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愈演愈烈，成为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波，全球关注，并直接导致香港第六届区立法会选举中“泛民派”对“建制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一风波使“一国两制”的实践受到重大挑战，反映了“两制”的内在矛盾，甚至对其未来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笔者认为：“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战略性认同或策略性宽容；哪种成分占主导，是对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相关设想的两种不同解读的主要区别，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一国两制”在现实中遇到的几次挑战，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陆、港双方战略性认同不足，以及策略性宽容的缺乏；“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首先取决于大陆未来对于战略走向的选择能否使双方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如果不能，则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一）两种不同解读

 “一国两制”的确是一个创举，它试图让政治、经济、社会管治方式截然不同、本质上非常矛盾的两个体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共存。这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两者的地位并非完全平等（一方处于中央而另一方处于地方）、其上没有中立协调与裁判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之间要么具有战略性认同，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欣赏与认可，要么能够实现策略性宽容，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不得已接受。

“一国两制”的提出者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国两制”至少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就更没有理由变了。基于当时的特定背景以及政治人物的表达智慧，邓并没有对这句话进行具体阐释，为后人解读这句话留下了发挥空间，但也留下了分歧。这一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对于“两制”属于战略性认同还是策略性宽容的认识不同。

很多人都认为，邓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并保证其五十年不变，不仅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考虑，更是着眼于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考量：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东西方桥梁作用，不仅利用香港吸收西方国家的丰富资金与先进技术，更利用其引进西方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优秀成分，甚至可以将香港作为大陆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田，以促进大陆的改革开放；而邓之所以提出五十年之后更不会变，是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双方的体制会越来越融合，最终会自然由“两制”走向“一制”。如果这一理解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大陆对西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一种战略性认同。有了这一战略性认同，大陆自然就不会想去改变香港的体制，而会想方设法利用香港来促进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来，双方自然能够和谐共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理解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部分人的理解甚至可能恰好相反。在他们看来，“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只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性之计：当时大陆的实力还不足以吸引、影响、改变香港，因而不得不对香港进行策略性宽容；香港回归以后，随着大陆的发展，大陆可以逐步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体制方面影响香港；五十年之后，香港会逐步被大陆同化，因此当然不需要刻意去宣布改变香港的制度了。按照这一理解，大陆就只会利用香港来吸收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最多借鉴香港与西方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成分（战略性认同的上限），而对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则会始终保持警惕态度，时时会提防香港（或西方国家利用香港）对自己进行政治“渗透”，甚至会想方设法对香港实行“反渗透”，逐步改变甚至同化香港的政治体制。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难免产生摩擦与冲突，其冲突的程度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二）两种战略选择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即战略性认同与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谁占主导，取决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大陆的内政，与大陆自身的战略走向密切相关。

1980年代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并重：不仅经济体制上淡化计划色彩、增强市场色彩，政治体制上也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并开始实行“党政分开”，探索建立权力分散与制衡体制。这实际上标志着大陆在全面借鉴西方国家的体制模式。如果按照这一改革思路一直走下去，那么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一种理解就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现实，双方的战略性认同会占据主导地位。

经历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大陆1990年代及其之后的改革思路有了重大变化，出现经济体制改革高歌猛进、政治体制确保“稳定”的显著特征：在经济上正式提出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尽管与西方还存在很大不同）；但在政治上不再强调“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与制衡，相反却出现党政重新合一、权力重新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尤为明显。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下，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二种理解更加接近现实，大陆与香港的战略性认同程度降低，而策略性宽容成为维系“一国两制”的主要方面。

（三）三次被挑战的根源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港、陆双方三次大的摩擦与冲突，即“一国两制”遇到的三次挑战，就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双方战略性认同的不足，而策略性认同又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

一是围绕《基本法》23条立法的冲突。香港民众认为批评大陆政治体制是言论自由与香港体制的一部分，部分人甚至会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对大陆进行政治“渗透”，试图影响、改变大陆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看来，这既是他们肩负的对国家的“使命”，也是确保香港政治体制长期不变的根本保障。而影响、改变大陆政治体制就会威胁大陆的政权安全，在大陆的政治语境中，等同于威胁大陆的“国家安全”，因此必须通过立法进行严格限制。

二是此次的“反修例”风波。此次风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司法体制的高度不信任，不仅担心修例之后港人在大陆的非政治违法行为在大陆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审判，更担心其可能会由于批评、反对大陆的政治体制而受到大陆的抓捕，也就是担心大陆的司法体制与政治管制“渗透”到香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修例”是反23条立法的延伸。

三是围绕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的矛盾。这一矛盾由来已久，也是此次“反修例”风波中香港“泛民派”的“五大诉求”之一。香港“泛民派”争取的是完全超脱于大陆掌控的、绝对自由的欧美式“双普选”。而大陆则担心这样选举出来的特首与立法会宽容甚至支持反对大陆政治体制的异见人士，使香港变成异见人士的天堂与“渗透”大陆的基地，威胁大陆的政治体制与政权安全，也就是大陆语境中的“国家安全”。因此，大陆对这样的普选坚决反对，只能接受有条件的、候选人符合自己确定的“爱国爱港”标准的“双普选”。

因此，香港回归以来陆、港双方的三次严重冲突，其基础都在于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缺乏战略性认同：一方面，港民对大陆政治体制高度不认同；另一方面，大陆当政者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政治体制也不认同，并没有借鉴西方政治体制推进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意愿，相反却对这种意图保持高度警惕。这就说明，无论邓小平本人讲话精神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前述第一种解读（大陆会借鉴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促进自身改革）都显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可能只是部分人的“一厢情愿”，而后一种解读则离现实更加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大陆1990年代后对改革思路的战略选择的自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双方摩擦与冲突程度的唯一可能，是双方的策略性宽容，即双方认清互相缺乏战略性认同这一事实，意识到试图强行改变对方可能会引发激烈冲突，因此转向自我克制，不去试图改变（至少不去强行改变）另一方。但遗憾的是，这种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也未能很好实现。几次冲突中（特别是后两次冲突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妥协，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此一来，“一国两制”遭遇严重现实挑战，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

