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峻  来源：西方文明的历程

　　我在《其实川普是一个又土又渣的老头，只会撒泼耍赖》这篇文章曾经论述过，川普的经济学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经济理论，高深的数学模型，就是就业，就业，再就业，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再次让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土得掉渣的川普经济学再次让他们出丑，也再次让人们考虑这些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宏观经济学家？是否需要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诺贝尔奖是否应该取消经济学奖？
　　前一阵子美国债券的短期利率超过长期利率，以经济学家的看法，这是经济衰退前的重要信号，使人们产生了经济是否次将开始衰退的重大疑虑。可是美国11月份的经济增长依旧强劲，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十一月份新增就业人数26.6万人，这个数据是2019年1月份新增31.2万就业人数以来的最好数据，也比去年同期的196,000人提高很多，这些数据也打破了华尔街经济学家的预估，击碎了社会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从数据中可以看到，汽车行业为这次新增就业人口贡献了41,300人，同时整个工业系统贡献了54,000人，健康保健系统贡献了45,000人，休闲与旅馆业贡献的45,000人，专业和商业服务贡献了31,000人，各个主要行业都表现抢眼。同时失业率是3.5%，比10月份的3.6下降一点，这是1969年以来最低的失业率，这也是五十年来的最低失业率，确实值得一吹。对于川普，对于川普经济学来说，他并不看重GDP的增长率以及股市的行情，他更看重就业人口及失业率情况，GDP的增长率及股市行情会有水分，但是就业人口却是实打实的数据，而且与民生息息相关，一个高失业率的，只有少数权贵，资本家获利的GDP高增长的经济又有什么意思？
　　相对于11月份的强劲增长，前两个月的经济表现略显逊色，但是同样喜人，9月份的就业人数比预估的增了13,000人，达到193,000人，而10月份比预估增长了28,000人，达到156,000人，这些使2019年的就业人数平均增长达到18万人/月，不过要保持这种失业率，接下去每个月的创造就业人数至少要10万人左右，这个确实压力不小。同时每小时的时薪报酬比去年增长了1%左右，这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不过经济学家却指出由于薪酬的增长，也就带来了经营风险，他们警告，薪酬的不断增长加上商业和政治的不稳定性，特别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的经济，这更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联邦储已经三次降低利率，就是对这种潜在衰退的担忧。但是这些专家又指出，美联储下次聚会时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消费者消费欲望强劲，商业指数一直保持高昂，经济衰退似乎又不是近期的事。
　　其实这些专家的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反正是像算命一样，八面玲珑，什么都说到，但好像什么也说。其实我个人感觉，对经济好坏的判断，经济数据是一个方面，经济大环境更是一个方面，只要政府廉洁高效，政府三个分支的公务员在社会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不高，不挤占社会资源，并且能够公正有力地执法，保证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使每个人能够在同一条件下公平合理的竞争，确保优胜劣汰，就像美国现在这样，那么经济一定能强劲发展。因为中国的《道德经》二千多年前就说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川普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认为“上帝的手”可以自行调节市场。川普去年的减税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其实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减税的同时川普对行政公务员也大力削减，川普政府的许多部门人员是不满额的，不是找不到人，而是川普认为没必要这么多人，出现缺额时没有增补造成的。公务员减少了，但是川普也致力于减少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废除干预经济事务的规章制度，行政法令，使公务员的负担不至于加重。川普竞选时曾经承诺，每增加一条规章制度将废除原有的两条规章制度，不过据统计至目前为止，川普每增加一条规章制度，实际上废除了8条旧规章制度，也就是大大放松了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所以才有今天美国经济强劲的增长，美国经济的增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川普，川普政府努力的结果。
　　其实美国社会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一直以政府无为而民自化的方式运行，直到1929年爆发经济大危机，才使大家对古典经济学产生了疑虑，才促使凯恩斯的计划经济，国家干预主义的上台。对经济学我研究不深，但是我从直觉上可以这样肯定判断，1929年的经济危机并不是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道德已经完全败坏，整个社会大环境出现了问题，每个人都利欲熏心，贪婪堕落，失去了道德感，这样的社会不出现危机，包括经济危机才是怪事。其实拯救美国的并不是凯恩斯的计划经济，或者国家干预主义，而是在破产、赤贫状态下，大家已经无俗无求，重新开始的心态，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时爆发，使国家的凝聚力，精神面貌，道德感等都重新焕发，这才使美国再次走出危机。为什么我可以肯定这么说？因为同样是凯恩斯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却走进死胡同，整个国家死气沉沉，已经步履维艰，濒临崩溃，此时正是里根的重拾自由主义才使美国走出困境。我个人从来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抓经济的要点并不是经济，而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只要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官员廉洁自律，百姓道德高尚，让上帝的手自由运作整个市场，让老百姓无为而自化，经济不可能是不发展，而且将是十分强劲的发展，正如现在的美国。
　　其实根据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根本就无法解释川普，因为川普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反经济学的经济学，反对经济学家管制的经济学，主张让上帝的手自由运作市场，是一种最纯粹的古典经济学。川普竞选时就有300多位经济学家发表联名信，希望大家不要投他的票，川普当选总统后，又有不少诺贝尔奖得主的主流经济学家认定川普经济学将使美国经济倒退，甚至崩溃，所以川普与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结成世仇，一有机会就讽刺对方一番。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大学教授，其中不少人还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喜欢大政府，喜欢用高大精深的理论来指导芸芸众生，喜欢数学模型，他们把人类当成精密的机器，一切行为都可以容纳在他们的模型中，总结一点，他们与大多数左派思想家一样，喜欢当上帝，喜欢左右人类的行为。所以他们非常看不起川普经济学，认为是土得掉渣的理论，毫无全球化意识，毫无互联网观念，毫无全世界合作分工的理念等等。我这么一解释，其实大家心中应该有数了，你是喜欢约束、管制你的流行经济学，还是喜欢没有人管制、约束你的，土得掉渣的川普经济学，答案不言自明，所以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在《川普的极限施压终于生效，伊朗各地爆发示威游行，政府不得不切断互联网，伊朗是否亡国？川普能否如愿以偿？》这篇文章有报道过，伊朗由于经济崩溃，不得不提高汽油税，增加每个家庭的生活支出，使一般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于是前阵子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示威游行，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长此以往伊朗政府也受不了。前几天伊朗外长表示，如果美国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可以在任何条件下进行谈判，也就是愿意在放弃核计划的条件下进行谈判。但是这种表态显然太低估川普了，川普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可能在施压效力已经全部显现出来的时候放弃施压，这只有三岁小孩才会干的事，或者奥巴马这类书生才会干的事，可川普是屡次破产，见惯风浪的江湖中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绝对不可能放松对伊朗制裁的，于是川普不理会继续施压。昨天伊朗政府再次表示善意，释放囚禁三年之久的美国华裔教授，令我们外人嘘叹不已，川普也兴奋地发推说道，“在奥巴马政府期间被拿走（尽管有1500亿美元的礼物），但在川普政府期间被拿回来。谢谢伊朗进行非常公平的谈判。看，我们可以一起达成协议！”
　　其实川普的治国理念与土得掉渣的川普经济学相似，都是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古典的治国理念，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不应该像白左那样，试图用爱，博爱来解决一切问题，来软化世界上的一切，似乎不需要牺牲，不需要牺牲生命，像绵羊一样软绵绵地表示爱心，对方就会被你的爱所感化，就可以接受你的主张，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可笑的事情，这也是川普嘲笑奥巴马的原因。奥巴马放弃对伊朗1000多亿美金资产的制裁，并且送给伊朗十几亿现金，而且是用飞机直接运去，但是伊朗被他的爱感动了吗？接受他的主张了吗？没有，而且是绝不可能的。我也相信上帝绝对不可能是安排这样的创世规律，一个如绵羊一般的爱绝不是上帝所主张的，上帝主张的应该是（我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么说），该爱的时候去爱，该恨的时候去恨，爱自己的兄弟，也就是同样信仰上帝的兄弟，该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该牺牲时候去牺牲，这种有爱有恨的人生才是完美的。

