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炜  来源：中美印象

                          （本文获《中美印象》2019年有奖征文一等奖）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倒退。

经济贸易领域是重灾区，贸易战的长期化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遭到美国政府的全球打压。

政治上，特朗普总统就任后不久就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触及底线，2019年又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屡屡对华发难，引起了中方的高度不满。

民间往来方面，情势也不容乐观。华人专家、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机构的调查，赴美签证收紧，以及2018年中国赴美游客数量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都是不祥之兆。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并不遥远的“美好时光”，2010年中国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扎卡里.卡拉贝尔的《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在中国颇有影响。作者通过分析两国20年经贸关系发展，得出了“中美两国经济已经融合为一个统一体”的结论。这一“历史终结论”的“中美关系版”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对中美两国“从此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充满了乐观情绪。十年之后的现实，却是阴霾密布的现实。

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就是从这类经济决定论开始的。

一、联系紧密的经贸关系遮蔽了潜在危机

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这和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日韩先行的“东亚模式”又一力作。东亚模式的精髓是货币紧盯美元、出口为导向、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标，这一紧盯美国的“配方”让这个人口超十亿的大国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提速。此后十年，中国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国家，继英、美、日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大工厂”。

但是，与英美当年产能和技术水平同步提高到世界之巅不同，中国的成就主要在于产能，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并未超越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中美分工模式——美国技术与设计，中国制造。产业链上游的研发、科技在美国，中国则以加工制造为主。中方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迅速扩充的产能支撑了GDP的高增长，美国则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大展身手。这种看上去似乎是各取所需的经济分工模式，看上去双方都可以满意，坚信产业分工带来的战略平衡将会长期稳定。这就是高度乐观的“中美国”理论受到普遍欢迎的理由。

但是，回顾人类历史，紧密的经贸关系从来都不是保持双边关系良好的充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贸易关系是紧密的，日本侵华战争之前中日贸易规模也很庞大，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美国钢铁等产品可谓高度依赖，但是都没能阻止双方的交恶乃至走向战争。也就是说，把中美之间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是根本性的误判。这种“一俊遮百丑”的狭隘视角，导致了经贸领域以外的潜在冲突没有受重视，更没有得到系统性地排解，最终引发了两国关系紧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轮中美关系恶化不能完全归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强硬风格。

时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人把中美关系之间爆发的多重冲突理解为“美方在寻求中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还是在“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惯性之下做出了误判。

二、中美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迷惘”

同样是“东亚模式”的经济后果导致的双边关系波折，日美之间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最终以1985年的“广场协定”结束。此后美日关系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但是这一简明的结尾方式不大可能在此次中美冲突重演。因为日本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各自的角色定位一向很清晰。经历了战后改造的日本，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支持美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角色清晰可信。因此，“广场协议”解决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纷争之后，双方再无战略上的冲突。但是，今天的中美两国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上存在“战略迷惘”，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问题首先出在美国。冷战结束的乐观情绪（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1815年“神圣同盟”的世界观在21世纪的复活。按照这一世界观，大对抗的胜利方结成的同盟将会成为世界的立法者，建立一套完美的世界法则。但是，现实世界从不接受终极答案，19世纪如此，21世纪也一样。

经历了“911”、“朝鲜核武问题”、“克里米亚争端”等一系列事件后，美国意识到自己面临了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美国发现维护世界秩序的“管理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为高昂了。这是因为，过去冷战中对抗双方各自结成联盟，苏联固然是强大的对手，却也承担了己方阵营的秩序维护，负担了自身势力范围的治理成本。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并没有继承这一“遗产”的能力和动力。“瓶中的妖魔”被放出来后，局势变得更为混沌不清。美国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应付更多行为难以预测、不受国际秩序制约的敌对力量。

同时，冷战结束也导致了传统盟友的角色变化，德法主导的欧盟国家失去了继续“忍受”美国优先地位的前提，规制和约束美国行动能力的“反抗”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种“反抗”迅速蔓延开来。因此，表面上风光无比的“单极世界”，对美国而言并非胜任愉快，而是负担沉重。在这种形势下，所谓“孤立主义”的选项再次出现在美国政治主流中，并非意外。

美国到底是继续担当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的角色，还是以独善其身的世界强国屹立于世？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在政策路线上明确选择了后者。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外交“进攻”，本质上却是以“抽身而退”为目标。可是，全球利益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美国怎么退？退到什么程度？美国战略收缩后的空白将有谁来填补？这都是难以理清的问题。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巨大的难题。处于战略定位转换期的美国，显得更为好斗而敏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角色定位模糊的身份焦虑。此时，“崛起的中国”成为了美国敏感的对象。

“崛起的中国”也存在重新审视和界定自身国际角色的战略选择。中美建交是双方对中国重归正常国际秩序的认可，奠定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其后三十年间，中美之间虽然时常发生摩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正常参与者，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对此，中国政府在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多次公开强调了“受益者”的身份。

这也的确是事实。没有战后国际秩序带来的和平环境、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崛起不可想象。但这不是任何一方的恩赐，而是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而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又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更有话语权的新角色。

经济发展让中国有了更多的全球利益和更广阔国际视野，带来了新的诉求和关切，“新角色”选项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新角色”并没有日美同盟那样清晰的对美关系基础，定位也不清晰。到底是构建国际社会新一极的“质变”，还是活跃度更高的“量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冷战后的新国际秩序中，中美各自的角色定位是中美能否重建互信的基础，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经济议题，但是经济议题并非决定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一味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思考对方的行为，那么误读和猜忌将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三、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是双方沟通的最大障碍

其实，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升并非美国不可接受的结果。美国的忧虑无非是中国的“新角色”到底是怀有敌意的挑战者，还是可以沟通协调的竞争者，抑或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应该在坦率、诚实的沟通中充分沟通。但是双方都存在一些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长期干扰中美外交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殖民帝国争霸的思维模式。对“加害者”和“受害者”角色的高度敏感，歪曲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解。最典型的是，忽视了美国承担全球秩序维护者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将其理解为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以统治全球为目标的“美国霸权”。从这一妖魔化的美国形象衍生出唯利是图、存在根本冲突的中美关系想象。

这种与时代脱节、充满历史主义臆想的陈旧思维极度危险。其危险性首先在于把中美关系定格在了“终极战争”的最终结局，热衷于底线不清、规则不明的权谋斗争。即便他们能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也试图以马基耶维利式的权谋思维实现战胜美国的“战略目标”。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国际规则体系既不受重视，也不被信任，只是赢得“终极战争”的权宜之计。他们更不相信博弈双方能够实现双赢，而只接受零和博弈。令人忧虑的是，这种陈旧的殖民时代思维不只是观念上的误区，更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结合，不断干扰中美之间的沟通，对中国官方务实外交的努力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在中美的外交沟通过程中，这种思维就像一个糟糕的翻译，一面将总是对美方的言行恶意揣测并进行大众传播，另一面时时发出高调的对抗杂音也让中方释出善意的努力化为泡影。

而美方的种种行为也表现出了思维上的落后，僵化的冷战思维也并不比中国的对手强多少。美国的部分政治精英“怀念冷战”，已经是公开化。在他们看来，“冷战模式”虽然谈不上令人愉快，但是提供了一套冰冷的秩序，看上去比复杂纷乱的现状更易于掌控。然而，这种想法也是严重脱离实际。冷战是两套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中美当下虽是“异梦”却是“同床”——相同的国际体系中相处，冲突加剧将会导致系统崩溃。

冷战爱好者着力渲染所谓“中俄+X”的“邪恶轴心”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是无稽之谈。冷战的核心显然不是经济竞争，甚至不是意识形态对抗，而是美苏同为国际秩序输出者之间的角力。但中国与苏联迥然不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绩效合法性为基础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意成为苏联那样的秩序输出者或阵营组织者。而俄罗斯超低的生育率、复杂的内部矛盾、结构单一的孱弱经济，更像是垂死的帝国，而不是富有活力的竞争者，更不要说是对抗的轴心。更重要的是，信奉“文明冲突论”的冷战爱好者忽视了中俄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大于中美之间。

因此，即便按照冷战爱好者的剧本走向“中美脱钩”，美国不会看到所谓的“邪恶轴心”阵营取代苏东阵营的冷战角色，更不会在对抗中重现冷战格局的秩序井然，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更为混乱的世界，那肯定不会符合美国的利益。

总而言之，在中美关系的纠葛中，双方都有糟糕的队员在鼓动对抗升级，试图将本国的国际战略导向仇恨和压制对方的剧本。病态的思维干扰之下，加剧了双方的焦虑与猜疑，这是天真的经济决定论者忽视的“观念的力量”。

四、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目前的条件下，“修复中美关系”恐怕过于乐观。“观念的力量”本来就缺乏现实维度的思考，而是沉迷于宏大叙事的妄见。中美交恶对这类人而言，非但不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或及时补救的失误，而是理想中的进程。

而且，互相视为仇敌的两拨人马，却在对抗升级中不断强化了对方在自家阵营的话语权。典型的人物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他把美国同世界的关系比作锤子与钉子的关系，得出“美国爱敲打谁就敲打谁”的狂妄言论，堪称荒谬至极。但是博尔顿总是在美国对外冲突升级时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绝非因为他才干出众、能够带领美国赢得冲突。而是在冲突升级，让博尔顿早先的强硬立场看上去更加正确了。然而，实际上他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之外，别无贡献。如果特朗普按照博尔顿的意见行事，现在要面对的不是两场战争，而是至少三场，甚至更多。幸好博尔顿已经离开了。

这种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别无贡献的人物和意见能够多大程度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是未来局势的决定性因素。排除这种干扰，需要巨大的耐心，以及审视并明确自身战略定位的决心。

首先要决定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命运，这主要取决于美国。这套庞大的国际体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将其推翻重塑的代价是否值得？如果美国不能审慎地做出决定，那对全世界而言都是灾难。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世界主要国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否认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作用与地位、片面指责美国不负责任，于事无补。

