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美中上周五达成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消息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之前，白宫谈判团队包括特朗普本人对谈判释放的信息往往自相矛盾，两国领衔谈判的负责人也有一段时间没有通话，而鉴于12月15日这个美国恢复征收关税的日子临近，没有多少人对美中在对峙气氛下在今年最后的时间里还能达成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
　　尽管事情看起来很“意外”，但既然已经发生，肯定就有它的理由。特朗普前不久在他的推文中说过一句难得的诚实话。他说，“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需要，我们也需要！”（大意）这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北京所以要贸易协议，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在2019年太难看。虽然官方的统计数据未必会显示出这点，但从最近经济学家对需不需“保6”的争论看，很明显，经济的寒意已经吹向了学者的案头。尽管对经济深度下行的原因，各有不同看法，然而有一点显然是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那就是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所传导的压力越来越大，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日趋悲观，这会影响人们的信心，并转化成真实的投资行为。再加上由猪肉价格带动的物价上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滞胀，至少是这方面的苗头，而滞胀和通缩一样，在经济学里都意味着接下来大概率会出现萧条，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经济问题。
　　如果在平常年份，经济滑坡的压力大一点，北京的容忍度可能会高点，但即将到来的2020年有某种特殊性。按照官方的说法，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关之年，实际上它也是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第一个百年”的收关之年。虽然后者的实现年份是在2021年，但它的一个主要衡量指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政治角度言，它是一种承诺，即用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和现代化来换得他们对中共执政的认可和支持，换言之，它涉及统治正当性问题。这样来看，明年的经济增长就显得相当关键。
　　基于过去多数年份的高增长，用一些经济学者的话说，即使明年经济保持6%的增长率甚至在这之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完全没问题。然而，民众看重的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在数字增长背后实打实的福祉改善和提升，否则，增长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算北京使出全身力气确保明年经济不下滑，但有没有更多的财力和资源投入公共服务以改善民生，经济增长有没有持续性，都是北京需要考虑的。所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这样表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十三五规划”是明年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工作也就万万马虎不得。
　　既然经济在北京明年工作的排序中如此重要，贸易战能够不打就最好不打，贸易协议能够谈成就最好达成，因为维持和美国的贸易关系，防止脱钩，对完成明年建成小康社会的使命具有直接重要性。简单讲，不但在相当长时期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在当下这个特殊时刻，它影响的是市场的信心和预期，若12月15日美国恢复新关税的加征，中国再进行报复，这种互相伤害和不断恶化的态势只会让市场情绪更加悲观，对中国经济形成雪上加霜效应，从而无疑不利明年任务的完成。即便考虑其政治后果，北京加强经济刺激力度，用更多会产生负面效应的措施去维持6%甚至更高一点的增长，也是寅吃卯粮，对未来会产生更多的破坏性。
　　有鉴于此，在美国出台香港法案和新疆法案威胁制裁中国，而北京也表示将反制并也确实对美国的一些机构进行了制裁后，中国一些重量级学者建议北京以停止贸易谈判作为报复手段，认为非如此不足以打疼美国。我的看法是，北京不会动用贸易谈判武器，除非美国先把贸易谈判和香港、新疆问题挂钩，因为北京比美国更需贸易协议来确保明年的经济不继续下跌，因此会尽量将两者分开处理，不会主动将香港、新疆因素引入谈判。现在看来，北京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处理两者的。
　　和北京一样，特朗普和白宫谈判团队也不会在贸易谈判中贸然用香港和新疆问题去吓唬前者，不是他们不想，而是认识到，这样会使得事情更复杂化，导致谈判破裂。美中贸易谈判已达18个月，白宫从刚开始的自信认为能很快用极限施压手段摆平北京，让它接受城下之盟，就像当年和日本谈判一样，让后者不得不签署“广场协议”，到现在经过多轮反复较量，白宫认识到中国不是吴下阿蒙，而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以致于特朗普一改前期谈判有时间表的强硬表态，在推文中表示，若协议在他竞选连任成功后签署也不错。
　　对特朗普来说，他其实也不想谈判破裂，因为要使谈判破裂非常简单，加征关税就OK了，但他不这么做——虽然他也发出这种威胁。这表明他想达成协议。用他的话说，“我们也需要”。这里的“我们”改换成第一人称的“我”可能更恰当，也就是，特朗普出于个人政治的考量，他需要中国送这份“大礼”。
　　特朗普的政治考量，自然是大选连任的问题。有种说法，他必须连任，否则下台后会有大麻烦。姑且不管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他要连任，美国经济必须保持目前的好势头，这样他在竞选时才能把这个功劳归于己，让选民投票于他。而这需要中国的配合，即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让中国购买更多农产品，让美国的农民不再为农产品卖不出去发愁，并保持股市继续繁荣。贸易战至今，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恐怕非美国农民莫属，而农民也是特朗普的票仓。同时，股市对贸易谈判的敏感度也很大。
　　除美国经济外，特朗普也面临着众议院的弹劾这个紧迫问题。关于弹劾，虽然普遍预计最后成功的概率很少，但特朗普不能掉以轻心。万一弹劾通过了呢？即使最后没有通过，众议院的民主党也很有可能将弹劾案变成一件打击特朗普的“利器”，决不会让他轻轻松松蒙混过关，以便影响总统选情。而应对弹劾案，减少其对总统竞选的不利影响程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外交领域能够拿出一样像样的东西，让美国民众认为能够增加美国利益。对特朗普来说，这种东西不多，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即是一个。它具有双重作用，既能促进美国经济，又通过此举向美国民众表明，他是美国利益的维护者，而不是像民主党人在弹劾案里声称的那样，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可见，特朗普对美中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需求，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再坚持原来对中国的苛刻条件。
　　现在外界担忧的是，尽管达成协议，但毕竟尚未签署，在未来几个月里，双方会不会出于国内强硬派压力又生变数？此种可能性应该不大。特别是北京，为此事深夜召开新闻发布会，此举近年罕见，说明北京是打算遵守协议的，否则，没必要大张旗鼓，对自己信誉损害太大，对美国也是一样的。所以双方这次应该都是认真的，小的讨价还价还会有，但大的反复不会出现。

