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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最要防止中美脱钩,否则我们的“和平红利”可能消失

作者:魏加宁  来源:长江创创社区

  1、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经济学讲的不是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说,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他已经转移阵地了,把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上变成了国家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它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误区四:“特朗普是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
  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这是我想澄清的几个误区。
  2、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进出口贸易。日本专家曾经说过,打贸易战就是一种美国病,美国的慢性病。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又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是谁露头就打谁。当年日本露头就打日本,现在日本缩下去了,中国露头了,所以就打中国。所以,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我们一定要做好打持续战的思想准备,正确应对。其中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参考: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中美之间打贸易战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的一部国产手机中有60%的零部件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如果我们拉日本、拉欧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们也会有积极性,对美国影响也更大。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案例一,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曾经向日本、西德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施压,要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扩大内需。
  当美国压日本的时候,由于日本的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压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调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银行因物价开始上涨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连续5次上调利率,结果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纷纷倒闭,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机,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当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压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官员对美国人说,不行,我德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表决,政府官员不能干预,最重要的是:这套做法是你美国教我的!结果用一个“软钉子”把美国人给顶回去了。德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果断上调利率。结果,虽然同样是本币大幅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
  第二个案例就是日本的农产品市场
  战后日本,连国防都交给了美国,但是农产品市场却寸步不让。每一轮日美贸易谈判,美国一定卡在汽车上,而日本一定卡在农产品市场上。
  日本为了保护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神学、科学、政治学一起上,就是要保护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但是国际舆论压力太大时,他也要做做样子,于是就把各国的粮食参展商请来举办粮食博览会。但是,就在开幕式的头一天,在电视镜头下,日本卫生部门的政府官员就找到美国的2个参展商,跟他们说,你们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卫生标准,迫使美国的2个参展商夹着展品气哼哼地走出展厅,据说回去就去找美国总统,但是,找谁也没有用,这是美国人认可的国际规则。
  再有,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你看欧洲人,从来都是用反垄断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
  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是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民既不想参加欧洲战场也不想参加亚洲战场,罗斯福总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想对日本宣战但没有借口,于是就按兵不动,等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战后经验:用“线”换“绳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牺牲整个纤维产业(“线”)为代价,换来了冲绳岛(“绳子”)的回归,所以称之为“用线换绳子”。因为当时日本的纤维产品物美价廉,出口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企业破产了,工人失业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于是,日本放弃了整个纤维产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还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开放汽车市场,如果放开汽车市场,美国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和日本的汽车业抗衡。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参加决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过书的,出过书就意味着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一领域做过系统性研究,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让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听到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时纠错。
  3、反思与出路
  对方的失误≠自己的实力
  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的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的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认为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等等。但是,对方的失误并不等于我们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其实,我们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不小,现在消费在降级、服务在降级,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真吸取别人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专家分析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中美经济之间的“镜像关系”导致了这场危机,于是就提出所谓的“脱钩论”。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就提醒过,说中美脱钩的结果,很可能将会导致战争。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现在看来这种风险在增大。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江商学院兼职教授;本文系作者在长江创创社群大课的课程内容节选

来源时间:2019/12/2   发布时间:2019/11/29

旧文章ID:20124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2019年度对华战略竞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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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霏霏,肖尧  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11月14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向国会提交2019年度报告。该报告长达593页,回顾了2019年度中美在经济贸易、安全、政治和外交等重点领域的竞争、博弈态势,从美中经济与安全关系、中国的内外部挑战、中国的全球行动、香港和台湾问题,以及高科技发展等方面,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及其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评估,并向国会提出总计38条政策建议。
  一、USCC成立背景及作用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为监测中美贸易交往对美国经济与安全影响,于2001年依《2001年弗洛伊德斯彭斯国家国防授权法案》而特设的立法咨询机构,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具有较高影响力。该委员会成员多为议员助理,一共12名,由参众两院领袖任命。
  USCC主要负责监测、调查、向美国国会汇报中美经济与安全领域的重要事实、分析和结论,每年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武器扩散、经济转移、能源、美国资本市场、地区经济与安全影响、美中双边合作项目、WTO的遵守情况、言论及信息自由情况等。该委员会曾在台湾、南海、人权、知识产权等多个敏感议题发布报告,从其倾向性来看,相关报告对中国一直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极力渲染中国发展对他国形成的安全威胁,并不断鼓吹中美“脱钩”和对抗,相关论点值得我高度关注。
  二、报告主要内容
  USCC本次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的内容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系统性地梳理了中美政治、军事、经贸、金融、技术、教育等几乎所有敏感领域的竞争态势,最终向美国国会提出10个方面,总计38条建议(标红为“十项重要建议”)。要点如下:
  (一)中国的内外部挑战
  1.美国国会应向印度-太平洋国家的独立媒体和支持信息自由流通的项目提供资源,以支持其对抗中国的宣传和影响力。
  2.美国国会须要求财政部、商务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提交一份有关美国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和其他债务工具的情况报告,包括直接、间接持有衍生品的情况。
  3.美国财政部应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中国跨境支付系统运作的报告,并说明利用跨境支付系统绕过国际制裁机制运作的可能性。
  (二)中美商业关系
  4.国会应颁布法律,禁止下述情况的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未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Oversight Board, PCAOB)及时提供涉及其中国运营状况的审计工作底稿;
  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序不符合美国和欧盟最佳标准;
  公司采用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Entities,VIE)架构;
  公司不遵守《公平披露规定》(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未将重要信息同时发布给所有投资者。
  5.国会应立法,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和年报中必须披露以下信息:
  中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包括直接补贴、政府贷款、赠款、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担保、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情况;
  获得政府支持的条件,包括满足出口绩效,指定从本地供应商购买货物或使用本地知识产权,为政府人员安排公司职位等;
  公司党委的组成人员和其职位;
  公司内部(包含其中国子公司、美国子公司和合营企业)现任或曾担任中国官员的人员情况。
  6.国会应立法收集有关中美经济关系数据,要求有关经济数据统计部门,包括人口普查局、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不仅要发布中美贸易量数据,还要详细调查供应链数据,记录每种进口产品零部件的原产地。
  (三)新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
  7.国会需指导美国司法部在联邦调查局体系内建立新的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将与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务院合作,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就保护高科技领域技术机密等事务与大学代表和相关联邦机构交流信息。
  8.国会需指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提交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情况报告,包括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学生和学者数量,以及其过去和当前所在单位、主要研究领域、在美停留时间及随后工作等,并收紧向中国政府和相关实体资助的学生和学者发放签证。
  9.修改《国内税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第41条,将税收抵免扩展到新产品、计算机软件及技术的初始开发阶段,以增加美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在中国对美国构成竞争的技术领域,加大对美国研究机构和公司的税收优惠。
  10.国会应与美国能源部、美国商务部共同指导美国地质调查局、美国内政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开发风险评估框架,以评估哪些对国家安全和商业活力至关重要的生产原材料控制在外国手中,并建立预警机制,警示关键材料供应中存在的威胁。
  11.指导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合作研究中国在新兴科技国际标准化方面的工作情况,并特别列出正在制定的符合中国利益的排他性标准。
  (四)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和药品依赖性日益增强的问题
  12.国会举行听证会,了解美国的制药能力、美国对中国药品和活性药物成分(API)的依赖状况,并评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是否有能力确保从中国进口药品和原料药的安全性,旨在立法要求:
  FDA需编制清单,列出不在美国生产、对美国消费者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独家生产的进口药品和原料药;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美国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政府资助的卫生系统只能购买美国生产,或经过FDA认证的药品,并且需要积极监控药物质量;
  FDA需在6个月内对中国制药企业实施大检查,并向国会说明中国是否依据美国标准监管药品质量;若中国未遵守相关标准,FDA则须向国会提交一份保护美国药品安全的计划。
  13.国会指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更新其2016年《药物安全》报告,报告应侧重于评估FDA检查中国药品生产设施安全性的能力。
  14.国会应考虑通过立法,要求向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供应药品的制药企业披露哪些基本药物可能由于原料药物在中国生产而面临短缺或供应中断的风险。
  15.国会立法要求药品公司在产品说明中标明药物成分及其原产国。
  16.国会应立法建立风险体系,要求药品及活性药物成分的进口商承担药品安全责任,警惕因污染、药品缺陷等因素造成的健康风险,其中着重注意中国的原料药和成品药。
  (五)遏制中国的“全球野心”
  17.国会应指导国防部在《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中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野心”进行评估。
  18.国会直接进行评估,确定中国在世界各地展开旨在建立军事存在和后勤支援设施的行动;调查中国国企和关联实体对战略资源(例如港口和机场)的投资;并为如何阻止其他主权国家接纳中国军事存在提供对策。
  19.指导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评估有关政府雇员的中文能力,以针对性地分配有关职位,提高任务执行能力。
  20.国会应指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辅助政府雇员对开源企业网站进行访问。
  (六)中美战略竞争新时期的中俄关系
  21.国会应指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评估中俄与美国竞争对重塑全球秩序的影响。评估中需要考虑中俄两国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包括中美意识形态的异同、可为美国利用的争议话题,以及北约同时与中俄发生冲突的后果等。
  22.国会议员应在北极理事会,以及两年举办一次的北极地区议员会议(SCPAR)中积极讨论中俄两国的经济与安全问题,从而谋求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
  (七)遏制中国的“太空野心”
  23.国会指导国家航天局制定一项战略,以确保美国在面临中俄竞争时,仍保持太空霸主地位;应拟制一份报告,内容包括太空资源开发、轨道空间战略利益、保护太空商业通讯和导航能力免受中国反卫星武器打击、确保美国掌握太空商业开发标准、加强美国太空产业产品供应链和生产能力等。
  24.国会应指示国防部采取行动,确保美太空航行和通信自由不受中俄威胁。
  25.督促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空间治理机构,并以符合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方式进行主导。
  (八)改变印太地区现状
  26.国会指导政府评估在印太地区盟国建立新的军事训练基地的可行性和影响,以增强地区连通性和互操作性。
  27.国会要支持落实《印太地区稳定倡议》(Indo-Pacific Stability Initiative)和《印太地区透明度倡议》(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预算与实施国家安全目标要求相一致,通过履行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增强盟国信心。
  28.指导国务院继续拓展在帕劳共和国和密克罗尼 西亚联邦的“和平队计划”,并将该计划扩大到其他太平洋岛国,以抵消中国对上述国家的影响力。
  (九)台湾问题
  29.美国国务卿应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
  美国政府已采取并即将依据《与台湾交往法》采取的、加强美台官方互动的措施清单;
  拟定一项战略,对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国家给予经济和安全援助;
  扩大台湾与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多边合作的详细步骤,例如在流行病控制、网络战和媒体战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30.指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撰写报告,评估一旦发生台海危机,从台湾、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向美国输送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状况。
  31.指导国防部围绕如何在2035年前确保美军有能力遏制中国大陆军队统一台湾的行动进行研究,该课题报告将成为一个为期15年的“防止大陆武力统一台湾计划”的基础,旨在阻止中国政府进行武力统一。
  32.加强美台两军互动,增强对台军事培训,允许双方现役军人着制服互访等。
  33.国会要为对台军售和武器维修保养等事项审批提供便利,使之达到美国盟友所享受的最高等级。
  (十)香港问题
  34.建议国会修订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使国务院可以出台一系列衡量香港是否“高度自治”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状况,进而确定是否给予香港特殊待遇。
  35.国会要立法申明,一旦中国派军队或武警干涉香港事务,便暂停一切香港根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待遇。
  36.国会要通过立法,要求商务部扩大对在香港注册和运营的中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出口限制。
  37.国会应举行听证会,审查目前对中国内地进行出口管制、却未对香港实施的出口管制项目,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评估当前出口管制措施的有效性。
  38.国会议员要组团访港,会晤当地各阶层人士,表达对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支持。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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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习华:美国发展启示录

