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潇清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13日，201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详细论述了中美关系。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经过40年发展，中美两国经济利益高度融合，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不断上升。但同时，中美之间也存在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正在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今年来，我们本着对两国人民、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态度，继续寻求同美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同时坚决抵制美方的各种霸凌行径，努力维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大阪实现会晤，明确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王毅进一步指出，2019年，无论是在中国外交还是国际形势中，中美关系无疑都是最受关注的议题。在这里我愿意进一步阐述和表明中方立场，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但两国关系却遇到了40年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美方在经贸、科技、人员交往等领域接连对中国无端设限和打压，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人权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蓄意攻击抹黑，不仅如此，美方还利用各种国际场合诋毁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给中国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在国际交往中实属罕见，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得来不易的互信根基，也严重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国际信誉。不仅使中国人民愈发看清这些反华势力背后的险恶用心，也正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抵制。
　　王毅表示，错误的行动源于错误的观念，美方的上述做法是对华认知出现了误判，有人认定中国一定会像传统大国那样“国强必霸”，最终挑战和取代美国；有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难以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成功，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除了西方模式之外还有别的现代化道路；有人把美国自身问题转嫁到中国身上，搞“内病外治”；还有人企图通过对话示强，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不仅“中国观”走入歧途，“世界观”也出了偏差。作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美方却放弃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重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覆辙。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争端解决议定书》、退出《中导条约》。这种公然开历史倒车，不断“退群”、毁约的做法，给国际社会带来诸多难题和困扰，成为当今世界的麻烦制造者。
　　王毅指出，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是世界各国共同期盼。40年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最大启示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尽管今天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这条重要的启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中美两国如果能管控分歧，聚焦合作，不仅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王毅强调，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争取的是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从来无意于挑战和取代美国。我们坚持的是国际公平正义，坚决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绝不会谋求一己私利。我们始终相信中美合作才是两国的最好选择，也是唯一正确选择。我们敦促美方尽快冷静下来，树立理性“中国观”和正确“世界观”，同中方相向而行，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找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文明的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之道。

来源时间：2019/12/13   发布时间：2019/12/13

旧文章ID：20229

作者：林枫  来源：美国之音

　　彭博社、路透社和美国商业频道CNBC等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了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多家媒体说，美国谈判人员与中方原则达成一致，等待特朗普总统批准，特朗普定于华盛顿时间周四（12月12日）下午在白宫与他的首席贸易顾问会晤。
　　目前还没有看到白宫官方声明，但多家媒体随后援引知情人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已经予以同意。
　　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与特朗普会晤前对美国参议员表示，有关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的声明可能很快会发布。
　　美联社报道说，得到美中双方通报的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薄迈伦（Myron Brilliant）说：“我们接近达成协议。”
　　他说，特朗普政府同意暂停执行特朗普原订周日(12月15日)对1千6百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并削减现有关税。不过薄迈伦并不清楚削减幅度是多少。
　　作为回报，北京将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增加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华尔街日报》周四上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出取消定于12月15日开征的新一轮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同时将现有的对价值3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低一半，以换取中国承诺大笔采购美国农产品、改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以及扩大中国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上午发推文说，“‘十分’接近与中国的‘重大协议’。他们想要达成这一协议，我们也如此。”
　　报道说，美方的这一提议是大概五天前提出的。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仅表示，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美方一直坚持要求北京做出大规模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具体承诺，这是特朗普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坚持的条件。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曾表示，中国承诺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年内每年采购400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北京一直不愿意满足美方大规模采购农产品的要求。中方的考虑是，这会导致与中国其他贸易伙伴的摩擦。中方还表示，采购应该给予市场价格和中国的实际需求。北京还要求，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是华盛顿至少部分取消加征的关税。
　　保留部分关税可以使华盛顿对北京在执行协议方面具有一定约束力，并推动北京继续就双方更为棘手的问题举行新的谈判。而一旦北京没有兑现承诺，华盛顿将把关税恢复到最初的水平。
　　不过，亦有评论人士认为，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降低一半的让步尺度过大，因为出口商和进口商应对7.5%或12.5%的关税相对要容易得多。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减让一半水平的关税的确是比较大幅度的让步，但中方也需要做出坚实的采购承诺。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美国要求中国做出强有力的采购承诺，但直到上周，（北京）都没有同意做出这些承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对美国之音表示，50%可能只是美方提出的减少关税水平的上限，具体数字可能会取决于中方承诺的采购数量。他说：“我期待的是12月15日的那批关税会推迟，而已加征关税的降低幅度会在5%至10%不等，除非中方做出重大的采购承诺。特朗普并没有放弃他的全部‘武器弹药’。”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书面协议仍在拟定当中。截至发稿时，白宫尚未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发出声明。

