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旭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联盟既是美国遏制竞争对手的主要依托，也是其维持自身在联盟内部主导权的重要工具。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指引下，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联盟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下降。但美国仍然尝试通过转嫁成本的方式来维护其在联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联盟成本分担问题成为特朗普向其盟友“开火”的抓手。在特朗普的高压态度下，部分盟友已增加了军费支出。同时，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联盟政策更为务实，不再刻意追求美国与盟友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契合。然而，由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美国传统盟友开始质疑其治下美国的战略信誉。其盟友或被迫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策略，亦或选择“对冲风险”的外向型策略来应对特朗普政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联盟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基石，也是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和维护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重要工具。但在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基调的政策环境中，联盟的战略重要性下降，美国联盟体系进入调整阶段。早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就表现出对北约、日本、韩国以及沙特阿拉伯等美国传统盟友的质疑。如他指责美国盟友在安全事务上的“搭便车”行为，指称北约是一个过时的（obsolete）制度，并表露出用其他制度设计取而代之的念头。在美国进行战略调整的背景下，这些质疑最后的落脚点更多在于要求盟友更多地分担联盟成本，缓解美国的战略压力和财政负担，凸显了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奉行的“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路线。特朗普独特的执政方式引发了对其联盟政策的广泛讨论，但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分析美国联盟政策在特朗普治下发生的某一具体变化，缺乏对变化成因和可能后果进行全面分析。整体而言，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联盟政策这一议题主要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子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是否对美国联盟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一调整对美国外交政策将带来何种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和其盟友应如何管控和应对美国联盟政策调整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从这四个维度出发，尝试厘清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联盟政策调整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
　　自二战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将巩固与盟友间关系视作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他们倡导美国应利用自身资源，与盟友共同塑造一个全方位有利于美国联盟体系的国际战略环境。冷战结束后，克林顿、小布什与奥巴马政府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威尔逊式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将盟国及其伙伴国的安全纳入自身安全考量范围。如美国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演讲中所言，国家因结盟而繁荣，联盟中的每个盟友都各具价值。[1]但在特朗普政府进行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联盟政策不可避免地随之受到影响。
　　（一）联盟管理和美国战略收缩
　　从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论”到新现实主义的“威胁平衡轮”和“利益平衡论”，联盟政治理论围绕“安全”这一核心概念对联盟的起源、发展和功能做了大量讨论。[2]例如，奥斯古德指出，联盟主要具有“增加对外权力、维护国家安全、约束盟国和维护国际秩序”四个功能。[3]斯蒂芬·沃尔特和格伦·斯奈德等学者认为国家之间所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是结盟的主要动力，“被牵连”与“被抛弃”困境成为联盟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4]保罗·施罗德进一步指出结盟的动力不仅在于共同威胁，还在于管控联盟内部分歧和冲突。[5]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一度走到了存续的十字路口，学界出现了大量关于北约是否应该存续的讨论。尽管传统安全威胁下降，但美国在冷战期间所构建的联盟不仅未随之消亡，反而随着其国力增强而不断扩大，并呈现出新功能。尼格尔·萨拉卡达认为，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已经由传统的权力均势逻辑（balance of power）发展为权力管理逻辑（management of power）。[6]
　　联盟管理是“联盟成员国为了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维持联盟关系，对联盟内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协调，在缓解联盟困境的同时实现联盟收益与联盟困境相契合……联盟管理大体可以采取权力强制、制度约束、利益协调和权威引导四种方式”。[7]当前美国联盟政策的主要功能是根据美国的全球战略来对其庞大的联盟体系进行管理和维护，并推进部分双边或多边联盟的转型，使美国的联盟体系不断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进而服务于其国际战略设计。[8]尽管现有理论强调联盟管理是一种盟国之间相互制约的过程，但美国与其盟友间较为明显的实力不对称使得美国联盟管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如何使用这四种手段来对其联盟政策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调整。换句话说，美国的联盟管理是其对外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试。
　　虽然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并不清晰和连贯，但美国整体战略收缩态势已逐渐清晰。在此背景下，美国联盟政策也随之显现出收缩迹象。“美国优先”政策本身就具有战略收缩含义，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已成为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的首要目标。其实，美国政府的联盟政策自奥巴马政府开始就出现了很多变化。相较于奥巴马通过广建“朋友圈”来缓解战略收缩带来的压力，联盟在特朗普决策中始终不是重要选项，他甚至将联盟视作负担，并减少对联盟的投入。[9]特朗普认为美国已经被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所绑架，他所做的就是试图把美国从沉重的全球和联盟事务负担中解脱出来，将注意力转回国内。[10]而这种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为意味着特朗普将不再积极维护美国自1945年起所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尽管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中强调要巩固美国与盟国的联盟关系，但其国家安全观明显有别于之前历任美国总统。相较于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观，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安全的定义“局限于美国人民、美国本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包括美国的盟友与战略伙伴，反对给美国盟国、伙伴国提供安全保护”。[11]安全观的转变也从侧面印证美国的联盟政策呈现出收缩态势。
　　（二）美国联盟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
　　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来看，其治下的联盟政策与过往几任美国总统存在一定区别。从共和党的党内传承来看，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优先”理念既与老布什的国际主义理念相背离，也不同于小布什竭力在全球推广民主的价值观。[12]而且与希拉里·克林顿坚持多边主义、发展联盟关系以及扞卫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理念更是差异显着。部分学者指出美国外交政策正在转向杰克逊式民族主义，将保护美国国家利益视为首要目标，通过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获取商业利益，逐渐疏离盟友和国际机构来转移战略重心，并更依靠现实主义战略而非倡导规范价值观的方式来强化美国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13]受这些观念影响，通过联盟来推广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的行动不再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目标。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战略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转变。近十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视结果导向而非意识形态，价值观外交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排序中明显下降。[14]而从特朗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协定等行为来看，人权和气变治理等“进步”议题都不再是其治下美国政策的首要关切。伊肯伯里指出，特朗普在国内和国际上均挑战了自由主义秩序的规范和价值，其不再重视从威尔逊延续至奥巴马的民主国家联盟的价值，而是将民主伙伴和专制对手混为一谈。特朗普政府已经对自由主义秩序造成了破坏。[15]
