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ingling Wei / Eva Dou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据知情人士称，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已邀请美国谈判代表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磋商。美国和中国正在设法达成一项有限的协议，以帮助缓和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形势。
上述知情人士称，刘鹤在上周晚些时候的通话中邀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在北京举行会议。刘鹤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华盛顿之间贸易谈判的关键人物。据这些知情人士称，美国谈判代表已表示愿意进行面对面会谈，但除非中国明确表示会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和农产品采购方面做出承诺，否则他们将不愿跨越太平洋来中国进行磋商。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周四称，中美双方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中国官员希望在下周四感恩节假期前进行面对面磋商，但美方还没有确定日期。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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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缪晓娟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美国波士顿11月18日电 题：以“小球”智慧 行大国之交——哈佛“中国通”谈中美关系
主张对华强硬不是“共识”
今年7月，在美国的上百名专家学者及政商界人士发表了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此信发表后，不断有知名人士继续签名以示支持，新增名单上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
公开信说，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试图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将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声誉，也会损害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美国不可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大幅减缓中国发展的步伐;对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恐惧被夸大了。
参与执笔的傅高义说，这封信没有得到白宫的任何回复，但签名数量翻了一倍，实为更有力的回复。在他看来，当前华盛顿一些政客对中国知之甚少，既不关心事实细节，也不愿意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89岁的傅高义自1961年开始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每年至少去中国一次，退休后倾注十年心血完成《邓小平时代》一书，深入了解并时刻关注中国。在他看来，“华盛顿宣扬的是，美国已有一种共识，即应当对中国更强硬。但这封公开信却表明，所谓的共识并不存在”。
“我们很多人依然认为，应当与中国和睦相处，并想方设法与中国合作，”傅高义说，“试图切断中美之间联系的一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若与中国经济脱钩，西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并不会追随美国。
9月20日，在北京王府井苹果专卖店，工作人员为顾客介绍最新上市的苹果手机。当日，新一代iPhone 11系列苹果手机、Apple Watch Series 5智能手表等产品在中国上市销售。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9月下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提到，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9月在纽约演讲时说，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也无意在国际舞台上玩什么“权力的游戏”。
中美之间始终同大于异
傅高义说：“中国经历了巨大发展变化，还将继续经历巨大的发展变化。”
短短70年里，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引擎、创新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如今的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人购买了大量的智能手机、品牌服装和新款汽车;中国电影屏幕总数已超过美国，2018年也是全球票房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连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近1.5亿人次……
事实上，就在10月，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此后，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多次通话，保持密切交流。
中美关系未来依然乐观
傅高义说，当前形势下人文交流尤为重要，所有希望美国与中国交好的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改善中美关系。
目前中国已是美国国际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国，2017至2018年度，共有超过36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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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韫明 来源：环球时报
“过去40多年，中国与美国的接触和对美认识呈井喷状态……而直到最近，美国对了解中国都兴趣缺缺。”美国知名中国事务观察家彼得·沃克(中文名吴子)这样谈论中美相互认知的不均衡状况。彼得·沃克是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荣休高级合伙人，也是推动美国各界了解中国的华美协进社董事会成员。过去这些年，彼得·沃克与中国官方及商界来往频密，而对中国的特别关注，促使他十几年来定期访华多达八九十次。正是根据自己几十年来对中美文化的研究和理解，他于近期推出新书《强大、不同、平等：克服中美间的差异与误解》。就当下中美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环球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贸易战——“糟糕的决定”
环球时报：您在新作中称经济领域是一个“真正的战场”。那么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是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呢？
