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虎潇秋  来源：洛杉矶华人资讯

　　川普上台本身就充满戏剧性
　　而昨天晚上
　　美国政治舞台上
　　更加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
　　1、川普遭弹劾 美国史上第三！
　　昨天，美国当地时间12月18日本周三，美国总统川普任职两年八个月惨遭弹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此待遇的总统！

　　前两位分别是1868年第17任总统Andrew Johnson安德鲁·约翰逊，和1998年第42任总统Bill Clinton比尔·克林顿。
　　据美国宪法，唯一有权发起弹劾的正是众议院，而唯一有权最终审判弹劾的是参议院。
　　触犯下列三宗罪之一即可被弹劾：
　　①叛国；
　　②贿赂；
　　③其他重罪和轻罪（other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此前被弹劾的总统前辈们也都是在第三条“其他重罪和轻罪”上中招
　　经过马拉松般的辩论陈述，众议员决定行使宪法权力，投票向现任总统川普就针对其在乌克兰电话门事件发起弹劾(Articles of impeachment)：
　　230票 vs 197票——通过“滥用总统职权Abuse of power”
　　229票 vs 198票——通过“妨碍国会调查Obstruction of Congress”

　　目前川普仍是总统，弹劾会否胎死参议院呢？
　　真正定生死的是2020年1月参议院的审判。
　　不过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因为弹劾真的被罢免。
　　2、弹劾川普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任命弹劾经理
　　牵头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接下来要选出弹劾经理(impeachment managers)备战，但她也表示“只有看到参议院进一步动作才能任命，希望这一过程很快”。

　　之后便可以在2020年1月参议院审判中继续狙击川普，提起公诉。
　　目前来看主要候选人有：
　　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
　　司法机构主席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
　　密歇根州独立人士贾斯汀·阿玛什（Justin Amash）。

　　移交参议院
　　预计短期内就会由众议员移交参议院。
　　顺利的话，2020年1月进入审理环节。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已明确表示希望直接驳回…
　　什么情况下川普真的会被罢免：
　　需要三分之二参议员认定他有罪，不过目前参议院有53名共和党、45名民主党、2名无党派。
　　其中共和党高层已经公开表示希望无罪结案，所以川普应该不用太揪心被赶出白宫。
　　如果川普真下台了，会发生什么？
　　万一真的重大黑天鹅事件，川普猝然终止总统生涯，副总统彭斯将立刻自动继任，再任命一位得到参众两院多数支持的新副总统。
　　彭斯继而也有权在后两届大选中谋求连任。
　　弹劾是徒劳吗？
　　无论能否真的把川普拉下台，此次弹劾都能让他在未来行事中多加权衡。
　　川普本人驳此这一指控，还用“猎巫”和“私刑”谴责民主党的作为。
　　同时也激发了川普死忠支持者的“护主”情绪。
　　不过根据最新民调，多数美国人甚至认为弹劾反倒有助川普的选情，更加紧密团结内部支持力量，有助得票率。
　　3、弹劾为哪般？
　　主要还是集中在长期以来沸沸扬扬的乌克兰电话门事件，相关报告长达300页。
　　7月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会议中，川普扣下3.9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要求对方调查前副总统拜登及次子，企图对2020大选进行干预，还透露了某些机密情报，施压多达8次。
　　此举被弹劾力量认为“背叛国家安全和选举公正”。
　　川普承认提到过拜登次子，但否认其中有不当行为，并称这是政治迫害。

　　就算“滥用总统职权Abuse of power”(涉及扣押美国对外援助，迫使对方调查政治对手)的罪名悬而未决，但目前看来“妨碍国会调查Obstruction of Congress”算是证据确凿的。
　　4、川普：“我真的不觉得自己被弹劾了”
　　弹劾投票时，川普正参加密歇根州Battle Creek“圣诞快乐”竞选集会，集会中他还打趣说道：“顺便说一句，我真的不觉得自己被弹劾了"。
　　谁知牵头集会的前共和党独立的众议员贾斯汀·阿玛什（Justin Amash）反手投了弹劾票。

　　号称“推特治国”的川普，第一时间发的推是：
　　“事实上，他们不是在我身后(盯着我)，他们是在你们身后(盯着你们)。我只是在路上。”

　　名字也卷入弹劾案件的拜登也发推：
　　“川普总统滥用权力，违反宣誓就职，出卖了我们的国家。对我国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但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人能超越法律，甚至总统都不能超越法律。”

　　虽然川普直接被拉下台的概率不占大面，但这样闹一场无疑也是很添堵了…
　　还耗费整体团队的时间和精力。
　　虽然活动现场一派云淡风轻运筹帷幄，但从言辞激烈口述给佩洛西的信件，和据传打电话给同事泄愤谋划应对参议员审判。
　　最近估计其实没少骂街…
　　活动中也直言弹劾对他而言是
　　“给自己烙上了永远的耻辱印记”
　　你觉得大选之前这节骨眼上，
　　弹劾究竟是搞臭川普，还是炒热川普了呢？

来源时间：2019/12/20   发布时间：2019/12/20

旧文章ID：20288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本次调查于2019年9月16日至29日进行，调查对象是6878名美国成年人。调查主要结果如下：
　　收入和政治立场影响对经济的看法
　　就业和工资（48%）是影响美国人评估经济表现的最重要因素，而后是就业机会（45%）、医疗费用（43%）、消费品和食品价格（37%）、国家税收制度（36%）和联邦预算赤字（32%）、房地产价格（27%）、股市表现（25%）、所在地区天然气价格（23%）。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很好（10%）或良好（46%），约五分之二的人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仅仅是公平的（35%）或糟糕的（8%）。其中，75%的共和党人以及倾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认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仅41%的民主党人以及倾民主党的独立人士持这种观点。
　　在党派内部，收入影响着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共和党中，约89%的高收入者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持积极态度，约57%的低收入者持相同看法；民主党中，55%的高收入者对当前经济持积极态度，只有34%的低收入者持同样看法。
　　关于经济是否对个人及家庭有利的问题，党派之间也分歧。42%的共和党人认为经济形势对个人及家庭有利，只有23%的民主党人这么认为。相反，57%的民主党人认为经济正在伤害个人及家庭的利益，32%的共和党人持同样观点。
　　展望未来，约一半（48%）人表示，预计一年后的经济状况与现在大致相同，约三分之一（32%）的人认为经济会更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经济会更好。

