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鹏程  来源：凤凰网大风号–龚鹏程大学堂

　　生活在所谓威权时代，其实是“幸福”的。是非黑白，简单分明，我们站在正义一方，对抗邪恶、消灭黑暗。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万恶的某某主义，是奴役；一半是自由、是解放。而我们，当然就是正义的灯塔，可指引被奴役中人航向光明。
　　可是后来世界的局势渐渐改变了。冷战格局打破，所谓邪恶的那一方，或瓦解或变身。于是，资本主义仿佛一统，春风吹拂大地，号称历史终结、全球一体。
　　可是马上就有人点明对抗不可能结束，只是从两极对抗变成了多元冲突，世界更乱了。文攻武斗，合纵连横，烽火遍地。耶路撒冷争夺、海湾战争、中东冲突、911，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朝鲜、南海、美国到处都在打仗，日韩关系又急遽恶化。各国内部的冲突也时时爆发，一会儿是颜色革命，一会儿政变或内战，一会儿大暴乱大罢工。法国刚结束，现在是香港暴乱，美国这两天也有通用汽车五万人罢工，牵连九个州。情势远比冷战时期更混乱，战争和冲突也更多。
　　大陆和台湾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台湾在如此不知该喜还是悲的运势中，迈入解严后的新时代。本以为是走出了铁屋，其实是入了汪洋，波诡云谲，远胜以往。
　　经济大起大落：从亚洲四小龙、台湾钱淹脚目，到要拜托大陆施惠买农产品、放人来消费。教育折腾不休：教改失败，教科书改政治挂帅，大学招生困难，博士到处流浪，卡管案歹戏拖棚。政治则是选战经年，缠斗不已，沦为娱乐，戏码不断翻新，从拉法叶、两颗子弹，到英伦论文、明文三百万，让人惊掉了下巴。
　　凡是军队，都会遭遇恶战，天下从来没有顺遂的战场。所以大局势不好，向来算不得什么。可是台湾的问题，不在外而在内。是自己作死，把好局搞成了残局，而还要困兽恶斗，关起门厮杀成一团。
　　这种厮杀，又不只是政治人物间的斗争，乃是以民主之名，裹挟起民众来斗。所以全岛进入政治性癫痫，随时发作，且延伸进入所有生活领域。
　　不同政治取向的群众，族群认同、语言用法、穿着举止、行为方式、文化层次、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几乎都不相同。大家不沟通，也不能沟通。
　　但不是不能合作，因为利益偶同就可暂时结盟，反之亦然。于是，这么小的岛，却似乎分裂成了若干国。国与国之间，建交、断交都是寻常事。眼前深绿强攻私烟案、假学历案，国民党高喊团结，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结盟，都是如此，而新剧目还会不断上演。
　　相信大家对于我所说的这些现象，均已了然于心，深有体会。如果让大家发感慨，恐怕也都会讲得比我更深刻。
　　但这种现象不可能自行终止，只会越来越甚，台湾内部的裂痕也就越来越大，彼此越来越看不顺眼。其次是无力感会滋生毁灭心。对此乱象，越来越觉得不能平弭之后，会有“吾与汝偕亡”的愤慨：干脆让老天把台湾灭了吧，老子跟你们这群王八蛋一起死了算！
　　而更深的无力感，是彼此所说的那个该死的坏蛋并不相同。民进党认为国民党是罪魁祸首，早该转型正义了；国民党则认为民进党才造成台湾的沈沦。扩大来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都如此地互指对方是邪恶的化身。人与人的互信、互爱、协作性业已消弭殆尽。人真正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对时局的看法，皆已不会轻易表白，以免把自己暴露在别人的仇视之中。
　　这种每个人彷佛活在个玻璃套子里的生活，当然会加深无力感以及对社会的抑郁。
　　抑郁，可能不只让台湾人对政治越来越感到疏离、对政治人物越厌恶；也会激发希望寻找救星来拯救我的爆发力，使得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以明星化的方式进行造势大动员。
　　这些当然都是危险的，而大家却不能笑话它，因为大陆其实也差不多。
　　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但社会矛盾事实上已严峻无比。只是台湾的矛盾和冲突，在其制度下，都是显露的或被揭露的。大陆则以“维稳”的方式，强力显示为波澜不惊而已。实则在表面和谐之下，无论对政治人物、党史、国政、经济成就、社会发展、未来前景，评价同样南辕北辙，众说纷纭。甲方批评乙方为汉奸，乙方批评甲方为自干五，不共戴天。
　　在是非善恶已经错乱到如此不能分辨的时代，仍争论我对你错，已无意义也不可能。劝人改变立场，或想靠选战获胜、靠司法侦查、靠政治力量来压制对方，更不切实际。因为其后果乃是下一场更惨烈的战斗，政治对抗和无穷无尽的司法战、舆论战、金钱战等等，烽火不息。
　　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新的伦理。不用急着争辩是非，也不要再力争胜负。社会的光谱既是七彩的，两端截然异趣、不可沟通者，必然存在。这种现实不可能消灭，也不能沟通，那么“叩其两端而执其中”者何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问问：有不同政策偏好的人，还愿不愿意为彼此做些什么？
　　这种发心，这种新伦理，我希望成为社会反省的起点。
　　冷战时期那种想要消灭对方的意识和思维，不论你愿不愿意，都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再现了。人也不可能仍回到那种单纯、无知而幸福的境况。那么，除非吾与汝偕亡，采取香港废青“揽炒”之法，砸烂自己家，我们仍得与我们的反对者在一个家里生活。在这种生活里，真的没有虽然政策偏好不同而仍能为彼此做一点什么的事吗？
　　比如做做环保、比如修修口德、比如注重生活礼仪、比如维护交通秩序……，都是不需有共同政见取向的人都可以做的。由此出发，逐渐寻找共同前行的动力和道路，亦非难事。无共识社会，不一定只能走向误解、偏见、对抗和抹黑。
　　过去谈伦理，儒家只提供了五伦关系。新社会的人际关系早已超出了五伦范围，所以还需要谈“陌生人伦理”，因为现在日常接触的，往往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妻、朋友之外的陌生人。过去以“生／熟”关系来处理，把生人排除在伦理关系之外，只和熟人来往。五伦涉及的就都是熟人。可是现在影响我们，甚至在生活中接触得更多的，却是无面孔的陌生人、活在现实社会或虚空间的陌生人（包括出现在媒体、网络上的政客、明星、名人，或在你微信上跟你互动而从未谋面的人）。我们该如何跟他们相处？
　　不止此也。现在的问题，还在于那些陌生人往往与你意见不同，你要怎么办？
　　你外围的熟人，其实也一样常与你政策偏好不同。你不能与他相处，不能想着可为他做点什么，那他也就很快会跟你变成陌生人，互相拉黑。近年夫妻反目、家庭不谐、朋友都没得做了的例子，难道还少了？
　　因此，陌生人伦理中就包含着面对异见者的伦理。面对异见者，我们还愿不愿意为彼此做些什么？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来源时间：2019/12/29   发布时间：201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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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飞  来源：学习时报