作者:曹习华  来源:曹教授

  美国之所以强大,因为她总是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开辟出一个个崭新的产业。当世界各国在红海厮杀时,她总在谋划一个新的蓝海。
  1915年美国发明流水生产线,并推广到汽车、飞机等各大领域,今天还是世界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式。1945年美国发明集成电路,引发了电子工业革命。1980年代发明微机,引发了电脑产业兴起。1990年代发明了互联网,引发了今天人类的信息革命,造就了今天庞大的信息产业。从芯片到手机,从1G到4G,从摩托罗拉到苹果手机,美国总是步步走在世界前列,在带领整个人类共同发展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强大。
  美国天生就是如此强大吗?当年她从英国殖民者手里独立的时候,面积只有今天的8.6%,人口不到今天的1%。在美国独立后,也曾经财政枯竭、中央联邦政府低效无力,食品安全问题突出,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相对发达的欧洲国家也只是一个穷屌丝。在美国独立后也发生过大萧条,千百万人像牲口一样活着。但他们走出了历史的陷阱。
  今天的美国虽然问题重重,但透过她的历史,你会看到她总在不断地克服缺点砥砺前行。本文按照中国当下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分析美国的发展史。
  权力分配和主体民族
  1620年, 一群清教徒坐着一艘“五月花”号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他们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政党,竟然在这里生存下来,不知不觉就是一百多年。而中国没有政府的时候,那是公元前2100年大禹治水的年代,比美国足足早了三千七百年。
  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上,只有智人笑到最后,因为智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虚构一个概念并为之而奋斗。从“五月花”号前后开始,这群陆陆续续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经过一百多年到了1770年代,开始虚构出一个共同体——美利坚民族。面对不断交税而没有权利的盘剥,美利坚人开始对英国人发起抗争,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并且出现了美国早期的政治组织——茶党。今天的茶党不复存在,但它存在于美国的共和党中,成为共和党里面的共和党,飞机中的战斗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一个标准的茶党成员。
  继波士顿倾茶事件后,美国相继发生莱克星顿枪声、发表美国独立宣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家独立。在华盛顿的领导下,通过七年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1783年美国从英国手里赢得独立。
  这时候美国怎么建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是地方自治基础上一个松散的联邦,还是一个地方听命中央的单一制国家?世界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政治体制往往是地方自治,即地方强人治理,广大弱势者没有什么权利。在地方自治基础上形成国家,但中央权力往往有限。而打破地方自治的中央集权,从历史的角度讲是发展进步,古代罗马帝国,中国秦帝国等实行中央高度集权模式,让这些帝国对周边国家取得碾压性优势,国力盛极一时、强大无比。但这种制度最大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权力高度集中,一旦高层相安、核心精干,国家就会迅速发展,一旦高层分裂、核心昏庸,国家就会迅速盛极则衰。
  而美国吸收了两者的优点,避免两者的缺点,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既避免了中央过分集权的弊病,又防止地方权力过分膨胀,达成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同时防止强者治理中的强者成为强盗、豪强,损害广大弱势者的利益,以选票方式让权力对权力的来源变得谦卑。
  当年的茶党,今天事实上融入了共和党。所以共和党作为美国的保守党,不是固执保守,而是保留传统、守护白人利益。如果看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大会,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共和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色人种,而民主党就是五湖四海了。
  今天的美国欢迎世界移民,但同时又在防止拉美化和绿化。共和党的存在,就是要保持美国的主体民族是白种人的天下,能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更好不过。主体民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欧洲之所以没有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原因之一就是整个欧洲没有一个主体民族,只在相对区域存在主体民族,所以小国林立。而中国因为早期通过炎黄部落、蚩尤部落的融合,形成了人口数量庞大居住面积广袤的华夏族。
  拥有主体民族的国家更稳定,保持主体民族的国家更能走得长远,因为一个国家拥有主体民族,也就意味着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防止文明的冲突在一个国家内部上演。一个国家拥有主体民族,意味着国家人口结构中有了稳定器。
  所以即使日本现在明明是人口萎缩,但也拒绝大规模外来移民,特别是拒绝非东亚人种,这是有道理的。美国因为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在骨子里,她也是注意到主体民族的主体性的。
  社会、政府和政党
  1783年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但直到1787年才通过美国宪法,1789年才由华盛顿宣誓就职第一任总统,标志着联邦政府的正式运行。在1793年华盛顿第二任期,为了竞选总统、议员、州长等的需要,才出现华盛顿天然反感的美国早期政党,如联邦党、共和党、后来的辉格党等。联邦党最后走向消亡,而共和党孕育出今天的民主党,辉格党发展成为今天的共和党。
  美国如果从1620年五月花船来到美国算起,直到近170年后才出现美国联邦政府,再在美国联邦政府出现后,在华盛顿第二任期才出现政党。所以美国是先有社会,才有政府,才有政党。社会孕育政府,政府孕育政党,所以在美国,社会是政府的爸爸,是政党的爷爷。政府在社会面前一点都不能牛气,政党在政府和社会面前就是乖乖地装孙子。
  这一点中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相对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就是,先有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也呈现不同于以前的特质。所以在中国,党的权威性有其历史依据和脉络。在党、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自然出现不同的强弱。
  美国的政党从一出现,就是为竞选而产生的,并且在当时也明确宣布,某一个党派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政党,一是觉得竞选是天经地义的,没有竞选的政党就不是政党。二是因为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所以政党叫“party”,而“party”是由“ part”+“ y”构成的,“part”是“部分”意思,所以政党天然不是代表所有人,而是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政治组织。这也构成了西方政党政治的理念。
  而中国共产党一出现,就是为国家独立富强和劳苦大众利益而产生的,不是为竞选而产生的,天然只有斗争没有竞选的基因。又由于当时国家90%以上人口都是穷苦大众,这个政党天然就是要代表几乎所有人的。相对西方政党是“party”,而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是“mainstay”。
  美国的社会、政府和政党在历史上孕育的先后,决定了她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第一。所以害怕政府权力伤害社会,要实行三权分立。害怕权力结盟联合欺压社会,所以只允许民间办媒体来监督批评政府,政府不能办媒体来自我表扬。害怕政府封杀媒体伤害社会,所以制定行政法约束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如果政府对社会不断进逼,社会忍无可忍,社会保留最后一道防线——百姓手中有枪。
  而中国的政党、政府和社会先后模式,决定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美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就要求党领导一切。但绝对的权力对于人性是巨大的考验,所以必须从严治党,防止出现消极腐败。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有信仰并不天然意味着党员有信仰,所以要培养党员干部的信仰意识。因为建党的环境和初衷不一样,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党的认知逻辑和党建逻辑不一样。如果在作政党比较研究时,不注意到这一点,就容易引发逻辑和思想混乱,都天然地站在自身批评对方。
  土地财政和山寨王国
  美国的第一桶金,不是通过殖民战争,那时的殖民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事。但美国当时政府手里拥有大量的土地。所以美国的起飞和中国在这一点竟然非常巧合:工业贸易+土地财政。
  2019年1月23日,来自中国国家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6.5万亿元。其实在美国早期也是一样的。1803年,法国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将310万平方英里的路易斯安娜卖给了美国。后来,在杰斐逊当政期间,又从原住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并收归国有。然后,美国政府向个人和机构出售国有土地,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出现了红极一时的土地财政现象。
  通过卖地,美国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窘迫的财政状况逐渐得到了扭转。到了1837年,美国在土地财政的帮助下,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并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美国从建国到1862年《宅地法》颁布近百年间,联邦政府开支特别依靠“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成为美国中央联邦和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高峰时期,土地财政占据了全部财政收入的48%。
  因为美国的土地不是中国的七十年使用权,而是永久性产权,后来,在1862年《宅地法》颁布后,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缺口,作为财产税的房地产税开始征收。所以中国以后会不会征收房产税呢?现在法律专家纠结于税种名词及合理性,但看美国的历史就会知道,此税种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肯定会有开征的一天。
  英国在1820年就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是一次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的战争,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叫降维打击,所以中国失败是必然的。但中国的失败是朝廷面子的失败,因为英国不过是追求两个国家的平等,而清朝廷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在国家等级中是高于所有国家的,没有今天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观念,所以现在英国与自己平等了,当然就是失败了。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也在追赶英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但英国对美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如果说今天的技术封锁主要是计算机信息技术,那个时代的技术封锁就是最先进的纺织技术。
  美国为了得到英国的纺织技术,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间谍比政治间谍更重要。只有技术强国才会对其他国家反复讲技术专利权。但一个国家如果因为专利权而导致本国人死亡时,侵权也就变得理直气壮,譬如印度,就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他国医药专利权,因为你们不是说人权高于主权吗?相对主权,一个专利权算什么啊,所以西方对于印度的做法还真的没有办法,印度的仿制药全世界有名,并且价格非常便宜。
  当年的美国,在英国眼里就是一个偷窃技术的强盗。英国报纸指责的国家叛徒斯莱特,是美国的工业之父。他乔装成农民,逃过了英国政府的边境审查,最后偷渡到美国,成功盗取英国“国家机密”,复制出最先进的水力纺织机——阿克莱特纺织机。
  为了阻止“剽窃”再次发生,英国建立了一套主要针对美国的严密技术封锁制度:英国政府明确禁止工匠移民美洲,尤其是纺织业主和熟练工人,一经发现立即逮捕,轻则被剥夺公民权和财产,重则被送进监狱。同时,禁止美国人参观英国的纺织设备,禁止英国本土公司向美国出售纺织品类生产工具。
  而美国联邦政府,一是鼓励技术移民,让大量在英国只是技师的中下层员工到美国创业成为企业家。二是出台1793年专利法,直接保护山寨专利。只要移民宣誓成为美国人,就可以直接在美国申请专利,得到政府保护。结果美国国内迅速掀起了全民山寨英国技术的风暴。美国也因此继英国之后迅速完成工业化。
  扒粪运动和社会主义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财富急剧增多,社会一片繁荣。美国进入了所谓的“摩登时代”和“镀金时代”。但这种镀金时代,就像马克·吐温《镀金时代》揭露的,是投机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时代。
  当时的垄断财团,控制了社会财富,并几乎控制了美国的一切。国会是党魁们的掌中玩物,而党魁又受少数垄断巨头支配。垄断资本家通过党魁集团操纵政治选举,在政府机关安置亲信,控制政府的内政外交,为垄断公司谋利益,大肆行贿收买国会议员和官员。威尔逊总统曾不得不承认说,“我们所拥护的伟大政府多次被人利用来牟取私利”。
  垄断财团的统治遭遇了广泛的反抗,社会主义者诉诸底层穷人,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搞起了针对财阀及党魁暗杀等恐怖活动。被誉为“繁荣总统”的威廉·麦金莱开创了最好的时代也放纵出最坏的时代,最后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后,时年42岁的老罗斯福继任成为最年轻的美国总统。
  此时的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劳资冲突严重、官商勾结、政治腐败、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频发。老罗斯福意识到,仅靠高压手段和暴力制服,是适得其反的。他甚至担心,美国的垄断财团及富人们的天堂,很有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或底层无政府主义暴动中毁灭。
  罗斯福最终将底层强大的革命情绪,成功地转化成一场改良性质的“进步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体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急先锋,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用班扬宗教小说《天路历程》里的扒粪者,来比喻那些揭黑的媒体和记者,并称扒粪者是“一生中总是拒绝正视美好的事物,只是心情严肃地将目光集中在那些卑鄙可耻的事物上的典型人物”,这场运动因此史称“扒粪运动”。
  扒粪运动从食品安全、劳资冲突、政治腐败、官商勾结等各方面揭黑,导致报纸发行量猛增,媒体影响迅速扩大,老板收获巨大财富,调查记者收获巨大名声,全国形成一股揭黑风潮。如1905年《柯里尔》杂志发表了厄普顿·辛克莱揭黑调查《屠场》,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工厂令人震惊的肮脏黑暗。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吃香肠。整个社会也掀起了强大的舆论风暴谴责那些食品行业资本家的无耻。很快,美国国会于1906年6月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和《肉食检查法》,政府权力开始大规模监督和约束食品业的资本权力。
  但媒体做大做强以后,就成为了大财团媒体最重要的广告客户,最早揭黑的杂志也不敢刊发揭黑重要广告客户的文章。如当时美国最着名的揭黑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与一些志同道合者集体辞职,创办了自己的杂志《美国杂志》,可是这个杂志同样重蹈覆辙:在初期因为揭黑而销量大增,后来为了赚钱和广告收入,记者又沦为了“妓者”,《美国杂志》也成了某些财团手中的玩偶。林肯·斯蒂芬斯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被我自己的金钱收买了,被挣钱的前景收买了。”
  美国的“扒粪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任何所有制社会,做真正独立的新闻媒体都是难上加难。媒体不过是一种资本性质的企业,一家企业无法担当一个社会的重担。
  但老罗斯福利用了扒粪运动顺利地驯服财团,防范寡头政治,并进一步主张行政体制改革,扩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及总统的权力,增强联邦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保证社会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扒粪运动”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老罗斯福完成了他的使命,美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更趋繁荣。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在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8年7月时已上升到110,1929年6月时则上升到126。实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五突然来袭,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大萧条由此开始。大萧条期间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发生了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估计,至少有7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美国的7%。记录美国历史的名着《光荣与梦想》中曾这样写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据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当时1.2亿人口的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惨跌,大量农场主破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上千万农民生活极其惨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有1500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结果有5000人来应聘。在美国大萧条时代,不少人纷纷离开美国,美国就像今天的东北,成为人口尽流出地。
  陷入绝望的美国人民显然不会坐以待毙。1932年5月,25000名退伍军人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华盛顿,要求政府提前发放退伍补偿金,以解燃眉之急。结果他们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引发了打死4人、打伤100多人的惨案。经济危机期间,还有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各种请愿、示威活动。美国的工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不愿饿死——必须战斗”的口号。在1929~1933年间,美国共有350万工人参加了2700多次罢工。
  当时美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各种思潮泛滥,资本主义美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老罗斯福的远房侄子、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毫无悬念赢得了1932年第37届总统选举,他的使命就是带领美国摆脱经济危机。
  针对大萧条的根源,罗斯福诊断为:“使我们遭受打击的是10年的放荡无羁,10年的集团的利己主义——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表现在这种思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结果是98%的美国人都遭到天诛地灭”。针对大萧条的治理,罗斯福提出了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三位一体的一揽子3R计划。罗斯福就任不久,连续颁布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税收法》等十几部法律,频繁的法律颁布让议员们疲于奔命。
  首先整顿金融秩序,制止了黄金外流,叫停了过剩的产能。其次兴办了大批水利、桥梁、道路、学校、植树等公共工程,这不仅安置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而且还为后来的经济大发展创造了条件。稍后的《社会保障法》,不仅确立了65岁以上老人的基本养老金,而且还建立了失业保险、贫困救济等制度。为了解决资金来源,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签署了新的《税收法》,推行累进税和遗产税。
  罗斯福新政导致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明显变小:基尼系数由1932年0.648下降到1943年的0.421,同期贫困率由78.1%降至31.5%。因为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建立社会保障,罗斯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代理人”。前总统胡佛攻击新政是“法西斯主义”、是“社会主义异端”;一部分资本家在国会关于《社会保障法》的听证会上高喊:“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18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报纸上连篇咒骂罗斯福是向富人敲竹杠,说罗斯福天天都吃“烤百万富翁”,斥责他背叛了他的阶级。1936年,当小罗斯福竞选连任时,小罗斯福昔日政治恩人、前纽约州州长艾尔?史密斯(Al Smith),成为他的竞选对手,并且指控他实行社会主义党大部分的政见。
  从老罗斯福理政到到小罗斯福新政,但美国在不断打击社会消极腐败现象,改善劳工底层等各阶层的关系时,从来不是改变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人把罗斯福新政与邓小平改革结合对比,得出罗斯福利用社会主义救美国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反之亦然,俩人大胆利用传统上反对的方法手段,但着眼点都是为了自身体制的完善。
  美国的发展告诉我们,即使是对立的双方,对方的优点不能排斥不学习,但也不能因为学习而放弃自我。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立足自身的实际,着眼于自身的完善。
  孤立主义和低调崛起
  美国工业产值在1896年就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基本可以说,美国在这一年就是世界最具实力的国家了,如果美国这时选择在世界有为才有位,她一定会遭到英国为首其它大国的反对和阻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提出建立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还来不及施展手脚,就被英法一脚踢开,灰溜溜回到美洲继续奉行自己的孤独主义政策。
  聪明的美国干脆享受这份大国崛起的孤独,实行“孤立主义”和“不干涉主义”政策。
  美国的“孤立主义”来自国家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华盛顿在其总统任满后发表的《告别词》中提出:“要将美国建成自由进步的伟大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排除对某些个别国家抱永久且根深蒂固的反感,而对另一些国家则又有感情上的依附;不要与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联盟;美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美国能推行一条独特的外交路线,使好战国家不能从美国获得好处,也不敢轻易冒险向美国挑衅。”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的领导人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二战前完全可以依照十八世纪以来盛行的帝国主义逻辑,依据自己的实力,与当时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一道大肆瓜分世界;但美国一直较为克制,一直到二战前都坚持奉行不干涉主义。
  1776年通过的美国《独立宣言》曾明确指出:“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不容忍外来的干涉。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J·门罗发表国情咨文,宣布美国奉行不干涉政策,美国不干涉欧洲的事务,也不允许欧洲国家干涉美洲各国的事务;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在美洲的现有属地,但绝不许欧洲国家再来美洲建立殖民地,这就是门罗主义。这种不干涉主义,即是对自己利益和制度的维护,也是对其它国家地区事务的不干涉。
  美国正因为闷声发大财,没有历史和政治包袱得以轻装前行,利用世界大国矛盾,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两次世界大战初期,也是两边通吃大发战争横财,直到后期,才出来主持大局收拾残局,当她一旦抛弃“孤立主义”、“不干涉主义”,就是世界头号大国,顺利地成为超级大国、世界霸主。
  古希腊着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了着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上个世纪,德国为之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不惜与英美为敌,苏联挑战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反复印证这个看不见的陷阱,在历史的关口反复出现。
  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国,都在崛起的道路上自我折腾。还没有头号大国的实力,就掉入“大国妄想症”,他们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是为了造福全体国民,惠及子孙后代,而不是为了证明制度的优越、民族的强大,传统的优点。德、日、苏发展起来以后,挑战强国甚至与世界为敌,看起来牛皮哄哄,结果是折戟沉沙,以失败告终。而只有美国,从原来世界霸主英国手中顺利接手超级大国地位,不得不说,美国的崛起战略不失是聪明的做法。
  今天,中国的土地财政遭国内诟病,山寨技术遭国外嘲笑,国内的消极腐败被上升到体制弊病,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让普通百姓翘首期盼。而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美国每一项都经历过。美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能依靠进一步发展来逐步解决。只要国家改革不停滞,开放不歇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能够解决。
  参考文目:
  1.韩毅:《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2.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
  3.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
  4.苏珊-玛丽·格兰特:《剑桥美国史》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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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议还有戏吗?