（四）未来发展之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自然得出结论：“一国两制”未来能否平稳发展，首先取决于未来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能否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未来战略走向，取决于中国当政者未来对大陆道路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战略选择。如果战略性认同不能恢复或提高，那就只能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性宽容能否得到维持。如果双方既缺乏战略性认同，又不能维持策略性宽容，必然会导致冲突加剧，“一国两制”之路也会充满崎岖坎坷。

最后，笔者要特别说明，本文旨在对“一国两制”的实施基础、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进行事实分析，对陆港双方的选择不进行价值评判。

来源时间：2019/12/22   发布时间：2019/12/13

旧文章ID：20299

作者：耿直哥  来源：环球时报

　　今天（12月21日），《环球时报》2020年年会在北京举行。百余位来自国内外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的权威人士、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年会。
　　此次年会中的议题，也都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如香港的命运、台湾的统一、中美博弈和民粹全球化的问题等等。
　　这里，我们给各位奉上这次年会上最“火爆”的一场：2020年，是不是统一台湾的关键点。

　　对于这个话题，原南京军区副司令、中将王洪光的态度十分强烈。他也因此成为了这场议题中最焦点的一个人物。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中将王洪光

　　他说，2020年确实是关键阶段，并提出了他对2020年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台独势力”已经在岛内占了多数，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第二个判断是，大陆民众与台湾民众在统独问题上的意见背向而行，渐行渐远；第三个判断是，时不我待，再有5-10年，解放台湾、统一台湾的时候，将是两岸不可承受之重。
　　王洪光说，蔡英文讲动员年轻人“芒果干”（亡国感的谐音），就是这些年轻人已经把台湾作为国家来对待，且这个趋势越来越快、越来越急。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认为，这次台湾选举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台湾问题也比较严峻，对台湾民意“支持独立还是赞成统一”的调查，也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大陆敢不敢打，美国敢不敢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

　　他说，美国国会近年来通过多项涉台法案条款，2018年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台湾，2019年允许美国军队与台湾军队进行联合演习，前11个月美国军队9次通过台湾海峡。这些对中美关系颠覆性的破坏，中国必须要有反应。
　　但罗援也表示，台湾也有一个确定因素，即不管台湾哪个政党当选，绝对不敢公开宣布“台独”，因为敢宣布“台独”，就意味着它的死亡。“前段时间蔡英文说，统一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我跟了一句话，统一必须是台湾的唯一选项，而和平统一才未必是统一的唯一选项”。
　　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也表示，台湾明年的选举是台湾选举史上少有的一次，特别复杂、斗争特别激烈、变化特别无常。

▲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

　　他说，从目前的民调情况来看，蔡英文稍占优势，因为她现在在执政，可以动用公权力；此外，民进党内部比较抱团；第三，美国的因素、香港的因素，现在对她比较有利。但从造势情况来看，韩国瑜还是有希望的，冲击力、爆发力比较强。所以谁输谁赢，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但王在希表示，他个人的看法是，我们没必要太关注台湾选举谁输谁赢，因为最终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是大陆。连台湾民进党人士的研究分析报告也认为，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在大陆。所以什么时候解决台湾问题、用什么方式来统一，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实力、我们的决心以及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到位。从宏观来讲，国民党选胜了，两岸关系会缓和，但是统一的时间更长；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关系会紧张，但有可能加速统一的进程。
　　王在希尤其谈到，现在民进党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支持“港独分子”闹事，不断给大陆制造麻烦，这样最终将迫使大陆不得不下决心实现祖国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历史证明，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则认为，问题的重点其实是美国。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

　　他说，统一有两个路径，一个是稳定和平实现统一，另一个是动荡实现统一。哪个路径最终成为现实，一方面取决于台湾，另一方面和美国对台政策相关。他说，美国认为2020年蔡英文当选已成定局，所以预计明年美国对台政策会有大突破。
　　吴心伯进一步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目前正在发生变化。他说，如果中美之间能够维持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稳定共识与框架，台湾岛内的选择余地很有限，但现在美国正在动摇中美台湾问题的既定框架，也就是美国在中美竞争大格局下重新定义台湾的价值。
　　他指出，这届美国政府是中美建交以来对台湾支持力度最大的。美国现在在全方位——从法律、外交、经济安全方面，提升美台关系，这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而最危险的变化是美国试图突破两岸关系的底线，提升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针对这种变化该如何应对，吴心伯表示，如果蔡英文连任，工作重点并不在台湾，不要对蔡英文抱有希望，工作重点是针对美国。要明确美一旦挑战在台海问题形成的既定框架，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随着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转变，反制力度必须加强，这次危机的力度超过1995、1996年的危机。”
　　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认为，2020年是否是统一关键节点，要从“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三个矛盾中来看。

▲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

　　他说，首先要看中美关系在2020年是不是到了关键点。因为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明年是不是我们统一的关键点，要判断一下2020年中美关系，尤其是不仅台湾地区领导人明年选举，美国明年也是总统选举，美国国内政局变化会牵动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必将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这第二组矛盾中，戴旭认为主动权应该是操刀在我，我们是不是认为台湾统一已经到了关键点，应从国家利益、全局来考虑。
　　至于第三组矛盾，戴旭表示不应该把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对立起来，甚至割裂开来。军事与经济一样，都是促进台湾统一的方式与手段，我们没必要把武力统一想象得门槛这么高，或者看得这么严峻，也不要把台湾两党执政形势看得那么严峻。
　　“我们要冷静地分析，不管哪个党执政，要分析是不是有利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机会。”
　　另一方面，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志怀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当下在于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志怀

