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洪建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14日，法国、英国和德国宣布已正式启动伊核协议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指控伊朗违反伊核协议规定。然而，美国媒体很快曝出内幕，特朗普政府以加征关税威胁英法德对伊朗施压。一位欧洲官员称，美国的举动相当于“勒索”，通过关税对欧洲外交政策强加指令。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欧关系龃龉不断。2020年将决定欧洲在未来四年是否还要面对一个以特朗普为总统的美国，这一年的美欧关系又会如何发展？
　　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今日继续刊出研究报告《特朗普还能走多远？》中的文章。本报告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于1月13日发布。

　　2019年的欧美关系在下行轨道上继续前进。由于欧盟和主要欧洲大国忙于选举、改革和脱欧等内部政治议程，加之特朗普连任势头很猛，欧美之间的口水仗有所降温但政治对垒持续；欧美经贸摩擦不断，在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世贸组织面临停摆之际，欧美之间的局部关税战此起彼伏；在伊核协议、叙利亚问题、中导条约和北约等地区安全及多边事务中，欧美矛盾继续积累。临近岁末，特朗普政府对“北溪-2”天然气管线的一纸制裁，更将欧美这对盟友之间相互损害的剧情延续到了2020年。
　　政治对垒：维稳与拆台之争
　　随着特朗普执政进入第三个年头，欧美之间的政治对垒进入新阶段。欧洲需要接连应对议会选举、欧盟机构换届和英国脱欧等重大政治议程，政治内向、维稳的态势明显。同时，在经历了前两年既想“改造”特朗普又想影响美国议会但效果不彰的情况下，欧洲也开始调整其处理对美关系的策略。随着特朗普连任势头上升，欧洲对美政策也更加务实，开始为欧美关系变化的长期化做准备。
　　与前两年因在政治上不适应特朗普而大打口水仗不同，欧盟机构和欧洲大国对美开始采取减少公开争吵、避免美国“脱钩”但又不做原则性退让的策略。
　　在推行“美国第一”的目标下，特朗普政府继续加大了对欧洲分化、给欧盟拆台的力度。对美国安全需求上升并与欧盟离心倾向增大的中东欧国家成为特朗普政府拉拢的主要对象。2019年2月，美国和波兰举办中东问题部长级会议，力邀40多国官员出席，其目的是在维护伊核协议问题上从内部分化欧盟立场。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以及限制5G市场准入等也主要是从中东欧国家打开缺口，进而影响欧盟层面在能源进口和电信市场的统一规则。
　　深陷“脱欧”困境的英国也成为美国对欧洲施加影响的重点。特朗普得以正式访英并率全家出行，为对英国和欧盟施加影响，不仅抛出了“尽快开启并达成英美自贸谈判”的诱饵，还对英国首相的有力竞争者约翰逊频频示好（编注：特朗普此次访英在2019年6月）。但特朗普在英国民意中形象不佳，又遭到伦敦市长的冷遇和批评，其英国之行可谓铩羽而归。
　　尽管特朗普个人及其对欧政策在欧洲主要国家政府和民意中遭到批评和反对，但其所代表的“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法国总统马克龙语）对于欧洲右翼民粹势力仍颇具吸引力。来自右翼民粹政党、试图发动提前大选独掌权柄但落败的意大利前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就在2019年年底宣称将卷土重来，并坦承其底气就是“将与特朗普结盟”。
　　经贸摩擦：双边与多边交锋
　　2019年欧美经贸摩擦主要集中在双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关税战针锋相对以及世贸组织改革前景分歧加大三大问题上，而三大问题之间又相互激化，导致欧美经贸摩擦愈发难分难解。在贸易谈判问题上，欧美在谈判目标、要价重点和条件上都存在很大差距。2018年7月欧委会主席容克访美期间与特朗普达成开启欧美贸易谈判的意向，当时欧方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因美方单方面提高钢铝产品进口税而引发贸易战，并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打乱特朗普单边施压的节奏，权益之计的色彩很浓。
　　美国方面则希望通过谈判从欧盟拿到多数货物贸易领域的“对等关税”。因此尽管双方提出了“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高目标，但从一开始就由于法国反对将农产品纳入谈判范围、欧盟设置了美方不得在谈判期间对欧方汽车产品征税的前提条件，以及特朗普无意在汽车领域接受“零关税”而陷入僵局。由于法德两国要确保各自的农业和汽车领域不受谈判影响，特朗普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难以在农产品问题上让步，欧美贸易谈判立场分歧过大，在2020年依然是难解之局。
　　为摆脱被美方利用关税大棒单方施压的困境，欧洲方面在2019年进行了反击。先是法国在年初通过了对科技企业征收“数字税”的法案，将对全球收入超过7.5亿欧元（8.34亿美元）、在法国地区的数字服务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2700万美元）的公司征税3%。由于符合征税条件的多为美国企业，尤其是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家美企巨头，美国政府对此强烈反对，认定“数字服务税”为“不合理税种”并对法国发起“301调查”。在法美磋商未果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9年年底提议向包括奶酪和葡萄酒在内的63项、总价值24亿美元的法国产品加征最高100%的关税。
　　除数字税外，持续多年的欧美航空补贴争端在2019年因世贸组织作出有利于美方的裁决而发酵。世贸组织裁定欧盟国家政府非法为空客公司提供补贴，美国可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和服务加征关税。美方为此对欧洲开出的征税清单涉及民用飞机、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重点打击英、法、德、西四个空客生产国。欧方在寻求和解未果后，也开出了价值120亿美元的关税报复清单，并继续向世贸组织申请裁决。但由于美国的阻挠，世贸组织争端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于12月11日陷入瘫痪，无法作出判决。
　　美国通过单边行径导致欧方在航空补贴争端中吃了亏，被欧方认为是“短视行为”，也迫使欧方开始反思并调整此前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附和美方的做法。在美国肆意破坏多边机制、重点打击欧洲大国的政策下，2020年欧美经贸摩擦仍将处于多发状态。
　　国际安全：分歧与矛盾累积
　　除在政治与经贸领域进行博弈外，欧美在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叙利亚问题和北约等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中的矛盾有增无减。在无力阻止美国任性退群、随意甩锅的形势下，欧洲采取了既羁縻又抗争的对策。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英法德等欧洲缔约方为规避美方制裁，试图建立避开SWIFT美元结算体系的支付机制以支撑对伊朗贸易，同时为避免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受“夹板气”，一方面劝说美方重启谈判并推动美伊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与中俄加强协调。2019年8月美国借口因“俄罗斯违约”而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导致国际核军控体系动摇，欧洲国家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在无法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提议进行有关核军备控制的新谈判，并附议美国要将中国纳入新谈判框架。
　　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向是关乎欧洲周边安全的重大问题，欧洲既想施加影响，又深感力所不及，希望美国能保持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而由欧洲提供协助。但美军撤出和土耳其军队挺进导致叙利亚局势出现俄、土联手掌控的局面，打破了欧洲想借美国势力控制周边局势的算计，让试图将安全隐患阻挡在边界之外的一些欧洲国家大为失望和愤怒。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于美国和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国未经协调甚至未做通报就采取“牺牲”欧洲盟国的行动大为光火，这成为他在北约领导人会议召开前夕公开发表北约“脑死亡”言论的直接导火索。
　　2019年是北约成立70年和冷战结束30年，为弥合其内部尤其是欧美盟国之间的分歧，北约原打算在伦敦开一场“团结和胜利”的大会，但马克龙有关北约“脑死亡”的批评引发风波、特朗普继续催缴军费以及土耳其出兵叙利亚等事件却让会议开出了“分化和沮丧”的后果。特朗普得意于满足北约军费开支占GDP2%指标的欧洲国家已增加到8个，并提出了未来军费开支GDP占比将提升到2.5%的“新目标”，但拥有欧洲最大GDP也是军费支出最具重要性的德国仍口惠而实不至，并联手法国继续推动欧盟自身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
　　在特朗普将北约视作“商业工具”（马克龙语）的背景下，欧美在战略利益和安全目标上的差异被进一步放大且难以弥合。
　　2019年底美国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再次凸显了欧美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分歧，这次美国在欧洲方面的主要对手换成了德国。尽管德国在此前有关北约“脑死亡”的争论中站在了美国一边，但并未换来美国在打击德俄能源交易上的心慈手软。
　　通过波罗的海直接联通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是德国和其他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欧洲国家试图绕开现有的乌克兰和波兰管线、确保自身能源供应安全的产物。美国从项目一开始就对德施压，认为俄罗斯将借能源对欧洲施加更大的战略影响，“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但其真实目的是不愿看到经济实惠的俄罗斯能源将性价比不高的美国输欧液化天然气挤出欧洲市场。
　　在美国的一纸制裁令下，参与项目的英、法、德、奥等国企业和个人都将面临账户冻结、高额罚款和入境限制等严厉措施，致使参与项目最后100多公里管线铺设的瑞士公司被迫中止施工。在美国的治外法权和长臂管辖打击下，首当其冲的德国除了争取在60天过渡期内与美国达成妥协外也拿不出更有效的应对办法。欧美俄围绕“北溪-2”项目的博弈攸关各方能源、安全和战略利益，展现出当前欧美关系的复杂背景和深刻矛盾。
　　2020年的欧美关系将因双方进入不同的政治周期但面对持续的利益纠葛而呈现出更为跌宕起伏的剧情。美国将进入总统大选时刻，欧洲将不得不做好迎接特朗普新任期的各种准备。
　　新一届欧盟机构以推进“绿色新政”、实现科技产业自强和“专注地缘政治”为目标开启施政，其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将是检验其成色的重要标志。欧美贸易谈判、关税纷争和世贸组织等问题或将破局，伊核问题、叙利亚局势也将进入高风险期。在加强战略自主建设、摆脱对美国依赖的长期目标和仍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和安全保护的现实之间，欧洲仍将备受煎熬。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本文原标题《欧美“盟友”变“损友”》）

