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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中国为何应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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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2019年12月1日,中国重要通讯社中评社发表评论员乔新生先生撰写的社评《中国对外贸易必须另辟蹊径》。该社评解读中国国务院11月底通过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认为这个文件这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面临重大挑战,并将实现战略转型。然而,这篇社评建议的中国外贸的“另辟蹊径”与“战略转型”,主要是通过推进与亚太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发行并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这两项措施,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分道扬镳、另起炉灶。笔者认为这一社评的建议存在重大问题;中国外贸的确应该另辟蹊径、实现战略转型,但其方向应该是更好地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而非与其分道扬镳、另起炉灶。
  一、中国外贸重大挑战与战略转型动因: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不和谐
  中评社的社评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中国外贸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外贸战略转型的主要动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超过15年,美国、欧盟、日本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12月,中国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出仲裁。
  然而,2019年5月,中国主动申请中止了有关仲裁程序。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提出了许多理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撇开世贸组织规则,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如果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借助于仲裁程序与欧盟以及美国缠斗下去,那么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中评社原语)。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应该另辟蹊径,果断改变中国的贸易方向。
  这个说明非常耐人寻味,它实际上点明了中国外贸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就是战略转型的动因,在于中国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之间的不和谐。其结果是:在中国1992年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7年之后,在世贸组织2001年接纳中国18年之后,国际主流社会、世界三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均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在过去两年多来连续六次发布针对中国经济与贸易政策的联合声明,集中批评中国的非市场化导向(包括过度产业补贴与出口导向、对国企的偏向性扶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等)对它们造成的损害。
  如果说美国对中国指责(并发起贸易战)的原因是中方认为的那样,即美方担心“中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意图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崛起”,那为什么欧盟(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日本(中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也对中国有同样的批评?笔者并不认为美欧日三方对中国所有的指责都合理,但如果认为它们即国际社会主流都对中国不公平,显然也有失偏颇。
  二、中国战略转型正确思路:通过市场化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
  中国明知自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因而放弃在世贸组织内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诉讼努力,这是明智的决策。既然如此,中国下一步战略转型的合理选择,就应该是解决国际主流社会的关切,通过友好协商、适度妥协,改革自己不被国际主流社会普遍认可的经贸体制,放松政府对经济与贸易的干预,推进经贸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即自由化(这也是中国民间特别是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强烈呼声),以争取它们早日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更好地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如果中国自身不做任何反省,将所有的过错都归结为他人对自己的“不公”,甚至赌气与国际主流社会一拍两散、分道扬镳,这不仅不符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应有气度,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然而,中评社社评的思路似乎刚好相反,对上述应有的战略转型思路丝毫没有提及,而是列举了国务院刚刚通过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笔者赞成并将另行著文解读这一政策)的一些指导思想(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优化贸易结构包括国际市场布局、培育贸易新业态与新模式等),然后提出了两个主旨在于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分道扬镳、另起炉灶的战略转型思路(貌似是作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的措施而提出的):一是加快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二是发行与推广数字货币以与美元脱钩。
  三、加快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以另起炉灶?
  中评社的社评提出的中国经贸战略转型、另辟蹊径的第一条路径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主要是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这包括推进与日本、韩国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这些举措本身都没有问题,对优化中国的国际市场格局、促进外贸地域结构的多元化、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有一定作用。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以周边亚太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区域性自贸区,尽管包含了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中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但并不包括目前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美国与欧盟,而这两者又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两个发达经济体——这一点在可预期的将来不会改变。
  因此,加强与亚太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自身虽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要让其替代欧美成为中国贸易对象的主体,那么中国的外贸质量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这样的外贸地域结构转向、另起炉灶,不是优化、而是恶化中国的国际市场布局,不符合中国国务院刚刚通过的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针。
  四、通过发行并推广数字货币而另起炉灶?
  中评社的社评提出的中国经贸战略转型、另起炉灶的第二条路径是:通过发行并向贸易伙伴推广使用自己的数字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彻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其理由是美国通过其控制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结算系统收取高额手续费,并动辄对其它国家企业或个人实施制裁。有评论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官方前段时间大力宣传开发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最核心的原因。
  发行并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将其用于与贸易货币的结算,与中国在过去十几年来努力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货币形式稍有不同而已;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一点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任何货币的发行,都免不了有国家信用(信誉)的背书;其能否受到其它国家的认可与接受,也取决于这一点。
  数字货币表面上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似乎与国家信用(信誉)无关;但它毕竟依赖于网络系统,而网络系统不可能完全不受政府影响与控制,特别是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更何况中国目前正在强化执政党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其典型口号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如果中国与国际主流即美欧日经贸体系乃至价值观接轨,那么中国数字货币受到它们的认可与接纳,是很可能的。但如果中国始终无法融入后者,那么可以自然预期,中国数字货币也很难得到它们的认可与接受(它们会对此抱警惕态度,更倾向于使用自己发行的主权货币或数字货币),而可能仅仅只被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接受。那么,这样的另起炉灶,也必然无法优化中国的国际市场格局,反而可能由于人为造成两个阵营的对立、将自己置于非发达阵营对抗先锋的位置,招致发达阵营的围堵,恶化自己的国际环境,与中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
  五、结论:融入国际主流经贸体系而非另起炉灶
  综上所述,无论是推进与亚太周边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加强经贸合作(甚至将其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尝试发行并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或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自身都不可能改善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主体即美欧的经贸关系。其最大的可能效果,就是在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外围、与主流经贸体系并列甚至对抗的经贸体系。
  如果这样的经贸体系形成,并成为中国对外经贸的重心,对中国是一个好事吗?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前“联合亚非拉、抗衡美欧日”的对外开放格局有何本质不同?这些亚非拉国家能为中国产品提供美欧一样强大的销售市场吗?能够为中国提供美欧所能提供优质产品、先进技术以及可供借鉴的管理经验与优良体制吗?能够推动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吗?显然不能。否则,当初邓小平何苦要大力扭转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将对外开放重心从亚非拉转向美欧日呢?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美国战略界一直涌动着一股与中国“脱钩”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双边贸易、投资、技术合作领域正在逐步成为部分现实。而在中国方面,无论是官方的正式表态还是民间的理智呼声,都是坚决反对这种脱钩主张的。那为何中评社的社评却主张抛开美国与欧盟这一国际主流经贸体系的两个最大力量而另起炉灶呢?这岂不是与官方的一贯表态也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中国对外经贸战略的确需要战略转型与另辟蹊径,但其正确的方向,不是与以美欧日为核心的国际主流经贸体系分道扬镳、另起炉灶,而是应该通过改革,积极消除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不一致的地方,化解与它的矛盾,争取更好地融入这一体系。当前,应该充分利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的有利时机,通过进一步的主动结构化改革,促进自身经贸体制的市场化、自由化,加速完成与国际主流经贸体系的更好接轨与融合。

  (注:余智教授为中国大陆经济学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3   发布时间:2020/1/3

旧文章ID:20362

出口管制立法将助力中国与国际规范接轨

作者:张竞  来源:三策智库

  2019年12月23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案)》。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此前制定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核出口管制条例、军品出口管理条例、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导弹及相关物项核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以及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等六部涉及军控政策出口管制的行政法规。而此番审议是完善相关内容,加以统合并透过立法程序以便与国际规范接轨。
  为遵循国际规范,北京尽量将军用规格品项、军民两用科技物资项目以及核子技术纳入管制。此外,更进一步欲将“其他与履行国际义务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纳入管制项目,以便进行全面性管制。
  许多军事观察家与政治评论家都错认中国是因受对美贸易压力,才不得不采取此等立法行动。但其实在2018年9月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共116件待审议立法案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就已经被列为条件相对较为成熟,任期内得以提请审议之第一类法律草案项目。
  而且,早在2017年6月16日,商务部就对外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草案”),当时公告时还特别说明本案是为贯彻中共第十八届三中与四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以及《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由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起草完成该项草案。
  原先商务部针对草案,所设定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期程并不算长,但日后发现各方对于该法内容极为关注,甚至其他国家与企业都提出许多疑问与修正意见,整个搜集意见期程因此延长。这足以证明为求该项法条更具备可行性,推动立法的主管机关并未闭门造车。
  统一来看,各方意见主要是针对中国境内外资或是合资企业,在出口管制方面是否会被列为一视同仁的对象。此因出口管制将有可能影响国际商贸公平竞争环境(levelplayingfield)原则,对企业产生冲击,影响其竞争力。此外,中国针对管制品项再出口预备比照美国,将采取最严格标准,因此与欧盟或日本立场相左,更是引起相关国家企业严重关切。
  同时,在管制品项出口后,对于最终用户与最终用途情况,依该法中国可要求进行现地查核,将会产生管辖权向境外延伸之法理争议,因此亦受到相当程度关注。但对于国际军控与防止大型杀伤性武器扩散来说,此种要求确实是能够发挥效果,所以未来立法过程是否将坚持此点要求,确实可以用来检证北京贯彻国际军控法理规范之政治决心与国际承诺可信度。
  针对未来北京所依据管制出口品项清单,许多反馈意见明确表达,希望能与国际所共同接受管制清单保持同样标准,以免企业与客户对此产生争议。观察目前中国各项对外政策上与国际社会规范接轨的表态,此点应当问题不大,未来透过实际执行法条,应当足以解除各方疑虑。不过亦有先进工业国家怀疑北京有意藉由立法,将管制范围涵盖战略物资;换言之,整个疑虑就是针对稀土矿物,诚然此种观点确实有些过虑,但尚待北京积极对外沟通说明以解疑虑。
  为何中国决心要依据各项现有出口管制条例为基础,刻意提高法条位阶,订立正式法律来管制敏感品项出口作业?此因签订国际公约后,必须透过审议通过并完成换文手续,而此项程序是经国家立法机关所进行。因此将国际公约或协议内化为国内法规时,衡情论理就应是在法律位阶,而不能以行政规章或条例加以应对。
  就目前来看,中国针对出口管制,在完成立法程序后,各项既有条例亦须后续配合调整,以便构建军控出口管制完整法律体系。特别是在整个草案中,针对军事援助行为设定排除条款,未来如何避免军事援助成为中国在支持国际军控体制上的盲点,恐怕亦须相关法条加以规范。否则在商务部所筹建法规上要求落实到“见物又见人”,但又留下可能会产生问题管道,这对法制体系涵盖面来说,总是会落人话柄。
  最后必须很持平地指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决心透过立法,来管制国际军控体系所针对敏感实体与技术品项,究竟能够产生何种效果,以及会衍生哪些问题,其实不必在立法前事先想象,而应依据具体实践结果加以判定。法条毕竟都是以文字表述政策决心与规范,但若不加以落实而束之高阁,最后就仅会是表面文章,光是口惠是不足以在国际社会建立国家威望与信誉。
  (作者张竞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1/3   发布时间:2020/1/3