　　周志怀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统一前的问题，统一前要民主协商，协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性安排，然后从制度性安排过渡到台湾方案。
　　但他也指出，现在蔡英文当局在反和平操作，比如昨天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辩论的时候，提及签和平协议就要损失主权。他说，台湾方面要想清楚与我们谈判的资本实力和条件，这个黄金交叉点早已过去，因此台湾越和我们早谈，越好。
　　“他们如果可以拿出自己的方案，从议题设计到方案实施，做出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我想对台湾2300万老百姓是福祉很大的。”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落实“两制”的台湾方案，可现在确实没有看到具体的原则、和平协议。他说，这对大陆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统一之前必须做的工作，而且要从未来台湾年轻一代怎么看统一的问题，来分析两岸关系的走向，要注意台湾年轻人的情绪。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

　　孙哲还提示说，谈到台湾问题不能学术脱钩，对美国的判断要非常非常准确。他认为不能忽视美国国会对台湾通过的四个法律，但是现在大多解读远远不够。
　　至于来自台湾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则提出了来自台湾视角的观点。他认为两岸应该谈一些结束敌对到统一前的工作。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

　　张亚中说，“武统”是选择，但他担心美国把台湾当成中美关系的“武器”。他提示说，美国战略家不惜鼓动台湾跟大陆发生冲突，让台湾成为阿富汗，对美国来讲牺牲台湾有什么关系，可如果这样，中国就恰恰掉进美国的战略陷阱，他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
　　张亚中还尤其表示，他希望大家多思考一下统一前的工作，特别是大陆要有一个大论述，因为直接从敌对马上调到统一后，跨越太大了，跨越过程当中，台湾老百姓没办法跟大陆沟通。因此两岸要共同建筑统一大架构，再缩小。
　　在随后的探讨环节，对台立场强烈的王洪光，与认为应该通过沟通解决问题的张亚中展开了颇为激烈的争论。王洪光坚持认为统一时间紧迫，台湾很多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张亚中则坚持认为应该争取人心。
　　但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的观点得到了最多的掌声，他认为还是要坚持做群众工作。他还说共产党就是靠做群众工作起家的，如果做不好工作，我们其实应该检讨自己。

来源时间：2019/12/21   发布时间：2019/12/21

旧文章ID：20292

作者：  来源：新华社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晚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于美国、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美中两国市场和世界对此都作出了十分积极反应。美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争取尽快签署并予以落实。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当前国际环境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中美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和平和繁荣。
　　习近平强调，开展中美经贸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经济和现代技术把世界连成了一体，中美利益更加交融，双方在合作中会出现一些分歧。只要双方始终把握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主流，始终尊重对方国家尊严、主权、核心利益，就能够克服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我们对近一段时间来美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消极言行表示严重关切。这些做法干涉了中国内政、损害了中方利益，不利于双方互信合作。希望美方认真落实我们多次会晤和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高度关注和重视中方关切，防止两国关系和重要议程受到干扰。
　　特朗普表示，我期待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与你保持经常性沟通。我相信我们两国能够妥善处理分歧问题，美中两国关系能够保持顺利发展。
　　习近平表示，我愿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你保持联系，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各方要相向而行，保持对话缓和势头，这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来源时间：2019/12/21   发布时间：2019/12/21