沃克：美国发起的这场贸易战的确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但经济专家和商界领袖大多认为发起这场“战争”是一个糟糕决定，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尽管特朗普坚称“贸易战很容易打赢”，但事实上，是美国消费者，而不是特朗普所声称的中国在为美国对华加征的高关税埋单。
政府增加关税的核心理由是“使制造业就业机会重回美国”，但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美国公司的就业机会转而流向其他低成本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
除了这些短期影响，美国的做法还使得中国加倍努力摆脱在贸易上对美国的依赖，并加速推行“中国制造”计划。如果说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是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提振自身经济，从长远看，只会适得其反。如果美国经济陷入困境，2020年大选将迫使华盛顿撤回关税。美国向来支持自由贸易，这一立场很可能会随着政府更迭而重新确立。
环球时报：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和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分歧会使两国陷入冷战，您是否同意？
沃克：贸易战已经引发一场可能长期持续的经济——而不是军事——冷战。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已经超越贸易范畴。美国在多个领域公开批评和恐吓中国，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中国身上。这些做法必然会进一步坚定中国进行抵抗的决心，并且会拉长这场经济冷战的战线。
环球时报：为什么很多美国政客对中国有冷战思维？
沃克：首先，过去150年，美国都是全球经济领头羊，但未来几十年，这个位置可能不得不让给中国。一些政客无法接受这一趋势，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变成现实。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最终必将占据优势，随着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政客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强硬。第二，美国政坛对中国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他们不接受中国的强政府模式，不理解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之相比，中国对美国的理解则深入得多。
认知差——100万与2500万
环球时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在相互认知上的不平衡？
沃克：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历史和文化因素来解释。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国家大部分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错过了一场给美西方带来剧变的工业革命，中国失去了优势。19世纪以来，中国外遭西方侵略，内受动荡折磨，直到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把重心放在制造业和科技上，才加速了中国发展。中国迅速向西方学习经验，成为出口制造业的全球领导者。除了经济上的举措，中国还鼓励优秀学生到西方留学，特别是到美国学习。目前超过3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美国的时尚潮流、电影和音乐已经完全渗透到中国市场。而且几乎所有中国学校都设有英语课程。总之，过去40多年，中国与美国的接触和对美认识呈井喷状态。
而直到最近，美国对了解中国都兴趣缺缺，其认识来源仅限于一些传教士、学者和跨国公司。近3年来，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与俄罗斯一同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并试图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崛起、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这种“觉醒”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只是集中在经济竞争方面。可以说，美国在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其行为动因方面付出的努力非常少。
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高层政府官员，多年来都持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相信中国最终必将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如果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根植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儒家价值观，你会发现中国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对除基层级别以外的选举民主都没多少兴趣。事实上，声誉颇高的皮尤研究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中国政府获得的民众支持率是最高的。
虽然美国现在试图遏制中国，但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有了解中国的意愿。只有少数美国人(大概100万)访问过中国，然而去过美国的中国人超过2500万。会讲英语的中国人的数量更是远超能说普通话的美国人。
“面子”，也就是个人声誉、荣誉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但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和香港问题上的表现仿佛“面子”这种东西完全不存在，它一直在威胁中国去接受它的意愿。哪怕他们对中国文化只有一点点理解，也应该明白中国人并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
总而言之，美国缺乏对中国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它缺乏集体智慧或善意。美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已有近150年，它只是还没有看到了解中国的紧迫性。希望美国的态度能从目前的遏制和对抗转变为建设性地参与到下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当中。
相互了解——一条漫漫长路
环球时报：在目前民粹主义上升的背景下，很多美国人似乎仍然不愿意去了解中国。
沃克：的确，不仅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我们政府也缺乏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它将中国定位为“敌人”，会导致民众不太可能更有加深对中国了解的意愿。鉴于此，美国人了解中国还要走一条漫漫长路。在美国，我就此与各种各样的人聊过，我相信最乐于了解中国的群体是年轻、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他们理解中国对于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重要性，也对探索一些核心问题充满好奇。这些核心问题包括：