其次，中国要把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和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形象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内外兼修”的过程不只是创造了经济成就，而是中国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中美关系的“美好时光”与之息息相关，而不只是经济互补的单方面作用。中国固然不应为了迎合别国的标准做出改变，但是对于我有利的外部影响还是应该欣然接受。应该清晰地意识到维护主权与良好的国际交往、互动之间并没有冲突。

其三，美国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更多理解和耐心，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上，不要轻易插手，那只会激怒中国主流社会。在对待中国企业、访问留学等民间交往方面，美国政府的收紧政策、定点打压极不明智。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限制与打压，不仅有失风度，也是高度不自信的体现。至于对中国赴美留学及华人学者的刁难，更是糟糕透顶的政策。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没有理由如此过激反应。

总之，对中美双方而言，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逐步建立沟通和互信的机制可能是当下具有操作性的举措。例如经贸关系的谈判，更多地展现和解与合作的诚意，在有限而实际的目标上积极推进、诚实履约以积累沟通与交往的信心。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最重要的可能是不要扩大事态，尤其是美国进入竞选年后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情况，这对已经处于脆弱状态的中美关系是严峻的考验。

来源时间：2020/1/2   发布时间：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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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波  来源：中美印象

一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共和国吗？

  1863年，伟大的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了最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开篇他说：87年前，我们的国父在这块大陆上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

很遗憾，他第一句话就错了。1776年，北美13州联合起来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也仅此而已了，他们从来没想着要建立什么国家。到1781年创建的基于《邦联条例》的政府，也从来没想着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这只是一些自视为迷你国家的拥有主权的邦之间的一项“和平协议”，为了共同安全他们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本地版的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

  殖民地人民花了10多年时间向英国政府表达不满，否认英国政府的征税权，1776年的独立宣言表明，这些殖民州并非一个整体，而是”自由和独立的各邦“向大英帝国表达：我们不要你们管了的心愿。

  孟子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正好就是当初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30公里半径范围内出生，生活和死去。距离是大一统的最大敌人，他们的视野也只有这么大，最理想的政治单位是城镇或者县，选民代表就是自己的邻居，人民相信他们会代表自己的利益。而遥远的全国性政府，算了吧，这样的政府并不比当年的大英政府靠谱多少。

这就是美国建国之初的状态，是一个由自由的县镇组成了邦，再由邦组成邦联，1776年的美国甚至都不能称为共和国。

二 共和国诞生

  美国的建立，与其说自下而上，不如说自上而下。大多数美国人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毫无兴趣。美国的建立，是一个多数服从少数的过程，四名伟人在中间起到绝大的作用，他们是华盛顿，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麦迪逊，配角包括两个莫里斯加一个杰斐逊。

四名伟人发现了邦联条例下的BUG，组织了政治进程以强行召开制宪会议，并合作制定了费城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后，他们还起草了权利法案，这才是美国建国的基础。

  有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指控他们四人劫持了美国革命的成果，但同时又对他们领导反抗英帝国大加赞赏。这四个人在美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他们的思维，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美国人，当大多数美国人还在用本地思维思考的时候，他们已经站在北美大陆的高度上思考国家的命运了。

因此1776年的独立战争被称为第一次美国革命，而1787年的制宪会议，则是第二次美国革命。第一次美国革命赶跑了英国殖民者，而第二次，才让美国这个国家真正诞生。

  1787年，大陆制宪会议召开，经过在闷热的房间里4个月的讨价还价，大州方案，小州方案和协调方案被综合而成为美国宪法草案。通过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三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民主国家吗？

  绝对不是，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民主这个词是带有贬义的。这意味着暴民的统治，意味着煽动者对多数人的操纵，意味着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体的自由，意味着短视的政策取代长远的目标。法国大革命过去还没几年，有点文化的人，都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法国的惨状，对民主更是无比警惕。

  我们知道，人类的统治历史，无非在精英统治和大众政治间摇摆，精英统治的好处在于经验丰富，目标远大，坏处在于精英一旦腐化，国家就有不可测的后果。大众政治缺点更多，除了上述之外，好处恐怕只有一点：防止精英掌权并且腐化。

  在路易14的极度专制后，法国迎来极度的大民主，结果也并不美妙，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没有底的筐子，什么时候人头装满什么时候完事。杀了10年乱了10年，人民的政治激情耗尽，终于想过点安生日子的时候，自然就会选择一个强者，拿破仑在法国应运而生。

  美国在建国之初，就极力防止精英统治的腐化，并尽力防止大众染指政治，于是设计了非常伟大的方案：三权分立：让精英互相制衡；地方自治，防止大政府产生；参众两院的选举制度：防止伟人利用民意控制国家；选举人制度：防止简单多数票选举总统。

  以参议院为例，senate。这名字跟罗马元老院一样，意味着参议员权势滔天。小时看美国电影，里面的大BOSS反派往往是个参议员，我还奇怪，心说人民代表而已，有这么牛吗？不就是举举手吗…长大才懂得，美国参议员，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比起众议院，参议院人数更少而任期更长，更不容易受到大众影响。并且拥有宪法未赋予众议院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批准总统对外签订的条约，总统任命的重要官员需得到参议院认可。

  详细解说下，参议院是怎么防止大众染指权力的。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使某年美国出现了一个伟人性的人物全部美国人都支持，并当上了总统，那么参议院也可以否决他的很多法案，而且在两年内只能改选3分之1，至少在两年里，这个总统无法完全掌握参议院。当然你要说，所有人民都支持的人，谁也挡不住，是的！制度永远是个辅助，如果真到那个地步，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也确实该完蛋了。就跟罗马一样，再好的制度也抵挡不住堕落的人心呼唤奥古斯都，哪怕杀掉凯撒保卫共和的壮士，也会被罗马市民弄死。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说的最多是”共和“而非”民主”，正如杰弗逊期待的，由“天然贵族”深思熟虑层层过滤掉“人民的癫狂”，制定一个多层次的架构，才能最终驯服大众的原始能量，这一过程正是宪法的要旨所在。保留奴隶制，正是将道德目标置于政治目标之下的行为，为了国家的建立而许可了奴隶制的扩张和保持。这一悲剧要到70多年后，才得到纠正。

  伟大的建国者们创建的共和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美国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任何一个开国元勋的预计，在林肯的时代，欧洲的政治家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一个构想如此精密而理想化的国度，到底还能存在多久，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还存在着。

四 美国的成型之路

  美国开始没这么大，只是偏居东海岸的13个英国殖民州而已，中部被法国占据，西部大多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如果不拿下这些欧洲人的殖民地，估计美国就是个偏安一隅的北美小国，不可能具备世界争霸的根基。建国后的美国，是共和政体的典范，当然，在北美大陆上的兼并也必不可少，毕竟殖民地的人民都是飘洋而来的后代，如果没有冒险和拓荒精神，何必远涉大洋来这个蛮荒之地。完全白纸一样的大片土地，没有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存在，正是描绘伟大蓝图的最好画板。

  1812年，觉得自己已经很牛的美国打算把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吞并，独立战争的时候，许多心向英王的殖民地人跑到了加拿大，结果美军被主要由加拿大人组成的英国军队打的满地找牙，连白宫都被占领了，还被烧了个漆黑。之后美国爆发爱国热情（战争果然是统一意志的好工具）在各战场上也给了英军几个大大的杀威棒，最后逼和大英帝国，签订根特条约，放弃了吞并加拿大，但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就没这么好运了。 

  美国1783年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东岸的土地，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收购了路易斯安那，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佛罗里达，1845~1853年通过美墨战争收购了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1867年从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1898年吞并夏威夷群岛。

从大西洋沿岸，终于走到了太平洋岸边，美国终于具备了争霸天下的条件，说现在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主要就两条。一是地缘位置太好不用多说：东西是大洋，南北无强敌；二是制度之优越，连老牌欧洲政治学者都要跪的存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秉承了欧洲千年学养，从中汲取精华，尽力防范精英腐败和大众政治，从立国的第一天起，美国就显示无以伦比的生命力。但是，这时候的美国，还远远不是帝国。但美国一直走在成为帝国的道路上。

五 帝国之路

  殖民地的人民，一开始就对外部事物毫无兴趣，如果他们那么喜欢掺和欧洲事务，又何苦跑到蛮荒北美来。说白了上层是一群再也不想看到欧洲本土宗教战争君主争霸的绅士，中下层是一群在欧洲本土因为各种原因混不下去的既可怜又勇敢的人组成。

  因此华盛顿成为总统后说：美国可以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做生意，但永远不要参与到欧洲的内部事务中去。第五任总统门罗的门罗主义，则是这种不干预欧洲事务思想的总结：门罗主义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

  如果按照开国元勋们的设计，美国将永远偏安地球一隅，不会过问欧亚大陆发生的任何事务，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与我无关。

那么美国这么一个只想过自己小日子的国家，只想收好美洲一亩三分地的国家，是怎么走上帝国之路的呢？我认为有几个重大节点，关于哪些重要仁者见仁，我只把我认为的重要事件写出来。

1、南北战争

  无论以什么理由开打，林肯的国家主义色彩都无法洗脱；无论以什么理由强制南方留在联邦体内，事实上都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

可以这样说，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各州都相当于一个小共和国，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各州只是联邦下的自治单位，没有哪个州敢于或者能够脱离联邦而存在。

  林肯的伟大在于让美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林肯的遗憾在于，那个小而美的共和国联邦消失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欧亚大陆事务，并将深深的陷入其中。

2、一次世界大战

  在一战初期，美国保持中立，但继续跟以前的老宗主国英国保持密切贸易联系。英国和德国两方，打的已是精疲力尽，任何一方压上一点砝码，都将改变战争胜负的天平。

  不断获得贸易支持的英国，让德国不堪重负，终于下手在大西洋上袭击美国船只，美国也第一次正式介入欧洲战场。开始的德国根本没把美国放眼里，毕竟一个连常备陆军都没几个人的美国，跟动辄出动上百师团的老牌欧洲帝国相比，是个新生的幼稚儿童。