旧文章ID：20291

作者：余智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FT 中文网》，2018 年 11 月 23 日）
　　即将于 11 月底举行的 G20 峰会上的中美领导人会晤，能否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瞩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为此次会晤进行了大量准备。美方宣称，中方对美方的诉求提供了长达 400 余项的正面答复清单，但在另外关键的 4-5 项上没有满足美国的要求。
　　根据媒体报道与推测，中方应允的美方诉求可能包括增加对美采购、降低国内市场壁垒（包括商品与服务进入壁垒）等，而没有答应的美方诉求可能包括取消产业政策特别是“中国制造 2025”中的补贴等。这一推测，符合今年上半年媒体报道的中方在中美谈判中关于退与守的一贯立场。
　　笔者认为：从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核心争端、维护国际经贸合理规则、维护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多重目标出发，中国政府都应调整对美谈判中退与守的选择，在经贸政策方面可大胆退让，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在美方的强买强卖要求上则应守住，不退让或尽量少退让。
　　一、从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核心争端的角度看
　　首先，美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核心关注与诉求，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从“增加交易”转向了“结构改革”。美国财长姆努钦在今年 5 月份就指出：尽管美方也希望中方增加对美国的商品采购（增加交易），但其关注重点是希望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结构改革，包括降低进口壁垒、降低出口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因为美方认为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美方相信，只要解决了“不公平贸易”，美国产品有足够竞争力，能够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就是说，美方的核心诉求不是短期的“治标”，而是长期的“治本”。
　　其次，中美过去历次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核心原因，在于中方提出的解决方案，重点在于“增加交易”，即扩大从美国的采购清单，而对于美方的“结构改革”诉求则回应不够：只回应了其中的降低进口壁垒部分（包括降低商品进口关税与服务业进入壁垒），而没有回应其缩减出口支持（特别是产业政策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部分。这在美方看来，是避重就轻、治标不治本，因此难以接受。为了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争端，中方应该直面美方的核心诉求。如果游走于外围，避重就轻，打“太极拳”，估计很难解决双方争端。
　　总之，既然美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核心原因在于中方经贸政策，那么为解决双方摩擦，中方最有效地回应就是进行经贸政策调整，而不必接受、或尽量少接受美方增加商品采购的要求，让美方“求仁得仁”，看看这样是否可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如果效果不理想，美方也没有理由再对中国进行指责。
　　二、从维护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角度看
　　世界贸易组织推行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即尽可能减少乃消除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干预：既要减少或消除政府在进口方面设置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也要减少或消除政府在出口方面提供的直接扶持（出口补贴）或间接扶持（生产补贴与研发补贴）。
　　首先，在进口方面，世贸组织给予了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允许其实施比发达国家更高的贸易保护，但这种优惠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贸易保护。今年中国几次宣布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并降低服务业外资进入壁垒，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一国强制它国购买自己产品的行为，明显属于政府干预贸易，完全不符合自由贸易的精神。因此，对于美国要求中国在某些行业必须购买美国产品的要求，中国完全有正当理由加以拒绝，或者象征性地、尽可能少地接受。是否进口、进口何种、进口多少美国产品，应该完全由中国企业自行决定，不能由政府强制规定。中国在以前的谈判中，在这方面屡次做出重大让步，是不必要的。
　　此外，中国前不久刚刚举行了进口博览会，而且承诺以后要长期办下去。这固然表达了中国愿意扩大进口与对外开放的意愿，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实际上并无必要，部分具体做法也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一国要想在进口方面促进自由贸易，降低或消除进口壁垒即可，没有必要举办进口博览会帮助外国促销。国际上没有其它国家举行进口博览会，这方面的创新也没有必要。从具体做法上看，中国此次进口博览会有预定进口额目标，很多地方政府与企业都是带着进口任务与指标去参加的，而且官方还宣布了今后进口博览会的进口目标额。这些都是计划经济做法，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也给自己增加了不必要的义务，是不可取的。
　　其次，在出口方面，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反对一切形式的补贴，并未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该协议规定的补贴不仅包括直接补贴（财政拨款），也包括各类间接补贴（政府控股、税收减免、价格支持、贷款支持或担保、原料提供或产品收购等）。直接以出口为对象的出口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红线）。产业补贴（包括生产与研发补贴）属于可诉补贴，如果具有专向性，并且补贴的产品出口国外（从而转化为实际上的出口补贴）、损害它国生产商利益，其它国家有权起诉并采取反补贴措施。因此，产业补贴并非属于一国内政，理应受国际经贸规则的约束。
　　中国中央政府并未提供直接出口补贴，但很多地方政府都有，应该集中清理、取消。至于产业补贴，则从中央到地方都广泛存在，根据国际经贸规则，理应大量削减。有人认为，西方国家也有产业补贴，因此中国的产业补贴无可厚非。但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产业补贴主要存在于农业与少量工业产业，而中国则存在于众多的工业产业，几乎无所不在，其覆盖面与补贴程度比西方国家高得多。
　　中国虽然难以完全取消产业补贴，但大范围、大幅度降低产业补贴，使其与西方国家的产业补贴相匹配，是可以做到的，有也利于降低西方国家的指责。同时，对西方国家的产业补贴，如果其违背世贸组织的非专向性原则，且其产品出口到中国、损害中国生产商利益，中国也可以对其实施反补贴措施。
　　三、从维护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以前在减少与取消各种直接与间接补贴方面不愿意做出让步，主要是基于促进出口与发展战略产业两方面的考虑。然而，这两方面的考虑都是欠周到的。
　　首先，长期依赖产业补贴甚至直接出口补贴来促进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导致了很多问题：贸易目标扭曲（为出口而出口、出口远超进口），贸易条件恶化（出口产品供给过多、出口价格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出口多、进口少导致国内供给不足、物价上涨），外汇储备风险增加（储备贬值风险），对外部市场依赖过高，贸易摩擦频繁，等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依赖补贴促进出口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补贴虽然有利于本国出口企业，但不利于本国消费者（减少国内供给、抬高国内价格），且政府要付出直接成本。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它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好处小于给消费者与政府带来的损失，因此它对国家总体利益的影响是负面的。
　　此外，中国前段时间为应对贸易摩擦，提高出口退税，并放任人民币贬值（无论有无主观动机），也是对出口的变相补贴支持，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这些措施是为了出口而出口，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使中国需要出口更多产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产品，对国家整体利益不利，是不可取的。
　　其次，长期依赖产业补贴的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 2025”），并未起 到很好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受补贴的行业与企业的很多问题：效率低下甚至虚假效率、产能过剩与对外倾销、不公平竞争（相对于其它行业与企业）、腐败（企业贿赂官员以获取补贴）与欺骗（企业骗取国家补贴），等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依赖补贴难以产生真正的竞争力，甚至可能产生虚假的竞争力。例如，中国曾经对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大量补贴，但这些行业的实际国际竞争力都不是很强，远远不及日本、美国。再例如，中国曾经对光伏产业提供大量补贴，造成产能过剩，倾销到欧美很多国家，占领了国际市场，貌似竞争力很强；但这是一种虚假竞争力，其利润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补贴；今年上半年，由于中美贸易战压力，中国政府取消了补贴，很多光伏企业利润立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所以它们联合起来向媒体与政府呼吁，要求国家恢复补贴，这就说明它们没有真正的竞争力。
　　所有这些都说明，依赖补贴来促进出口、促进战略产业的发展，对中国自身而言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国家总体利益。即使没有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中国自身也应进行调整：应大力减少政府对出口的刻意扶持，促进贸易自由化；并大力减少产业补贴，依靠市场化的措施（如普遍性减税），由企业自主发展战略产业。（参见笔者在《联合早报》对此问题的系列评论）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中应该调整退与守的选择，在以补贴为核心的经贸政策方面应大胆退让，而在美方的强买强卖要求上则应守住、不退让或少退让。 这不仅有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核心争端，也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并真正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作者余智为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20   发布时间：2019/12/19