作者:老蔡时评  来源:重返伊甸园

  在美国感恩节到来之际,不识时务的老川普不顾十二连发的抗议警告,还是毅然决然地签发了那么一张废纸,今天几乎所有的新闻都炸了锅,搬起石头悬岩勒马之声此起彼伏。接下来,一系列的反制举措会接踵而至,老川普最想要的贸易协议或许没戏了,对于衰落的帝国,国力财力军力强盛的大国在民族斗志高昂的关键时刻,会不会出其不意一举击溃这个被恨得牙疼的敌人?如果真有这种豪迈气魄,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日可待。
  众所周知,沸沸扬扬的贸易协议折腾了许久,每次都传出要签了,可是每次都让世界空欢喜一场,有人说即使签了又怎样?用我们熟悉的套话来说,还不也是废纸一张!十八年前加入WTO时的重大协议,有兴趣的不妨找来看看,看看有几条承诺兑现了。自打不按套路出牌的商人政客当上总统,已经撕毁了一大摞双边多边协议,该废的都废了,唯有与大国的协议来来回回折腾了一轮又一轮。
  一周前,老川普在白宫谈起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表示:“还会继续谈下去,他们希望达成协议。问题是:我是否要达成协议?因为我喜欢目前的状况。”老川普没有多作说明。10月11日,老川普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曾说:双方可能还需要五个星期时间,才能达成初步协议。但是,自那时起超过了五个星期后,这份贸易协议仍然遥遥无期,而且谈判很可能愈趋艰难。
  老川普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坦言:若降低关税促成协议,未能解决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等核心议题,这样的协议对美国而言显然不是好协议。而香港的动荡局势导致美国两党罕见地达成共识,大凡涉及内政,强硬似乎是唯一的选择,置身于上上下下磨拳擦掌群情激愤的氛围之中,任何协议都会被视为服软示弱,即使协议于国于民都很紧急抑或很有利,往往也会搁置下去。
  当96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不辞辛劳来到北京,或许是一生最后一次来扮演说客的角色,以期延续47年前的那个梦想,使中美两国能够携手来改变世界。基辛格的努力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挥着奇妙的作用,他也被认为是北京最信任的老朋友。然而很遗憾的是,这一次基辛格博士和华尔街的一帮说客都是悻悻而去。
  11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见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指责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王毅说,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动用国家机器打压合法经营的中国企业并扣上种种莫须有罪名,是彻头彻尾的霸凌行径。美国一些政客在全世界到处抹黑中国,却拿不出任何事实依据,不仅丧失了大国风度,也损害了自身信誉。
  老川普本来是一个实用主义商人,很少念叨民主人权等政治正确的言论,他只想以务实的方式通过一切可能的合作,来实现美国最大的利益,这也是他竞选总统时许下的诺言。与中国长期的贸易不平衡状况,迫使他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海湖庄园百日计划落空,温馨的故宫夜话成为空谈,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春天也花开花落,今年五月前差一点就达成协议,后来又几乎推倒重来,这个过程让彼此失去了信任,老川普也越来越失望。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从1985年对中国出现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开始,到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4192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再创纪录,占去年整个美国外贸逆差的70%。相当于每一个美国人为中国贸易逆差支付了1000多美元,而在中美密切交往的30多年间,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18年里,美国累计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接近5万亿美元。
  中美建交之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400多亿元人民币,加入WTO之前的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0.51万亿美元,2018年这一数字接近5万亿美元!2001年,中国GDP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仅为0.53%,2018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3!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外汇储备几乎都是美国的贡献!是美国重构了中国的经济,中国没有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财力不可能如此丰,国力不可能如此强盛,对外援助也不可能如此慷慨!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毫无疑问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赢家,而输家则是昔日的主要经济体。因而欧美等国包括日本在内,均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指出中国过度生产及低价倾销,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欧美人津津乐道的一些奢侈品,本以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殊不知,这些奢侈品在中国具有持续消费能力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炫耀的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假冒伪劣产品。
  欧盟曾给中国开出了5个市场认定标准,认为中国均不达标,包括企业决策明显受政府干预,没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簿,生产成本、财务状况受非市场经济体系的显着影响,企业受政府干预成立或关闭,货币汇率变化不由市场决定等等。更重要的是,欧美日均认为,当年中国为加入WTO做出的一系列承诺,18年后,几乎没有多少真正兑现。
  中美贸易争端,源于美国持续开闸放水30多年,庞大的贸易逆差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造就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国模式”,华尔街的投机客和美国主流精英们都在与中国的交易交往中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到了老川普上台,才高度意识到中国借美国资本赚美国钱,挟国家资本不惜代价另搞一套,以“一带一路”撬动欧亚板块,然后挑战美国的海权和陆权酝酿着重大的风险。
  早在1993年,美国人赖维.巴特拉(Ravi Batra)出版了一本“自由贸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书中大谈美国经济实力衰退,就是受害于自由贸易。这个教授指出,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劳工被假设是同值的,经理论推导,可以获得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惠。若劳工并非同值,像美国劳工成本远高于许多贸易伙伴时,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受害,这正是美国人实际收入在1973年后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复美国经济的五大建议,第一个就是将美国平均关税率从5%提高到20%,然后在五年内提高到40%。老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提出对中国进口产品课征45%关税的政见,此次实施25%的关税,与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议一脉相承。巴特拉教授为何选择40%?因为他估计那可以让美国进口依赖度从占GDP的13%恢复到美国经济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自由贸易的终极目标是彻底取消关税,让民众分享全球化的好处。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一直大大低于中国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例如美国对中国的汽车只征收2.5%的关税,中国却对美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还有17%的增值税、10%的购置税以及依照排量征收最高至40%的消费税,使得进口车在中国价格翻倍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身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税收远远超过发达国家,高税收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消费购买力,比如中国的衣服27%税,化妆品50%税,汽车40%税。餐厅就餐交税30%,房子涉税56项,连每一升汽油中,也包含有26.81%的消费税,14.53%的增值税,2.89%的城建税,1.75%的企业所得税,1.24%的教育附加税,0.83%的地方教育附加税,也就是说,一升汽油中税费已经高达48.05%,而真正汽油的成本价只有51.95%。
  一个关税高于美国数倍,而且银行、电信、石油、互联网、文化教育众多部门都不对外开放的国家,如今理直气壮地指责美国搞贸易保护,宣称要引领全球化的方向。当老川普面对西方六大工业国家首脑联手劝说美国撤销钢铝产品关税时,老川普反讥:如果你们都喜欢自由贸易,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彻底放开,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助!怎么样?!
  老川普反戈一击,彻底撕掉了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假面具。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而是假自由贸易之名占他国便宜。从学者到政客,都想当然地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征收更低的关税,欠发达国家可以征收高关税。WTO正是这样实践的,对于新加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有关税优惠,但在实践中,这种关税优惠被广泛滥用甚至剥夺了广大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老川普放言要让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从而平衡美国流向海外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虽然在入世时有过种种承诺,但中国很清楚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意味着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等开放还会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冲击半封闭半混沌的威权统治,使得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自主权和选择权,这也是利益集团最不愿意面对的结局。
  博奕还在持续,从当初老川普强硬坚持的全面的、一揽子贸易协议,拖到后来的分阶段、从易到难的贸易协议模式,说明一切都在我们的计谋之中,我们采取的拖延战术起了作用。明年是大选年,贸易协议签不签,对老川普的政绩和选票都有很大影响。老川普拖不起,我们拖得起,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有的是韭菜,如果拖到明年大选激烈的时候,来一次大规模毁约,对美国农产品加征高关税,毫无疑问会给老川普致命一击。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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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攻势不会止步于“涉港法案”,中国该如何应战?