  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参加一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进步主义者，上台的口号，就是保持一个繁荣和平的美国，不会参加旧世界的事务。但是此时的世界，已经跟1787年的世界完全不同，技术的进步让新旧世界距离缩短；贸易往来让美国实际上已经融入世界；德国的崛起对美国确实产生了威胁。所以进步主义者威尔逊，最终带领美国介入了旧世界的大战。而且也有不少进步主义者支持参战，理由是美国自身的改革不能局限于国内，也要去改造世界，威尔逊说：这个世界必须通过各自由民族的合作，使民主政体得到安全，并将正义弥漫到世界。

  之后的巴黎和会威尔逊的思想就是典型的进步主义思想，呼吁成立国联，搞笑的是美国参议院根本不同意美国加入，最后搞的很尴尬，国联的发起国美国，却不是成员国。这也体现美国当时的矛盾之处：既觉得不参与世界事务不行，又不想过深介入，还是愿意过自己家小日子。

3、二战与战后

  二战是美国彻底介入世界的一次重大事件，二战之前，美国反对介入旧世界战争的呼声非常高，珍珠港之后，反战声彻底消失。有意思的是，带领美国打了两次大战的都是民主党人，看来民主党喜欢干预世界事务也有传统。

  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是美国深度介入世界的象征。全球布武，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一切都距离开国者的理想那么远。但此时的美国，虽有现实主义一面，但理想主义之光尚未消亡，克林顿为未干预非洲胡图族图西族大屠杀道歉就是明证。进步主义者将民主价值观推广全球，然后不断遭到迎头痛击。

  我们知道，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绝非是换个制度那么简单，美国的进步主义者们太过自信，以为全世界人都跟他们一样，有自治传统，有人文精神，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连建立国家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美帝确实在中东亚洲这些地方，碰了一头包，加上国内承平日久，媒体大学都被左翼占领，在左翼的刺激下，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自私精神也在滋长，共和制正在朽坏。

六 共和制的朽坏和川普上台

  德性的朽坏，就从反正常逻辑开始，恶魔都是双生子。当文明生产出他们的副产品白左的时候，另外一面的右翼，也开始极化。

  上次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就明显有成为“川普”党的倾向，基本是川普支持谁，谁就当选，反对谁，谁就完蛋。传统的共和党人建制派已经被边缘化，如同建制派的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所言，共和党“正在经历类似‘邪教’的情况”，其成员拒绝批评总统，并且对川普几乎“顶礼膜拜”。也就是说，共和党正在急剧川普化。

  反观民主党，也越来越极化成为一个少数族裔社会主义党，在2018年6月27日的纽约州选举中：28岁拉丁裔餐厅服务员、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素人Alexandria Ocasio Cortez大比分击败了民主党建制派领袖、资深国会议员Joe Crowley——就像美国媒体自己所言“纽约州大批量的拉丁裔民主党人，坚定地支持了Cortez”。

  德性朽坏，非从川普始。从奥巴马起，就现征兆，可以说，奥巴马和川普，是美国共和精神腐朽的一体两面，腐朽的共和国才能选出奥巴马这种只是卖弄口才的知识分子，纠偏过程中，难免出现过激现象，催生缺乏传统价值观的川普出现。

  早在2016年8月，川普还是候选人，全世界的专家们都坚定的认为希拉里将上台时，我就准确的预判川普将赢得大选，而且将成为美国版“苏拉”。判断的依据很简单，就是美国左翼的反人性逻辑，必将激发出一个非传统右翼总统。

七 帝国崛起

  内部的朽坏和外部的挑战，将促使一个帝国出现，而帝国的出现，是所有共和国敌人的噩梦和终结。

帝国跟共和国完全不同，帝国不会有什么远大价值观，帝国的利益，首先是帝国上层的利益，其次是帝国臣民的利益。帝国之外，没有平等。凡是帝国看不顺眼的，都将被消灭。

  托勒密埃及王朝可以跟罗马共和国讨价还价搞点名堂，但奥古斯都一出现，埃及只能成为行省。

帝国内部的纷争都将引祸水于外，帝国内部的组织，都将逐次丧失活力，帝国比之共和国，能更多更彻底的汲取内部资源。因为帝国将放弃价值观，只以利益为唯一导向，对帝国有利就是好的，对帝国有害就应灭亡。

  川普不是凯撒，川普只是那个为美国的凯撒铺路的人。他太老了，不见得有那样的雄心，但川普的做法会极大的鼓舞潜在的凯撒，因为他将用事实证明，美国越狠，敌国越乖。而不是他们曾经以为的，建立一个自由民族联合的世界会是一个好世界。

  这真是全人类的杯具，不仅是美国的，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事发生吗？或许需要我们摒弃成见，甚至摒弃自私，对此我并不乐观。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3

旧文章ID：20352

作者：李贤森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贸易争端历时数载，中美经贸磋商终于在近日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分歧与争端，但中美两国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中美两国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美两国政府对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共同的，是共通的，是具有共识的。中美之间不仅有冲突，同时也有平衡，更加可以共进。

一、中美贸易争端是中美冲突的集中激烈表现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和平合作、融通开放、变革创新是当今世界的滚滚潮流。研判当今世界大势，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中国坚定走对外开放的道路，坚持多边主义，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相关国家的认同与支持。

 中美贸易争端越演越烈，成为中美冲突的集中激烈表现。中美双方贸易互补性很强，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如何妥善管控分歧解决矛盾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对于矛盾的解决一定准确把握其核心，即矛盾的本质，才能对矛盾深入剖析有效解决。中美双方不仅在具体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现实与潜在的冲突，而且双方对待国际道义的态度存在根本差别，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义利冲突”不可避免。中美两国“义利观”的根本性差别导致双方在经贸争端中，充斥着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以中国不但需要采取灵活外交措施管控分歧，还需要以多边应对措施解决矛盾，更需要以冷静与耐心去面对这一次冲突的集中爆发与常态延续。

中美关系已经走向了历史的转折点，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对华不满情绪，华府政客群认为中国政府与其预期的政治道路愈发背离，资本财团、产业联盟与中产阶级认为中国在经贸领域口惠而实不至，广大蓝领工人则认为中国制造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整个美国社会对华的耐性已经日渐削弱，对华强硬共识已经基本成型，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已经从老布什、克林顿总统时期的接触政策渐渐转向了对抗政策。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不可能避免，经济互补的现实需要与产业链的跨国构建也使得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中必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存关系”。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方通过贸易等手段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的企图，只能使美方在开展相关博弈时有所顾忌而已，但其依据美国优先原则出手保护是必然的，因此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争端博弈很可能会长期持续。

二、以多重利益重构现实中美平衡

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增长乏力，呈现整体疲软态势。中美关系已由“竞争+合作”为主转向“全面竞争”，双方在经贸等重要关键领域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有效调和，中美两国全方位 “修昔底德”博弈已然开始。中国需要正视美国对华态度整体转向的现实，在努力实现“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同时作好充分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剧烈冲突，以多重利益重构现实中美平衡。

中美关系上，中国在某些具体的经济利益中可以进行适当让步，“适度的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这并不影响中国的全局利益与整体利益。但是，在贸易问题的国际道义问题上，中国必须牢牢把握原则，坚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无论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过程中出现多少反复，仍然应当认为双方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并以此为努力目标。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首先是市场利益。中国可以给美国更大的市场空间，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中美双边贸易的扩大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不仅美国的贸易逆差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中国也可以趁此机会购买到需要的产品。这一点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并且，贸易利益并非绝对的“你多我少”，在某些方面的贸易利益让渡可以在其他领域进行弥补，并不影响中国的整体利益。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其次是结构性改革中的利益。中国一直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并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深化改革需要寻找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并适当借助外界压力。中美双边贸易争端日益突显并呈现长期持续态势，这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借力方式。但是，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权是不能旁落的，必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现实利益最后是全球经济治理利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天然的调整适应性，是可以并且应当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整。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能囊括所有经贸领域，大量新兴领域存在规则空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可以尝试建立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规则新体系。

三、中美共进：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合力

中国的成长需要世界，世界的前进需要中国。中国致力于在解决本国问题（都是什么问题？）的基础上，切实推进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创造“大同世界”的追求与信念，也是中国在成长发展中表现出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应有姿态与状态。中美共进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也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合力。中国应当展示大国气度与姿态，通过推进国际合作，促进自身发展、创新全球治理等方式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应当坚持合理的，修正不当的，创造新型的多边国际机制，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促使中美共进，推动全球发展。

1.充分利用现行有益的国际规则。国际贸易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丰富规则。虽然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主要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利益，但这些规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益的，体现了国际规则的良法善治原则，可以帮助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益。中国在入世以来已经对世贸规则积累了相对充分的经验，应当充分利用好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多边贸易平台，与美国开展有理、有据、有节的对话沟通。

2. 尽力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国际机制。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提出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主张。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流价值观，与此观念相背离的治理规则都应当得到调整与修改。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资本驱动型国际组织的投票权改革，扩大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注资比例，以增强其在机构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等成员驱动型国际组织的谈判进程，以切实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地位。推动具有更具广泛利益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妥当分担并适时取代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代表的八国集团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协调与促进功能，并使其发展成长为长效机制。

3. 适时发展新的多边国际机制。现有的多边国际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国际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需要适时根据现实需求创造新的更加公平正义的多边国际机制。在创造新机制时应当采取“柔性建构主义”，要注意避免新旧机制之间的割裂对立，而应当实现新旧机制之间的合作互补。中国对美国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战略透支，使中国错过战略发展机遇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通过柔性建构主义发展新的更加公平正义的多边国际机制，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形成新的国际制衡力量。进一步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切实行动与务实姿态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与相关国家携手共同打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逆流，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势公共产品。