　　从对待盟友的态度和行动来看，特朗普在处理盟友问题上的言辞与实际行动往往并不一致。一方面，从言辞上看，特朗普“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和“美国优先”的竞选口号反映了其现实主义和反建制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多个场合，特朗普对其盟友及所共同创建的制度，如北约，显露出轻慢态度。而他反复表明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图进一步引发了北约盟友担忧。在2018年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再次抱怨北约的军费分担问题，并施压盟友增加军费投入。在2019年的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前夕，其表态《美日安保条约》对美不公。种种说辞都不断挑动着欧亚盟国的紧张神经。另一方面，从实际行动上看，特朗普在安全问题上的决策与其言辞并非一致。尽管特朗普在2018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达“应该让俄罗斯重返会谈”的态度，但部分观点却指出其对俄政策明显要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多国特战部队于2018年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特战军演“特洛伊足迹”（Trojan Footprint），此举明显意在针对俄罗斯。同时，特朗普政府批准向乌克兰出口“标枪”反坦克导弹等武器、攻击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雇佣兵、计划将与希腊和解后的北马其顿（原马其顿）纳入北约，以及对普京的寡头伙伴进行制裁等一系列举措都表明其并未忽视北约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以及欧洲盟友的重要性。[16]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的反联盟言辞更多被认作是基于竞选需要而做出的说辞，而非其所真实追寻的政策导向。
　　从联盟管理方式上看，特朗普更多是通过权力强制和权威引导相结合的手段，以转嫁负担来维护自身在联盟体系中的主导权。例如，美欧在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上的争议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由于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在安全议题上处于一种不对称关系，美国在其联盟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盟友依赖于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产品。因此，美国可以以军费分担议题为抓手，通过释放不满情绪或退出信号向其盟国施压，迫使盟国进一步承担联盟成本。可以说，特朗普并非意在抛弃美国自二战以来所建立的联盟体系，而是希望以一种“低投入、高收益”的方式继续维持其在联盟中的战略优势。[17]但这一方式可能对美国的联盟体系，甚至美国核心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从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整体呈现收缩态势的大背景下，其联盟政策也相应地出现了收缩调整的迹象，但这一调整并未完全偏离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并非偶然事件，而可从历史发展中找到依据。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联盟政策调整的渊源
　　对联盟价值的怀疑和联盟内部矛盾是特朗普对联盟政策进行调整的直接原因。一方面，相较于自由国际秩序，联盟的功能和价值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战略设想中并非首要考量，联盟在“战略收缩期”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当前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联盟成本分担问题。在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的背景下，盟友间可通过调整成本分担的比例来对联盟进行维护和管理。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
　　（一）“美国优先”和联盟价值下降
　　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一系列贸易协定和联盟关系的总和，还可在根本上反映出一国的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秩序的认知。在杜鲁门时代，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达到了顶峰。美国以北约为载体，构建了一个传统联盟形式的单极保障体系，对其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庇护。[18]在此之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逐渐得以确立。而特朗普是二战后美国第一个明确反对自由国际秩序、主张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的总统。托马斯·莱特指出，特朗普在对待联盟关系上承袭了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反对扩大贸易、联盟和建立北约的立场，认为结盟战略是一个错误。[19]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内，在多个场合将自己“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归纳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显示出其政策的务实一面。如他强调将根据现实政策结果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进行决策，并通过稳定而非激进的方式来确保安全。[20]特朗普不再坚守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取向或能从查尔斯·格雷泽防御性现实主义观点中找到理论支撑。格雷泽指出自由国际秩序是一个“误导性的分析框架”，其缺陷主要在于仅适用于分析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战略互动，而无法较好地分析那些并未完全融入该体系的国家，如中国与俄罗斯对该体系造成的影响，因而在面对国际格局变化时缺乏解释力。[21]
　　维护自由国际秩序和“美国优先”两种世界观的此消彼长只是美国战略转型的表面现象，其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尽管从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来，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并不必然导致既有的国际秩序被推翻。伊肯伯里指出，既有的国际秩序塑造了崛起国进行战略决策的环境，并影响其选择与行动。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在形成后具备自身独立性，有助于美国将崛起国纳入这一制度中来。因此，美国应该加大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维护，并鼓励崛起国更大程度地融入这一制度。[22]奥巴马时期美国的战略布局就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然而，更为注重短期政策效果的特朗普并没有延续这一理念。在此背景下，联盟对美国的重要性下降已成为现实。如阎学通指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联盟在维护自身生存和安全方面的军事价值正在下降，大国在全球推广自身价值观的意愿也在消退。在此背景下，维持联盟的经济成本被大国视为包袱。[23]在美国建制派看来，“美国优先”挑战了美国的国际主义传统，将导致美国会更加有选择性地参与全球事务，而不再谋求一种广泛的介入。事实表明，美国战略收缩的迹象已经较为明显，联盟的重要性随之下降。[24]
　　同时，特朗普所奉行的“交易式外交”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联盟的战略价值在其执政时期下降。美国盟友需要为美提供的安全产品付费，而无法指望因自身战略重要性而被豁免。如王缉思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呈现务实的交易风格，让位并服务于美国内政。美国将减少对国际事务的投入，要求盟国更多分担国际义务。[25]相似地，特朗普曾在大选中提出因美国保护日本和韩国的成本过高，或可考虑让日韩发展核武器的惊人主张，尽管这一观点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防止核扩散的外交政策传统，但不失为其“交易式外交”的一个例证。在联盟价值下降时，美国对联盟的成本—收益进行重新思考。一旦预期收益下降，美国维持联盟投入的意愿必然受到影响，这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关于成本分担的争论。
　　（二）新瓶装旧酒：联盟成本分担问题
　　美国与其盟友之间龃龉不断的情况并非到特朗普执政时期才出现。例如，尽管欧洲伙伴极力劝阻，布什政府仍然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德法两国都曾明确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对北约等盟友军事投入太少的抱怨，更非特朗普独树一帜的观点。奥巴马、盖茨、帕内塔，甚至较为温和的马蒂斯等都对欧洲盟友搭美国安全便车的行为表示过不满。如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就点名英国和法国的“搭便车”行为，并威胁卡梅伦若英国无法实现军事开支占GDP总量2%这一底线目标，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将无法维系。英国随即增加其军事投入，满足了美国这一要求。