作者:胡锡进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北京时间星期四凌晨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使之成为美国的国内法。仅仅在过去一周里,美国和一些西方势力对华的骚扰、抹黑行动接踵而至。这样的情况今后很可能会更多,老胡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
  美国的攻势不会止步于“涉港法案”,中国该如何应战?
  中国人需要以一种坦然、积极的心态与美国进行周旋。我们要认清美国对华施压的首要目的是破坏中国崛起,而不是真正对他们介入的具体问题有很大兴趣。
  美国的攻势不会止步于“涉港法案”,中国该如何应战?
  所以我们必须对中美博弈的胜负标准保持坚定不移的认识,那就是,只要中国能够继续实现对美形成追赶之势的长期发展,我们就将是胜者。我们的注意力不能聚焦在具体一战一役的得失。
  这要求中国有勇气坚持原则,在重大问题上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同时我们不能与美西方的各种势力在一般性的冲突中深度纠缠。要做到区分这一点,我们首先要保持清醒,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被激怒”,而是要很冷静地决定出牌还是不出牌,出什么牌。我们既不能胆小怕事,遇事先求息事宁人,也不能动辄就“豁出去了”,“跟他们拼了”。
  中国人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中美力量对比。一方面我们是当前实力上的劣势方,另一方面我们是中美之间、也是全球最大的力量成长方。美国是压制中国崛起的主动方,中国是推动力量格局变化的主动方。这让中美之间对于“攻”或“守”的感受是交叉复杂的,很难从单一角度一言以蔽之。
  中国崛起的最大深层动力是14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导致的市场潜力喷发不可阻挡。美国其实在“略”的层面对制约中国崛起无能为力,而只能在“术”的层面频繁搞动作。所以中美战略博弈更准确说很难够得着真正的战略层面,只要冲击不了中国人庞大需求向这个国家现实能力转化的机制,中美一些很轰动的冲突和摩擦的意义就是有限的。
  就香港问题来说,中方的牌或许没有美方的牌好用,与美方你出一张我出一张地过招,我方缺少优势。但美方开辟“香港战线”的终极目的是牵制内地的发展建设,它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非常匮乏,换句话说,中美各有各的短板,各着各的急。
  美国的攻势不会止步于“涉港法案”,中国该如何应战?
  不要指望在香港这个地方分出胜负,这里的胜负只能到中美未来谁发展得更好,两国力量对比是否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当中去寻找。受美国支持的香港反对派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美国又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都让内地中国人感觉不舒服,这是中国崛起树大招风我们不得不付的代价,我们需要在正确应对这一切的同时,驾驭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崛起的大国都会有点“孤独”,我们不要指望能向世界倾诉衷肠。那样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得了便宜卖乖”,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发展这么快,奇迹般走到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被美国盯住,承受了一些原本可能会分散到其他方面的压力,是“应该的”。
  最重要的是守护好中国的全面发展能力,这是中国的看家本领,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战胜所有挑战的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无论哪一座烽火台冒起了狼烟,我们在奔过去的时候,都别忘了守护这个源泉是中华民族21世纪的第一使命。未来还会有更多复杂挑战,我们还要秉持更多的韧性,坚定信心。
  来源:胡锡进观察微信公众号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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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中国的敌人?你脑子坏掉了

作者:南洋富商  来源:怒狮重出

  01
  无论是卢克文式的文盲,还是周某平式的文盲,都喜欢反复告诉大家一个离奇的故事:西方是中国的敌人,西方国家用各种手段把中国搞乱,西方国家已经把很多国家糟蹋掉,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你们不警惕西方国家,将来你们的女人就会跟乌克兰的女人一样到世界各地去卖淫。
  一个人知识水平和诚信若是稍微强过周某平和卢克文这种德智双残的文盲,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
  乌克兰最近的经济衰退是谁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俄罗斯的冲突。
  克里米亚半岛原为乌克兰行政区划,名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于2014年3月经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俄罗斯已将其接纳为新的联邦主体。
  乌克兰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早一些的乌克兰大灾难,是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如果你对此事有兴趣,不妨去看看一部五集的电影《切尔诺贝利》,重温一下当年发生的事。
  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民众对苏联的全面不信任,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苏联解体的导火线。在处理该事故过程中,各种封锁、隐瞒、欺骗,让苏联人民积累多年的愤怒爆发。
  二战是许多国家共同的灾难,作为苏联阵营的乌克兰,自然也不例外。1941年6月30日,纳粹德国部队抵达乌克兰利沃夫市。同日,纳粹党宣布乌克兰独立。他们说解放了乌克兰,让乌克兰人民获得了自由。然后开始了对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卫国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战争之一。整个二战,德军阵亡700万,苏军阵亡688万(另有史学家认为苏军实际阵亡人数接近1400万)。苏联全国死亡总人数也依然无法完全统计,俄罗斯媒体说,斯大林时代公布的苏联在二次大战中的死亡人数是1000万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个数字已经改为2700万人。现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当时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200万人。对于一个当时总人口不到2亿的国家,这是巨大的灾难。
  不仅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有苏联红军对德国人的大强奸。攻克柏林后,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妇女高达二百万。
  这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战争,谁代表东方,谁代表西方?这二个都是当今国家强烈弃绝的。
  但是,二战期间德国入侵乌克兰时,确实有很多乌克兰人认为纳粹德国解救了他们,让他们从斯大林的魔爪下逃脱。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他们经受了更多的苦难。
  德国入侵时,很多乌克兰人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呼德军入侵。这种类似的场景,也曾发生在柬埔寨。柬埔寨人把越南入侵日1979年1月7日视为他们国家的解放日。
  1932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
  与二十八年后发生在中国的大饥慌类似,乌克兰大饥荒的最主要因素是斯大林推广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其中的集体化、浮夸风、国家强制佂收、禁止农民逃慌流动、大批抵制者被判刑,发生大量人吃人的事件。
  即将到来的11月22日,是乌克兰的大饥荒纪念日。每年这个时候,乌克兰都会有隆重的纪念大饥荒遇难者活动。
  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大饥荒同期,也有大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被政治清洗。
  在电影《切尔诺贝利》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发生核事故后,苏军要求居民搬迁,一位不愿搬迁老太太说:她的亲人,有些早就死于大饥荒,有些死于战争,有些死于其他的政治运动,都死光了,她早已看惯死亡,根本不在乎什么核泄漏。
  有人说,苏联解体是西方的阴谋导致的。乌克兰人似乎并不后悔脱离苏联。
  其他脱离苏联体系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那些倒西方的东欧国家,大体上都过得不错。但是卢克文不告诉你,或者他根本不知道。
  除了经济状况,还有别的东西也很重要。比如说话是否可以自在。
  苏联时代有很多“苏联笑话”,比如说:
  有个人在莫斯科红场上举着一个牌子,牌子上什么都没写,然后警察就把他抓了。他不服气:我牌子上没字你凭啥抓我?警察说:你不敢写的那些话是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类似的苏联笑话还有:
  一人在街头举标语:打倒最坏的佂府。然后警察就去抓他,他反抗:“我又没说是哪个佂府。”警察曰:可拉倒吧,哪个佂府最坏,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啊。
  现在的乌克兰,并没有苏联时代的笑话。
  卢克文说,乌克兰亲西方后,大量女人当妓女,沦为西方男人的玩物。
  我建议卢克文去巴黎看看,那些街头站街的,是否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妓女,其中也不乏中国的中年妓女。
  02
  我对于东方西方的划分一直很困惑。无论是文化意义上的东方西方,还是国家关系上的东方西方。
  很多涉及东西方比较的心理学家会这样做实验:他们找一些上海的年轻人代表东方,找一些加州的年轻人代表西方。这是很荒谬的。以我的个人感受,上海青年和加州青年的知识结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都是非常接近的。
  上海人甚至比大多数西方人更像西方人。
  同样被视为东方人的,江浙沿海勤勉的农民,和贵州、云南、大凉山地区的慵懒闲适的农民,观念差距之大,恐怕也大于上海人和纽约人的差距。
  至于印度、斯里兰卡这些东方国家,他们与中国人的文化差距,大到无法彼此看懂对方表情眼神含义的地步。
  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我觉得太模糊。
  日本和新加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
  台湾和香港地区属于东方还是西方?
  韩国与朝鲜,都是东方国家吗?还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
  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他们跟中国一样都是东方吗?
  乌干达、卢旺达、马里、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赞比亚,这些国家是东方还是西方?
  文化科技方面更是难以区分东西。我们日常所经历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知识体系、价值理念,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
  我们学校里教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似乎都是来自西方。
  我们住的高楼大厦,是钢筋水泥框架结构的,完全来自西方。
  我们出门坐汽车、火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都来自西方。
  石油,电力,互联网,也来自西方。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程序员,但是所有我们正在使用的互联网、操作系统、程序员使用的算法语言、编译工具,都来自西方。
  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度,来自西方的罗马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可以纳妾的。
  共和国,更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中国古代有封建制,有偙制,没有共和国。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来自西方。
  现在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学士、硕士、博士,都是来自西方的教育体系。
  此时此刻,我搜索我的房间,试图找出一些不是来自西方的物品,只发现四样东西:汉字、瓷碗、菜刀和筷子。但是菜刀的钢材,是来自瑞典的R390粉末冶金钢,筷子的材质,是来自西方的高分子材料。
  其余的所有用品,都来自西方。
  03
  我不知道为何这么多人相信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是中国的敌人。
  几个西方国家与中国人有仇?这几百年的历史,杀了很多中国人的,只有日本和俄罗斯二个国家。占领中国土地1500000平方公里的,是俄罗斯这个(不知道算东方还是西方的)国家。
  杀死一半以上汉人的有满清大屠杀。但是满清不是西方国家。杀人无数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不是西方人。
  害死三分之一人口的太平天国、同治回乱,也都不是西方。
  西方列强杀死的中国人屈指可数。现在的西方列强,没有占领中国半寸土地。港澳已经回归。
  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是印度、越南、日本、菲律宾。如果你非要说它们是西方国家,我也无话可说。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晚清开始引入大量的西方文化开始的。
  明治维新,日本人提出“脱亚入欧”,并没有把日本变成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日本的很多东方传统,也并没有失去。比如他们的天皇,有二千多年的世袭传承,西方人似乎并没有兴趣推翻日本天皇。
  二战期间,德国、日本、意大利、伪满,是一个同盟。中国、苏联、英美,是另一个同盟。这不是什么东西方的对立吧。
  中国曾经处于孤立的国际地位,打破这种孤立,是从中美建交开始突破的。
  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从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起步的。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加入西方国家发起的WTO,与西方诸国形成经济互补,而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今日的中国人,依然喜欢去西方国家留学,依然很多地位很高的精英去西方移民定居,包括三代四代。他们去西方,不是为了在敌人那里当人质。
  政客代表各自的国家利益彼此讨价还价而已。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东方的三代四代名媛也在巴黎参加名媛聚会,但是不会和底层人一起聚会。
  西方国家真的指望中国和其他国家越来越贫困,以至于买不起他们的产品么?那他们的产品卖给谁?
  中国人真的希望西方国家都破落衰败么?那世界工厂生产的东西都自己消化,还是去产能关闭工厂,让工人失业?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寻求合作而不是敌对,才是明智。你们却天天吓唬人,说西方是一个要害你的撒旦。
  中国民间有一个传统:若是小孩不听话,就吓唬他:老虎来了!(或者警察来了!人贩子来了!),小孩就害怕了,觉得他应该服从大人,接受大人对他的保护。
  这种骗孩子的伎俩,你们成年人若是真相信,是脑子有病。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26

旧文章ID:20119

揭底“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谎言!