如果中国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为什么中国政府能获得比其他大国更高的民众支持率？
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军事威胁，那么如何解释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国防预算却只占美国的一小部分？如何解释在过去20年，美国在海外战争上花费了超过10万亿美元，而中国却几乎分文未花？
我们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体系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体系，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失败了，而中国却取得了成功？
中国的教育制度广受诟病，很多人认为中国教育只重视死记硬背，不重视批判性思维，那么为什么很多在美中国留学生的表现优于美国学生？
美国经常在环境问题上批评中国，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高铁、改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以及恪守《巴黎协定》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而美国却退出了《巴黎协定》)？
无论如何，美国了解中国的过程会比较缓慢，希望我最近出版的新书能有所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必将取代没有根据的断言。最后，如果一个不再将世界秩序视为零和游戏的(美国)新政府上台，可能会加速缩小美中之间的认知差距。
环球时报：您对短期和长期的中美关系有何预测？
沃克：短期来看，贸易战将伤害美中双方利益。美中对比的话，由于拥有中央政府对所有杠杆的控制力以及灵活性，中国的承受能力会更强，也能得到越来越多民众支持。短期内美国将做何反应我不太清楚，但经济下行以及由加征关税引发的通胀上升可能会对特朗普明年大选的选情产生负面影响。
长期来看，中国将继续减少对美依赖。鉴于其快速发展的消费市场和城市化带来的机遇，中国经济将继续坚挺。而且美国每教育出一位科学家、数学家或工程师，中国能教育出16位，中国的经济前景是有保障的。而美国将继续面临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军费预算增加等带来的挑战，更严峻的挑战还有社会的高度分裂、功能失调的党派政治。经济及企业让美国持续保持强势，但如今逆风在增强。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旧文章ID：20026
作者：陈启宗 来源：FT中文网
10月30日在台北举行的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的主旨演讲针对中美贸易战下两岸三地的局势做出他个人的观察。历年来我在不少场合听过他的演讲，每次都印象深刻，包括去年5月他在北京全球化智库演说谈到美国的立国精神，特别凸显历史性的观照。这次的演说更精准地分析大国博弈下的两岸三地关系，我认为是他最犀利的一次。
今年7月底陈启宗分别以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发布了两封致股东公开信，表达了他对中美形势和香港问题的一些看法，在中国国内广为流传。虽然公开信立足于企业经营的角度，但流露的视野，俨然具有多方位的高度。
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是由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联合创始人高希均与王力行在17年前开始举行的年度会议，多年来已经成为华人世界历史悠久的高规格峰会。其缘起来自高希均有感于亚洲崛起与华人经济圈日益举足轻重，因此主张“全球华人领袖必须每年共聚一堂、共商愿景、共创机会、共担责任、共求合作。”
头五年的峰会在上海举行，这个渊源使得峰会也成为两岸交流的平台。2008年两岸落实大三通，航空直飞，也开放大陆人士到台湾从事商务与旅游，高峰会第一次移师台北。17年来已有超过700名各个领域领袖担任演讲或与谈人，超过7000多位贵宾与会。
这两年来，由于政治考量，大陆企业家和学者到台湾参加论坛的人数相形减少。今年大会主席团成员飞马旅联席董事长/创始人、飞马资本创始执行合伙人杨振宇，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联合创始人袁岳，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院长陈春花，广州时间网络科技总裁向熹都出席并且分别提出精彩的演讲。
回顾远见高峰会的历史，正好见证了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腾飞，以及在此期间台湾与香港经济相对的消长，因此在这样的场景，由一位在大陆九个城市开发房产、受过美国大学MBA教育的香港企业家，在台北谈两岸三地千丝万缕的情结，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历史意义，自然耐人寻味。
谁能拥抱大转型？
陈启宗首先为这次大会的主题“拥抱大转型、超越大变局”解题。他怀疑当今有哪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真正在拥抱大转型、超越大变局。转型和变局虽正在发生，但真正能够拥抱的国家和经济体恐怕是少之又少。
“我想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美国的制度基本上是无为而治，这种制度比较能够拥抱大转型。但正如丘吉尔曾经说过的，美国人永远会做对的事情，但是首先要把错的事情先做完。我想美国早晚会很成功地拥抱大转型。”
“另外一个到目前比较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大陆，主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在美国的压迫下，叫它不能不转型。但是太集中的决定权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可能转错了，可能拥抱错了。好处是拥抱错了可以立刻改。当然这个改，可能是改好，可能是改坏。所以中国能够拥抱大转型。”
但陈启宗提醒说：“即使是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也不能够说超越大变局，最多是在变局中寻求生存之道。”
这些分析直戳中美对峙无形中形成了两种治理模式的竞赛，也就是中国的集权制度，对比美国民主制度的权力分散。有些政治学者质疑前者是否更有效率，而后者是否容易造成决议涣散。要更好地理解前面引用陈启宗的这段话，我们应该参照他在今年致股东公开信中的观察：
“坦白说，本人认为西方模式更安全，特别是在当今错综复杂、密集互联又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除了对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担忧外，还有本人此前提及过的一个更实在的忧虑，就是鉴于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任何人皆无法掌握所有事实。或许他朝有日人工智慧会帮助领导者应付得更好，但就目前而言，高度集中的决策模式会带来政策失误的巨大风险，意料之外的结果可从各方而来。这在最有能力的决策者身上也容易发生，即使初衷完全是出于善意。理论上，决策者也有能力扭转错误。
几年前，北京在处理与股市相关问题上的确这样做。但如果这样的纠正本身就是错误的，从而使问题恶化，又该如何呢？例如，当今的世界经济连同其资本市场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没有个人或一小部分人能够完全掌握。随着计算速度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也呈几何级数增长。西方的分散决策模式应该能够更好地应对这样的一个新世界。”