来源时间：2019/12/13   发布时间：2019/12/13

旧文章ID：20228

作者：李巍  来源：《世界知识》2019年第23期

　　今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应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之邀，我随一个中国代表团到美国交流了半个月。在美方安排下，我们除在华盛顿特区停留四天外，还访问了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和老工业城市底特律，以及俄勒冈州第一大城市波特兰和它的三个卫星城，参加了50多场活动，与政、商、学、民各界100多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尽管我们接触更多的可能是偏民主党的人士，但仍是一次全面触摸美国社会各阶层脉动的重要机会，感受到这个超级大国正在经历的“阵痛”与变革。
　　看到了地方经济的局部衰败
　　底特律是美国老牌工业城市衰落的缩影，也是美国“铁锈带”上生锈最严重的一颗螺钉。这里的艺术博物馆和市中心的高楼大厦特别是通用汽车总部提醒我们，这里曾是美国工业时代的第五大都会。底特律的街道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破败，相反市容还比较干净，但在这里我们仍感受到人迹稀少的冷清，甚至有一丝阴森。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底特律难以抵挡外部世界的挑战，强大的工会组织是他们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底特律在最繁荣时曾有200万居民，现在只剩下80万，大量白人精英逃离了这座城市。
　　在福特博物馆，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史，看到了爱迪生和福特的一段师徒忘年交，这两个人并称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父”。20世纪是汽车的世纪，美国引领的汽车产业成为这个国家工业的重要骨架，如今这个骨架正在坍塌。在美国，当一个行业遭遇技术升级瓶颈以至于难以获得超额利润，工会就是这个行业走向没落的梦魇，我预感美国下一个遭遇危机的制造业巨头会是波音。
　　其实除了底特律，走向衰败的有不少传统工业城市，比如匹兹堡（近年发展绿色经济有了些起色），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费城。特朗普想把制造业重新拉回美国，显然这很困难。在华盛顿，美国玩具商协会主席告诉我们，至少玩具制造业是肯定回不到美国的。所以美国只有一条出路，不断进行颠覆性创新和金融化，只有高技术和金融才能筑起高壁垒、获得高利润，而高利润如果不匹配强有力的国家再分配，只能加剧社会的极化。
　　一位黑人投资家告诉我们，他们试图复兴底特律，但充满挑战。我问他美国是否有什么城市正在兴起，他说现在的美国除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超大城市还在发展外，新兴城市主要是德州的达拉斯、奥斯汀和休斯敦，以及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这些城市代表了美国的未来。据我所知，这些城市基本都在“阳光地带”上，亚特兰大有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休斯敦是美国的航天产业基地，达拉斯的金融正在快速崛起，而它们都是共和党的票仓。
　　很多普通人缺乏安全感
　　由于缺乏国家和家庭提供的安全网，美国人民对失业充满巨大恐惧。美国的私人教育和私人医疗制度存在很大问题。我们访谈所及，不少人都提到美国的私人教育非常昂贵，只服务于少数精英，而公共教育系统正在溃败，无法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特朗普推翻了其中部分内容，因为中上等的中产阶级认为这个医保法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美国的私人医疗却只有富人才享受得起，穷人没有医疗保险基本看不起病。美国的基础设施也确实老化严重，我们在底特律和波特兰住的酒店电梯破旧，要搁在中国早被当作故障梯了。
　　在各种访谈中，我感受到美国年轻人对现状的普通不满，他们认为已经很难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阶层流动的“美国梦”渐行渐远，年轻人也就成为支持民粹主义和美国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这从2016年大学生对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的拥护可见一斑。而他们的这种心态与我们惯常理解的那个年轻、生机勃勃的美国相差甚远。
　　不过，我们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之间的俄勒冈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氛围，这里看上去欣欣向荣，然而拥有400万人口的俄勒冈在联邦只有7张选举人票。比弗顿是波特兰的一座卫星城，人口不到10万，充满生机和活力，耐克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里，英特尔在俄勒冈则有6座制造工厂。
　　在比弗顿，我们拜访了一个生产感应器的企业，它起初由一对夫妇创办，后来将一多半股份卖给11名关键员工，现已拥有雇员110人。男老板原来是位中学物理教师，他告诉我们，厂房是从耐克公司手里买下的，他只管技术，销售全部外包给经销商。我向他提起中美贸易战，他对细节不太了解，但告诉我们其最大海外客户是中国和俄罗斯，业务好像受到了提高关税的影响。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工厂的各个角落。严格来说，这不是制造车间，主要从事的是设计和测试工作，所有生产环节都在中国完成。这座工厂是美国数以千万计中小企业的一个缩影，拥有创新活力，在某个具体领域内是“隐形冠军”，却因为高度融入全球化，生产环节已全部转移到海外。
　　陪同我们参观的工厂公关总监告诉我，两周以前，纽约州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刚刚来他们工厂访问过，舒默非常关心美国制造业的生存状况，正是此人在2003年一手挑起了人民币汇率争端。公关总监也自豪地说，2008年奥巴马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也曾到访他们的工厂，还为他们签名留念。
　　俄勒冈州没有消费税，在美国这样的州只有五个，都是小州，而美国联邦制的特点之一是各州都有独立财权。俄勒冈的税收主要来自不动产税，也就高度依靠全州的经济活力，因为只有经济繁荣，富人才能容忍被征收相对较高的不动产税并愿意居住于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设消费税实际上是对穷人进行补贴，因为消费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
　　多元社会的活力与衰颓
　　在波特兰附近的一座卫星城，坐落着俄勒冈理工学院，这是一所致力于培养高等技术工人的大学，学生毕业后最主要的雇主就是波音和英特尔。校方带着我们参观时，特意提醒我们注意，这里的卫生间不仅分男女，还有“第三性别”的。副校长女士向我们解释说，第三性别卫生间是在三年前设立的，目的是体现对“多元文明”的尊重，而这种“多元文明”意识正是民主党价值所倡导的。但在我看来，民主党滥用文化多元主义价值将进一步使美国陷入“价值混乱”。
　　目前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参与到政治中成为活动家，这在国会众议院表现得特别明显，白人则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商业群体和非政府组织内。我有一个感觉：这些积极参政的人群中有很多可能是社会上的失败者，他们需要通过参与政治影响公共政策而不是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而这或许正是导致美国政治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商业和农民群体是共和党基本盘上最重要的两块，尽管诉求不尽相同，却都以白人为主。美国农民是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据波特兰负责接待我们的女士说，美国农民喜欢更少的税收，反感政府干预，城市居民则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和帮助，所以后者更倾向于民主党。即便在俄勒冈州这样的“深蓝州”，农民也都是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民主党则成为有色人种、女性和互联网行业、体育演艺界精英的大本营，并且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获得广泛支持。底特律和波特兰的人口结构刚好反过来，前者80%是黑人，后者80%是白人。美国的两党政治越来越以种族划线，战略家亨廷顿准确预言了这一趋势。
　　多样化在美国加剧了社会撕裂，美国传统价值在应对社会撕裂方面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人们在同性恋婚姻、枪支管控、税收和福利体系、移民和种族等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水火不容都暴露出一个美国超级实力所赖以存在的强大社会共识基础正逐渐远去。
　　社会共识的坍塌和社会极化的日趋严重导致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选民情绪更加焦躁和情绪化，两党的政治斗争更加尖锐，政治人物就可以通过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剑走偏锋的营销策略，捞取个人私利，甚至牺牲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社区和专业的力量
　　社区图书馆是美国基层教育和文化力量的象征。几年前，我在纽约州小城伊萨卡的社区图书馆曾经感受到这种力量，我的孩子是那里的常客。而在波特兰市的中心图书馆，我们与负责人结束座谈时，刚好赶上那里开馆，鱼贯而入的居然是一大批流浪汉。他们有的带着超大行李包，有的背着折叠帐篷，有人甚至牵着宠物狗，这让我们很感震惊。管理员告诉我们，图书馆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会禁止流浪汉进入，因为这里条件比较好，且全天开放，因此很受流浪汉的欢迎，但是他们会要求流浪汉遵守图书馆的规则。我非常好奇，一身邋遢的流浪汉是怎样与作为文化象征的图书馆相得益彰和谐共生的。
　　流浪汉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美国西海岸气候宜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越来越多，越繁华的城市流浪汉越多，如何安置他们成为令美国各级政府头疼的难题。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社团是美国的力量源泉，美国结社的能力是这个国家能否保持自治的关键。在波特兰，我们会见了多个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这些社团有的致力于为穷人提供廉价房，有的专注于提高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他们告诉我们，美国社团组织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联邦政府会对捐赠实施减税，从而鼓励了大量资金流向社会组织。从此意义上讲，美国的社团组织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靠税收减免来买单的，这种方式鼓励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感。俄勒冈州的非政府组织尤其发达，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国际美慈组织总部就设在波特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波特兰随处可见流浪汉，他们与世界最大的慈善组织共同存在于此。
　　我们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见到的该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雷盖特·麦克考马克——一位白人女性，此人气质端庄优雅，面对各种刁钻的提问从容不迫、反应敏捷，对涉及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问题决然保持中立，不对党派政治发表任何意见，而遇到专业和技术问题则侃侃而谈。这位首席大法官告诉我们，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的七位大法官都由民选产生。我问她“如何确保民选法官的专业性”，她坦承这种法官遴选方式确实存在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竞选人会将过多精力投入到竞选中，专业性就会被牺牲掉一些，法官可能会越来越像政治家而不是专业人士，而且很多民众并不知道选票上法官候选人的名字。但是，密歇根州仍然通过另外的制度设计努力保证法官的专业性，大法官虽不是终身制，但其竞选一生只有一次，一旦成功当选，就可以排除选民干扰，任职到70岁退休。
　　在全美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这个国家仍然有这么一个精英群体，超然于党派之争和社会歧见，以高度的专业水准来扞卫法治精神的庄严。在美国的大众选举、言论自由以及社区自治等诸多核心制度都在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司法独立制度及相关精英群体构成扞卫这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最后屏障。
　　通过这次走访，我深切感受到美国社会正在遭遇一个多世纪前“镀金时代”以来最大的阵痛，但美国的精英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找到医治“痛苦”的良方。

来源时间：2019/12/12   发布时间：2019/12/11

旧文章ID：20227

作者：裴敏欣  来源：中美聚焦

　　事到今天，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家都无法忽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两国深度一体化的经济已经开始脱钩，且随着两国整体关系日益敌对，脱钩速度有可能加快。
　　即使北京和华盛顿在12月中旬达成临时贸易协议，2020年美国大选年里达成一份让这场激烈贸易战停火的全面协议仍无定数，而且似乎遥不可及。虽然美国商界希望看到商业关系正常化，但来自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中国行政及立法部门内部强硬派的反对，会让这样的协议极难达成（即使不是不可能）。
　　在两国政府，“脱钩”的战略逻辑都很强大。对于美国的安全鹰派来说，与中国先在贸易上脱钩，再在技术和金融上脱钩，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大幅下降，其实力也将受到遏制。而在中方的强硬派看来，过度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会给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无法承受的风险。
　　由于双方有相似的地缘政治考量，中美之间的脱钩趋势肯定会持续下去，除非基本关系出现180度的转变。考虑到两国之间深深的战略互不信任、安全竞争的不断升级以及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在脱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是，除非华盛顿有盟友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否则这一战略不太可能达到切实降低中国增长潜力的目的。
　　不错，仅中美在经济上脱钩就能给中国经济造成真正伤害，并削弱其增长潜力。美国也将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代价相比中国要低。但是，中国还同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盟和日本——保持着深入而广泛的商业联系，如果没有这些盟友的支持，华盛顿的脱钩战略就只能收到部分效果。
　　一些数据说明美国面临的挑战：
　　尽管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商品出口市场，但是欧盟与日本加在一起，其市场规模几乎和美国一样大。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5400亿美元的商品，而欧盟和日本分别从中国进口了4340亿美元和750亿美元的商品。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方面，仅仅欧盟就是比美国还要大的投资者。2018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总额为1070亿美元，而欧盟约为1940亿美元（2017年数据）。
　　显然，中美脱钩尽管会严重伤害中国，但仅仅美国一方脱钩却不太可能击垮中国的经济。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说服其盟友也与中国脱钩。不过这确是一件难事。
　　可以肯定，在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自大的外交政策和对人权的侵犯感到担忧方面，美国的盟友与华盛顿有共鸣。事实上，它们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但与华盛顿不同的是，它们不认为中国对它们的地位、安全或经济福祉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也不太可能效仿华盛顿的脱钩，因为那会让它们付出高昂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代价。
　　对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于安全方面有迥然不同的利害关系。作为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者和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比欧盟更能感受到中国力量的威胁，而后者有幸位于半个地球之外，只是一个没有全球地缘政治地位野心的后现代国家联盟。
　　所以，促使华盛顿实行脱钩战略的基本地缘政治逻辑，在布鲁塞尔要么不存在，要么弱得多。即便对于日本，中国所代表的也是另一种挑战。虽然从理论上说东京肯定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两国存在着长期的领土争端，但作为中国的近邻，一个大致稳定、友好的中国也是符合日本长期利益的。由经济脱钩引发的中美全面冷战不仅会让日本卷入其中，还会日益加剧地区的紧张和不稳定，没有多少日本领导人愿意经历这种情形。
　　除了不对称的安全利益，美国的盟友们还把中国视为它们最关心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由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让双方彻底疏远，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盟现在指望中国能在这一领域继续合作，与中国脱钩将使这种合作变得不可能。
　　最后，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算盘也各不相同。对美国来说，经济上的危险，比如能否进入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是实实在在的，但却可以承受。与欧盟经济和日本经济相比，美国强大的国内经济更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美国有能力应对脱钩带来的冲击。而对欧盟和日本来说，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要大得多，因为中国经济是全球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张速度也快于成熟的美国消费市场。
　　因此，只靠谈判不太可能帮助华盛顿说服其盟友采取同样的脱钩战略。美国不仅需要开始把盟友当成真正的朋友，还必须有实质性的经济奖励措施，补偿它们为脱钩付出的代价。最重要的是，华盛顿必须重新树立其道德权威，夺回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显然，这一切在特朗普当政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美国盟友与中国脱钩的唯一可能性取决于北京。此中的想象是，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失误逐渐让美国的盟友相信，它是一个级别与前苏联相当的生存威胁。这种失误包括在香港以安全为由进行镇压、军事入侵台湾和南海、把在新疆的镇压升级，或者不能进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市场对欧洲和日本公司更开放。
　　不用说，这种局面对有关各方都将是灾难性的。希望中国领导人不会让它发生。