来源时间：2020/1/18   发布时间：2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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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文钊  来源：中美聚焦

　　我们在中美贸易战中送走了2019年、美国国会已经通过或正在讨论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美国一些领导人发表了不少对中国极不友好甚至是攻击性的言论……凡此种种，导致当前在美国、中国和国际上，许多人对中美关系的估计都不同程度地悲观，甚至认为美国已经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反华态势”。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但笔者仍然认为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评估和展望要看到更多的因素。
　　我们常常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政策文件和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分析、判断中美关系的依据，这没有错。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只是分析和评估中美关系的一个依据，而不是全部依据。这些文件和讲话是美国决策者的主观认识和愿望的表达，它的实施情况如何，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还取决于许多客观的因素和条件。因此这些文件与中美关系的客观现实之间不是划等号的，纸面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打折扣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相差很大。40年的中美关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小布什政府是带着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这样的想法就任的，他自己在竞选中说过类似的话，赖斯在《外交》上的文章中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更不要说那些新老保守派，如拉姆斯菲尔德、沃尔夫威茨等人的看法了。但八年下来，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却是40年中美关系中最好的时期之一，从“撞机”事件解决之后，两国关系有长达七年半的稳定，两国还联手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布什的副国务卿佐利克还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表示要与中国共同构建未来的国际体系。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是又一个例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冲着中国来的，当时一些学者也觉得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严峻的时期。但中国冷静应对，适时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结果八年下来，两国关系在经贸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些分歧问题也置于建设性的控制之下。
　　自然，布什政府期间的中美关系跟反恐有密切关系，奥巴马时期的两国关系则与全球金融危机息息相关。有人也许会问，要是没有这些，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呢？但问题恰恰在于，中美关系不是孤立的双边关系，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国际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中美关系密不可分，美国决策者实施对华政策要受到种种局限和制约，不是自己想怎样就能怎样。共和党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效果不彰，其实不是奥巴马不想更多地制约中国，他一直认为“对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挑战需要加以经常不断的关注”，只是他所能做的有限罢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样面临着种种制约。特朗普想结束阿富汗战争，一直未能如愿，美军不但没有撤，反而增了兵。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从叙利亚把军队撤到了伊拉克，没过多少天又重新派回去了，可谓朝令夕改，进退失据。而现在，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增，这决不是美国想看到的。现在美国的“斩首行动”杀害了伊朗军事领导人苏莱曼尼，桶了大马蜂窝，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麻烦在等着美国。美国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实行“长臂管辖”，到处干涉，但旧的麻烦没有解决，还在惹起新的麻烦。这些麻烦在美国决策者处理中美关系时都是束缚和制约。有的学者说，等美国把别的事情都摆平了，就会集中来对付中国。笔者认为，恐怕没有那一天。
　　中国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制约，但总体说来，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是有底气的。不说国内的原因，在国际关系方面，这些年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与周边关系都处理得不错，在推动全球化、推动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等许多问题上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达成广泛共识。比如今年中美双边贸易受贸易战影响下降了，但中国与欧盟、与东盟的贸易增加了，把对美贸易亏的那部分弥补了。当然中方仍然认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还是尽快结束贸易战为好。
　　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大选对中美关系可能又会产生负面影响。但也不一定。2000年是大选年，克林顿政府还推动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这是对中国成为WTO成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举措。2008年是大选年，候选人参议员奥巴马和麦凯恩专门撰文谈美国对华政策，双方都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现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两国关系的气氛，但下一阶段谈判的任务更艰巨。两党会不会利用中国问题来打选战？实际上，特朗普在2016年已经这样做了，他在那次选举中说得最多的是美国丢失就业岗位500万个，丢给了谁？丢给了中国。“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是他的口头禅，他已经把中国作为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这也是他发起贸易战的依据。一年多下来，贸易战我们领教了，无非如此，美国自己也受到了伤害。本来特朗普的意思是要达成一个全面的贸易协定，现在达不成，大选以后再签也没有问题。分阶段谈判是中方的主张。中国人办事的逻辑从来都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现在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可以说是美方接受了中方的要求，或者说，美方也有尽快达成协议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双方一步一步再来谈判解决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总之，对2020年的中美关系也不必太悲观。