旧文章ID：20298

作者：余智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 年 7 月 26 日）

　　7 月 6 日美国正式实施对第一批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的关税，中国随即进行同等程度的反制，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正式进入贸易战阶段。美国随后宣布，由于中方没有解决其合理关切，反而对其进行报复，将对更多的、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则称将采取质量型措施进行报复，并在世贸组织追加对美国的诉讼。这意味着贸易战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笔者认为：贸易战范围一旦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将加速增大，而且将显着大于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中国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贸易战的进一步扩大。
　　一、 贸易战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加速增大
　　一是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将加速增大。目前美方已经实施或即将实施的对价值5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首批 340 亿美元与第二批 160 亿美元）加征关税，占 2017年中国对美国总出口的 10%、对全球总出口的 2.2%左右。这些产品主要是“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的产品，集中于高科技领域，平均利润率相对较高，相关出口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部分吸收关税冲击。因此，第一波贸易战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冲击应该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如果贸易战扩大，美国对中国另外 2000 亿美元甚至 5000 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其规模相当于 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半甚至全部、对全球出口的 10% 甚至 20%以上。这会扩大到中国出口的主体，即很多利润率水平较低、甚至依赖政府的出口退税与生产补贴才有薄利或微利的普通产品。这些产品一旦被加征关税，很难通过降低利润来吸收关税冲击，难以在出口市场生存。因此，如果贸易战扩大，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不是简单的直线型增大，而是加速增大。简单而言，对 2000 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与对 500 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前者对出口与就业的冲击，可能不是后者的 4 倍，而是 6 倍甚至更大。
　　二是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将加速增大。如果贸易战扩大，中国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征税范围，其影响的产品将会从目前的汽车、飞机等扩大到很多中间产品，这将加大利用这些中间产品制造最终产品的进口下游企业的成本，甚至影响到部分不得不依靠美国中间产品进行生产的企业的正常运转。
　　三是对进出口之外的其它领域产生扩展效应。例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中间产品与辅助服务的上游企业将受到影响；在华投资、对美出口的外企将会受到影响，可能转移到其它国家或撤回本国，从而影响中国吸收外资及其带来的就业、技术溢出效应；中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将受到打击，进而引起股市、债市、外汇市场的动荡与危机。因此，贸易战扩大化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影响决不会局限于贸易领域，而会有一个扩展效即乘数效应。
　　贸易战一旦扩大，对中国的负面冲击会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冲击。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与依赖程度，因而美国可以对更多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从中拿出一部分补偿因中国加征关税而遭受损失的企业；其次，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美国出口企业，因而其在贸易战中的抗压能力也远低于美国企业。中国不应低估贸易战对自己的冲击、高估自己的反制措施对美国的杀伤力，否则将会产生严重战略误判。事实已经证明：“以战止战”并未成功，它导致的只是贸易战的扩大化。
　　二、 中国应尽力防止贸易战的扩大
　　中国政府在解决中美核心分歧上应做出更大努力，尽力防止贸易战的扩大。中国官媒的最近表态，将贸易战的责任完全推给美方，认为中方已经为避免贸易战做出了最大努力，而美方步步进逼、贪得无厌是导致贸易战爆发的根本原因。这种表态带有很浓的情绪色彩，不够冷静与客观。实际上，中方在降低中美分歧、防止贸易战扩大方面，可以做出更多努力。
　　一方面，中方在对外贸易与战略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方面可以做出更多努力。美方的核心诉求之一是：中国政府对出口与战略产业发展的人为支持（如各类直接与间接补贴），即非市场化举措，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不是简单地临时增加中国从美国的采购，而是消除问题的根源。这一认识有其合理性。
　　中方也应认识到：首先，过度依赖各类补贴的对外经贸与产业发展战略，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出口价格降低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受补贴的行业与企业效率低下甚至产生虚假效率，一窝蜂发展导致产能过剩与对外倾销，企业贿赂官员甚至欺骗政府获取补贴，等等。这些问题在光伏、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行业都非常突出。其次，一国对外经贸与产业发展战略，并非一国“内政”问题，而应受到国际规则如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制约，并考虑对其它国家的负面影响。
　　因此，中方在中美谈判中，不能将对外经贸与产业发展战略笼统地视为“不可谈判的底线”或“不可退让的核心利益”。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发展战略的具体手段与方式并不是。中国虽然难以取消已经公布的国家战略（如“中国制造 2025”），但可以采取务实措施，对其做出适当调整，改革其中不符合国际规范之处，调整其中对外部负面冲击过大的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政策措施支持战略产业发展，例如：将专向性的补贴改为普遍性的降税，使企业依靠自身财力而非政府补贴发展战略产业；采取国际通行做法，支持行业基础研究而不是企业具体生产。
　　另一方面，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可以做出更多努力。这是美方的另一核心诉求。中国应该认识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国际通行做法，也对优化中国自身的创新环境、鼓励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中方可以对自身做得明显不足的地方做出改进，如打击盗版、防止剽窃等。至于美方指责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问题，这是一个世贸组织没有明确规范、需要双边谈判协商解决的问题。对此中方已经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强制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但中外企业之间（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与外企之间）“以市场换技术”为基础的合作，到底算“强制”还是“自愿”，双方有很大争议。在目前氛围下，中方需要智慧来处理这一问题，在维护自身利益时注意适度妥协。