来源时间：2019/12/17   发布时间：2019/12/17

旧文章ID：20264

作者：徐瑾  来源：FT中文网

　　临近岁末，天下万事万物都在收官，中国经济也不例外。
　　从内而言，12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对外而言，12月13日国新办发布《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表示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虽然老话说攘外必先安内，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攘外优先级应该更高，毕竟，国际秩序的变化，往往对于后发国家影响深远。也正因此，哪怕第一阶段协议只是一个休战符号，哪怕对这一协议谁吃亏谁占便宜众说纷纭，站在更高的层次、更长的视野来看，第一阶段协议无疑是相当积极的信号。
　　当然，一切并没有结束。在迷茫时代，站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审视当下，很多问题的现象迷雾，也会因此驱散。
　　美国视角：美国人如何看待贸易
　　站在美国视角，对于贸易的认知也一波三折。有句俗话说，有关美国的一切,都是生意（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在所有生意中，贸易可以说是国家的生意，其实关于贸易的故事，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开始。
　　谈贸易或者美国，回到历史比较好。我曾经推荐过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在《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其中，介绍了美国美国贸易历史两百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来中国，被问及贸易战时，就特别推荐了这本书。
　　很多纷繁复杂事件背后，其实也存在贸易的主线。欧文认为，美国贸易政策，有个三个目标——因为这三个目标英文字母打头都是字母R，他总结为“3R”目标。具体是哪三个目标？首先，是税收（revenue），也就是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其次则是限制（restriction），即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第三则是对等互惠（reciprocity），即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
　　可以说，这三个目标基本确定了美国贸易政策向度，彼此之间拉锯构成贸易政策变化暗线。这三个目标，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也正因此，美国贸易政策可以为三个时代：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贸易政策为税收而战；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美国贸易政策为限制而奋斗，或者说保护主义，从大萧条到现在，美国贸易战争转为支持对等互惠。
　　你可能会问，现在的美国贸易政策处于什么历史时代？可以说，当下美国仍旧处于对等互惠的框架之下。除非出现大冲击，否则这个框架不会变。这个答案，足以让我们对于当前贸易争端有所放心。但是需要注意大前提之下，仍有变化。比如我们谈互惠（reciprocity），这个法律词汇，也许不仅仅是互惠，在西方理解中，也体现了对等原则，而中方主流理解直到最近几年还是只关注其互惠含义，而没有强调其对等原则。
　　更重要的，互惠可以是多边格局之下的互惠，比如WTO框架之下，也可能是小群体的双边互惠，类似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 近年来的最新变化则显示，以WTO为核心的多边格局正在遭遇困境，人们曾经习惯的这种特定形态全球化的潮水也正在褪去。
　　全球视角：全球化退潮
　　12月11日，世贸组织（WTO）上诉机构正式停摆。
　　这是什么意思？这好比一个比赛，没有裁判了，比赛还能继续吗？按照WTO规则，上述机构常设常设7名法官，每起案件起码要3名法官。但是去年以来，这一机制出现了问题，只有三名法官，分别是来自中国的赵宏（Hong Zhao），来自美国的格莱汉姆（Thomas R. Graham），来自印度的巴提亚(Ujal Singh Bhatia)。而且，后两者任期在12月11日结束。
　　这样，这个机制暂时停摆了，可以说WTO的重要职能瘫痪。注意，不仅是上述机制的问题，更是WTO的问题。在反全球化热潮下，代表全球化的WTO可以说遭遇时代逆流。WTO还没死，但其本身机制也有问题，需要改革，如何改，这是未来的重大问题。