旧文章ID:20361

哈佛中国访问学者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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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留美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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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院中国访问学者被捕

盗窃样本

(纽约时报截图)

  2019年12月30日波士顿联邦助理法官大卫亨尼斯(DavidHennessy)裁定:郑灶松哈佛访问学者兼癌症研究员,试图非法走私、盗窃哈佛大学某医学中心实验室内的研究样本到中国。因担心其有潜逃风险,法官还批准被告不予保释。
  据《纽约时报》报道,郑灶松12月9日准备乘坐海南航空公司482次航班,由波士顿直飞北京,被美国海关在其托运行李中搜出21瓶咖啡色液体,瓶子都用玻璃纸包好藏在袜子当中,他12月10日被捕。
  郑灶松先表示这些样本一点也不重要,和他的研究没有关系,之后,郑灶松承认自己未经实验室许可,偷出了部分样本,并从医学中心其他研究员那里复制了其他样品。
  郑灶松在被捕的第二天被医学中心开除,其学术交流签证也被吊销。哈佛大学医学中心的发言人说,他们将配合调查。
  检察官说,对郑灶松的调查还在继续,如果确认这些瓶子是从实验室盗走的,郑灶松将面临更多指控。可能会被指控偷运盗窃物资以及盗窃商业机密,两项罪名可能会为他带来高达10年的刑期。
  郑灶松并不是第一个被发现或是被怀疑盗窃美国生物技术的中国留学生或是华裔。
  美国国立卫生院NIH负责院外研究的副主任迈克尔劳尔(MichaelLauer)11月在美国国会听证时透露,截止11月19日,国立卫生院有140多名学者因学术诚信或受外国影响被调查。
  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首席科学家麦金尼说,美中两国科研人员有深厚的合作基础,不负责任的间谍活动将损害两国未来的合作前景。
  读者留言给海外学子同仁:
  你们有的是知识,有的是智力,有的是技能,你们有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了这些,只要再加上普通人的诚实,你们在美国或西方任何国家,都不难事业成功,经济宽裕的。
  但是,如果把诚实换成了“精明”,换成捷径思维,换成投机取巧,换成铤而走险,那么,哪怕你事业“成功”,经济富裕,你有一天身败名裂、甚至家毁人亡,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劝所有聪明的同仁,一定要把聪明用在正确的对方,铤而走险真的不值得!尤其是在西方,犯罪的代价非常之大……既然来了西方,哪怕你别的普世价值不接受,法治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

  【留美学子】汇编来源:纽约时报、RFI、其他网站

来源时间:2020/1/3   发布时间:2020/1/3

旧文章ID:20360

专访吴心伯:美国负担不起不与中国合作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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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杰 蔡和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01期
–对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的采访

汤、蔡:请问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前景?华盛顿似乎保持一种长期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想法,您如何看?

吴:当下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在转型期,它有两个特征:其一,中美关系会发生一些剧烈的波动;其二,中美关系的结构、框架和互动方式会有重要调整。从长远来看,中美间的竞争和摩擦会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否中美竞争是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美国朝野有些人鼓吹和中国开展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但是中国无意展开意识形态竞争。中美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竞争为中心的国家实力的竞争,而非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美国担心中国经济实力(继而整个国家实力)会超过美国,这是美国的主要担心;从中国角度来看,我们无意进行意识形态竞争,要确保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这在客观上可能会挑战美国的经济地位,甚至会挑战美国在重要领域技术领先的位置。

  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和美苏间的竞争是不一样的。中美之间是经济和技术的竞争,美苏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竞争,两者是有区别的。另外,与美苏竞争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中美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无论是从双边关系,或是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互动来看,中美之间有很多合作、社会人文的交流、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地区稳定、在全球层面解决热点问题、全球治理等等。中美之间这种合作之广,是当年美苏关系所不能比的。

   长远来讲,不与中国合作的代价,美国负担不起;无论是对于美国自身的利益,或是事关地区体系的稳定,抑或全球经济的发展,中美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当下,美国处在非理性冲动之中,但是从长远来看,当美国回归理性以后,会认识到处理对华关系要保持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平衡。这就是以后的中美关系将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怎么在竞争和合作间保持平衡。在双方开展越发激烈竞争的同时,如何管控竞争,不要让竞争变成恶性的,防止其滑向对抗和冲突,这对中美双方和国际社会都不是一件好事。总的来看,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这将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双方都在摸索一个新的框架和新的互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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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蔡:20201月,台湾即将迎来新一轮选举,在当下您如何看待两岸关系?蔡英文如果连任将会怎样?如果韩国瑜胜选,两岸关系是否会取得新进展?

吴:两岸关系的走向与台湾20201月份选举的结果是密切联系的。如果国民党候选人获胜,则两岸关系会走向稳定,甚至改善;如果蔡英文连任,两岸关系将继续保持紧张,而且台海可能会出现重大危机。两个因素会导致这个重大危机:其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台湾支持的力度;在很多问题上,挑战了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这样会引起中国大陆的激烈反弹。另外,蔡英文连任之后,已经没有了谋求下一任的需要,这样她将在台独问题上表现得更加赤裸裸,更少的克制,这样会促使大陆对台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蔡英文连任是大概率事件,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所以2020年,是台海的高风险期。

汤、蔡:习近平执政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是怎样的?

吴: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外交变得更积极进取,这和过去的相对谨慎、保守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外交上的积极进取,既包括更积极地拓展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包括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我国外交更有大国外交的气度与内涵。中国外交在风格上也有重要的变化,过去的外交比较多地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或是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而现在外交的格局要大得多。我们现在讲的是,兼顾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即不仅仅是谋求发展,也更加注重维护主权和捍卫国家安全。从地域上来讲,我国外交的着力点不再局限于周边和大国,中国外交的视野已经是全球范围了。同时,中国外交越来越多地注重地区和国际体系层面的贡献,比如创建新的地区多边的合作机制、推进并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等,更多地关注机制的创新和现有机制的改革等。

汤、蔡:怎么看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对世界和美国意味着什么?

吴: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背后体现的是两个东西:其一,美国传统的内向型的外交思维。在二战前,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内向型国家;二战后,美国有了全球关怀。现在特朗普要让美国回到国内,即二战前美国的样子。其二,在当前的大变局背景下,美国感到自己的优势地位受到打击,霸权地位逐渐衰弱,美国试图减少在海外承担的义务,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促进美国自身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首先,美国在经济上,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导致了与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纠纷与摩擦,如贸易战,这就使得全球化的步伐放慢,给全球治理的进程拖了后腿。另外,美国从很多多边机制中退出,这削弱了全球治理,这给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安全都带来了极为负面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正逐步进入了一个“后美国霸权时代”,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非盟友,都感觉到以后世界经济的运转不再是围着美国转了,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多极化和多中心化时代,单极的格局正式结束了。对美国来说,其世界地位和影响力在逐步下降,国际声誉受到严重削弱。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有竞争性和对抗性,包括与盟友间的摩擦也在上升。当前世界大变局的来源,不仅是新兴国家(如中国)的崛起,也表现在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其对外政策重大调整所引起的震荡效应和冲击。

 汤、蔡:美国国内政治正变得越来越极化,这会对其对华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对其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大。政治极化会使得两党分裂,但是在对华问题上,基本上是两党一致。共和党表现出对华强硬,而民主党比共和党还要强硬。中国的力量、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引起了美国极大的不安。两党的共识是,将中国看成是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尽可能地放慢甚至终止中国崛起的步伐,防止中国取代美国。因此,尽管国内政治愈发极化,但是对华政策方面两党还是有高度共识的。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党也有一些分歧,比如贸易战问题上,有人认为对华贸易战不是一个好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主张对华强硬,而是认为应当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分歧是战术层面的,而在战略上,美国两党是有基础共识的。

 汤、蔡: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越来越紧张,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将如何影响中美双边关系以及世界?