来源时间：2019/12/12   发布时间：2019/12/10

旧文章ID：20225

作者：刘工昌  来源：OR–商业新媒体

　　文章先是简要回顾了去年中美贸易战的具体情形，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阐述：
　　贸易战的表面理由和深层指向。并且较为独到而深刻的阐述了双方在这种深层指向背后中美双方在经济竞争领域的实际表现，进而判断这场贸易纠纷的合理程度。
　　解读国内舆论的主要导向，美国贸易战的实质是忌惮中国的崛起，以扎实的数据客观展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从而较为明澈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这场贸易战前中国方面首先极力避免的是当初日本式的广场协议的重演，但过于侧重这一面的同时又往往易犯当初引进日本式产业政策的毛病，以国家式投入试图抢占某些产业高点，结果是最终妨碍了创新的正常展开。
　　中美贸易最终何去何从，如果真展开，对双方的影响如何。这里不是以司空见惯的大而化之之语，而是主要抓住了两点：一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命门，二是中国货币发行的命门。
　　2018中美贸易纷争简单回顾
　　3 月 8 日 ,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 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 , 对进口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关税措施将在 15 天后正式生效。3月23日北京方面作出回应，中国计划对美国输华的128个税项产品加征关税，按2017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
　　4月4日凌晨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1300余种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等行业，涉及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当天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公布拟对美国产大豆、汽车、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的商品清单，税率为25%，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中国的反应激怒了特朗普，“我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考虑是否依据301条款另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如果可行，应确定适用这项额外关税的产品范围。”特朗普在4月5号下午白宫发表声明。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表示，在中美经贸问题上，我们不想打，但不怕打贸易战。
　　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7 年。随后，中国另一家通讯巨头华为也被调查。就在美国贸易代表抵达北京时，美国国防部还下令，全球美军基地禁售中兴和华为手机。
　　5月1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方代表团赴美，5月20日据新华社报道，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进行了建设性磋商，并发表联合 声明。刘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美国白宫官网29日发表声明，美国将加强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采取具体投资限制，拟于2018年6月30日前正式公布相关措施，之后不久将正式实施。声明还称，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总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产品。最终的进口商品清单将于2018年6月15日公布，稍后将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团即将于6月第二次访华。
　　至此2018年国际经济领域最令人瞩目的一场纷争就在最强的两个大国间打响。也许至今人们都还无法理解，几乎是毫无预兆的。为什么中美之间会突然爆发如此规模的经济冲突？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特朗普的公开理由是贸易逆差问题。
　　为此中国媒体也在指出美方贸易统计数据的问题后指出，中国取得这一切，是由国际间贸易自由竞争而得，美国这么做是在无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事实，实际上是忌惮中国的崛起，害怕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威胁。
　　而曾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的演讲中谈及中国则说，实际上，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世界贸易规则的行里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第一是2025，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特朗普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美国贸易代表莱蒂泽前不久在提到《中国制造2025》时也说，中国要在这些产业和其他国家竞争，那没有问题，但是透过投入3千亿美元补贴，市场准入设限，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保罗·特寥洛（Paul Triolo）5月3日在华府对一个贸易团体说：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发声并非要阻止大陆的科技发展，而是希望大陆为这些前瞻性产业的发展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竞争体系，而不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巨大投资来扭曲全球的供应链。
　　他们所言，实际上是这次中美贸易战所为人忽视的关键部分，那就是中国是否真正遵守或履行了国际贸易规则。这是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
　　去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启动调查，并于今年3月22日公布调查报告。有名曰云锋金融的知乎网民总结了301调查后发觉：
　　这篇报告没有提到一句赤字规模，没有提到中国哪些行业对美贸易赤字高企。报告通篇致力于说明一件事：（China’s）“acts, policies or practices that are unreasonable or discriminatory and that burden or restrict U.S. Commerce”（中国不合理或者有歧视性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令美国商业承压和受限。）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科技发展、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等相关政策的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以及中国引进和利用高新技术的较为成功的案例的详细总结。它表明，报告这样说：“技术和知识产权驱动经济增长，令美国经济保持竞争优势。最终，中国要求或施压进行技术转移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削弱了美国公司知识产权价值、降低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阻碍了创新投资。因此，令美国商业承压和受限。”
　　301调查的主要发现如下：
　　中国利用合资公司要求、外国投资限制和行政审查及授权过程，强迫或施压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中国利用歧视性授权过程从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
　　中国指挥和促进产生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投资和收购。
　　中国开展和支持对美国计算机网络的攻击以获得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随后4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行“中美双边贸易形势”专题研究会上，学者王孝松也指出，301调查报告主要谈到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不仅仅是贸易本身，而这些产业政策实际上又是为“中国制造2025”服务的。
　　那么中国究竞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
　　中国和美国的立场显然并不一致。2010年8月，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先后正式宣告：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对外贸易白皮书，正式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是指哪些承诺呢？据中方报告，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按照承诺逐步削减关税,平均关税水平从入世前的15.3%降低到目前的9.8%。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上百个部门中，银行金融、通信网络、保险证券等逐步放开。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完成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使其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为此我们看看香港贸易与发展局的研究报告，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涵盖以下多个领域：
　　非关税壁垒：进口许可证要求及招标要求将于2005年被取消,所有的进口配额在2005年以前逐步被取消。
　　关税减让：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2004年降至8.9%。农业产品的平均关税将降至15%，农产品进口和销售无须通过国营企业和中介机构。中国国内农业补贴上限为8.5%。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信息技术产品关税最迟将于2005年被取消。
　　另外贸易权、流通领域、特许经营入世后都要逐步全部取消限制。
　　交通：对公路运输，将分别在一年和三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对于铁路运输，将分别在三年和六年后允许外资占合资企业多数股份和全资拥有子公司。
　　通信和互联网、移动话音与数据业务、银行金融还有保险、证券都要逐步全部取消经营限制。
　　另外还有资产管理、专业服务、法律、会计、企业服务、管理咨询、广告、音像、建筑业、旅游业、饭店、旅行社、教育等都要对外开放。
　　至此双方谁所言更符合事实，已不难判断。
　　301调查报告还显示出对中国产业战略极为熟悉和高度关注。它广泛引用“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多篇规划。调查报告特别提到“中国通过合资公司获得了先进的汽车制造科技后，试图提振本土品牌，外国汽车厂商在“外投资目录”中越来越受到限制。”
　　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则提及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自主品牌纯电动和插电式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1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70%以上；到2025年，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新能源汽车年销量3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80%以上。”
　　调查报告总结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各个主体和框架，包括中投、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涉及中国制造中欲加速弥补技术缺口的行业，有国有背景和支持的投资重点涉及可能与军用技术相关的领域。
　　为此学者雷达发言指出，301调查报告非常清楚的表明，美国要改变的是影响美国战略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特朗普政府的此轮大动作，则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的、经过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其目标不仅是简单修正平衡中美贸易的巨额数字差距，而且意在要求中国必须改革有关贸易政策、体制和行为，形成双方贸易平台的公平对等，从根本上扭转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被动态势。”
　　毫无疑问，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给了中国舆论之美国害怕中国崛起之口实，而中国的这一系列宏伟规划又很难不让人想起它的近邻日本韩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时刻。
　　上世纪日美半导体交锋回顾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在通商产业省底下设立了工业技术院，完全由财政拨付经费，负责推动日本整体产业技术的发展；另一个是颁布了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限制外资进入日本，以保护本国市场，同时引导日本企业向电子行业进军。德州仪器经过与通产省四年的谈判才得以进军日本，却被迫拿核心技术来换市场。日本政府要求德州仪器先和索尼设立股权对半分的合资公司——凡是德州仪器独资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在合资公司里也必须有。其次，要在三年内向日方公开与产品相关的所有技术专利。最后，德州仪器独资公司的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不得高于10%。
　　日本政府在1976年～1979年间组织了一场奠定之后在半导体领域地位的关键行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简称VLSI项目。
　　这一项目以通产省提出的“下世代电子计算机用超LSI研究开发计画”为中心，以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东芝五大公司为骨干，联合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组成“超LSI研究开发政策委员会”，经该委员会充分酝酿，通产省最终决定于1976年3月10日成立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VLSI技术研究组合”。
　　1980年，日本宣布为期四年的VLSI项目顺利完成，期间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210件，商业专利347件。更重要的是，到了64K DRAM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富士通公司的研发进度开始与IBM、德州仪器等美国企业并驾齐驱，而到了256K DRAM时代，美国才刚研制出来，日本富士通和日立的产品已经量产上市。靠着政府和产业界大规模的投入，日本一步步抹平了在半导体领域和美国的技术差距。
　　日本政府采用的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
　　而同处东亚的韩国也走了一条相似的路。
　　如果说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崛起依靠的是初期从美国的技术引进加上政府“官产学”三位一体的规划和投资能力，那么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径更像是这个故事的加强版——更密集的技术援助，更“无赖”的政府保护和更强势的企业投资。
　　作为韩国版半导体龙头的三星在上世纪80年代与2008金融危机时，两次不计成本的烧钱，迫使日本德国竞争对手先后破产，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这样，日本曾经靠“官产学”三位一体的集团军作战方式独占鳌头，而韩国则是凭借国家的投入和三星财阀独特的集权式管理杀出一条血路。
　　当我们把日韩半导体发展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不难发现，今天中国的赶超路基本上是遵循着这一路径过来。不过对美国来讲，与日韩相比，中国无疑是更危险的对手。除了中国拥有比日韩大的多的经济体量，更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外，还在于中国官产研结合范围更广，摊子铺得更开。
　　中国半导体发展历程
　　2014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简称“大基金”），将半导体产业新技术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且明确提出，到 2020 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线制定了详细的目标，对设计、制造、封测等各个环节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同时为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给予了行政、金融、税收等全方位的支持。
　　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政策重点
　　大基金首期募资 1387.2 亿元。投资覆盖了集成电路全部产业链，重点是在制造领域。截止2017年12月12日，大基金投资的企业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之外，多个省市也相继成立或准备成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在内的十几个省市已成立专门扶植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根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统计，截止 2017 年 6 月，由“大基金”撬动的地方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包括筹建中）达 5145 亿元。
　　美国人眼中中国产业发展的实质威胁