　　现在看来，变化早就在发生，中美问题只是这个变化的裂纹之一，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近两年前，有次我参加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当时预测来年灰犀牛的时候，我的答案是WTO可能出问题。当时，不少专家学者在场，甚至有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的，都觉得不太可能。
　　回头看，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全球化为什么退潮，而是为什么现在才退潮。
　　这一波全球化的潮水上涨，其实是伴随着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而来，全球化与美国化往往难以区分，解除管制与全球贸易成为主旋律。这一思潮，在2008年之前达到顶峰，随后则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急转直下。
　　现在来看这次全球化周期，算是到头了。伴随着这种改变兴起的，还有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对于主流建制的怀疑，更不用说，有着对于自由化以及伴随着自由化而来的不平等的愤怒。
　　社会思潮往往与经济走势不同步。当下这些改变，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会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体现。对于新兴市场中产阶级而言，他们过去是全球化的得益者，比如中国软阶层，过去靠全球化兴起，收入可以在十年间看齐英美，如今可能需要重新盘算未来了。
　　中国视角：“保六”之争的实质
　　回到中国，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中央经济会议解读铺天盖地，一言蔽之，还是稳字当头。
　　当下最热的争议，就是GDP是否还要保六的争论，我在《徐瑾经济人》公号专栏已经分析过不少。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对于是否能否“保六”的判断，也折射了对于过去十年发展的认知差异，这也将决定我们经济下一步决策。
　　中国这十年的变化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中国中产扬眉吐气的十年。以前出国很难，主要是为学习，花钱也要斤斤计算。如今，出国游买买买的声音不绝于耳，全球置业以及为孩子存下英美大学学费，也成为不少中国软阶层的集体梦想。
　　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美国是欧美国家中最先走出的危机的，但是中国依靠四万亿刺激猛力崛起，国企与房地产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一种新驱动力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短期内贡献了经济体量的提升与居民资产的膨胀，显得过去靠出口做苦工的模式，多少有些笨重愚蠢。
　　于是，阶段性力量对比，对比世界尤其欧美，开始有利于中国。经济体自身发展的时间差，使得很多人得出这一印象，那就是——欧美陷入相对衰落，中国取代日本之后会取代美国，而且这种趋势不会逆转。不仅中国人如此看，美国人也如此看，这种对于力量认知的变化，间接导致了后来的中美贸易冲突。
　　不过，这种烈火烹油的高增长，背后有什么代价？事实上，资产泡沫提前透支了未来的增长潜力，近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代表经济发展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迷，民企更在去杠杆之下举步维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目前选择题，其实就是两个选项——到底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2019年经济保6，其实是建立在不少刺激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经济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如果进一步刺激，即使保6，也是权宜之计。
　　对于明智的经济人，决策不言而喻。对于公众而言，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知识，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常识——房价与就业以及营商环境的稳定，比起GDP数字上下，更为关键。自然，你可以在当下选择规避一种痛苦，但是你无法避免在未来支付更多的痛苦。