吴:从双边关系来看,其一,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在技术领域会不断遭到削弱,在该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会大幅度下降,这对中美经贸关系有极大影响。其二,这种技术竞争也有政治效应,严重影响了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互信,进而影响到双方处理其他方面的问题。其三,中国将谋求自主研发创新,尽可能地减少对美国在技术上的依赖。中国已经下决心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努力,来突破美国对中国在技术上的封锁,取得我国在技术上独立的地位。

   从世界范围内来讲,今后在技术领域,有可能会出现两个体系,即一个以美国为主的体系,和另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体系,两个体系将采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规则。世界在技术上被分成两个或多个阵营,这将会大大地迟滞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会大大地影响各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这是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带来的长期的负面效果。美国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遭受巨大损失,因为美国的技术发展,得益于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资金到美国,支持它的创新系统。但此后,美国对中国关门,美国会在人才、资金流动方面受到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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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蔡:卡特总统曾于2014年对您所在的美国研究中心进行访问,请问贵中心如何看待卡特总统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您本人如何看待卡特总统?

吴: 20149月份,我很荣幸在美研中心接待了卡特总统的来访,我本人和同事都对卡特总统怀有崇高的敬意,在他的任内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开启了中美人文合作和科技交流的的大门,这给中国几代的学生和学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通过中美的合作,也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近几十年,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都受益于这样和平的环境,有了非凡的经济增长。我个人对卡特总统的敬意,不仅限于他对中美关系的贡献,还有其人格。他在退休之后,积极地从事各类公益活动,他是一个有很高的道义感和人道主义关怀的总统,在很多方面,他就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汤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蔡和【Michael Cerny】是卡特中心实习生。)

来源时间:2020/1/3   发布时间:2020/1/3

旧文章ID:20349

希拉里这项新任命传递出美国大选异乎寻常信息

作者:程墨  来源:远见透视

  在美国政坛上极具影响力,并且被认为是民主党内目前惟一可能在今年美国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今天(2日)被任命为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新校长。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该校刚刚宣布,希拉里将会担任这长达五年的校长职务,其主要是仪式性角色。按我们中国人的理解,这更像是名誉校长职务。不过,这次希拉里真的是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校长,而非名誉校长——实际上,西方大学的校长,跟中国权力极大的大学校长完全不同,按中国人的理解更像是一个名誉职务。
  希拉里在声明中说:“能够成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校长是个莫大的荣誉,这是个我很喜欢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坚固的关系。这所大学的研究和影响在国际上受到认可,所以能够成为学校的大使,协助学校建立更好的声誉,我感到很骄傲。”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管理部主席说,希拉里对北爱尔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希拉里身为广受国际认可的领导人,能很好地胜任这一职务。
  希拉里一直对是否投入2020年总统大选保持暧昧的态度。她身边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排除各种选择,现在还没有做决定。希拉里与丈夫、前总统克林顿一个月前在接受媒体直播时,面对主持人询问希拉里参选的问题,希拉里没有正面回答,而克林顿笑看着身旁的妻子说,我可作不了她的主。
  民主党高层从不掩饰劝说希拉里参选的想法,确实民主党内目前没有任何人各方面超越希拉里,但希拉里似乎不想打无把握之仗。特朗普两个月前甚至调侃,民主党内真没有对手超过希拉里,他还@希拉里说:“老伙计,要不要我们再来一次公开的竞争?”希拉里也很给面子,立马回复说:“别扯我,你好好工作。”
  外界一直猜测希拉里在观察民主党推动的弹劾案的进展。如今民主党搞的弹劾案不但没有影响到特朗普的选情,而且民主党人自己大失民心。圣诞节前美国媒体更爆出民主党众议院领袖、弹劾案的主推手佩洛西和她的儿子卷入了乌克兰的腐败丑闻,让这个弹劾案成为笑料。
  或许正是看到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已经大势已去,希拉里这回已经彻底死心,接任了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校长之职。虽然这更接近于一个兼职,但毕竟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职务。如果希拉里想投入2020年选举,是绝对没心思去接任这个校长职务的。
  看来,民主党的2020年总统大选,基本上就是目前台面上投入初选的这几个烂苹果了,其中又以拜登老先生的出线希望最大——在经历乌克兰“电话门”的短暂冲击后,在奥巴马公开呼吁民主党参选人别走极端的帮助下,内政、外交政策上相对温和的拜登,民意支持率重新超越了所有初选人,处于领头羊的位置。
  在我看来,在民主党人一手策划的子虚乌有的特朗普“通俄门”、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性侵门”遭遇惨败之后,再以不实的指控、在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的情况下推动对特朗普的弹劾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到了美国多数选民的道德底线,这就注定了2020年民主党人在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中,可能遭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
  希拉里不愿跟激进的民主党人一起陪葬,不再趟2020年总统大选这淌浑水是明智的选择。因此,希拉里接下这个新职务,最该祝贺的应该是特朗普。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2

旧文章ID:20359

邓聿文:金正恩缘何未给川普送「圣诞礼物」

作者:邓聿文  来源:上报

  朝美关系在2019年12月再陷紧张,鉴于朝鲜威胁要在耶诞节送给美国大礼物,舆论普遍解读金正恩有可能重新进行武器测试,然而现在圣诞已过多日,朝鲜的「礼物」却终于没有到来。这虽让爱好和平的人们舒了一口气,但也将悬念推给下一个时间:「火箭人」何以爽约,朝鲜的大礼包会在什么时候发出?
  有一种猜测认为,在川普和习近平前不久通话讨论朝鲜局势后,中国出手制止了朝鲜的鲁莽行为。而金正恩下次发射导弹的时间很可能是在他生日。
  习助川普按住金正恩那颗狂躁的心,这种可能性应该存在。
  导致金川畸形恋爱破裂的缘由,是后者始终没有答应前者解除或部分解除制裁。在朝鲜进行7次核子试验、事实拥核后,美国敦促联合国出台了史上最严厉对朝制裁,这个制裁对朝鲜的发展有重大的制约作用,2017年和2018年,朝鲜经济分别比上年萎缩了3.5%和4.1%,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联合国的制裁是关键因素。
金正恩的如意算盘是,通过部分解除核武设施,换得美国同步解除制裁,然后在用核武保证政权安全的前提下,一心一意谋求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使朝鲜摆脱贫困状态,从而确保金家独裁统治尽可能延长寿命。因为金氏非常清楚,三代统治的合法性本就因时间关系而弱于祖、父辈,再加上现在资讯的传播比以前发达得多,如果朝鲜的贫困状态依然如故或者仅有有限改善,百姓是不可能长时间勒紧裤带支持独裁政权发展核武的。尽管朝鲜的贫困状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那里的人民似乎也习惯了接受这种没有自由和填不饱肚子的生活,但谁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出现呢?何况,与一般的军工不同,核武的保有和更新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故到一定时期,朝鲜必然面临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军工产业以及军工内部不同军种的资源配置的无法相容问题,一旦这个阶段来临,朝鲜政权将变得岌岌可危。而这个时间注定是不会太远的。
  然而,金正恩的算计要实现,除了搞好和美国的关系,糊弄好川普这个「疯老头」外,还必须搞好和中国的关系,让习近平开心。因为在美国的制裁下,朝鲜政权的存活,很大程度上依赖北京的支持和援助。最好的情况,就是让美中两家不和,自己火中取栗。金正恩能够做到事实拥核,就是利用了美中的猜忌。不过,这里分寸的把握非常重要,虽然朝鲜不顾中国警告,强行搞了七次核爆,但也惹火了老大哥,支持美国提出的制裁措施。金正恩在得到核武加持后,马上宣布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以小弟的谦卑,一年内三次亲自去北京拜码头,听从老大哥的「训令」,让习近平认为朝鲜还有利用价值。中国也明白,朝鲜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刺激金正恩,导致他彻底失去理智,倒向美国,对中国反而不利,因此,要在打他一把的同时再拉一把。朝鲜核武虽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但这种威胁只是理论和潜在的,中国只要管理得好,可利用朝核和美国讨价还价。
美国当然也清楚朝中两家的心思,华盛顿除了要废除朝鲜的核武外,也想削弱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摆脱在朝鲜问题上有求于北京的局面,所以川普一度也对金正恩递过来的橄榄枝动心,动了解除部分制裁的念头,以奖励朝鲜弃核。只是鹰派不同意,川普才从恋爱的甜蜜中清醒过来。对金正恩来说,川普这位「意中人」只是对自己虚情假意,虚与委蛇,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好处,这场恋爱不要也罢。但在决定分手前,金氏决定敲川普一下竹杠,也才有了年底前恢复朝核谈判的死期要求。
  金正恩之所以敢对川普提如此「无理」要求,是因为他觉得,时机对他有利。因为中美两强正在为贸易问题大打出手,美国并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对俄罗斯,美国也不毫不客气,这样中俄为抗美势必会支持他挑战美国。谁知和习近平打了一通电话后,川普笑眯眯地说,很开心金正恩将送圣诞礼物来。金错判了习之意。习虽然有用朝核牵制美国之意,但除非中美在台面上彻底翻脸,否则不会在朝核问题上全能不顾美方要求,让金正恩胡来。相反,习会把压服金正恩当作和美国交易的筹码,让川普在贸易谈判中退让,毕竟和朝鲜相比,美国的利益对中国更重要。中美在12月达成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定,与朝美关系在12月变坏,两者在同一时间出现看似是两起孤立事件,但即使它们没有联系,现在也为北京提供了用作和美交易的机会。北京的盘算是,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权安全上支持和援助朝鲜,安抚金正恩;另一方面,也照顾美国情绪,帮川普摆平金正恩,不允许朝鲜重新开发核武。
  这样来看,朝鲜局势可以预测的态势是,在中国的斡旋下,朝美这次动怒,难以发展成一次真正的核武危机。朝鲜不大可能再次试爆核武,那将触及北京底线;也不可能真正试射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那将使事情显著恶化。美国也不大可能在朝鲜没有上述挑衅的情况下武力打击朝鲜,中俄韩都不允许,川普也不会下这样的决心。但朝核问题一天不解决,危险警报就一天都不能解除。如若朝鲜不听话,不排除川普赢得下次总统大选后,对朝开战的可能性。相信美国真下了这个决心,金正恩会乖乖做孙子的,因为这个丑陋的政权无论如何是经不起武力打击的。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2