来源时间：2020/1/18   发布时间：2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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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Insight：中美已于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您此前一直在关注中美贸易谈判事宜，就目前而言，您如何评价这份协议？
　　沃尔夫：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有三个主要的观点。
　　首先，有协议显然比没有任何协议要好得多。这表明两国有合作的能力，也表明双方有互相妥协的能力。
　　在我看来是个好的现象，比双方贸易摩擦继续加剧、继续累加关税要好，看到两国将达成这项协议我感到很高兴。
　　第二，这项协议的作用非常有限，并不足以解决美中两国过去几年在贸易、科技、投资等领域的重大分歧。
　　相关问题的未来还不明确，因此也很难确定这项协议是否会解决中美关系的遇到的问题。
　　第三点，这项协议到底会将中美关系引向何方。除了贸易谈判方面，宏观层面上的中美关系会去向何处？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面对中美贸易关系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两国经济最终会有多大程度上的“脱钩”？
　　总的来说，我很高兴看到两国将签署这项协议，但是我认为协议本身并不会在解决中美问题上给出特别明确的方案。
　　CDF Insight：在过去两年中，“不确定性”成为了两国关系的关键词。这种不确定因素还将继续存在吗？
　　沃尔夫：是的，目前经贸协定对中美关系的改变还处在一个初期阶段，不太能预见最终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不确定因素还将继续存在。
　　但我认为这项协议至少起到了一个“重新校准”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是投资者、或是一家公司，并且对贸易感兴趣的话，应该做出长期的决策，斟酌一下自己应该投身中美贸易的程度。
　　因为现在美国企业想要同中方或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企业同样也想和美方或在美国开展业务，科技行业更是如此，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依然存在。
　　CDF Insight：有人担心如果中美双方不能很好地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就会对第二、第三阶段协议造成影响。您如何看待这种担忧?
　　沃尔夫：我不认为实践和讨论是孤立的二者。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并且开展切实的探讨，找到二者的契合点。
　　美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做出各种承诺，但并未真正履行，但我认为中国也会有人对美国持有一样的看法。
　　所以这需要双方的努力。
　　现在中国如此强大，又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和美国存在一些差异，仅仅这些就已经让双方步履维艰了。
　　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未曾有过“全球经济”的局面和那么多政治经济体制各不相同的大国。这是全新的挑战，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CDF Insight：现在中美都面临巨大压力。比如美国某些参议员认为这项协议代表美方“投降”了，有些中国人认为中国总是在满足美方的要求，这会伤及中国的企业和农民。双方都认为自己为这项协议做出了足够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两国有怎样的建议呢？
　　沃尔夫：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总体上来说，协议内容需要足够的细致，好让人们理解双方所达成的共识，同时遵守这些共识。
　　本质上来看，达成协议就是要在双方之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重要的是要让双方都认同协议内容，并感受到对方在认真地履行。
　　从另一方面看，任何协议都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某些人的利益，以追求更大的利益。

　　CDF Insight：在您看来，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关系有何变化？
　　沃尔夫：从某种层面上看你的思考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会反向考虑这个问题。
　　我认为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经济关系变化引发的。也就是说，不是贸易摩擦导致了变化，而是变化导致了贸易摩擦。
　　那么是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最根本的是美国经济体制各方面的变化。
　　这是整体上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特朗普，只是这些变化是从特朗普当选后开始而已。贸易摩擦和科技摩擦只是这种基本变化引发的“症状”。
　　本质上看，美国现在对中国产生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挑战者，也是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这种观点就是在这五六年前出现的。后来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洲”战略，这种观点就明显增多了。
　　我对此观点不会做出对错的评判，只是想陈述一个事实：人们担心中国成为美国各个领域的竞争对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这是一个观点上的巨大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美国人观念上的变化。
　　中国不仅仅是美国的竞争者，还是一个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者，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如此。
　　另外，还有特朗普这一角度。
　　特朗普认为，在任何贸易关系中，只要美国陷入赤字，就会对美国造成不好的影响。特朗普定义一个贸易关系好坏的标准就是美国是否处于贸易平衡或顺差的状态。因此他认为中美贸易关系非常地不公平。这些观点引发了中美贸易摩擦。
　　另外，美国目前还尤其关注中国贸易政策的某些具体方面。
　　所以，贸易摩擦只是上述问题的结果，不仅仅和贸易有关，而是有更宏观的因素，贸易摩擦只是一个“症状”。
　　总体上看，美方还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疑虑。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贸易摩擦看作是美中复杂紧张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要孤立地看待贸易关系。
　　同时，消除贸易摩擦也不能单靠解决贸易问题来完成。
　　就算解决了贸易问题，中美关系也无法回到七八年前的状态，因为两国关系还包括其他诸多方面。
　　贸易非常重要，但贸易并非问题的全局。中美两国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必须找寻新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
　　但我个人还没有考虑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方式。
　　CDF Insight：最近，越来越少看到人们像几年前那样非常乐观的谈论中美关系了。
　　沃尔夫：就算人们对中美关系有些悲观看法，也不是贸易摩擦导致的。
　　因为贸易摩擦只是一种“症状”。如果只和贸易有关，从技术层面来讲就不会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解决起来比较困难而已。
　　CDF Insight：您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样一种比喻依旧适用吗？
　　沃尔夫：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认为这个比喻既恰当又不太恰当。
　　中美两国通过贸易逐渐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对两国的企业和经济都非常重要，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将它比作一艘船的压舱石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方面讲是对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人们认为某个贸易是“不公平”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贸易往来越多，可以引发不满情绪的经济活动就越多。
　　也就是说，经贸往来越多，摩擦就会越多，一旦“超载”，船只就有可能“倾覆”。若是“压舱石”没有起到稳定船只的作用，那么巨浪就可以将船掀翻，而“压舱石”本身的重量也会加速船只的倾覆。
　　这就是贸易的复杂之处。
　　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会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是能稳定中美关系，还是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因为摩擦涉及诸多方面，与贸易、投资、科技、知识产权等都密切相关，无法尽数解决。
　　所以我认为两国的这种相互依赖具有两面性，虽建立起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但是也催生了一些摩擦，而且不能确定哪一方占比更多。