来源时间：2020/1/6   发布时间：2019/12/8

旧文章ID：20374

作者：邱开冒  来源：一丘万壑

　　美帝想当世界的警察，到处维护秩序。在秩序之外，美帝就是个乐子。美帝有“政治正确”这个紧箍咒戴着，反美斗士上下其手，挠得美帝肋骨出血，还不许美帝恼。美帝好像是知心姐姐兼开心哥哥，不能跟恶小弟弟一般见识，否则就被“强烈谴责”、“严重抗议”及友情提示“保持冷静”。
　　美帝的狼子野心被反美斗士揭露——韩战赚了韩国的泡菜，越战抢了越南的香蕉，干涉古巴搞雪茄，打伊拉克偷石油，占阿富汗牵毛驴。尤其是在韩国泡菜质量下降后，又打北韩优质泡菜的主意，在金将军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美帝搜集了全世界的土特产后，一算账，觉着亏了，花了上万亿美元扶持伊拉克，连悍马车的油费都没赚回来，却被伊拉克“人民”围攻大使馆了。美帝头子哀叹：割了鸡巴敬神，神也得罪了，自己也疼死了！被誉为流氓的反美斗士乐开了怀：一旦把美帝也逼成了“流氓”，不但撕破了美帝装逼仁权的外衣，而且可以用娴熟的流氓特技暴虐新晋流氓。
　　有识之士东郭先生们很担心，怕美帝经不起撩拨，上了激将法的当，动辄提醒美帝：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报复回来？只要有足够的狂犬疫苗，这点疼算什么！他坏任他坏，心中有仁爱；他恐任他恐，明月天涯共。美帝于是给自己打足了疫苗，还准备了兽用狂犬疫苗，要给疯狗注射，实现天下狗仔大联欢的理想。
　　另一拔智囊，南郭先生们很开心，发现美帝的软肋如此辽阔，可以当大搓板来揉搓，比维维豆奶还欢乐开怀：民主制度天生的缺陷，斗不过官民一家、军民一体的“先进”体制。民主体制是穿鞋的（何况还不跟脚），斗不过神权体制光脚的。萨达姆死了，光脚的伊拉克人民照样踢美帝的蛋蛋，美帝敢剪脚趾甲？弱势群体的无赖权是天赋人权哦！不让弱势群体耍无赖，就是干涉生存权。这顶大帽子，绿色环保又节能，就问你美帝敢不敢戴！
　　这么成熟的游戏大家都熟悉了程序，突然美帝升级版本了：霹雳一声震天响，美帝摔炮从天降。反美斗士残骸中，断臂戒指闪凶光。伊朗举国震惊之后，捶胸顿足控诉——美帝不讲究啊！美帝耍无赖了呀！
　　伊朗立马把这次打击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并表示要诉诸法律解决，“必须让美国为这次恐怖活动承担责任”。
　　任何行业，只有垄断才能产生巨额利润，同行是冤家。恐怖活动这种累活脏活是伊朗那旮瘩的半垄断性支柱产业，如今被美帝抢了生意，无赖最怕碰上不讲理的，流氓最烦黑吃黑。美帝不抢石油，却抢人饭碗，逼得恐怖分子都指责“恐怖主义”了，都要“诉诸法律”了，欺人太甚了吧！
　　以前网络隐约流传一句谶语“美流放，盛如愿”，据方家破解，意思是：美帝如果也能踏踏实实耍流氓，大家就放心了；这盛世就如愿而至了。流氓把美帝逼成流氓，在全世界面前剥光美帝绅士的外衣，但没想到半裸的美帝能反过来能把流氓逼疯。很快就跪求美帝穿上锦衣，哪怕锦衣夜行。
　　美帝这次“恐怖袭击”不仅是对流氓的“无赖”行动，展示的无赖逻辑让人不寒而栗。
　　美帝可以用这种“恐怖活动”斩首伊朗这类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担心自己的总统被报复。除了技术上的难题外，还有价值上的不对称。伊朗可能各方面实力都比不上美帝，但最大的优势是有伟大领导人，民众只是为了衬托领导人伟大的卑微存在。而美帝的总统却是伟大人民的奴仆，动辄就被嘲讽挖苦，被弹劾，甚至被自己的人民当靶子练枪法。里根总统就被美国小青年欣克利当做追求女明星福斯特定情的信物，被连击六枪。里根命大，躲过一劫。美国人民也没太当个事，该吃吃，该喝喝，啥也没往心里搁，既没哀痛也不强烈要求严惩凶手，枪手还被判无罪。肯尼迪总统被扎扎实实地爆头干掉了，对美国政治毫无影响。副总统立马继位，各项工作按部就班。就连林肯总统遇刺，除了让国民心疼一阵，并催生了惠特曼的一首长诗外，对美国也没伤筋动骨。但需要伟人统治的国家就不同了，刺杀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就“国将不国”了。刺杀了丘吉尔、罗斯福，英美还是那个样。
　　所以，特朗普这么“耍无赖”，倒是赤脚不怕穿鞋的，哈梅内伊、苏莱曼尼都是穿豪华靴子的伟人，是不可取代的。而特朗普这种光脚汉，车装船拉有的是。若哈梅内伊跟特朗普兑子，简直是以日月之光与萤火虫争辉，以千金之身跟草木之躯置气呀！
　　美帝就是仗着自己领导人的渺小、廉价，欺负百年一遇的伟人，是价值观上的绝对顺差。哈梅内伊是千金之躯，坐不垂堂，咋能跟特朗普这类泼皮等值？
　　美帝的民主制度造成了领导人的廉价，可以低成本无后患地斩首别国贵重伟大领导人，显示了耍无赖的制度优势。如何降低领导人的伟大度数，如何低成本地产生国产领导，是摆在伊朗这类国家面前的迫切任务。