旧文章ID:20358

陈凯丰:美股什么时候会进入熊市

作者:陈凯丰  来源:招商银行APP

  美股过去每次进入熊市都是伴随着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是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大约70%。因此,消费一旦减缓,进入负增长,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会迅速上升。
  刚刚结束的2019年是美股的大牛市。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全年三十次同时创历史新高,标普指数的回报达到28%,是2013年以来的最好业绩。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回报3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3%。对于投资人而言,目前最为关切的问题是美国的牛市行情能否持续?美股有没有可能进入熊市?笔者在本文分析美股有可能进入熊市的五种情景。
  一、白宫换人
  金融市场的内外参与者都非常清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国股市极为关注和呵护。每次美股大涨,创历史新高的时候,他都会发推特表示祝贺。每次他在参加活动,做演讲的时候,也都会引用美股的业绩来证明他对美国经济的管理成效。当然,每次美股大跌的时候,白宫也会发出新闻稿,安排高官出面讲话,来挺美股。因此,如果白宫换人,比如特朗普被弹劾,或者2020年大选连任失利,都很有可能导致美股进入熊市。
  因为股市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前景,特别是企业利润的增长前景。目前的民主党各个候选人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整体都是加税,增加监管,增加劳工权益等等。这都将抑制经济增长,导致企业税后利润下降,进而导致熊市。
  二、美联储转向
  美国联邦储备局受美国国会立法授权,独立管理美国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法定职责(mandate)有三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当然一般比较关注的都是前两个职责,也就是避免恶性通货膨胀,避免高失业率。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略高于2%,失业率处于60多年的历史低位,因此,美联储有很大的政策腾挪空间。
  过去两年,美联储先是快速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表,然后又连续降息三次,并注资4千亿美元到回购市场。美联储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的充足供应是美股牛市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说,如果美元流动性紧张,美股牛市就有可能结束。
  2019年9月份中旬的美元回购市场出现隔夜利率飙升后,美联储开启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操作。这些操作目前的计划是将于2020年6月份结束。这些流动性如果枯竭,对于美股的牛市将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更值得一提的是,美联储转向的后果。如果美联储在今年加息,或者加快资产负债表的收缩,都很有可能导致美股牛市结束,熊市开始。当然,笔者的理解是目前美联储和白宫对此达成隐性承诺,也就是在大选年份保持货币政策不变。历史上,卡特总统的连任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联储在大选前加息收紧流动性。
  三、经济衰退
  美股过去每次进入熊市都是伴随着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是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大约70%。因此,消费一旦减缓,进入负增长,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会迅速上升。
  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发生后,美国消费者的支出被汽油等交通消费挤压,经济衰退随后就出现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对于经济衰退的预测是不确定的。不管是在供给侧或者需求侧,不可预测事件发生的冲击都会有负面影响。
  比如说,英国退欧就是一个不确定性事件。最近的英国议会选举结果是保守党大获全胜,下一步预期保守党首相约翰逊的退欧方案会被议会通过,然后和欧盟正式签约。欧盟和英国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
  如果出现退欧失败的小概率事件,是否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目前欧盟内部的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宏观经济数据都比较疲软。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海外利润占公司整体利润的一半左右。在已经堪忧的经济背景下,欧盟问题传导到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负增长的可能性非常大。
  四、地缘政治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也是一大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局势恶化,产生全球石油危机,触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为显著。这样也是一种美股进入熊市的情景。根据笔者的观察,中东地缘政治危机远比表明上看起来的复杂,甚至于海湾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之间都在发生互相的贸易禁运和禁飞冲突。与此相关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紧张情况,一旦激化成武装冲突,也会触发全球经济衰退。
  五、泡沫破灭
  美股和任何金融投资市场一样,物极必反。目前的美股估值正常,没有显著的泡沫问题。如果美股在2020年继续大幅上涨,产生估值泡沫,那么破灭后一定会进入熊市。从历史数据来看,美股的估值如果以市盈率(P/E)来衡量,最低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到过5,最高在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前夕到过42。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标普指数的估值是在27左右。那么目前的标普估值在21,今后估值越高,出现泡沫后的熊市的概率也是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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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的长期
估值情况)

  在泡沫破灭前,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到见顶的时间。这其中有大量的变量,有的时候,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是没有任何人觉察到的小事。
  从另一个历史的巧合来看,我们刚刚进入了21世纪的20年代。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的美国总统先后是共和党人哈丁和柯立芝。他们两个总统秉承共和党放松监管的保守主义政策,坚持小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此次的20年代繁荣被称为柯立芝繁荣期,当时股市指数上涨7倍多,大公司并购频繁,出现垄断托拉斯。柯立芝经济繁荣,镀金年代的时候,美国股市出现严重的投机,金融机构给券商客户提供巨大的杠杆,内部交易盛行,一些财阀获得暴利。
  20年代也是美国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问题急剧恶化的年代。这些问题叠加,最终导致29年美国股市崩溃,连带全球进入30年代经济大萧条。新的20年代刚刚开始,历史会不会重演?
  总结来看,目前美国股市估值正常,短期内进入熊市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白宫易主,经济增长停滞,地缘政治,美联储政策等都有可能触发美股进入熊市。投资人需要保持高度灵活性,紧密关注和跟踪这些不断发展的变量,对于大类资产配置,金融工具选择做出相应的调整。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2

旧文章ID:20357

2019,这就是特朗普总统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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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天下热点追击

  2019年,对于特朗普,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惊心动魄的一年。据说,总统也有个习惯,年底喜欢做个总结,以衡量自己的“伟大指数”上升了多少。近日,特朗普总统2019年成绩单已新鲜出炉,不妨先睹为快。
  一、发推特
  推特是特朗普总统的执政非常亮的特色,也是地球上总统界绝无仅有的风景线。总统工作千头万绪包罗万象,很多人不堪重负。可是特朗普却举重若轻,一指推特治天下。
  据统计,在总统上任36个月里,总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超过12508条。其中,2017年1491条,2018年2107条。
  2019年,更是超过了惊人的8910条!平均每天发25条。今年10月的前两周,发布次数超过500次。
  受众院弹劾的影响,特总统在8日和11日已经分别发推105条和77条,特别是12月12日,一天内发推和转推115次,反复宣称自己的无辜,并大量转发支持者为他辩护的评论和视频。创下了单日发推数量纪录。
  总统推特内容覆盖政治、经济、娱乐、媒体、外交等等。白宫的许多重大新闻,许多都是由总统第一手发布,如ISIS最高头目巴格达迪的死讯、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解雇博尔顿等。
  在总统的12000多条推特中,“自我夸奖”的超过2000多条,而更多的内容是对外界的攻击,超过6800条。添加实话实说微信cui-0019其中爆款推文是对4名民主党籍少数族裔国会女议员言论攻击,门阅读量超过十亿+,获众议院“投票表决谴责”奖。
  二、最廉洁总统
  总统在2000多条“自我歌颂”的推文中不止一次称自己是“最伟大”“最可爱”的总统,归结起来大约有三点:廉洁、勤政、爱民。
  例如对于加州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日益增多,总统痛心疾首地斥责“这简直是美国的耻辱”;对于炸豆般密集的枪击案,总统除了发文悼念外,还表示无能为力;对于贸易战中受损失的农民,总统果断给予补贴;为了保证美国人民的饭碗,总统百折不挠地已在美墨边境建“墙”超650英里……
  至于勤政,世界有目共睹。“我睡觉从来不起过四个小时。”总统说。比如发推文就经常是清是5:00~6:00,有时甚至是深夜。比如2017年被马克龙气回白宫那次,气得睡不着,就是半夜连发5条推文骂他的.。
  在总统任期内,总统对美国的39个州进行了300多次访问。此外还视察了美军海外多个基地,比如阿富汗,并出席了数不清的国际会议和出访了不少国家。
  同时,总统还兼顾了自己的生意,其年收入从3.6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
  重点说廉洁。众所周知,总统只拿1美元年薪。这在地球上就没几个。其次特朗普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白宫人事编制本来是160个。但迄今为止只使用了60多个,省下了90多个员额。
  本届政府是名副其实的“临时工政府”。总统在任期间,几乎换掉一半内阁成员,如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等10多人。关键时刻甚至关门数十天,节省了80多万联邦政府雇员的开支。
  事实证明,总统的工作卓有成效。民调支持率一直保持在46.8%甚至更高水平。尤其是佩洛西一伙发起“政治迫害”,举行弹劾表决后,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不降反升。
  三、暴走朋友圈
  2019年,总统的朋友圈有点乱:
  总统朋友圈被拉黑的有:
  马杜罗,因为他“独裁”;
  瓜伊多,烂泥扶不上墙;
  波罗申科,孬种;
  泽连斯基,害得总统挨弹劾;
  巴格达迪,ISIS头目,已亡;
  古特雷斯,催交联合国会费;
  马克龙,骂“北约脑死亡”;
  默克尔,沾美国便宜;
  普京,一直跟美国对着干;
  添加实话实说微信cui-0019;
  埃尔多安,跟着普京混;
  哈梅内依,死不认输;
  金正恩,天不怕地不怕;
  塔利班,让人很没面子
  ……
  最恨的人:南希.佩洛西;
  最不开心的事:被弹劾;
  最不顺心的事:《美墨加协定》、《美国互惠贸易法案》出台受阻;
  弹劾大战令人烦不胜烦,心力交瘁;
  与金正恩河内峰会无果而终后,至今仍一波三折;
  与伊朗僵持陷入死胡同;
  阿富汗正陷入“21世纪越战”;
  欧洲与俄罗助日益走近;
  贸易逆差不减反增。贸易赤字累计达到4813亿美元,同比扩大5.43%
  ……
  年度亮点:
  1、击毙ISIS最大头目巴格达迪;
  2、依然收获了大量红包。欧盟、英国,韩国,日本等都有不菲的打赏,足可以过个肥年了。
  3、经典收官: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美欧、美俄、印太战略预热。
  四、年度荣誉
  1、因拖欠联合国会费十数亿美元,数次催收未果。获联合国2019年度国际最大“老赖”称号;
  2、历时一年多的弹劾大战初定,特朗普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美国总统”。
  2020年来了,美国伟大,梦想又进了一步!加油吧,特朗普!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1