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美国的经济状况仅有利于富人

　　多数人认为当前经济只对富人有利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目前经济对富人有利，对贫困人口和中产阶级有害。约七成的人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对富人有很大（53%）或很小（16%）的帮助，仅10%的人认为损害了富人的利益，19%的人认为无功也无过。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给其他几个关键人口群体带来好处。58%的人认为当前经济状况对中产阶级不利，32%认为有利；64%的人认为当前经济状况对贫困人口不利，27%认为有利。此外，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经济有损老年人（62%）和年轻人（61%）的利益。

多数受访者认为生活不够舒适

　　多数人认为生活不够舒适
　　大多数受访者不认为自己“过得舒服”。29%的人表示生活舒适；41%表示除去基本开支，还能应付一点额外开支；22%只能满足基本开支；7%甚至连基本开支都不够。在高收入者中，72%的人认为生活舒适。相比之下，28%的中等收入者和8%的低收入者持同样看法。
　　此外，与黑人（11%）或西班牙语裔（20%）美国人相比，白人（35%）更有可能认为生活舒适。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过得舒服的比例是18至29岁美国人的两倍（45%对22%）。
　　对许多受访者来说，经济上的担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约45%的人称，每天或几乎每天都在担心能否为退休攒够钱。相当一部分人几乎每天或更频繁地为支付账单（41%）、债务数额（41%）、自己及家人的医疗费用（39%）而担忧，25%的人经常担心失业。
　　约五成（52%）的受访者有信用卡债务，约四成有汽车贷款，约三分之二（29%）有医疗债务，约四分之一（23%）有助学贷款债务。其中，低收入者（42%）比中等收入者（28%）或高收入者（10%）更有可能背负医疗债务。
　　本文编译自皮尤研究中心网站文章Most Americans Say the Current Economy Is Helping the Rich, Hurting the Poor and Middle Class。

来源时间：2019/12/18   发布时间：2019/12/18

旧文章ID：20287

作者：周力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12月10日至11日，由光大证券举办的2020年度“新经济 新平衡”策略会在沪成功举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周力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原标题为《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重要问题》以下为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很高兴应邀参加今天的会议，与大家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刚才听了几位演讲，受益匪浅，学到不少东西。