来源时间：2020/1/5   发布时间：2020/1/4

旧文章ID：20372

作者：金焱  来源：财经杂志

　　大国间始终存在竞争，冷战是常态，现在认清局势的第一步是看清国际关系及其本质，并意识到冲突是竞争的一部分。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也存在分歧。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大国一直都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遏制，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个边缘。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第一次对大战略感兴趣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他在美国海军的诞生地、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任初级讲师。作为高等军事学府，海军战争学院承担着美国海洋战略与政策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训练和联合作战课程。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近半个世纪之后，加迪斯出版了经典之作如《冷战》《遏制战略》等，已一跃成为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
　　2019年秋，《财经》记者在耶鲁大学采访加迪斯教授的当天，他刚讲完与“大战略研究”有关的课程。此时，国际竞争加剧，美国外交政策界就美国如何运用大战略的激烈讨论已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政治极化和幻灭，层层困扰。在这样的多事之秋，讨论什么是大战略及大战略的现实观照变得更为迫切。
　　2018年，加迪斯出版了《论大战略》一书，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的隐喻贯穿全书，寻找历史上不同年代决定胜败的战略因素。此典故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狐狸惯于追求多个目标，思维发散，而刺猬认定单一目标，思维是单向型的。
　　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因其或发散的思维或单向型的思维和行为塑造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历史证明，全球战略家的特质在于，他们结合了狐狸式和刺猬式的思维方式，所谓战略，就是目标与能力的平衡。
　　在后冷战时期，加迪斯认为西方与东方的较量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二者都是思想型和文明型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
　　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与孙子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
　　加迪斯心目中的美国战略家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认为他们“拯救了民主和资本主义”。加迪斯心目中的中国战略家则是邓小平。在加迪斯看来，大国间始终存在竞争，冷战是常态，现在认清局势的第一步是看清国际关系及其本质，并意识到冲突是竞争的一部分。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也存在分歧。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大国一直都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遏制，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个边缘。
　　“新超级大国”
　　冷战是常态，因为国际关系、大国间关系从来都不是充溢着甜蜜、光明与和谐的。大国间始终存在竞争，其中一些引发了战争，大多数没有引发战争的情况更符合冷战的定义——即使战争没有爆发，大国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财经》：在你讨论战争和战略逻辑的书《论大战略》中，你选择用“宏大”（grand）而不是“很大”（great）,当然更不会用“普通”（mediocre）来限定和描述“战略”，这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加迪斯：所有战略的本质都是把理想与能力联系在一起。我们喜欢用英语术语中的大战略（grand）而不是小战略（small）或微战略（little），有时候我们也倾向于用法语术语中的微战略（petite）。那些日常生活琐事或例行事务，比如去哪里买披萨充其量是小战略，而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和平年代做出战争的决定，或者政府部门做一些决策，甚至那些非常重要的个人决定，就牵扯到大战略的问题。
　　二者的区别在于，最初所做的决定牵扯了多少结果的重要性；二者的相同点在于，都有仔细思考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也几乎相同——能力永远有限，所以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所以始终面临选择，但重要性的层次不同。
　　《财经》：谈到战略思维，中国人更熟知的是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他的《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讲智识与外交，讲策略上的耐心与有效性。你怎么看孙子的大战略？在现代社会中，孙子战略的相关性有多大？
　　加迪斯：我们在耶鲁的课堂上用英文翻译过来的《孙子兵法》，通常它是这个主题下学生阅读的第一本书。学生们特别喜欢孙子，他的书极为简短、充满了学生们喜欢互相引用的训词或格言。它更像一个查询手册或清单，而不像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它不是历史书，但它与现今世界的相关性极强。它适用于任何重大战略形势下要梳理的思考清单，充满了微妙而敏锐的洞察。
　　比如，孙子说，激水之疾——这好像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洪水流得很急。但随后他说，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的博大精深在此就表现出来，洪水流得如此之急，在前行中裹挟着滚滚石块，军队的进攻也要如此。
　　孙子由此引发了思索：是什么要素可以击败一支军队？它要有动能，要达到阻力最小化，要利用杠杆原理，要找到有利的地形等等。
　　孙子的精妙就在于把平淡的日常、世俗的常规转变为深刻的观察，简单明了。
　　《财经》：美苏间的冷战结束已近30年，新的辩论则开始讨论美国与中国是否要进入新的冷战。人们称你是“冷战历史学院院长”，你是否看到第二次冷战即将降临？
　　加迪斯：我认为冷战是常态，因为国际关系、大国间关系从来都不是充溢着甜蜜、光明与和谐的。大国间始终存在竞争，其中一些引发了战争，大多数没有引发战争的情况更符合冷战的定义——即使战争没有爆发，大国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现在认清局势的第一步是看清国际关系及其本质，并意识到冲突是竞争的一部分。
　　美苏间的冷战有其独特之处：它是一场“热战”的产物，脱胎于令人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超级大国的规模如此之大，军备水平如此之高；其范围不限制在区域性之中，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对峙；它的强度很高，持续的时间很长。但美苏冷战仍处于大国竞争的框架之内。
　　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也存在分歧。因此，某种形式的冷战是存在的，但我会非常小心地区分中美间的冷战与美苏间的冷战，每种情况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财经》：不同冲突的内在动力不同，地缘政治局势也不同。不过在我一个多月前采访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时，他就指出他不知道该怎么为冷战定义，那些大谈冷战2.0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冷战1.0是什么意思。
　　加迪斯：我也不知道如何为冷战定义。
　　《财经》：中美间的冷战与美苏间的冷战的主要不同是什么？
　　加迪斯：简单地说，中美间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美苏冷战时，苏联和中国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的重要影响，当然中国有毛泽东思想，那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些完全莫名其妙、甚至是愚蠢的，完全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这种意识形态声称要在全世界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现在人人是资本主义了，差异更多地存在于文化等领域。
　　《财经》：换个角度，中美是否正在进入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阶段？
　　加迪斯：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中美正在接近于超级大国的局面。
　　过去40年来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比前苏联实力强大得多也富裕得多。从军事角度上来讲，中国还不能与前苏联相提并论，也可能永远达不到前苏联的军事实力。前苏联制造了很多核武器，我不确定中国会追随前苏联。但是中国无疑会成为一大强国，可能它已经是当今世界两大强国之一了。
　　因此，无论要不要冷战的帽子，都可以说我们现在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中，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有两大强国而不是五大强国——拿破仑溃败后，19世纪欧洲建立起来了国际均势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五强鼎立。美苏的两极格局只是在1945年之后才逐渐浮现。