来源时间：2019/12/17   发布时间：2019/12/17

旧文章ID：20263

作者：孙成昊  来源：澎湃新闻

　　本周，美国众议院将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进行全院表决。上周，在公布了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加速推进弹劾流程，12月13日，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两项弹劾条款。不出意外的话，民主党人将凭借席位优势在本周的全院表决中通过弹劾条款，两党政治大战将转场参议院，决定是否最终定罪特朗普。这意味着特朗普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
　　有争议的弹劾条款
　　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的弹劾条款看，对特朗普的指控绝非直击命门，其指控也没有外界原先预料的那么具体。第一项弹劾条款指责特朗普滥用权力，主要在于指控特朗普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3.91亿美元的军事和安全援助，从而迫使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第二项条款是妨碍国会的弹劾调查，主要聚焦于特朗普指示行政部门官员拒绝服从众议院传唤。
　　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弹劾调查都是相对宽泛的指控，而不是贿赂等具体罪行。这两项条款在法律上并非无懈可击，从当前情况看，即使是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层面，这两项条款已经引发两党争议。在本月12日的听证会上，两党议员围绕弹劾条款激烈辩论，原定于当日的司法委员会弹劾条款表决不得不延期至次日，为当前的党派斗争再增添一层法律纠纷。
　　在“滥用权力”方面，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支持者坚称美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之间不存在“交换条件”（quid pro quo），而民主党人则认为，基于白宫现任和前官员的证词，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政府调查拜登和暂停对乌援助有着直接关系。但从法律角度看，这些证词均不构成第一手信息。尤其是特朗普最终在乌克兰没有调查拜登的情况下依然提供了对乌军事和安全援助，从事实结果看也很难证明存在明确的利益交换。
　　在“妨碍国会调查”方面，民主党人显然使用了与弹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的相同策略，即认定违抗国会调查本身就是可导致弹劾的过错。事实上，对宪法的不同解释已经引发如何理解“三权分立”的分歧。民主党人认为，当涉及到弹劾调查时，总统无权忽视或无视众议院的权威，但总统与共和党人显然不这么看。
　　无力改变的分裂与僵局
　　反特朗普的情绪很可能成为民主党的“双刃剑”。民主党人明白，要在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参议院给特朗普定罪几无可能。民主党人愈加担心，漫长的弹劾过程会适得其反，在没有证据支持弹劾论点的情况下，公众会逐渐厌倦民主党连篇累牍的弹劾宣传。从当前的民调数据看，美国民众对是否应弹劾特朗普仍然分裂，而党性更强的共和党人则因为弹劾进一步强化了对总统的支持。
　　民主党的现有策略是加快弹劾进程，以便在圣诞节前完成众议院投票，把下一步交给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至少让特朗普背负“弹劾”之名参与2020年总统选举。
　　因此，民主党推动弹劾的最终目标不一定是凭此将特朗普逐出白宫，而是通过打击特朗普形象和声誉助力民主党候选人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然而，民主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难以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根据“真实清晰政治”网站的近期2020年大选综合民调，民主党竞选人拜登28.4%的全美支持率依然领先于第二位的桑德斯和第三位的沃伦，但在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民调中，布蒂吉格和桑德斯占据榜首，拜登只处于第三的位置。
　　弹劾条款及一系列听证会更无法说服国会的共和党人支持弹劾或定罪总统。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顾问积极与共和党议员接触，以提振他们的信心，并共同制定计划应对众议院弹劾后的参议院审判。不过，共和党内部就如何应对参议院审判存在分歧。
　　特朗普希望能够在审判上大做文章，详细为自己辩护，同时借此攻击竞选对手尤其是拜登。但参议院议长麦康奈尔则另有考虑，希望审判过程尽量干净利落，没有必要吸引公众过多关注，避免共和党议员在明年的国会选举中失利，以扞卫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
　　由于公众听证会和弹劾条款都不够尖锐，不足以打破当前几乎对半开的公众意见和国会党派之争的僵局，美国政治依然严重分裂，特朗普也依然在利用这一分裂来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两党都无力改变，只能随波逐流。
　　政治极化与弹劾异化
　　2017年，特朗普执政时接手的是一个分裂的美国，而他本人的异军突起也正是受益于一个分裂的美国。美国国内政治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但是近年来可以明显感受到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所推出的医疗改革政策、移民政策、经贸政策等内外政策非但未能凝聚国内共识，反而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分歧，推动政治极化走向新的高潮。
　　政治极化带来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府会之争和两党之争。府会之间、国会之内几乎已经按照党派划线，“三权分立”沦为“否决政治”，两党为了实现本党利益和目标，利用宪法赋予的否决权力互相牵制，最终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在特朗普任内出现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
　　在总统选举即将到来的背景下，弹劾程序无疑将加剧党派斗争。即使有更多与弹劾相关的证据遭到披露，两党也很难就弹劾达成一致，党派界线只会越来越清晰。12月13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两项弹劾条款时，投票结果严格按照党派划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这种氛围下，另一个深远影响是弹劾本身可能将逐渐异化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种新型武器，从而破坏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在前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被弹劾的过程中，两党都忠实而谨慎地遵守宪法规定的弹劾规则。但现在，在政治极化和两党分化的塑造下，弹劾似乎正沦为两党打击对手的重要政治工具。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了开启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但佩洛西也曾说过，弹劾将不可避免带来分裂，会消耗华盛顿“全部可用的政治氧气和资源”，而“我们应尽的责任首先是团结这个国家”。只可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离佩洛西呼吁的目标越来越远。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9/12/16   发布时间：2019/12/16