　　三、大变局中的中国担当
　　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同志从人类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高度，精辟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契合国际社会期待、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中国方案，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引领。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在于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相辅相成。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民族经济越来越外向化和国际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和互动，促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通和融合。当前，中国自身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习近平同志因此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当代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周期。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矛盾冲突的发生有其必然性。看清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参与和主动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展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第一，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纵观世界历史，自15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大国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海外殖民、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的。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中国明确提出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决不会走历史上大国依靠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探索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庄严宣示。
　　中国在坚持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还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积极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安全体系。目前，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经费中的分摊比例为12.01%，在联合国维和预算经费中的分摊比例为15.22%，均为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人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军队共有2500余名官兵在联合国7个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参与维和行动近30年来，中国为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加快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军事顾问罗伊特中将高度评价了中国国家和军队为联合国维和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感”。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有力维护了世界的和平稳定。近年来，中国在朝核、伊核、叙利亚、阿富汗、中东等热点问题解决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方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与有关各方一道，持续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为早日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在伊朗核问题上，中方主张所有各方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坚持政治外交解决方向，妥善管控分歧，共同维护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尽快回到继续执行全面协议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主张叙利亚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应当得到维护和尊重，叙利亚的未来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在阿富汗问题上，中方积极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包容性政治和解进程；在中东问题上，中方衷心希望中东尽快恢复和平稳定，通过政治途径找到符合地区实际、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维护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联合国主渠道作用，尊重地区国家的正当诉求。中国从理念到行动都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贸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占全球出口、进口的份额分别是12.8%、10.8%，在全球经济总体低迷的情况下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稳定器”。在减贫方面，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肯尼思·康称，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40%。在周边地区，中国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全面有效执行《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2016—2020）》，推进“南海行为准则”协商谈判，与东盟的互利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和印度坦诚对话，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断深入，中国的南亚“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在中亚，中国同所有中亚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导的对接合作得到积极落实。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理念，加强同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互访，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战略和人文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2018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042亿美元，同比增长20%，中国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各类企业超过3700家，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60亿美元。在新兴合作领域，中国金融机构已在非洲设立了十多家分行，南非等8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还与赞比亚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摩洛哥等4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中国企业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七个工业园区，大大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样，中国也是南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国与当时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的贸易额达43.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中国对岛国直接投资从2013年底的9亿美元增至45.3亿美元，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达150.1亿美元，累计为这些国家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
　　2019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195210亿元（折合约27659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同期26998亿美元的零售总额，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伴随自贸区改革和进口博览会制度的推进，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带动世界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第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通过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多场重要国际会议，中国有力展示了大国形象，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升。同时，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也在努力打造多层次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铺就国际合作的路径。目前，中国已经同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球“朋友圈”不断扩展。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中国不谋求在现有全球治理体制外建立对抗性或替代性国际机制，不谋求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要对现有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完善。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强调重大问题应由各国协商解决，努力实现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治理。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2017年2月，欧盟贸易执委玛姆斯托姆表示，欧盟准备同中国一道对抗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世界上的其他人想利用贸易作为一种武器，我却想用它作为一种补品，一种繁荣和进步的关键要素”。2018年7月，李克强总理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发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2019年3月和11月，中法两国领导人在互访中重申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2019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个成员国宣布，文本谈判已经全部结束，市场准入谈判已经实质性结束。在美国“断网”“退群”的同时，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正在越织越大。