　　大家都注意到，当今世界局势发展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每天都有大量的消息涌进来，每天都有各种评论产生出来，相应地，大家也会作出一些预测和猜测，比如近期局势的走向会如何发展，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等等。总之，引起人们普遍焦虑和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常常是一件事还没有说完，马上又有几件事出现在眼前，因而作出的反应往往是即兴的，容不得你细想。
　　我想着重谈四个问题。一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及总体看法，二是贸易战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三是贸易战的下一步演进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四是如何应对挑战。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及总体看法
　　1、大国对抗，成为短期内难以消除的重要现象。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政策，首先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不断有针对性地向他认为妨碍美国发展的国家发出威胁、漫骂、恐吓，并采取欺骗、制裁及各种极限施压措施，以达到美国在未来世界上要处处占据绝对优势的预期目标。美国对中国，现在主要是打贸易战，但已经在外交、科技、金融、教育等各个领域逐步地全面展开。美国对俄罗斯，则主要是逼迫她同美搞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抢夺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市场份额。总之都是进行战略围堵，强力压缩中俄两国在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
　　对欧盟特别是对法德两国，以及对日本加拿大等西方世界的盟友，特朗普也是说骂就骂，能卡就卡。美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双方在贸易、航空、气候变化、伊朗核、欧洲防务等问题上针锋相对。美欧同盟渐行渐远。
　　2、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频发多发。2018年和2019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陆续出现民众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混乱局面。这些活动的起因和动机不一，但都显露出爆发突然、规模大、暴力化、危及社会治安且持续时间长等等倾向。智利甚至不得不取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国际社会一大难堪。起因不过是政府宣布上涨地铁票价。网络助推，外部干涉，加剧了动荡局面。在莫斯科和香港，美使领馆人员更是亲自上阵，直接参与指挥暴力活动，并有大量资金通过非政府组织流入暴徒的手中。
　　3、民粹主义浪潮在全球加速蔓延。由于贫富分化愈加严重，深层次的不公加剧了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与对立，普通民众看不到未来，社会上反建制（即反当权派，有左有右）、反主流、仇外、仇富心态十分强烈，直接表现为“左派更左、右派更右”。民粹力量（反建制派）在英国、意大利、波兰等近20国上台执政。有些新政权内部，利益集团纷争更加激烈，新老力量博弈加剧紧张局势，为外部势力插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特朗普动辄向贸易伙伴挥动关税大棒，导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持续走低，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一降再降。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上台，助推“无协议脱欧”，也削弱了全球资本和投资的信心。
　　4、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目前世界经济处在新旧动能的换挡期，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但仍未出现成规模的经济新增长点。全球90%的经济体增速放缓。各主要经济体陷入“存量博弈”，跨国公司被迫考虑建立双重供应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5年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今年10月的报告又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期降至3%，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新低。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报告将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预期，从2.6%大幅下调至1.2%，为2009年以来最低。
　　5、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暗流涌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全球治理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远远落后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供应链”与“需求链”不相匹配的差距越拉越大。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与同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二是中国崛起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整体跃升势不可挡，与美国不遗余力占据各类物质财富生产和研发的制高点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三是发达国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使防范、发展与安全成为相互撕扯的难题。四是美等西方国家深陷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无力通过解决内部问题来激发活力，只能把内部治理不善归咎于全球化，到外部寻找宣泄口和替罪羊。
　　二、贸易战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1、今天美国对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发起的贸易战，已经不是一般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推行居高临下赤裸裸遏制政策的鲜明体现。特朗普推倒作为世贸组织基础与核心的自由贸易和多边规则体系，反复加征高额关税限制进口，并采取一系列非关税壁垒措施，打乱了多年形成的国际分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周转链，激化了现阶段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以及各个环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了有关方对市场、对市场准入和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也加剧了有关方对产品的生产权、研发权和销售权的限制，当然还有为围绕赢得购买权和消费权而展开的斗争。市场规律被人为地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作为美国大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居然扮演着市场经济掘墓人的角色。
　　2、5G技术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先导领域，将拉动国家和社会实现全面移动化、数字化，推动科技进步更快发展。5G时代的应用范围不仅适用于人口覆盖，而且适用国土及资源的覆盖，将实现人和物的全空间连接。未来地面5G网络将和卫星通信网络逐步融合发展，构建起天地一体化的信息网络。这是5G技术对推动现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意义所在。5G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对各国市场都会产生巨大的需求，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刺激因素，还涉及到未来全球5G设备供应链的形成与发展。也正因为如此，5G技术成为美国同中国打贸易战的又一个战场。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将华为公司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实体名单”，随后又在这个名单上增加了46家华为子公司。特朗普一直在努力做西方盟友国家的工作，要求他们加强“看齐意识”，在5G问题上同美国保持理念、政策与行动上的高度一致。现在，澳大利亚明确表示不接受华为的5G技术。法国态度有保留。也有国家如葡萄牙，就是在蓬佩奥专门赴里斯本要求禁止与华为合作的情况下，当场明确表示不会排除中国公司为其下一代5G网络提供技术。近日又有消息称，美国将禁止华为用美元进行交易，如有即将被冻结其相关资产。就制裁力度而言，应该说这是美国最具杀伤性的制裁武器。
　　3、“长臂管辖”的影响。“长臂管辖”是美国为实现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以国内法域外适用为手段，实施对外胁迫、干预的单边主义行径。“长臂管辖”的直接意义，是通过美国控制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SWIFT系统（国家间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用美元进行清算的一个通道），对所有不按美国意志，同美国反对做贸易、投资的那些国家有美元业务结算往来的国家进行制裁，即冻结这些国家在美国的全部银行存款及业务。“长臂管辖”最直接的应用，就反映在伊朗石油出口问题上。美国意欲全面封杀伊朗出口石油，但伊朗的石油出口又关系到不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结果是，在遵守“长臂管辖”禁令还是冒险购买伊朗石油这一问题上，很多国家事实上不得不做出妥协。
　　因此，建立起能独立于SWIFT系统之外的固定结算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反对单边主义的一项重要课题。目前，许多产油国和石油输入国，都已经宣布在石油贸易中减少美元结算。“去美元化”从呼吁逐渐变成为现实，成为趋势。2018年，中国正式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中俄签署了本币结算过渡协议。人民币已经被许多国家接受用于贸易结算的基础货币。英法德三国于2019年1月31日宣布启动用欧元结算的贸易结算支持机制“INSTEX”。这些举措，对于抑制美元霸权、对于规避美元的“长臂管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未来肯定要有更多的大宗商品加入本币结算的队伍。但客观地说，人民币也好，欧元也好，在较长时期内，还不可能强大到美元那样，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4、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2019年8月5日，美方根据《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授权和特朗普授意，决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洽，削减中国通过操纵汇率获得的不公平竞争优势。美方将我列为“汇率操纵国”，完全属于政治操弄。美方据此可对我采取更多制裁措施，包括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等等。还可能在多边领域对我形成影响，对世贸组织改革和涉华贸易争端诉讼产生连锁反应等。
　　5、强化对外资进入的审查。自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制定新法律或修订原有法律，收紧本国对外资安全的审查机制。英国、法国也正对外资审查做内部评估。针对我的一面突出。一是审查范围扩大，门槛降低。凡涉及高新技术行业和关键性基础设施等投资，一律纳入审查范围。特别是美国，将审查范围扩大到27个领域，包括涉美敏感设施、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信息等。欧盟将基础设施领域、关键技术和敏感信息纳入审查范围，基本实现对我“中国制造2025”规划内的产业全覆盖。澳大利亚将外资收购农场、大数据产业等作为“敏感资产”交易加以监管。日本将电信、半导体等20个产业纳入审批清单。二是审查政治化趋势明显。美国紧盯由政府主导、有国有资产背景的交易项目。欧盟细化受政府控制投资的认定标准，尤其强调政府补贴及所谓政党介入企业决策过程等因素。澳大利亚和英国等也将有政府背景或受政府资助的投资者视为重点审查对象。
　　以上特点说明，美西方在战略上加大对我遏制的力度，战术上不择手段对我打压，企图将我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以求维护其经贸秩序主导权和科技制高点。
　　6、对贸易战产生的心理影响、心理暗示不可小视。全世界对特朗普要同中国打贸易战的做法都很关注。说什么的都有，有赞成有反对。但每当特朗普宣布要加征关税或者对某国宣布制裁时，美国股市以及中国股市都会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这说明，市场对人为的干预是很敏感和脆弱的。
