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雷诺兹  来源：中美聚焦

　　编者按：
　　12月13日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有关进展，称，中美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中国将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
　　此前，居住在纽约的作家及外交政策分析师本•雷诺兹（Ben Reynolds）为中美聚焦撰文，他分析称，特朗普政府因受到内政影响，比中国更需要一份贸易协议。

　　随着12月15日美国新一轮关税的临近，太平洋两岸的投资者都在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特朗普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贸易谈判。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内的一些美国人认为，由于最近出口经济恶化，中国比美国更需要一份协议。然而，国内政治压力却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美国政府正紧张地注视着烦琐的经济指标，希望将清算推迟到2020年大选之后。随着美国股市的泡沫化达到历史高点——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美国政府需要签署一份具体协议，避免股市出现可能拖累整个经济的痛苦崩盘。
　　最近几个月，出现了一波传言和声明，称有可能达成缓和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协议。此类协议的轮廓一直模糊不清，但包括中国承诺大幅增加对美国出口农产品的采购，以及美国提出取消进一步的关税。中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让许多经济观察人士的心弦摇摆不定，它是巴甫洛夫铃铛式的，上周还“即将达成协议”，下星期特朗普就耀武扬威泼冷水。目前看来，中美两国还在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尽管双方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条件签署协议。不过，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12月15日，这是美国对15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5%额外关税的最后期限。
　　虽然双方都感到痛苦，但杠杆的平衡作用似乎并不均匀。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低于已属平庸的官方统计数据，其出口经济因工厂订单的减少而受到重创，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刺激措施，信贷却没有增加。而美国方面，尽管政府延长了补贴期限，农业部门还是受到与中国市场割裂的打击。而有关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混合信号，正被债务驱动下相当不错的消费支出，以及央行国内外宽松政策制造的股市泡沫所掩盖。看起来，在本月的谈判中，由于经济相对实力较强，美国似乎处于比中国更有利的地位。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它的外在模样。即使利润停滞，美国股市仍处在正持续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泡沫之中。用各种指标衡量，这些市场都被严重高估。在很大程度上，这可归因于央行的扩张性政策和廉价的信贷使美国公司得以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使其他机构在虚高的股价后面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公司债务已升至历史新高，预示着如果收益进一步下降，一场清算即将来临。这种性质的泡沫是脆弱的、易受冲击的，随着不断膨胀，脆弱性也越来越大，而它们背后的力量则失去势头。当前泡沫背后最重要的心理力量之一，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误导性叙述，也就是即将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很快接下来投资者所不屑的贸易战和关税也会结束。
　　12月3 日，似乎发生了这种乐观泡沫破灭的一个小预演。特朗普暗示说，贸易协议有可能推迟到2020年大选之后。股市应声暴跌。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即兴声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盘就下跌400点。总统过后表示，这点下跌无关紧要，未来的下跌也不会影响他与中国达成更好的协议。这纯粹是吹牛。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届政府如特朗普的白宫像激光那样聚焦于股市。
　　为了真正取胜，中国需要利用其所能调动的筹码，确保贸易战开始以来加征的所有实质性关税被撤回。而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愿意比美方更长久地承受这些关税带来的暂时痛苦。这是一场不对称规则下的“博弈”。当然中国政府也会关注民意，高失业率意味着不满、罢工和骚乱，经济增长下滑则会伤害有影响力的大企业主和房地产所有者。不过，中国政府不需要担心选举会让它在短期内失去权力，但特朗普政府却要担心这个。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表现对总统选举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正计划在2020年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竞选。市场动荡不仅危及美国的整体经济和普通选民，也考验极富有的共和党捐款人的耐心，他们可能宁愿静观选举结果，期望下任总统能与中国达成协议。正像我们刚才说的，美国经济是由脆弱的股市泡沫在支撑，而这部分取决于对结束贸易战的乐观情绪。中国政府可以非常简单、单方面地泄露有关谈判的最新悲观消息，以测试这个泡沫的强度。它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表示要中断谈判，这将被证明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无论如何，没有哪件事情比2020年大选前美国股市开始下跌更让特朗普政府担心。只要看看共和党在2008年股市暴跌后的选举中如何被碾压，就能明白其中的原因。中国面临着经济动荡和自身的烦扰，但即使2020年处境艰难，它实际上也不会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要智取特朗普政府，帮助重建中国希望的贸易体制，中国政府只需问问自己，到底是谁更应担心2020年的动荡。