　　四、中国与世界在大变局中共同成长
　　百年大变局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如何“化危为机”，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使未来的世界秩序更加公正合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关系发展态势的价值选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解决自身问题和履行国际责任的主要路径。
　　第一，在“大变局”中全面深化国内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复杂形势，最根本的还是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预防、管控和应对各种外部风险入手，不断深化国内改革。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给中国带来的“变轨”超车机遇，重塑产业分工格局，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多层次国内市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通过推动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使中国经济实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发展。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二，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当前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的增长为其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条件。我们需要通过高超的战略谋划，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科学制定应对危机的方略，寻找历史共识和现实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减少摩擦、增进互信、加强互利，化解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问题和管控领土矛盾。我们需要巩固和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中欧多边对话与合作，管控分歧，避免中美经贸摩擦扩大为中美全面对抗。我们应通过强调多边主义占领道义制高点，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实现转危为机，从而维护、延长并且积极塑造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三，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正在从全球治理中的“参与者”成长为“建设者”。中国将坚持包容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下，谋定而后动，致力于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改革。在增强自身制度性权力的同时，努力成为新世纪全球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创新者、共同利益体系的创造者、共同责任体系的探索者。
　　总体上看，百年大变局中各种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世界政治领域的权力转移，经济领域的“发展模式转变”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冲击将会持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外交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中国的“话语权”变得越来越强，“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要加强研究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顺应国际格局演变的大势，积极倡导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使中国最终成为“大变局”“新变局”的受益者，与世界共同成长。（注释略，作者系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29   发布时间：201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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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飞  来源：学习时报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形式上看，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国际秩序的大变革、国家间关系的大调整，共同推动着世界体系的转型升级。从实质上看，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面对大变局，中国外交保持战略定力，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总体布局，在实践中奋发有为，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成为变局中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对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的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包含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引发的世界结构性发展趋势的“变局”，也包括由现实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而引发的“乱局”。
　　第一，权力转移引发国际力量对比的“大变局”。进入21世纪，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其中，中国经济的崛起最为瞩目，从1979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超过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约16%。1978年，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6.3%、日本的14.8%，到2018年相当于美国的66.3%、日本的273.6%。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7.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则由19.0%上升至38.5%。2018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报告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将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进一步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从地理和文化上颠覆了“西方中心论”，改变了1648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居于主导、东方趋于从属的态势，世界更加平衡和多元。
　　第二，科技革命引发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技术创新一直是增进财富和福祉的最大驱动力。在科技革新的推动下，人类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重大颠覆性技术将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的组织形式和生产链条更具垄断性。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权重进一步加强，大国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依托技术优势，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获取超额利润。1990年97.1%的专利由发达国家申请。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46.8%，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已经在无人机、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方面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果。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超过58.5%，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17位。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科技优势造就的新经济奇迹和竞争优势逐渐减弱。随着科技进入智能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共性是分布式，代表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际政治层面的权威是“共识”，而不再是“强权”。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一个关乎各国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美国人因此预言，“下一场战争将在网络空间打响”。