　　特朗普认为美国承担了联盟内不成比例的开支，造成了美国巨大的财政负担。从其“交易式外交”的视角看，美国每年为联盟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自身所得收益，是一个极不合算的“买卖”。特朗普在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演讲中指出，北约的许多盟国并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而将成本转嫁给美国。[26]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北约的重点是应对俄罗斯对欧洲国家的潜在安全威胁，因此美国抱怨欧洲富裕盟友军事投入不够显得合情合理。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安全联盟和防务保障并非公共物品，使用者需要缴纳“保护费”。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的防务开支占所有北约成员国总防务开支的70.1%，英、法、德三国次之，分别为5.9%、5.7%和4.9%。[27]而根据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的决议，各国在2024年会使军费达到GDP 2%的水平，并将防务预算的20%用于主要武器装备的研发。从2019年北约发布的最新数据看，达到2%门槛的欧洲国家只有6个[28]，其余盟国均未达标。[29]以德国为例，尽管默克尔表示德国将积极向2%的标准努力，但数据显示，到2022年德国国防预算占GDP的比例可能仅为1.23%，远远无法达到特朗普的要求。由此可见，北约盟国之间的成本分摊争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尽管美国的欧洲盟友针对“搭便车论”提出了诸多合理解释和异议，但都无法缓解特朗普加码“保护费”的强硬态度。成本分担矛盾也反映在特朗普对北约宪章关于集体防御的第五条款摇摆不定的态度。
　　相较于其对待欧洲盟友的态度，特朗普政府对其亚太盟友施压态势显得更加随性。在军费分担方面，特朗普同样指责韩国和日本长期以来搭美国的安全便车，甚至威胁若韩国不大幅提高军费分担比例就将撤走驻韩美军。尽管特朗普在美韩首脑会谈中表态为美韩联盟提供共同防御，且韩国承担的驻韩美军费用自2005年以来不断上升，但他坚持韩国的军费分担比例应该翻倍。[30]2019年初美韩达成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仅仅是过渡性的一年期协议，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可能在未来继续要求韩国更大幅度地分担防务费用的诉求。2019年8月7日，特朗普宣称韩国在下一年度将为担驻韩美军提供9.9亿美元，相较于2019年度的9.25亿美元再次增长7%。[31]相较而言，尽管日本承担军费负担比例已是美国盟友中最高，但特朗普从竞选起即提出日本政府应全额负担驻日美军费用的强硬要求。2019年6月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前夕，特朗普再次表示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不满，意图为即将于2020年进行的“2021－2026驻日美军费用负担谈判”做铺垫。[32]尽管当前特朗普未对澳大利亚做出类似表态，但澳大利亚已经开始主动增加军费预算。
　　综上，美国及其盟友对联盟负担分担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相较于小布什和奥巴马，特朗普在分担问题上更加强硬。其中一方面原因是联盟战略功能下降，美国开始重新衡量联盟的成本和收益；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在进行联盟管理时，试图在维持联盟基本功能的同时，通过成本转嫁来更为合理地配置自身战略资源。对美国盟友而言，由于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他们在军费分担方面的低议价能力决定了它们很难对特朗普说“不”。联盟重要性下降和联盟负担分担不均衡这两个相关联的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联盟政策进行调整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对美国联盟体系造成的影响
　　尽管大部分学者认为特朗普对待盟友的态度及其联盟政策对美国的战略信誉造成了无法修复的实质性伤害，美国的联盟体系在今后一段时期很难恢复之前的形态，但学界和政策界在整体上对美国联盟体系的韧性和盟友的耐受力仍然持谨慎乐观态度。部分观点认为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在历史上并非不存在冲突，特朗普执政下的战略调整只是美国联盟体系发展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一）联盟政策调整导致不确定性增加
　　在加大力度向盟友征收“保护费”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通过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与盟友“争利”，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矛盾。例如，不顾日澳等盟友的挽留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用新版美墨加协定取代旧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新与韩国的自贸协定，并与欧盟和日本开启漫长的自贸谈判。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已经开始重构其与欧亚盟友的关系，其盟友们所需付出的成本在逐渐增加。
　　从安全合作关系重构视角看，美国从军费分担入手，试图对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进行“破坏性创造”。在戈登和夏皮罗看来，特朗普将北约当做一桩买卖，而不是联盟团结的庄严承诺时，北约就已经“死”了，至少支持北约成立的精神在特朗普执政后不复存在。[33]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特朗普政府内部以时任国防部长的马蒂斯为代表的建制派竭力让美国的战略保持在正轨上，为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关系曾积极周旋。但随着马蒂斯等官员的离职，这股制衡力量逐渐消失，特朗普决策圈中缺乏能够制衡其过激政策的力量，这将对美国的联盟体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34]如被问及黑山事务时，特朗普认为若美国介入黑山安全问题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表态再次引发其欧洲盟友对共同防御条款的担忧，凸显了“被抛弃”困境。在军费分担上，尽管北约欧洲成员以其他方式（如提供土地和军事设施等）分担了联盟的部分负担，但在绝对开支上未达到北约决议2%的门槛造成它们底气不足，只能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由于并未有实质证据证明伊朗违反了协议，美国单方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进行制裁的行为引发了德、法、英三国的强烈不满，美欧在伊核问题上产生分歧。对其亚洲盟友而言，日本和韩国因高度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单方面被动地接受特朗普提出的强硬要求。这种不讲道义、以近似“霸凌”手段对待盟友的蛮横方式，反映出美日和美韩联盟间在实力和依赖程度上的高度不对称性，以及价值观因素在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的边缘化。随着特朗普在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其政策很可能将带来一些其所无法控制的严重后果，这将会使美国、美国的联盟以及世界陷入险境。[35]
　　从战略信誉的角度看，特朗普不在意保持美国对联盟承诺的可信性。战略信誉的基础之一在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而这恰恰与特朗普政策摇摆不定的特征相矛盾。尽管总统的观点可能会在上任后发生改变，但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想法并非基于对事件的反思。他善变的性格和夸张的言语威胁都使他人对其言语的可信性产生质疑。[36]虽然一国的战略信誉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总统的言行，但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还是对美国的战略信誉造成了影响。此外，战略信誉下降可能造成美国的威胁外交与极限施压被对手所轻视，而盟国则可能因为无法得到确切的安全保障承诺而寻求自救。如默克尔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所言，欧洲应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能再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保护。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可能对美国联盟体系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总统个人和国家机制之间原有的一致性被割裂且短期内难以修复，这将是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总统所可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此外，特朗普在处理部分外交事务上不再与盟友保持默契，如宣布美国从利比亚撤军的决定使得欧洲国家措手不及。在传统安全威胁下降的后冷战时代，美国的这类举动进一步削弱了联盟体系的可靠性和战略信誉，给美国联盟管理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二）联盟政策调整并未伤及美国联盟体系根基
　　尽管部分学者对特朗普联盟政策的调整方向表示担忧，但政策界和学界对美国联盟体系的耐受力仍然较为乐观。部分观点认为，美国联盟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进程本就是一个合作与冲突相交织的动态过程，当前特朗普政府对联盟态度的转变只是美国联盟体系发展中的一个变奏而已，并不会导致联盟破产。[37]纵观冷战以来美国的结盟历史，美国联盟体系的合作范围和深度在扩张过程中时有反复。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法国和希腊分别于1966年和1974年退出北约。而在中东问题上，美欧之间争论更是由来已久。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引发法德两国的反对，而近期的伊核问题仅仅是美欧分歧的一个新篇章而已。在对待气变治理上，美欧态度也并不完全相同。小布什和特朗普对待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相似态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特朗普联盟政策的调整只是美欧联盟大潮中的小浪花而已。
　　从现实功效上看，特朗普通过各类场合对盟国发出的言语威慑在实质上是富有成效的。2017年，北约成员国整体上的防务支出占GDP比重连续两年上升，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尚属首次。且北约成员国也制定了增加防务投入的线路图以及反恐新方案，这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发出的威慑并未使北约陷入困境，反而促使了部分成员履行应有的义务。
　　如何应对美国联盟体系调整所造成的影响
　　特朗普的联盟政策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仅仅会对其盟友，更可能对美国的长期大战略造成影响。因此，美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及其盟国可通过现有的分权制衡、权力更迭、战略对冲和自力更生等方式来应对特朗普联盟政策的不确定性。
　　（一）美国自身的调整：权力制衡还是权力更迭？