　　除此外，在美国人看来，与日本相比，中国还有强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国内市场准入门槛，尤其是强制性的以市场换技术，除了有形的文件，还包括无形的甚至更多的口头的约定。
　　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考虑依据 1974 年贸易法301条款，研究对华发起新的301调查，以反制中国在云计算与其他高科技服务领域的所谓“不公平限制”。
　　报道声称，中国要求亚马逊和微软等美国云计算公司与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向中方授权技术许可。USTR之前在有关中国贸易做法的报告中也称，中国限制对美国公司发放在华独立运营执照，美国公司因此不能在中国直接销售其云计算服务或与顾客签约。
　　关于强制性的技术转移，这是通过撰写301报告的机构对美国的企业进行了调研，证明中国当局要求外国企业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企业的时候，首先要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使用，为了避免违反WTO规则是以间接和口头的形式展开。
　　相比日韩，中国式的政府集权更集中，并且因为附带政府的行政声威，贯彻起来更彻底。而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以低价倾销，直至挤垮竞争对手这方面，有强大的国有银行为其背书，中国企业做的更极端，所以也更具毁灭性。
　　但对于美欧日等创新体而言，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对中国的企业而言，面对技术服务水平远远超过他们的那些企业，他们一看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是追赶无望，通常所要做的就是买。海外并购是301调查报告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占到几乎一半的篇幅。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中国制造2025”中的战略性行业疯狂地并购，获取美国的技术，如集成电路、机器人、航空、生物技术等。报告指出这些企业大多数具有政府背景或是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中国的并购行为其实是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进行的非市场行为的技术购买。
　　而著名的清华紫光的收购行为，则是为此做了生动的诠释。提及紫光集团，自其2013年7月斥资18.7亿美元收购展讯通信后开始进入业内的视野和关注，并开启了其近乎疯狂的并购之路，9.1亿美元收购锐迪科;25亿美元收购惠普旗下新华三通信51%股权;31亿美元收购同方国芯;20亿美元成为中国台湾两家封测厂矽品和南茂科技的股东;37.75亿美元收购全球领先的硬盘生产商——美国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 Corp)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主导西数以190亿美元(约合1200亿人民币)收购了闪存芯片厂商闪迪(SanDisk)等，要不是美国政府阻挠，紫光可能还会以230亿美元将美光科技收入囊中。
　　而这些购买往往不是出于纯粹的市场行为，往往包含了复杂而暧昧的国家战略。那些购买者大多本身并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交易，但他们背后的政府力量，包括各大中资银行、财团、基金通常会鼎力相助。
　　我们再以清华紫光为例，2017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紫光集团签署了《“十三五”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为紫光集团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及服务，意向支持紫光集团融资总量1000亿元;华芯投资拟对紫光集团意向投资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紫光集团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业务板块。
　　面对如此国家背景，被收购企业很显然如果没有同样的国家力量的阻挠，单靠企业本身，根本是无力抵挡的。2017年1月6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发表了《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长期领导地位》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芯片业已经对美国相关企业和国家按照造成严重威胁，为此，成员包括英特尔和高通等芯片制造商的现任和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委员会给出的建议是：阻止中国收购美方认为影响到其国家安全的所有半导体技术和芯片企业，限制中国对美芯片的行业投资、出口和采购，同时和其他国家联手，加强限制审查中国的海外芯片出口和投资。而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疯狂并购。而在去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佩尼?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发出警告称，中国政府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到2025年将国产集成电路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从现在的9%扩大到70%，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可能扭曲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破坏行业创新生态系统。
　　而对那些技术水平领先但厚度不够的企业，中国更是它们的坟墓。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通常也谈不上什么新技术的研发，而一般都专注于攻破现有本国或外国产品的技术壁垒。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受深圳电视媒体采访所言:乱开枪。先随便开一枪，打中了就换炮集中火力攻城，如果打不中也没事，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只要有一个企业攻破了壁垒，这个壁垒往往就会全线崩溃。无数的同类企业迅速涌入。同时产生出大批子系统、部件供货商。有的只是善于用现有技术大规模复制，以价格优势击败外国同行或填补市场空白。哪一个领域被他们涌入，哪个领域就变为红海，价格直驱谷底，然后他们为了利润，又会寻找下一个市场机会。正是这批企业，截断了那些缺乏足够技术实力的发达国家的后路，并不断侵蚀其产业基础。这是中国创业企业对那些“落后发达国家”的死亡判决。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海量人员供给、越来越强有力的商界与政界的促进创业的举措，中国创业企业（尽管良莠不齐）正在前方堵截，封锁了那些缺乏足够国内市场和研发实力的发达国家的上升路径。
　　与曾经的半导体对手日本相比，具有深厚现代法治精神的它至少在民间经济竞争层面是尊重知识产权的，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着名的仙童半导体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平面技术”生产工艺，日本尽管极度渴望得到，但仍未进行模仿抄袭。1962年仙童公司决定以收取技术授权费的方式向其他企业传播这一制造工艺，已经苦苦等待好几年的日本NEC公司立马把钱拍在了仙童CEO的桌子上。而中国人向来不管这些，用起微软的盗版操作系统来还显得理直气壮。
　　美国的态度与反制措施
　　4月5日，前总统尼克松成立的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Harry J. Kazianis在福克斯上撰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表明，它接受了国家安全界许多人长期以来的一个认识：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而是一个棘手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竞争对手。且美中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文章说，现实很清楚：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对手，并且没有退路。
　　为此曾参与了301调查的智库CSIS给美政府提了十项建议。
　　1）要求中国限制对竞争性（pre-competitive）的研发补贴，或使中外企业都可获得补贴；
　　2）取消合资公司的外国投资者所有权限制；
　　3）取消技术转移要求；
　　4）降低对制成品如汽车和机械的关税；
　　5）对民营和外资完全开放增值服务行业，如金融、健康、教育和物流；
　　6）制定基于市场的标准和认证体系；
　　7）更好地管理网络安全机制，促进全球商业和隐私保护；
　　8）政府采购自由化；
　　9）结束对银行利率的窗口指导，对IPO采用更中性的注册系统；
　　10） 全国和地方监管过程更加透明。 上述措施不会完全消除中国的产业政策机制，但会促使中国采取更加市场化和有效的经济监管机制，对其自身和贸易伙伴都将有利。
　　因此此次“301调查”中主要指控中国的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国家资金扶持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除此外特朗普还要求美国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国在美国投资高科技企业的限制，亲自阻止了与中国相关的基金公司收购美国FPGA公司莱迪思（Lattice），基本上关闭了中国收购任何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大门。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严厉措施，阻止中国公民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敏感研究，以免他们获得情报机密。 白宫正在讨论是否限制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包括限制他们获得某些类型的签证；以及是否对相关规定进行大幅扩展，限制在美国公司和大学从事有军事或情报价值项目的中国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哪项目将会受限，但这些措施可能会严格管制先进材料和软件方面的合作，以及其他涉及北京《中国制造2025》计划核心技术的合作。
　　上下发力，多管齐下，视规则如儿戏，置法律于不顾，面对中国方面这种全民皆兵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美国方面真的害怕了吗？
　　美国的所作所为最终取决于两点判断：一是中国这么做究竟能不能真的崛起？二是以美国现今乃至长远的发展来看，究竟能不能完成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的制衡？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综述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阐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
　　中国的现状究竟怎样呢？
　　中国市占率比较高的制造业，其实都有些技术含量和门槛，但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
　　表面看来，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文化娱乐、生活服务这些领域，在硬件、软件、科技、制造这些领域的独角兽依然稀缺。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良好的互联网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培育出了互联网+服务业的规模红利。然而随着上网人数和网上购物的饱和，互联网+服务业的红利事实上已经到达瓶颈。
　　不过恰当的发展时机、相对独立的市场所带来的规模优势、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的近似产业保护效应、充足的资本支持与助推，先进的整体产业环境，互联网领域的特殊机遇给了中国在信息革命中对西方实现弯道赶超的机会。但直至目前，信息科技革命的主战场和主要的成果积累都集中在美国，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关键成果和发展基本由美国贡献，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国际互联网管理权几乎被美国垄断。
　　中国的特殊机遇在于，当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传播与民用化时，中国已经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基本融入了国际贸易与经济体系，从而可以吸收互联网领域的最新技术，实现该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高效管理、技术研发或精益成本控制，而是通过强力的销售和营销迅速占领市场，实现收入和规模的快速扩张。
　　因此中国在渐进性（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表现突出。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式创新更多是在商业模式上的合理应用。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第三棒，也就是商品化包装，做品牌、销售吧、客户服务。而第一棒的核心元件和第二棒的公版、产品都是绕过去的。而在最基本的实体创新，也就是底层技术储备上，和传统强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要想迈过这一关，过去靠市场换技术，现在已很难行得通，只有靠买，但今天这扇门也要被关上了。
　　美国经济相对中国的主要优势
　　而技术和知识产权驱动经济增长，正是美国最大的优势。美国社会的最大财富和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也就是文化。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有三个特征：普遍主义、重视创新、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美国文化与科学的三个特征相契合。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对科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学发展的“软实力”。从长远来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才是美国科学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当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其他方面先进，在很大程度上说都缘于美国的制度先进。比如美国的科技能够领先世界，首先得益于美国具有包容力的体制和具有自主经营、自由选择、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科技人才，而崇尚和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的风气，则有助于激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思维。
　　同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同一所蕴含的价值观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外加以美元为核心的整个西方金融市场，因而享受整个西方世界约10亿人口的规模优势。即使离开中国，它也能享受到整个西方市场梯级分工的规模优势。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现今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崛起必须依靠结构优化转变带来的经济转型，以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如果顺利实现结构转型，必将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冲击，而上一个曾经对美国构成如此冲击的是日本，当我们把中美双方此次贸易战（实际上是今后长期的经济竞争）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做一简单的列举，也许不难发现，这次贸易战中国舆论如此高调，无非是为了掩饰其一个真正的目的，那就是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贸易战面前，一定要避免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式的妥协，以耻辱的广场协议换来的是日本近30年的停滞不前。
　　关于《广场协议》，外界一直存在着美国设计遏制日本经济增长的阴谋论说法。但严格来说，《广场协议》并不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直接原因。因为签署《广场协议》的其他国家，例如同样对美国存在大额贸易顺差的德国，虽然随后货币也明显升值，但其经济走势并没有遭受日本这样的惨烈后果，也没有出现地产泡沫。
　　普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前后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导致了日本经济在随后的几年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政府没有有效遏制日元的失控升值势头，更以失策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导经济转型，促使国内出现资产泡沫和炒房热潮，又采取急刹车的方式导致经济硬着陆，才是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主要罪魁。
　　没也没想到，日本的这套产业政策在中国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推广和应用。80年代初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建议引进战后日本产业政策，中国产业政策是1987年从日本引进。
　　日后在中国被称为“国师”的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他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
　　简而言之，整个理论的含义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因而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这实际上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中国式翻版。新结构主义借助中国特殊的政策环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得到了实质性的最大规模的应用。