　　CDF Insight：在当前局势下提升中美之间互信，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沃尔夫：这个问题和中美双边关系联系不大，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变化，也取决于美国和西方内部的变化。国家内部的改革与进步和国际关系的发展紧密相关。
　　外界人士和像我这样的“观察者”并不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未来会如何发展，但在中美关系中，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中国的经济体制会不会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
　　我认为大致保持现有的状态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就是保持现有这种混合的经济模式，一部分私有制、一部分公有制、国家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问题永远都会有，这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尽可能预见问题，问题出现便及时应对。
　　中国会继续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影响力，所以我认为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未来将如何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方法？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中国能否提出一种世贸组织的新型谈判模式，来应对诸如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等重大问题。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可以在多边格局中有所作为。
　　CDF Insight：您是否有注意到，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中美会在近期重启战略与经济对话？
　　沃尔夫：我也关注到了这一点。
　　CDF Insight：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目前的战略对话同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开展的对话相比有何不同呢?
　　沃尔夫：我更感兴趣的是双方决定开启对话的做法本身。
　　我认为保持对话是好的。特朗普政府做了很多蠢事，其中一个就是停止对话。但对话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参与讨论的人，以及他们行使怎样的权力。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
　　采编-丝露
　　翻译-佩瑶

来源时间：2020/1/18   发布时间：2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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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Insight：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召开时，中美贸易战已经是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从2018年3月份贸易争端萌发，到现在第一阶段的协议签署，您觉得中美两国的关系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中美关系显然不只有贸易战，但贸易战是两边互相试水的一个过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够达成，我觉得是个好事情，表明两边都趋向于理性。
　　关于贸易战，大家要看到两点，一个是既然美国发动了贸易战，我们必须还击，但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中国方面肯定是想达成一个协定的。
　　另一方面，美国想通过贸易战达到的这些目标，除了就业市场阶段性转暖，其他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比如资本回流和美国再工业化自动回流，并没有达到特朗普的预期效果。
　　所以无论中国还是美方，就达成协议这块而言，大家还是比较趋向于理性。
　　我觉得下一阶段，无论谈不成还是谈得成，还是继续要谈，谈的过程中才能出现理性，不谈大家难以理性。
　　CDF Insight：如果把视野从贸易战向外扩大，您对当下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判断？
　　郑永年：我个人认为贸易谈判延续下去是没有问题的，谈的过程也是双方相互摸底、试水的过程。但对中美关系其他方面，我觉得不能太乐观。
　　中美双方的科技冷战已经开始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地缘政治上的对立也已经出现。
　　那么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看这个问题，一个是接受中美间在贸易方面和其他方面都在斗争。
　　但斗争并不是绝交，不斗不相适应，这也是一个常态，是两个大国之间，老大老二之间的矛盾。
　　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中美两个国家都是理性的，那就天下太平了；如果一个国家不理性另一个讲理性，吵吵闹闹也打不起来；但是如果两个国家都非常情绪化、非理性的话就很容易发生冲突。
　　我们以前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那么从现在来看，没有人可以说这个话了。
　　CDF Insight：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中美关系好，有可能还是好不到哪去，但是坏的话…
　　郑永年：我们没有收到好的迹象，贸易战能稳定一点就不错了，你要两国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科技冷战也不可能停下来了，还有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等。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大家要做到理性应对，这样就可以避免公开大规模的冲突。
　　我们不需要太过分一定要求中美关系恢复到从前，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种“管控”的状态。
　　就像习近平所说，不要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假如以后真的要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也不要一下子掉进去，而是要在两国有所准备的状态下，这样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
　　要通过慢慢地调试，给双方有一个缓冲空间。中美两国间互相依存的程度很高，假如一下子要用政治、行政甚至军事的力量强迫切割、断裂的话，对两国经济的冲击会很大。
　　但在管控下将互相依存的程度慢慢减少，这是可以的。
　　CDF Insight：过去两年的中美贸易谈判中，有一些关键词我们在不断地提起，“脱钩”是其中之一。
　　郑永年：实际上，只要两个条件还在，中美两个国家就是脱不了钩的：第一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国还是开放的。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我想不会变，只要美国还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就要向一切可以赚钱的地方流动。
　　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最大的市场，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所以尽管特朗普说要让美国资本回流美国，但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还在增加，美国商人还是发现中国市场是最赚钱的、最稳定的。
　　第二，我想中国不会封闭起来，也封闭不起来。
　　只要这两个条件不变，中美两国就不会完全脱钩，只是减少一点互相依存度仅此而已。
　　CDF Insight：还有一些长期以来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比如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互信是中美关系的关键…这些判断和定位现在有没有变化？
　　郑永年：以前有些定位比较理想化。经贸关系当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压舱石不见得等同于中美间不会发生经贸冲突。
　　一战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争夺比中美之间更激烈，但欧洲并没有发生冷战。为什么冷战不会发生在欧洲国家？因为它们之间互相依存度太高了，谁也搞不定谁，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反观美苏，即便二战他们都是反法西斯阵线同盟，两国之间也没有什么经济、经贸、科技人员的来往，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挂钩，所以一旦有冲突，很容易演变为冷战，马上就能形成两个军事集团。
　　所以说，互相间依存度高，有压舱石，更要小心现实冲突。
　　还有一个就是信任。谈中美间的信任也是一种理想的说法。两个大国之间有信任度当然很好，但这是可求不可得的。
　　可以确定的是，信任一定是来自两个国家共同的利益追求，中美之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信任，但可以有共同的利益追求。
　　更多地强调共同利益比强调信任要好，因为这要更实际一点。
　　CDF Insight：让我们来看看未来。您认为中美关系再往下发展的关键在哪？
　　郑永年：我觉得未来中美之间会有一定的脱钩。
　　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因为这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两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依存度，至少减少到两个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中美间减少一点联系不一定是坏的。这种依存度的减少在某些方面也是理性的，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联系太紧了，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中美双方目前最大的目标，应该是让双边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CDF Insight：第一阶段协议细节公布前后，美方有消息说，美国部分人希望观望中国的执行和落地问题。中国方面，有部分人认为贸易协定签署意味着中方对美方的“让步”。您对来自两国的这些观点怎么看？
　　郑永年：美方的期待既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一步达到一个总体贸易协定的话不现实，一步到位的东西纸上写出来容易，但是做不到。我觉得是要分步走，给双方多留点时间，这样比较理性。
　　还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很多人说我们是不是向美国妥协了，我认为不是妥协，因为这跟我们自己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理性地分析，美方提出的部分要求是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
　　CDF Insight：农产品是特朗普的痛点，有人会问，在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过程当中，美国农民获益，中国农民的利益会不会因此受损？甚至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郑永年：首先，中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农业产品，从现阶段来看，如果中国不从美国购买，就要向其他国家购买——比如拉美国家——这样成本会更高。客观上，中国农业保证不了每年提供一定量粮食，那么我们只能进口。
　　进口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中国农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当时为了要跟美国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然后来美国退出了——农业受到了影响。为了应付TPP，日本进行了农业改革，所以这些年日本农业发展很快，附加值反而增高了。所以我认为这取决于内部的体制改革。
　　美国是大机械化的生产，中国是小农生产。如果中国一直持续走现在的小农经济、生产效益相对低下的话，中国农民的利益肯定会受影响。
　　但中国农业本身也要改革，提高生产效率。我们一直在说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如果能真正做到，中国农业就有竞争力了，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国的农民利益会有多大的损害。
　　这完全取决于自己，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向着先进生产方式改革。
　　CDF Insight：这其实是贸易战能够带给我们的，反思中国国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改革。
　　郑永年：改革是符合我们方向的，我们自己早就意识到要改革，区别只是压力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我认为，不要认为内部压力就是好的，外部压力就是坏的，关键要看效果。
　　CDF Insight：贸易战持续近两年了，还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郑永年：中美两国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它们是国际关系的两根柱子，中国倒了不行，美国倒了也不行。
　　如果中美两个国家都高度情绪化的话，很容易走向战争。中国如果能理性一点、冷静一点，可以避免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久而久之美国也会回归理性，因为和中国为敌也不符合它的利益。
　　就处理中美关系来说，中国既要考虑到美国国内情况，也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区域责任和全球责任。
　　CDF Insight：贸易战也体现出美国和中国这次是在一个相对对等的层面上来交往。过去双方都对彼此保有幻想。能不能说，现在这种中美关系其实才是更健康、更正常的？
　　郑永年：对，这是正常的。过去美国对中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对美国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家的幻想都破灭就开始斗争了，斗争一段时间理性回归，然后就稳定了。
　　现在我们就处于斗争过程中，以前双方都存在幻想，现在开始趋向于现实，经过斗争发现谁也打不过谁，谁也离开不了谁，双方相互了解后就恢复正常了。
　　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市场不比美国小。
　　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国家，中国不会变成美国，美国也不会变成中国。双方可以互相学习，但是不会变成对方。
　　CDF Insight：您觉得贸易战有赢家和输家吗？
　　郑永年：没有赢家和输家。是哪一家赢了呢？没人赢。哪一家输了呢？双方都受到伤害了。
　　采编-丝露
　　编校-安琪