来源时间：2019/12/14   发布时间：2019/12/14

旧文章ID：20240

作者：郭至君  来源：中评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11日在国新办吹风会上就中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记者们交流，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回答了许多记者们关心的问题。
　　阮宗泽表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时代之问。那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创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工作方案，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鲜明的标识。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样一种状况，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交织发展。所以这场变革的核心就是一个“变”，那么在这场变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国家在搞单边主义，在搞保护主义，对多边机构和多边条约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方式，严重冲击了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讲，中国也身临其境，但是中国并不是以悲观的方式来看待当前的大变局。事实上我们看到，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而且参与到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来，使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更加的均衡，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我们知道在过去不管是全球化还是工业化，主要是在西方体系内部进行循环。从西方到欧洲，那么应该说现在是第一次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有机会参与到全球化、工业化当中，塑造这样一个大循环中。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变化，它不仅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重塑，而且也打破了过去全球化只是在西方之间循环的一个逻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从一个旁观者也成为一个主角之一，成为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塑造者。习近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所以一方面我们承认当前的巨大的一个变化，同时我们坚信仍然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那么这一个论战揭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如何塑造这场大变局，揭示了国际体系转型过程当中，与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这样一种特征。中国一直在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的政治、经济新的秩序。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而且联合国会员国当中第二大出资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当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所以中国不仅自身发展，也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
　　阮宗泽说，看看现在全球治理，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更加的冲击了这种全球治理的努力。
　　第一、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跨界性问题，这种跨界性问题它不是说一个国家能解决的，两个国家也解决不了，必须要大家携手合作，才能解决这些跨界性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制度的供给是严重的部署，因为出现了新的问题，但是国际上却缺乏这样一些有效的应对机制。第二、现行的机制当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分配并不均衡。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说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主要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建立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几十年，可以说由于特别是现在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那么它们在国际社会当中，不管是政治、经济、安全等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是他们在国际体制机制当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严重不足，所以这就导致了对于今天的全球治理出现这样一种不给力的状态。所以要接下来怎么办？我觉得中方应该支持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它靠的必须是大家共同携手来应对，而且还有一个要有效的提升，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当中的作用，我举一个例子，就更好的能阐释这个观点。
　　“你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电厂金融海啸，无人能够吸引席卷全球百年罕见。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西方没有用七国集团来拯救这场问题？而用的是二十国集团。按理说西方七国集团他们应该站出来，可是连西方七国集团都觉得光靠他们已经不能因为这场危机，所以才有二十国集团，就是因为二十国集团当中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那么在过去的十余年当中，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可以说是巨大的，而且超过了西方的发达国家。我有一组数字，比如说在过去11年当中，仅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超过30%，金砖国家加在一起对世界经济增长超过了50%，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超过了80%。”阮宗泽举例说。
　　我们认为全球治理要让它更加的有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就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当然中国要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当中的核心地位，同时支持包括像上合、金砖、二十国集团等等这些多边机制，让他们在全球治理当中也发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阮宗泽在答问时表示，已经注意到现在关于中国外交“咄咄逼人”的提法。他说，有些人在不同的场合都把中国外交说成“咄咄逼人”，比如中国在维护自己正当利益时，像是在南海问题上，正当的做法都被说成“咄咄逼人”。这是对中国外交的一种误读。
　　阮宗泽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其他国家也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你如果只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其他国家不走和平发展道路，你却要求不管你做什么，好像中国都只能接受，反之就给你扣上一个‘咄咄逼人’的帽子。我认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他强调，中国的发展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方是没有妥协余地的。而且中国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并没有去侵犯别人的权益。“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时候。”
　　阮宗泽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也不例外。那种把中国的外交说成是咄咄逼人，是试图在把中国外交进行曲解，试图不管别国对中国怎么样，中国都不能作出有力的反击。“我觉得这恰好是对中国外交的一个误判。”阮宗泽说。
　　那么，中国怎么样做好自己？同时我们怎么样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阮宗泽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的了解，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向国际社会说明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要做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而后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所以中国拥有更大的一种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对今天中国的期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在回答中国愿意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更简化的来讲，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可以理解成中国梦的实现，对世界梦它是一个促进、一个贡献，而不是一种挑战。