　　必须承认，这种以有为政府、市场按政府的归划来布局的产业政策模式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首先是在以上海江苏为主的长三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很快在全国推广，在这些年来逐步成为全国经济运行的示范标本，它之所以如此备受青睐，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起步阶段非常关键的外资的大规模的有效吸收。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今天当我们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口，却提前遇到了当时已步入发达国家的日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种强调产业政策的新结构主义还能不能带我们顺利跨过去。
　　林毅夫教授认为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他说，这是落后国家后来居上赶上发达国家的途径，“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可是，政府虽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达到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目的，但决定企业根本竞争力的因素像产品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等政府绝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用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必须要企业主亲自占到前台来把关，所以政府的影响虽然可观"，但"政府本身并不能帮助企业创造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林毅夫所主张的这种“有为政府”从短期来看的确消除了企业发展的“瓶颈限制”，但从长远来看，恰恰也使企业失去了面对这些问题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的机会，这实际上剥夺了企业通过独立面对市场来自我成熟的机会。这是因为，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引发蜕变的如由于技术进步、偏好改变等因素而引起供给和需求变化的某一节点，往往是市场前沿运行的企业最先感知并做出调整，进而改变生产过程中原有要素的分配，资源被重新配置。随后这种反应将扩散至产业层面，使该产业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并导致产业的要素密集度发生改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附加价值提高。随着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产业波及效果日益显着，市场主导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而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所产生的联动作用，使得这一地区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乃至要素禀赋的结构得到优化，并最终实现转变。
　　中国一方面继续承接日本那一套早已被证明失败了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还在往与创新近乎相反的方向走。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政府扶持的发展型经济体，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是制定经济活动的具体法规和程序，后者只是“改革事业”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异化成让政府可持续操控经济完成政治目标的行为。
　　中国若要推动经济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必须让整个市场基于明确的法律、程序之上运行，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但现在，中国政府继续控制着社会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市场经济是建立于法治与信用基础之上的，假如没有政治改革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仅仅要求政府赋予市场主体地位，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因此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要想顺利完成结构转型，再像过去那样市场开放或购买已很难完成，从本质上必须依靠创新，但用科思的话说，创新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流动与碰撞，在中国现今的政治文化传统下，这无疑是奢谈。但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积聚全国之力，将有限的钱砸入那些看得见的竞争产业中去。
　　政府在研发领域或通过政府风险基金注入的巨额投资可以支持创新，然而倘若中央政策导向过强，则可能会对创新造成阻滞。限制大学、企业或私底下信息和思想自由交流的政策也会如此——最深刻的创新往往不是计划好、编程好的，而是来自自发或自由的互动。限制性政策也使中国在吸引国际创新者和企业家前来工作与生活上失去不少魅力。结果，那些人蜂拥到了硅谷之类信息能快速自由传播的地方。政府在主要私人公司内持有股份和获得董事会席位，确保大学的政治正统，以及通过网络安全法监控或限制交流等一系列政策，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扼杀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竞争目前根本还不在一个层面。
　　那么中美贸易究竟何去何从？
　　尽管美方此建议清单公布后，将有60天的公示磋商期，到期将公布对华301调查最终制裁清单，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中美“几乎不可能”缔结有意义的贸易协议。
　　5月5日就在为期2天的中美贸易谈判刚刚宣告结束之际，《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代表团的文件称，美国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在2020年前将中美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元，中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开放市场给美国，不得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给中国以及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相关产业给予补贴。对这次谈判中国媒体没大力宣扬，可见双方应该还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也就是说，贸易战的风险并没有消除。双方必将继续谈判下去。
　　可以肯定，贸易战是中美双输的牌，问题是谁输得更厉害？中国是美国出口的第三大市场，它会影响到美国240万个工作岗位。而中国如果每年没有这3000多亿美元的顺差，对中国的影响：
　　一、特朗普的关税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将造成中国产能极其严重的过剩，成千上万的工厂将倒闭；
　　二、估计高达5000万-7000万个工作岗位将受到影响。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就算只降一千亿的话，对中国有多大影响？3752亿相当于我们GDP的3%，一千亿对中国实际上影响是0.8%。除去其他因素，应该影响在0.5%左右。
　　中国能不能和美国打一场贸易战？
　　首先从双方所拿出的筹码来看，中国出台的关税清单则直指特朗普票仓。这份清单主要包括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涉及美国多个农产品出口州，包括艾奥瓦、密苏里州、德克萨斯等。其中许多州是支持特朗普的“红”州。中期选举年，这份清单对于特朗普是不小的政治威胁。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看来，中国这次的反击体现了三个原则：一、这些产品大量出口中国；二、产品产地主要来自于特朗普的票仓；三、产品具有可替代性。
　　实际上中国的“反击”表面上是针对美国，更像是做给作为总统的特朗普看的，中国方面看来信心满满，至少从媒体透出的主流民意是如此。因为与美国相比，这里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更强，政府能轻易将贸易战受到冲击后造成的影响传递给民众，最终无非是在各大城市掀起一股反美的“爱国”示威。而美国重新寻找出口地需要时间，同时来自中国的商品被阻断后一时要寻找替代国也不容易，贸易战后物价上涨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贸易战一直打到选举，恐怕特朗普无力承受。无论如何，特朗普必须在下一次选举前从中国手里拿到让步，这才能有助于选情。指望特朗普改变主意，或者下台，换个人当总统，这是目前许多中国人最现实的想法。
　　为此《纽约时报》指出，中方目前表现的相对克制，实际上是看准了中美两国政治环境的差异。 的确，很多人都认为打政治战，西方民主体制一定会吃亏。因为一旦政府的政策影响了某一群体的利益，反对的声音就会很快涌现出来，对政策的实施形成阻力。中国国内很多媒体和专家也都在期待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触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制机制”。他们认为特朗普的举动会让民主党和其他商会组织站出来，对特朗普施压，甚至让特朗普因为关税政策付出政治代价。
　　但这次中国人的指望恐怕要落空了。西方民主体制的政治生态环境确实很多时候会让其在打政治战时吃亏，然而，恐怕要让很多人失望的是，这次特朗普政治战的结局很有可能会不一样。
　　根据美国民调机构RCP的总统支持率数据，从3月以来，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稳步攀升，从3月7日的39.8%的民意支持率一路走到了4月6日41.5%。而自从特朗普去年12月民意支持率跌倒37%后，他的支持率再也没跌下过这个最低值。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最近整体走势是向上的
　　实际上，特朗普对华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较为广泛的支持。
　　特朗普巧妙的利用了美国国内喧嚣不息的中国威胁论，通过不断的对中国外交经济等方面大放厥词，从而确立对其制裁与对抗的正当性，进而占据了为民请命的普遍社会道义的高度，有预谋的去建构了中国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以强化国家的内部处理，而且可以通过发现甚至建构国家的外部敌人来转移或者汇聚国内政治关系，强化国家内部的团结，从而减缓来自主流民意和媒体的政治压力。所以那些看似疯狂的外交表演更多是为了恫吓对手，进而通过对方的惊疑与妥协来塑造自己对外的强势。如果特朗普通过冒险的有时看起来不计后果的外交策略这次能迅速搞定，这将极大增强他在民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
　　中美贸易战中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态度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对象并不仅仅是中国，此前还宣布要针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加征关税，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都将受到影响。但是“贸易战”的主要推手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 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表示，如果欧洲国家等希望得到“豁免”，就必须与美国一道在经贸政策上“对付”中国。显然，其如意算盘是“一石多鸟”，既在贸易上迫使相关国家让步，又能打造联手压制中国的“国际阵营”。
　　于是更令中国人担心发生了，特朗普对华的强硬态度得到了其西方盟友的支持。3月23日，在特朗普宣布拟对中国价值高达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同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也决定，对中国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紧接着，日本和欧盟在4月3日、4日分别向世界贸易组织（WTO）递交文件，要求与美国一道，向WTO投诉中国“涉嫌歧视性的专利技术许可规定”。因此，中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尽管并非铁板一块，但很可能联手针对中国； 此次对华贸易战完全有可能由“中美冲突”演变为中国与“八国联军”之战。
　　之前德国政府就曾在奥巴马的要求下，撤回了已经颁发给中国公司的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企业爱思强的许可。被日本软银收购的英国企业Arm在2016年3月也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要求，第一时间切断了对中兴通讯的支持。
　　但是特朗普过于强调的“美国第一”原则还是遭到了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反弹。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浪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在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国将从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 容克当天随即发表新闻公告称，美国的这些单边举措是不合理的，欧盟将立即向世贸组织发起争端解决机制，并将很快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 5月31日，加拿大墨西哥分别声明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外界有分析认为，由于美国方面把是否继续豁免钢铝关税与目前美加墨三国正在进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挂钩，因此，三方在钢铝关税豁免问题上还有回旋的余地。 但所有这一切都赶不上中美之间这场贸易战。
　　美对中贸易战的产业命门在哪里？
　　从中美双方对对方经济强点的依赖性来看，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消费国家，中国半导体芯片市场严重依赖进口。过去几年中国的芯片进口额维持在2000亿美金左右，自给率不足20%。。
　　虽然中国半导体产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全球芯片产业格局中仍处于中低端领域。以CPU为代表的高端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均为个位数，存储等芯片的自给率接近零。即使华为海思在通讯基带芯片和应用处理器器芯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其中的核心处理器IP仍然是来自于Arm、Cadence等公司。
　　如果中美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只要把从上游的芯片到操作系统对中国全部切断，中国的高端信息产业将陷入瘫痪境地，整体产业转型之路必将被完全阻断。
　　而中国国内的引以为豪的制造业在人力能源等成本节节攀升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为避免受到贸易战伤害进行产业转移的现象。中国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导致制造业不堪重负。中国制造业出口大部分是由贴牌生产（OEM）企业与设计代工企业（ODM）完成，它们掌握着发达国家市场的客户资源，而后者更有技术优势。为了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伤害，这些企业可能会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国关税政策威胁的国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国设厂，这会加速中国一直存在的“去制造业”趋势，未来中国想要“再制造业化”将比登天还难。
　　为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本次挑起贸易战的诉求与历史上历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如果说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主要是在接触（Engaging）的过程中敲打中国，而当前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则体现了以贸易为工具来系统性遏制（Containing）中国的思路。为此美方可能采取的措施是：第一，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扩展至对中国赴美直接投资的制裁。第二，切断从美国到中国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传递，以此来限制中国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升级。第三，美国将会大力拉拢欧盟、英国、日本等国家，试图在多边层面针对中国采取一致性措施。第四，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可能在朝核、台海与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
　　张明先生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带来显着降低中国贸易顺差，从而降低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由此带来的股市震荡以及禁止进口美农产品带来的通胀压力。短期不利影响，以及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中期影响。