来源时间：2020/1/18   发布时间：2020/1/17

旧文章ID：20462

作者：刘胜军  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

　　01 全世界松了口气
　　中美两个大国终于握手言和。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
　　协议落定，中美股市上涨，这说明：
　　•协议是双赢，对中国好，对美国好，对世界负责；
　　•反之，贸易战打下去只能两败俱伤，世界遭殃。
　　这为2020年的世界经济开了一个好头，意义重大。刘鹤副总理说：
　　当前，世界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我们面临着如何推动大国合作和国际合作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已经形成了适应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国家不能合作。恰恰相反，中方和美方有着巨大的共同的商业利益，我们又面临着反恐、禁毒、收益分配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重大疾病防治、资源环境保护等诸多共同的挑战。我们有加强合作的客观需要。
　　对在忐忑中度过了2018-2019年的全球民众而言，现在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02 事非经过不知难
　　这一协议来之不易，期间经历一年多的波折、起伏与较量，既有美方的“极限施压”，也有中方的“划定底线”，但最终还是握手言和。

　　刘鹤副总理指出：
　　虽然过去两年双方在经贸领域遭遇了一些困难，磋商也几度遭遇挫折。但是双方经贸团队并没有放弃，经过双方不懈的努力，在平等和相互遵守的基础上，我们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这验证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困难并不可怕，办法总比困难多”。
　　笔者认为，促成这一成果的有多重因素：
　　•中方“不想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明确战略。《纽约时报》评论说，“从本质上讲，贸易战打了一年半后，中国似乎找到了一个制胜的策略：保持强硬，让特朗普政府自己与自己谈判”。
　　•中方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持续推动汽车、金融领域扩大开放，创造性推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显著降低了进口关税，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
　　•中方划定底线“阻断”特朗普极限施压。
　　•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超级供应链优势，让美国企业不想走、不能走。
　　•包括美国工商界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呼吁。
　　•特朗普面临国会弹劾、2020竞选连任的双重压力。
　　03 以开放倒逼改革
　　为何是双赢？
　　•美国赢在当下，特别是未来两年对华出口的增加；
　　•中国赢在长远，特别是以开放倒逼改革。
　　中方做出的很多承诺，其实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在协议中将其更加明确化、具体化而已。
　　刘鹤副总理作为中方谈判首席代表，其体会更深、站位更高、解读更为深刻。刘鹤指出：
　　这不仅是一份经济协议，更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繁荣。
　　两国虽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能够管控分歧，找到合作共赢的办法。
　　中方作出的一些承诺，充分考虑了我国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有助于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同时，这份协议符合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但坦率地说，这与中方最初的要求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双方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解决好这些问题。
　　要有战略眼光，才能读懂这份中美协议的价值。
　　风物长宜放眼量。笔者在《择高处立，向宽处行》一文指出，评价协议不能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更重要的是长期利益和战略利益。对于中方而言，“以开放倒逼改革”就是最大的战略利益。刘鹤副总理给出了深入阐释：
　　扩大双方在农产品、制成品、能源、服务业等领域的贸易规模，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放宽市场准入，包括扩大金融领域双向开放，为两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遇。目前制造业领域的开放已到了相当程度，下一步的重点在现代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双方承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基于自愿和市场条件的技术合作等，以更好地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与发展活力。
　　对于这几点，我们有很直观的感受：
　　•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后，消费升级迹象明显，要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只靠中国国内企业目前还存在不少差距，例如药品、高端农副产品（如牛肉、奶粉）……
　　•中国的大部分产业不是保护不足，而是保护过度、保护时间过长导致了“巨婴现象”，扩大市场准入利人利己。以汽车产业为例，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成功、特斯拉上海工厂的火爆，充分表明竞争才是硬道理，过度保护只能导致扭曲和供给创新不足。
　　•金融服务业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渠道，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但只有充分竞争才会产生“有效率的金融”。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存在的高杠杆、融资难融资贵、僵尸企业，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竞争还不够充分。应该承认，引入更加市场化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以“鲶鱼效应”倒逼国内金融机构行为“市场化”，从根本上提升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
　　刘鹤副总理说：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这份协议将促使中国在“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这两个角色之间更好的平衡。
　　可见，没有所谓的“让步”，只有智慧的倒逼。“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中方彰显了大国担当、远见和智慧。
　　04 关键在实施
　　考虑到协议的复杂性和庞大规模，如何有效执行协议是一个巨大挑战。
　　以中方扩大进口为例，刘鹤副总理表示：
　　中国在大量进口的过程中，是按照市场原则供给规律进行。企业根据消费者需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进口。进口后要面临消费者的检验。
　　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任何国家想进口多少就可以进口多少，而是要展现出产品的竞争力。要对中国的家庭主妇有吸引力，如果在价格和质量上没有吸引力，那说明企业本身没有做好。
　　05 两种准备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虽然达成，但仍面临脆弱性：
　　•特朗普的多变
　　•协议的执行
　　•第二、三阶段协议谈判会更为棘手
　　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PhilHogan）分析说：
　　双方仍然有20%的关税。这对特朗普期望的竞争力或就业都没好处。短期看来，第一阶段协议的有效期可能是从现在到11月……作为一名政客，我知道这是如何运作的。
　　《纽约时报》指出：
　　签署的协议为各方赢得了时间。协议已经给市场带来了好转，并且意味着两国已着手于更加实际的谈判，而不像夏天时，双方显然相去甚远。这份协议显示，两个强劲的对手能够取得基本的协议进展，能够以谈判伙伴的身份建立信任，并尊重对方的红线，同时包容含糊性。没人能够保证进展是永久的；以早前的情况来看，它可以因几段总统推文功亏一篑。但进展终归是进展。
　　CNN评论认为：
　　还有37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未被取消。在贸易战之初，进口商、零售商承担了大部分关税成本。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伤害美国消费者。

