来自于谁,来自俄罗斯还是来自中国,反正武器都是买的,虽然把中国的雷达炸了,但是中国的钱也赚了。然后它让俄罗斯协调,帮着管伊朗,而且在黎以边界开始修隔离墙,摧毁地道,就跟三八线似的,然后要想美国承认以色列的戈兰高地的主权。
  以上,是想说明,在伊朗的强势扩张中,敌人也在想办法来反制它。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和沙特联合打造了逊尼派反恐联盟,他们叫反恐联盟,实际上就是反伊朗联盟。
  去年,特朗普主持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沙特接着组建了41国伊斯兰反恐联盟,这个反恐联盟是个军事联盟,军队总司令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将军,所有这些人都是逊尼派的,构成了逊尼派的反什叶派联盟,名义是“反恐”,你说我是恐怖分子,我说你是恐怖分子,大家都是恐怖分子。
  沙特最近的变化也挺大,沙特萨勒曼王储要改写中东版图,他要在约旦、埃及和沙特之间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开发区,可是对那个地区的地理稍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约旦和埃及是不接壤的,中间必然要连上以色列。如果沙特、约旦、以色列、埃及在亚喀巴湾建立一个联合开发区的话,这个地区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永久和平地段,这个地区面积26500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等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总和。
  巴勒斯坦是以巴争夺区,要新建了一个地区,跟这个一边大,打造新的版图。再看横跨沙特的石油管道,年输送能力,理论能力,可达1亿吨。采用的是直径48英寸(合122厘米)的输油管,世界上最大的输油管也就那么宽,它开启的话,一年能转1亿吨。即便波斯湾封住以后,这条油管照样畅通无阻,这条油管的尽头叫延布,有炼油厂。这条油管和延布炼油厂等炼油厂生产的汽油、柴油等各种产品,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无一例外地输往欧洲。波斯湾被封了,跟它有什么关系?封了以后,吃亏倒霉的是伊朗自己。沙特王储这些大手笔很让人吃惊。
  所以真别瞧不起阿拉伯人,特别是萨勒曼王储这个人。萨勒曼王储的亚洲之行先去了巴基斯坦,又去了印度。承诺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花一百亿元建立一个大型的石化企业,一下把瓜达尔港填充进来了,盘活了,他还承诺投资另外一百亿美元在巴基斯坦各地建基础设施、发电站,和中国一起共建“中巴经济走廊”,而中国正求之不得。他还准备出资一千亿美元参加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的炼油厂比在巴基斯坦的更大、更多,因为印度人口多,需求大。这样印度跟伊朗的关系就要松动,对伊朗就不那么依靠了,而且承诺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也是一百亿美元,在辽宁盘锦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建立了大炼油企业,占地好几平方公里,而且同时计划在中国各省都建油化企业。中国现在决定向外资开放加油站,他准备就在中国大做石油产业,帮助振兴东北经济和西北经济。之前,沙特国王和胡锦涛主席说在福建要建立一亿吨的储油设施,储存伊朗的石油,如果波斯湾发生战事,这一亿吨石油就供中国用。他到日本,也跟日本说,在冲绳建立一亿吨的储油设施,沙特往这儿运油,如果打起仗来,日本也可以用。如果沙特这么做,谁还关心和伊朗的关系?顶多也就是口头上说点好话。通过这些手段,沙特已经把伊朗的后路都抄了。
  再看伊朗怎么做,伊朗是从恰巴哈尔准备把一个输油管铺设到瓜达尔,从瓜达尔再沿海铺,于是伊朗垄断供应巴基斯坦所有的石油天然气。沙特这回说,做梦,瓜达尔港建大炼油厂,年加工能力1600万吨,够巴基斯坦用了,巴基斯坦还买伊朗天然气吗?沙特一出手就是非常大的手笔。而中国修瓜达尔港,中国承包了那个港区是九点几平方公里,光沙特这一个厂就需要至少三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沙特这一个企业,瓜达尔港就不是一个死港了,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瓜达尔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且恰巴哈尔港还有它自己的功能,就是通到阿富汗,连接阿富汗亚洲最大的铁矿,再到土库曼斯坦的石油,这是一条线,俄罗斯也欢迎。这样走过去以后,沙特占领了巴基斯坦油气市场,占领了印度油气市场,占领了中国的油气市场,占领了日本的油气市场,伊朗发展核技术,接受国际制裁十几年,这么耗下去,是不是太吃亏了?不仅把战略机遇期完全又转手送给了沙特,还为自己挖了一个大陷阱。
  现在中东地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逊尼派解决什叶派过度的强势和扩张。由于什叶派敌对以色列,仇视美国,所以美国和以色列和这些逊尼派国家联合在一起包围什叶派国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什叶派的地区也会逐渐发生分化。叙利亚,虽然是什叶派地区,但是不会坚定地同伊朗站在一起;也门都是一些穿塑料拖鞋的山民,伊朗要没力量没钱支持他们的话,他们也不会跟伊朗;伊拉克南部这个国家是美国打造出来的国家,不会与美国为敌的;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人,聪明点的、胆大的,都跑到伊朗,拿伊朗国籍了,剩下腾出的地将来去招安塔利班人,这个地区的版图在不断地汇。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东目前是在走向一个新的平衡,过去伊朗太强势了,但是能不能把伊朗给灭了呢,也灭不了。只要伊朗改变姿态,采取收缩战略,阿拉伯和伊朗人在这个地区好好地各过各的日子就行了。

来源时间:2020/1/20   发布时间:2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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