　　(作者为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20   发布时间：2019/12/19

旧文章ID：20297

作者：余智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 年 5 月 3 日，略有修改）
　　很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此次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首批产品，很多属于“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的战略产业。根据很多新闻报道，在非公开的中美沟通中，美方更直接要求中国取消 2025 计划中的补贴，但被中方断然拒绝。这些事实，让很多中国人士坚信美方打贸易战的真实目标不是为了缩小贸易逆差，而是打击中方战略产业发展，阻碍中国崛起。这也促使他们认为中方为了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不能有丝毫退让。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在战略产业发展问题上的对抗，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之争，更是经济发展模式之争，即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主导模式之争；中国应从经济发展模式上考虑这一问题，反思目前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
　　一、中美战略产业发展之争的本质是经济发展模式之争
　　其实，美方此次贸易战的打击目标直指中国 2025 计划中的战略产业，已由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3 月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宣示，并非什么秘密或阴谋。在美方看来，产业发展应该依赖市场机制而非政府主导或支持；中国以政府主导与支持方式（包括各种补贴）支持特定行业发展，对美国依赖市场机制发展的同类产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而美方必须坚决反对，通过征收额外关税对冲这一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与美方压制中方出口、降低美国贸易逆差的目标并不矛盾。
　　因此，中美在战略产业发展问题上的对峙，与贸易领域的出口补贴与反补贴之争，或者如美方所说的不公平贸易与公平贸易之争，是一脉相承的。从本质上看，这也是政府主导模式（中方）与市场主导模式（美方）之争。部分人士甚至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计划模式（中方）与私人资本主义模式（美方）之争。从中国国内来看，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也是近年在中国理论与实务界引起重大关注的产业政策存废之争，即以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与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为代表的关于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产业政策扶持部分战略产业发展的争论。这一争论，现在已经演变为国际争端。
　　二、中国应反思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
　　首先，应充分关注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与批评意见。支持政府主导模式与产业政策的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与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必要手段，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这些观点受到了学术界与实业界的广泛质疑与反对。持反对观点的人士认为，由于政府信息来源不可能比市场更充分、激励机制不可能比企业更灵活、决策机制不可能比企业更有效，政府主导及产业政策很难做到决策科学、效果理想；相反，它们容易造成受政府支持的行业与企业的效率低下（依赖政府造成）、得不偿失（收益小于补贴）、产能过剩（一窝蜂发展）、不公平竞争（相对于其它行业与企业）、腐败行为（企业为获得扶持而贿赂官员）等诸多问题；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就，应该归因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即政府对经济发展直接干预的放松，而非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的作用；那些发展得好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与企业，多数是依靠市场力量而非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些意见都非常中肯，其指出的问题也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值得中国政府关注。
　　其次，应充分考虑现有国际规范对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的约束。从总体上看，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不鼓励政府通过特殊措施支持特定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其《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此进行了详细规范。应该强调的是，该协议规定的补贴不仅包括直接补贴（财政拨款），也包括各类间接补贴（政府控股、税收减免、价格支持、贷款支持或担保、原料提供或产品收购等），涵盖了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各种形式。出口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红线）。其它补贴属于不鼓励的可诉性补贴（黄线），包括生产补贴与研发补贴（其中研发补贴最初属于合法即不可诉的绿线补贴）；如果这些补贴具有针对特定行业与企业的专向属性，并对它国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严重损害，受损国家有权实施反补贴措施进行反制。而且，过度使用政府支持与补贴，会使其它国家将本国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在它们对本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使本国处于不利地位。这正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频繁面临的问题。因此，中国在采取政府主导模式、制定产业政策支持战略产业发展时，必须考虑国际规范的约束，并注意对其它国家的负面影响及其反弹。
　　国际贸易领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指出，以补贴方式支持原本没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参与并赢得国际市场竞争，其成功条件有两个：（1）本国补贴可以强大到将外企赶出市场（否则，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同台竞争，看似两者都盈利，但本国企业盈利可能小于政府补贴，得不偿失）；（2）外国政府不报复，不同等补贴其企业或采取其它反制措施。问题是，如果（1）发生了，（2）还会发生吗？中国在制定战略产业发展计划时，就应该理解并预计到其它国家可能进行的反制，据此评估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而不是从阴谋论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20   发布时间：2019/12/19