至于大家关注的中国何时能够赶超美国的问题，陈启宗显然认为仅仅在国家总GDP上较量是不够的，他在乎的是人均GDP：
“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土地面积大致相同。以绝对及人均值衡量，北美的自然资源远较中国丰富。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前者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的规模将超过后者。然而，美国有一个多世纪的领先优势，且鉴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本人怀疑中国这个亚洲巨人能否在几个世纪内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超越美国，如果可以超越的话。毕竟，中国模式更容易受到周期性冲击的影响，而这种冲击可能使国家倒退五至十年，甚或更久。最近一次的冲击发生在1989年6月。美国的制度则更具弹性，也更容易自我调整。”
即使中美各具优势，陈启宗认为美国不久将会了解到一个现实：“有谁能强迫一个有14亿人口且历史悠久的国家改变？这不太可能，而且即使可以，也可能会引发其他严重问题。”但同时，要美国人接受东方的集权方式也并不可能。“有鉴于此，互相尊重是前进的唯一方法。当然更理想的是，我们应当虚心地向别人学习。”
中美贸易战没什么大不了
在全球媒体不时为中美贸易战一惊一乍之际，陈启宗却认为从大格局而言，中美贸易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很多国家十分重要，但贸易绝对不是第一层次的问题，最多是第三层次。
第一层次应该是科技，因为科技带动军事，军事重要的原因是国防。中国今天和美国一样重视国家安全，但没有想要建立军事霸权的意愿，然而美国做了世界老大70多年，还想要继续维持这个地位，因此摩擦不可避免。
第二层次的摩擦应该是货币的战场和资本市场。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逆转，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陈启宗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全球化绝对是循环的现象。两千年前有丝绸之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东欧以东、中国以西的国家，就是中亚。然而今天的中亚已经是被全球化遗忘的地区，也因此现在才有“一带一路”。历史上有，将来也会有全球化的大逆转。
这次的大转变一大部分来自美国的主张。美国向来不以国际主义立国，从最早时开始，美国便是以孤立主义立国的国家。1832年“门罗主义”之后有“美国例外主义”，1903年有“罗斯福推论”，一战后美国的孤立带动了全球经济大萧条，二战美国是被逼出来参战。美国甚至当年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今日美国再度拥抱孤立路线，将使全球化发生根本上的转变。
陈启宗认为，如果今天美国在往那个方向迈进，对于你我来说是大转型、大变局，但对于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回归他们的老路而已。
陈启宗举一个曾为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号人物的好友为例，这位朋友过去15年来一直在日本举办高规格的闭门会议，他说三年前如果想要在日本提议讨论美国是否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他会被送入疯人院！而去年日本人主动提出这个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日本正在寻找自己的路线，它不能没有美国，但美国是否绝对可靠？陈启宗认为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日本如此，那台湾怎么办？
陈启宗认为，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没有赢家，但这次恐怕有一个赢家，就是特朗普本人。两年前陈启宗便说，即使贸易战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对于贸易战也不要太认真，因为美国并不是很认真。中美贸易战什么时候会达成协议？就是当特朗普的政治算计需要的时候，他便会宣告达成协议。中国可以跟他玩一玩，耍一耍。慢慢北京也觉醒了，等到特朗普需要一个协议的时候，中国也可以说：“我们再等一等吧！我们再玩一玩吧！” 到时候看谁比较着急？
贸易战对于很多经济体很重要，但陈启宗认为从大变局的角度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科技和资本市场的竞争才是大变局的重点。有人说中美关系将来好不到哪里去，但陈启宗也不认为一定会坏到哪里去。因为美国早晚会发现一件事：当它上了打拳的擂台，是否能够把对方打下去？
美国可能在点数上赢了，但对方还站在那里，结果是你不可能把对方打倒。1980年代的美国可以把中国打倒，就是到1990年代或许也还可以，到了今天恐怕不可能。即使点数赢了，对方受伤，恐怕北京也相当有反击的能力，到最后两败俱伤。
陈启宗在致股东公开信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已对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但美国却没有。实际上，拥有民主制度可能会令美国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 因此他认为美国迟早会觉悟到与北京合作仍然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对于这种变局，小国家、小地区和小经济体要防备的是，如果把筹码押在同一处，“当美国转身时，你站在哪里？”陈启宗语重心长地问。
虽然陈启宗不知道中美贸易战还会拖多久，事情可能也有转圜的余地，但这个过程会让小国家、小地区和小经济体受尽折磨，因为要选边站。未来的世界可能科技会有两套系统，就像过去移动通讯系统分为GSM和CDMA。陈启宗认为，最终美国和中国都会站稳脚跟，遭受严重打击的将会是那些被迫做出取舍的较小国家。现在这些国家享有两个庞大市场，但很快它们可能得二择其一。
台湾 = 政治优越 + 经济自卑
谈到台湾，陈启宗认为绿营和蓝营都有人好像就等一件事，就是等北京垮台，等了五六十年，等来等去还没垮，1989年好像有点希望，结果不只没垮，还越来越好。
面对世界大转型与大变局，陈启宗认为：“做人也好，作为经济体也好，政治实体也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自己要有竞争力，自己要上进，而不是希望别人不好。你希望别人不好，可能你达不到目的，那你最后自己在哪儿？你变得非常被动，变得不求上进。”
陈启宗认为现在台湾有相当大的“政治优越感”，但同时逐渐有“经济自卑感”：“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治体系是完美的，以为自己的是最好的，那是傻瓜。看见人家的不好是对的，但是你（也）要看见别人的好。要看到自己的好，但是做人也必须看到自己的不好。你把筹码都押在你们自以为是的政治优越上面，恐怕你再等5年、10年、20年、100年北京也不会倒，你自己怎么办？”
香港正在“台湾化”
作为1949年在香港出生的企业家，陈启宗认为香港是个小地方，所以只可能有小的变局，变来变去没有什么大不了。他也指出，香港人的“基因”和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一样。他自己的父母是1949年到香港，后来到香港的大陆人是在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八九民运期间跑到香港，所以香港人的“基因”和内地非常不一样。