4. 推进国际合作新发展。明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风险也有合作共赢的可能，关键在于如何对话沟通、管控风险、化解矛盾，通过开展全方位深入对话，了解双方核心利益与战略意图，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战略误判风险，对双方社会稳定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5．促进自身发展新进步。中美贸易争端确实为中国的经贸带来了困扰与压力，但是危机之中蕴含了丰富的转机。中国通过充分借助此次争端的外部压力，可以增加国内凝聚、统一国内共识、加快国内改革，从而推进改革深化程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格局。

6．推动全球治理新篇章。新时代呼唤新制度，全球治理必然迎来新篇章。中国在维护利用现有国际规则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到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构建自身的领导力影响力施展舞台，例如借助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会议等新型平台在国际事务中发展更为显著的影响。中国应与其他利益相关价值相契的国家戮力同心，推动全球多边经贸体制、多边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进程、新方向、新道路、新高度。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3

旧文章ID：20351

作者：陈旭  来源：中美印象

  这是我很久以前听过的故事：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年代中国缺乏资金，没有设备，只有能吃苦耐劳且廉价的劳力。一位中国商人到美国参观一家美国工厂，非常羡慕美国工厂的生产线，工人上班时间是每周五天，每天工作8小时，产品销路很好，粗略估算老板年收入大概近百万美元。和美国老板交流时，美国老板却大吐苦水，流露出赚钱不易的苦衷，最头痛的是遇到工人罢工这类问题。这位精明的中国商人一想，给美国老板一个建议，你把这套设备搬到中国，你不用做任何事，我们每年给你一百万美元。

   美国老板一听这么好的事，就同意了。于是美国工厂关门了，工人失业了，设备被拆卸装箱运往中国。这条生产线很快在中国大陆投入生产，在中国生产线是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转，工人三班倒。除了保养和维修不停机，这样一条生产线的产量超过美国的三倍产量有余。分给不劳而获美国老板一百万，扣除运输等额外成本，还有二百万的利润落入中国老板的口袋。

 两个国家，两种世界观

  美国人抱怨中国人抢走他们的工作机会还赚了他们的钱，中国人会说，我们吃苦耐劳有错吗？美国工人太懒了吧！可是站在美国工人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凭什么工人就要当牛做马加班三班倒？

   如今中美贸易战开打，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这对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大幅升高的中国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企业利润显然下降了。美国政府也鼓励企业迁回美国，美国“铁锈区”因制造业萧条而失业的工人更是兴奋不已期待回归。不过从新闻报道可知，迁出中国的企业，真正回归美国的少之又少，更多的是移向成本更低的不发达国家。

   既然双方都不可能是胜利者的贸易战，我不知长期打下去的意义何在？或许是美国政客标榜政治正确的需要，或是一些选民的诉求。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天发达的网络及媒体上尤其容易发酵，崛起的中国也不示弱，近代受尽屈辱的中国人不再能忍受软弱挨打的事继续发生，还有专家声称中国已全面超越美国了，助长迫不及待要翻身做主的民族主义气势。这或许也刺激了有危机感美国人的神经，于是美国政府向中兴猛击一拳，中兴被打趴了。还是华为功力足，拥有了领先的5G技术，美国人又飞几拳，乃撂不倒华为。其实这些也不全是什么坏事，至少让国人清醒了头脑，也让美国的民众和农民认识到利害关系。

美国优势在于科技

  美国能在当今世界独领风骚，早已不是因为制造业领先，而在于其科学技术的实力。笔者女儿从哈佛大学毕业，又在马里兰医学院获MD/PHD学位，博士论文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为此她不知在实验室熬过多少个夜晚。终于苦读多年毕业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做住院医生，抽空还到实验室做点研究。我却没想到她毕业后比过去更忙了，甚至觉都睡不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制造业衰退已是事实，科技强大是一群吃苦耐劳工作者汗水耕耘的结果。

   美国每年那么多发明创造和创新，诺贝尔奖频频落入美国人的口袋，这不可能是懒惰科学家所能坐享其成的福利。看似自由的氛围，想要有所成就，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不是凭每周五天、一天8小时的辛勤工作可以满足。《自然》杂志一项关于全球青年科研人员的民意调查，结果有38%的人反馈他们一周工作的时间超过60小时，其中9%的人称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美国的科学家也不例外，我以为正是这些精英的耕耘，支撑着美国的科技、教育、国防和各行各业霸主的地位。

 提升一流人才教育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成就来自不再闭关锁国，向西方学到很多科学技术提升了中国的实力，但或许还没有学到本质。恢复高考为国家进步输送人才功不可没，但也留下一划败笔，当然，这一点很多人并不一定认同。这些年国内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了不少，真正有大成就者却太少，更多学子还寄望于留学海外提升学术地位，我总以为根源在于没有给年青人更多的机会和动力，至少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常在带朋友游览美国首都华盛顿DC白宫与林肯纪念堂之间的越战纪念碑时提出一个问题：你会相信那是一个当年年仅21岁华裔大三学生所设计的作品吗？林璎（Maya Ying Lin）的设计脱颖而出，先是淘汰她同台竞争的耶鲁大学指导教授，再是征服其他竞争者和评委及各方压力，但最后这个黄毛丫头能在美国胜出。

   在哈佛最牛的学生或许算是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脸书的查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这两个辍学生。他们成功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教育质量不佳的美国初等教育。或许当中国的天才精英把大好的青春年华全力投入老百姓眼里最公平的高考竞争时；当教育体系津津乐道地把青少年引向为没有现实意义的状元拼到筋疲力尽时，他们看似赢在升学竞争的起跑线上，或许却已经输在了科学的起跑线前。科学的真谛是探索、质疑、批判和创新，不是背诵记忆反复做题取胜的考试。我不认为那是提供基础扎实练兵的最好手段，因为过分地追求标准答案是创新的死敌。而一些传统的观念更是束缚了年青人的探索欲望，无法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道拼搏摘取考试状元桂冠才可光宗耀祖，我以为是在扭曲教育。

 和谐发展，世界会更美好

  中美之间不论是明争，还是暗斗，两国关系有高峰也有低谷不足为奇，最终都只会是过往云烟。国家与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力争向上，相互竞争无可厚非。美国企业的传统，两强相争，先打趴对方再吞并；撂不倒，就和谈、合作，这要比冤家就成仇人势不两立来得智慧，毕竟两败具伤最后都得不偿失。你可以被打倒，重要的是不要被打败！两个大国互斗，最终伤害的都是老百姓的利益，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冷战思维，无益于世界和谐的发展。

   笔者以为中美贸易战只是表面上的摩擦，而核心在于科技竞争。解决的根本之道洽洽是中国需要提高自身自主创新的科技实力，只有实力相当，没有对手能被击败，就只有互补，相互合作，共同进步，而一流人才的培养才是重中之重。

   以中国传统60年为一甲子计时算法，笔者以为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可以靠人口劳动力宏利崛起，后三十年更多地要靠智力推动继续向前。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八九点钟的太阳要更加光芒万丈！只有一代新人才的茁壮成长，才有一片新科技的百花齐放。只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不变，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就能与世界共同进步，也能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多做贡献。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3

旧文章ID：20350

作者：薄智跃  来源：中美印象

  在中美建交以来的四⼗年中，两国虽然经过了风风⾬⾬，但总体 上双边关系是健康的、互利友好的，给中国、美国、和世界带来 了巨⼤红利。⽬前美中关系出现⼀些逆转，具有脱钩、冷战甚⾄ 局部军事冲突的风险。如果中美之间能够重建战略互信、夯实常 态化的沟通机制、寻找回归互信互利关系的突破⼜，美中⼀定可 以携⼿共建⼀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美建交红利

  40年前的中美建交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整个世界都 是⼀件⼤事。对于中国来说，刚刚结束⽂化⼤⾰命，百废待兴， 需要有⼀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

从时间的节点上看，中美建交和中国的改⾰开放⼏乎是同 步进⾏的。中美建交公报是1978年12⽉15⽇发布的，⽽3天之后，1978年12⽉18⽇，正式启动中国改⾰开放新时代的⼗⼀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1979年1⽉1⽇正式建交，⽽1979年是中国改⾰ 开放元年。

  中国从1979年到2018年的经济奇迹在很⼤程度取决于美国及 其盟国对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国民⽣产总值从1978的3,678.7亿元 增长到2018年的900,309亿元，名义增长近245倍；中国的进出⼜ 贸易也从1978年的35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0.51万亿元，增长近 860倍；其中中国对美贸易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 6,335.2亿美元，增长640倍。中国过去四⼗年改⾰开放所取得的 成就⾸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民的共同努⼒， 但良好的中美关系也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良好的美中关系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利益。中 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极⼤地满⾜了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中国的⼯⼚ 承担了美国品牌商品的⽣产，从⽽为它们降低了成本、提⾼了利 润；中国作为世界⼯⼚的出现，使美国的产业向创新科技、⾼附加值⾏业转型。美国企业在中国⼤量投资，获取⼤量利润。截⾄ 2018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累计达70,181个，实际投⼊851亿美 元。

  良好的中美关系也使得世界更加和平和繁荣。在过去的四 ⼗年⾥，整个世界见证了冷战的结束、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 的经济崛起、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中美关系逆转风险 

  但是，中美关系⽬前⾯临着逆转的巨⼤风险。在过去的四 ⼗年中，中美政治关系虽有起伏，但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发展，成 为中美关系的压舱⽯。不幸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从美中贸易开⼑，找回所谓的“对等关系”，动摇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中美关系的逆转⾸先有可能导致中美脱钩。脱钩对于中国 来说，将意味着失去⼀个重要经济伙伴和巨⼤出⼜市场。美国是 中国⽬前第⼆⼤贸易伙伴和第⼀⼤出⼜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 中国2018年对美国出⼜4,784.2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 2018年⾃中国进⼜5,395亿美元。对于美国来说，脱钩将意味着失 去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对于世界来说，中美脱钩将带来经贸格局的重⼤改变、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中美脱钩将会带来更多机遇；⽽对另外⼀些国家来说，中美脱钩将会 带来更多挑战。 