　　三、贸易战的下一步演进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战，是早有准备。从他竞选总统时就多次宣称，中国占了美国很多便宜，中国同美国的贸易是不公平的，等等，必须对中国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不能让中国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发展。从个人经历看，特朗普在缩减贸易逆差、“反全球化”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上台半年（2017年8月）即启动“301调查”，之后便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此后在加税还是暂缓、谈判还是搁置、阶段性协议还是全面协议之间来回兜转，中间给你很多迷惑，但实质是在加征和制裁的路上不断向前走。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就是特朗普在把如何借同中国谈判为他2020年11月大选连任加分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心中要有数。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即便达成了协议，他也随时可以推翻。
　　2、中美建交40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美国对华态度历经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全面接触中国，推动中国融入世界；二是对华开展选择性合作，同时拉拢盟友规制中国；三是不再谈伙伴关系，而是突出竞争对抗。当前美国政府、两党还有所谓的战略界等等，对中国是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已经达成跨党派、跨界别的共识。不管是鹰派、中间派还是鸽派，都主张改造美中关系，将对华政策推向强硬再强硬，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前几天来华出席会议的美国前高官说，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反映了特朗普本人的看法，美共和、民主两党和普通民众对华观点和立场非常相似，都认为美中关系需要重新调整。
　　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了《2019周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中的所有工具同中国展开全面打压。美国国会随后通过涉藏法案。2019年参众两院又相继通过涉台、涉港、涉疆法案，加大对我施压，粗暴干涉我内政。美国会还推动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华为的禁令，限制中美科技人文交流。对华强硬，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即使民主党人当政，也会支持对美中关系作出必要的改变，而且他们在意识形态、人权等议题上，对华进攻性更为突出。商界心态矛盾，不赞成特朗普加征关税，怕过度施压伤及自身，但内心又希望借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打压中国获利。
　　3、支撑美国推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基础，至少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对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构成强大压力和挑战，当前尤为不能容忍中国的发展愈加接近美国，必须加以强力遏制，首先从经贸、科技、人才等方面为中国的下步发展设置各种障碍，以确保中国无法超越美国。中美实力越接近，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就会更猛烈。二是出于社会制度的本能，即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不能容忍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和平发展模式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和制度形成强烈的冲击，不能容忍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2019年9月24日，特朗普在第7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演讲中专门用一大段话讲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说，“社会主义的幽灵是国家和社会的破坏者，是地区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我要向全世界重申我在美国国内作过的表态，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极权政府和意识形态加上现代技术，使社会主义有能力实施新的令人不安的压迫和统治形式。为此美国已经采取措施，对外国技术和投资进行更细致的筛查，以保护数据和安全”。
　　进入10月以来，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多次发表涉华政策演讲。彭斯10月4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讲话，从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宗教政策、“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所谓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干涉等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和抹黑，极尽歪曲、诽谤和污蔑。彭斯称，美不会再认为单靠经济接触就能使中国这一威权主义国家变成自由、开放、尊重法治和国际商业规则的社会，美将中国视为战略和经济竞争对手。蓬佩奥说得更加直接和露骨，“我们应该确保世界各国了解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风险，以及我们长期对此容忍而造成的后果”，并呼吁各国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
　　特朗普等人的所言所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美两国今天的斗争，就是源于两种不同社会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斗争。特朗普不是简单的商人，不是不懂政治，不是行为乖张，不是只关心经济利益而不注重意识形态。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4、基于上述可以判定，中美斗争是一场遭遇战、持久战。美国对华政策走强、两国斗争加剧的态势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确有为其明年助选连任的需要，有极端性，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不再连任一切情况就会好转，也不能指望特朗普之后会上来一位“明事理识大局”的人，可以使中美关系回转到奥巴马时期。对美斗争是一场全方位、多领域的较量。贸易战、外交战、金融战、科技战、安全战、舆论战、规则战、制度战，一个一个接连或同时叠加出现。打谈并举是常态。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5、对中美是否会“脱钩”，我们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脱钩”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全球治理和经济繁荣，是倒行逆施。我们不希望“脱钩”，我们对外表态是坚决反对“脱钩”，不相信最终会实现“脱钩”。但我们内心要明白，“脱钩”还是不“脱钩”，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而且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脱钩”。二战后美国纠集整个西方世界对苏联进行全面封锁，迫使斯大林不得不于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后又联合东欧国家成立了对应于欧共体的“经互会”。虽然美国多位领导人现在表示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好像正好相反。
　　就当前来说，美国联合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从根本上改革WTO规则，另订一整套标准，并限制华为5G技术进入美欧市场。这不就是要“脱钩”吗？美国要求各国均不得同伊朗做石油贸易。谁用美元结算，即受“长臂管辖”制裁，客观上逼迫各国不得不寻求建立替代美元结算的渠道。这不就是要“脱钩”吗？美国设立科技“柏林墙”，把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从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扩展到新型技术和基础性技术，把对中国人员的审查扩大到在读中国留学生。这不就是要“脱钩”吗？最近，美方开始对我驻美外交官行动设限，下一步还可能象对俄罗斯那样，宣布对我在美央媒和国企人员设限，这些不都是要“脱钩”吗？两国现在的对话渠道都被美方关闭了，只剩下经贸磋商还在进行。这些不都是要“脱钩”吗？之后的之后，应该还会有许多“脱钩”的动作设计，已经部署在美方的棋盘上。
　　再强调一下，我们反对“脱钩”，我们不希望“脱钩”，我们努力维护并遵守国际法和现行的国际规则，包括维护以世贸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但我们不能不做“脱钩”的准备。不能不把问题考虑得更深一些。我们要把下一步要做、必须做和可能会做的事，以及可能产生的连带反应和后果，都一一想清楚。不打无准备之仗。
　　中美关系现在进入改革开放4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但两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都有各自要完成的艰巨任务。2020年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接下来要落实十九大报告中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2020-2035），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2050）。2020年也是美国大选之年，特朗普将竭尽全力谋求连任下届总统。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都存在着如何处理同中国既有的结构性矛盾的问题。这是回避不了的。不管怎样，我们要尽力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使之沿着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平等合作的路子走下去。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出足够的智慧，在顺利时期以合作促长远，在困难时期以斗争促合作。
　　四、如何应对挑战
　　关于如何应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多次要求我们务必要给予高度重视，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比如，2019年5月21日，总书记在南昌主持召开的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8月26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实际上就是在做应对“脱钩”的准备。它要求我们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发展国内市场；高度重视自主研发、科技创新，加强对产业链的保护；尽快调整贸易结构，适当降低出口依存度。
　　9月4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开班仪式上指出，“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一次强调，面对今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们要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在做好国内事情的同时，还必须下大力气搞好国际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统一战线，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而不是反美统一战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更多国家反对和抵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否拥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们今后一个时期能否扛住美国连续强力的打压，也决定着我们能否实现十九大确定的上述两个发展阶段的宏伟目标。我们要高举支持多边主义、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实践中将“一带一路”建设同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扎实推进各方面的合作。可喜的是，截止今年11月底，中国已与五大洲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9份共建“一带一路”的文件，签署的范围涵盖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71％和中国180个建交国中的76％。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已经形成的良好势头，坚定信心，稳步前进。