“香港的政府只能犯小错，只有北京才能犯大错，北京也犯了不少大错，问题是北京今天知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有人说香港主要是做一个榜样给台湾看，我认为这是疯子（说的话）。台湾早就超越了这个，香港不可能是台湾的好榜样，只可能是坏榜样。就是香港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台湾人接受为榜样。”
针对香港“反送中”的抗议和暴动，陈启宗表示，香港正在“台湾化”：政治挂帅，经济荒凉。陈启宗认为，在民族情怀上，台湾和香港对中国极度重要；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台湾对北京不重要，香港回归时占大陆GDP的18～20%，现在只剩下2%。
“大家都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大家都希望国家好，希望中国人日子过得好，唯有能够客观地看事情，分析事情，才能够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也才能够达到比较正确的答案。今年我来台湾三次了，发觉现在年轻人有点问题。香港的年轻人是失去的一代人。台湾呢？希望大家三思。”
这次在台北的演说，陈启宗假设的主要听众是台湾本地人。即使听众未必全然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观察应该启发所有关于中美关系和两岸三地的讨论。虽然他提醒台湾和香港完全追随政治挂帅的危险，但他也警惕完全以经济成就来支持政权的正当性，正如他在致股东公开信中所说，“既然中国人已经取得若干经济上的成功，本人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堕入自己的‘历史终结综合症’模式，也就是东方优越感。这同样是愚蠢的。”
中美贸易战的争端目前已经俨然成为体制模式之间的比拼，而GDP变成用来证明模式优越性的标杆，但正如陈启宗在演讲中强调的，政治不能填饱肚子，而经济和金钱也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精神的需求。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旧文章ID：20025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在美国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了备受瞩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同样的议案版本星期三(11月20日)在众议院也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目前这一议案已被送往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会将之签署成为法律。
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分析文章说，该法案有可能会改变美国与香港关系的性质。
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香港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证明香港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并将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其中包括冻结他们在美资产以及拒绝入境等。对于受到香港和中国政府迫害的香港居民，法案将为他们提供签证便利。
路透社的分析说，虽然很多人认为该法案多为象征意义，但是它有可能会改变美国与香港关系的性质。
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是美国对港政策的基础，这项法案为香港在贸易、运输等领域提供特别待遇，与中国内地有所区别。
根据92年的《政策法》，如果美国总统认定香港的自治程度不足，可以颁布行政命令，暂停香港特别待遇地位。
路透社的分析说，从商业角度看，香港之所有拥有特殊地位，最重要原因之一是香港被视为与中国分开的海关和贸易区。例如，这意味着贸易战关税不适用于从香港出口的商品。如果香港的地位降至中国普通的港口之一，那么那些依靠香港作为中间人或转运站的公司可能会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数据显示，2018年香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估计为673亿美元，美国享有338亿美元的顺差，这是美国对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顺差。
路透社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对《美国-香港政策法》的修正，使香港的自治情况受到更严密检视。
美国参议院本周二通过的另一项法案是禁止美国向香港警方出口某些用于人群控制的装备。
目前这两项法案已大大激怒中国，谴责这是干涉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
路透社说，预计美中紧张关系或将升级，甚至令贸易协议谈判蒙上阴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11月21日)威胁说，如果法案签署生效，“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
此外，中国王毅21日在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发出警告说，当前两国关系“再次来到十字路口”。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旧文章ID：20024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后，白宫没有立即发声。目前尚无法得知特朗普是否会签署以及什么时候签署。
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称，近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不过，这一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全票通过，使这位共和党总统很难否决。
上述美国官员称，如果这个法案呈递到特朗普总统的办公桌上，很有可能在特朗普的顾问和助手间引发激烈的争论——如果签署法案，会破坏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成果。但另一些人会认为，现在是时候站出来对抗中国的人权状况和香港的现状。
分析人士称，鉴于两院全票通过的事实，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签署协议。法案本身可能为中美官方交流带来痛楚，但最终还不足以根本影响贸易问题。
法案和香港筹码
特朗普希望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法案成为一把“双刃剑”。
法案可能被特朗普用作筹码，加大力度向中国要价。特朗普曾要求中国人道地处理香港问题，同时警告如果在香港发生“任何坏事”，则可能对贸易谈判不利。
今年六月，特朗普向习近平表示，只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谈判有持续进展，他将克制就香港问题公开发言。
此后，特朗普一直未对香港的示威者表示支持。在今年八月，他将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称为“暴乱”，认为是需要中国处理的事务。
激怒中国？
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签署法案，则可能破坏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协议。