　　第三，民粹主义引发全球秩序调整的“大变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新文化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经济模式、侵蚀传统文化、威胁社会稳定。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减少大量传统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已极难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岗位。这使得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十分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批评美国社会严重分化现象，认为在美国“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Ofthe1%,Bythe1%,Forthe1%）。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机会和希望，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尽管全球化使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但也使一些国家取得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滑向“边缘”地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显现，甚至加剧国内治理失灵，民族主义泛滥，出现“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这种情势不仅会导致西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困境，也可能使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再全球化、再意识形态化、再国家化的“逆周期”状态。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将加速这一进程。
　　第四，逆全球化引发全球治理结构的“大变局”。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客观上要求不断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国际金融领域，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结束以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国际金融领域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难以适应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改革。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57%，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改革方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份额有所提升。然而，由于担心改革后新兴市场获得更大话语权，美国国会直到2015年才通过改革法案。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开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谈判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全面结束。然而，各成员不仅至今未达成一致，甚至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国际安全领域，“9·11”事件以后，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拓展自己的利益，导致世界面临“越反越恐”的局面。2010年底，中东地区爆发了“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也门、叙利亚发生内战；随后“伊斯兰国”借地区混乱崛起，沙特阿拉伯等国深陷也门内战，叙利亚战火持续，“阿拉伯之春”已经成为“阿拉伯之冬”。在大国关系上，美国固守冷战思维，把俄罗斯和中国设定为假想敌，通过北约东扩、制造“颜色革命”、发动“贸易战”使大国博弈不断升温。
　　当今的世界变局是体系性变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都有所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传统西方大国的经济统治力下降，国家之间、国内社会阶层之间财富分配不平衡，引发严重的社会焦虑。贸易战在美墨、美加、美土、美欧、美中、韩日等经济体之间依次展开，围绕耶路撒冷地位的阿以冲突不断升级，美国与伊朗矛盾重启并成为焦点。伴随新技术的发展，“外交政策不再是塑造未来的实践，有成为国内政治一部分的危险。如果大国都在本国内以这种方式推行政策，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关系将遭到相应的扭曲。交换看法很可能变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风范变成装腔作势。随着外交变成迎合激情的态势，寻求均衡有可能变成试探极限”。政治领域各国矛盾激化，集中体现在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与国际关系的失序。冷战的结束，表面上看促成了美国独霸天下，但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美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此间，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全球化席卷世界，权力全球范围转移，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国际格局出现大幅调整。尽管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但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社会对国际大格局的表述和定义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代”成为描述冷战后世界最流行的用语。
　　二、大变局中主要国家的政策取向
　　国际秩序是一套长久性的规则，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限制行为、创造期望和指明角色。“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世界主要大国对全球事务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地区热点升温、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全球失序，世界各主要国家采取何种政策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面对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美国逐步走上逆全球化道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600多项歧视性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90项。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坚持“美国优先”，四处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全球贸易摩擦骤然升温。二是推行规则修正主义。自2017年1月以来，美国已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等国际组织和条约，威胁退出北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世界贸易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联合国等，按照美国的要求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进行重新谈判，美国的“退群”行动使国际秩序进入了更加混乱和多变的时代。三是呈现政治孤立主义。近年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再度涌起，强调减少国际义务，放弃扮演“世界警察”，专注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美国减少国际干预，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更多可能性。但与美国不负责任的干预一样，美国不负责任的收缩也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地区冲突升级、恐怖主义蔓延等问题，给世界带来新的威胁。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摧毁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国际同盟体系。
　　欧盟、日本等迂回维护多边主义的政策。欧盟重视多边经贸合作，日本是以贸易立国的国家，二者对国际贸易摩擦极为敏感。欧盟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只能让全球其他地区团结，共同开放市场。然而，囿于英国脱欧、非法移民等问题，欧盟总体处于弱势地位，对中美贸易战采取“围观”态度。日本也对美国的做法不满，但因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严重依赖美国，只好采取迂回政策，推动自身主导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9年《通商白皮书》中对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表达了忧虑。白皮书援引世界贸易组织的估算称，主要国家新采取的提高关税等进口限制措施所涉及的贸易额，在2018年5月至10月超过50万亿日元（约合4600亿美元），环比增长了约5倍。尤其是二十国集团（G20）进口限制的贸易额，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约为740亿美元，但2018年5月至10月增长至约4810亿美元，增加了约5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进口钢铁加征了25%的关税。日本担心，“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贸易体系可能会陷入瘫痪”。2018年12月，由日本主导、其他10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日本对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等国家的进口农产品下调关税并放松配额限制。2019年2月，日本和欧盟签署的《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根据协定，欧盟将取消99%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日本将取消94%欧盟进口商品的关税，包括82%针对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关税，这将惠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荷兰的农户——美国农业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重构世界规则秩序的主张。俄罗斯认为，当今的国际秩序出现了严重问题，本质上看，西方自由主义主导的发展模式谋求全球主导地位，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一模式的深层次问题。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霍洛德科夫认为，“美国在传播高新技术和转让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限制措施”“全球共同的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市场愈发分崩离析”。对于世界贸易体系崩溃，他希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孕育出新贸易体系的萌芽”“围绕中国形成强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按照新规则进行贸易”。俄罗斯国家杜马前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认为，联合国效率低下，现有机制亟需中俄等大国推动升级。面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挑战，俄罗斯积极推动俄中两国军事合作，以此来“试探亚太地区力量的反应”。（注释略）