旧文章ID：20296

作者：余智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 年 4 月 27 日，略有修改）
　　在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中，中国政府、官媒、部分学者和民众怒怼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压力，并表示要为了“国家利益”与美国不惜一战，甚至可以为此“不惜任何代价”。笔者认为，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中方应该冷静思考、准确界定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避免关于“国家利益”的几个认识误区。
　　第一，要正确区分“国家整体利益”与“特定群体利益”：国家利益是指国家整体利益，包括但不等于特定利益群体（例如企业）的利益。
　　主张与美国对打贸易战的观点，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一是希望“以战止战”，迫使美方放弃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保护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害；二是拒绝满足美方提出的中国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开放与进口的要求，保护中国国内生产企业的利益。但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中不仅包括企业利益，还包括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政府收入与支出），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不等于保护国家整体利益。
　　在出口方面，如果本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生产补贴、出口退税、本币币值对外低估等措施支持的（像中国过去与现在这样），虽然这样有利于本国出口企业，但不利于本国消费者（减少国内供给、抬高国内价格），且政府要付出直接成本。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这样造成的消费者与政府损失比企业获益更大，因而对国家总体利益的影响是负面的。其核心原因是这样做会恶化本国贸易条件，并且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在进口方面，无论是平时还是打贸易战，通过高关税或其它措施保护国内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压力，虽然从短期看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但会直接抬高国内消费者价格，降低消费者的消费，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影响也可能为负。而且这样做还会扭曲资源配置，弱化企业自身竞争力，进一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
　　第二，要正确看待“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要克服“零和游戏”思维，不要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截然对立、认为他国要求必然损害本国利益。
　　与美国争锋相对打贸易战的前提是：中方以往对外经贸战略无需做任何调整，中美贸易摩擦是“零和博弈”，美方的诉求一定损害中方的根本利益。如果这一前提不成立或有问题，以战对战就不是最佳选择。实际上，中方以长期、大规模的生产补贴、出口退税、本币低估为支撑的出口促进战略，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同时，造成了贸易目标扭曲、贸易条件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外汇储备风险增加、对外部市场依赖过高、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等诸多问题，已经弊大于利，迫切需要调整。
　　美方并非声称一定要打贸易战，其诉求是缩减中美贸易顺差，要么是缩减中方出口，要么是增加中方进口，扩大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这一要求，从短期看可能影响中方出口企业的销售与就业，增加中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但从根本上看，这一要求与中国应有的战略调整的方向是一致的，有利于中国消费者的利益；而且，扩大本国市场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从长期看有助于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不是“零和博弈”，并非美国的诉求中国就必须反对。中国的正确选择不是与美国争锋相对地打贸易战，而是以压力为动力，加速实行战略转型与扩大开放，尽力避免或减轻贸易战。
　　第三，要正确看待“自身获益”与“杀伤敌方”：应该将前者而不是后者确定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部分中方人士主张与美国打贸易战，其依据是“真打起开，美国的损失比我们更大”。姑且不讨论这一论点是否正确：实际上，由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且中方出口企业比美方出口企业利润率低、回旋余地小，如果双方真打起来，肯定是对中国的直接冲击比对美国的大。就算美国损失比中国损失大，中国就应该坚决打么？中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追求“自身获益”，而不是“杀伤敌方”。中方应关注自身能否获益，而不是谁的损失更大。否则，与“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的思维模式没有本质区别。
　　第四，要正确估算“利益”与“代价”：应该追求纯收益（收益与代价之差）最大化，不能“不惜任何代价”打贸易战。
　　最近，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声称，为了“国家与人民利益”，可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坚决奉陪美方打贸易战。但愿这只是中国官方口头表态，而不是真实计划。如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就不是真正扞卫“国家与人民利益”了。这是因为，贸易战的“代价”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包括出口企业的近期出口、就业与国内消费者的福利。如果代价大于收益，这仗就不值得打。中国的目标是应该是纯收益（收益与代价之差）最大化，而不是“面子”最大化。
　　第五，要注意策略、理性应对，懂得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部分中方人士指出，美方此次加征关税的产品很多属于“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的战略产业，其打贸易战的真实目标不是为了缩小贸易赤字，而是打击中方战略产业，阻碍中国崛起，因此中方必须坚决应战。其实，美方的战略打击目标已经由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公开宣示了，并非什么秘密。问题是：事实证明，中方对战略产业发展的补贴，并未起到很好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受补贴的行业与企业的很多问题：效率低下（依赖补贴）、得不偿失（补贴小于收益）、产能过剩（一窝蜂发展与对外倾销）、不公平竞争（相对于其它行业与企业）、腐败（企业贿赂官员以获取补贴）与欺骗（企业骗取国家补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依赖补贴难以产生真正的竞争力，甚至可能产生虚假的竞争力。例如，中国曾经对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大量补贴，但这些行业的实际国际竞争力都不是很强，远远比不上日本、美国。再例如，中国曾经对光伏产业提供大量补贴，造成产能过剩，倾销到欧美很多国家，占领了国际市场，貌似竞争力很强；但这是一种虚假竞争力，其利润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补贴；现在政府在取消其补贴，这些企业利润立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所以前不久他们联合起来向媒体与政府呼吁，要求国家恢复补贴，这就说明它们没有真正的竞争力。
　　同时，即使政府补贴对战略产业发展有一定效果，如果对外国产生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外国政府征税加以反制，那么本国政府的补贴就被外国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拿走了，而且其出口的税后价格提高，也会丧失原有的价格竞争力，对本国来说也是不划算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本国也应该审时度势，理性应对，适当降低或取消补贴，以避免激化矛盾、得不偿失。
　　当然，部分中方人士也许认为，中方的高调应战只是为了威慑美方、“以战止战”，并非真实计划。这种思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应该看到，美方对华贸易长期大幅逆差，国内民族主义压力很大，反战声音不足，政府内部温和派失势、鹰派占绝对上风，特朗普本人施政比较强悍，加上美方已经与朝鲜建立直接联系、在朝核问题上对华依赖降低。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特朗普政府如果不能在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可能不会因中方的反制而轻易罢手。如果中方不能在美方诉求上做出正面回应，而仅仅以强硬、对等措施反击美国，可能难以达到“以战止战”目的，而最终导致贸易战的扩大，那样对中国是不利的。
　　总之，中方有必要避免过热的民族情绪，冷静思考、准确界定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努力避免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误区，做出真正符合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决策。当然，同样的建议，也可以送给美方。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20   发布时间：2019/12/19

旧文章ID：20295

作者：余智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 年 4 月 16 日，略有修改)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以强硬、对等措施反击美国,可以达到“以战止战”、吓阻美方实施贸易战的效果。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本人认为:以强硬、对等措施反击美国,难以达到“以战止战”目的,而且容易导致擦枪走火,导致贸易战的真正发生甚至扩大。这是由于,美国国内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如果不能在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会因中方的反制而轻易罢手。
　　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美国国内强大的民意压力。美国对华贸易长期大幅逆差,2017 年贸易总逆差中更有近 2/3 来自中国,创下新高。无论中方对此有多少理由加以解释,这个数字都很刺眼。现在美国国内民族情绪非常高,很多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的企业,销售、利润下降甚至破产倒闭,其雇主与雇员都将怨气撒到了中国头上。其所在行业的行业协会、工会组织等,纷纷对美国政府与国会进行游说,从而对美国政府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民意压力。美国国会绝大多数议员(包括少数党议员)也都主张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
　　第二,美国政府内部鹰派占绝对上风。美国政府内部主张自由贸易与国际合作的温和派(包括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已经纷纷去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对华政策决定方面失势。而主张对华强硬的“鹰派”(如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等)则占绝对上风,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起主导作用。
　　第三,特朗普本人的施政风格。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 Rodney Ludema认为:特朗普在做出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决定前,肯定已经考虑到了中方的反制;但他仍然坚持做出这一决定,也就意味着他愿意承担中方反制可能给美国以及他本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高于美方对中国出口依存度的弱点。此外,特朗普施政风格强悍,在他长期明确坚持的解决对华贸易逆差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可能不会轻易做出改变。
　　第四,美国国内反对贸易战声音不足。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贸易战政策的主要是三类群体。一是部分坚持自由贸易与多边合作的经济学界人士。他们难以影响民意与选情,因此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实际影响不大。二是从中国廉价出口中获益的消费者。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由于单个消费者获益不高,且中国产品容易被替代,因此基本上会袖手旁观,不会积极组织起来游说政府。三是中国贸易报复措施涉及的行业(农业、汽车、飞机等)中利益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主与雇员。他们当然会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反对贸易战。这也是中国政府以及很多中国学者的期待。然而,特朗普政府可以将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税收,拿出一部分补偿给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例如前一段时间花巨资补贴美国农民),从而化解他们的反对。
　　第五,美方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依赖降低。经过韩国的牵线搭桥,美方已经与朝鲜建立直接联系,双方在 5 月底进行了首脑会晤。尽管中国目前还是朝鲜的最大援助国,对半岛事务还有重大影响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于两次访问了中国,但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性已经大大降低。因此,美方可能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放手相搏,不太顾忌其对朝核问题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如果中方不能在美方的核心关切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做出重大正面回应,而仅仅以强硬、对等措施反击美国,难以达到“以战止战”目的,反而会导致贸易战的扩大。
　　贸易战将对中方出口、经济增长、就业会带来巨大冲击。虽然中方需要调整自身的出口导向战略,但这一调整需要时间,步伐不能太快。由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较高,且很多出口企业利润率低、回旋余地小,贸易战短期内将严重冲击中方出口、经济增长、就业,这是中方难以承受的。中方的着眼点,不应该是贸易战对美方的杀伤力,而应该是其对自己的伤害。
　　因此,中方在外交表态上虽然可以坚持“对等回击、以战止战”的基本宣示,但在私底下,应抓紧研究美方提出的降低贸易顺差的具体诉求,在中美磋商中做出适度正面回应,争取避免贸易战扩大。
　　(作者为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20   发布时间：2019/12/19