来源时间：2019/12/13   发布时间：2019/12/12

旧文章ID：20237

作者：索拉布•古普塔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索拉布•古普塔（Sourabh Gupta），中美研究中心（ICAS）高级研究员。

　　在短短的两周内，作为多边治理王冠之一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其上诉机构的运作——将陷入停顿。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17条于1995年成立的上诉机构是一个常设机构，负责审理WTO 成员有关贸易争端的上诉，由这一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上诉机构报告》自动成为争端各方必须接受的最终决定。上诉机构由七人组成，任期四年，按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规则，每一宗上诉应由三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审理。由于特朗普政府已对上诉机构的某些所谓功能性缺陷表示正式反对（可追溯到2017年春季），并且对任命新的小组成员行使否决权（可追溯到2018年9月），上诉机构自2019年12月11日起将达不到审理案件所需的三人法定人数。这实际上是破坏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回想起来，美国在2000年末用类似手段阻止一个墨西哥告美国食糖限制政策案的仲裁小组成立，恶意破坏北美自贸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说是当今之不幸的预兆。
　　WTO上诉机构的瘫痪是特朗普政府随心所欲、更确切地说是无视国际贸易法的最重要例证。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特朗普政府诉诸一些很少使用的、非常规的贸易救济手段，以施行其“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虽然这些法律文件中的许多文件从原则上看符合国际贸易法和美国的多边义务，但特朗普政府却故意以违反国际贸易法的方式对之进行曲解。有时候，这些解释甚至违背行政部门自身对国会的郑重承诺，更不消说对WTO和美国国际伙伴的承诺了。
　　2018年7月6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列举中国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方面的所谓非法政策和做法，按照《1974年贸易法》第310－10条对首批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这些关税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可预测原则（与关税约束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关税还违反了美国对其WTO伙伴的法律义务，也违反了美国行政部门向国会做出的承诺，即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WTO可以审理的申诉，在该机构做出裁决之前，政府不会采取强制性行动。面对在WTO的不利局面，为证明其“301条款”行动的正当性，美国政府辩称那些关税是出于保护“公德”的需要，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8年公布的两份250多页“301条款”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提到“公德”这个词。
　　2018年3月8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b）授权，对一系列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他声称国内钢铁被过多的进口品取代，对该行业的经济福利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一结果在他看来正在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用基于第232条（b）的国家安全例外来恢复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显然不符合GATT（关贸总协定）第21条所说的“安全例外”，即相关行动必须要“在战争或其他国际关系紧急状态下采取”，并应关系到成员国的“基本安全利益”。它也与美国代表至少在上世纪40年代末起草多边贸易体制章程规则时对这两个术语所作的合理解释相矛盾。
　　2019年5月28日，美国商务部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771条（5）（A）授权，发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汇率低估视为一种可反补贴的补贴。据解释，出口商因为货币低估而额外获得的本国货币（产生于出口商将获得的美元兑换成为其本国货币时），将被视为一种可反补贴的收益，这是该国进出口部门所特有的。用这种解释来纠正所谓“低估”很成问题，因为根据WTO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只有三类“专向性”（企业专向性、行业专向性和地区专向性）可被采纳。拟议规则还违背惯例，即IMF及其监管规则而非WTO及其反倾销/可反补贴关税规范,才是约束汇率操纵行为的适宜法庭。
　　最后，2019年8月5日，美国财政部根据《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第3004条，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行动声明中，财政部辩称人民币8月初的贬值（在特朗普宣布一批新关税之后）是蓄意的，因为北京有大量外汇储备，且有操纵汇率的历史。这一认定既不符合国内法规，也有违国际公约。虽然人民币币值并没有出现严重偏离，中国经常账户中的净出口也没有增加，但美方不以客观事实作依据，而是主观地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并随意将与汇率相关的政策和做法归为不良意图。其实恰恰相反，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已经导致其净出口在过去几年中显着下降。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哲学基础和做法源于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今后美国将严格在双边主义基础上与外国贸易伙伴交往和开展对外贸易自由化。第二，对于第三方仲裁或执行机制，美国决不会服从，也不能受其约束。到12月11日，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将因此而变得境况更糟。