  中美关系逆转更⼤的风险在于双⽅有可能进⼊⼀场新的冷战状态。如果中美只是进⼊⼀种“井⽔不犯河⽔”的经贸脱钩状态，中美关系基本上还是可控的。如果中美进⼊⼀场新冷战，从政治、军事、经济、⽂化、科技等各个⽅⾯的交流转⼊全⾯对峙，那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世界都不是什么好事。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美中不能很好管控双边关系、因擦枪⾛⽕⽽导致局 部军事冲突、甚至出现两个核大国的军事对峙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将陷⼊⼀场重⼤灾难。

如何修复中美关系 

  客观的讲，中美关系⽬前既不是“好得很”，也不是“糟得 很”。中美建交后的头四⼗年那种默契和合作的⽓氛早已荡然⽆ 存，所以谈不上“好得很”。但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还在继 续，中美两国领导⼈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中美两国元⾸继续把对方称为“朋友”，所以，也谈不上“糟得很”。应当看到，中美关系正在从“好得很”滑向“糟得很”，如果不及时矫正，有可能掉⼊“修 昔底德陷阱”。 

  修复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的事情，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扭转局势，使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互利共赢的正 确轨道上来。双⽅应当在下⾯三个⽅⾯做出努⼒。

战略互信  

  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之间首先应当努力建立相互的战略互信。中美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的四⼗年⾥发展出⼀种长期稳定、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友好关系，就是因为双⽅有⼀种稳定的战略互信。长期以来，中国相信美国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也相信中国的繁荣富强有益于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但是，目前美国政府认为美中贸易是⼀个零和游戏，认为 美国过去⼆⼗多年来⼀直是⼀个⼤输家，需要通过贸易战的⽅式 来为美国赢得利益。而中国政府则坚持双边贸易是共赢的⽴场，通过争锋相对的⽅式来反制美国的贸易战措施。
  应当看到，贸易问题反映双⽅战略互信的减弱，但是贸易关系并不是战略关系的核⼼。双方如果能够把贸易关系和战略关 系区别开来，集中⼒量滤清双⽅的战略共同点，才有希望重建战略互信。这些共同点包括双⽅都不想卷⼊导致地球毁灭的核军备 竞赛、都不想放弃对全球⽓候变化导致人类生存空间的极端恶化的大国责任、都愿意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等等。

交流机制  

  其次，中美之间应当建⽴稳定的交流机制，使双⽅能够经常地就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国际问题进⾏沟通、磋商。由于中美两国⽂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利益不同，双方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在建立起战略互信的基础上，双⽅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式进⾏沟通，防止发生战略误判。

突破口

  第三，中美双方应当努⼒寻找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扭转目前方向不好的发展趋势。例如，中美从2017年开始就朝鲜半岛核问题进⾏合作，取得令人瞩⽬的成绩。双方应当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协调，巩固这方面的成果。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也应当进⼀步加强合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提出的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共同努⼒。

  总之，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管控中美分歧，对中国、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 不利。如果能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使之重归健康互利 发展的轨道，对中国、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世界期待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世界也需要健康互利的美中关系。让中国和美国、美国和中国携起手来，共创美好未来。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2

旧文章ID：20348

作者：李括  来源：中美印象

2018年四季度以来，美国多家机构先后发布了研究报告。兰德公司研究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美国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以及总统行政办公室下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发布的系列报告内容关涉中国在国际领域中的经贸、政治、军事活动以及科技与供应链布局。可以认为这一系列动作是美国发起“贸易战”以来对自认为来自中国挑战的应急反应，也是为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寻求一种可解释的模式。在美国各界上下求索的同时，以2018年中国四次“主场外交”与G20阿根廷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的“元首外交”为标志，事实上，在当今国际体系与格局中，一种“中美并治”的结构已初显轮廓。

一、全球化失衡中的中国成绩与美国抱怨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笔下的全球化3.0版本以跨国公司为主体，2017年的全球企业500强中，美国企业数量为134家，位居第一；中国企业数量为110家，位居第二，比位居第三的日本的52家多出一倍，与日本、法国（29家位居第四）、德国（28家位居第五）的总和相当。而进入2018年，世界500强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及企业数量为美国126家、中国120家、日本52家、德国32家、法国28家。与2017年情况相比，美国减少了8家企业，而中国增加了10家，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努力结果，而非依靠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时下不少舆论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之争，这种说法造成的广泛误解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中美将开启新冷战时代，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与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之间存在不对称竞争。回顾亚太经贸历史，日本、韩国均依靠政府主导下的产业经济模式与政策实现战后经济的腾飞与产业现代化，同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美国相应的反对，反而得到美国多层次援助，向日韩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向日韩商品开放美国市场、支持日本加入国际组织并默许其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政策。对冷战历史稍有了解便会清楚美国当时的选择是出于何种心理，如今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无非又是冷战思维残余之下的说辞。将汇率与关税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加以利用，使美国得以与贸易伙伴或盟友之间进行“管控式贸易”，但这种历史经验难以简单复制到于中国关系中，这才是“两种模式之争”的根本原因。

“冷战”思维对应着两极格局，而两极格局则以敌我身份关系的认知为基础，而“敌我”的定位显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定位，这种矛盾为深入理解当前中美大国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事实上，当今的中美关系模式超越了已有的历史经验与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国学者对于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模式的普遍共识是基于安全秩序与经济秩序相分离的“二元”格局下的“共治”关系；但是由“G2”、“中美国”等概念衍生出的“共治”在中美之间并不具有彼此的实际主观认同。此外，复旦学者陈志敏以对抗合作程度为标准，将大国关系依次分为“热战敌人”、“冷战对手”、“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合作伙伴”和“共同体成员”六种模式；而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创始人的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也提出了国际政治系统的六种模式：即“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牢固的两极系统”、“等级统治系统”、“全球系统”和“单位否决系统”。虽然上述两种分类方法中都难以找对单一方案恰当地对应中美关系的现实状态，但将二者有机结合，在现有形势下采用“体系论”的宏观视角，将中美竞争过程视作趋利避害，规避陷入“恶性竞争”漩涡，谋求构建“良性竞争”氛围的博弈则较为适合。

二、国际格局初显中美“并治”结构

开篇提及的兰德公司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考察报告在结论部分提出，中美双方作为“平行伙伴”在发展中世界实施各自的战略与政策，既没有目标一致的现实合作，也没有直接、真实的冲突，成为一种“平行伙伴（partners in parallel）”。而无论是弗雷德·伯格斯坦提出的“G2”概念，还是尼尔·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概念，乃至由此延伸出的“中美共治”，在现今的中美关系中都由于彼此主观认同的缺失而不具有解释力；“新冷战”的说法又因为中国不结盟的原则立场而不具备客观基础，从而成为隐喻性修辞。

实际上，所谓的中美之间的“平行伙伴”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并行治理”结构。这种“并治”的概念并非简单的二维线性“平行”关系，而是有机立体的，是基于中美两国经济、政治、外交互动中复杂微妙的传动机制的“并在”运行关系；这种“并治”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也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相互联动、相互作用的，具备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张力。“并治”结构下的中美双边关系类似于中国道家学说中的“太极阴阳鱼”，“阴鱼”和“阳鱼”二者并非线性关系，但彼此之间也是某种意义上“平行”地运转，同时又相互卯合，相辅相成、相阻相推。

中美之间的“并治”在理念上具体体现为中国式多边色彩与美国式单边色彩，而在发展态势上则体现为中国式进取与美国式退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开放、多元、包容”就是中国最坚定的价值观；以此为基础，从万隆会议到WTO、从2018年的四次主场外交到亚太元首外交，对中国而言，“发展中世界”与世界的发展是浑然一体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责任永不“下线”。而美国的发展历程中，从退出国联到停止出席1999年APEC峰会、从2017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2018年退出《中导条约》，依赖单边决策与本国利益优先始终是对外政策中不肯放弃的“撒手锏”。当今的中美两国关系只能在“共治”和冲突之间寻找“并治”的中间状态，以全球及区域价值链在最高级与次高级两个梯队之间分别发挥主导者和过渡衔接者的角色，这种状态可以在多个层面上为中美两方所共同接受。

按照莫顿·卡普兰的“均势”系统理论，当今国际社会的状态可以被进一步引申为“实力均势”与“利益诉求均势”两种。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与壮大是全球经济体系通往自身均衡发展的自然过程，而美国由此感知到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与“压力”其实并非来自“实力均势”层面，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综合力量与体量上都与美国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从而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利益诉求均势”才是后危机时期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本质，即，所有国家应该有意识地明确，对于不同的国家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外部诉求应该是“多元”的，彼此之间应该是相互“包容”的，而各国对此的姿态应是“开放”的；而不是被某些强国或集团限定在某种单一的利益诉求或某价值标准。每个国家应该拥有权利选择符合自身利益与发展规律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倡导的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发展理念与模式上与美国所秉持的本国利益优先形成“并治”的格局姿态。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实力均势”的语境下对美国构成挑战甚至威胁，中国无论在物质力量上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具备觊觎他人权力的主观意愿。因此，“并治”为中美两国在双边、区域乃至全球治理的多层次领域中增添了可供参考的模式选项，而不是中国发起的所谓“挑战”与“威胁”。

三、全面深化价值链合作，避免“修氏陷阱”的自我实现

作为新自由主义媒体人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对全球化阶段的划分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对全球生产专业分工的阶段划分不谋而合，间接证明了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将随着全球化阶段与形势特点的变迁产生相应的演变。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间枢纽的作用在历史上长期被忽视，而只被视为“世界工厂”的制造者角色，是对中国国际社会角色严重的以偏概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远比巨大产能给世人带来的震撼更加深远，事关全球南北经济沟通，而这种沟通在历史上要么被发达国家集团彻底的忽视，要么被有意的回避。正是中国巨大的中间品制造与贸易使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链地位得以维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来。可以想见，中国角色的缺失将使得全产业微笑曲线弧度陡增（这意味着南北方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甚至可能使全球价值链在世纪交替的前后10年中发生相当程度的断裂。