来源时间：2020/1/17   发布时间：2020/1/17

旧文章ID：20463

作者：黄育川  来源：IPP评论

　　中美双方就贸易问题是否会达成全面协议，是外界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然而，很少人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看待中美贸易磋商。众所周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中美贸易磋商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每年可对美国造成2250亿至6000亿美元的损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共识最高的议题之一。
　　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任何未摆脱外部知识依赖的国家都不会制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美国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善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对于目前而言，美国要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是不现实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所不足，但是这一规则对两者都适用。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外部获取来增加自身知识库存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均认为，这种方式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虽然“获取”普遍被认为是“盗窃”的委婉说辞，但是事实上，中国所从事的贸易和投资、国际研究合作、专家跨境流动、开源资料收集、产品仿制、逆向工程等活动都是合法的，并非都属于知识产权盗窃的范畴。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活动不仅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为美国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
　　然而，绝大多数分析人士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了消极的方面上，例如，外国投资者必须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或技术转让来获取中国市场的准入权，中国政府对此予以了坚决否认。但是许多外国企业认为，鉴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认为，该问题的重要性被过分地高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曾被要求进行技术转让。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对的27个挑战中，“强制技术转让”只排在了24位。
　　中国合资企业的规模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较为庞大，占其外来投资的三分之二，因为当时许多外国企业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入中国市场。如今，合资企业仅占中国外来投资的不到三分之一。随着合资企业政治敏感度的不断下降，中国政府开始立法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并于2019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就知识产权窃取而言，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9年发布的《特别301报告》，全球共有36个国家上了美国的黑名单，而中国只是其中之一。美国通常把向高收入水平过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列入黑名单，例如，日本和韩国都曾“榜上有名”。中国因其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而受到美国的特别关注。
　　虽然知识产权法可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但是同时也会阻碍知识的传播。因此，一个国家需要根据自身创新能力、国际规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利弊，来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本文认为，当一个国家从知识“净获取者”转变为知识“净创造者”后，才会考虑制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美国作为引领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的先驱，要求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合乎情理的。本文认为，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史对研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参见下图。

　　工业化初期的美国就是一个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外之地。美国商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通过山寨英国动力织布机，研制出了美国自己的动力织布机，被后世誉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奠基者”。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始于美国国会1790年颁布的《版权法案》（Copyright Act），该法案明确指出美国政府不会给在美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提供任何知识产权保护，但声称：“本法案不禁止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内进口、出售、印刷、重印以及出版地图、图表、书籍等。”美国在1790年到1835年间颁发的9225项专利中，大多是对欧洲技术的抄袭，而且专利权人全是美国人。直到美国国会在1891年颁布《国际版权法案》（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ct）以后，美国政府才开始给在美国境内的外国公民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
　　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历史可以得知，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自身价值链的提升有赖于模仿和抄袭，而美国在这一时期忽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显然是有意而为之。随着美国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不少利益相关者开始呼吁美国政府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意味着美国已完成从知识“净获取者”向知识“净创造者”的过渡，从而推动了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
　　美国的经验表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创新能力的发展之间不存在相互制约关系，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美国成为知识“净创造者”后，还在从事知识产权盗窃活动。例如，1917年美国颁布了《对敌贸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规定在战争期间禁止与交战国进行贸易往来，并对交战国在美国获得的专利予以收回或出售。
　　如今，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逐步走上正轨。中国于1984年制定了专利法，但是在这之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知识产权盗窃猖獗。这与美国的经验颇为相似，但是西方在谈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时却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一点。
　　2001年7月，中国根据国际标准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改，并于同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说这是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为了加速推进技术创新本土化和从低端到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中国政府于2015年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
　　为什么中国能在几十年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取得如此大的进展？首先，中国在专利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这表明中国致力于本土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其次，中国在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赔偿标准及专利保护期限。
　　此外，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数量曾在2015年位居世界第一，并以每年40%的速度攀升。截至2019年5月，中国政府先后设立了3个知识产权法院和20个地方知识产权法庭。外国公民在专利诉讼中的胜诉率已普遍高于中国公民。目前，中国政府每年用于科技研发和外国知识产权购买的支出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就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不得不肯定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取得的成绩。中国所做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在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中，2018年96%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有所加大，而2014年这一数据为86%。
　　尽管如此，美国仍希望中国进一步改善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甚至试图通过施加关税来推动中国知识产权的改革。本文认为，美国此举是不理智的举动，更切实的做法是制定一个双向战略：一则推动建立更多旨在改善知识产权立法和保护的国际机构；强化国际仲裁机构的地位；二则通过务实合作促进中国的开放创新，制定公平互利的知识传播体系。
　　有美国官员认为，随着中美在5G网络和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本文认为，与其与中国全面“脱钩”，不如与中国签订协作监管框架协议，以预防华为等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对美国的安全风险。
　　本文认为，如果西方希望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做得更好，就应积极与中国合作，推动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