旧文章ID:20356

2020年,中国还会出现“灰犀牛”事件吗

作者:邓聿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当习近平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发表新年贺词时,虽然他也提到在新征途中会有“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恐怕未必料到2019年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艰难状况会超出想像。这一年最大的灰犀牛事件没有出现在中美贸易谈判以及国内经济中——尽管这两者的困难超出预期,而是出现在了香港。从6月开始的香港抗争一次比一次激烈,直到11月底的区议院选举反对派大胜才有所缓和,但至今看不到结束迹象。中美最近两个月再起波澜,美国接连通过的香港法案和新疆法案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在2019年也继续下行。
  可以说,从面临的战略环境以及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看,2019年是中国自八九六四后在内政外交上最艰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进入时运的真正转折点,也即,中国有可能在这波崛起达到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最高值后,由一个持续的扩张期转向战略收缩期。中国是否会如北京规划的那样2049年实现完全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完全取决于接下来北京的应对,以及外界对中国的回应,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发展。
  但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比起动荡不安的2019年,反有可能显得相对平静,原因在于,在趋势转换期,各种力量的博弈总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好像两种不同方向的水流激烈碰撞产生的浪花一样,而在大的战略趋势形成后,短期不可能逆转,因此各方会按照这个趋势调整内外政策,博弈对抗的程度相对会有所缓和。比如最近达成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原本各方都不看好在今年能够达成,在相对容易的、双方都有需求的领域,反而有可能实现某种谅解。
  如是观察和研判,明年,北京将会减少内外折腾,将重点聚焦经济、中美关系、香港问题、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总体外部环境可能较今年趋于稳定,最大的变数会出现在台海,但如香港这样的灰犀牛事件不太可能出现。
  按照官方说法,2020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共规划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能否如期实现,明年是决胜的关键年份,它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情况。虽然在北京的计划里,经济每年都会被当作重点,但是实际运行的结果未必如此,很有可能会被随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冲淡了对经济的重视,2019年的情形就是如此。明年北京将重点聚焦经济,原因不但是如上所说之目标,而该目标从政治角度言,实际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即用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换得人民对中共统治的认可与支持,故而它涉及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所系。鉴于今年的经济形势太难看,明年习近平将有可能把关注点重新放在经济上。一人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国家的工作随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当领导人对某项工作重视时,该事情就可能获得更多资源去解决。
  习近平执政第一季的重点,是通过反腐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确立和巩固自己的绝对领导体制和地位。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及出台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对国家未来30年发展的方向和基础制度建设作了部署,表明反腐和党内的权力斗争告一段落,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因此,以四中全会为标志,他进入执政第二季,第二季的重点是经济和外交。未来几年如果没有更多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出现和防范打乱已有部署,经济会是贯穿一个相当时期的工作重点。明年尤其如此。
  进入12月,北京即着手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有关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比去年提前一星期,后者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十三五规划”是明年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经济在其中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表明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压力下,在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以及在习近平取得党内斗争的压倒性优势后,经济再次被北京提到重要位置,可以说北京已充分认识到,经济搞不好,是要出大问题的。
  要搞好经济,则无疑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总的来看,中美关系在2018年后,进入一个加速恶化时期,尤其在近期,随着美国相继出台香港人权法和新疆人权法案,两国关系跌入冰点。虽然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两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关系的恶化状况暂时止损,但这不等于未来在某个事情的刺激下,关系不会转坏。总的来说,美中对抗趋势在未来十多年都难以扭转,主要是中美关系在历史的走向上,已进入拐点,即美国由原来对中国的“接触和遏制,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转到“遏制和全面围堵”的政策。从美苏在冷战时期的对抗看,一旦中美的历史走向形成,要想扭转过来,何其难也,至少需要几十年。
  2019年,中美在对抗中走过艰难一年。不仅贸易战和科技战大打出手,贸易谈判一拖再拖,在人权、香港、新疆、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美国全面向中国发难,中国则对美反击。这种状况在明年不可能得到改善,两国会继续在上述领域展开较量。
  由于经济成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而在中美关系中,经济也被北京喻为“压舱石”,贸易战使这块“压舱石”动摇,两国经济陷入脱钩状态,明年北京会努力避免脱钩状态进一步扩大,因此在初步协议达成后,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在明年美国大选前有可能达成。对特朗普而言,由于存在选举连任和弹劾案的压力,也有动力达成贸易协议。同样是出于选举的问题,中国虽然会成为总统大选的一个焦点,但鉴于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员要改选,他们可能没有更多时间关注中国、出台针对中国的议案,因此,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虽然难以得到好转,但亦不太可能有显著恶化。
  2020年外部环境最有可能对中国产生战略层面冲击的是台湾,此乃因为,台湾明年一月进行总统选举,而现任总统蔡英文被各方看好,鉴于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台独色彩,北京对蔡已完全不寄希望,因此,蔡当选后的两岸政策和北京的因应对策,有可能会引爆台海出现地动山摇,为东亚的和平稳定投下最大变数。
  蔡主政台湾近四年来,两岸官方联系彻底中止,民间敌意也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台美关系却有显著提升。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有意提升美台关系,先后出台了几个法案,保护台湾,蔡政府也主动倒向和配合美国,以美制中。尤其是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蔡英文和民进党支持香港反对派的民主运动,抨击港府和北京,让北京认定台湾是香港抗议风潮的幕后黑手,从而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更加敌视。然而,这并不表示北京对国民党就一定有好感,尤其是香港“返送中”爆发之后,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北京恐怕也不会抱希望,北京相信的唯有自己,即用实力制止台湾独立。
  不过,蔡英文虽有志带领台湾独立,但也谨慎把守不公开法理独立的边界,避免刺激北京。她采取的是用切香肠办法,以时间换空间,等待时机。如果她再次当选,是否会认为这表明台湾民意支持独立,从而以一种侥幸心态,在未来几年的施政中公开宣布台湾法理独立或者搞诸如加入联合国公投之类台独动作试探北京,此种可能性尽管比较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因为台湾内部和美国都有支持台湾法理独立的强硬声音。另外,中国暂停了美国军舰的访港请求,美国是否会借机转道台湾进行补给,突破美台已有的军事联系,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出现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一种,对北京就将意味是重大事变,军事解决台湾问题将不可避免提上日程。
  前美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前不久率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中国,他得出的结论是,台湾与中国的疏离过大,已经“不可能看到台湾和中国大陆有一个和平的统一”,北京有一些领导层已开始思考如何对统一在“强迫”之下发生做长期性准备。假如台海明年出现引发地区安全的事件,这是不能完全被排除的。
  香港事态2020年依然会是一个棘手问题。对北京来说,2019年冒出香港抗议,而且持续半年之久仍然毫无好转,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当习近平年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修班警告中国有可能出现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可以断定,他那时讲这个话是不包括香港在内的。
  香港由修例引发的暴力抗议,已经被北京定性为一场乱港反中的“颜色革命”。在今年10月1日习近平国庆大阅兵前,外界有人预计北京有可能武力镇压。还好,习采取了克制态度,这可能缘于美国的压力和国际社会对武力镇压的反对,以及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但也可能是香港的暴力抗议没有到北京需要采取武力镇压的程度。尽管几个月来,勇武派的暴力对香港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至少还处于警方的控制下。
  明年香港反对派在港府和北京没有回应“五大诉求”的情况下,是否会借区议院选举大胜的余威以及美国香港人权法,回归和理非的斗争还是升级暴力抗争,或者两者兼具,为外界关注。但可以确定,北京对香港的管治只会收紧。习近平最近在会见来京述职的特首林郑时再次强调,他在11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时抛出的“三个坚定不移”,表明尽管香港目前局势有所缓和,北京亦不打算改变1个月前形势非常紧张时定下的政策基调。这样来看,香港局势未来不排除会再次恶化,但明年再出现灰犀牛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主要是现在各方有了预期。
  北京在经过大半年的观察和研判后,很可能会认为,指望香港反对派的抗议在短期结束是不现实的,每周末的香港抗议,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暴力抗议,只要警察可以对付,没有使香港失控,北京就无需出动驻军武力镇压。这种反应模式将成为香港常态。
  尽管2020年中国很可能迎来一个相对平静之年,但挑战依旧艰巨。当然,任何预测都是有偏差的。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习近平执政第二季中国已进入崛起下半程,能否重回崛起强势,是个未知数。