来源时间：2019/12/29   发布时间：2019/12/19

旧文章ID：20322

作者：李敦球  来源：环球时报

　　2014年12月1日,环球网发表了王洪光先生的文章,原题为《中国不存在“放弃朝鲜”的问题》(以下简称“王文”)，王文的内容是直接针对笔者于2014年11月27日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不能“放弃”朝鲜这65年的伙伴》(以下简称“拙文”)而写的，本文不作学术观点辩论，只就王文中涉及拙文内容的几个问题作一下澄清和说明。
　　一、王文开篇即说：“近日，朝韩问题专家、浙江大学李敦球教授在《环球时报》撰文，认为‘有一些战略学者建议中国放弃朝鲜，问题异常严重’。笔者不同意李教授的看法，因为目前中国不存在放弃朝鲜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公开围绕“弃朝论”的争论持续不断，例子很多，是客观事实。在此仅举一例，2013年4月1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题为《“放弃朝鲜”的主张过于幼稚和极端》，该社评说：“‘放弃朝鲜’的呼声在中国舆论中此起彼伏，它甚至成为一些中国战略学者的严肃建议。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跟从这样的幼稚。”
　　这说明笔者的上述观点是有公开的来源和出处的。
　　二、王文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重点批驳“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个观点。但是在拙文中找不到“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个句子，只有一句“中朝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笔者认为，上述两句话有本质的差别。
　　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笔者将拙文中相关段落作一重新介绍：“朝鲜问题本质上是冷战遗留问题，它是与朝鲜半岛冷战基石即《停战协定》和‘美韩同盟’绑在一起的。朝鲜为了自身生存和安全有时不得不‘单打独斗’。可以肯定，两个冷战基石不除，朝鲜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中朝关系也必然受其影响。尽管如此，中朝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至少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就不会改变。”
　　显然，笔者是从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视角来谈论中朝两国根本利益的。笔者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三、笔者在拙文中署名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而不是“浙江大学教授”，在此也一并说明。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王洪光先生是德高望重的高级将领，也是笔者的长辈，值得笔者尊敬和学习，笔者虚心接受王先生的赐教。
　　最后，诚挚地感谢王洪光先生和读者朋友对拙文的关注。
　　(作者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环球网特约评论员)