路透社的分析称，美国国会议员们通过法案表达对香港示威者的支持，此举也向特朗普总统施加了更大压力，这可能危及两国的贸易谈判。如果特朗普就该问题有强硬发言，可能会激怒习近平。而正在竞选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更专注于和北京达成贸易协议，这是特朗普选战的一部分。
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警告称，“我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火烧身、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通过这个法案，除了向美国选民展示政客们选择站在香港一边，几乎没什么作用。中国的强烈反应，除了向中国人保证他们的领导人果断地维护国家利益外，也可能不会落到实处。”安德思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陆修泉（Brock Silvers）表示，两国都在香港问题上展示政治姿态，在此之下，双方都需要继续谈定一个贸易协议，因此两国可能都会忽略对方的姿态。
“唯一例外是，如果香港局势恶化，特别是中国有军事介入，那么美国可能重新思考香港的贸易地位，这将重创香港经济，并足以严重影响贸易谈判。”
否决后也可能生效
特朗普即使否决法案，它依然很可能变成法律。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都通过了各自版本的香港人权法案，其后，两院需要商议，达成一致后，呈递给总统特朗普。如果特朗普签署，法案则立即生效，成为正式法律。
如果特朗普否决，法案则会返回参众两院重议，此时两院再次投票，如果都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则法案在没有总统签名的情况下，生效成为法律。如果在任何一院没有取得三分之二票，则法案修改后再呈递给总统签名，否则直接流产。
就《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而言，在两院都取得全票，因此即使特朗普没有签署，很有可能在再次投票中取得超过三分之二，进而成为法律。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0
旧文章ID：20023
作者：蒙克 来源：BBC中文网
本周一（11月18日），美国宣布把对华为的出口禁令再次延长90天，期间美国公司可以继续保持与华为的业务来往。
华为在美国的客户中有许多农村地区的运营商。美国商务部部长说，延期对华为的许可可以让美国的营运商继续能为美国一些最偏远地区提供通讯服务。
美国司法部长上周三（11月13日）表示，美国不能信任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美国一直指责华为窃取商业机密，违反制裁伊朗的规定，指责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除了安全之外，业界还已经注意到，美国对华为存在的另一种担忧：领跑全球。
如何应对中国在高科技竞争中的挑战，这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焦点。
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需要学习中国引领和制定国家战略的办法，支持技术发展，这样美国才能提高产出，并且在同中国的竞争中获胜。
未来产业争夺
美国《商业内幕》报道说，中国明智地投资诸如5G，数字识别，电子支付这些根本性的技术，占据了一些未来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的分析称，中国在主宰高技术市场的竞争中正在缩小同美国的差距。2018年中国公司在9个高科技行业中扩大了市场份额，而美国只在8个行业中有所扩大。
这项调查包括了对74个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数据，以及25个关键市场中的前5大股票的分析。调查发现中国公司在移动基站以及智能手机和和平板电脑都扩大了市场份额。
尽管美国政府将在5G领域领先的中国公司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但是华为自去年起在手机基站市场的份额继续增加了3%。
总部位于伦敦的分析公司IHS Markit认为，中国的华为是电信设备行业最大的供应商，中兴排列第四。在智能手机市场，华为排列第三，主宰缩小同排前面的苹果的差距，中国的小米和Oppo排列第四和第五。
《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显示，在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扩音器市场，亚马逊和谷歌的市场份额超过了60%，但是中国的阿里巴巴和小米正在迎头赶上。阿里巴巴改进了声音识别系统，引起日本本田汽车的兴趣。本田汽车打算在他们生产的轿车中按装智能扩音器。
“对手（Rivals）”是BBC新闻部的一个系列深度报道，关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贸易、科技、国防和软实力等方面的竞争。
“过度迷信市场”
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及创始人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D. Atkinson)在《商业内幕》上撰文指出，美国现在需要学习中国引领和制定国家战略的办法，支持技术发展，这样美国才能提高产出，并且在同中国的竞争中获胜。
信息技术创新未来行业的一个关键的方面，这个领域将有可能改变所有行业，不仅仅是技术行业本身。政府制定政策帮助加速这种转变至关重要。阿特金斯认为，中国就一直在这么做，他们在努力成为世界主要地信息技术经济体。
中国在信息技术平台方面取得迅速进步，现在已经在架设5G无线网络技术方面居于领先地位，部分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竭尽全力促成5G网络，包括为服务商提供补贴。
中国已经在全国建立智能电网，另外中国还大力促进建造“智能城市”，例如杭州的“城市大脑”管理交通信号，在救护车去医院的沿途进行跟踪，把红灯变成绿灯。美国很少有城市进行智能城市项目，世界试验性的1000个“智能城市”，其中约一半在中国。
阿特金森之前在讲话中还提到中国大力投资从海外获取人才。他说中国从韩国和台湾出钱吸引人才，每星期都有这些地方的人乘飞机去中国的工厂和研发部门工作，周末再乘飞机返回。
不过在他看来，美国与中国争夺对世界数字未来主导权方面面临多种挑战。首先美国经济学者和决策者迷信自由市场，认为不需要政府干涉，市场本身足以有效地驱动创新。相比之下，中国的技术官僚则不受这种争论束缚，他们只在乎什么在实际中有效。
其次，中美对于技术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说，中国把新技术看作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途径，而美国受精英主导的技术抵制影响，所有的新信息技术应用都被说成破坏就业，加强歧视，或破坏隐私。调查发现，78%的中国居民赞成“加大力度强调发展技术”是好事，而美国只有49%的居民这么认为。
第三个挑战是资金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对于他们认为恰当的项目拨款没有问题，而美国在许多领域的公共投资存在许多问题。阿特金森建议，为了战胜中国，美国国会每年应该给信息技术应用领域至少拨款100亿美元。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0
旧文章ID：20022
作者：王晋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11月20日晚间，以色列蓝白党领袖甘茨承认组阁失败。如果未来一个多月里以色列仍未能成功组阁，则将于明年3月再次大选。而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犹太定居点不违反国际法的表态，或许有助于以色列现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继续执政。