　　原题：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弊端

来源时间：2019/12/13   发布时间：2019/12/12

旧文章ID：20236

作者：邓聿文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中贸易谈判据说接近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特朗普已经确认了信息。对这位行事难以捉摸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感受可谓五味杂陈。特朗普执政近3年，中国所受"特朗普效应"其实不亚于美国，即将过去的2019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政策就深深地打上了特朗普烙印。
　　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其实并不奇怪。尽管中美在政治制度上南辕北辙，价值观对立，然而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过去40年的发展导致两国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共生体。因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改变，首先和主要的，体现在经济方面，尤其对中国的经济开放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改变之一：推动中国经济开放
　　自胡锦涛时期起，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就逐渐衰竭，经济开放因为有加入WTO的承诺，不得不有限度推进。习近平上台后，虽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改革规划，但他更钟情的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改革几乎完全停顿，开放也严格限定在制造行业，并且是有条件的，至于服务领域特别是金融行业，则是严禁向外资全面开放的，外资进入保险、证券和银行业，合资可以，但要控股绝对不行，更别提独资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金融领域最敏感，关系共产党的统治，不能放开让外国资本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行业基本是国有企业的天下，而国企的治理效率又是低下的，如果放开，很可能被西方的金融巨头打败。
　　2019年，中国经济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近10年来罕见，除了在某些制造业如汽车行业，允许外商控股或独资，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也大幅度放开，原来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大部分被取消，金融开放成为2019年中国经济开放的最显着标志。出现这种局面，完全得益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特别是特朗普总统的极限施压。它使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习近平不得不用更大的开放来吸收外资，同时也用来满足特朗普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要求。基于习近平的政治保守性，贸易战前中国社会对中国政府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是不抱太大希望的，那时人们担忧的是中国是否会再次以自力更生名义闭关锁国。特朗普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后，尽管人们对改革依然丧失信心，但习近平总算在压力下没有关上开放之门。这个功劳是要算在特朗普身上的，他是中国经济开放的最大"功臣"。
　　改变之二：强化习近平的权力
　　特朗普对中国内政的改变，还表现在强化了习近平的个人极权统治上。关于这一点，争议会较大。在去年5月两国正式就关税问题硬碰硬后，一直到今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前，外界认为习近平不听党内主流意见劝阻，没有顺从美国提出的条件，一意孤行和美硬扛，导致特朗普不断提高关税税率和扩大关税规模，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习对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也让自己在党内处于四面受敌状态，其权力和权威大大下降。这种看法在贸易战爆发初期可能有些接近事实，但随着美国借贸易战打压中国的态势日益明显，特别是华为孟晚舟事件的爆发，党内认识到，贸易战并非仅是贸易平衡问题，美国发起贸易战背后的意图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无论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做什么退让，美国都会变本加厉，提出更多和更高要价。党内形成这一共识后，习近平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为他可以借党内纪律来约束高层在应对贸易战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强调此时党必须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才能在贸易战中打败美国。表明习权力强化的一个转折点是5月初习推翻了两国敲定的贸易文本。四中全会更是将习的一套治国策略包装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中国未来至少十几年的统治蓝本。
　　改变之三：加强中共是国家利益维护者的形象
　　与此相关，特朗普对中国的第三方面改变是造成了中国民众的分裂，但中共的统治基础并未削弱，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中国社会内部在最近10多年被撕裂分化，党内与党外，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左派与右派，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互掐厉害，特朗普的出现加剧了这种状况。特朗普刚上台时，中国民众对他的期待非常大，以为他能压一压中共和习近平的气焰。故民众普遍支持他和中国打贸易战，尤其在自由派里，形成了一批"特朗普粉"，不管特朗普做什么，只要有利于削弱中共统治，都无条件支持，即使党内改革派，也不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因为有利于习近平重回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但随着民众看清特朗普和中国的贸易战只是为美国和他自己的利益，不关心中国人权，要把中国和中共一块压制，他们对特朗普和美国的失望情绪也就越大，虽然还有一部分自由派支持特朗普，然而，在党内和大众，包括科技界，民族主义再次强化，特别是美国支持香港暴力抗议，让中共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总体看，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以及美国在台湾和南海的行动在短期里为中国制造了外部困难，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有很大杀伤力，但由于习近平抓住这一机会强化了自身统治及不失时机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到一个更高水平，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激发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从长远看，只要中共度过了目前难关，特朗普对中国的改变可能反而会延续中共统治的寿命，并对美国构成长久的竞争关系。
　　本文作者是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来源时间：2019/12/13   发布时间：2019/12/13