作者:  来源:史事挖掘机

  在许多说教中,美国疯狂屠杀印第安人成了铁打的罪证,一个帖子言之凿凿地教育我们:美国原有250万印地安人;到19世纪末只剩24万人,濒临灭绝。一句话,这是美国的罪恶。我不知这些宣传或说教者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历史并非他们说教的那样。
  有印第安人被屠杀确是历史的真实,但与美国究竟有多大关系则是另外一个议题。举一个也许不甚恰当的例子吧,倘若谁说共和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从而割去台湾,所有人都会嗤之以鼻,许多人必定还要跳起来。但同样道理的事情,我们说别人何以就心安理得呢?
  我们无妨以《世界通史全编》这样的典籍文字为例:“在当时世界‘文明’的国度美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来得更加凶残。他们一再提高屠杀印第安人的赏格。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
  编撰这些上边这些文字的历史学家肯定学识渊博,不可能不记得北美13州是在1774年9月开始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才通过《独立宣言》;1783年9月3日《巴黎协议》签订,才算正式有了邦联式的美国松散雏形;1789年《宪法》通过后才算有了联邦制共和国。怎么能历数那么些美国尚不存在时的“美国罪行”?这显然是一种为需要而编造的历史,不过,怎么着也没理由把美国独立前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战争归罪于美国,其荒谬,无异于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战乱都归罪于共和国。
  还在1528年,西班牙殖民者便已经与印第安人发生了战斗。当时抵达佛罗里达的奈华斯远征队就被印第安人围歼而损失惨重,头目奈华斯被印第安人击毙;1539年西班牙军德索托在墨西哥湾几乎被印第安人全歼,1000余人仅300人生还,德索托也被击毙;到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湾的据点几乎全部被印第安人夷平;法国殖民者也在北部被印第安易洛魁部落所击败;1622年的包哈坦战争中,印地安人摧毁了弗吉尼亚88个移民定居点中的80个,首府詹姆斯顿被夷平;1675年殖民者发起“大沼泽地战役”,以200余人伤亡的代价剿灭近千纳拉干人;而几乎同时,“菲力普王之战”中万余印第安人进攻新英格兰,荡平了90个移民定居点中50多个,号称北美历史上印第安人发动的最大战役。在战斗中印第安人的伤亡大致是殖民者伤亡的一倍以上。最终殖民者只能靠分化、收买印第安人才免于失败,菲力普王就是被收买的印第安人杀掉的。
  印第安人当然还有胜利的例子:1680年普韦布洛人就成功地把西班牙人驱逐出境,12年时间里殖民者不敢冒犯;而1675-1678三年战争过后,阿布纳基人甚至迫使英国殖民者签约认输,并保证每年纳贡才得以生息。北美独立战争中1780年的哈马尔之战,就以哈马尔将军损兵折将败逃告终;1791年“圣克莱尔惨败”,圣克莱尔以伤亡几乎一半而告负。
  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达之前也不像我们的宣传那样和平安详,这个种族有300多个部落,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这些部落之间的残杀从未间断过,其野蛮与残酷远非旧中国可以想象。特征之一就是胜利了的部落必须把失败部落的男女老幼全部杀绝,印第安人尚未进化到需要奴隶的地步,他们更看重保持其原始江山“永不变色”;其二便是以割下的头皮数目计算战功,而战功卓着者就成为部落的首领;其三即迁徙性,从无永久领地的概念,要么放弃,要么被别的部落夺占。前边所叙述的殖民者赏项,不过以印第安之道还治印第安之身罢了。所不公平的,只是武器的差异而已。
  欧洲殖民者对印地安人的杀戮,前边已有其残酷性的记录,不再赘述。但仅听信殖民者杀戮的故事而故意忘记了印第安人首先开始的杀戮也是不全面的。而且,英、法、西、俄、荷、瑞典、挪威等殖民者相互之间的战争,全都有印第安部落参与。例如1756-1763年法英两国为主体的“七年之战”,其北美战场易洛魁部落站在英国一边、北方其他部落在法国一边、南方印第安部落则与西班牙一起向英国开战。印第安最强大的两个部落的酋长菲力普和彭提亚克,都是被印第安人自己杀害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新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都以残杀为交往记录的,公认的美国新移民精神之源为1620年11月初抵达今马萨诸塞荒芜之地的“五月花号”,以该船命名的公约已经成为美国立国精神之源。美国唯一的本土节日――感恩节,便来源于纪念“五月花号”新移民与印地安部落之友好交往。所谓“感恩”,就是感谢马萨索德印第安部落的搭救之恩。
  美国独立之时,新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也并非毫无战事。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绝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都站在英国一边镇压争取独立的中国会议,缘由仅仅是酋长们迷恋英国殖民者赠与的商品。只有极少数部落与起义者并肩战斗。例如着名的1778年7月“怀俄明惨案”,以印第安人为主的镇压部队便残忍地屠杀了近四百名拥戴独立的和平居民;而在中部肯塔基,独立军几乎完全是在与印第安人作战,印地安人也屠杀了近千名要求独立的和平居民,手段均为残忍的印第安传统方式。1782年11月,骁勇的印第安人肖尼部落歼灭独立军一支部队,导致克拉克将军率部击溃这个部落并驱逐其到13州以外的西部。带有纪念意味的是,这是北美独立战争的最后一场陆战,它竟然是以打败印第安人帮助殖民者的镇压为结束标志的。
  北美13州获得独立后,英、法、西班牙发觉这是人类对殖民主义的首次胜利,它必将导致最后埋葬殖民主义。于是这三个殖民国家联手遏止殖民地独立的浪潮,而代替殖民者开战的却是印第安人。三国向他们提供的武器、金钱,他们便不断地从西部向新生的美国进击,充当殖民者的炮灰。前期的战斗是印第安人的胜利,仅1791年的“圣克莱尔惨败”,美国军队便战死637人、伤263人。1794年8月的“伐木之战”,印第安人被击溃,次年被迫签署《格尼维尔和约》,割让了从纽约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阔土地。当然,也有印第安部落站在独立军一边,只是数量要少得多。
  印第安人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特库塞姆,便产生于1811-1815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这次战争英军不足两万人,由于印第安部落纷纷加入,结果依旧是印第安人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独立的战争。1811年秋,特库塞姆率领印第安人在蒂普卡努打败美军;次年他率军攻克底特律,俘获美军2500人。1813年他率部与英军共同作战,多次击退美军对底特律的反攻,全歼美军一个旅。英军把900名美军战俘交给印第安人处置,印第安人将他们全部屠杀。后美军改编后发动反攻,特库塞姆随英军一起撤出底特律,在莫拉维安镇被美军追击,兵败身亡。
  在东海岸战场,英军在罗斯将军率领下登陆,一度攻陷华盛顿,焚毁白宫、国会大厦等全部政府建筑物。在巴尔的摩的战斗中,美军撤换阿姆斯特朗,门罗接任陆军部长,率军顽强抵抗,最终击毙罗斯,打败了英印联军。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便诞生于这次战斗中。
  而南方的克里特印第安人则配合英军突袭亚拉巴马的米姆斯堡,残杀新移民500余人。随后遭美军杰克逊部报复性反击,从1813年11月至次年4月,共激战6次,克里特印第安人战败,被迫割地求和。8月,在英军鼓励下克里特人再次进攻美军,激战至11月7日,美军攻陷彭萨科拉,英印同盟彻底崩溃,西北地区和亚拉巴马的控制权归美国所有。
  此战不但使美国扩大了一倍,而且印第安人同老殖民主义国家的同盟最终瓦解。在美国与殖民主义战争胜利的鼓舞下,西半球各殖民地纷纷发动了进步的独立战斗。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积极支持一切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当南美各殖民地国家宣布独立时,美国是唯一立即承认它们的国家。欧洲的俄、普、奥、法等国则组成神圣同盟,形成对美洲独立运动的直接威胁。例如1823年10月16日和11月15日,俄国连续照会美国政府,表示决不承认美洲任何新独立国家,同时宣布将俄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阿拉斯加)南部疆域从北纬55度扩展至51度,并严禁外国(其实也就是美国)船只在此线以北广阔海域航行。原来因觊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而建议与美国联合发展的英国,在取得占领西班牙的法国承诺不出兵南美之后,突然搁置了联合发展的建议,开始勾结神圣同盟企图共同干涉美洲的独立运动。
  鉴于这些严峻局势,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以国情咨文方式发表“门罗宣言”:欧洲国家不得再到美洲殖民;欧洲国家“将其制度延伸到西半球任何部分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也不干涉欧洲的一切事物;美洲国家有权选择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政治制度。在美国军事力量仅为法国的1/4、俄国的1/8情况下,对欧洲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出如此宣言是需要勇气的。门罗宣言有力地阻止了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神圣同盟”镇压1810年开始的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计划,保障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建国。历史已经证明,是美国人打响了人类反殖民主义的第一枪,也是殖民制度的最后终结者。美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反殖民史,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
  门罗宣言除有力地支持了美洲独立运动之外,也终结了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同盟。鉴于印第安人一贯站在殖民者一边向美国开战,门罗总统宣布不把印第安人纳入美国体系,1824年设立“印第安人事务局”,采取驱赶他们到保留地的政策。失去英国殖民主义者这个强大盟友之后,印第安人彻底处于弱势。
  另外一种战争发生于印第安人与开拓西部的新移民之间。占领美国西部的主要是英、法、西三国老殖民者,他们之间以及原居住在此地域的印第安不时发生冲突甚至战斗。美国独立之后,解除了英王原来禁止移民涉足西部的法令,原美国地域居民潮水般涌向西部,而欧洲又潮水般涌来新移民。鉴于美国疆域尚不达此地,它采取了“保密地”方式,有计划地迁移东部印第安人到西部,以尚属殖民者管理的地域换取东部印第安保留地。
  如此便产生了新移民与原住印第安人、迁移印第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这些争斗后来成为好莱坞取之不尽的“西部片”资源。1844年美国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就以征服西部以完成美国“天定使命”为竞选主题。他上台后立即兼并得克萨斯,接着移民发动“白熊旗起义”,宣布加利福尼亚独立;美墨战争以墨西哥战败,美国领土从密西西比扩展到太平洋东岸。其间,美国政府与印第安部落签订一系列条约,迫使印第安人迁移至指定地域。据统计,自美国独立到1887年,此类条约达370个,目标只有一个,把有利于开发的地方从印第安人手中剥夺掉,用于开发西部的需要。
  从1850年开始,美国军队的4/5被印第安人牵制在西部地区,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共发生战斗22次。1832年爆发的塞米诺战争,美军动员了5000人加上志愿者20000人,强行迁移塞米诺人。在奥斯西奥拉的率领下,印第安人利用沼泽与丛林、河网地带的便利与美军作战,使美军损失惨重。仅1835-1842七年间,美军就更换了8位司令。最后靠计谋擒获奥斯西奥拉才算打完这一仗,10年间战死达2000多人,耗资5000余万美元。妙不可言的是,印第安人在佛罗里达的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算彻底完结。
  在伊利诺以北地区,从1832年开始就爆发了“黑鹰战争”。印第安酋长“黑鹰”英勇机智,神出鬼没地打击美军,造成美军伤亡惨重。最终“黑鹰”战败被俘,但他却成了美国的英雄人物。一种先进的武装直升飞机就以“黑鹰”的名字命名。他的战术与毛泽东的游击战一并列入西点军校的必修课。那些津津乐道“西点军校学雷锋”的人,却不知西点真有毛泽东的地位。他的像排在大概第35位,孙子像排在第3位。
  到南北战争爆发时,印第安人基本上站在南方这边,与北方军作殊死战斗。1862年印第安的苏族发动叛乱,随后阿帕奇族也发动叛乱,这使北方军不得不调大军迎战北边的印第安人,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遭受了沉重打击。如果印第安部落不是各自为战,也许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美军利器阿帕奇武装直升飞机就是以这个骁勇善战的印第安部族命名的。
  由于自从美国立国之后,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都与美国为敌,先是站在殖民者那边,后来又站在南方奴隶主那边,引起的仇恨也是很深的。打败南军后,美国决心拔除这个心腹之患,变消极防卫为主动出击讨伐印第安人。美国发动的讨伐战是残酷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同样也有少数印第安部族是站在美国一边,但他们是以加入美军的方式,在与印第安部落作战的中,有的美军部队中印第安人甚至超过半数。
  1864年谢尔曼兄弟分别率军主动讨伐印第安人,后来当上总统的美国内战英雄格兰特甚至扬言:“有必要灭绝全体印第安人部落。”美国政府拨款一亿美元,美军使用围剿印第安人主要食物――北美野牛――的方式,断绝印第安人食物来源迫使其投降。到1880年,北美野牛从原来的1300万头降至不足1000头,基本绝迹。此办法确实发挥了效力,失去食物的印第安部落纷纷放弃了抵抗。
  美军还大量吸纳印第安人加入军队,去与印第安部落作战。克鲁特印第安部落也参加美军围剿阿帕奇部落的战斗。苏族击毙的准将坎比成了美军阵亡的最高军官,到1890年美军与印第安部落共作战1067次。印第安部落同美国军队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90年12月29日的“伤膝河之战”。此战美军阵亡25人,印第安人战死150人。该战事结束后,印第安人结束了最后的战斗。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0/30

旧文章ID:20118

历史上,美国白人为何要屠杀印第安人?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来源:我们爱历史

  历史提问

  历史上,美国白人为何要屠杀印第安人?

  答:在美国近代“高速发展”的历史上,他们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自然是绕不开的一段历史。比如常把“自由”挂嘴边的好莱坞电影,就拿这段历史拍了一票儿“大片”,多是“西部英雄”痛打“印第安强盗”的给力故事。但天花乱坠的剧情背后,依然掩盖不住铁一样的事实:这是一场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可耻的侵略,极度残忍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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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现代人了解比较多的,大多是“发现新大陆”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忍杀戮。作为美洲大陆“后来者”的美国人,早期还曾有过与印第安部落和平共处的时光。初登美洲大陆的他们,得到过印第安人种种无私的帮助,甚至当时的印第安人,还被美国人称为“高贵的红种人”。可到了19世纪早期,羽翼丰满的美国人,也终于朝着“高贵的红种人”印第安人,毫无压力举起了枪。
  为什么要翻脸?当时的美国,版图和今天大不同:其主要控制区域集中在大西洋沿岸,东部和西部的广袤土地,好些都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可十九世纪起,美国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对土地的需求也极度狂热,瞧着印度安人居住的西部肥沃土地,就像狼见了肉一般淌口水。可地是人家的咋办?抢呗!
  于是,1812年时,还在打着“英美战争”的美国政府,就腾出手来张牙舞爪,大肆屠戮俄亥俄州以及密西西比东部的印第安部落。佐治亚州的民兵,还发明了“猎杀活人”的游戏,专门组织猎杀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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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825年,这种不定期的杀戮,又被美国的政府高层合法化:美国总统门罗在是年提交了“驱逐印第安人”的清单。五年以后杰克逊当选总统,又促成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驱逐法》,打着“法律武器”的旗号,到19世纪中叶前,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遭到了残忍杀戮和驱逐,“森密诺尔人”等印第安部落甚至遭到了种族灭绝。以《剑桥史》的形容说:美国东部“只剩下作为单个国家公民的印第安人”。
  简单一句话,就是东部印第安人悲惨的灭绝史。
  从19世纪起中叶,美国人又将贪婪的目光对准了广袤的西部。美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冠冕堂皇”的政策,煽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印第安人被美国舆论丑化成“接近魔鬼的特征”的强盗。“杀印第安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的几任总统更签署大量法令,鼓励美国人明火执仗,对印第安部落发起血腥打击。只要敢去印第安人的地盘上杀人抢地,土地金钱都等着你。大批的美国人,也就从此打了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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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单是从1862年至1892年,美国各路武装对印第安部落的进攻,就有一千次以上。谢尔曼,这位曾亲手制造“亚特兰大屠杀”事件的“名将”,更说出了另一句“名言”:反正他们(印第安人)都得杀掉,或作为穷光蛋的品种保留下来。
  但这类赤裸裸的杀戮,也激起了印第安人激烈的反抗。为了提高杀戮“效率”,美国政府也绞尽脑汁,使出各种损招。其中一个缺德招数,就是猎杀北美野牛。数量一度多达六千万头的北美野牛,是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衣食来源。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不惜血本,雇佣大批猎手杀戮野牛,疯狂的猎杀行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北美野牛的数量,已经锐减到34头,几乎处于灭绝状态。
  这种缺德操作,不止破坏了北美大地的生态系统,更令生产落后的印第安人,资源几乎到了枯竭的状态。由于缺少野牛肉和野牛皮,每年都有大批印第安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人,也难以为继,更别说抵抗美国人的野蛮侵略,他们只能咬牙含泪,接受美国政府另一个“人道”的政策:“保留地”政策。
  “保留地”政策,是美国政府屠戮印第安人的又一个损招:表面上看,是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印第安人“自愿”让出他们的家园,搬迁到美国政府为他们划拨的土地上。但事实上,这是在美国的高压与枪炮面前走投无路的印第安人,踏上的又一条眼泪之路:富饶的土地就这样被让了出来,划给印第安人的土地,却多是贫瘠不堪的烂地。迁移的过程里,各个印第安人部落就不停遭到袭击杀戮,大批青壮年死在路上。
  而在迁移到新土地后,这也不是灾难的结束,相反是又一场煎熬的开始。被安置在新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也将继续遭到美国白人移民的挤压和侵占,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则被美国政府设立栅栏,以方便监视。而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正如一位印第安头领的叹息:“我不想定居,当我们定居下来,我们就会变得苍白和死去。”
  于是,就在这一系列杀戮下,美国政府如愿以偿,获得了肥沃的土地与资源。而曾经人口接近千万的印第安人,仅仅一个世纪不到,在20世纪初时,人口竟只剩下了二十五万。这是一场以美国议会投票的方式发起,以美国国家力量执行的凶残杀戮行动。以《剑桥史》的叹息说,美国在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以“牺牲印第安人权力的高昂代价取得”。
  只是在今天,某些把“美国价值观”挂在嘴上,动辄就肆意抹黑他国,大放厥词秀下限的“美国精英”们,对于自己国家历史上的这一场“高昂代价”,却大多选择性失明。不过重温这段历史,也足以帮助今日国人,擦亮眼睛。