　　我们认为，贸易战长期的影响在于，可能会切断中国产业链向顶端延伸的途径，严重迟滞中国的产业转型，进而迫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要突破此陷阱的唯一途径就是支撑中国经济的主流必须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端迈进，而要完成它只有依靠创新。但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决定了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颠覆式创新基本没有可能，而以往的三个途径:以市场换技术、以资本买技术、挖人才来造技术，可能都会随着这场贸易战而大为收敛，而目前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上的微创新又根本支撑不起庞大的经济体量的过渡，一不小心，完全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中国的致命痛处
　　而对中国的影响则远不止这些。
　　学者周方舟认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发行货币的基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美元即成为人民币的发行之锚，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是外汇（美元）占款的方式，形成人民币对美元信用的依附。人民币发行以美元为锚，是让美元及美元背后的美国政府信用为人民币背书。
　　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一套建立在美元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基础上的货币金融体系。2001年以来，中国基础货币主要通过央行向其他存款性公司购买外汇占款来投放，央行所购入的外汇是中国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来源。央行外汇占款的最终来源是国际收支。从中国国际收支表上看，其来源大致有三个：经常项目下的贸易盈余；新增FDI（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项目下的其他资金流入。
　　人民币基础货币现在接近60%是依靠外汇储备发行，这还是在央行这两年大量购买国内金融机构债权稀释后的比例。早期该比例甚至高达85%。这套货币发行制度成功地在中国信贷规模大幅度扩张的情况下保持了人民币购买力的相对稳定，抑制了通货膨胀，消除了类似于80年代“货币闯关”的威胁。但是同样的，也导致中国整个信贷体系被人家拿在手里。
　　对于别国而言顺差只是一个外部现象，但是对中国，已经成为货币信用的重要支撑。如果中国连续出现数年的大额贸易逆差，人民币信用和国内的资产泡沫根本不可能撑住。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最致命的痛处。
　　“2016新华网思客年会”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强调，从2003年到2015年，我们已经累计投资了335万亿。所谓建设总额和债务，也就是信贷总额比从2002年的0.7，基本上处在比较水平的状态，升到了2013年的1.1。而煤炭、钢铁、电、运、地产这五大行业加起来将近50万亿的资产，但是基本的回报率不到1%。他认为主要是货币的过量发放所致。投资下降就是因为钱太多。
　　朱先生说的是政府货币过度发放的问题，当年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其实拉动了民间与地方政府无数个四万亿，从2009年到2012年四年投资完成额高达116万亿元，由此导致随后数年过剩产能问题日益严重。然而此后，中国投资并没有下降，在2014年到2015年的2年之内，中国投资完成额107万亿元，几乎相当于“前期刺激期”4年的投资量。
　　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超发货币主要基于两点，在内以居高不下的政府投资刺激地方政府大兴基建，大量毫无经济效益的基建项目在带动相关利润率极低的相关企业钢铁、水泥、机械工程等急剧膨胀的同时，还巧妙的将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转移到了房地产行业上，在不露声色的抵消居民对物价上涨埋怨的同时，再以关于地产各种高昂的隐形税收将集中生长于房地产的外溢资金悄悄收下，这就使得整个经济发展至少表面上呈现出一片没有恐慌的祥和发展中。
　　要说的是，这种通过房地产的缩表还是远远赶不上向国企的无底洞似的填塞的，其间的缺口主要通过中国特有的高储蓄率补上。但这一优势也在慢慢消失。2018年3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从2010年开始，中国居民储蓄开始出现持续下降。从增速角度看，中国储蓄从2010年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同期，居民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则从25.4%下降了近一半至12.7%。他认为理财、信托、互联网理财等都分流了存款，他没提的是，过高的房价提前透支了居民手中可支配的财富，为了买房，要挖空“6个钱包”，大多数居民实在已无款可存。
　　在外则牢牢绑定美元。在过去近20年里，中国通过加入WTO，搭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快车，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中国将这些美元储备以美国国债的方式存储。因为美元信用的扩张，中国货币当局才具备人民币信用扩张的条件和底气。一旦失去每年对美3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基础货币投放就失去了依附之锚。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有60%是来自外汇占款，所以中国是被美元绑架最成功的国家。
　　这种绑架与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一联系，就更加加重了对美元的依赖。中国的货币投放方式主要有两种：外汇占款（美元换人民币）、逆回购和MLF（国债换人民币）。2015年开始，前者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后者的比重在增加。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维持强劲的增长，在为出口企业提供运转活力的同时，它所带来的庞大就业足以形成足够的消费资金增速来平衡产能增速。但到了出口下降外汇减少的时候，国内外双重利润来源下降，国内各行业就缺乏对应的货币利润率，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而从中国国内看，信贷扩张的步伐还不能停止。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中国债务占GDP比例约为260%。其中，债务包括家庭、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在260%总体的债务里面，非金融企业债务大约占160%以上。总体上看，中国的去杠杆实际去的是企业的杠杆。在对国企和非国企的杠杆率进行拆解后发现，在160%的债务率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到120%左右。所以，去企业的杠杆主要是去国有企业的杠杆。而国企债务之所以快速膨胀，是因为在我国特殊的体制机制下，其背后承载着政府稳增长的隐秘诉求。
　　居高难下的资金成本，叠加每况愈下的投资回报率，使得资金的“脱实向虚”与金融加杠杆成为必然。一方面，大体量的融资需求使得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压力不断加大，从根本上导致资金利率居高难下。其实这里也体现了货币的内生性的特征，同时对国企利润的维护，除了无止境的输血，实无他法，而这又免不了货币的超发和巨量的金融风险。
　　正是有鉴于此，2017年以来，防范金融稳定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逐渐成为中国政策的关键词。去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同时在有如此巨额美元储备的前提下，中国仍对万达、复星、海航、安邦的对外购买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其目的无非是防止美元从中国市场的流失。
　　这一方面显示有着庞大经济体量和巨量外汇储备的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另一方面恰恰表明，当下中国虽然已经加入SDR，仍然停留在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信用的阶段，不具备全球基础资产定价的能力，也因此它的高资本依赖和高利率并不会引起全球利率走高，另外这种重资产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受债务危机的影响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风险溢价，进一步抬升信用成本。
　　美国对中国的组合拳
　　2017年5月24日上午，评级机构穆迪（Moody）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当日下午，穆迪再度下调了中国26家政府相关发行人（GRI）及其受评子公司的评级，与主权评级下调保持一致。这也是28年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首次下调中国的主权评级。如果标准普尔在未来下调对中国的评级，那么三家主要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评级都处于同一水平线。
　　评级下调首先必然会给海外融资带来严重影响，比如说中国刚刚宣布将很快实施“债券通”，旨在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券市场。而中国的主权评级下调之后，这些国际投资者将不可避免地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作为评级下调的补偿。
　　同时还会给本应下行的人民币国际支付的地位带来负面作用。5月25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称，4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占比下滑至1.6%，排名降至第七，被瑞士法郎超越。报告显示，与3月相比，全球人民币支付额大幅下滑24.24%，降幅高于同期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额的降幅15.76%。这无疑给本已十分紧张的国内资金流动带来更大压力。
　　同时还令轰轰烈烈的一带一路的海外战略蒙上阴影。据国际观察文章，“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融资来源现在仍是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双边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2015年发放贷款逾800亿美元，相比之下，亚洲开发银行只发放了271亿美元。这样的大背景下可见我们面临的资金压力。
　　正因如此，2016年9月21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丝绸之路金融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要注重引入中长期资金。大型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都比较长，要研究通过扩大直接融资、开展PPP合作等模式，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特别是中长期资金，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这一切还没开头即遭穆迪这么一闹，无疑会给雄心勃勃的海外融资带来更高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财政部对穆迪评级如此愤怒的原因。
　　偏偏美国人总在这当口插上一杠子。2017年12月2日，美国近30年最大的税法改革，即所谓的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了参议院通过！根据最新的美国税改法案，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刺激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
　　2018年3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1.50%-1.75%，美联储还预计，2018年还将加息两次，预计会在2019-20年更加陡峭地加息。4月份提高缩表的力度。自2015年以来美国连续加息多次，但中国的基准利率丝毫不为所动，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一年期存款利率1.5%，5年期贷款利率5.9%）。变动的主要是逆回购和MLF等操作的利率。
　　至此，美国经济三大组合拳加息+缩表+减税持续打出。伴随美联储缩表与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同步，5月10年期美债利率接近3%，5年期接近2.8%，2年期接近2.5%，比欧洲和日本的债券收益率高太多。
　　这是近期美债进一步强势的表现。全球资本市场“美元荒”的不断蔓延。更令全球“窒息”的是，美元正涨势如虹，刷新了半年来新高，而美联储再度加息预期更是火上加油。相对利差的扩大，更进一步提升了美元吸引力。强势美元会让美国在全球“资本争夺”的游戏中，处于优势地位。也即是加速资本流向美国，尤其是从新兴市场撤出的资金。显然，如果美元持续升值，对全球新兴市场货币而言将是“三重打击”，汇率贬值、利率抬升，风险资产价格下跌。而面对潜在危机，新兴市场则需要拿出更大勇气，进一步提高市场利率，如果背道而驰，则需要做好外汇储备快速消耗的准备。
　　中国也出现了上述同样的问题，伴随美元升值压力和美债收益率攀升，美联储的持续加息，也显着限制了国内资本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自然也面临巨大压力。看看最近一段时间的CNY走势就一目了然。4月以来，在岸人民币已经从6.24贬值到6.38，贬值幅度2.2%。
　　美元的持续强势，对人民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好在我们有资本管制这个“制度优势”。但也不要觉得有了它就一切万事大吉，逐利的资本总有办法突破限制。（美元上涨让这两个国家“趴下”了，对中国影响大吗）
　　美国未来持续的加息会继续拉大中美两国的利差，这在利率平价的底层规律下，会对人民币形成中期的贬值压力。中国为了维持相对均衡的利差水平，可能会不得不在某个时点被动加息（尽管中国央行的自主性在增加，但还远远未到可以脱离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步），而（持续）加息往往是刺破资产价格泡沫最有力也是最根本的工具，效果相当于釜底抽薪。缩表其实和加息的效果类似。
　　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这会对美元形成支撑。强势美元会让人民币形成压力，中国央行要保持汇率稳定，必须同样‘缩表’，收回市场过多的人民币。这无疑令必须时刻保持适度量化宽松以维持预期经济增长的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
　　到这里我们基本上能看清川普这盘棋的大致模样，他四面出击，大张旗鼓，但其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遏制中国。笼统说来，分实的虚的两手。他先是小试牛刀，借钢材、铝的关税下手，四邻朝见，经一番安抚协商，并挣得各自站队表态后又一一放手，唯一死死撰在手里的只有中国。看看一副四海臣服海河晏清再无杂音时，他觉得差不多了，于是悍然再出大招，对中国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突加重关税。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各部门一面嘴里放着狠话，一面心怀忐忑等着美方放出机会来谈判。面对着急不已的对手，此时的川普显示出一个现代政治家的高明与老到，他并没像他对选民时所说的那样杀气腾腾，相反非常懂得适可而止，以退为进，将原先的30天后实施的期限延长到60天，这很显然是给对手留下充分的估量的时间，从而争取更大的回旋的余地。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与特朗普交涉的最大风险，就在于其日渐清晰的围堵中国的思路却又不按牌理出牌的手段，从而做出得不偿失的强硬和不必要的妥协。但是无论如何，特朗普那一实拳已打出，借缩减巨额贸易逆差之名，行掐产业转型脖颈之实。同时辅以减税、加息、缩表，三记虚的，可谓招招致命。
　　在5月初贸易代表来华谈判无果而终之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5月中旬赴美谈判，但要在特朗普所言的60天期限前达成协议，看样子是希望渺茫。种种迹象表明，美中贸易已很难具有调和的余地，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中美之间真打起贸易战来，会又如何呢？
　　假如美中贸易无法调和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李伟估计，美中爆发大范围的贸易战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降低1.3%至3.2%，后一个估计值是针对美国禁止进口所有中国产品的极端情况而言。对美国而言，GDP增速将降低0.2%至0.9%。
　　美兰德智库曾由此发过一篇深度报道。
　　美中关键的不对称包括总体上中国对国际贸易更大的依赖性（在能源供应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是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依赖和增持美国国债；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美国消费占GDP更高的比重。
　　这种中美之间特殊的不对称在图一中用同心圆表示。中心的圆圈代表中美双边贸易，中间一圈代表其他区域贸易，外圈代表其他全球性贸易。每一个圆圈表示的百分比表明该国全球贸易的比重。这种表示是带有主观性的，而不是精确的表示。而圆圈大小的差异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对贸易的依赖性更大。
　　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和与其他区域的贸易可能是极端脆弱的，而对美国来说，只有与中国的贸易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除了陆上的一小部分）很容易受到西太平洋地区的海运贸易中断的影响，而美国大部分贸易却不受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旦战争发生，这对（中美两国）GDP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我们也没有量化一个因素，它能使中国的损失远比以下所估计的大得多，这一因素即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由于生产价值链的存在，中国与其邻居（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的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许多东亚贸易由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构成：在一国生产的输入品被运至另一国，与来自别处的部件结合，在送入市场分配系统之前被组装成最终产品。这样的一体化在促成使中国及其邻国得以繁荣的效率和生产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东亚经济面对贸易中断时的脆弱性，这比传统终端产品贸易时代严重得多。中国要减少对这种环环相扣的区域生产的依赖，必须面对极大困难，付出极大代价。