旧文章ID：20274

作者：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特朗普总统在贸易战上的首次退却，把胜利送给了中国的强硬派。这可能会导致一场更持久、更棘手的贸易战，以及中国对经济改革的强硬抵制。
　　特朗普上周五概述了中美两国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协议将推迟对每年1600亿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新关税，此举原本会让他对中国向美国出售的几乎所有商品征税。他还首次同意大范围降低对中国商品已征收的关税，把对服装和割草机等每年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的关税减半。这对去年曾把自己描述为“关税人”、信奉贸易保护主义的总统来说，是一个惊人的180度大转弯。
　　白宫把这个协议称为一场胜利。它说，中国已同意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这让遭受贸易战打击的农民获得了一些必要的缓解。这也意味着，美国经济不会受原来威胁在周日开征的新一轮关税的影响，这轮关税针对的是美国人喜欢购买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如玩具和智能手机。
　　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强硬派支持者可能会认为，这个协议表明他们今年春季以来所采取的强硬立场是正确的，当时，中国温和派人士此前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告吹。从那时起，中国一直要求即使是达成部分的协议，也要包括取消关税。美国官员对这个要求先是反对，后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终于答应了。
　　从本质上讲，贸易战打了一年半后，中国似乎找到了一个制胜的策略：保持强硬，让特朗普政府自己与自己谈判。
　　“那些敦促习近平固执己见、不做出太多让步的民族主义者取得了成功，”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说。“我不把这看作是市场自由主义者的胜利。”
　　上周五的宣布让中国在明年或者更远的时间拒绝任何进一步让步的可能性变大了。这似乎证实了许多中国官员的看法：如果市场下跌，或者特朗普在农业州的支持者遭受太多损失的话，他会放弃贸易战威胁。
　　甚至在上周五之前，特朗普今年已经四次推迟或取消了加征关税。这种政策变化最终可能会鼓励北京进一步拖延谈判，以达成对中国尽可能有利的协议。
　　协议影响可能波及贸易以外的领域。上周五宣布的协议，令中国政府对本土产业支持的讨论就此打住。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人士认为，这种支持对美国企业构成了直接威胁。
　　更广泛地说，初步协议的达成可能会让已经被削弱的中国温和派进一步边缘化，他们希望北京放松对国内经济的控制。
　　西方经济学家警告，臃肿的国有企业正在拖累中国经济，吸走本应流向私营企业的资金和注意力。北京加强控制也可能使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中国更强硬的立场也给习近平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部分出于贸易战所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经济增长还可能会进一步放缓。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大部分还未取消，大型企业把它们在中国的制造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压力仍在。
　　“习近平的确需要达成贸易协议，这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需要提振疲弱的经济，同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香港中文大学北京政治问题专家林和立说。
　　但就目前而言，习近平似乎拿到了一份可能会让中国民众认为贸易战的最糟糕阶段已经过去的协议，尽管一些法律细节仍有待敲定，而且解决起来可能也并不容易。但这项协议的总体框架可能会让中共的强硬派感到满意，他们坚持要求北京不会作出限制中国产业政策的妥协，这些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美国在高科技上的竞争对手。