旧文章ID：20233

作者：苏昆  来源：亚城生活网

　　今年三月六日，美国厨房橱柜联盟（The American Kitchen Cabinet Alliance）提出申诉，要求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厨房橱柜和卫生间卫浴柜开展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四月十九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4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初步裁定中国进口对美国橱柜行业造成危害。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继续调查，并且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做出裁定。
　　我们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初步结论是错误的和缺乏远见的。
　　美国厨房橱柜联盟认为在接近 100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中，有大概 45%的市场被中国侵占了。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橱柜增长超过70%。美国橱柜行业就业人数多达25万人。如果我们剔除从中国进口部分，25万人创造了55亿美元的“财富”。这虽然比不上高科技公司，但是在传统行业中，也算是很好了。
　　在过去五年中，美国从中国进口橱柜增加了70%。这看起来很多，年均增长也就是10%多一点。而且，这实际上是跟2014 年橱柜行业受到房地产市场衰退的冲击，跌入谷底相比较的。在过去五年中，美国橱柜行业年均增长大概是 5.5%。虽然中国橱柜进口增加高于行业平均增长，美国橱柜行业就业人口年均增长仍然接近 2.5%。也就是说过去几年，美国橱柜行业就业人数是持续增加的。
　　为什么中国橱柜大量进口，反而刺激了美国橱柜行业的就业增长呢？这些增长主要来自于仓储，安装和服务行业。橱柜的样式，颜色比较多。一家中等规模的橱柜公司，从橱柜到安装辅助材料，通常会有3000 到5000个产品。这些产品一般至少需要十万英尺以上的库房存放。除此之外，橱柜的设计和安装都需要一些有专业技能的人员来完成。25万从业人员中，还不包括货运等其它间接从业人员。橱柜从库房到客户住宅的运输，一般是由专业的运输公司完成的。橱柜是一个比较特殊产品：仓储，销售，设计，安装等环节需要紧密配合。真正工厂生产，仅占大概20%的产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几年中国大量向美国出口橱柜，美国橱柜行业的就业人口反而在持续增长。
　　橱柜公司大多数是雇员50人左右的中小企业。真正受中国进口橱柜影响的只是美国的橱柜生产企业。美国厨房橱柜联盟仅有 25 家企业参与了这次诉讼。有两家橱柜生产企业在过去几年内面临倒闭。有的公司出现每年5-6%的负增长。在参加诉讼的公司中，有两家是匿名的。 我们猜测，这两家公司跟中国企业有合作。有不少美国橱柜公司，直接从中国进口橱柜半成品，到美国后再油漆，组装，添加在美国生产的门板。这样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做高附加值部分，并且适应客户的特殊需要。这类公司业务增长，肯定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除此之外，美国橱柜行业有一些“认证”机构。他们对产品质量进行认证。最常见的认证，至少就有五六种。从中国进口的橱柜，为了进口得到美国客户的认可，都急于参加这些协会，尽快认证自己的产品。这些认证机构和协会，任何一个都比美国厨房橱柜联盟规模大。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应该向他们了解情况。
　　早期美国厨房并没有专用橱柜。三十年代，美国着名建筑师莱特设计了开放式厨房。开放厨房设计的社会背景是由于三十年代经济衰退， 开放式厨房可以节约造价。另外一个原因是妇女地位的提高，莱特出于人性化的考虑，他觉得家庭主妇在厨房“工作”的时候，应该有机会参与到和其他家庭成员或者客人的交流中来。逐渐地，橱柜成了美国家庭必不可少的“固定家具”。美国的厨房橱柜，大多数情况是由女主人来决定颜色和样式的。橱柜流行样式，风格，色彩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家庭装修的时尚。如果对从中国进口橱柜加征超过 200%的惩罚性关税，不但对橱柜行业就业是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每栋住房成本会增加 2 万美元以上。川普总统知道手机对美国民众的重要性，在中美贸易战中，豁免不对手机加税。橱柜跟手机一样，影响美国的千家万户。美国妇女对厨房橱柜的上心程度，远超过对待汽车。