　　分权制衡是美国最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寄望于立法和司法机构制衡特朗普可能过激的联盟政策是可行途径。为了防止特朗普“退群”的范围触及北约这一美国的核心联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支持北约的两党立法（NATO Support Act），明确宣称美国对北约的支持，并拒绝批准任何特朗普尝试退出北约所可能动用的资金。同时，国会还通过邀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国会发表演讲等方式来不断释放美国支持北约的信号。[38]胡博和瓦格斯曼对美国总统如何垄断美国联盟事务管理权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论证了特朗普对联盟的敌意并非仅仅是一个反常现象，而是美国权力制衡机制存在盲点所造成的。在他们看来，尽管国会对总统联盟管理权的限制有限，但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对其制衡：设置法定障碍、增加行政行为的政治成本、并减轻这些行动的外交政策影响。[39]尽管美国的联盟战略由总统主导，但是美国国会与五角大楼的态度也颇具分量，立法者和军方可通过释放对盟友的善意来平衡总统负面言论对联盟关系造成的伤害。胡博等还指出国会可以利用相关委员会的监督权，通过举行听证会的形式介入联盟事务的管理，或使用监察权来审议被政府故意拖延的联盟成本分担协议。尽管这些方式都无法阻止一个刻意破坏联盟团结的总统，但国会的这些限定性行为可以起到安全阀的预警作用。
　　另一个可能就是寄希望于2020年大选后能够有建制派候选人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目前来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代表着建制派的回归。2019年初，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听众表达“我们会回来”（we will be back）的愿景收获大量掌声，这无疑给欧洲领导人些许安慰。然而，即便特朗普的继任者对北约抱有更大善意，跨大西洋盟友之间的诸多争议依然很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二）盟友该怎么办：自力更生还是战略对冲？
　　莱特指出，即便特朗普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生态，但美国的盟友不应轻易放弃历经70年所构建出的自由国际秩序。美国的盟友在当前所最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加强民主国家之间区域内和跨区域合作，以对冲自由国际秩序衰弱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并为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变化争取时间。[40]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起，欧洲国家就已开始增加国防投入，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已经恢复了强制兵役。在北约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欧盟开始加快提升自身战略自主性的步伐。欧盟于2017年设立欧洲防务基金（European Defense Fund）和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旨在深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并加强技术发展协调，试图在更大程度上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41]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欧洲军”的号召也得到了诸多欧洲大国的响应。尽管欧盟领导在口头上强调欧洲防务计划和北约的相容性，但其发展自身防御力量的意志愈发明显。同时，在处理伊核问题上，德、法、英三国创建的以欧元结算的“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INSTEX）绕开美国的制裁，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目前INSTEX交易系统的适用性较为有限，但其目的除了表达对美国单边退出伊核协议的不满外，还在于试探美国的金融底线。尽管有观点认为欧洲这些举动的目的并不在于发展战略自主性，而是希望通过提升自己实力来增加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将美国更好地留在北约[42]，但美欧联盟在特朗普治下出现的裂痕无法即刻恢复，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战略自主性是欧洲发展所无法回避的议题。此外，修复欧俄关系也是北约欧洲成员国应对美国压力的一个重要选项。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亚洲地区国家在区域安全治理和经济治理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格局，即地区内各方在安全上仰仗美国，而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国而言，与中国深度融合的经济关系已成为它们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这给美日和美韩联盟管理增添了不确定因素，进而可能给日韩造成额外的联盟负担和成本。但从一个侧面来看，这种二元格局也为日韩进行战略对冲、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提供了一个现实渠道。受美国外交政策不稳定性的影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潜在盟友，如越南、新加坡、缅甸和印度等，都尽量避免因全面倒向中美之间的任何一方，而导致与另一方关系发生恶化。相较欧洲国家的自主自强，东亚地区发展集体安全合作也是未来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选项。在这一进程中，区域大国或可在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小 结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的总纲领。特朗普执政两年多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联盟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下降。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尝试通过转嫁成本的方式来维护其所建立的联盟体系，联盟成本分担问题因此成为特朗普向其盟友“开火”的抓手。由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缺乏政策连贯性和一致性，美国传统盟友开始质疑其治下美国的战略信誉。其盟国或被迫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策略，或选择“对冲风险”的外向型策略来应对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学者对美国联盟前景的担忧，“不走寻常路”的特朗普也为检验美国联盟体系的稳健性和韧性提供了机会。“美国优先”固然增加了美国联盟体系的不确定性，但是同样也检测了联盟体系的耐受力，扩展了盟友对美国的认知界限。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联盟政策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未来发展未尝没有积极影响。
　　在美国对外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中国加强与美国欧亚传统盟友，如德、法、英、日等国的双边关系，不失为破解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困局的一个重要抓手。近年来中欧和中日关系升温也印证了这一政策调整。相较以安全事务为核心的联盟战略，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战略更具务实性和灵活性。如何继续走不结盟路线，深化与伙伴国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将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崛起的重要议题。

来源时间：2019/12/11   发布时间：20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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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庆四 翟迈云  来源：《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

　　内容提要：自第一批欧洲移民踏足北美这片土地至今,"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种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历经三个发展阶段之后,"白人至上主义"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再度抬头。当前的"白人至上主义"以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为底色,其根本成因是在"政治正确"观念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下层白人 由于丧失其在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虑;直接诱因是特朗普的当选及其言行撬动了长期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刺激和纵容了"白人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重新泛起造成美国社会| 与政治的分裂,并与特朗普主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由于引发"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性局限和结构性根源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长期在美国存续。
　　关键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种族关系  "白人至上主义"  特朗普