　　附文：

　　近日，朝韩问题专家、浙江大学李敦球教授在《环球时报》撰文，认为“有一些战略学者建议中国放弃朝鲜，问题异常严重”。
　　笔者不同意李教授的看法，因为目前中国不存在放弃朝鲜的问题。
　　一是李教授说“中国朝鲜是两个独立国家”，这点笔者完全赞同，但说“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笔者则不敢苟同。中朝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有的利益可能相近或一致，有的利益则大不一样。比如朝鲜的拥核和中国要求朝鲜弃核，都是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所提出和坚持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没有必要为了朝鲜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利益。朝鲜拥核已产生对我国边境地区造成核污染的严重威胁，中国政府为了该地区中国老百姓的安全，不仅要严厉批评朝鲜拥核，而且完全有理由要求朝鲜核设施远离中国，不能给中国造成核威胁。在这一点上，“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吗?另外，朝鲜拥核，可能刺激日韩拥核。假如小小的东北亚地区，有俄、中、朝、韩、日同时拥核，再加上美国的核阴影，东北亚还能安宁吗?中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坚持本国的立场，反对朝鲜有损我国利益的做法，不能看作是放弃朝鲜。以前为朝鲜“擦屁股”的事太多了，专家应该比笔者更清楚。今后则可不必。
　　二是李教授说“朝鲜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它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其实，朝鲜早就放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在1972年《宪法》中还规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方针”，但到1980年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领袖是赋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这时朝鲜已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13年朝鲜劳动党在建党《十大原则》(其地位高于党章和宪法)中，明确在主体思想指引下，“应深化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制事业，并世代延续”，并规定“应将党和革命的血脉白头山血统(即金氏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这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没有?类似论断还有很多，希望专家多说给老百姓听一听，让老百姓自己做出判断!中朝两国只有国家利益的关系，即国家关系，而不存在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这是朝鲜主动抛弃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无产阶级建党思想要比资产阶级建党思想先进很多，也高明很多，更比封建专制思想进步很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我国由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协商和选举产生了党和国家各代领导集体和最高领导人。而朝鲜三代领导人世袭产生。两者有相同之处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是以两个平等的政党、两个平等的国家与朝鲜相处，与其他与我国友好的政党和友好的国家一样。这才是正常的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另外，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和谐相处，在全世界比比皆是，“朝鲜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是朝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怨不得中国，中国不必对此负责。
　　三是西方国家妖魔化朝鲜，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朝鲜内政，中国绝不掺和。朝鲜远离国际社会，内部防控很严，对外十分警惕，这是不争的事实。哪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人权”问题，包括美国自己。最近美国小镇费泽森警察枪杀一名18岁黑人青年，引发全国大范围骚乱，又是一明证。老实说，中国对朝鲜的人权状况一点都不了解，不能听几个“脱北者”的口述就给朝鲜下断语，联合国大会还通过审判朝鲜领导人的议案。在人权状况不明的情况下，说朝鲜人权好或不好，都没有依据，中国投反对票是理所应当的。中朝双方在1961年签订了《中朝互助友好条约》，已续签两次。条约规定：“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器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一条约到2021年有效。这实际上已给予朝鲜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护。条约还规定：“缔约双方将继续对两国共同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试问，朝鲜拥核与中国协商了吗?条约还规定：“缔约双方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尽一切努力。”朝鲜如果切实遵守的话，就不会在我民航飞机即将飞临朝鲜上空时，却往航线上发射火箭弹，置飞机上一两百乘员于巨大危险当中;也不会在靠近朝鲜的公海上抓捕我国渔民，给我渔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朝鲜还三番五次地宣布废止板门店《停战协定》，使朝韩(美)进入准战争状态。在《中朝互助友好条约》还有效的情况下，朝韩(美)双方一旦打起来，朝鲜将把中国置于何等地位?这是中国“放弃朝鲜”，还是朝鲜一意孤行?这不是听不听中国话的问题，《中朝互助友好条约》在那里摆着呢，朝鲜的做法已经伤害了中国的根本利益，不知教授怎么得出“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结论。
　　四是把朝鲜作为我国的“战略屏障”，或没有这个“战略屏障”，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从地缘关系的政治、军事上讲，其重要地位大大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上朝鲜半岛从来不是中原政权的主要战略方向，但这个方向上有事，要牵扯到主要战略方向，往往拖累中原政权，地位作用相当重要。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政治上看，周边国家包括朝鲜，对我友好当然重要，哪个国家不希望周边是善邻而非恶邻呢?中国以邻为善，对菲律宾这样的弱国都不动武，甚至被国际社会和国内部分民众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但是从整体上看，周边既使恶邻环峙，也阻挡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中国正在崛起。从军事上看，朝鲜半岛北部从三八线到我国边境，纵深也就五、六百公里，充其量只是一个现代战役的纵深。抗美援朝战争时，我只用三个战役行动，两个多月就把进抵我边境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以南。当代信息化战争，扩大了空间和缩短了时间，只有一个战役纵深的所谓“战略屏障”，又有多大的意义?
　　李教授认为“放弃朝鲜”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朝鲜投入第三国怀抱，二是朝鲜崩溃，三是朝鲜决一死战，半岛再燃战火。这三种结果把帽子戴得太大了，有点吓人。首先，朝鲜从来就没有投入中国的怀抱，何来再投入第三国怀抱?金日成政权开打朝鲜战争，就没有充分听取中国的意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甚至比一般国家还要冷淡;我国与美国建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对我说三道四，直到苏东巨变，情况才有所改善。我想作为朝韩问题专家，应该比笔者清楚。其次，一个国家的崩溃，主要不取决于外力，如果一个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崩溃”只是迟早的。“拉拢”也好，“放弃”也好，不起重要作用，不要把中国对朝鲜的关系看作历史上曾有过的朝贡关系，中国不是救世主，朝鲜真要崩溃，中国也救不了它。中国做好相应准备就是了，说大了也就是我东北地区受到一定的影响，不可能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再次，要清楚地看到，中国左右不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一个朝核六方会谈都进行不下去，中国能对朝鲜半岛“战火”负责吗?如果朝鲜“决一死战，再燃战火”，双方的目标也不是中国，中国没有必要引火烧身。谁挑起战火谁负责。当下早已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子弟不必为别国打仗。这道理谁都懂吧?
　　总之，中朝两国两党关系，要建立在正常国家交往和党际交往的基础上。从我国家利益出发，并照顾朝鲜(包括对应的任何国家)利益，该支持就支持，该反对就反对，主持公平正义，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既不“拉拢”朝鲜，也不“放弃”朝鲜，这应是我国的基本态度。