  参考资料:卢周来《傲慢的屠杀者》、孙江丽《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悲剧与西进运动》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0/10

旧文章ID:20117

王毅:美国已成全球最大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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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与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会面。王毅称,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11月23日报道,王毅说,美方出于政治目的,动用国家机器打压合法经营的中国企业并扣上种种“莫须有”罪名,是彻头彻尾的霸凌行径。他还指控,美国一些政客在全世界到处抹黑中国,却拿不出任何事实依据。
  王毅说,美国以国内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企图破坏中国“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他并强调,美国搞零和博弈没有出路,中美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
  另据香港《明报》11月24日报道,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日本名古屋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时,敦促二十国集团要带头弘扬多边主义,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报道,王毅表示,多边主义是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总开关”。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要带头弘扬多边主义。
  报道指出,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后,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日本媒体称,访问期间王毅将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共同举行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26

旧文章ID:20116

刘欣:我与美国主播翠西·里根“辩论”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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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欣  来源:全球传媒学刊

  刘欣: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

  摘 要:2019年5月CGTN主播刘欣在美国福克斯财经频道《翠西·里根黄金时间》上的露面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国际媒体事件,为刘欣个人以及中国国际电视台带来了创纪录的海内外关注。整个事件是被什么引发的?幕后的决策过程怎样?刘欣进行了怎样的准备?她自己最大的关切是什么,她又是如何回应的?在本篇文章中,刘欣回忆了一些关键时刻,帮助人们从内部窥探这一被认为中国数十年来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的里程碑事件。刘欣认为该事件的效果基于她20多年对外沟通的实践。不过一个关键的“策略”是做真实的自己。她相信诚意是她的强项,哪怕这意味着需要直面缺点。从外界的反响来看,刘欣的确给人留下了真诚的印象。对于努力引起关注和重视的中国发声者来说,这可以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刘欣;翠西;福克斯;辩论;中美“贸易战”;民间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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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30日我与美国福克斯财经频道(Fox Business Channel)主持人翠西·里根(Trish Regan)的一场电视辩论引起了海内外民众对CGTN及我本人的极高关注,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称为“一场不同寻常的奇观(an unusual spectacle)”,更有国内媒体人称之为中美建交以来的首次“主播外交”。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次“阅兵”,一次“赶考”,是对自己20余年对外传播实践经验的一次检验。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我为这次机会可以说准备了20多年,但当它突然降临时,其势头之迅猛,其机遇之宏大,其风险之莫测,令人后怕。令我欣慰的是,在众人支持下,我展示了自己真实的水平和面貌。
  1、一段短视频引发的“血案”
  这次事件源于我对翠西·里根今年5月初就中美“贸易战”发表的言论进行的一次批驳。翠西·里根是福克斯财经频道周一至周五晚《翠西·里根黄金时间》(Trish Regan Primetime)的主持人,她在一小时的节目中会就美国内政外交热点话题进行评论,并专访包括特朗普在内的重量级嘉宾。在那一期节目中,她为特朗普总统对华发起“贸易战”的政策进行强力辩护,认为再不作为就没有机会了,她还指责中国人每年从美国“偷走”数十亿美元。
  5月8日晚,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朋友将此段评论的视频通过微信转给我,并附言:“期待你强力反击。”偶然背后总有必然。从2017年年底开始,我制作了一个微视频评论系列《点到为止》(Getting to the Point),就热点事件发表三五分钟的视频评论,专门在海内外社交媒体投放。这样的评论怎么做,并没有先例,我尝试过各种方式,发现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针对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不实信息或者违反职业道德的做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批驳。我制作的一条关于BBC驻华记者在中共十九大会场外制造新闻的视频评论就曾点燃国内社交媒体,并因此引发了海外媒体的一定关注。这坚定了我沿着同一方向继续挖掘的信心。这位朋友在看到翠西的视频之后第一时间转发给我,也是因为我在“国际舆论打假”方面作出的努力。
  收到这份素材,我却感觉时机尚不成熟,没有立即处理,不过形势的发展很快创造了合适的时机。5月11日,中美第十一轮贸易磋商无果而终,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国民众对美方做法十分不满,而国际舆论场上依然缺乏中国声音,我决定制作一篇《点到为止》视频评论,当时曾经考虑过其他切入点,但翠西那咄咄逼人的语调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决定跟随自己的感觉,就此下笔。5月20日,初稿成型。由于中美关系正值高度敏感期,我在团队的协助下七易其稿,终于在21日下午定稿并录制成题为《中国不会接受不平等协议》(China Won’t Accept Unequal Trade Deal)的视频(CGTN,2019),时长4分49秒,并于5月22日上午(美东时间5月21日晚间)通过CGTN、栏目和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对海内外发布。
  2、是什么触动了翠西的神经?
  这篇稿件作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如何能够触动翠西的神经,值得回味。我批判了翠西在节目中针对中国的“经济好战”言论、对中国人侮辱性的指责和对论据的扭曲引用,同时也批判了美国政府在贸易磋商过程中居高临下、极限施压、出尔反尔,甚至要求中国接受不平等条款的做法。我还揭批了福克斯频道为特朗普政策代言,靠煽情而不是事实来引导民意的做法。针对翠西本人,我没有客气——我说,她如此坚信“美国受害论”,如此“义愤填膺”,她的眼睛“仿佛在喷火”;她的言语充满“情绪和指责”,“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支撑。鉴于她歪曲引用论据的做法,我建议她“也许需要一个更好的调研团队”。
  从常理来看,针对她个人的一些评价有些越界。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看过视频之后说,虽然他赞同我整体的观点,但是如果对方在节目里提到“眼睛喷火”这个细节,我应该立即道歉。我意识到自己的评论有一定的“辣味”,不过,也正是这样的说法打中了她,激怒了她。在政论中,针对言论的批判和针对个人的批判之间的界限很难拿捏,说到哪一步才是恰到好处?当她发表了侮辱中国人的言论时,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有没有权利做出以牙还牙的回应?如果我只是中规中矩地表示抗议和不满,是否能够赢得关注更别提尊重?在网络时代呼唤个性化内容的大前提下,政论怎样才能触动广大网友的心弦,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又不过度煽情?在中外话语权、话语力失衡的状态下,我方能否“剑走偏锋”?见仁见智。当然,针对个人的批判点到为止,否则就真的是一场“互相诋毁的游戏”了。
  3、“约!但要有把握赢!”
  视频发出去,我静观效果,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的评论可能会在国内引起不小反响,但是在国际社媒平台上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并没有过高预期。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一篇代表中国声音的评论石沉大海是常态,引起涟漪是惊喜,掀起惊涛骇浪的概率微乎其微!
  这一次,我显然错了。翠西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该视频并在第二天(美东时间5月22日晚间)的节目中花了11分钟的篇幅进行回应。节目的标题之一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对翠西进行人身攻击”(China State TV Targets Trish),翠西还把我描绘成只会念稿的机器。我很快注意到了她的回应,但以为她会就此打住。
  没想到的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5月24日上午8点12分),她在推特上隔空喊话,对“中国国家电视台”发出挑战,让我来定时间和地点,与她进行一场辩论(Hey #China State TV-let’s have an HONEST debate on #trade. You accuse me of being “emotional” and not knowing my facts-wrong! You name the time and place, and I’ll be there! #Trish Regan)。一时间,推特空间开始兴奋,“球”到了我这边,我敢不敢、会不会应辩成了网友猜测的焦点。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方为了公开羞辱我发出的一次挑衅,他们认为我要么不敢应战,要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输得很惨,我要抓住机会和她进行一番较量,二十年的对外传播耕耘,等待的就是这一刻。我立即加评论推转了翠西的推文:我听到你了,会很快回复你。不过,如果你准备玩互相诋毁的游戏,我不奉陪(I hear you. Will get back to you very soon. But I don’t want to play any mud throwing game, if that’s what you prepare to do)。紧接着,我在微信上向CGTN领导请示:“对方约架了,应嘛?”领导秒回:“约!但要有把握赢!”(对我来说,这个答案就一个字——“约”!)我和领导立即开始商讨具体参与方式。我的建议是通过卫星直播连线参与她的节目。一个小时内,领导回复认可这一方案,同时建议新媒体同步直播。CGTN领导层的决策也受到台领导的秒回认可。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传播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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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和翠西进
行电视辩论