　　"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或称"白人优先主义"),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白人的利益高于其他有色人种的利益,要求维护白人在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白人至上主义"正日益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发生的绝大多数与极端分子有关的谋杀案,凶手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例如,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esvill)爆发 了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白人种族主义游行,造成20人伤亡;2018年,一名白人种族主义枪手在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高喊着"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行凶,造成11人死亡;同年、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数量从2017年的100个增至148个。随着这些组织数量的膨胀,及其线下集会游行和线上网络活动的急剧增加,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泛起的脉络日渐明晰。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ack Lives Matter)"等意识形态对"白人至上主义"展开反击,种族问题成为导致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及执政以来,围绕"白人至上主义"展开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层出不穷。其中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威胁被自由主义者高估了,当前美国社会真正的问题是"政治正确"的过度延伸;左翼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白人至上主义"受到特朗普的鼓励,对美国社会造成重大威胁。
　　国内外学者已对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进行了颇多研究。美国学者的研究主要| 分为三大派别:一派以种族冲突与融合为框架,对长期以来存续在美国社会中的"白人至上主义"进行分析与谴责;另一派别从中下层白人的切身境遇出发,从社会结构变化等视角探讨近年来"白人至上主义"泛起的原因;还有一派学者侧重于分析特朗普、互联网等因素对当今"白人至上主义"的催化作用。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对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研究较多,但对其重新泛起的原因探究不够。中国学者则主 要将"白人至上主义"当作美国种族、政治乃至文化议题中的一个部分来进行简要论述,对其重新泛起的原因探究不够。
　　本文试图在梳理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评析当前"白人至上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在特朗普时代重新浮现的多重原因,探讨其对美国社会、政治与外交等方面的影响。
　　一 、"白人至上主义"在特朗普时代的重新泛起
　　"白人至上主义"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批欧洲移民踏足北美这片土地之时。这些白人移民主要来自英格兰,他们先后对本土印第安人和被贩卖来的非洲黑人奴隶进 行了残酷的灭杀和掠夺,牢牢地确立了白人的社会主宰地位。自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到美国内战爆发,"白人至上主义"通过两种方式在美国被建构起来:其一,论证白人在生理上具有独特的种族优越性;其二,构建国家机器与法律,确立白人的主导地位。国家成为保护白人特权与奴隶制的工具,仅宪法中就被写入至少七条维护奴隶制的条款。
　　从美国内战到20世纪60年代,三场战争和一场运动使"白人至上主义"逐步丧失合法性并走向衰落。美国内战结束后,奴隶制被废除,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赋予了非白人以美国公民的身份。然而,该修正案只要求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奴隶制被"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所取代,"白人至上主义"仍保有一定的合法性与影响力。两次世界大战中,出于动员黑人参战的需要,白人不得不考虑黑人提出的以对国家忠诚效力换取平等公民权力的要求，"白人至上主义"遭到进一步削弱。
　　20世纪 50年代,以"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d)一案为开端,美国民权运动兴起《1964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1965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的通过,结束了对美国黑人的选举权限制,废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至此白人至上主义"失去合法性,受到重创。
　　20世纪60年代,’政治正确"概念开始被运用于民权主义运动之中。此后,由于受到民权运动的冲击和政治正确的压制,白人至上主义"再难重登公共舞台。虽然种族歧视现象并未就此消失,但由于与"美国梦"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价值观背道而驰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演变成一种绝对的"政治错误"。尤其是白人,在与种族问题有所关联的言论与行动中必须小心翼翼,以防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而成为人人喊打的目标。雇主必须慎重对待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员工的雇佣和提拔;任何带有种族色彩的公共言论都可能引起自由主义者的示威和抗议。甚至有时，白人还会遭到逆向歧视(Revese Discrimination）。在美国下层白人心中,不满的引线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一些白人认为,他们需要一个为自己发声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中下层白人的支持,特朗普也将白人民族主义融入自己的竞选策略之中,把反对"政治正确"和非法移民作为其竞选的核心主张。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CNN)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民的族裔和性别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白人男性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率高达62%,居所有群体之首;白人女性的这一比率也高达 47%。
　　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及其对白人民族主义的温和言论,"解绑"了"白人至上主义",让中下层白人认为可以暂时从"政治正确"中解放出来了。白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变得愈加大胆,言行也愈发激进。在2016年大选年,组织过支持特朗普竞选的集会的县,在随后几个月报告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数量,比没有举办过此类集会的 县报告的同类案件的数量多出226%。夏洛茨维尔骚乱发生后,三K党头目大卫·杜克(David Duke）对特朗普声明中的含糊其辞表示不满。他发推特提醒特朗普,正是因为有白人的支持,他才能当选总统。
　　执政期间,特朗普总统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温和乃至放任态度,及其暗含"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潜移默化地为"白人至上主义"扫除了"政治正确"这一的阻碍"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需要总统予以修正,而特朗|普显然在这一职责中缺位。一方面,总统扮演着指引社会发展航向的"舵手"角色,通过发表公开言论影响民众,引导社会道德观念。而特朗普总统频繁使用"新右翼"的语言和逻辑,这一有毒的混合体融合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白人至上主义"、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极右翼运动,以及今天所谓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简称Alt-right)。他的言行助长了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主义组织的气焰。另一方面,当社会中出现有悖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的声音时,总| 统作为"无形的手"应予以压制和修正,而特朗普在此方面无疑是失职的。譬如,夏洛茨维尔市种族主义冲突事件发生后,特朗普称"双方都有责任";2019年3月,当白人枪手在新西兰连续发动两起清真寺袭击并杀死49 名穆斯林后,特朗普试图淡化"白人至上主义"的威胁,称"只有一小部分人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民主党人和大量权威人士指责特朗普助长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种族歧视行为。随着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竞选连任,其任期内白人种族主义暴力事件的激增愈来愈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特朗普还以实际行动解绑了"白人至上主义"。奥巴马政府曾于2016年启动反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以打击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国土安全部的管理下,该项目获得了1000万美元拨款。然而,尽管针对少数族裔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 却取消了对这个对国内白人种族主义恐怖行动最具打击力度的项目的资助。在 2019年6月众议院举行的名为"面对白人至上:充足的联邦响应"的听证会上,民主党更指控特朗普政府系统地削减了用于应对国内极端分子威胁的资源。 虽然特朗普不便明确表态支持"白人至上主义",但其发言与行动却滋养了右翼民粹主义,包括激进的白人种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
　　自从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并当选以来。"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增加,且呈两极化趋势。一方面,部分"白人至 开出现,纳粹标志屡次出现于"白人至上主义"活动中。在夏洛茨维尔市的种族冲 突中,开车撞向抗议人群的白人青年就是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③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高级执法官员,如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将"白人至上主义"称为与伊斯兰极端组织一样亟须重视与解决的国内恐怖主义。另一方面,"白人至上主义"正在得到更多中下层白人的追随,拥护者呈"广泛普通化"趋势,且行动方式愈发隐蔽。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过去30年中,愈来愈多的普通技术工人、牙医、教师、律师、医生和护士等人群正在变成"白人至上主义"者。以白人种族主义组织埃夫罗帕(ldentity Evropa）领导人帕特里克·凯西(Patrick Casey)为代表的新一批"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变得更老练,更有策略。他们不在公共场所暴露其"白人至上主义"者身份,而选择向共和党内渗透。⑥宗教也为"白人至上主义"输送了支持者。为了维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基督教的正统地位,许多基督徒正在转变为"白人至上主义"者。