来源时间：2019/12/18   发布时间：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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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国刚 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中美双方分别于12月13日发布声明，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国际社会均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我们认为：这一协议防止了中美贸易战的继续扩大对双方与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为下一阶段谈判创造了良好氛围，对此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对其结果的乐观评估应该谨慎，不应过分夸大。我们既要看到这份协议的临时性、偶然性，也要看到现有贸易战的规模仍然没有降低多少，深层矛盾没有解决，将来还有恢复乃至提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美方的暂时“让步”是“服软了”或者“输了”，认为中方以“买买买”换取暂不进行结构改革是“坚持”赢得的“胜利”；中方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重心，应该是改变谈判策略，以主动结构性改革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冲突，促进中国经济自身的健康发展与对外经贸环境的改善。
　　第一，从协议的动机看：这一协议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特别是美方的临时需要，有较大的偶然性色彩。
　　美方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一直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只是表层问题，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才是造成逆差的根源，因而坚持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是达成任何中美贸易协议的前提，而且坚持双方的协议应该是一次性、全面性协议而分阶段、非全面协议，以“毕其功于一役”。反观中方，对结构性改革的很多内容则一直非常抵触。
　　但这次协议的达成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在中方承诺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只承诺进行部分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美方改变了原有的坚持，与中方达成了阶段性的、非全面性的贸易协议。这不是由于美方或中方的根本立场发生了变化，而是双方特别是美方的临时需要。
　　对美方而言，大选在即，特朗普担心几个农业州的选票因受中美贸易战拖累而流失（农产品是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受到重点打击的产品），同时由于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弹劾调查，迫切需要一个协议来为自己做经济上的背书。
　　对中方而言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如果12月15日再被进一步加征关税，导致贸易战的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信心都是严重打击，而且极可能导致中美经贸脱钩，因此也需要停战来喘口气。
　　因此，目前中美双方都需要这么一个协议来满足当前的需要，因此双方都做出了妥协，达成了这个阶段性协议。但双方实际上都心不甘、情不愿，协议的达成有较强的临时需求与偶然性色彩。
　　第二，从协议的内容看：已有贸易战的规模与强度并没有降低多少，而且双方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贸易战今后仍可能扩大。
　　就已有的贸易战而言，美方保持了对第一批、第二批针对中国共计2500亿美元对美出口产品（占中国对美出口一半左右）加征的25%的关税，只是将第三批针对中国1200亿美元出口产品的加征关税从15%降低到了7.5%，中方也只是含糊地表明了中方将会相应地降低部分对美产品的加征关税。而且，尽管中国声称双方将“推动加征关税由提高向降低的趋势转变”，但美方并未做此宣示，仍然保留了以后继续加征关税的权利，这对于市场而言仍然是一种不确定性。
　　双方协议的主要内容虽然包含了部分美方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内容，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与强制技术转让、农业与金融业的市场开放、外汇与汇率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远远没有达到美方的期望，特别是完全没有涉及美方特别关切的中国的产业补贴与国企问题（两者密切相关，因为产业补贴的主要接受对象是国企）。因此，双方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美方将来（特别是2020年大选后）很可能以此为由重新恢复乃至升级现有贸易战。
　　同时，尽管美方一直强调协议的执行机制，但协议的未来执行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知识产权保护关健在于执行，法律制定得再多，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执行问题；市场开放的关键也在于操作，名义上的市场开放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实际障碍，这在以前也屡见不鲜。美方将来（特别是2020年大选后）也很可能以第一阶段协议执行不力为理由，重新恢复乃至扩大现有贸易战。
　　第三，美方的小“让步”不表明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
　　从表面上看，此次协议的签订，是美方做了“让步”与妥协，不再坚持要求中方进行一次性、全面性结构改革。但如果有人据此认为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那就太片面了。
　　首先，美方只承诺减免部分第三批加征关税产品的7.5%的加征关税，没有其它任何付出，但换取了中国的部分结构性改革与大量农产品的购买，以此可以大量降低对华贸易逆差，可以说是“让步”很小、获益巨大。这是明面上的成本与收益对比。
　　其次，还应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美方基于中方对结构性改革的抵触以及执行协议的以往记录，可能根本不将中方进行彻底结构性改革、认真执行已有协议作为实际谈判目标，而只是将其作为谈判施压手段以及加征关税的筹码。中方的结构性改革与认真执行协议不是美方最终目标，而是达成减少美国贸易赤字、防止中国利用（美方称为“盗窃”）美国技术赶超美国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
　　美方可以一方面通过不断加征关税降低中国对美出口，并以此逼迫中国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增加美国对中国出口，从而达到减轻对华贸易逆差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贸易战及其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外资包括美资在华企业不断逼出中国，并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技术学习，实现中美技术的实质脱钩，防止中国利用（“盗窃”）美国技术赶超美国。美方既然可以这样达到目标，又何必在乎中国是否真的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否切实履行已有协议呢？
　　因此，无论中国是否真的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否真的切实履行已有协议，美方都有其它手段达到其最终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方处于“只赢不输”的位置，不能认为美方这次做了一定妥协与小“让步”，就认为美方“服软了”或者“输了”。
　　第四，中方以“买买买”换取暂不进行结构改革也不是中方的“胜利”。
　　同样的道理，中方此次继续通过“买买买”（承诺对美大规模采购）、接受既有的绝大部分关税、承诺进行部分结构性改革，换取了暂不进行其它很多结构性改革，似乎通过坚持赢得了初步“胜利”。但这种认知也是片面的。
　　首先，中方的“买买买”承诺给自己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也给自己留下了隐患。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精髓，在于政府不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除外），让经济、贸易自由发展。政府承诺对外购买金额，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举措，不符合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原则，是本不应该承诺的负担。中国政府屡次对外承诺大规模采购，不仅可能纵容美方今后继续“狮子大开口”，继续提出不切实际的采购要求，也容易在今后因情况发生变化、难以完成采购金额时，给对方“履行协议不力”的理由来升级贸易战。
　　其次，我们认为也是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本身符合中国自身战略利益，是实现中美“双赢”的正确选择，拒绝或拖延这种改革对中国自身恰恰是不利的。通过直接或间接补贴、本币对外币的币值低估来促进出口，降低了出口价格，恶化了自己的贸易条件，不利于本国利益；通过补贴方式促进国内产业发展，不仅会扭曲资源配置，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发展效率，在现行体制下更容易滋生欺骗、造假与腐败行为；依靠补贴促进国企发展做大，不仅给其它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效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长期依靠它国的技术转让，也会降低本国的技术创新动机，不利于本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在对外经贸体制、产业发展体制、国有企业体制、知识产权体制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不仅可以回应美方与欧盟、日本的诉求，从根本上化解中美贸易摩擦，改善中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经贸关系，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是实现中美双赢的正确选择。因此，拒绝或拖延这种改革，不仅不是中方的“胜利”，反而对中国自身发展是不利的。更不用说为此所付出的被征收高关税的代价，以及可能造成的中美脱钩风险了。
　　第五，中方应以主动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冲突，并改进自身发展机制。
　　中国应该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为良好开端与契机，积极推进第二阶段的中美磋商与谈判。中方应该从战略上、从更深的层级上，认清结构性改革不仅符合美方利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内在要求。
　　基于此，中国应适时改变第一阶段的谈判策略，不再对结构性改革报抗拒心理，不再以计划经济模式的“买买买”拖延甚至拒绝结构性改革，也不要让外部世界以关税大棒逼迫自己，逼一点、改一点，以“挤牙膏”的方式被动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外部压力倒逼改革”，可以成为民间对改革进程的客观描述，但不应该成为官方的主动战略选择或借口。
　　官方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主动进行结构性改革，使自己的经济体制与外贸政策更加符合世界主流体系。这样不仅可以推进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推动双方全面撤销所有加征关税，全面结束中美贸易战；也可改善与其它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优化自己的外部整体发展环境；还可以进一步改进自身的发展机制，释放内部经济活力，促进经济更健康的发展，可谓“一箭多雕”。
　　有人认为，中美贸易战是“持久战”，中方应该着眼于“长期抗战”。我们不认同这种判断。贸易战拖得越久，其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冲击（如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不仅会对中方的短期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也完全可能导致中美脱钩甚至中国与发达国家整体脱钩，影响中国的整体对外开放与长期发展。如果中方从战略上认清结构性改革对内、对外的重要性，主动以结构性改革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化解中美贸易战是完全可能的。中美贸易战是长是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方自己可以把控的，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