　　译著：曾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来源时间：2020/1/17   发布时间：2020/1/17

旧文章ID：20461

作者：郑羽  来源：中美聚焦

　　如果说2017年上台以来特朗普班底对华政策的线索足够清晰的话，其对俄政策则显得有些云山雾罩，波诡云谲。一方面，特朗普对普京政权示好连连，甚至声称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令西方世界大为错愕地；另一方面，他又对即将竣工的俄罗斯连接欧盟的经济命脉“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痛下杀手，不惜殃及欧洲盟友。表面看来，这使得特朗普显得更加“不靠谱”，然而仔细辨析，其对俄政策的内在逻辑不难梳理。
　　其一，反建制主义。反奥巴马政权的对外政策，包括对俄政策，是特朗普上台伊始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国际多边领域，特朗普不仅在2017年6月即表示要退出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而且随后迅速放弃了奥巴马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两个多边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2018年5月，特朗普再出新招，宣布美国退出多国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这样，奥巴马执政八年在国际舞台的主要业绩基本上荡然无存。
　　在对俄政策领域，奥巴马因为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后，在离任前的2016年12月再次因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而对俄施加更严厉的制裁。特朗普开始执政后，频频对俄示好，并表示要解除制裁，加强两国合作，使得两党政治家惊诧莫名，做出激烈反应。2017年7月下旬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新的内容更加广泛的制裁，同时，在两党议员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制裁法案中明确规定，永远不承认俄罗斯以武力改变领土现状的行为，总统在做出解除制裁的决定前需要向国会提交报告，国会有权否决总统的决定。
　　显然，特朗普的反建制主义，是要通过消除民主党人的外交业绩，嘲笑和贬损民主党人的执政能力，为自己的连任造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反映。
　　其二，孤立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战略收缩，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应该指出，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与他的整个对外政策构想相关联，有着更深刻的考虑，这就是搁置或者说冻结美俄矛盾，集中对付中国。
　　商人出身的素人政治家特朗普，按照自己的理解继承了前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即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与战略重心向西太平洋沿岸东移。其差别是，如果说奥巴马主要以多边主义，即扩大盟友的责任负担来实现美国的战略收缩，特朗普则是更多地以孤立主义立场这样做，甚至放弃在欧洲这个美国传统战略利益重心所承担的安全义务。2019年1月2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57票支持、2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禁止特朗普总统让美国退出北约的法案，就是特朗普这种政策取向的证明。特朗普在2018年6月G7峰会期间关于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惊人言论，实际上是要放弃美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的责任，集中力量对付在他看来更加危险的挑战者中国。
　　其三，在美国国内进行“通俄门”调查的背景下，为自证清白，转而对俄采取强硬政策。在涉及对俄政策方面，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不仅受到国会两院的两次立法制约，而且受到美国舆论的强烈质疑。2018年7月芬兰G20峰会期间，他在与普京的会谈中表示，俄罗斯没有干预美国大选。这一言论受到美国朝野一致猛烈批评。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不得不按照美国政府的既定对俄政策行事并有所加码，以自证清白。例如，从2019年开始，美国为首的北约舰队频繁地在黑海海域演习。
　　最后，“美国优先”原则是特朗普对俄政策不变的核心。2019年12月23日，特朗普签署《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制裁参与建设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各国企业，并成功迫使其停工。这一举措对衰败中的俄罗斯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它比以往的任何一项单独制裁对其损害更加直接，说明在美国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上，在特朗普本人认为美俄利益直接发生矛盾的其他问题上，“美国优先”是其首要原则。