旧文章ID：20294

作者：余智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 年 3 月 28 日，略有修改)

　　中美贸易战 7 月份正式开打,目前有进一步恶化趋势。笔者认为: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正确策略,不是与对方争锋相对地打贸易战,而是借此机会,将外部压力转换为内在动力,果断实行战略转型,调整“出口促进战略”,积极扩大内需,这样做更符合中方的自身利益。
　　一、 中国发展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中国目前的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事实上的外向型“出口促进战略”(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宣布甚至否认实行了这一战略)。其主要政策措施是通过长期、大范围的生产补贴与出口补贴(直接或间接),以及人民币币值的低估(人民币对美元的币值长期、大幅度低于其购买力平价),来压低出口价格,支持出口。这一战略取得了显着效果,在带动中国经济与就业增长的同时,使中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
　　但外向型“出口促进战略”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长期、过度执行,也给中国自身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出口而出口,没有达到出口的根本目的即进口与消费,外贸目标扭曲;出口产品供给过多,相对于进口产品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多而进口少,国内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升,通胀压力增大;外汇储备无论用于购买外国国债或者其它金融产品,都面临较大市场波动与外币贬值风险。特别是,这一战略造成了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中国前些年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占 GDP 比重)为 15-30%,远高于美国与日本等大国 7%-15%左右的水平。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例如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其它国家需求缩减,以及今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制裁影响外部需求),很容易对本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从中国贸易伙伴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外向型“出口促进战略”的长期、过度实施,也对它们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导致了严重的贸易摩擦。部分国家如美国从中国进口过多,对其国内企业的发展乃至生存造成了严重冲击,从而影响了其企业主与雇员的利益。这些国家单个企业主及其雇员受到的损害,会远远高于单个消费者获得的收益。因此,企业主与雇员会比普通消费者有更强的动机去游说政府,反对中国的廉价出口。中国政府与官媒一直努力宣传外国消费者从中国廉价出口得到的好处,但外国政府却并不领情,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原因即在于此。
　　无论从对内还是对外的角度来讲,中国都应该实现战略转型,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转向积极扩大内需。
　　二、中国发展战略调整的具体对策
　　调整“出口促进战略”,可以采取临时性的“自愿出口限制”或扩大进口。但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出口促进政策措施,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出口继续增加的深层动因。
　　从根本上调整“出口促进战略”,需要改变这一战略的两大政策工具,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并逐步缩减各种生产补贴与出口补贴(直接与间接)。首先,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既可使人民币汇率反映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状况,也可使其有效发挥调节贸易顺差的作用。其次,生产补贴虽不像直接出口补贴那样,属于世贸组织直接禁止的“踩红线”政策,但属于其“不鼓励”的“踩黄线”政策;对特定行业进行大规模生产补贴的产业政策,也容易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政府操控经济发展,导致本国被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在他国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中处于不利地位。
　　地方政府的直接出口补贴,违背 WTO 的规定,应该明令取消。间接出口补贴即出口退税,也可以逐步缩减。出口补贴虽然有利于本国出口企业,但不利于本国消费者(减少国内供给、抬高国内价格),且政府要付出直接成本。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出口补贴对国家总体利益的影响是负面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采用出口补贴,并非是基于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而是 出口商游说政府保护其利益的结果。因此,并非其它国家采用这一政策,中国也应该采用。从外贸顺差过大的现实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考虑,中国政府应逐步缩减生产补贴与出口补贴,促使企业依靠自身能力与优势、而不是政府补贴的支撑进行出口。
　　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缩减生产补贴与出口补贴,这两个政策措施应同方向使用、形成合力,而不应该像前几年那样反方向使用(在人民币升值时扩大出口退税,或者在缩减出口退税时推动人民币贬值),使其效果互相抵消。
　　“出口促进战略”的调整给中国出口企业的销售、就业带来负面的冲击,应该也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首先,中国目前部分出口行业的国内需求看似饱和,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过多,导致国内供给较少、价格太高,消费需求不足;如果减少出口,增加国内供给,降低价格,仍然有很大的内需增长空间。其次,即使部分出口行业的内需达到了饱和,政府也可以通过适当政策,引导这些行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其它行业转移。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即使以发达国家目前的发展状态与水平为参照,中国 国内经济增长点也很多,扩大内需的空间也很大。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20   发布时间：2019/12/19

旧文章ID：2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