　　（注：作者李国刚为国际法协会国际贸易法顾问，余智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9/12/18   发布时间：2019/12/18

旧文章ID：20284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点击"美国必然遏制中国崛起吗？"查看全文 – 《联合早报》 (2018年8月31日）
　　中国重要官媒《人民日报》8月9日发表了重要评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其核心观点是：“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美国当年遏制苏联、日本，就是如此;由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无论怎么做，美国都会遏制中国崛起，这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
　　这篇评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官媒以及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对当前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严重对抗的认知。
　　笔者认为：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位国家(当前为中国)的认知，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历史上的美苏冷战与美日矛盾，都不能证明这一点;当前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对抗的浅层与深层根源，也不能从这一角度解释;美国是否遏制中国崛起，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向。
　　一、“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的理论依据不充分。“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的认知，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着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其核心观点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两者的矛盾“多数”最终通过战争解决，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战争。
　　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则总结出：自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包括1914年与1939年因德国取代英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为取代欧洲殖民者在亚洲的统治地位，而发动的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以从西方手中“解放”亚洲各国为名)。他还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来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但是，无论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修昔底德，还是其发扬者艾利森，都只是强调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发生严重冲突(通过战争解决)的现象，在统计上看可能性较大(“多数”或11/15)，而没有强调或论证其逻辑必然性。
　　从历史事实看，也的确有大国关系没有经历这一陷阱。最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末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时，两者并没有经历战争或严重对抗。
　　从规律上分析：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严重对抗甚至战争)的例子中，至少其中一方是非民主化国家，例如前面例子中一战与二战时期的德国与日本;而当两国都是民主化国家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例如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时，由于两国都已经是民主国家，就没有经历严重对抗。
　　笔者认为，这一观察更具有逻辑与理论说服力。当事两大国中有一方为非民主国家时，其专制领导人想当“世界老大”的愿望，一般而言会比较强烈，且会通过控制舆论、激发民众的这种民族情绪。
　　而一旦其成为“世界老大”，由于其控制他国的欲望较强，对另一个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的威胁都比较大。因此，两国发生严重对抗乃至战争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而当两大国都是民主国家时，由于言论开放、民智开化，民众一般会注重追求自身的发展与改善，而不会将本国是否能当“世界老大”作为刻意追求目标。而由于政府由民众自由选举产生，政府也不会有很强的霸权企图。而且，由于它们都遵循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谁当老大，也不会对对方构成致命威胁。
　　因此，两国的竞争有可能在公平友好的情况下进行，而不会发生严重对抗与战争。
　　总之，从理论上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并不必然成立的理论假说。以此来论证“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理论依据不充分。而且，中国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也告诫中美两国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官媒之一，为何还要以此作为论述两国关系的基础呢?
　　二、美苏冷战与美日矛盾不能证明“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确千方百计遏制前苏联的对外扩张以及与此相关的内部发展(对其实行武器与高科技产品禁运)。应该说明的是，当时的苏联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的确位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实力不及日本，并非世界第二。
　　更重要的是，美国遏制苏联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政治影响力位居第二，而是因为苏联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与美国是完全对立的，而且两者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发生冲突(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论”，只不过是缓和气氛的幌子而已)。
　　原文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8月31日。