当前形势下，加强中美乃至全球价值链合作急需释清两个“陷阱”。第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无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如何被争论，导致战争开启的直接条件有两方面：首先是附属国或第三方将自身利益与矛盾升级为体系性危机并以此“绑架”大国行动，而联盟体系的模式与结构正是这种“小国杠杆”得以发挥作用的天然土壤；其次是持续的贸易禁运彻底切断了战争双方的多层次交流渠道，降低战争边际成本、增加战争收益预期，使开战双方再无牵挂。第二个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所炒作的“债务陷阱”，投机资本的不可控性、短期债务的资本周转压力、债务与GDP比重失衡是导致以往债务危机的三大要素。“一带一路”建设首先以落地项目为主，而不是来去无踪的国际游资；其次，贷款与援助为中长期，不影响政治社会稳定；最后，“一带一路”建设并未引起合作国债务杠杆失衡，且建设项目将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间接收益与功能外溢效应，如增加就业、提升合作方从业人员技术水平等。

当前阶段，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的使命是把更多国家带入该体系中，在自身产业升级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拉动中下游国家的生产能力与产品价值的提升；在深化自身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从而使国家与地区之间在地缘、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矛盾在深入、有序的产业经济良性竞争中被替代与淡化，进而谋求国际与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与公平性。因此，深化价值链合作也是在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形势下，在双方已有6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基础之上维系开放、公平与合作关系，避免双方走向“修氏陷阱”的封闭性竞争的重要补充机制。对中国而言，以价值链合作为切入点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内涵，进一步发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均衡作用并强化中美两国微观企业间在产业链层面的耦合度是真正使当前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公平的切实可操作的机会敞口。以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广开企业合作渠道，完善产品细分、生产流程细化的全产业链布局，在传统的营收成本分析思路基础上注重利润创造能力与考评机制，将使价值链合作真正走上可持续的升级道路。

综上，无论形势的顺逆，中国的不结盟立场与积极主动改革开放，融入全球、惠及全球的姿态都是以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为突破口，谋求“并治”结构下长久和平与持续繁荣的坚固基石。因此，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大还是小国，秉持开放与合作的心态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下对各国领袖与人民智慧的考验。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2

旧文章ID：20347

作者：曾岱  来源：中美印象

  以仁义礼智信做为传统美德的中华民族和以诚实守信清教徒文化为主的美利坚民族有着天然友好的基因，美国自1776年建国伊始就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

  1784年美国试图派遣一名领事到中国，虽然他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接待，但是两国贸易却自那时起开始建立，并于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两国贸易因此更加迅速发展，不光价值高昂的瓷器、丝绸运抵美国，而美国也派出了大批传教士和商人前往中国传教和经商。而到了1871年清朝洋务运动开始时，当年的同治帝下令华夏首次以官方形式派遣120名学童赴美进行长达15年的深造，主要学习数学，天文，地理，制造，陆军，海军等西学知识。此举被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 同时，美国社会也给了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们热忱的拥抱，他们被安排在当地美国人的家中，同美国孩儿们一起同吃同住，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学校，接受了美国最先进的教育。在他们年少的记忆里，美国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是一个科技先进，慷慨热忱，开放自由的全新世界。这些留学生们回国后，虽经历了一段黯淡的岁月，但后来大多都成了中国社会的精英，纷纷成为政府重臣和新兴工业的先驱，活跃在洋务和铁路、电报、矿冶等产业，对当时一潭死水的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带来了先进文明的曙光。

  而此后中美民间交往由此进入一个繁荣发展时间，虽然进入二十世纪后出现义和团运动造成两国关系的一度紧张，但是一些美国有识之士认知到在中国推广普及现代科技知识，兴办现代教育，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接受小部分的留学生去留学。

  因此美国知名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1915年经过三年考察，用部分庚子赔款新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当时发源于欧洲、完善于北美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教育、管理体系，反映了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成功改革的结果。当然这也掀起了美国资本对华投资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由美国教会和基金会在华建立的大学有北京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浙江的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而当时美国人在中国内地也创建了不少著名的医院，其中有：广州博济医院，江苏仁慈医院，湘雅医学院，苏州广济医院，上海同仁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上海广仁医院（上海胸科医院），上海伯特利医院（第九人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广州惠爱医院（广州市脑科医院）等，可以说美国大量投资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和医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对于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中美交往更进一步。

  抗日战争开始时，美国人民给予大洋彼岸的那个古老国度以极大的同情和无私援助，美国是抗战时期对华援助最慷慨国家。中国抗战所需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大都依赖外国援助。其中，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钢的百分之九十五，药品、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弹药的百分之八十，主要来自于美国的援助。抗战期间，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各种物资，并且没有索取任何利益回报！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三年多时间里，美军向中国空运了736,374吨作战物资。美国通过最慷慨无私的援助，以及与中国并肩作战，帮助中国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并使中国跻身国际舞台，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随后，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作为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虽然两国在战后关系出现冷淡甚至敌对，但是美中两国间的民间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以及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交往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技术援助机构，那时其主要经援来自于美国，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总干事通常是由美国人担任。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发署与中国进行了全面合作，中国政府共利用其无偿援助资金达4亿美元，确立了500多个项目，涉及机械、电子、能源、冶金、化工、农业、卫生、金融等十五、六个领域。在很多项目执行中，我们通过技术考察,，聘请专家，引进设备和人员培训等方式，主要同美国有关科研机构，应用公司和设备厂商进行合作，来访的专家竭尽所能地在技术上帮助我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美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拓宽。技术合作也从单一的技术转让，发展到合资经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且许多合作人员的经历中都感到和美国公司打交道比较爽快。

  在贸易领域，当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且本世纪初两国入世谈判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国贸易呈现井喷式的增长，两国贸易总额从1979年建交时的24.51亿美元发展到2017年的5837亿美元，不到四十年时间里两国贸易总量增长了200多倍。

  在民间，美国作为“善良的天使”对那时相对落后的中国提供帮助，20世纪70,80年代，乙肝在中国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1970年—1992年的22年间，中国乙肝屡次大爆发，乙肝病毒携带者短短20多年增长至1.2亿人。鉴于此种情况，1989年美国药业巨头默克公司将最先进的重组乙肝疫苗的技术以700万美元转让给中国，以这个价格转让，默克公司没有赢利，默克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派遣默克员工到中国的费用，已经超过这个数目。当人们问及为何默克公司要做这笔亏本买卖时，当时的默克公司总裁、董事会主席罗伊·瓦杰洛斯的答复是：”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我认为这是默克公司在20世纪做的最好商业决策之一，虽然没有利润，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克曾经做过的任何事。50年后，中国将根除乙肝疾病。”以当时中国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1993-2018年，25年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了这种转基因疫苗。

  可以说两国建交以后，像默克公司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虽然两国自1786年开始接触以来，两国交往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程，期间有隔阂，冷漠甚至敌对，但是两国人民的根植于心底的友好交往愿望从来没有因为政治的对立而破灭过，不畏浮云遮望眼，从以往的历史还是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看，友好交往永远都是主流。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2

旧文章ID：20346

作者：田飞龙  来源：中美印象

引言：半脱钩与贸易战的持久化

    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诸多讨论意见集中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强调现阶段还不具备体系化对抗的能力。这种判断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也是基本事实。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宏观定性与战略应对，需要一种介乎“完全脱钩”与“完全依附”之间的中间性概念，“半脱钩”理论即提供这样一种概念建构的尝试。“半脱钩”不是一种建构性事实，而是对中美贸易战下中美关系基本状态及其长期趋势的事实性判断与概括。半脱钩不是要跟美国完全脱钩，而是美国通过一系列的贸易关税、技术禁令和学术交流禁令主动寻求与中国脱钩，并且通过脱钩的极限压力测试来看美国经济和美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摆脱中国市场。脱钩的尝试和压力主要来自于美方，根源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我们则一直对全球化进行依赖、追随、模仿并获取其利益。美国认为这种“中国获利”模式必须终结，新的经贸关系必须确保显著的美国利益，否则就是不公平贸易。         

我们思考的宏观方向是基于“半脱钩”的基本事实，认识到即便中美达成暂时性贸易协议，都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美国接纳中国进入它的全球化体系的固有框架，回不到过去。这个时候要稳健地维持“半脱钩”状态下的接触政策，要严肃面对中美平行体系的逐步形成和有限接触原则的战略机动性。中美必然会走向平行体系，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强调中国有什么弱点，如何示弱都无法摆脱中美走向平行体系。平行体系不仅来自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来自于从20到21世纪全球化力量板块和产业转移客观的结果。平行体系不是美苏冷战的翻版，但却带有冷战的因素和风险。因此必须要强调对脱钩趋势不要恐惧也不要主动追求，更要明白与美国脱钩和与世界脱钩是两个概念。中国要想将来翻身，要想走出自己的全球化道路，要与美国合作，更要与非美世界合作，不仅仅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也包含了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以便联合最大多数力量共同维护和推动21世纪全球化秩序的良性演变。所以“半脱钩主义”是一种软脱钩，一种接触主义政策，寻求与非美世界更强有力的全球化关联，这样才能增强中国经济技术和体系性的安全。与美国保持接触，与非美世界加强全球化关联，是“半脱钩主义”的战略精髓。 

一、美式冷战思维决定“半脱钩”状态

2018年中国国庆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堪称“新铁幕演说”的冷战宣言，指责中国对美国主导权、价值观甚至国内民主政治的全面挑战和破坏。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已经突破“贸易”的表层，抵达了具有自我实现功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著名战略学家约瑟夫·奈近期警告美国强硬对华立场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实现，如今，这一警告正在成为现实。尽管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有着三权分立的宪制架构，有着独立的公民社会及公共舆论，但中国的决定性崛起以及美国特朗普主义的精巧运作，已经成功激发了潜藏在美国朝野的共同焦虑和恐惧。对未来的共同恐惧使美国“友华派”集体失语和失势，使“新冷战派”空前得势。因为“新冷战”能够充分慰藉美国人的内心恐惧。无论彭斯的新冷战修辞如何机巧，都无法掩藏美国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深刻忧惧。  