来源时间：2019/12/12   发布时间：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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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力简  来源：观察者网

12月10日，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正式公布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其核心指控有两条：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

其中的“滥用职权”，指特朗普利用对乌克兰的军援来换取对拜登父子的腐败调查。民主党认为，这是借助外国政府调查美国公民以获取政治利益的行为。

至于“妨碍国会调查”，则是因为特朗普命令美国行政机构拒绝参与任何众议院发出的关于弹劾调查的传票。这让众议院调查难以顺利进行，从而降低发现特朗普政府违法行为的可能性。

12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士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图/新华网）

弹劾特朗普的法理基础？

美国宪法规定，如果总统犯了叛国罪、受贿罪等严重罪行或者行为严重不端，国会众议院有权弹劾总统。但如果真依据宪法来看，民主党的弹劾指控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下面就一一详细说明。

首先，民主党从未指控特朗普有叛国罪行；而在弹劾调查的早期，民主党试图证明特朗普犯有受贿罪。

民主党的指控逻辑是这样的：特朗普利用职权要求乌克兰方面调查拜登，由于拜登是民主党候选人，这样的调查无疑会对拜登选情造成不利影响；如此一来，特朗普就能节省竞选经费，间接达到受贿的目的（“获得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如此蹩脚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第一，身为亿万富翁、每年象征性拿一美元工资的特朗普，居然会受贿？

第二，特朗普仅要求乌克兰方面进行调查，而非强制要求出一个对拜登不利的调查结果。再说了，美国国会对乌克兰军援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要乌克兰彻底清除国内的腐败行为，特朗普也完全有权要求乌克兰政府打击腐败。况且，在2008年，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弗吉尼亚州政府相似的案件有过判例——如果当权者只要求对其政敌进行调查，不属于违法行为。