来源时间：2019/12/18   发布时间：2018/8/31

旧文章ID：20282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7月份，在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之后，欧盟与日本、欧盟与美国分别达成意向性协议，将致力于推进零关税、少补贴（最终零补贴）的更加自由的贸易。
　　由于美欧日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发达经济体，这一协议的达成对市场产生了强大冲击力，并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出访中东、非洲五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包括对它们的援助，并呼吁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实质上是呼吁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应对美国压力。
　　笔者认为：美欧日的贸易妥协有其必然性，下一步会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演变为“美欧日联合制华”；中国应慎重思考，自己是应该坚持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与贸易模式，甚至拉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美欧日对抗，还是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向美欧日靠拢，与其融合？换句话说，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的重心，是融入美欧日还是联合亚非拉？
　　一、“美欧日联合制华”的必然性。自从去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部分中国媒体与专家曾经表示，要加强与日本、欧盟的合作，以抗衡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事实上，中国政府也的确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包括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加强合作，与欧盟就世贸组织改革进行磋商，等等。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尽管可以与日本、欧盟加强联系与合作，但在希望与对方采取一致行动、反对美国贸易政策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地，这些国家都希望与美国单独谈判它们之间的问题，而不愿意与中国联合；最后的结果，反而是这三方基本解决了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形成了统一战线。
　　这一结果完全符合笔者以前的预期与评论，以及事情的内在逻辑。其原因在于，日本、欧盟与美国尽管存在矛盾，但它们的经济体制与贸易政策从整体上看是一致的，都遵循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都遵循大体自由的贸易规则，都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争端只在于少数行业的贸易政策（壁垒或补贴）；相反地，美欧日与中国则存在很大分歧，都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方迄今为止均未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特别是通过强化国有企业、管控私营企业、加强产业政策（过度政府补贴）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发展、扭曲资源配置，而且规则不透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非常不力，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对美欧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甚至“经济侵略”。这些指责，集中体现在5月底美欧日三方发布的共同声明中。
　　因此，美欧日的内部矛盾，要远远小于它们与中国的矛盾。最后的发展结果是“美欧日妥协”，而非中国“联欧抗美”或“联日抗美”，这是必然的。
　　可以预料的是，国际贸易争端的下一步，是从“美欧日妥协”发展为“美欧日联合制华”，即美欧日联合起来，强化5月底三方共同声明的立场，共同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改革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对外贸易模式。
　　它们既会在各自与中方的双边谈判中坚持这一要求，也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共同推动设立针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规则，来制约中国。
　　二、中国应该与美欧日集体对抗吗？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要不顾美欧日的指责，坚持与其不同的发展模式即“特色”市场经济吗？最近中美大使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辩论，集中反映了双方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尖锐对立。
　　美方的观点，集中反映了美欧日三方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批评。
　　实际上，中国内部很多市场派经济学家，以及众多实业界人士，对近年来中国的诸多政策措施也有很多批评，认为它们是反市场化的，其基调与美欧日对中国的批评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中国对这些外部、内部的批评置之不理，或者一味指责其“歪曲事实”，甚至蛮横强调自己的“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国家谁也没权利定义市场经济”必须如何（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辩论时的基调），那不仅是拒绝内部不同意见，也是与发达国家群体进行集体对抗。这是中国想要的结果吗？
　　中国如果想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闭经济，那么自己随意定义“市场经济”，外界自然无需过问。但如果要发展开放经济，与发达国家一起合作共赢，就应该尊重它们中的多数对“市场经济”的定义。
　　否则，发达国家必然会抱团对付中国：要么美欧日形成联合自由贸易区，将世贸组织架空，从而在实质上对中国形成歧视；要么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处处对中国进行掣肘与打压；要么两者同时进行。无论哪种情况，其结果都是中国与美欧日集体对抗。
　　中国1980年代后对外开放的核心与重心，是对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开放，引进它们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体制模式。与之相适应的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就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体制模式。这一开放与改革，是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如果中国与美欧日关系的整体基调从合作走向对抗，那就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态势，进而影响国内的改革，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这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三、中国应该转向“联合亚非拉”吗？部分人士可能会说，除了美欧日，中国照样有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朋友，照样可以对世界开放，甚至可以与其合作对抗美欧日。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组织等国际合作计划或组织，其针对的主体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排斥发达国家参与）。
　　除了有加大对外经贸合作的考量，显然也有扩大国际影响力、拉拢相关国家抗衡美欧日的战略考量。
　　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对外开放的本质、核心或主体，是面向美欧日发达国家，还是面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并非完全没有“开放”。中国当时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朋友，也是对它们开放的。但这些国家既缺乏广大市场，可与中国形成很强的贸易互补优势，也没有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体制模式可供中国借鉴，相反却要依赖于中国的大量援助。
　　如果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走入僵局，转而将开放重心转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岂非回到了改革开放以前？
　　至于部分人士期望联合亚非拉国家来抗衡美欧日，这就更不现实了。首先，这些国家的实力都较弱，即使所有国家联合，也无力抗衡美欧日。其次，这些国家绝大部分都赞同美欧日的价值观与政治经济模式，即使不赞同，也希望更多地对美欧日开放或从其获得援助，而不太会与中国结盟、抗击美欧日。而且，与亚非拉国家结盟、对抗美欧日，这与改革开放前的外交模式有何根本不同？
　　总之，中国应该慎重思考的，是更应该加强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并通过自身改革、融入发达国家体系，还是应该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联合，甚至组成另一个体系、与发达国家对抗？尽管中国可以宣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美欧日与亚非拉的开放可以同时进行，但对外开放、对外联合的主体对象应该是什么，需要进行慎重思考并加以明确。
　　这一问题，在邓小平时代本来已经解决，但目前需要中国决策层重新加以明确。
　　原文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8月7日，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18   发布时间：2018/8/7