　　在我看来，中美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当时的美苏关系存在着各种差异。
　　《财经》：中国俗语说，一山不容二虎。
　　加迪斯：一山当然容得下二虎。在国际关系中，世界政治或世界秩序从来没有被一只老虎统治的时候。
　　《财经》：不过在冷战结束的最初几年，没有任何国家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
　　加迪斯：这个世界太大了，无法被任何单一强国统治，即使是在冷战后，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存在非常短暂且脆弱。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遏制与自我遏制
　　遏制一词，如果超越了坎南的局限性并附加其他的含义，才会更有用。一个大国是否能够遏制另一个大国？大国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不明智的政策进行自我遏制？美国善于通过不明智的政策来自我遏制，中国也可能在进入这一阶段。
　　《财经》：回头来看，中国崛起及其崛起的速度出人意料吗？
　　加迪斯：如果看1989年的中国，然后再看2019年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会令人非常惊讶。如果只看过去四五十年的历史，而不去看中国在历史上作为大国的历史角色，是这样的。但鉴于中国历史之悠久，甚至可以追溯至5000年前，我不认为中国崛起令人惊讶。
　　令我和许多其他人感到诧异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果通过比较来思考，它可能反映出美国的薄弱之处，或是美国一直被其他事务分心——也许这是美国人没能注意的原因，也是中国人一直所关注的，或者其他各种不同的解释。
　　《财经》：现在美国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冷战以来一直指导美中关系的假设。
　　加迪斯：美国总是以某种形式进行政策的修订。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我认为美国多年以来的对华政策前后相当一致。美国开始欢迎中国的崛起，这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时，美国的主要考量是把中国作为遏制苏联的制衡力量。
　　让中国摆脱孤立是当时美国大战略一个部分。那之后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政策制定的方向及抉择，尤其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所发生的彻底变革。
　　特别是邓小平这样一个历史巨人，他使中国走上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道路，实际上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拥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邓小平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想明白了贯通的办法，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非常有效。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过去3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主导者是中国？
　　加迪斯：我想说的是，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我所知，中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政策指向是针对国内的，包括修复毛遗留下来的创伤，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内部实力。邓小平本人则提出韬光养晦，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谨慎地发挥作用。
　　在强化巩固了内部治理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在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所遵循的顺序是有逻辑内涵的。
　　《财经》：你因撰写乔治·坎南的传记而获得普利策奖。坎南在1946年发出了著名的莫斯科长电报，分析了苏联帝国的前途命运，提出了遏制战略。遏制政策是为另一个时代设计的，但现在尝试用遏制理论应对中国的声音又出现了。
　　加迪斯：了解坎南必须要知道他所说的“遏制”有非常特殊的含义。他的“遏制”适用于前苏联且有时间限制，并非永久性的政策。
　　有段时间坎南甚至试图将遏制政策用在美国身上——他认为美国和前苏联一样对力量平衡造成了威胁。坎南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多批评。
　　坎南对中国从来就没什么热情，实际上他对中国一直充满疑心，这是因为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坎南曾到过中国两三次，也不懂汉语，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他只是俄罗斯专家，中国从来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基辛格最初去中国时，中国成为美国遏制苏联、达到平衡的工具。坎南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几乎用种族主义的立场说了诸如“不能相信中国人”一类的话。
　　所以我不认为坎南可以作为今天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南。遏制一词，如果超越了坎南的局限性并附加其他的含义，才会更有用。
　　《财经》：遏制理论在当下的适用性有多大？
　　加迪斯：这可以变成两个问题，一是：一个大国是否能够遏制另一个大国？另一个问题是，大国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不明智的政策进行自我遏制？美国其实挺善于通过不明智的政策来自我遏制的，最近这20多年来，美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
　　我认为中国也可能在进入这一阶段。自我遏制通常是不了解本国的政策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只单纯推进本国利益会带来全球其他国家的阻力，因此扩展本国利益的行动最后变成了自我遏制。大国一直都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遏制，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个边缘。
　　大战略及其背后的战略家
　　过去五六年来华盛顿一直缺乏某种常识，但它确在美国有诉求。特朗普有识别这些诉求的本能，同时他在创建一些新的假设。所有这些是否最终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战略还有待观察，它可能是迈向新战略的第一步——摧毁旧战略。
　　《财经》：你定义的“大战略”是把潜在目标的无限可能性与必不可少却十分有限的能力相结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在书中，你强调了同一个错误是专注于前者而忽略后者。如果用这个定义来看中国，中国的目标及能力分别是什么？其局限性又何在？
　　加迪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确定中国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国际秩序有两个概念。一个与欧洲过去500年的历史相关联，即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该体系中多极均势共存，大国之间彼此认可，各国无论大小都有大致相同的地位，彼此之间在承认各自存在的前提下可能周期性卷入战争，但战争不以完全消灭对方为目的。均衡势力——各国主权平等，应得到平等的尊重。我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以一种或多种形式持续存在。我的同事希尔(CharlesHill)教授会说，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的，每个国家拥有平等的主权，无论其规模和实力如何。
　　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是自认为世界中心的概念，居天地之中的王国的概念。中国的帝王是天子，压倒一切，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是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这是很老的古代的世界观，但显然没有平等的意味，虽然也不是奴隶制或类似的东西，因为周边小国也或多或少地独立存在，但不能挑战中国的统治地位，只是纳贡称臣的藩属。我认为中国仍有这种残留的意识。
　　《财经》：你在书中指出，全球大战略家是那些利用倚绳(rope-a-dope)策略——倚靠在拳台周围的绳索上，让对手自耗实力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有足够的弹性和耐心，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在机遇出现时充分利用它们，而不是硬上预设的方案。在现实中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
　　加迪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不是成功的大战略家。特朗普我还不能确定，要拭目以待。在制定计划或胸有全局的意义上他不是战略家，但他有直觉的本能，了解美国人及其所思所想，远胜于华盛顿的许多精英阶层、包括我所在的耶鲁大学，他们都算是奥巴马政府或布什政府的那种“The Blob”（贪婪的污点）——奥巴马最高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推广的术语，指传统智慧的一系列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特朗普一上来这些就砰地一下爆裂了。