  邓聿文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时政评论家。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19/12/30

旧文章ID:20355

母亲的述说 – 杨安泽投身竞选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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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俄州亚太联盟

  (本文由杨安泽母亲讲述,小隐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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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24岁的杨安泽开始在纽约著名的Davis Polk & Wardwell律师事务所工作。常常他说周末要回家,到了星期五下午又说他接了一个案子,没办法回家。大律师楼的小律师是朝九晚十,常常是一箱一箱的合同接着看,周末也不得闲,直到案子结束才有喘息的机会。
  有一次,安泽买了一条名牌领带。他买领带的钱够他老爸买一套西装,我很不以为然。但(哥哥)欣泽说,弟弟太年轻,他必须穿得正式体面,让自己看起来沉稳且比实际年龄大,以便于和他的客户们打交道,此外,他一点生活品质都没有,工作之余只有时间回家洗澡睡觉而已,他哥哥要我不要太责怪他。
  做了五个月,安泽决定辞职。他说,如果他继续做下去,除了优渥的薪水,他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一旦习惯了奢侈的生活,由奢返俭会很不容易。此时不走,以后要转换跑道更不可能。他的直属上司告诉他,若他想回来,随时欢迎他,但事务所的合伙人很不高兴,从来没有一个新进的律师这么快离职的。
  之后安泽开始创业做互联网。他不找亲戚朋友集资,只找有闲钱的人资助。碰上2000年的网路泡沫,他没有成功。
  趁没家累前放手一搏
  我总是觉得,年轻时有一些失败的经验并不是坏事。安泽聪明且苦干,一次、两次、三次,他会在失败中成长。他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他。有些朋友认为我太纵容孩子,但是我觉得小孩能创业的时机非常短暂,只有在没有家累时才能放手一搏。
  安泽的朋友找他到自己新创的无线公司当高级经理,做高科技方面的行政工作。做了几年,他又转行到一家软体公司MMF当副总经理。这也是个新创的公司,他是公司雇用的第三个人。公司主要是做软体来帮助医院将病人的资料电脑化。那一阵子,他接触了许多医生及医院的行政人员。他发现,即使再好的软体,若是医院没有接受科技的意愿,还是不容易成功的。加上程式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印度人写的,每次出问题要修改都需要远程沟通,很不容易。
  2005年安泽的朋友Zeke要他加入Manhattan Prep.。这是一个教育机构,教导学生准备美国商学院的入学考GMAT。很多教学资料是安泽编出来的,纽约市的许多大银行及大顾问公司都是他们的客户,客户们常指定要安泽授课。
  2006年,Zeke自己要出去开办另一个特殊学校,就要安泽当公司的执行长。安泽要了很少的薪水,只有他七年前当律师时的一半,但他要求了股份。
  有第一桶金选择转业
  安泽将公司从五个据点扩张到27个。他们也编了网路上的教学资料,业务蒸蒸日上。Manhattan Prep.没有做什么广告,但短短几年却变成全美商学院的补教龙头。这时他们也将触角伸到了法学院的入学考LSAT。
  2009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Manhattan Prep.被卡普兰相中进而收购。安泽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卡普兰要安泽留任帮助过渡时期,但安泽已开始想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在Manhattan Prep.工作时,安泽看到美国的菁英大都去了东西两岸的几个大城市,中西部的中产阶级在逐渐的没落。他也看到了许多年轻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走入商学与法学的「安全之路」。他觉得如果有一些人能选择创业,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能有更大的贡献。
  经过两年的酝酿,有一天他问我,如果他短期没有收入,要紧吗?我问他,你想做什么?他觉得一路走来,如果有一个机构教他如何创业,他可以节省许多摸索的时间。如今以他的经验他可以成为领路人,教年轻人如何创业。我问他,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他想想「顶多我损失一些时间,一些金钱。但我还年轻,没有关系的。」他深爱美国,觉得美国给了他许多的机会,他非常希望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事。
  「有梦,就有梦想成真的机会,想做就去做吧!」
  照理说,安泽要离职,卡普兰应是不高兴的,但在陈述他的理念之后,卡普兰的执行长说他可以当安泽新机构的董事。后来他又说他其实没有时间当董事,但是草创期安泽可以用卡普兰的办公室及会议室,这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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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美国创业」从零开始
  金融海啸之后,安泽有许多律师朋友及金融界的朋友失去了工作,安泽希望能增加就业的机会,尤其是在中西部贫穷的二线城市。
  2011年,安泽成立了非营利机构「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他自己出资12万元且第一年没有拿任何薪水。他的许多有钱朋友都希望他能成功,许多人各捐了1万元。安泽开始在各学校演讲,招募成员,也到穷苦的二线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等寻找与新创公司的合作机会。
  第一年就只有他及一名秘书,如果他没有失败过,我会很不放心的。十几年下来,他有了一些历练。明明他可以轻松地过日子,但他总是挑一条难走的路。
  2012年,他们招收了第一批的成员40人。在送他们去新创公司工作之前,安排到布朗大学接受五个星期的密集训练,训练他们写程式、做网站、学软体如Excel、如何做简报、如何写企划书、如何经营公司等。最重要的是,同一期的成员都成了好朋友,彼此相互扶持。这五个星期,他全程陪同,认得VFA所有的成员,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甚至有许多成员把他当成父亲的形象。
  那一阵子,底特律经济萧条,满目疮痍,在2013年破产。有一天他说「我的天,在底特律开车连我自己都害怕,我怎么送我的成员到那种地方呢?」他想帮助的是没落的二线城市,如底特律、巴尔的摩、辛辛那提、克里夫兰等。底特律的居民希望他搬到底特律,克利夫兰的居民希望他搬到克利夫兰。他成天奔跑于没落、不安全的城市。好在他会少林拳及跆拳道,我想只要对方没枪,他应能自保。
  安泽对穷苦而努力工作的人有一份悲悯。他们住在纽约中城,他若看到拾空瓶的人,会跑过去,塞好几十元给那人。
  我的手曾受伤,无法拎行李。有一次我要去西班牙参加画展,那天下午他去了布鲁克林的朋友家吃烤肉。我叫了4点钟的车子,3点50分,安泽回家了,就是为了帮我拎行李。还有一次,我要回台湾,结果他在附近的餐馆吃了一半还是跑回家帮我拎行李。每次我要回台湾,他总是给了我一个十分忧伤的眼神。安泽说,他的朋友当中,他和父母的关系最好。
  VFA从原来的五个城市扩展到18个城市。他们训练出来的成员不管是成立公司、工作或申请学校都有很好的成绩。到现在,成立了至少25个新创公司,创造了近3000个工作机会,也有好几位创业有成,才20多岁就成了百万富翁。
  2015年安泽得到了白宫的「全球创业总统特使」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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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VFA已经步入正轨且稳定成长,并有了一个纪录片「Generation Startup」(目前在Netflix可看到)在各大城市及国会山庄放映,安泽觉得他可以放手了,他需要新的挑战。
  安泽一直关注美国的问题。他住在富裕的纽约,但马不停蹄地在贫困的底特律、克里夫兰、费城、辛辛那提等地奔走。贫富悬殊是美国的大问题,因自动化而引起的失业潮则将成为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早未雨绸缪,结果将是难以想像的。
  在安泽决定竞选总统之前,曾经找了好几位政治家,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动化即将引起的失业潮这个问题放到枱面上。但政治家们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或者以为重新训练这些失业者就业便可以解决问题。
  问题是:如果这些人30年前不爱唸书,今天能够学习高科技需要的技术吗?只有不到10%的失业者符合政府补助的职业再培训资格,而再培训成功的机率只有20%。换句话说,每100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可以经过再培训成功地找到工作。失业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工作也就需要自己买医疗保险。但是没有了收入,有能力买昂贵的医疗保险吗?
  在台湾,我最欣赏的是台湾的医疗,看医生便宜也有效率,医生的品质也相当好。安泽觉得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医疗品质应该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全民健保是迫切且必需的。他也希望美国能够将「童年成功率、心理健康、远离药物滥用、环境质量、中位数收入和提高老年人在高质量照护情况下的比例,让老年人能有尊严地退休」放入国家的幸福指数,来取代目前的GDP。
  每天早上,安泽以想着感恩的人、感恩的事开始这一天。政治之路,长夜漫漫路遥遥。在美中紧张的关系中,一些美国人有反华的情绪,安泽这一条路会走得很辛苦,但他认为是值得的。华裔很优秀,也很努力,如果能在政治上有影响力,会大大地提升华人在美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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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泽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带着他为所有美国人谋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一同投入,来完成美好的理想!
  要了解杨安泽竞选详情,请访问:
  https://www.yang2020.com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1