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视作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新动态。此言一出，激起巴勒斯坦的极力反对，也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批评。而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表态，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特朗普政府丧失了未来巴以问题“调停人”的角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未来巴以和平的实现，谁又能充当“调停人”呢？
并不新颖的“新表态”
蓬佩奥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新表态，实际上并不算“新颖”。从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一直希望能够在巴以问题上推行新的政策。无论是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还是宣布“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再到2018年5月库什纳推出的《经济计划：巴勒斯坦人民的新愿景》，将巴以问题归结于“经济问题”，都遭到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批评和反对。
一方面，特朗普和蓬佩奥的言论，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新态度和新观点：巴以问题应当由传统上的“法理优先”或者“道义优先”，转变为“事实优先”。无论是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还是在戈兰高地地位问题上的表态，再到此次蓬佩奥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表态，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出特朗普要求“尊重现实”的观点，而不再坚持传统上的道义和法理优先。
在特朗普看来，以色列已经“实际控制”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数十年，因此需要考虑到以色列在相关地区的切实利益。而从当前以色列国内政治看，从2000年以来，以色列国内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向右转”明显，任何旨在全部或者部分放弃以控制土地的政治提议，都可能会遭到国内其他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挑战，进而引发国内的强烈政治动荡。
比如2017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阿莫纳”（希伯来语“信仰”之意）被以色列高等法院判决限期拆除。但是此判决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右翼社会群体，尤其是宗教群体的强烈抗议。数万人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展开集会，数以千计的宗教人士和极端人士，不断前往阿莫纳，开始设置路障，力图阻止前来拆除的以色列军警部队。2005年以色列沙龙政府推出的“单边脱离计划”后，大量以色列军警进驻加沙地区，强制撤离加沙地区的犹太定居点民众，最终导致了军警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冲突画面经过媒体宣传，极大地震撼了以色列民众，作为以色列“子弟兵”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警察，竟然与定居点民众发生流血冲突，使得以色列公众十分不满，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沙龙领导的中间翼政党执政地位的倒台，以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再次执政。
所以，特朗普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的表态，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复杂性，而牺牲了巴勒斯坦人的实际利益。而“阿莫纳”定居点最后尽管被拆除，但是以色列政府在阿莫纳附近组建了新的“合法定居点”，规模更大，实际上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规避了对于阿莫纳定居点的制裁。
另一方面，特朗普希望通过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问题上的表态，来助攻明年的总统大选，并且也为当前正在组阁的“盟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送助攻。若能够保证美国国内犹太选民的支持，将会极大地助力特朗普在2020年再次连任。另一方面，2019年以色列已经举行了两次大选。 11月20日，蓝白党领袖甘茨承认组阁失败。以色列组阁进程陷入僵持局面，右翼政党、中间翼政党和左翼政党之间，在安全政策、社会改革和司法改革等议题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很可能会在明年举行第三次大选。在此背景下，如果想要保证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右翼政党需要获得更多的“声望”，而通过对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议题进行表态，也很可能成为特朗普的重要考量。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甩锅”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都是巴以问题的唯一“调停人”。传统上，美国调停巴以问题的策略，是源自于美国在其他中东问题上的“经验”。
历史上美国倾向于组织冲突双方政治领导人，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以美国斡旋下的双边会谈方式解决主要问题；美国总统、国务卿或者其他的高级政治人物，则负责制定相关的谈判议题，并且组织双方谈判代表进行接触，在关键时刻帮助谈判双方化解矛盾。美国的这种逻辑在上世纪70年代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谈判、埃及-叙利亚“穿梭外交”等重大事件上，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种成功的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被再次尝试复制在巴以问题上，也开启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巴以和平进程。
但是美国的间接“调停人”逻辑，在2000年之后难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在巴勒斯坦方面，一方面巴勒斯坦内部在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后，并没有能化解内部各个派别的政治分歧，以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政治军事团体之间的内部分歧不断加大，最终导致2007年哈马斯占据的加沙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控的约旦河西岸的分裂；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分歧，使得巴以问题成为了巴勒斯坦各个政治派别争相利用的话题，导致巴勒斯坦政治派别无法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巴以和平也就无法实现。