许多分析家均认为这只是11月中期选举前的“选举语言”，是短期化的功利性政治造势。这种理解至多只道出了一半真相，甚至只是表象，而未能看到中美新冷战已经拉开帷幕，美国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经基本完成动员和部署。中美长线的世界权力竞争已经刺破了改革开放40年间脆弱维系的所谓“蜜月期”。其实，这种蜜月关系不过是以中美实力的绝对差距、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利润保证以及美国规训中国民主转型的乐观预期为前提的。如今，中美比肩而立，贸易逆差拉大，民主转型无期，蜜月关系也就难以为继了。彭斯盛赞邓小平的政策路线，扬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已被掏空，这或许能够赢得国内改革自由派的击节喝彩，但其实也折射出美国的幽怨情绪，抱怨中国跳脱“韬光养晦”路线，改行“并立竞争”路线。

然而，世界历史不会因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幽怨情绪而转移，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哲学、秩序与理想图景，改革开放40年只是中国整体复兴的一个初步阶段，而绝不可能永久束缚中国在文化与制度上真正的自主性建构。

彭斯所代表的美国幽怨表明美国对中国民主规训与全球化整合的失败。事实上，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美国对中国的全球化规训失败不是个案，在20世纪至少还包括苏联对中国的类似规训。中国革命之成功，与列宁主义对国共两党的共同规训密不可分，“党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方法来自苏联。然而，国民党有着“民族主义”内核以及对“自由民主”的弱式认同，列宁主义的规训程度并不深，甚至在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三民主义为体，列宁主义为用”的教义辩证法。国民党的“党国”内含着从“训政”向“宪政”的转型契机和动力。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也存在“本土派”与“教义派”的长期路线斗争。毛泽东传统战胜王明传统，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路线的自主性与实践理性得到确立。中苏最终决裂以及中美和解，与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性格、世界主义视野及对中国革命历史意义的独特理解有关。对中共的分析常常因为聚焦于意识形态而失焦失准，原因是政治意识形态背后还有着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及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无论是苏式规训，还是美式规训，都轻易忽略了中国文化背景及中国共产党伦理政治使命中的文明密码。不能真正从文化平等的逻辑上尊重东方传统及其价值观，抱残守缺地坚持“文明与野蛮”二分法，是西方之“东方主义”及其终极失败的文明论根源。

冷战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平行世界”，但这不是绝对割裂的世界，而是共享着相同时间与空间但在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上尖锐对立的世界体系。理解新冷战，可以从旧冷战的基本经验中学习很多。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麦卡锡主义，将世界进行了人为的政治划分与道德划分，原则上不容许“中间地带”及模糊性连接机制的存在。这种严格的敌我区分源自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及异教征服观。

如今，新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禁止其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安排有着重大的冷战意涵：其一，以该协议作为范本推动美国逐一与其他盟友建立“非WTO”的全球贸易体制安排，重建所谓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系；其二，新体系在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上严格排除中国，将中国经济体重新建构成2001年入世之前的孤立状态；其三，以更加严格的技术与制度封锁及高昂的加入谈判门槛，逼迫中国完全放弃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在全球治理秩序上的挑战行为。

这些高端封锁行为，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及TPP协议中就能够看出端倪，特朗普只是以更加极端和赤裸裸的方式加以升级和实现而已。美国在贸易战的同时，竭力构筑针对中国的“泛美统一战线”，从利益、价值观、地缘政治及国际秩序诸多方面，全面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对冲和抵消中国尚未成形和成熟的“一带一路”体系优势，全面排斥中国对美式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的经济参与和利润分享。中国发展的“最艰难时刻”正在到来。

中国在战略本意上并非要取代美国，而是“补充”美国。因为美式全球化存在着难以自我克服的“南北矛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安排，而美式民主输出也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失败国家”、“难民危机”、“文化征服”、“恐怖主义”以及“起火的世界”。中国基于其文明理想和改革40年积累，希望获取的是美国对中国模式正当性的原则认可，希望承担的是美国无力维系及推进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预防的是美国退出这些区域后可能出现的泛恐怖主义和泛无政府主义的秩序真空。这也在更大的世界体系战略层面回应了“中美共治”的需求。客观上，中国的“有所作为”也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特别是特朗普反复抱怨美式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利益的严重损害及空洞化。然而，由于多重的文化差异、政治互疑与战略误判，美国未能很好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性和补充性价值，中国也未能系统说明及澄清“一带一路”与美式全球化的结构关联关系。

中国以文明厚度、悲情历史与道德责任进行着“一带一路”建设及相关的制度创新，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国冲动看待中国的进取行为。美国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帮忙”，而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善意”，而是美国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中国发展利益的不正当阻断。一个中美之间的“平行世界”恰如约瑟夫·奈的“自我实现”预言一样，正在自我实现。美国的政治孤立、技术封锁与经济压制，可能反向制造一个更为自主、强大及更有全球治理立法能力的“新中国”。

二、大阪G20推动“半脱钩”谈判进程与制度化              

到底是G20，还是G2？这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是一个关键性、敏感性议题，也是中美贸易战与“半脱钩”状态的一个关键性的结构认知维度。尽管“G2”的概念早有人炒作，但中国似乎不愿意陷入这一概念陷阱，尤其是这一概念隐含着演变为“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风险。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偏向于平等协商和多元共治，因而实质偏向于“G20”，因为这样的全球治理框架更有国际政治代表性，也更能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内部的多元化强国所接受。中国历来奉行多边主义，自然不可能简单认同“G2”的去多元化框架。但从客观实力及影响力而言，在任何多元框架中，“G2”都有着举足轻重和结构性、方向性的意义。   

大阪G20同样如此。尽管此次峰会的议题仍然是多元的，议程也是多元的，但最引人瞩目的必然是中美贸易谈判，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二人转”。从会议结果来看，中美元首共同决定重启贸易谈判，各自释放出相当程度的善意。比如习近平表示将增加美国产品进口及加快国内有关管制制度改革，并回忆包括“乒乓外交”在内的中美友好的历史情节，而特朗普则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及平等诉求，愿意考虑华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愿意继续推进贸易谈判直到达成协议。此次元首会晤没有任何具体贸易协议，但确实实现了重要的政治和解，消除了某些“脱钩论”的严峻对立及阴谋论推断，共同推进了两国无比艰难的贸易谈判进程。 

中美和解的战略性意义是凸显的：其一，对世界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有可能获得中美合作因素的再保证；其二，对中美之外的广泛第三方而言，这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不必为了中美升级贸易战甚至更高冲突而选边站队，生意可以继续一起做，基本和平与发展共存的良性秩序有望得到维持；其三，为中国改革闯关及继续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时空条件，长远来看有助于民族复兴，有助于中国继续修补技术和制度漏洞，强健经济和政治体格，为应对未来更强烈复杂的国际政治挑战做好准备；其四，和解有助于特朗普回应国内选民压力及连任预期，也有助于缓和美国对华敌意，尽管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敌意；其五，中美和解后的协议框架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贸易对手谈判的基准，而不是过分“美国化”的美墨加协议成为基准，因此中国的坚持也就具有了代表国际社会共同维权及争取正义的战略性意义。     

这一和解是中国坚持原则和斗争换来的。如果按照美方原初协议照单全收，中国将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接受美国过于苛刻、不平等的监督机制及单方制裁权。中国的立场必然是其国家利益和政治体制基本原则的反映，可以有具体利益权衡下的妥协，但不可能放弃政治自主权及长远发展利益。当代中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晚清外交格局。美国所面临的谈判对手不是曾经的“东亚病夫”，也不是1980年代受其保护的日本，甚至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是文明基础深厚、民族复兴意志饱满、全球治理意愿凸显的复兴大国，有着作为世界“主要列强”的硬实力和超越传统列强范式的文明政治取向。美国应当也不得不逐步适应中国的这一新角色。从特朗普的峰会立场来看，美国在中国的自主抗争下已经在调整和尊重的方向上有所改进。

但我们不可能就此乐观期待中美贸易战的终结，也不可能就此期待美国重返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框架。大阪G20的中美和解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并未更改，美国在内部选举政治及中国抗争下的暂时性妥协不能理解为结构性转变，因此未来任何贸易协议都不可能作为中美关系的唯一可靠保证；其二，中国民族复兴的国家性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目标不可能改变，随着中国技术主权的升级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性成果，中美围绕全球治理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缓和的空间及余地不大，除非美国选择承认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正当性；其三，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在积极寻求自保性框架，不希望在中美持续性冲突中利益受损，随着第三方力量的增强与政策的自主化，中美协议的调控力和影响力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四，美国经济刺激效果可能逐步消退，“特朗普经济学”尤其是关税主义可能面临挫折与失败，从而刺激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上升，推动其进一步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这些来自美国的风险因素可能再次波及中美协议及全球治理稳定性；其五，一定程度和概率下的地区战争风险（比如伊朗、乌克兰等）有可能在经济下行严重时爆发，大国之间的脆弱和平可能遭遇危机，全球治理共识与制度基础将进一步遭受侵蚀。      

总之，大阪G20和解带来了中美贸易协议新的契机，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带来利好影响，更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赢得短暂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中美结构性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美国因素的倒退性影响，这导致此次和解效应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短期的，可能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理性自觉，因此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后协议的风险应对，中国会更加自信、自主和从容。或许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已经转移到美国角色的变迁上，即美国可否真正接受中国崛起事实及中国模式正当性，放弃单边主义和唯一霸权诉求，转型为21世纪和平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美国若转型成功，中国之幸，世界之福，否则将陷入长时段的高风险斗争及不确定性之中。即便出现最糟糕情形，中国发展及全球治理前景仍将渡尽劫波，柳暗花明，因为中国所代表的和平发展价值与路线是正义且富有生命力的。                  