旧文章ID:20354

最大的错误,是低估美国

作者:  来源:网络

  二战中,日本军国的冒险主义认为,先发制人,消灭美国一部分海上力量,取得主动,就可以迫使美国胆寒,恐惧于日本做战,从而接受日本对新势力的划分。于是,日本舰队对珍珠港进行偷袭,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绝对获得巨大胜利,全国一片欢腾,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交织在一起发出最狂热的声音:日本无敌,不可战胜。
  只有参与并且亲自制定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司令官三本五十六保持了最清醒的认识,他对他的参谋副官说:美国被激怒了,日本从此将走向失败,但愿天佑日本。
  美国在巨大的失败和打击下,并没有如日本军国主义所希望的那样就此甘于失败,而是全国动员起来。
  3年半后,美国以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的方式结束了对日战争。日本失败了,原因是它一相情愿的认为:美国在军事打击下,并遭受失败,“也许”会因为恐惧而萎缩。
  事实证明,日本人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低估了美国人的决心。
  以下这部历史战争巨制才叫真正的惨烈!
  描写了战争后期,面对美国的极限优势,日本高级将领的自杀殉职与士兵的绝望冲锋。。。
  井上成美大将追溯二次大战日本的失败,曾说到“日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不能理解美国的实力”;无独有偶,前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在评价苏联冷战失败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们最大的错误,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来说,则在于关键时刻低估了美国的实力,这严重损害了我们后来的内部政策回旋空间。”
  历史上,还有德国,他们和日本苏联一样,一个最大的共同错误,就是低估了美国!
  美国被低估并不是一种偶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
  第一,美国的国力最容易被唱衰。
  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喜欢唱衰自己的国家,从建立国家开始,美国舆论就开始唱衰自己的国家。如果你任何时候打开美国媒体,你都会发现,在美国媒体笔下,美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科技简直是一团糟,毫无生色可言,这似乎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国家。
  那怕1945年美国横扫欧洲和太平洋,美国媒体也是在骂美国衰败,欺骗民众,妥协斯大林等等;1991年战胜伊拉克,哪怕基本没花钱,纽约时报这种也要骂布什无能,美国要衰败。所有这些却被当年日本和苏联是当真了,所以就输了。
  美国实际上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忽局,他们会强化美国衰败的印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衰败了,为何?因为包括美国自己都认为他被大萧条摧毁了,所以,日本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可以被打败,这是当时的普遍心态;
  包括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经济危机和反战风暴陷入国内争吵,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衰败了。所以,当时的苏联认为也可以打败美国。
  但结果呢,这些都是错误的。
  第二,美国的决策力和影响力最容易被低估。
  在一战、二战前,日本的智库之所以敢于鼓励日本屡次南进,不顾美国反对,就在于他们认为美国绝不敢怎么怎么样,因为美国自己也会受损,而且又战争风险。但事实上,他们认为美国不敢的行为:如废除商约、高技术产品禁运、石油禁运,金融冻结,美国后来都做了,而且干得一件比一件狠!
  同样,在1979年,苏联政府认为美国不敢对苏联禁运,或者无法压迫盟国做到(里根在跟盟国打贸易战),因为当时美苏贸易已经扩大很多,且美国商界都希望继续扩大。但实际上,里根严厉打击苏联皮毛和石油出口业,摧毁了他们。
  为什么美国的决策能力如此容易被低估?
  因为观察家很容易被美国国内的政治争吵所迷惑,就此低估了美国的决策能力,实际上,这与美国的实际影响力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支配范围不只是美国,而是至少大半个世界。
  因此,对于美国这种强敌,绝不能低估他的国力、绝不能低估他的政策行动力。事实上,美国决策非常快,在国际上遇到事情通常几天之内就出手了,而且能动手绝不废话。
  而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是,喝酒能解决的事,何必动刀动枪呢?
  不要说什么美国人怕死,不要讲什么美国人怕经济受打击,不要讲什么美国人怕失去中国市场,不要讲什么美国人不会也不敢为台湾而与中国开战………这是无知者无畏的弱智思维而已。
  我们不能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的战争意志!更加不要低估美国敢于和中国开战并争取全胜的决心!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唯一,只有,假如美国本土有可能被毁灭才能够让美国害怕。
  现在国内的网站上充斥自大、狂妄的论调和荒诞的幻想,这种浮躁的心态会使我们不能客观地分析问题,不能科学地解决问题,是有害无益的,毕竟中国和美国在综合实力上的差距还是巨大的。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1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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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迈越:两个“陷阱”与“美国工厂”–升级美中关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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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迈越  来源:中美印象

(本文获《中美印象》2019年有奖征文一等奖)

引子

  基辛格高足,哈佛国际关系教授小格雷厄姆·蒂利特·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1940年3月23日[1] 2010年提出的詞彙「修昔底德陷阱」廣為世界所知,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源自希腊史开宗大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的名言: “伯羅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的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雅典崛起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他認為中美關係可能正在面對這一階段。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或译为塔斯佗陷阱,是一个政治学理论术语,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这一术语在中国当代最早见诸中国美学家潘知常的2007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后成为中国学界和媒体的高频词汇。

  描述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而塔西佗陷阱则真实不虚,可以给美国的决策圈带来理解中国政治的洞见。为中美两国17亿苍生计,渡过今日中美关系的风波之川,抵达稳定共荣的彼岸,需要当局者穿云拨雾,设计高维的框架,打造持久的根基,构建稳固的新桥。

  修昔底德陷阱,简而言之,就是第二强国崛起,挑战老霸主,不免一战。这个命题,是基于地缘政治的逻辑,从战争的三大源动力(利益、恐惧和尊严)入手分析,推演出军事冲突的竞争形式。这个模型是否适用于本题?如是我析。

1. 天下共识,今日中国之盛,始于1979。

  我们来看看定义现代中国政治的几个重大里程碑:1921(中共成立)、1927(PLA之始)、1949(PRC成立)、1976(文革结束):似乎都不是中国经济起飞之源。

  今天回首四十年,1979的最重要事件,看来或许就是中美建交 – 美国为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关键必要条件;“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或者说,无处开放,则无从改革。自1979始,中国融入战后美国主导并负总责的国际经济体系,市场要素才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中国的改革,源源不断输送价值,甚至渡过了30年前的重大挫折。大跃进年代超英赶美之梦,在美国暨WTO接纳中国入世之后,终于成为现实。

  可见,中国能够被看作美国的“挑战者”,成为无人争辩的“天下第二”,根本就是美国1979年开始接纳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是中国践行市场经济成功的结果,是中国开放战略的结果。当然,中国人民的举世无双的勤奋努力也是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能说国人以前不能、或者没有勤奋过。过去的勤奋努力,似乎没有导致今日之局面,似非其源。

2.  再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承担世界第二的军费开支(据统计达2000亿美金),接近美国的30%。然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完全是基于其市场,以及号称“世界工厂”的国际供应链地位,既缺乏所谓“软实力”,军事力量亦不成依托;除了东海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争议之地,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不具备在世界舞台发挥军事影响力的意志和能力,更谈不上挑战美国军事地位及世界警察作用。

3.  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已)被中国超越,她依然是世界唯一有能力以军事力量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军事上其唯一可能的(局部)挑战者还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

4.  综上所述,中国对美国所谓挑战,是经济领域的现象,是基于国际市场的竞争行为,远远没有升级到军事领域挑战美国的现实可能;修昔底德陷阱,用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战争的逻辑来看待、分析中美关系,类似用西医语言及工具去解释中医,貌似有理,实则失之于神,难免误导,陷入“安全悖论”(自我实现的预言),通向双输之结局。借用布鲁金斯学会李成教授之言:人们不应当以20世纪的方法和19世纪的思维来考虑21世纪的战争。

  虽然塔西佗陷阱也是来自西方的隐喻,在中国的知名度或许超过了美国。我曾经问过一位在美东名校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年轻朋友,她对于修昔底德陷阱之概念,比之塔西佗陷阱熟悉得多。后者,其教授从未在课堂提及。真是幸运的美国,尽管选上了一个知识界和主流媒体几乎“同仇敌忾”的总统,天天口诛笔伐,无时不想弹劾,白宫的信誉还远未沦落到援引塔西佗之喻的地步。

  正视现实,正在崛起的中国没有这个幸运[2]。本文限于主题我们不展开分析其原因,但是,基于政治学常识,一个政权如果奉行对外进取的扩张战略,其首要条件就是内部的稳定。塔西佗的隐喻,显示中国政府维护内部稳定之不易。如此来看,中国的对外诉求,是对其自身生存所需之市场空间的诉求,而非强国稳基之后的势力范围扩张之战略,依据的不是军力,而是市场力[3]。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为西方诟病的南海,中国尽管终于进行了一些岛礁基地建设,其诉求依然是始自现代中国(1911年民国时起)的南海诸岛的概念和范围,居于守势,与邻国争执力度还不及70年代与南越海军冲突的西沙之战。作为核子大国总要养一些武力和鹰派,自然也会有比较强硬的言论,但是究其实质,就是要个大国的面子,以及阻吓台湾公开独立的行为。

  换一个中国国内政治生态视角 – 圣人言:学而优则仕。中国历史上为官从来是“职业首选”,本朝也不例外;一度万人空巷考公务员,似乎也印证了此说;不过本届领导上任后,知其不可而为之,居然做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通过反腐把“各级领导”管住了。于是渐渐有了一个新词:“官不聊生”,好歹把老百姓对公务员的美好向往打了个折扣。反腐的严酷手段,反映内部利益冲突之烈,这可能是对中国领导核心的最大的威胁来源。

  引申开来,居高位,真负责的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核心总负责”,实在不是件容易做的工作,比之故国宫廷往事,怕是没有嘉靖、乾隆的福气,更可能是雍正、崇祯的压力。 囿于内忧及统一的大局,中国在可见的未来(i.e.当前领导人治下),不具备军事扩张的意志、愿望和能力。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之喻,是个颇有深意的警示,但是没有接到中国政治的“地气”,是美中关系领域的伪命题;它的意义在于警醒中、美决策者避免沟通中的误解及战略上的误判;而此说之害,在于这种宿命论色彩的负面比喻,可能陷入安全悖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给双方合作的潜力设限,导致两国巨大机会成本。

  大家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何种境地?真是危机重重吗?中美真的有意识形态的本质对立吗?