　　其二"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数量持续增多,且愈发活跃和激进。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SPLC)统计,2018年,白人种族主义组织的数量比上年度激增50%。另类右翼势力正在崛起,并从社会边缘人群发展成为社会主流力量之一。这些极端右翼势力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混乱。据统计,约40余人死于美国北部的极端右翼恐怖袭击。
　　其三。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一方面,互联网为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提供了新的组织和宣传渠道,使其可以同时向数百万网络用户传递信息,推动"白人至上主义"的传播。在美国任一网络搜索引擎键入单词"Rahowa"(种族圣战),可以检索出各类"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如民族主义联盟(National Alliance)、雅利安国民(Aryan Nations),以及这些组织发布的宣传内容。为了控制平台上泛滥的"白人至上主义"言论,美国社交网络"脸书"(Facebook)禁止发布涉及"白人至上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内容;"推特"（Twitter) 也不得不封禁了部分另类右翼者的账号。另一方面,担心受到执法部门和媒体镇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减少了事先对其举办的公共活动的预告,以降低因公开曝光而遭受人身伤害、被解雇和排斥的风险。
　　其四,由"白人至上主义"引发的各类种族冲突数量增多,烈度加剧,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社会混乱。仅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十天之内,就发生了867起仇恨事件,其中多数与种族问题有关。2018年,极端分子制造了50起谋杀案,其中"白人至上主义"者作案39起。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对当今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关系颇为不 满。2017年,有43%的白人认为存在针对白人的种族歧视,比例远高于上年同期。
　　2019年,只有18%的黑人对黑人所受的待遇感到满意。同年,58%的美国人认为种族关系很糟糕,其中56%的人认为特朗普总统使种族关系恶化。
　　"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种白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始终贯穿于美国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虽一度被平权运动所打击,却从未消失。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并执掌政权以后,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迅速重新浮上水面。
　　二 、"政治正确"下的身份与经济焦虑引发"白人至上主义"
　　正如马丁·路德金对黑人革命运动所剖析的那样,"黑人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一场争取黑人权力的斗争,它要求我们直面美国社会中所有相关的缺陷,包括种族主义、贫困问题、军国主义和物质主义。一切的恶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白人至上主义"的沉渣泛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方面,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多元文化观念的推进,处于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冲击,白人愈发难以维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由此引发的焦虑促使许多白人转向"白人至上主义";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经济上的焦虑,也是"白人至上主义"泛起的重要原因。
　　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国家特性的核心。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美国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道德观念,工作道德,英语,英国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以及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和音|乐传统。在这一文化的基础上,定居者们于18~19世纪建立了’美国信念’,其原则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则是同化于这一文化之中,又对它有所贡献和修订,但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根本的改变。"而如今,美国的国家特性正在受到挑战。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导致白人民族主义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伴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少数族裔出生率的提高,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持续降低。截至2017年7月,美国已接纳移民(包括合法与非法移民)4370万,占总人口的13.5%,达到106年以来的最大值。据美国国家统计局预计,2044年美国人口结构将出现根本性改变,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失去其原有的主导地位。一旦白人不再占据人口的多数,盎格鲁-新教文化是否还能继续保有其主导地位?届时对于美国而言,"我们是谁?"将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国家特性与主导文化遭到威胁带来的恐慌,促使白人采取了更为消极的种族主义态度,将维护白人文化的主导地位置于首位。
　　人口结构变动必将带来政治与社会图景的改变。事实上,少数族裔确实在美| 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国会两院中少数族裔占比在持续扩大,第116届国会是有史以来少数族裔占比最高的一届。非白人———包括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太平洋岛民和印第安人——共占据22%的国会席位。而当1945年第79届国|会就职时,这一比例仅为1%。随着少数族裔影响力的不断攀升,更多的白人开始以保守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之对抗。
　　基督教文化则面临着吸引力降低和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挑战。自由主义倡导的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种族间平等,要求尊重每个群体的文化与诉求。基督教文化仅仅被视为多元文化之一,其主导地位已经受到威胁。目前,白人基督徒占美国人口的比率仅为43%(1976年为81%),其中新教徒仅占30%。而且,相较于其他文化与其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密联系,基督教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滑。美国的基督教团体正在面临老龄化危机,目前年轻教徒比率较高的的宗教团体主要是伊斯兰教、印度教等非基督教团体。这种情况导致美国社会中以主流的盎格鲁-新教白人文化同化移民的惯有融合方式趋于崩溃。由于许多外来移民倾向于保留其原有的语言与文化,美国社会的语言同一性也面临挑战。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统计,2016 年共有6550万五岁以上的美国居民在家中使用非英语语言。
　　正如作家阿莉·罗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 Hochschild)在《本土的异乡者》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白人耐心地站在一条通往山上的队列里,山的深处是美国梦。他们为长期坚守的基督教道德而骄傲,却必须接受自由主义者的贬损:他们付出所有的努力和牺牲,却必须接受少数族裔的插队:他们仿佛沦为了这片土地上的"异乡者"。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量焦虑和愤怒的中下层白人转向认同"白人至上主义",其实是一种必然。
　　从社会学角度看,团体间资源和权力的竞争是种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在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经济上的焦虑也是"白人至上主义"重新泛起的重要原因。