　　新的想法在华盛顿涌现。其中许多是片刻的想法、可疑的想法、愚蠢的想法，许多考虑不周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很多只不过是推文。要么明天就变，要么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就变，根本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有一些在五年前被认为非常不合常规新想法也被证明有效。比如现在两党日益形成共识，关税是贸易谈判的合法手段。如果五年前问经济学家，他们会永远说关税是一件坏事，应尽可能地降低关税，每个人都会从自由贸易中受益，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许多人未从自由贸易中受益。中国的贸易还不是完全意义上自由的，结果很多美国人因而受到影响。
　　因此它是一个很天真的概念。结合了关税作为施压手段的政策是特朗普的一大创新。我认为它会持续下去。
　　五年前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很多人都认为移民应该不受限制地被接受，美国应接收人道主义的受害者。2015年在德国开放了边界。但很快，欧洲和美国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特朗普的政策是对此的反映。
　　人们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卷入中东战争是愚蠢的。美国不知道如何结束战争，甚至不知道战争的目的，而那些战争都是民主、共和两党一致认可的。特朗普现在就应和了战争必须结束的要求，美国为什么要在那里？世界上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继续卷入无休止的中东战争正是中国和俄罗斯所喜闻乐见的。这样做很愚蠢，所以特朗普是对的。美国国内的另一大问题是监管过度，尤其是政治正确，现在受到反击。
　　《财经》：过去制定政策的一些精英在失去信誉，问题是被美国人的意愿牵着走就是好事吗？一边是大战略，一边是本能，怎么去取舍？
　　加迪斯：我这里要说的是，特朗普做的一些事情是过去五六年来华盛顿一直缺乏的某种常识，但它确在美国有诉求。你离开耶鲁，远离东海岸，就会看到这种诉求，它是特朗普当选的原因，特朗普在回应这些诉求，他有识别这些诉求的本能。
　　自冷战结束到奥巴马政府任期了结，美国有一群非常精明的人制定大战略，但同一群人彼此相互同意，形成了自说自话的“The Blob”。于是美国被拖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群人要么无法理解，要么没有能力走出来。他们失去了美国的支持——2016年选举就是结果。各种分析满天飞，特朗普其实是回应了美国国内的压力。同时他在创建一些新的假设。所有这些是否最终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战略还有待观察，它可能是迈向新战略的第一步——摧毁旧战略。
　　狐狸与刺猬之辩
　　特朗普有方向感，他集中精力于避免前几届政府的失误，并由此保住了他在国内的执政之基。2020年他很可能会赢得连任。若情况果真如此，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狐狸。很多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他一直不停地做蠢事，制造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不知道他的哪一方面会最终胜出。
　　《财经》：你总结人的思维常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中，特朗普是狐狸式的思维？
　　加迪斯：不尽然。比起刺猬来他可能更像是狐狸。刺猬有明确的方向感，特朗普也有一些。刺猬式思维的重要性在于起点，因为事情很快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有趣的是很多人兼有刺猬和狐狸的两种思维。
　　特朗普有方向感，主要体现在他要避免前几届政府的失误。他集中精力于此，并由此保住了他在国内的执政之基。我认为2020年他很可能会赢得连任。若情况果真如此，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狐狸。很多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他一直不停地做蠢事，制造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就像他施压乌克兰调查政治对手拜登这样的。不知道他的哪一方面会最终胜出。
　　《财经》：有评论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重点是，以秀肌肉实现和平，而不是奥巴马的所谓靠软实力。是不是软实力的局限性很大，现在到了必须更多地依赖硬实力的时代？
　　加迪斯：我不这么认为。首先，软实力的想法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当政之前就已存在，是另一个来自哈佛的创意，就像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创意一样。软实力是约瑟夫·奈25年前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概念，强调除了军事实力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实力。
　　回头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历史，可以说在冷战初期核武器的发展是硬实力，但是也有马歇尔计划这样的软实力的例子。没有必要现在再把它弄成花哨的新标签。
　　《财经》：奥巴马政府多年来努力创建三项主要国际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奥巴马是刺猬式的思维模式吗？
　　加迪斯：他基本上算是刺猬式的。奥巴马有一些成形的想法，在贯彻实施这些想法上则显得不太灵活，经常没什么政治意识。在具体实践中，奥巴马对议题本身更敏感。因此在他任期结束后你看现在民主党初选的阶段，有多少人提到奥巴马有好话要说？他太冷淡、太孤僻了，好像无所不知，太自我感觉良好了。
　　《财经》：大战略的有无会影响美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路径吗？
　　加迪斯：这涉及到目标设定的问题，政策的方向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试图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有些目标如实现和平，没有大的战争是每个人都有意愿；在世界上保持美国的影响力也能达成共识。在这些类别下再去实现其他目标，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国内经济的恢复或重建，它对外交政策也有影响，美国是否要减少参与到一些犹豫不决的势力中？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应重新思考对盟国的承诺，冷战初期建立的联盟结构今天仍然适用吗？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财经》：“大战略”主要用于解释国家间的竞合，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并不止于此。这个世界是建立在自由贸易而不是关税之上的，但你刚刚提到现实生活中有反自由贸易的逆流。
　　加迪斯：世界只是部分地建立在自由贸易思想的基础上。世界依赖于商品的流动，商品的交换已经变得更容易，也更便宜。但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国内利益。
　　实际上，若靠中国来建设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一切，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会失业；如果中国依靠美国人来建造他们需要的一切，中国人也会丢掉工作。这本来是一回事，但并未发生，因为中国基本上以一种美国从未涉足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支持自己的经济。因此双方存在不对称性。
　　回答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有多种不同的政策，不能只采信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者的想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去自动实现“美好的一天”。经济学家有自己的方程式，却不会更广泛地思考，所以必须考虑具体的社会影响，对可能的政治影响保持敏感。这需要跨学科的观点，而大学的组织架构又是经济系、政治系、历史系等不同学科的基础上，所以很难。
　　《财经》：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包括不平等、民粹主义崛起、气候变化等等关乎世界未来的难题，虽然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却囿于地缘政治、国内政治，或其他诸多因素，没有进一步做出实质性的应对。若以“大战略”的思维出发，各国领导人应如何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加迪斯：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美国早年的民粹主义倡导者，杰克逊民主因他而得名。他通过民粹主义大获成功、成为美国总统。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民粹主义获得了大发展。后来在罗斯福新政时又迎来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总是周期性发生。
　　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联邦层面或某阶层或一些大公司等机构变得过于强大，统领经济。受此影响的人们，无论是农民、工厂工人还是其他平民团体集体反弹，在政治上强烈反对。多数情况下它是从下往上的，是由某个地方、城市或州进而扩大达到国家层面。同样的，很多时候，应对民粹主义的办法也是自下而上的。美国体系的天才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由度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财经》：我知道你最欣赏的历史人物包括平息美国南北战争的总统林肯，二战时期的美国战时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在你看来中国最成功的战略家是谁？
　　加迪斯：邓小平。实际上在写这本书时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有专门的一章写邓小平，但我意识到我对中国了解不够多，加上我决定把书稿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否则邓小平会占有相当篇幅。他是我在中国最欣赏的领导人。