  修昔底德之说,把中美关系完全置于地缘政治框架下“老大老二之争”,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川普总统治下美国注重经济实利的表现;但是美国依然很多“反华”声音出于其“共产党中国”的定义。不幸中国官方基于其一党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也不能有力反驳此议,这也是中国政府当下面临的塔西佗陷阱的一个根源,我们议论中美关系之远景大局,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夫子之道,听其言观其行。探究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实质,有时,还需要“反”其言而观其行。

  行文至此,正值PRC七十周年,隆重表彰42位国家最高荣誉获得者,相当于历朝历代的册封勋爵榜单,体现当今国家最高利益和推崇行为的人物样板。我们就此稍作解析,看看今日中国的价值取向。

  42人中,去除代表开放姿态的6位外国友人,所余36位当代中国最高“勋爵“可分为科技、文化教育、工农劳动者、军队及官员等几个领域,其权重分别为31%22%17%19%11%; 涉及意识形态的只有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具有马克思资本论的背景,但是其建树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而修正之,并以其教授身份列名为高教界代表,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稀薄[4]。培养、掌握原创影响力的科技、文教的代表超过50%,服务于政权的行为楷模占所余47%,没有入选纯粹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所谓“共产主义”的精神亦不在表彰之列。

  如此看来,本届中国政府重视的是科技生产力,本土文艺的影响力,基础教育及经济学、法学研究,以及忠于政府并彰扬民族主义的行为样板。如果认为中国目前性质还是共产主义为目标,“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权,尽管这么看中国的人可以够格成为共产党宣传部的模范生,这种观点可能是“离事实最远的认识(cannot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今日中国奉行的是现实主义的威权体制,官方意识形态只是表象,更无心输出革命或制度。其国际影响力,在中文尚未成为国际交往的语言之阶段,几乎完全基于其经济实力(市场容量+制造业供应链),其利益更多来自融入西方市场国际分工结构的合作,而与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性控制关系并非其核心利益[5];其行为和利益是可以基于市场原则预测及调控的。中国的“开放”策略,依然代表其根本利益、无法轻易更改的主旋律,用老旧意识形态“套路”中国,不免陷入其国内政治利益的纷争(quibbling)而遮蔽洞见。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期 (recalibration),也是中国地位重估的必经过程,如同幼童快速长成,达到成年,待遇环境和行为准则开始转换,过去的游戏规则不再适用。

  所谓贸易战,也就是重新定义规则的谈判过程。叫价还价,不免有些噪音和变调,不应影响我们的基本判断:无论你的立场和喜好,双方都无法悖逆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中美各自都会给与对方继续生存、发展的空间,继续创造并分享合作带来的利益,也不可能提出或接受危及各方政治生命的诉求。核子时代的紧身衣,保障我们没有“热战”之可能;针对上述两个“陷阱”的分析,美国也可以明了“中国挑战”的本质,冷战亦无可能。

  究其实,中美是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对手(a pair of economic rivalry), 扭曲(amplifying)对方实力的陈述[6]也是警示、鞭策自我改进的方法,贸易战不过是双方重建信任的“长征”一步。

  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确实有重大代价,对两国及相关方造成巨大困扰,因其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不但影响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预期,也在微观层面,从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人开始,触及无数个人的经济利益。

  中美贸易争端,已成为川普政府上台后最具杀伤力的显要议题,超越经济范畴,考验中国核心领导的临机应对,也成为中国政治的重大挑战。称之为一场危机也不算夸张。

如何应对危机?

  在此重温习主席首次访问川普总统时的表述:“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搞好关系,就是建立并扩大共同愿景,改进并加强沟通信任,扩大互相依存的基础。己所欲,施与人。

  基于本人三十年浸淫美国商业文化和契约环境,以及近二十年穿梭来往中美两地沟通推动民间企业合作的点滴经验,我认为踏上坦途之枢纽,就是升级 – 从贸易关系,转型为投资关系。

  什么是贸易关系:“交谊舞厅一支曲子的舞伴”。

  基于眼前的利益格局的短期交易关系,通常一事一议,承诺程度较低,基于比价而定,对家可以随时转换。

  什么是投资关系:“芭蕾舞台上的双人舞伴”。

  基于共同愿景的、事先以契约确定投入及分配原则的长期伙伴关系;注重长期利益,遇到环境变化通常愿意协商调整,以维护共同利益;关系较为稳定,对家不能轻易转换。

  如何实现升级版的未来中美关系?

  投资于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 Ohio),以2008年废弃的GM卡车厂为场地,曹德旺的美国工厂,克服了可以想象到的各种障碍,抵制了当地制造业传统的UAW工会,终于在四年后实现盈利,给当地带来了1500余个稳定的工作。“Chairman Cao”在当地得到极大的尊重和荣誉,工厂门前大道被命名为“福耀大道”。

  这个案例由Netflix发行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传之于世,给我们以启发 民间企业家是最接地气的人群,他的案例,可能启示一条接中美两国地气的、引领两国关系驶出风暴的升级之路。

  促进对美基层投资,这个观点之原创自有其人,我不敢掠美 – John H. Sununu州长,老布什总统的白宫幕僚长,是这个充满智慧和远见的战略的发明人。他在会见中国金融界访客时建议,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应该超越通常的“两岸”及中心城市地域,而认真考虑广大的美国腹地,在“真正的美国”造福于当地居民。

  分析“美国工厂”案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征

·       主角 - 参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细分市场领军企业

·       属性 - 基于市场原则的私人部门

·       时机 - 产业面临从中国到国际(美国)的转移

·       成功标志 – 在美国基层创造价值和就业机会

  围绕汽车产业链在美国本土投资设厂的先驱是万向的鲁冠球,其企业在美国运营已经超过20年了。友人中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曹姓企业家则是逆势而上,气魄直追前辈,在南卡完成了在美国第一个投资项目,创造了近300个当地工作机会[7]。万向、福耀、模塑是富于开拓精神和全球视野的中国制造业范本,代表着中国面向未来最有生命力的企业家精神。这样的美国工厂,希望可以多些。

  这个投资逻辑,见之于过去四十年美国(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实践,构成了中国开放策略的利益基础,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于世界(包括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渠道。显然,如果美国在过去四十年对华战略做对了什么,应该就是在这个方向。之所以美国目前对中国有如此之影响力(leverage),以及习主席的“一千个理由”指示,也源于此。

  美国总体受益于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由于其分配制度的缺陷,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目前只占其GDP不到10%)而产生的失利者没有能够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这个局面完全不是源于中国之所为,也不会因为打压中国而改变[8]

 如今是中国决策者换位思考,运用同样逻辑的时刻(it is high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apply the same logic for their role to positively manage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有一个立场必须明确:中国的继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繁荣,是以美国的继续强大和繁荣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

  这种基于市场可行性,由中国民营企业主导完成,融入并惠及美国基层社区的投资,应该成为中国回馈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载体。中国基于其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也面临制造活动出境(offshoring),调整国际布局的挑战,正是考虑对美投资之时。美国应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新边疆

  中美当局者可以做的,应该是鼓励、支持这样的投资活动并使之落地(facilitate these efforts) 。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也许未来应该译作“美中投资委员会”。中美关系,应该从贸易关系为主,升级为投资关系为基,互相以对方的经济繁荣为前提,从共生推动共荣。这才是渡过风波河之桥,长治久安之策,实现习主席“一千个理由”愿景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1]為美國哈佛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首任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 (英語:Thucydides’s Trap) 一詞。[1]曾擔任美國總統隆納·雷根國防特別顧問,之後於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任內擔任國防計畫助理部長[2]

[2] 2014年3月18日,习总书记在兰考考察时以此隐喻示警公务员。

“。。。 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3]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8万亿美元,全球第二。已经连续5年服务进出口额全球第二。

[4]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94岁的教授卫兴华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准确解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较早对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可进行竞争进行了论证…”

[5] 叶简明的中国华信显然是试图搭乘“国际资源控制战略”的精明尝试,基于“国家利益”收购油气资产的业务亦很可观,本身也未出什么纰漏,但是其成绩未获认可;叶在2017年被双规,华信的主要资产也被国有能源公司接管。

[6] 美国对于中国模式(产业政策)的重视及批评,有点像中国自由派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夸奖,都超出对方国民的基于切身体验的认可

[7] 2016年4月,江南模塑投资2.8亿美元,在美国南卡罗莱那州的格林维尔开工建设第一家海外工厂。仅仅两个月后,又投资1.8亿美元,在墨西哥中部城市圣路易斯波托西建设第二家海外工厂。两家北美工厂都为宝马配套。(http://www.jymosu.com/news_list.asp?classid=56&id=1081

[8] 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来自日本、韩国等产业升级的调整,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个调整过程继续,其份额可能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国,宏观上美国总体的贸易结构是不变的。见卡耐基中心资深研究员 Yukon Huang 的分析。(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xperts/533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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