来源时间：2020/1/17   发布时间：2020/1/17

旧文章ID：20460

作者：  来源：新华社

　　这是全球关注的时刻——
　　当地时间1月15日13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标志着中美双方朝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近两年时间历经13轮高级别磋商、20多次牵头人电话磋商，这份中美经济贸易协议来之不易。协议以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协议包括序言，第一章知识产权，第二章技术转让，第三章食品和农产品贸易，第四章金融服务，第五章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第六章扩大贸易，第七章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第八章最终条款。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式签署有何意义？协议文本有哪些重要看点？双方各自关切文本中如何回应？未来中美经贸合作走向怎样？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权威人士对协议文本进行全面解读。
　　互利共赢——这是一份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协议
　　合作，是中美双方最好的选择。翻开协议中文版，几乎每章条款中都出现的“双方应”等字眼告诉我们，这是一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力求平衡的协议。
　　“协议很多章节既体现了美方的利益诉求，更反映了中方的利益诉求，是一份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平衡的协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原主席张月姣对记者说，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剂”，成为两国重塑经贸关系的一个起点。
　　协议签署前，不乏有担忧认为中国作出了很大让步。
　　从协议内容看，主要覆盖深化贸易双向合作、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三大方面，同时双方将建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及时有效解决经贸分歧。在关税退坡问题上，美方承诺取消部分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可以说，这是一份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的协议，彰显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说，协议充分照顾双方的合理关切，总体上是平等互利的。从中方承诺看，无论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加农产品、能源产品等进口，还是扩大金融开放，很多条款都是中方已经出台的改革开放举措，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
　　“协议签署恰逢其时，有助于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高凌云说，协议也推动美方实现对华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折，包括暂停原定去年12月15日要加征的关税，并将去年9月1日生效的对华已加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这也是本届美国政府首次降低一国已加征的关税，有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逐步回归正轨。
　　协议签署后，美方是否会如此前传言的单方面派员来华监督落地执行？张月姣说，协议在争端解决方面一大亮点就是通篇没有“监督”一词，取而代之以“安排”一词，美方不会派员来华监督执行，双方承诺建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这实际上在世贸组织之外双方又搭建了一个解决分歧和摩擦的平台，通过从司局级到部级自下而上的沟通对话机制管控分歧，遇事好商量，更好保障双方贸易权益。”
　　根据协议，中美双方应恢复宏观经济会议，以讨论综合性经济问题。这让外界对中美双方以对话磋商方式更有效管控分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有了更多期待。
　　优势互补——中方扩大自美进口有空间、有原则
　　深化贸易双向合作是协议一大看点。双方承诺扩大在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服务等领域的贸易规模。
　　“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从两国超大规模经济和市场看，中美贸易潜力巨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说。
　　深化贸易合作，有利于两国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双方经济互补的特点、实现互利共赢、深化全球经贸合作，能有力提振全球市场信心、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双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中美‘脱钩’言论，有利于夯实中美关系基础，也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增强了确定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潜力大，扩大进口空间也大，进口美国优质商品和服务，有利于满足我国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超大的市场规模令世界瞩目。
　　扩大自美进口，也有章可循。根据协议，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中方将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
　　张燕生强调，企业是采购活动的主体，中美两国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为企业的正常、合法经贸往来创造条件。中方多次表示，愿意鼓励本国企业遵循世贸组织规则，根据市场化原则，与美方企业商谈进口协议，并确保不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和服务造成歧视。
　　专家们着重表示，扩大进口自然带来一定市场竞争和结构性产品以及利益调整，但中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积淀和入世近20年的经验积累，广大市场主体有着足够的竞争承受力，也有助于通过竞争有效实现转型升级。
　　一方想多买，一方也得多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强调，扩大贸易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扩大各类产品和服务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满足中国相关监管要求。如中方自美进口受到美方有关行动和其他情况的影响，中国有权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这有利于推动采购承诺实现。
　　双向受益——农产品贸易不会影响我国家粮食安全
　　中美农业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协议中的食品和农产品贸易一章，覆盖乳品、禽肉、牛肉、猪肉、加工肉类、水产品、大米、水果、饲料和宠物食品等双边农业合作重点领域。
　　专家表示，协议的实施将大幅增加中方自美进口农产品，这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方关切，但不会对国内农业产生冲击，更不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能确保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与此同时，自美进口农产品还应符合我国进口监管标准等要求。
　　中国是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1/10。其中，中国85%左右的大豆消费要靠进口，每年进口大豆约为9000万吨。
　　“中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人、耕地少10亿亩，两国有广阔的农业合作空间，扩大进口有利于填补国内供需缺口。”张燕生说。
　　高凌云分析，一方面国内需求越来越大，我国完全有市场容量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农产品能丰富老百姓的选择、降低消费成本。
　　一份平等互利的协议，不只是单纯一方的买买买。此次协议一大看点是为扩大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打开大门，这是重要的实质性成果。
　　在经贸磋商过程中，美方公布了允许中国熟制禽肉输美的最终规则，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之后有资格向美国出口自产原料熟制禽肉的国家。美方还承认中国鲶鱼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并允许来自中国的香梨、柑橘、鲜枣等向美国出口。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近800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77亿美元，约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10。随着此次对美农产品出口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并解决了一些僵持10多年的出口障碍，我国农民和产业界也将实实在在受益。
　　根据协议，中国将从美国进口部分小麦、玉米、大米，但数量严格控制在关税配额范围内。据悉，中国的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自给率从未跌破98%，这意味着扩大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进口谷物，只是为了品种调剂，不会突破配额限制。
　　“我们会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不会突破。”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强调。
　　助力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体现双方意愿、符合中国发展内在需要
　　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一直是中美经贸谈判关注的重点。此次协议在知识产权章节涵盖了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地理标志以及药品、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内容，并在专门章节对技术转让作出具体规定。
　　协议的看点很多，如在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规定了药品专利申请接受补充数据，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的有效机制等，有助于更好保障药品研发；打击网络侵权方面，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通知下架责任，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更好保护；协议还规范了恶意投诉行为，打击恶意商标注册行为，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等。
　　“知识产权有关内容体现了中美双方为两国企业和民众提供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的共同意愿。”张月姣说，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出台诸多扎实有效措施。“细看协议，会发现很多条款与中方已经出台的政策法规方向一致。”
　　根据协议，在技术转让章节，双方同意不得利用行政管理和行政许可要求强制技术转让等，这有利于创造尊重知识价值、鼓励创新的环境，推动政府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服务。
　　“入世之初我国就作出过承诺，迄今任何法律都没有强制技术转让规定，今年1月1日施行的外商投资法也明确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彰显了我国重信守诺的国际形象。”高凌云说。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在知识产权还是技术转让章节，相关要求、义务等对于中美双方都是对等的、平衡的，需要双方共同遵守。
　　高凌云表示，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旨在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提供更加优良的商业环境，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同样，美方也要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提供同等水平的保护，更好维护在美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表示，这符合中国自身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也是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相信协议落地后，中方会按照既定节奏，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与发展活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稳定市场——金融服务开放自主有序，汇率政策绝非某种广场协议的翻版
　　中美在金融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根据协议，中美双方承诺在银行、证券、保险、电子支付、金融资产管理等领域提供公平有效非歧视市场准入待遇。中方承诺开放措施一视同仁，依法合规受理各类金融机构的申请；美方则积极推动解决中资机构在美国开展业务遇到的实际障碍。
　　“中方关于金融服务的承诺，与近年来中国自主、有序推动的金融业开放是一致的，不少条款已对外宣布过，诸多措施在推进实施中。”程大为说。
　　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步伐持续向前、沉稳扎实。目前，多数措施已经落实到位，不少外资金融机构已经进入中国实际开展业务。
　　张燕生强调，中国金融业开放并非是一放了之、放任自流，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与监管始终是并行的，确保不发生风险。
　　中美均是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国家，两国就汇率问题达成的共识对全球市场有序运行至关重要。
　　不少业内人士发现，协议中关于汇率政策的十多条条款，都是从“双方”承诺开始，显示出很强的对等性。双方承诺尊重对方货币政策自主权，平等对待汇率问题，由市场决定汇率制度，避免竞争性贬值，并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说，关于中美汇率方面协议，一直有担忧声音认为是某种广场协议的翻版，此次签署的协议证明这绝不是一方压着另一方，而是一份相互尊重、相互商量的协议，体现多边共识，可以说是大国之间协调汇率政策的范本。
　　此次协议还对汇率操纵作出了“大规模、持续、单向干预”等明确定义。程大为表示，按照这一定义范畴，此前美国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显然与协议精神不符。协议签署前美国取消此前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错误认定，为协议签署扫除障碍。
　　协议好不好，市场说了算。专家认为，双方自2019年12月13日宣布就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后，一个月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作出了积极反应，美国股市更是连创新高。相信这一互利共赢的协议正式签署后，将有利于管控分歧解决问题，有助于市场预期和信心的恢复，推动两国和全球金融市场走得更稳。（记者张旭东、韩洁、安蓓、董峻、陈炜伟、吴雨）

来源时间：2020/1/17   发布时间：20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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