　　（本文首刊于2019年12月2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来源时间：2020/1/5   发布时间：2020/1/4

旧文章ID：20369

作者：一壶茶一闲人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2019年12月16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就美方驱逐2名中国外交官一事向发言人耿爽补充提问……这是近30年来美国首次驱逐中国外交官，这种举动一般被解读为外交关系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急转直下。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假想敌”和“战略竞争者”，从美国国家战略层面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关系转向的标志性事件。
　　接下来的两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打压可谓是全方位的“立体战争”。在舆论上，国家领导人带头发起反华宣传战，特朗普总统公开放言：中国是继前苏联被打垮之后又一个强大的敌人。彭斯副总统更是口出狂言：“我们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在经贸上，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从500亿到2000亿再到3000亿美元，层层加码，步步紧逼……在军事上，蓄意挑起中国周围国家与中国对抗，组织对中国的“C”形战略包围；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以压迫和挑衅的方式在南海中国岛礁附近频繁侵犯我领海主权；进一步深化美台防卫关系内容，肆意触碰“一个中国”底线……在意识形态上，策划反中乱港暴乱活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在外交上，美国人看中国人谁都像间谍，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不仅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遭到怀疑，甚至连一个开按摩院的华裔女士也被当成间谍炒作，现如今又发展到驱逐中国外交官……在组织上，2019年3月25日成立了“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作为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组织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遏制中国崛起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美国当前这种“反华”阵势，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令人恐怖的“麦卡锡主义”。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参议员麦卡锡组织发动对假象的“共产党人”实行歇斯底里的讨伐，声称“今天美国有很多共产党，他们无处不在——工厂、办公室、肉店、街角和私人企业”，大批科学家、作家、演员、导演、艺术家、教师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们遭到迫害，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被称为“美国文革”。据估算，至少有800万美国人要经常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大约有2000万美国公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数百人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数千人失去工作。“忠诚调查”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这场“麦卡锡反共运动”导致美国随后几十年、几届政府对亚洲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对华政策严重失误，对美国国内的工会、政治组织和文化会造成沉重打击，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也遭受重创……而事后证明，一切都是子虚乌有，完全是麦卡锡“为了政治投机制造的谎言”。
　　麦卡锡是一个什么货色？据老夫查证，麦卡锡参议员，“是美国国内反共、极右的典型代表，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行为不检点和进行大豆期货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把参议院和整个美国搞糊涂了”，“麦卡锡居然为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徒辩护”，“麦卡锡的政治生涯充满欺骗与谎言”，甚至被评为当年“最糟糕的参议员”……时任总统杜鲁门甚至恼羞成怒地谴责他：“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家伙，居然能够一时左右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促成一系列反华法案的出台，把中美关系导向对抗，可见美国政府是何等愚蠢和软弱无能。
　　原本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就有过良好的接触和合作。从1944年7月开始，“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经过3年实地考察，得出基本结论：“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做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准备，以至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时，所有国家的使馆都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唯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了那里。
　　谁知，这时美国国内突然跳出一个“反共斗士”麦卡锡，清算美国政府内的“共产党人”，
　　曾经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工作过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这一事件成为“中美关系的分水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受到迫害，不得不偕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客死他乡。
　　等到1954年12月1日，“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进行谴责”时，新生的中国政府早已被逼一边倒地投入到苏联的怀抱。之后的20年，因为痛失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政府后悔和纠错的20年。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迫切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包括主动建立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互传口信的渠道。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毅然打破美国总统不能出访未建交国家的惯例，迫不及待来到中国访问，双方签署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之后的45年间，中美关系虽然总体发展向好，但始终曲折艰难，磕磕碰碰不断。特别是奥巴马上台之后，表面上“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但暗地里推出“重返亚太”战略，加紧对中国的全面围堵。2017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成为一个现代版的“麦卡锡”，旗帜鲜明地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已经出台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反华法案，正在把中美关系再次导向全面对抗。
　　如果说当年的麦卡锡是一个“政治流氓”，那么当今的特朗普则是一个“政治疯子”，“流氓”和“疯子”都可以左右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见美国的政治生态十分荒唐可笑。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首访选择俄罗斯、中俄全方位合作、提升“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再次被逼义无反顾地投入俄罗斯的怀抱。
　　目前中美关系已经走到非常危险的边沿，如果不及时踩刹车，任其发展，可以预见的结局将是两败俱伤。但美国会伤得更惨，因为中国主导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列车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必定碾压逆势而行的美帝霸权。
　　历史事实证明，美国对中国实行对立和封锁的政策，并不符合自身发展需要，所以才会出现20年纠结后努力寻找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机会！为什么要浪费20年时间呢？中国有句俗话，“聪明人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政府是时候深刻检讨以对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整体外交策略了。否则，不会再有后悔和纠错机会的下一个20年了。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和打压，是对自身竞争力不足的焦虑，由此充分地印证了这一说辞：“中国乐观自信，蒸蒸日上；美国焦虑不安，日趋衰落。”老夫则认为，焦虑只是一张表象，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政府亟待从制度、道德、价值观三个维度检讨过去荒唐愚蠢的外交政策，拨乱反正，才能走上一条强而不霸、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正确轨道。
　　一、法律多变，政出多门，反复折腾，源于制度缺陷，必须推动重要法规入宪，确保政策稳定和可持续。
　　其实，美国的开国先驱们早就看到了本民族生性多变的毛病，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多变的危害性。汉密尔顿说过：“我国政府在性质与主旨上最大的缺陷，就源自法律的变动。”麦迪逊说：“对我国政府损害最严重的疾病，应该就是立法便捷，缺乏控制。”杰斐逊也说：“毋庸置疑，我国法律的多变性质是一项很严重的弊病。”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美国实地考察后发现：由于美国人对变化的喜爱已经在民主的驱动下演变为热忱，美国立法因此变化多端。一个人乍到美国，最让他感到吃惊的是那些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如果你发现他们的法律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你可能认为这个民族快要更换政府了。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指出：“因为政府的所作所为必然对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计划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政府不以恒久的原则作为行动指南，国家政策就会产生摇摆和混乱，使成千上万的个人、家庭和企业无所适从……”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都一个德性，后任否定前任，为了兑现所谓的“竞选承诺”，后任总统上台后总是把前任制定的法案一个个推翻。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美国政府迄今为止仍未制定出一套具有连贯性的外交政策。而且政出多门，白宫和国会经常是自唱反调，造成巨大的混乱，这种局面必定影响他国对美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外交长远利益。
　　老夫认为，要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必须推动涉及战略层面、长远规划的重要法规入宪，赋予宪法最高权威，神圣不可侵犯。比如外交政策方面，应当制定类似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法案，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写入宪法，作为对外交往的基本指导方针，长久管用。
　　二、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信誉扫地，源于道德缺陷，必须加强人格重塑，坚守诚信守信的底线。
　　美国人言而无信的“光荣传统”应始于他们的老祖宗。当年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一次次“郑重承诺”：“你们的祖先早已为你们准备好了土地，让你们去那里安居乐业。你们的白人同胞不会去那里打扰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对那里的土地没有权利。你们可以在那里自由生活繁衍，像草木生长、河水流淌一样，永远生活下去，永远享有那里的一切。”可是，又一次次违背承诺，各州是用残暴的措施把印第安人赶走，而联邦政府则用自己的财力支持帮助他们离开，而且出动军队，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因此美国的地盘从开始的北美东海岸13个州，不断西进扩张，发展到50个州。
　　现任总统特朗普更像“春天孩儿脸一日三变”，一贯是说一套做一套。刚刚从中国拿走2500多亿美元大单，可是一转身就宣布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接着又签署《对台交往法》、打响对华贸易战第一枪……在接下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耍尽两面手法，一方面时不时发出“积极信号”，声称与我们一号首长举行了“非常成功的会晤”，达成了中美贸易战“停战”共识……一方面，不断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还以国内法“长臂管辖”中国中兴、华为等企业，甚至通过盟友加拿大非法拘留华为高管孟晚舟，直接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剑指“中国制造2025”……特朗普的“变脸”比翻书还快，已近流氓的程度。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华盛顿邮报》评论谑称：“星期二的特朗普在和星期一的特朗普打架”，让一个世界霸主颜面扫地，威信扫地。
　　一次记者采访特朗普：有人说你是个不守信用的总统，你对此有何评价？特朗普却反问：守信用？凭什么守信用？对谁守信用？守什么信用？记者说：关于规则，有人说，对美国有利的才执行，没利的就抛弃。特朗普回答：你不是这样想的吗？很多人这样想，有实力的人才这样做。
　　老夫曾经说过：如果世界上有唯一的流氓无赖和恐怖国家，非美利坚合众国莫属。如此一个泼皮无赖，谁愿意与你交朋友，谁愿意与你做生意？！中国古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意思是说,诚实守信是为人之本，成事之基，交往的基本准则。当前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国家领导人，亟待补上一堂“道德课”，必须用基本的道德准则规范言行。
　　三、自私自利，自以为是，损人利己，源于价值观缺陷，必须贯彻“平等待人”理念，创造合作共赢的环境。
　　老夫曾经说过：如果美国佬不那么自私，世界人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美国一日存在，世界就一日不得安宁。美国佬有多自私，不妨听听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怎么说：友好善良的中国面对的是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国家，美国内心才没有想什么“双赢”。要知道，整个世界，都被视为它的奶酪，它只想单赢，只想维护它的霸权。所以，任何双赢都被视为动了它的奶酪，都是它要真心打击和消灭的。所以，中国的愿望很美好，但现实是与狼共舞……
　　据说特朗普接受过一家媒体的独家采访，当记者问到：有人说，你一直打着“美国优先”旗号，从未将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放在心上，你对此有何评论？特朗普回答：做生意，你会考虑别人家利益吗？不是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就是“美国优先”！记者问：有人评价你执政以来，不顾忌别国感受，不顾忌别人死活……特朗普回答：顾忌别人死活是上帝的事。记者问：有人说，你的价值观得罪了许多盟友。特朗普反问：美国有盟友吗？不过是生意上的伙伴。
　　美国佬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本性，可以追溯到美国人骨子里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白人优越主义是一种种族分子的形态意识，主张白色人种族裔优越于其他族裔，理念是白人至上，余皆劣种。在他们看来，白人种族是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白人种族“才算人”，其他种族都“不算人”，都必须服从他们的奴役。老夫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特朗普的美国白人“血性”》，指出特朗普几乎完美地传承了美国白人祖先的一切臭毛病，六亲不认，唯利是图，为了美国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掠夺世界，反正美国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其行径甚至野蛮到厚颜无耻的程度。
　　中国老子《道德经》第七章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因为它不自贪自益其生，所以能长生；同理，圣人把自己置于最后，他反而在前；把自身置之度外，他反而长存；这不正是由于他无私，反而成全了他的私吗？
　　美国人不是自称上帝的子民吗？《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不以舌头谗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夥毁谤邻里”，“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如果在教堂祈祷说的是一套，在实践中做的又是另一套，那不是对上帝的背叛和亵渎吗？
　　毫无疑问，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何去何从，考验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智慧和谋略。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一贯理智和明确的：“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目前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于美国政府：你的作为决定你的未来，也必定影响整个世界。