三、“联欧主义”为半脱钩架构提供制衡支点

     时隔两年，晚春北京，“一带一路”再次迎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二届论坛显示出，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模式的新全球化具有共建共享、政策连续性强、基础设施与产业匹配性好、合作受益圈不断扩大的优势。这两年间，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从“速度”向“质量”的重要结构性转型，在高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逐步且结构性地减少了对美国技术垄断性的依赖。在此基础上，中国在资本、技术与发展模式上呈现出日益开放包容的立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广泛的项目合作与制度实验，探索一种区别于美式全球化的全球治理与发展新路径。对持有观望、犹疑立场的“一带一路”边缘区域国家而言，中国持续推进的政策可靠性与具体项目及合作框架的互利性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事实胜于雄辩，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与具体利益冲突的特定立场及其“污名话语”正在被“一带一路”的具体成果及其更具普遍性与人类未来发展意义的哲学理念所证伪。      

“一带一路”逐步成为中国所倡议的全人类发展事业。这一事业的直接意义是中国发展模式重新表达于世界历史的中心领域，推动中国的“重新世界化”，而其长远意义则在于促进东方与西方权力和价值关系的再平衡，结构性阻断泛滥已久的“东方主义”话语及制度歧视，使东方文明智慧对人类整体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这一宏阔的历史进程必然根本改变人们熟知甚至高度依赖的美式全球化秩序，但却是21世纪以来人类探索新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的百般阻挠及误解相比，西方阵营内部的某些国家或集团正在积极转变之中。意大利是G7集团中率先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发达国家，瑞士作为先进的欧洲中立国从技术合作与全球化的战略角度选择了与中国合作，法国与德国作为欧盟主导性国家则在思考如何以欧盟整体形式展开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             

欧洲主流力量对“一带一路”的接受（这个结论证据不充分），既有“形势比人强”的现实主义策略考虑，也有对中国发展潜能及中欧合作前景日益正确与全面的理解。欧洲无需背负上美国式的帝国负担与领导权转移的深刻焦虑，正好可以在中美宏观权力秩序转移中重新定位自身，争取主动，实现欧洲更加自主的重建及复兴。“一带一路”框架下，新欧亚秩序正在快速构建形成，以中欧轴心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是世界领先级的，几乎在任何方面均可以实现世界经济重心与技术主权向欧亚地带的回归与转移。中欧合作还可以开辟广泛的“第三方市场”，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欧洲发达体系的更紧密整合及衔接，中国则处于最为关键的中间性枢纽地位，扮演着观念与制度革新的引领者角色。  

“第三方市场”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性的概念。在中国的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欧洲的技术标准与优势肯定会受到挑战，甚至在某些领域已被中国超越。因此，如果是以特朗普式的“美国优先”作为原则，则中欧之间也将陷入直接对抗性的贸易战乃至于更为全面的对抗和冲突。显然，美国的贸易战是凭借强权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利益再平衡，甚至破坏贸易自由原则而“强买强卖”。欧盟也是美国贸易战的受害者，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国的处境及推动与中国更全面的市场整合与互动。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就是中欧合力的重要着力点。中欧之间最重要的第三方市场有两个：中东和非洲。而这两个区域正是“一带一路”的战略突击区域。尽管中国也可以独自开发中东与非洲，但鉴于欧洲在这两个区域的殖民遗产、经济利益与市场预期，中欧合作具有极大的利益重叠性和共同愿景。

中欧合作在这两个区域的优势是显著的，收益也可以是不断协调及增进的： 

其一，欧洲有着漫长的航海史和殖民治理史，对中东与非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周密而连续的研究及理解，这些历史知识及治理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从而共同促进这些区域的繁荣发展及中欧自身利益的增进。

其二，中东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不仅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受到外部美国力量的严重干预及阻断，使得战争风险（如伊朗）陡增，中欧合力可以在联合国层面及地区和平层面形成制衡美国、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关键性力量，确保“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不陷入战火之中。

其三，欧洲国家与企业在中东及非洲有着巨大的商业及其他特权性利益，但这些利益如何更好促进当地发展，需要中国输入“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及协调多种利益关系，欧洲亦可趁势巩固及扩展有关利益。

其四，中欧合作还可带动欧洲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及欧洲大空间和平的实现，中国可以在其中充当关键性的调解角色与利益协调角色，美国在这方面反而常常是麻烦制造者。

其五，中欧对中东与非洲的共同开发及发展援助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这对于欧洲安全及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条件。

其六，中欧在经济及全球治理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与政策相互支持，有助于共同提升中欧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结构性限缩“英美”体系的全球性影响力，推动欧洲更加自主地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与外交政策。

中欧合作相当于是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端点立下了共同经略和开发欧亚大空间及推动欧亚和平发展秩序形成的“远程契约”。在欧亚大空间中，盛行的不再是霸权主义式的麦金德“世界岛”构想或施米特“大空间”意象，而是将欧洲传统国际法中非歧视性的普适元素与中国文化及发展模式相整合，构造一种文明互鉴、协调治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的欧亚新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寻求对当代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以中欧合作的文明、经济与制度体量，完全可以系统打造世界历史的“欧亚时刻”和“欧亚标准”，对日益超出和偏离人类文明规范框架的美国力量加以制衡与规训，确立“中—美—欧”的大国协调与实质性共同治理新秩序，完成世界体系权力的和平有序转移和更迭。  

四、半脱钩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愿景

关于联欧主义下的国际新秩序，主张过“大空间”的施米特曾在1962年的《游击队理论》中引述过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诗句予以反思和构想：“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的“三分天下”战略思想深刻影响了其晚年的对美外交突破，“还东国”代表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及对全球治理承担适当责任的正当意志与进取观念。这是毛泽东的“大地法”。施米特在《大地的法》（1950年）中声称“大地承诺了和平，唯有新的大地法思想可以实现和平。”他所构想及期许的自然是欧洲传统国际法秩序里的和平，从而对加入了更多非西方因素的新世界和平缺乏积极思考和应对，甚至心存幽怨。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的国际治理观与大地法战略，经历了革命思维的浪漫设计与改革思维的经济理性回归，在新时代则表达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始终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而不仅仅是中国作为一个标准民族国家的具体利益和秩序，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天下主义”哲学视野和政治伦理。对世界负责，而不仅仅是对国家负责，这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有着清醒的战略性表述。对中国的“跨国意图”，西方战略圈与媒体的解读存在严重的视角缺陷，即将中国视为一个类似于既往日本、德国式的霸权国家，从自身历史经验出发相信中国“强则必霸”。近期美国的鹰派智库与团体的聚会发言显示出一种“世纪幽怨”，忽而“中国崩溃”，忽而“中国威胁”，已经丧失一种基本的理智与清醒。事实上，“中国崩溃”是鹰派的主观理想，而“中国威胁”则是鹰派的客观处境，主客观的撕裂造成了美国战略分析的心智紊乱，其病理表征就是美国情报官员、智库专家与国会部分议员的“咆哮体”。可见，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正当反哺，激起了西方体系多么大的精神扰动和波澜啊！

从内在逻辑来看，中国的战略哲学奉行着毛泽东时代奠基的某种“太极范式”，即所谓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一种战略思维从整体上避免一种直接对抗，否则就会陷入西方战略构想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陷阱是一种如约瑟夫·奈所谓的“自我实现”的假想建构型战略陷阱。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及关键性国际政治博弈中，坚持自身的主权与核心利益不可触犯，但具体利益和技术性方案可以充分协商，所谓的“可改的一定改，不可改的坚决不改”。在美国治下的长期和平秩序中，除了冷战对手苏联，似乎只有中国能够以健全的主权秩序与坚定的全球治理战略与美国抗衡及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即便是欧洲国家，经历二战后的秩序重组，其主权与安全实质性“外包”给了美国，造成对美国秩序与权力的日常性依赖。

《环球时报》在2019年4月30日的社评中以《英国怎样对华为，就应有怎样的回报》为题，对英国的“华为议题决策”加以分析，指出英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性”的国家，主权因安全需要“抵押”给美国，其独立自主能力甚至不如前殖民地印度。英国主权低于印度，暗示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立美国的“安全殖民地”，而华为问题触及了这一“安全主权”与“安全宪法”的最敏感地带。一旦英国在安全体系上逐步与美国分离，则“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必然出现裂痕和漏洞。事实上，华为问题在法国与德国的政治决策中也非常敏感和关键，美国甚至威胁降低与欧盟的情报共享及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扩展秩序空间中，欧盟面临着中美之间的复杂利益平衡和战略再定位，可能很难继续维持一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传统平衡策略与机巧做法。事实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样思考和行动的。只是经济合作到了一定的程度和领域，安全问题必然被兼容进来。即便是英国区分了与华为合作的“核心部分”和“非核心部分”，仍然无法说服美国。问题已经不是技术合作，而是世界体系的选边站队与政治忠诚。但这种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显著撕裂和张力加大，必然最终导致美国全球安全秩序的加快崩解，矛盾积累的结果必然是盟友国家的重新政治决断与选择。 

这样看来，“一带一路”成了中国盘活内外资源、制衡美国权力、实现中国式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想的一着“活棋”，是欧亚新秩序与中国式全球化的持续、有效的主要增长点。第二届峰会增加了显著的“欧洲”成分，推动了欧盟整体政策立场的调整与转变，凸显了中国的议程设定与利益扩展能力，从而在更大的体系与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对美国全球秩序的战略性压力和对话博弈能力。不直接对抗，从第三方寻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承担起人类和平发展的治理责任，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思考并统筹推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教义精髓的辩证理解和创造性的实践运用。

总之，“半脱钩”试图建构一种应对中美贸易战“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以对国家民族利益及人类和平发展高度负责的信念寻求在战略上的妥当思考与设计。  

来源时间：2020/1/1   发布时间：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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