　　首先,美国中下层白人在与精英阶层的资源竞争中被掠夺,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牺牲品",收入与生活水平下降。一方面,精英集团借助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垄断 社会资源,使中下层白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政府与资本间的权力寻租关系,使政 府受到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的控制,成为大资本家和经济精英攫取利益的工具,面临 代表性丧失的危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中下层白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在利用国际金融体系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制造业等低端产业|外流,中下层白人失去经济自主性,进一步造成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在中产阶级萎缩的同时,低收入群体占比不断上升。据统计,2016年高收入家庭与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差距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对低收入白人家庭财富的损耗比对低收入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的损耗更大。相较于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2010年,经济大衰退使低收入白人家庭的财富均值减少了49%,而低收入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的财富均值仅分别减少了3%和5%。其次,由于具有竞争力的新移民不断涌入,导致下层白人在与移民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利益受损。一方面,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每年流入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占据了大量工作机会。尤其是非法移民,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工资要求占据大量工作岗位。据统计,美国非法移民主要集中于农业和建筑业,分别占该行业劳动力总量的26%和15%。另一方面,具有竞争力的移民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以亚裔为例,其平均7.306万美元的年收入远高于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水平。这使得少数族裔被视为白人失业率提高和生活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相似的情况也曾发生 在19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白人至上主义"者敦促国会于1882年通过了啡华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十年内禁止所有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以缓|和下层白人的不满情绪。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中国人被排斥在美利坚之外,是因为美国的民众清晰地看到中国人的存在会对白人人种造成破坏",所以"将其排除在外,从而为白人种族留下这块全世界最好的土地。"
　　|此外,"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也为中下层白人的焦虑与不安增添了一抹灰暗的|底色。’政治正确"作为一种要求尊重少数族裔、女性、不同性取向者和不同信仰者的意识形态,长期笼罩着美国社会。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男性,认为自己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受到逆向歧视,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政治正确"审查,保护自身的利益,部分白人转向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政治正确"一词最早出现在1793年的"奇泽姆诉乔治亚"(Chisholm v.Ceorgia)一案中。审理此案的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som)在意见书中批评了祝酒词的措辞,指出"祝酒词中的’美国(the Untied States)’——而不是’美国人民（(Peo-ple of the United Sate)’——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在这一表述中,’政治正确"仅仅呈现了其字面的含义。此后,左翼人士用这一表达来嘲讽与其观点相似但坚持严格接受"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教条"的激进分子。20世纪60年代."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宽容、平等等价值观融合,被自由主义者运用于平权运动之中。进人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接受了这一表达,用以攻击激进的左翼分子,并将其表述确定为"Po-litical Coectness",该词的用法自此正式确定下来。1990年,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mstein)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政治正确者日益崛起的霸权》一文,引 发了《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时代》等媒体对"政治正确"的广泛关注。从此,这一词汇开始频繁地被运用于主流媒体与话语体系。
　　反对"政治正确"的声音同样早已有之。白人,尤其是一些白人男性,感到自身被这一话语体系排除在外。早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就指出了"政治正确"的危险性,认为"它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一开始是一场文明运动,现在却演变成一场冲突,甚至是一种审查制度。"长期以来,对政治正确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其一是模糊的概念导致被保护的群体不断扩大,从保护黑人和女性,演变为保护所有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等领域占少数的群体;其二是审查制度不断得到| 加强,从个人言论到职位聘用,从普通商品到文化产品,对少数族裔的保护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强调使白人的被剥夺感日益增长,话语权逐渐丧失,无法发出反抗的声音。
　　这两方面的问题共同构成了对白人的逆向歧视。尤其在奥巴马当选及连任总统之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政治正确"再次得到强化。一些白人认为,针对白人的种族偏见正变得比针对黑人的种族偏见更为普遍。⑤这促使一些白人掀起新一轮反对逆向歧视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最高法院对雇佣和大学录取中的 "逆向歧视"诉讼进行裁决。例如,在2009年的"里奇诉德斯特法诺"(Rcci v. DeStefano)一案中,一群白人消防员控告纽黑文市及市长约翰·德斯特法诺(John DeStefano）在消防员晋升选拔中表现出对白人的逆向种族歧视,最终获得胜诉。法院在裁决书中写道,白人"没有既有的晋升权,但其他人也没有比他们优先的晋升  权。"又如,在"费舍尔诉得克萨斯大学"(Fisher v. Universizy of Texas)一案中,阿比盖尔·费舍尔(Abigail Fisher)控告得克萨斯大学将申请人种族作为标准之一列入录取程序,使得她因为是白人而被拒绝入学。最高法院最终判定该所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未违宪,奥巴马总统则赞扬了这一裁决对多元化的坚持。正如2015年出版的《夺回美国:粉碎政治正确性》一书所描绘的那样,"政治正确"是一个套索,每天都变得越来越紧。奥巴马时期,这一套索更紧紧地绑缚在白人的嘴巴和手脚之上,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说话与行动。长期处于压力与焦虑之下的白人,最终转向了"白人至上主义",并将特朗普推上政治舞台。
　　三、"白人至上主义"与美国的分裂
　　美国社会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分裂,而白人种族主义是这场分裂的推手之一。
　　"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造成种族矛盾激化,社会关系撕裂,党派分化加剧,以及对"美国梦"价值观的损毁。
　　首先"白人至上主义"将美国社会分裂为白人和非白人两大对立群体。白人借"白人至上主义"维护其主导性地位,少数族裔则利用"政治正确"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意识形态与之抗衡。伴随"白人至上主义"的再度泛起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不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政治正确"的推动者,都被遍及全国的有关团体| 组织起来,更多的对抗性种族主义组织得到发展。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统计,2016年美国的3K党组织达到130个,黑人分离主义(Black Separatism)组织达到193个,可谓旗鼓相当。
　　"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倡导种族平等的自由主义在许多议题上的分歧愈发明显。人至上主义"倡导维护传统的白人基督教文化,反对堕胎 与非异性恋。自由主义者则更尊重个人的选择,认为妇女具有自由选择堕胎与否的权力,性别取向也不应受到干涉。
　　其次,白人种族主义使得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具体事务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更趋于两极分化,两党对立加剧,政党间仇恨激化。"红色"与"蓝色"的界线愈发泾渭分明。历史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曾一度重叠。1994年,23%的共和党人比半数民主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而17%的民主党人比半数共和党人更倾向于保守主义。 两党在种族议题上的态度也曾一度十分相近,例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福特等共和党总统都曾就"肯定性行动计划"(Afimative Action)支持民主党。然而,随着白人与少数族裔矛盾激化,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加深了两党间的分歧。自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白人劳工转入共和党阵营以后,共和党便定位为注重传统的下层白人的代言人,更加趋于保守,强调保护美国的"白人基督教"国家特性。
　　与此同时,民主党则更加强调平等的种族关系,国会两院占比不断提升的少数族裔大多隶属于民主党阵营,种族问题成为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重要抓手。在种族等政治议题上,民主党呈现出明显的左倾态势,强调尊重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
　　在种族观念差异与关键议题分歧的双重影响下,两党渐行渐远,且裂缝难以弥合。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两党分歧仍不断扩大。其中,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关注的移民问题,是扩大党派分歧的关键议题。根据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 年的统计数据,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从未像现在这么大。83%的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倾向于民主党的人认为,移民是国家的重要力量;而49%的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则认为,移民是国家发展的负担。在美墨边境墙的修建问题上,支持建墙的共和党人是民主党人的七倍多。