来源时间：2020/1/5   发布时间：2020/1/5

旧文章ID：20368

作者：墨钜  来源：泾渭观察

　　摘要：这种由特朗普总统开创的现代战争方式，必将重塑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格局。想要以保卫独裁政权来获得权力和利益的人，往后恐怕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了。

　　近日，美国斩首了伊朗的重要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前美国防长助理评价说，这就是战争。
　　斩首伊朗的宗教领袖和总统，在技术上应该也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宗教领袖有自己的忠实信徒，总统毕竟也是选民投票选出来的，都不算是赤裸裸的独裁者。
　　擒贼先擒王，虽然是高明的战略，但在古代战争中，却是不可行的。无论是吴起的军法还是商鞅的军功爵制，君主总是能够驱使平民武装起来为自己效命。以当时的军事技术，谁也无法越过这些军阵、城池、堑壕或者防线直接擒王。
　　考察一下中国古代战争，那时候的诸侯国，其实只是诸侯王的封国。但是，要杀赵王，就必须先杀掉能作战的赵人，必须坑杀可能再次作战的降卒，再攻占邯郸城，才能杀了赵王。只要赵国还有人，赵王就有办法驱使他们为自己作战。
　　谁愿意死于暴力呢？谁愿意被坑杀呢？赵国民众能不爱国吗？这种战争方式，这就是屈原的爱国主义产生并流行的首要原因。在这种战争方式下，君民必然是一体的，一旦国家衰弱到被强敌入侵，死掉的首先是平民，最后才是国王。
　　直到不久之前，两次世界大战，其实都是这种古代的战争。希特勒要杀掉丘吉尔，必须先攻占伦敦，而要攻占伦敦，则要杀掉英国能战平民。丘吉尔要杀掉希特勒，也是如此。所以，轰炸伦敦轰炸柏林。一战中的堑壕战，更是惨烈。
　　即使同样在古代战争中，战争方式的些许变化，也有巨大的政治后果。
　　步兵时代，古罗马平民地位很高。马镫出现之后，进入骑兵时代，中世纪平民的地位远低于贵族和骑士。步枪时代，平民学会三点一线瞄准就革命了，实现民主。大炮和坦克这些技术性武器普及之后，世界范围内又产生了很多独裁政权。
　　政治的逻辑在于，政权必须以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方式来分配权力和利益，政权自身才能持续存在。比如伊朗的革命卫队和朝鲜的先军政治，都给了国内武装力量极大的权力和利益，因为只有依靠他们对抗内外的敌人，保护政权和领袖。
　　古代战争本质上是一样的，由于擒贼先擒王不可行，导致君民一体。
　　然而，就在几年之前，小布什和奥巴马还在继续着这种古代的战争方式。杀一个萨达姆和卡扎菲，就必须打下伊拉克和利比亚。为惩罚独裁者的胡作非为，就制裁整个国家。这种流行的古代战争方式，同时也塑造了各国目前的国内政治。
　　即便是伊朗和朝鲜人民，有不少人也是希望和支持自己国家搞出核武器的，因为一旦被美国入侵，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友也免不了要被驱使着参加战争，也都可能会死于战争。
　　如今，这一切都改变了，因为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创了真正的现代战争。
　　特朗普总统在从中东撤军的同时，频频斩首敌人的核心人物。原本这些核心人物，通过简单的洗脑和训练，就可以驱使数以万计的平民为自己卖命，作为保护自己的人肉防线。但是现在，什么革命卫队，什么圣战战士，都已经没用了。
　　如果说古代战争导致了政治上君民一体，那么现代战争就必然要导致政治上君民分离。革命卫队基本上变成废物了，平民跟国家及其战争已经没多大关系了，爱国与忠君要彻底地分离了。独裁者实际上是非常理性的，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这将深刻影响很多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尤其是那些想要以保卫独裁政权来谋取权力和利益的人，往后恐怕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了。炮灰已经严重贬值了，奉劝那些没有任何信仰的投机主义者，千万别让自己家的孩子走错了路。
　　这种由特朗普总统开创不殃及平民的现代战争方式，必将重塑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格局。
　　