  我的这条回复迅速点燃推特网,并且开始倒灌微博。几小时之内,“福克斯女主播被央视指情绪化后约辩”的话题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晚8点13分,我正式在推特上回复翠西:嗨@翠西·里根,如果你真想来一场关于贸易的开诚布公的辩论,让我们周一晚间在你的直播节目——你的主场——上进行吧。我的名字不是中国国家电视台,而是刘欣,请尽管叫我欣。如果你愿意,我们周一晚见!(Hi @Trish_Regan, if you do mean an HONEST debate on #trade, let’s do it Monday evening live on your show-on your turf. My name is not #China State TV. It’s LIU Xin and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me Xin. See you Monday evening your time, if you will.)
  翠西很快回复说,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她已有其他安排,建议将辩论时间定在周四5月29日晚间(北京时间5月30日早上)。她问我是否能够去纽约她的演播室里参与节目。由于时间紧迫,我方建议我在北京通过卫星连线方式参与。接下来的一周可以说是CGTN成立以来最忙碌的一周,也是我个人经历中最难熬也最难忘的一周,似乎整个电视台甚至中国人的声誉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有朋友说,敢于应战已经胜了,可我知道,如果我表现不好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不管外界对我有多大关注,我的心中却有一种异常的平静:这是一场正义之辩,我有二十多年的对外交流经历,还有那么多中外朋友支撑着我,我可以做到。
  4、在客厅里对美国普通民众说话
  斗争精神要有,但要赢得斗争需要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术层面我积极准备着对方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在战略方面则借用了市场营销心理学的概念,将电视观众和新媒体用户想成“客户”,定下目标效果,然后从“客户”心理和需求出发,倒推传播策略。
  福克斯电视台是美国保守力量的舆论阵地,观众包括很多中西部蓝领阶层。总体来说,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比较简单直接,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左右;他们反感左派的精英话语,不过分注重价值观差异;他们对中国官方机构带有偏见,对中国贸易政策充满怨言,但对中国民众没有天生敌意,甚至可能是友好的;对来自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我一无所知却带有成见。我的脑海中,这次辩论是我在他们客厅里与翠西进行的一次对话,他们才是我真正的听众:当他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陷在沙发里,跷起脚,手里可能拿着一听可乐和一个汉堡。他们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女性形象呢?
  我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展示我作为中国媒体人的普通人形象,发出个性声音。从目标来说,鉴于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官方媒体和媒体人一直以负面评价为主,我认为辩论结束后在外媒和海外社媒上能对我毁誉参半、中性报道就达到目的了,如果他们能够多一些正面评价当然更好!
  基于这样的目标和形势,我的总体定位是——充分展现诚意和沟通意愿,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表达观点,还原中国“国家电视台”主持人的普通人形象(to humanize)。“辩论”这个词在我的脑海中逐渐转变成“对话”,在具体表达方式上,我的定位也随之清晰:不咄咄逼人;不喊口号、讲大道理,而用事实来说话;不被对方激怒,始终保持镇定;不抬高音量;不用太多手势,等等。最关键的是,这是一场电视节目,观众会用眼和心来“评判”我这位中国女主持人给他们带来的感受。在表达立场、说明事实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友善、自信和诚意能够给他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在造型上,我也接受专家的建议,放弃了自己惯用的红色,而选择不带任何政治寓意、百看不厌的蒂芬妮蓝(Tiffany blue);为避免年龄感,我只施淡妆,衬托自己自然、真实的风格;在配饰上,我权衡珍珠和碧玉之后选用了低调的玉质耳环和吊坠,凸显中国式的品位,以改变海外民众对“共产党员”的刻板印象。首饰的挑选甚至成了一个亮点,增加了人们对整个对话事件的回味:多年对外传播的经历告诉我,海外受众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崇敬心理,如果能恰当地引入这样的细节总能引起更多的兴趣和较好的效果。我在选择玉饰时也埋了一个小“梗”:中国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说法,在中美“贸易战”中比较形象地概括了中方立场,也是很多中国民众的期待。我在对话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点破了这层意思。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国内网民的关注,也被福克斯频道的记者注意到,还就此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是辩论中“大家都错过的最令人震惊的部分”(the most stunning part of the debate that everyone missed)。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5、我只会做自己
  这次辩论的主旨是“关于贸易开诚布公的辩论”,但是如何理解“开诚布公”,怎样做到“开诚布公”并没有标准答案。我认为,在美国民众对中国不理解的情况下,我以嘉宾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一定不能回避问题或者狡辩,而要直面质疑,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在准备辩论的那一周里,我对自己进行了多次“模拟考试”。反观自己的表现,我并不满意——虽然我听上去很强势,但并非真实的我。从小到大,我在演讲中一直是从感性的个人视角来交心,而不是靠雄辩来征服。在这次辩论中我怎能抛弃自己,去做别人?
  在和翠西的邮件交流中,我也充分信任她,没有设定参与条件和规则,把整个辩论的控制权交到她的手上。所幸,她在节目中比较克制,与她在过往节目中对中国人的敌意和傲慢大相径庭。也许是我对她的诚意起一些作用吧。
  在回答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时,我表示不否认中国企业有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情况,但这是各国企业都存在的问题,美国企业之间就经常因为知识产权争端对簿公堂。这段回答是整个对话中比较有争议的一段。它的第一句不幸被对方断章取义,成了中国企业“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佐证”。回想起来,这句话的表述的确可以更加紧凑,我甚至可以提前警示对方不要把我的话断章取义,但从实际效果来说,承认问题的存在却为我赢得了公信力加分。在后来的节目中,翠西曾将这段同期拿出来,对中国企业进行批判,但对我不否认事实的胆量表示赞赏。如果我一味回避或者抵赖,会强化观众心中对中方的成见,对树立中国媒体人的海外形象有害无益,中国企业在海外存在违规现象也是事实。这个态度并不是到翠西的节目里去作秀,在日常栏目中,我们对中国国内面临的挑战不乏讨论,嘉宾观点也相对多元。中国不断强调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我们接受批评、刀刃向内的心胸之门也不能关上。要想赢得海内外民众的心与脑,诚实是最基本的要求,接受批判、勇于改进是自信的体现。
  中国有句古语:相由心生。我在和翠西辩论中显露出来的优点和弱点都是日常积累的结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装出来的。在准备期间,很多人给我提供了各种经验和窍门,我几乎都浏览了一遍,但是在汲取过程中遵循一个原则:我要做我自己,适合自己的事情就做,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坚决不做。等一切都想到、都想清楚,到了现场就把自己交给那个时刻吧,不用考虑太多。
  这次对话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在很多人心中都留下了值得回味的记忆。我和翠西·里根在线上线下互动过程中,从对抗转为对话,传递了友好,展现了诚意,多少缓和了两国民众之间的紧张情绪,起到了民间外交的作用,探索了对外传播的新思路,同时加深了CGTN和中国媒体人的海外认知度。领导和团队的支持以及长期斗争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感谢翠西无意间为CGTN和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并且没有滥用她对这次辩论的主导地位,同时我也感觉这次对话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怎样更好地开展国际话语权斗争,更加善于斗争,以赢得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任重道远。这次传播事件不太可能被复制,但是为我树立了信心——只要我们用心去说、去做,中国的声音就会有人听到,就会有人听懂。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年轻的“刘欣”在国际主流媒体上代表中国发声,展示中国最新的形象,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3期。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26

旧文章ID:20115

越洋聊天:美国第四次“应对危机”绝非儿戏

作者:一壶茶一闲人  来源:人民网强国社区

  近日,老夫与一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华裔委员作了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语音聊天(请允许我为其个人信息保密,以下简称“美委员”),是对方主动发起的,说明话题的紧迫与重要。
  美委员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而焦虑: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堪比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和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的情况,整个美国朝野处在一片震惊、恐惧和蠢蠢欲动的情绪之中,形成了“一致对敌”的举国意志,并决定采取最严厉措施实施报复,置敌人于死地。其打击形式,对日本是以投放原子弹为标志的“热战”,对前苏联是以“和平演变”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其结果世界有目共睹,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直接导致1991年苏联解体。而这次对中国,则是全面遏制的“全方位立体打击”,绝对不是一场贸易战那么简单,其结果如何,历史会给出答案……
  老夫开始感到十分震惊,太可怕了!但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因为我注意到最近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因此感觉这位美委员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我说:近日中美不是重启贸易磋商了吗?网上都说这是美国在向中国求和,这是特朗普扛不住了,这是中国打败美国的先兆……
  大错特错了!美委员说,千万不要被这种暂时的表面现象所欺骗,中美对抗摆上桌面以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为标志,上升到战略层面。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上下一致、全民一致,国会通过任何反华法案都是全票通过,没有一丝反对的杂音,这是历史以来没有见过的……
  我说: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很坏,但是等下一届选举把他赶下台就好了,或者最多让他干8年……
  大错特错!美委员十分肯定地说,美国的战略决策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意志所左右,任何缓和都是表象的、暂时的和策略性的,或者说是欺骗性的,即使特朗普下台,其他后续总统照样会搞你。正如中国国歌里唱到的,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老夫先生,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给敲敲警钟,不能麻痹大意,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美委员问我有没有注意到2019年3月25日美国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一天,美国成立了“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没有听说,因为没有见到国内媒体报道,估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我问这个委员会是个什么东东。
  美委员说:这么大一件事,居然国人还不知晓,太可怕了!这个委员会作为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组织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遏制中国崛起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美国历史上这种“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过3次,第一次是1950年,防止共产主义国家继续扩张,结果成功了;第二次是1976年,目的是搞垮苏联,也成功了;第三次是2004年,应对全球反恐战争,到现在也基本成功了;现在是第四次,直接针对中国,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推翻中国政权,彻底遏制中国崛起,保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
  美委员介绍,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一个美国的右翼民间团体,其实大有来头,其成员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芬·班农,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等40多名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智库成员,都是极端保守派、对华强硬派重量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美国“影子内阁”的角色,具有左右政策走向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班农曾被美国《时代》周刊形容为特朗普胜选背后的“伟大操控者”。
  值得注意的是,1981 年上台的里根政府,起用过33 名“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担任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驻联合国大使、助理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海军部长等要职,而且里根本人1979 年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扮演了1991年苏联解体“终结者”的角色。谁能保证未来的美国政府不会启用这一届“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员呢?
  美委员告诉老夫,这一届委员会成立之后表现非常活跃,成立大会上有20人上台发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委员会在美国各地举行了十几场活动,可谓“广泛发动群众”。《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这些对华“鹰派”毫不含糊地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建国以来所面对的最严重的生存威胁”,断言美国正与中华文明陷入“生死存亡斗争”,他们强调:“大敌当前,而美国还在梦游”,“美国人该警醒了!”“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宗教上,还是战略上,中国都是美国的对立面,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且只可能会越来越激烈”,“过去几十年,中国其实已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向美国发起进攻,而美国在浑然不觉中一直处于劣势,现在必须警醒和全面反抗”,“必须就战胜威胁所需的政策和优先事项达成新共识”,“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防务、经济和政治等措施应对中国现存威胁”……
  美委员特别提到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正如中国政府谴责的,该法案罔顾事实、混淆是非、违反公理,玩弄双重标准,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你以为美国政府不知道?他们清楚得很,而且公开承认:“的确有不少美国领事馆人员负责策划在香港推动民主运动”,美国政府向港独分子“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资金”……他们就是要搞得你不得安宁。
  还有,你可能听到过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到处造谣,抹黑中国,污蔑中国的“一带一路”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套上债务陷阱;污蔑华为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煽动盟国不要跟华为做生意……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是造谣惑众、陷害栽赃?他们清楚得很,他们就是要破坏你的国家形象。
  还有,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你以为美国政府不知道那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们清楚得很,他们就是要搞得你四分五裂。
  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顾问白邦瑞说得很直白:针对中国推动颜色革命,将中国拉入混乱,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国策!总之,为了达成遏制中国崛起的总目标,美国政府的行动准则就是:全面打压,无孔不入,不择手段,无须理由。
  老夫讨教对策,美委员道出了心底里的“五个担忧”:
  第一个担忧:如果心存侥幸,那会死得很惨。美委员说,目前中国国内心存侥幸的人大有人在,有那么一批GP学者把中美关系定位于“夫妻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时至今日仍然期待人家“回心转意”。更可笑的是,人家早已从国家战略层面、从全方位全领域、以全民意志和举国之力向你“全面开战”,而我们国内仍然停留在“贸易摩擦”的认知层面,等于已经剑悬头上,你还当“逗你玩”!也不看看美国是个什么货色,这个强盗坐上世界霸主开始,被美国假象蒙蔽的,没一个有好下场!前苏联心存侥幸,听信美国人的鬼话——“你把军备削减了,我给你经济支援”,结果直接导致了解体;然后俄罗斯在改革中又轻信美国的私有化政策,把国企拆分成卢布证券分给国民,结果卢布被美国做空,俄罗斯一夜间被洗劫28万亿美元……这些血淋漓的教训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吗?
  美委员看过老夫的文章《美国人六亲不认 唯利是图》(2018年4月23日人民网原创首发),认为写得很到位,揭露了美国人的真实本性——是一种禽兽的弱肉强食的本性。他们不认祖宗,背叛母国——英国,实现独立;他们不认恩人,对真诚给予过他们帮助的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他们不认盟友,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直接导致日本十年经济大萧条……所以,中国对美国必须彻底丢掉幻想,直面现实。
  第二个担忧:低估美国人的爱国热情。美委员说:有些人以为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移民国家,是一盘散沙,各自为了个人利益会“互相残杀”,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美国人不傻,他们在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态度出奇的一致,会自觉承担起“拯救美利坚”的责任。老夫先生应该看到过美国国会关于制裁中兴、华为听证会的视频,美国两大政党代表、警界、军界、商界100多名议员,“没有扯皮,没有妥协,全票通过,竭力支持”。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想必老夫也知道,他于2019年9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索罗斯称: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非常正确,美国对华为的封杀更不能解除,还呼吁国会立法,限制特朗普可能会为了大选选情而将对华为的限制“交易”出去。
  美委员告诉老夫,很多美国企业,宁愿自身利益受损,也义无反顾地服从国家利益。比如波士顿旗下的威瑞森通讯,曾经一年从中国中兴在美业务获得300亿美元的利润,可是不仅第一时间宣布划清与中兴的界限,更是配合美国商务部调查,亲手将中兴送入了美国商务部贸易黑名单!再比如摩根财团旗下的AT&T,依靠与中国电信“联姻”而获取先进网络通信技术,才勉强保住了1605亿美元的国内市场。然而,就是对于这样的“救命恩人”,他们却撺掇18名国会议员联名制裁中国电信在美承包商——华为,在第一时间选择“终止一切与华为的合作”。
  第三个担忧:低估对手,高估自身,盲目乐观,麻痹大意。美委员说他听到过不少这方面的笑话,最典型的就是“厉害了我的国”,瞎吹牛,一个人怕就怕没有自知之明,一个国家更是这样。瞎吹牛害死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坚定遏制中国的决心、加大制裁力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原来中国这么“厉害”!再不下手,更待何时!有些美国人甚至指责联邦政府“早干什么去了”!老夫追问中美实力差距究竟有多大?美委员说:十万八千里!美国的美元、科技、军事三大霸主地位至少50年内无法撼动!
  第四个担忧:一小撮人因为“在美利益”出卖国家利益。美委员称赞老夫发表在昆仑策上的文章《肖志夫:“美国国策”隐藏惊天阴谋》(2019年8月13日)写得有深度,其中对策“第三,坚持反奸锄奸”一针见血:“谨防堡垒从内部攻破!”“有时候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正面交锋的敌人,而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有些人确实存在现实的“在美利益”,有的老婆孩子已经在那边了,有的早就谋划着去那边安享晚年,有人“在美国散步惊见原部委领导”……“你想象不到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为美国工作”,要不人家美国官员那么有底气地公开宣称:扳倒中国指望“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所以,我们要对那些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死心塌地充当美帝走狗、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家伙,发现一个抓一个,防止一手好牌被少数人打砸了。
  第五个担忧:丢掉制胜法宝。中国对付美国的制胜法宝是什么?美委员十分肯定地说: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美国虽然强大,本性凶残,但是欺软怕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打得美国佬没脾气。毛老人家说过一句经典名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如果中国人民发扬“上甘岭”敢打必胜、不怕牺牲的精神,针锋相对,誓不退缩,美国第四次“应对危险”战略必败无疑!