来源时间：2019/12/29   发布时间：2014/12/14

旧文章ID：20321

作者：王洪光  来源：环球时报

　　近期，韩国和美国先后公布了朝鲜的军力报告。网上热议，专家点评，一时把朝鲜军力夸大到与其实际军力不相称的地步。朝鲜的实际军力到底有多强？朝鲜和美韩都不会公开，双方打的就是心理战。
　　本文仅就朝鲜陆军实力作粗略分析。据韩国报告称，朝鲜陆军有牵引火炮3500门，自行火炮4400门，多管火箭炮4800门（美报告5100门），迫击炮7500门，高炮1.1万门。还有坦克4100辆，装甲车2100辆。通过测算（过程比较繁琐，不一一记述），上述火炮可编65个牵引炮兵团，81个自行火炮团，89个（美军数据可编93个）火箭炮兵团，大口径（120毫米以上）迫击炮37个团规模，305个高炮团。朝鲜炮兵部队总规模477个团，能编100多个师，50多万人。坦克装甲车辆可编45个坦克团，约10多个坦克师，约10万人。另加上所谓的特种兵部队20万人，那么只剩下10万多人，刚够编成各种后勤装备保障部队。据此，朝军还有步兵部队吗？如此失衡的兵种比例，可能吗？
　　以上装备的保障费用，据测算每年需维护保养费用200多亿人民币，约合30多亿美元。朝鲜不可能拿这么多钱，笔者判断其装备大部分只能封存。长期处于封存状态，即近于报废。朝鲜国土面积12万平方千米，部队驻地和装备活动情况通过卫星很容易判定。朝军有多少家底美韩心中有数。
　　此外，“在1小时之内，向首尔发射50万发炮弹，使首尔形成一片火海”的说法也很流行。笔者认为：不可能。首先，火炮不能连续发射，一次能连续打1—2个基数，百十发炮弹就是极限。50万发炮弹要在1小时内打完，每门火炮按发射100发计，需要5000门火炮，首尔当面算40—50千米，每千米正面部署100—125门火炮，约10米一门。如此密度，不仅成为美韩的高价值打击目标，而且无法隐蔽开进和展开。其次，朝军的所有火炮，除170自行加农炮和240多管火箭炮外,其他火炮射程均在30千米之内，首尔距“三八线”40—50千米，加上线北4000米宽的“非军事区”，火炮阵地只能在44千米之外部署，所以绝大多数火炮都够不着，首尔不可能“一片火海”。
　　朝鲜对美韩的真正威胁，其实是约100部车载近程地对地导弹，它射程不超过200千米，可覆盖韩国北部，有展开快、发射快、撤收快、转移快的优势，安装数百千克高爆装药弹头，威力较大，是朝军的“杀手锏”。
　　最近有韩媒称，韩情报部门研判朝鲜可能在东部海域试验射程达180千米的300毫米火箭炮。对此，笔者深表怀疑。俄制300毫米“旋风”火箭炮射程70千米，朝鲜连三代主战坦克都生产不出来，照理怎么能生产超越三代的火炮？这远远不是增加火箭燃料、提高射程这么简单，新一代火炮的机械化、信息化程度是二代装备不可比的。报道还说可能用了俄制“格洛纳兹”导航，这更不可能。包括美国GPS导航系统，都不对外提供高精度、高动态的导航信号，朝鲜也不具备研制高动态（弹载）接收装置的科技水平。
　　朝鲜军力被夸大其实是美韩朝三方的心理战。韩国的考虑是:朝军“强大”，有利于国会拨款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训练活动；也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一旦有事，可广泛动员民众快速转入战时体制。美国的考虑是:一个“军力强大”的朝鲜，有利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有利于它推行“重返亚洲”战略，有利于在中国家门口“合理合法”地部署反导系统。朝鲜“默认”美韩的报告，就是撑门面，借此威慑邻国，迷惑包括朝鲜民众在内的各国民众，用“战争边缘”政策，取得实质上的好处。（作者是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来源时间：2019/12/29   发布时间：2013/5/31