　　七年前，习近平上台后，强硬派如鱼得水。他开始了一场巨大的、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以确保中国成为从半导体到电动汽车等未来行业的领军者。
　　中国一家国有企业为了建造与波音竞争的商用飞机，已在上海郊区建起了110栋建筑，包括大型机库、电脑化设计工作室等。数十个中国城市都在建立由政府补贴的半导体工厂，与美国巨头以及台湾和韩国的企业竞争。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鹰派人物和美国商业团体表示，由政府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可能会把国际竞争对手消灭。他们以太阳能组件行业为例，该行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有银行几乎无限制的贷款。美国和欧洲的工厂倒闭让中国几乎完全掌控了这个行业。
　　但习近平及其支持者坚持认为，中国需要这些受补贴的行业。特朗普今年曾采取措施，以中国公司与侵犯人权或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的名义，限制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制造的芯片、软件和其他现代必需品。在中国政府的许多人看来，特朗普的做法凸显了中国对美国的过多依赖。
　　特朗普政府曾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它的首选做法是让中国同意严格限制补贴。其次，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反补贴措施，对一系列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抵消中国对本国企业的支持，并让美国和他国公司在美国有投资和竞争的空间。
　　特朗普政府现已不再坚持第一个做法。通过减免关税，政府已表现出新的退让意愿——尽管上周五宣布的关税减半产品中相当多的是低技术产品。
　　中国的政府补贴问题曾在早些时候的谈判中占更主要的地位。今年4月，以市场为导向的习近平贸易谈判团队在华盛顿接受了本会让美国保留大量关税、修改一些中国法律的初步妥协，白宫认为那些法律不公平地偏袒中国企业。
　　但习近平站到了强硬派那边，他们要求撕毁该协议，重新谈判，因为该协议不包括大范围取消已经征收的关税，而且协议对修改法律的要求被视为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
　　10月，贸易谈判代表们又达成了一个没有取消关税的初步协议，而北京的强硬派再次要求修改协议，将取消关税包括进去。
　　了解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士说，随着贸易谈判在过去一周取得进展，中国官员的情绪慢慢地从深感担忧转向谨慎，最终在本周晚些时候，转为欢欣鼓舞，甚至有些怀疑，他们不敢相信强硬派的目标得到了实现。
　　即使是对美国的重大让步——中国同意购买更多的农产品——也会增强中国政府的权力。这些采购很大可能由国有企业来进行，从而保护了它们在中国大宗商品贸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当然，中国的强硬派并并非周五协议的唯一受益者。
　　美国企业和农民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里发现，向中国销售从半导体到大豆等各种产品会变得更容易，这将让企业的销售目标和高管的奖金目标更容易实现。
　　特朗普本人可能只会受到有限的批评。可能会对特朗普在中国政府补贴问题上退却不满的公司，主要是那些总部设在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州里，比如加州的技术公司，而这些企业也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于较低的关税。
　　尽管如此，上周五宣布的协议把中国政府补贴其产业的棘手问题推到了将来，这很可能会让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关系在未来几年变得复杂。
　　“从长远来看，美国将不得不解决中国政策造成的产业失衡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而不仅仅是政治影响，”为中国和美国企业提供咨询的阿伦特—福克斯律师事务所(Arent Fox)国际贸易律师马尔科姆·麦克尼尔(Malcolm McNeil)说。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9/12/16   发布时间：2019/12/16

旧文章ID：2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