其中大众需辨析一点：到底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民主党人拜登父子，还是特朗普政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反腐，而腐败的对象恰恰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拜登（资料图/新华网）

此外，按照民主党选定的证人证词，所有证人均表示特朗普政府没有对乌克兰施压；乌克兰政府没有展开对拜登父子的调查，而美国政府的援助也已到位。可见所谓“利益交易”（quid pro quo）的说法完全是主观感觉罢了。

因此，不论是“受贿罪”，还是所谓的“滥用职权”，都难有说服力。

再说民主党的干预司法指控。

在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史上曾有三次弹劾，都是在众议院全院授权的情况下开始弹劾调查；可是这一次，佩洛西由于害怕很多身处摇摆选区的民主党议员被选下去，迟迟不给众议院全院授权。目前为止，唯一的关于弹劾的表决是关于调查程序的，而并非正式授权。

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众议院全院授权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忽视没有民意基础的弹劾调查。所以，说特朗普政府干预司法的指控也是不成立的。

再说民主党的暗箱操作

回溯近日弹劾进程，为弹劾特朗普，民主党这次的吃相颇为难看：

不敢通过全院授权。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在国会中宣读其杜撰的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的谈话，特朗普政府为此公布谈话记录，公开揭穿希夫的谎言。

各委员会调查中，民主党可以任意选取证人，并选择性地对媒体泄露一些对特朗普不利的证词，而共和党推荐的证人很多不予考虑；希夫甚至对美国移动通讯公司发出传票，要求调查共和党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在整出弹劾调查中，有件事颇为讽刺——两个核心爆料人，没有出现在证人名单中。外界普遍猜测，爆料人和希夫在事发时有大量接触，导致希夫不想把他和爆料人之间的关系公布于众而产生不利影响。

而在整个情报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白宫无权派律师出席，就连共和党人的讯问时间也被严格控制——如共和党籍女众议员Elise Stefanik的质询被希夫六次打断；在一次会议上，希夫还公然要求证人不要回答共和党人的问题。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前左）（资料图/新华网）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带有党派偏见的行为并未让以希夫为首的民主党人获得特朗普政府违法的证据；民主党的民众支持率反而遭受挫败，在弹劾调查开始三星期以后，民调结果是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弹劾特朗普。

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众不支持弹劾特朗普

民主党有218票支持弹劾吗？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难说。

众议院最早将于下周对弹劾条款进行投票，问题是，民主党手里有218票吗？我认为光从票数上说，民主党应当是有的。佩洛西作为资深政客，不可能在没有票的情况下就闯关投票，一旦失败将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局面。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资料图/新华社）

可是，佩洛西即使有218票以上，也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佩洛西在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声称，弹劾必须是两党一致(Bipartisan)的行动，需要有共和党人跨党派投票支持弹劾。然而，迄今为止，包括那些不喜欢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在内，没有一个共和党人会投票支持弹劾；而在民主党内，已有两个民主党人明确表示反对弹劾。佩洛西现在更该自求多福，如果弹劾提案未通过，她可能面临被轰下台的结局。

弹劾提案与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

如果下周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按照宪法程序，参议院将审理弹劾案。不过很难想象会有超过20名共和党人支持弹劾，所以目前来看，弹劾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也有共和党政客看出弹劾案和一个貌似不相干的法案之间的联系，这法案就是有名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签署于2018年底。众议院被民主党控制以来，对于这协定一直不闻不问，不希望它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绩。可是这协定利好包括民主党基本盘在内的美国人民，对提振经济效果显著。

民主党放着这样重要的法案不通过，却沉迷弹劾总统，将给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无作为提供绝好口实。所以民主党在提出弹劾特朗普的两小时后，宣布和白宫联手支持新的北美贸易协定。民主党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贸易协定，自己也能拿到一些分，并且摘掉无作为的帽子，同时还不耽误弹劾总统。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明白弹劾案的目的不是弹劾总统，而是对特朗普2020年总统竞选造成损害。如果参议院久拖不决，将导致共和党的政治资源流失。于是，就在民主党宣布和白宫联手支持新贸易协定的时候，参议院宣布：对于新的贸易协定，只有在弹劾案处理完毕以后才能表决。这样的处理可以说是一石数鸟。不仅让民主党从贸易协定中分一杯羹的希望落空，也会加速弹劾案处理，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参议员能全身心投入2020选战。

特朗普的前途在2020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完全是当下美国政治的产物。

民主党不惜开创一些危险的先例，甚至不惜失去自己多数党的地位也要弹劾总统，无非是对于自己的候选人在2020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的可能性深感悲观，认为需靠弹劾来消耗特朗普的政治资源，从而提升胜选的可能。

而共和党却发现，只有坚定支持特朗普政府，才能让共和党在未来的党派斗争中占得先机，所以两院共和党人几乎都对特朗普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可以预测，弹劾闹剧将会很快落下帷幕，而真正决定特朗普政府前途的，还是2020年11月3日美国人民投下的选票。

来源时间：2019/12/12   发布时间：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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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普森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下周将对指控特朗普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的两项弹劾条款进行表决。他们说，由于这两个原因，根据美国宪法列出的标准，总统应被免职。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特别指控滥用职权并因此而面对弹劾的总统。 美国宪法在阐述国会弹劾总统的理由时没有提到滥用职权，而是列出了“叛国，贿赂，或其它重罪和轻罪”。
　　民主党议员们、司法专家和弹劾总统的先例都支持以滥用职权罪来弹劾总统的做法。
　　特朗普表示他没有任何做错任何事，并且说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可悲和可笑的弹劾条款”。
　　众议院弹劾条款中有关特朗普滥用权力是怎么说的呢？
　　滥用权力指控的主要依据是，特朗普据说扣住了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的3.9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试图以这笔援助和在白宫会见乌克兰总统的机会来换取乌克兰宣布启动对特朗普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展开调查。
　　众议院民主党人周二宣布第一个弹劾条款说：“特朗普总统为其追求政治利益的腐败目的而参与了这项图谋或行为过程。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利用了总统的权力，其利用方式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破坏了美国民主进程的完好性。他因此无视并损害了国家利益。”
　　为什么“滥用权力”属于可弹劾的“重罪和轻罪”的范围呢？
　　虽然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没有特别提到滥用权力是一项可弹劾的过犯，但众议院民主党人本周争辩说，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在这种情况下罢免总统。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又译谢安达）周二在阐述弹劾条款时说：“宪法的制定者们认识到，有一天有人上台后，会利用其职位背叛公众信任、破坏国家安全，以获取外国势力帮助其连任。” “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规定了补救措施，而该补救措施就是弹劾。”
　　专家们说，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给乌克兰的援助是国会批准的，这样，总统的做法很清楚就是滥用职权。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总统研究项目主任芭芭拉·安·佩里(Barbara Ann Perry)说：“根据宪法，总统在是否把援助交给乌克兰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违反了宪法规范、惯例和法律。” 佩里还说，特朗普把援助与调查其政治对手连在一起，进一步滥用了总统的权力。
　　对特朗普的指控与之前被弹劾总统的指控有何不同？
　　在以前的弹劾案中，议员们使用了“重罪和轻罪”的粗略划线，包括对其他总统滥用职权的指控。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宪法学教授路易斯·迈克尔·塞德曼(Louis Michael Seidman)说：“弹劾针对的核心问题是，某人获得总统地位之后，将手中的权力用于非法目的，而不是服务于美国人民，努力忠实地执行法律”。 这是贯穿历次弹劾总统的主题。”
　　1998年12月，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曾面临四项弹劾条款，其中有关克林顿滥用职权以掩盖他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偷情一事的指控在美国众议院没有获得通过。
　　1974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在众议院将要就针对他的弹劾条款进行表决之际选择辞职。对尼克松的一项指控是，他滥用总统职权，指示政府部门以某些公民展开调查的手段来打击他们。
　　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也被弹劾，他受到与不当行使总统权力有关的多项指控，但是国会没有具体指控他滥用权力。
　　为何众议院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与乌克兰的往来构成滥用权力？
　　众议院民主党通讯部门负责人、众议员戴维·西西林(David Cicilline)周二对记者说，特朗普滥用权力“触动了我们民主的核心，即人民选举自己领导人的能力。将外国政府拉进来，破坏我们的选举，没有比这更重的罪行了。”
　　特朗普是受到弹劾调查的四位总统中第一个被控在外交领域滥用权力的。西西林说，宪法制定者们在制定弹劾补救措施时，关注的正是这种情况。
　　他说：“这是美国总统寻求外国政府来腐蚀我们的选举，破坏我们的民主。这破坏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希拉·杰克逊·李（Sheila Jackson Lee）周二表示，众议院的行动“把美国与其它所有国家相区别，那就是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她说，司法委员会“认真对待滥用权力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追究总统的责任，就会让美国走下坡路，结果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在领导层上出问题。弹劾清楚地表明我们有的是一位总统而不是一位君主。”
　　众议院下周全体投票时，议员们还会考虑是否应以妨碍国会的罪名将总统免职。民主党人主控的众议院只需简单多数既可通过弹劾条款。
　　如果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两项条款中的其中一项或两项都获得通过，美国参议院将于明年年初进行审判，以决定是否罢免特朗普总统。参议院由共和党人主控。参议院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将总统定罪并罢免。

来源时间：2019/12/12   发布时间：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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