来源时间：2020/1/5   发布时间：2020/1/4

旧文章ID：20366

作者：乔新生  来源：中评社

　　11月28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战略转型。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使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
　　此前路透社报道，世界贸易组织仲裁员组成的专家组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已经撤回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关于“市场经济争端”的诉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明确规定，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后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然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超过15年，美国、欧盟、日本仍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12月，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否享受市场经济地位作出仲裁。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在2017年世界贸易组织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文本非常明确，如果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违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其他成员对中国作出的承诺。
　　然而，2019年5月7日，中国主动申请中止了有关仲裁程序。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也就是中国当初提出仲裁申请的被申请人）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提出了许多理由；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决定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完全撇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美国的国内法律对中国实施制裁。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如果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借助于仲裁程序与欧盟以及美国缠斗下去，那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有关条款有可能会被赋予政治化的含义，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决定退出仲裁，并且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中止有关法律程序。中国这样做不是担心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中国的主张得不到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而是因为中国已经意识到，美国根本不打算尊重世界贸易组织，不打算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框架内解决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
　　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无中生有。美国以国内法律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向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严重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然而，由于美国试图瘫痪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制，拒绝遴选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成员，因此，即使中国求助于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规则解决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世界贸易组织短期内也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既然如此，中国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美两国这场世纪战争，如果局限于贸易领域，那么，仍然处于可控的状态。如果发展到外交军事领域，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中美两国很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针对中美两国到底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表了铿锵有力的声明。中国在处理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以及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各项义务方面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中国愿意虚心听取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的意见，愿意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探讨新的合作途径问题。现在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达成协议，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促进世界贸易发展。
　　然而现在看来，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只不过是虚晃一枪，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决定了美国更愿意通过双边谈判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作出巨大的让步。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果继续和美国周旋下去，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必然会受到严重损害。可是，如果任由美国不断地向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必然会遭到破坏。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以及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使得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考虑另辟蹊径，采取果断措施改变中国的贸易方向。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通过苦练内功，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效益”，通过优化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布局，优化经营主体，优化商品结构，优化贸易方式，确保中国贸易健康发展。“培育新业态，增添贸易发展新动能”，通过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建设平台体系，发挥对贸易的支撑作用”，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断提升其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所有这些举措毫无疑问将会给中国贸易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中国发展贸易不是实行重商主义，而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分工，不断发现并且增强自己的比较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为了促进世界各国协调发展，因此，中国绝对不会把中国的国内法强加于其他国家，中国更不会动辄以中国的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为了在这个多边贸易体制下，更好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无法保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世界贸易组织无力阻止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中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
　　首先，中国必须考虑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在亚洲地区已经和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并且准备与韩国、日本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国已经和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谈判签署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决定在2020年促使各国的立法机构尽快批准生效。中国正在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并且探索在海南省建设自由贸易港，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实现国内贸易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的同步发展。
　　中国之所以与亚太地区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目的就是希望解决世界贸易组织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脱胎于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世界贸易发展方面做出许多努力，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端不可调和，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世界贸易发展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
　　当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得到公平地对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明确表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后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可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如果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制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那么，无疑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重新对中国是否具备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进行谈判，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是一个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谈判。中国之所以撤回有关仲裁请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世界贸易组织意识到，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做得更多。
　　其次，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建立在普遍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规则，关贸总协定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要求增加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贸易的谈判，扩大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管辖范围。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试图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牢牢地控制世界市场。
　　现在美国通过控制世界贸易结算系统，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而且动辄利用美国所控制的世界贸易清算系统，动辄对其他国家企业或者个人实施制裁。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那么，各国的正当利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应当在美国控制的清算体系之外建立新的国际清算体系，彻底摆脱对美元货币的依赖。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法国、德国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有必要考虑另起炉灶，彻底摆脱对美元货币的依赖。如果中国能够发行数字货币，并且向自己的贸易伙伴推广中国的数字货币，利用中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和中国的金融机构实行数字货币结算，那么，不仅可以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清算系统，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实现国际贸易的公平化发展。
　　到目前为止，中国数字货币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尚未正式流通。一些学者把中国的数字货币和中国银行间的电子结算系统化划等号，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发行数字货币，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在发行数字货币方面持慎重的态度。中国愿意借鉴互联网络技术，不断地提高中国数字货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中国发行的数字货币是以中国主权为担保，因此，和现行市场主体发行的数字货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中国能够借助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尝试发行数字货币，那么，中国在国际贸易清算环节就可以彻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也可以绕开美国所设置的各种监控系统，使中国的贸易伙伴以及中国自身的利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总而言之，中国在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应当采取下列措施：签署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尽快发行中国的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发行之前，应当通过增加货币互换数额，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从而使中国的贸易持续发展。当然，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何实现国内贸易的快速发展，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如果国内贸易的成本远远大于国际贸易的成本，国内商品流通价格高于国际商品流通价格，那么，要想促进中国国内贸易发展是不可能的。加快中国价格体系改革的步伐，理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来源时间：2020/1/3   发布时间：20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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