旧文章ID：20281

作者：余智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此次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威胁，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还扩大到了双边投资、知识产权、战略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而且附带燃烧到了南中国海、台湾问题，可以说是对中国的全面打压。
　　此外，美国还联合了其盟友，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指控和对中兴、华为等战略企业的打压，以及欧盟各国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指控。
　　很多人士担心，中国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是否会由贸易战发展为全面对抗乃至“新冷战”。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不应低估这种可能性，而应反思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以及自己的总体战略走向，努力避免这种结局。
　　正如观察人士所指出的，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与围堵，中美进入全面对抗边缘，其原因主要在于：美方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战略发展走向，与美方期待的方向相反。这体现在已经离职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仍然在职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的多次公开讲话中，以及今年2月美国两位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前高官坎贝尔与雷特纳，在《外交事务》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中。
　　美国与西方在过去30多年积极鼓励中国改革开放，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目标是希望借助经济融合，促使中国在战略走向上朝发达国家逐步靠拢。美国一些前领导人曾乐观地认为，经济开放将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开放，最终使中国走上与发达国家类似的道路。
　　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表现，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使美方强烈感受到自己过高估计了引导中国战略走向的能力。中国不仅没有向美国与西方所期待的方向变化，而且有反向变化的趋势：一方面，在经济体制上弱化市场作用，强化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积累对西方的贸易顺差与战略产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政治与言论上强化集权与管控，并在外交上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在全球大力宣传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模式（道路/智慧/方案）”，并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宏大计划，与美国及西方争夺未来世界主导权。
　　这就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高度警觉，认为以前对中国的引导战略失败了，重新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进行全面遏制甚至围堵。这不是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或领导权之争，更涉及未来世界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
　　第一，中国战略发展阶段的定位是否合理？中国官媒近两年宣传中国已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然而，中国目前的GDP总量还没赶上美国，即使赶上美国，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与其他发达国家也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已经完成“富起来”的任务了吗？已经跨过了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吗？可以开始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较长短了吗？
　　第二，中国战略发展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模式吗？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以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经济、产业政策为主导吗？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不需要进行改革了吗？中国对内大力宣传“四个自信”（理论/道路/制度/文化）。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各方面都很“自信”，那就不需要改革了。这是中国真心希望的吗？
　　第三，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否合理？一方面，中国是否有必要宣传与推行“中国模式”？这一模式的内容是什么？其中的“中国特色”是指政治体制特色吗？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成就的来源是什么？是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并提高政治自由度，还是保持自己的“特色”？（这是中国内部左右两派争执的焦点）中国内部对此有共识吗？如果内部还未达成共识，还没认识清楚，匆忙对外推广有必要吗？他国又会接受吗？大力宣传一个模糊不清、没有把握的“中国模式”，招致发达国家围堵，值得吗？
　　另一方面，中国是否有必要推行“一带一路”等诸多国际计划？中国还有很多内部问题需要解决，为何不将资金更多地投放于国内市场、改善就业与民生？有人说推行“一带一路”是为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那为什么不取消造成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依靠市场力量化解过剩产能呢？而且，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所指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较高；一旦发生风险，要么亏本经营，要么撤资招致这些国家不满，会导致“花钱买仇家”的结果。花巨资去推行一个吃力不讨好、还导致发达国家围堵的国际计划，值得吗？
　　第四，中国需要改变宣传调门、加强对外解释，还是实行实质性战略调整？最近中国官媒显着下调了对内对外自我表扬的宣传调门。同时，驻美大使崔天凯赴美国各地演讲，解释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一带一路”计划的目标是和平发展而非“阴谋”。
　　然而，美国与西方会根据中国的实际行为，而非宣传或解释来判断中方战略走向。如果中国没有实质性调整，美国与西方对中国的疑惧可能难以消除，全面围堵还会长期持续，中国与美国乃至发达国家整体进入全面对抗，乃至“新冷战”是有可能的。中国应该对此做好思想准备。

　　原文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5月31日，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9/12/18   发布时间：2018/5/31

旧文章ID：20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