对中国进口橱柜苛征关税，对美国家庭装修的多样化，对美国家庭舒适程度和妇女对生活满意度等等，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那些生意走下坡路的橱柜生产企业，就业人数不多。他们除了受到中国橱柜的“冲击”外，主要问题在于生产效率低下，设备陈旧，不能适应客户需要。比如他们通常在收到订单后要等两个多月才能交货。最近美国欧式橱柜出现流行趋势，这些公司从来没有考虑增加流行产品和流行颜色。美国商务部是否考虑过给这些企业一些切实的帮助呢？提高中西部传统行业的效率，提升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提振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橱柜具有定制化，服务增值，风格多样等特点。这些都是美国企业的优势。橱柜行业不存 在越廉价越有市场的情况。我不能说橱柜是“妇女产品”，但是橱柜确实是家庭中“妇女决策”的产品。美国的橱柜设计师中，有大量的女性设计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赞成对中国进口橱柜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四位人事，是否知道：美国妇女在购物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
　　中国，印度还有欧洲橱柜行业增长都很快。加征中国橱柜关税，对中国橱柜行业整体影响 有限。高额橱柜关税，有可能摧毁美国繁荣的橱柜市场，造成橱柜行业就业萎缩。首当其 冲的是跟橱柜相关的安装工人和女性橱柜设计师。
　　美国橱柜市场在过去十年中的发展，实际上应该感谢中国橱柜公司的贡献。据说，十年前，美国家庭换橱柜价格昂贵，都需要借助贷款。而且等待时间超过两个月。因为橱柜公司是在附近工厂里生产，再拿到客户家里安装的。在中美橱柜从业人员的合作下，橱柜尺寸逐渐标准化，在工厂生产的橱柜，扁平包装（flat pack），便于运输，成本下降。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是跟宜家学习的。总之，既要标准化，又不能失去多样性，实际上很难。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样式和颜色的橱柜，大小有几百种产品可供客户选择。就像“乐高”一样， 设计人员和家庭主妇可以用这些“标准件”，进行二次创作，把厨房变得方便实用，高雅 清心，风格独特。中国企业不仅仅是降低成本的工具，他们对这个行业有特殊贡献。他们 有权利分享这个市场发展中理应他们得到一小部分“果实”。很多中国橱柜公司，又加入 中国元素，开始拓展了中国国内市场。个别美国企业的问题是不能“与时俱进”。
　　橱柜公司，并不是高科技企业，也不是大规模的劳动密集企业。如果说有政府补贴，低税收，低利率的优惠，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中国为保护环境，对树木砍伐有严格要求。这些 企业生产用的木材，主要来自南美，北美，和北欧。政府对原材料并没有补贴。生产的机 器设备，有很多从欧美进口，我们不了解这些公司是否得到美国政府补贴，但是购买这些设备并不便宜。尽管中国橱柜生产多在中小城市，获得建造厂房的土地的价格，不一定比 美国中西部便宜。中国的能源价格也不便宜。至于说低利率贷款，也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 拿到的。这些橱柜公司，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家族企业。资金靠股东筹集，跟亲朋好友借 贷的也很多。我不赞成中国政府补贴企业。生产橱柜的民营小企业，即便能得到地方政府 的支持，也是很有限的。恐怕连 5%的作用都不到。“以不公平价格倾销”的论断，不知 道从何而来。
　　在美国，一块上好的 4 英尺乘 8 英尺的合成木板，零售价格才三十美元。用这样的板材做好的橱柜，零售可以卖三四百美元。美国厨房橱柜联盟的个别企业如果在有低税，低价格能源的条件下，还会濒临破产，我真的是无言以对。给中国产的厨房橱柜和卫生间卫浴柜加征惩罚性关税，也有操作性“困扰”。我看到过有人用橱柜，搞了一套漂亮的壁柜和电视柜。我不知道的壁柜是否会很快流行。橱柜稍加改造，也可以用于衣帽间，储藏室，车库等等的装修。不知道美国商业部如何定义橱柜。很多年前， 曾经有过为西红柿到底是算蔬菜还是水果打官司的案例。当时的起因就是关税问题。
　　美国厨房橱柜联盟的“申诉”是背对美国家庭，背对美国妇女，背对美国人民。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的初步结论完全缺乏依据。在他们做结论之前，应该问问美国民众：橱柜价格增加到目前三倍，是否有道理？

来源时间：2019/12/13   发布时间：2019/4/28

旧文章ID：2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