　　"白人至上主义"还导致党派间的仇恨加深。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为对方贴上恶性标签,认为对方的政策主张必将使美国走向衰败。两党间的好感度已降至历史最低点:自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两党中多数人对另一政党抱以十分厌恶、恐惧和愤怒的态度。
　　最后,"白人至上主义"还是对美国传统的"民主""平等"价值观的背离,使美国的民主灯塔黯然失色。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在种族、文化、血缘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 化的特征。为此,自《平权法案》颁布以来,美国长期寻求构建一种超越性别、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认同,即全体美国人在"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的引领下共|同追寻人人都可实现的"美国梦"。2017年10月19日,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分别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发表演讲,强调总统应帮助美国维持几个世纪以来为实现国家|整体认同所打造的价值观,包括宽容、接纳、理解、反对政治分裂,以及公民间不应由种族、血统、地理等进行区分。"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使得美国既有的一系列价值观遭遇挑战。
　　"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不仅恶化了白人与其他族裔的关系,而且伤害了少数族裔的正当权益。近年来,针对犹太裔和亚裔的种族歧视与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在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之后仅六个月,加利福尼亚州波韦(Poway)的|犹太教堂又发生了一起反犹仇恨犯罪。针对华裔的歧视也屡见不鲜。特朗普当选后，许多华裔受到白人的辱骂,被要求"滚回中国去"。2018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瑞(Christopher Wray)甚至在国会质询中称,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对美国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这不仅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和谐,也必然会降低美国对潜在移民的吸引力。美国国内乃至全球对美国的信任度已出现下滑。皮尤中心对37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除以色列和俄罗斯以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普遍降低。
　　四、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的"美国至上主义"
　　2018年10月,在为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举办的集会上,特朗普总统承认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者身份。他说"全球主义者不关心我们的国家,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声称自己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所坚持的是一种与白人民族主义有所重合的国家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将美国国家利益 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实现其"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执政目标。这一美国优先主义同 时保护了作为其主要票仓的中下层白人的利益,有助于特朗普获得稳定的选民支持。
　　然而,这种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外交政策必将影响美国的对外双边与多边关系,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要求对国内的就业、安全、社会保障等问题予以关注。在移民与就业的问题上,特朗普的做法也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需求相契合。
　　特朗普采用多种手段限制移民(包括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包括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采用更严格的点数系统与签证制度对移民进行管理;增加办理移民案件的法官和律师人数等。2018年12月,特朗普为拨款修建美墨边境墙,不惜让美国政府面临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停摆,甚至不惜签署国家紧急状态令。
　　然而,无论是修建隔离墙,亦或是收紧移民政策,都必将削弱美国的软实力,造成 美国与他国双边、多边关系受损。首先,这将影响美墨关系。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一大移民来源国,特朗普一方面坚持推进美墨边境墙的修建;另一方面,要求墨西哥协助进行移民管控和阻止毒品跨境流动,否则将对墨西哥汽车征收关税,甚而关闭美墨边境。这些措施势必会给美墨关系带来隔阂。特朗普于2018年1月签署了第13769号总统令,禁止七国(包括六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90天,引发了伊斯兰国家的强烈不满。受美国国家民族主义影响的美国移民政策,必将引发美国与移民来源国间的矛盾。
　　促进制造业回归,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是特朗普民族主义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中下层白人迫切要求获得更多就业岗位,以保障自身的生活水平。这种愿望促使他们对特朗普的国家民族主义政策予以支持。
　　特朗普提出让制造业回归和复兴能源产业,以抵消低端产业链外流造成的工作机会流失。全球化带来的资源与产业的跨国流动,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失衡。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也流失掉了为中下层美国人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制造业等低端产业。为改善这种状况,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揽子税改方案供国会选择,包括将企业所得税降至20%,降低企业一次性利润汇回税等,以改变企业的"离岸生产模式" (Off-shoring Model),鼓励制造业回归。而正是这些产业为中下层白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此外,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出台贸易保护政策,来抵消全球化带来的商品流动,|限制外国商品流入美国,达到保护本国制造业和拉动就业的目的。2017年4月,特|朗普签发了一项"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总统令,要求各机构对商品的采购规则进行审查,同时只向高技能和高收入的外籍劳工发放签证。2019年1月,特朗普又签|署行政令,鼓励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承包商使用美国制造的建筑及制造材料。这些行政令鼓励美国企业最大限度地使用在美国生产的商品、产品和原材料。关税方面,首当其冲的便是限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2018年4月3日,美国政府公布了针对中国的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宣布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13项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2018年,特朗普还试图对从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引发双边关系的一度恶化。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国家民族主义还表现为,通过让治下的美国频繁"退群",减少美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摆脱其受到的多边协议的约束。美国相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提出盟友必须对自身的安全负责。2019年4月,美国拒绝在《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上签字,以摆脱条约对其武器贸易的束缚。①在国际组织合作领域,特朗普还考虑削减十亿美元的联合国会费,并呼吁联合国削减国际维和行动预算,不愿再为全球治理买单。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着重于刺激国内的经济发展,为选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并通过限制移民保护了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念,疏解了"白人至上主义"者所面临的身|份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因此,这一系列举措促使作为特朗普选民基本盘的白人群体,选择坚定地站在特朗普一边。
　　结语
　　由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一意识形态还将以不同的表现和组织形式存续于美国社会之中。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盎格鲁-新教文化与国家认同将持续遭到削弱,白人与少数族裔的结构性冲突也将难以弥合,且愈演愈烈。而"政治正确"的过度推进也使得白人的被剥夺感增强,引发其仇恨情绪。虽然特朗普通过调整外交政策,为下层白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他不能也不敢触动大利益集团的利益,中下层白人的生活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作为这片土 地上的"异乡者",中下层白人有可能继续转向支持"白人至上主义""。不过,由于特朗普未能推翻"政治正确"长期以来确立的价值观念。白人至上主义"仍未获得合法性,只能偶尔泛起于"水面"之上,难以公然登上历史舞台。

来源时间：2019/12/11   发布时间：20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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