来源时间:2019/12/1   发布时间: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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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特朗普的政策很混乱,他将会影响我们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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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焱  来源:《财经》杂志

  在8月30日见到黄亚生前,他的公众号文章刚更新不久,黄亚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议价能力,或者说是谈判筹码在增强。有可能中国最大的筹码是和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改善国内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他一直认为只要有一个法治的、中性的投资环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作为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任教多年的华人教授,黄亚生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第一手的了解和观察,他注重实证数据分析,思考也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
  见到黄亚生时,特朗普已经在任三年。黄亚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在国内层面,特朗普自竞选起长期的针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极端言论煽动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和种族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躁动,为国内社会的安全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在国际层面,特朗普一再搅乱国际现有的秩序和多边机制,埋下可能爆发动乱的不稳定因素。
  无论是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政令,美国社会近来出现了全方位的反弹,但黄亚生指出,这是守势不是攻势。特朗普对中美关系以及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会持续二三十年。

  选择偏差与反弹
  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以及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
  《财经》:中美竞争对中国学生和华裔学者带来了冲击,在波士顿这边感觉反应大吗?
  黄亚生:反应很大。主要是研究型的学者受冲击,美国出了几次华人教授被解雇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生物医学领域,因为最先开始搞调查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但我相信马上会扩大到材料学等更多更广的领域。
  《财经》:华裔学者首当其冲,背后是大环境的问题,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
  黄亚生:这类事情的发生与中美关系交恶有关。我不了解那些学者的具体情况。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性,中国人有的时候,对程序性的东西不是特别重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现在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一起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这也许是因为现在调查还没扩展。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个人行为的问题。
  大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需要更复杂的讨论。中美关系交恶是一个触发点,而美国学术机构的人员参与到中国的人才计划中,是否要面临那些惩罚则需要探讨。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批评中国的声音从来就没停过,只不过是我们有选择性地听取,比如更多的是那些华尔街的中国看法。
  《财经》:所以说不是完全而突然的变化。
  黄亚生: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并不认同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如贸易战,但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以及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
  《财经》:就是说美国关于中国的各种争论非常激烈。各种声音都有,但我们只听到好的一面。
  黄亚生: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那些不满意的人也就消失了。我经常同美国政府接触,包括给奥巴马和美国国务院做一些情况简介。更早的时候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去国会向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游说,美国要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克林顿上台给中国以永久性的最惠国待遇,不用每年讨论了。2000年中国入世。
  这段历史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所有讨论的根基,不是说同中国进行贸易来买到便宜货,靠企业安排全球的供应链。最根本的是用接触战略的理论,后面有很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根基。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中国存在经济至上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市场可以搞定一切。
  《财经》: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中美“脱钩”(decoupling)的争论。
  黄亚生:中美经济脱钩对美国科技界影响很大。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以美国高通公司和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今天的华为非常重视科技研究与合作。高通则是美国企业中唯一有能力可能做5G的企业,该业务板块与华为是竞争关系,但高通的大客户恰恰也是华为。2018年高通是华为在美国第三大供应商。因此,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可以和华为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也就意味着高通不可以参与任何有关5G发展的过程和标准的制定,这将打击高通自己开发5G的能力。
  另外,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过去几十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实际都在缩水。在联邦经费总额未增加的前提下,美科研开支结构日益单一,科研经费分配不均。经费多集中于生物医药领域和几个单独的领域,其他领域的科研经费受到挤压。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同中国竞争,甚至采取中国的这种模式,而不是去限制中国。
  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但又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而投资就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所以美国的政策是打自己的嘴巴。特朗普的政策很混乱。
  《财经》:特朗普上任后对全球化、对美国等等带来了很多损害,以后能修补回来吗?
  黄亚生:我认为可以修补,美国两党虽然对华一致的程度比较高,但对特朗普执行对华政策的方式方法并不认同,所以近来出现了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全方位反弹。但它是守势不是攻势。
  《财经》:出现反弹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黄亚生:这与特朗普胡来有关。即使支持对中国强硬的也不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出尔反尔,不断加码。贸易战只是一个次优的方式,应该有其他的方式;另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是美国主流不赞同的。
  竞争的常态
  中美就是竞争关系。在国际关系里,竞争有贬义色彩,但在经济学领域,竞争是好事
  《财经》:特朗普明年可能被选下去吗?
  黄亚生:可能性很大。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为总统的几率很高。但即使民主党上台中美也不大可能恢复到以前。在我看来,中美就是竞争关系。在国际关系里,竞争有贬义色彩,但在经济学领域,竞争是好事。中国过去围绕竞争用的词都是模棱两可的,中美在本质上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
  《财经》:你所说的竞争是指什么?
  黄亚生:竞争包括思想上的竞争、经济上的竞争,这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政治上的竞争,战略的竞争,但军事方面的竞争比较复杂,它是1和0的博弈,不是双赢。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达成有序的方案比较难。中美关系,跟美苏关系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多个维度的,中美在军事战略方面如果是敌我关系,在其他方面则是竞争关系,平衡怎么掌握?操作起来更复杂。
  《财经》:就是说中美在历史上没有可以完全对应的经验可谈。
  黄亚生:美苏之间是军事和战略的竞争;美日之间没有军事方面的竞争,有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竞争,但总的战略两国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国这个个案比较复杂。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需要领导人有素质、资质和认知水平,现任特朗普政府是无法智慧地面对和解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财经》:所以中美是无解的?
  黄亚生:中美两国政策目标设定的期望值应该低一点,只要中美两国不出大事就行。冷战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90年代初的和平时期,有四十几年的和平,中美能维持40多年的和平也行,就怕连冷战的程度都达不到。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有很多前任美国政府高官出席的会议,我提了一个问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否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冷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冷战中美苏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我们可不可以去想象中美将来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美国人开始提对中国冷战,那不能只提倡冷战的一个方面,其实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财经》:这涉及到台湾怎么办?
  黄亚生:台湾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承认现状,不改变现状。在我看来能有40年的和平发展,有全球化、有中国的中产阶级,那中国以后的发展都不是问题。
  《财经》:你提到全球化,现在经济全球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黄亚生:与特朗普谈全球化是对牛弹琴,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是说下一届假设美国选上来一个比较理智的总统。我希望通过这一轮与美国比较复杂的交往,中国看问题能稍微复杂一点。
  《财经》:全球供应链相互连接,形成了紧密的纽带,但贸易紧张局势使全球供应链受到打击、发生转移。
  黄亚生:全球供应链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开始发生转移,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导致的。中国企业成本在上升,国内报道称之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不准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件百分百的坏事。经济都有两面性,这边是成本那边就是收入,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没有形成消费力的增加。所以中国既抱怨劳动力成本低,又抱怨消费不足——因为中间那部分被政府拿走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财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到,我们的消费当中存在不少梗阻点和障碍,应该去解决。
  黄亚生:中国的劳工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未形成购买力。对企业来讲,雇工人的成本上升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上升进行消化。美国的福特公司就主动给工人提高工资,它就认识到经济学中的循环流动模型(circular-flow model),金钱和商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是流动的。
  所以问题发生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却未带来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情况使全球供应链的安排受到影响,在特朗普上台后,又加上了贸易战的冲击,加速了供应链的转移。
  《财经》: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TPP在政治上复活的可能性也不大。
  黄亚生:奥巴马推行TPP可以说50%对、50%错。对的地方就是承诺削减关税、推行自由与开放的贸易与投资;错的地方是奥巴马应把这扇门向中国敞开。比如TPP的劳工标准,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达标的,越南其实并不达标,但越南在TPP名单上,中国不在。
  《财经》:越南被视为是TPP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
  黄亚生:对。奥巴马政府做错的另一件事是围绕亚洲开发银行美国的态度。美国政治上有种说法叫做尼克松访问中国现象。尼克松是铁杆反共人士,只有他才能跟中国修补关系。TPP很可能只有左派才能把这事给做起来。
  《财经》:所以说2020年假设民主党上台,也基本会延续现在的对华政策。
  黄亚生:是的,整体来说民主党还能听学术界的声音,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但中美也不会回到克林顿时代。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财经》:中国现在经济走下坡路,是不是中国应对美国的空间也因而缩小了?
  黄亚生:贸易战本身不是中国造成的,贸易战为中国带来了经济成本,成本这么大却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不足,提高了运营成本,劳工成本上升没有造成购买力的上升,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来就不应该如此依赖美国市场,这是要反思的。
  《财经》:最近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在中国大陆的首家门店在上海开业首日挤爆被迫停业。
  黄亚生:如果Costco被挤爆,肯定说明其他商店的东西卖不出去。从马云的光棍节到这个挤爆被迫停业的仓储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费降级的体现。
  我们做学术的人不能只听故事,要看整体数据——整体数据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下降。7月份时我在北京国贸附近住了一个月,那商店一个人都没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消费降级。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经济的出路是什么?
  黄亚生:中国经济的出路包括高科技的发展,比如华为、5G,还有就是中国创业。中国要想清楚,最重要的是基本面的东西。其实这说来说去都是老话题了:企业环境、产权、市场发展、政府的作用,这和20年30年前讨论的题目一模一样。中国发展的整体态势条件很好——中国人聪明、刻苦,受教育程度也高,而全世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才。
  什么是人才?在东莞打工那些女工都是人才。她们敬业刻苦,无所要求,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些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特朗普的遗产
  特朗普这三年让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终是人治。它所说的法治只是修了一个栅栏,栅栏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和问题,最终这个人治决定栅栏可以有多大。他把种族主义调动起来,这可能是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面临的大问题
  《财经》:美国被认为自身的修复能力特别强,怎么比较特朗普的破坏力和美国的修复能力?
  黄亚生:我认为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就美国的体制来说,体制对特朗普的反弹很大,国会对他进行调查,特别检察官对他的“通俄”问题调查已结束。确实,纵观美国体制,从来没有类似的经历,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在大的边界限定的条件下,但特朗普完全不同。比如特朗普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美国又不是计划经济,怎么命令?
  《财经》:后来白宫说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法案针对的目标是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构成非比寻常且十分严重威胁的”存在,历史上从未有美国总统在处理商业纠纷时动用该法律,更不用说是为了要与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切断贸易关系。
  黄亚生:我们讲法治和人治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个对立关系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因为法治说到底也是人。美国的宪法就几张纸,最终还是人去执行。民主制度可以很强大,也可以很脆弱。比如法律限制的可能性是一个圆,但他个人的限制可能比这个圆还大。比如特朗普因为没有对自己的个人限制,在某种程度来说他没有在违法,无论是命令美国在华企业撤离,还是大赦他自己——美国没有法律说总统不能大赦自己,但这在以前是人想都想不到的。特朗普这三年让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终是人治。它所说的法治只是修了一个栅栏,栅栏里还有很多的事情和问题,最终这个人治决定栅栏可以有多大。当然他们的人治和中国讲的人治是不一样的。
  《财经》:特朗普的出现对美国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
  黄亚生:有好的方面,当然不好的方面很多了。如果特朗普只任期四年,这个体制还能够存活下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财经》:如果特朗普连任做八年总统呢?
  黄亚生:八年就难讲了。特朗普很大的破坏是在全球变暖这个全球最大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回转,现在等于四年关键的时间浪费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另外他把种族主义调动起来,这可能是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面临的大问题。
  很多种族问题是被人为地挑起来的。在非洲一些种族间的冲突是政治家挑起来的,比如卢旺达。
  《财经》:卢旺达大屠杀?
  黄亚生: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最开始和平相处,后来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政客把种族之间的不和挑动起来,就很难收回去。如果美国控枪不力,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暴乱事件。美国种族间的问题这三年在抬头,这是有数据支持的。
  民主党上台情况可能更坏,它会引起这些种族主义分子的反弹,现在他们觉得政府的人是他们的人,可以斗胆去做一些事,不是他们的人就变成对他们的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与美国有这么多枪却没发生政变的道理是一样的:美国的暴力都是非政治性的,不针对政府、不针对军队,而是相互之间的,自我消化,这种现象我估计在美国今后二三十年都会持续。
  《财经》:还有一个问题是,特朗普把本已分化的美国社会带到更严重的分化之中。
  黄亚生:对,他带来的长久影响是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分化,不是受教育高和受教育低的精英社会的问题。特朗普在破坏精英体制,但民主党上台以后就会改观。
  《财经》:美国价值观的分裂体现在网上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讨论上。
  黄亚生:对,这就是互联网现象。互联网的任何话题讨论都是这样的。最初搞互联网的人认为互联网会带来理性,结果现在证明完全相反,它把人最不理性的东西都带了出来。特朗普的崛起可能会加重这种现象,他的当选本身与此相关。
  也许互联网的诞生、社交媒体诞生后的各种怪现象是真正代表人性的。所谓启蒙是对极少数人的。过去只有少数能写书、写文章发表的人,才有发言权,现在非理性的人也有了发言权,这就还原了人类更真实的描述,而不是启蒙思维。而一个撕裂的社会的定义就是,观点大于事实。

来源时间:2019/11/29   发布时间: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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