旧文章ID：20320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引言：近日，美国众议院成功通过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这场弹劾风波会对特朗普总统造成实质性的打击吗？风波背后反映的是目前美国怎样的政治局面？政治阶层的纠纷是否关系到美国社会的民众？这场风波会对美国的政治未来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受访嘉宾：杜晓军，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亚太地区安全、美日澳印关系、中国海外利益、日本政治外交、国际海洋事务。曾任（海南）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多次参加电视、网络国际问题时评节目，并到各级党政机关作国际问题学术报告。

　　问题一：老师您好，今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推动弹劾案在众议院成功通过的因素实质上是政党纠纷还是民意？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是无风起浪还是由于深层的政治因素？

　　我的看法是，弹劾案在众议院成功通过，很难说是民意所致。这是因为，第一，在众议院进行投票弹劾特朗普的是众议员，而非普通美国民众。民众有权通过言论表达是否赞成弹劾特朗普，但无法将自身的意见直接作用、体现于弹劾特朗普的程序之上。第二，民意在特朗普弹劾案上呈现出相当分化的态势。在特朗普是否应被弹劾并免职的问题上，支持者和不支持者的比例均为48%。可以说，美国民众对于弹劾特朗普的意见极不统一。综上，所以弹劾案在众议院成功通过，很难说是民意所致。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两项指控指朗普的弹劾条款——“滥有职权”和“阻碍国会调查”——我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政党纠纷。理由是，第一，众议员投票几乎完全按党派站队。共和党众议员对于两项指控均投了反对票，而民主党众议员则几乎全部投票赞成弹劾，例外极为个别——对于“滥有职权”弹劾条款，只有2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而对于“阻碍国会调查”弹劾条款，也只有3名民主党众议员反水。第二，众议院通过特朗普弹劾案后，两党各自的表现更加坐实了此事政党纠纷的性质。民主党采取的手法是无限期推迟将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目的是逼迫共和党接受民主党提出的条件——曾经拒绝在弹劾调查时作证的白宫官员在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另一方面，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手法持强烈批评态度。特朗普本人指责民主党“耍把戏”，并希望自己“立即受审”。需要说明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场政党纠纷并未逾越规则。民主党无限期推迟将弹劾条款递交参议院并无任何不妥之处，这是因为美国宪法没有要求民主党人迅速递交这些条款，也根本没有要求他们必须递交这些条款。

　　问题二：众议院弹劾成功后，我们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回应？这场弹劾风波会对特朗普的2020大选产生怎样的影响？

　　特朗普闻此消息，怒不可遏，大为光火。特朗普指责民主党没有任何证据，是“耍把戏”，他希望自己“立即受审”。特朗普的这些反应，我认为至少反映出：第一，特朗普对民主党非常反感，尤其是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是他一贯的看法，但这种敌意将会加剧。第二，特朗普对自己在参议院的“命运”较为确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分别拥有53席和47席，而要弹劾通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即至少要有20名共和党参议员“叛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所以未来很可能是即使民主党将弹劾案递交参议院，但特朗普将会平安过关。第三，特朗普担心“夜长梦多”。虽然特朗普当前有很大的把握确保自己在参议院“受审”时洗清罪名，但民主党人将案子递交到参议院的时间晚一天，预期的审判的不确定性就会增一分。

　　这场弹劾风波对特朗普的2020连任之旅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判断。这是因为，第一，参议院的审判过程可能是十分漫长的，大量的辩论可能持续到2020年大选投票之前。漫长的辩论对于特朗普的个人声誉和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将会产生影响。第二，在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的背景下，弹劾并不能实质影响特朗普的政治生命。2020年特朗普是下台还是连任，最终决定权在美国选民而不是国会议员手中。

　　问题三：这场弹劾风波会对美国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是否最终只是一场闹剧？您怎么看呢？

　　我个人认为，这场弹劾风波最大的意义可能是：在美国宪政史上，在参议院接受审判的总统人数将增至三位——1868年的安德鲁•约翰逊、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2020年的唐纳德•特朗普。但不变的是，在任总统因弹劾而下台的零的纪录将继续得以保持。

　　这场弹劾风波对美国政治的实际影响，可能是进一步加深党派之间的对立，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白宫与国会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剧，特朗普与佩洛西之间的私人关系——虽然前者接受了后者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的邀请——将更为不睦。

　　美国民众更多地是持围观、看热闹的心态。但浓烈的政党斗争的硝烟，很可能令美国民众对现有政治体系感到厌烦。这场弹劾风波，是在游戏规则之内的一场游戏，但也许只是一场游戏。

　　（采访&整理：徐玮珧）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71期

来源时间：2019/12/29   发布时间：2019/12/28

旧文章ID：2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