在以色列方面，同样因国内党派林立导致以色列政府难以在巴以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当前以色列国内政治环境，相比上世纪90年代巴以和平进程开启之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以色列国内右翼政治和社会团体盛行，右翼政治思维占据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如果以色列放弃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国内右翼政治和社会群体，必须要放弃建立一个包括以色列本土、约旦河西岸全境和加沙地区的“大以色列”的主张；与此同时，巴以和平进程开启之后，以色列国内对于巴勒斯坦和平诚意的信任度降低，以色列国内舆论普遍相信，巴勒斯坦人无法也无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近些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话语氛围更加敌对。巴以双方都不断为双方的正式谈判设立先决条件。因此到了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调停巴以问题时期，巴以谈判代表甚至都没有开始双方传统议题，如耶路撒冷归属、约旦河西岸归属、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的谈判，而是在要求对方实现己方“前提条件”的问题上争吵不止，以至于克里的调停进程无果而终。
特朗普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优先”即意味着美国需要放弃与国内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复杂和敏感议题，尤其是“花钱多”的议题。巴以问题上，特朗普多次提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多年以来“接受美国援助”，但是却“并不感恩”，因此决定不再直接向巴勒斯坦提供大量援助，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新的“前提条件”，帮助美国以更加轻松的姿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压迫巴以，尤其是巴勒斯坦，接受新的和平路径。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多次作出令世界惊诧的表态和举动。巴勒斯坦本就因内部政治派别分歧而难以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而特朗普政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合法”等论调更使得巴勒斯坦难以接受和信任美国的调停。特朗普政府正是以此手段主动放弃巴以问题“调停人”身份，希望能够“甩锅”，突出“美国优先”原则。而特朗普也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唯一一个还没有在任期内组织正式巴以和谈的美国总统。
谁来调停巴以问题？
如果美国不再适合担任巴以问题的“调停人”，未来谁将来担任这一角色？
巴以问题已经转变为了非常敏感的“零和博弈”议题，从根本上讲，巴以双方都围绕着与对方的冲突来构建自身的民族主义身份和政治合法性。在此背景下，调停巴以问题，不仅需要巨大的财力和物质力量为后盾，来对巴以双方内部不同声音进行安抚，还需要丰沛的知识来深刻了解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而这些在当前都只有美国能够胜任。
实际上，近些年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断游说欧盟、俄罗斯等，希望有新的外部力量来充当新的“调停人”角色，但是目前来看，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和政治力量，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愿，深入巴以问题，取代美国的“主导”作用。
随着特朗普政府不再对巴以问题感兴趣，并无他国有能力有意愿“接盘”，巴以和平的实现，也愈发遥遥无期。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旧文章ID：20021
作者：辛恩波 来源：澎湃新闻
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公开听证中，特朗普亲自任命的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Gordon Sondland）作出了迄今为止对白宫最具破坏性的证词。他在证词中确认，特朗普与乌克兰之间存在“利益交换”，而且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在内的许多政府高官早就对此心知肚明。
今年8月，有人举报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次通话中要求后者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他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在这次通话之前特朗普还冻结了一项3.91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民主党认为此举存在利益交换行为，随即展开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与此前几名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不同，桑德兰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政治任命的官员。此前出席听证会的几名官员都是事务官员而非政治任命官员，他们的证词容易被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视为是对特朗普有偏见的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反对。
“但是桑德兰显然不是建制派，他是政治任命。”刁大明说，“他的证词可能会被民主党视为一个圈外人的看法，具有更高的价值。”
刁大明认为，桑德兰周三在国会的证词整体上对特朗普不利，可能会加强民主党人对继续弹劾特朗普的信心。不过，这种不利是否具有颠覆性，目前还不易判断。
详述“交易”过程
在担任美国驻欧盟大使之前，桑德兰是一名经营酒店的商人，一直是共和党的重要捐款人。在2016年大选中，桑德兰利用他在波特兰的政治资源为特朗普筹集竞选资金，还通过自己控制的4家酒店为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捐款100万美元。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他就被任命为了驻欧盟大使。
不过，在20日当天的听证会上，桑德兰并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在事先准备好的长达23页的书面声明中，他全面忆述了自其出任驻欧盟大使以来参与乌克兰事务的情况，声称他及多名乌克兰事务官员被迫配合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以军事援助和访美邀请为条件，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拜登父子进行调查。
桑德兰在声明中强调，他和其他官员与朱利安尼配合处理乌克兰事务，是受到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示。桑德兰表示，他和其他外交官员其实并不情愿让朱利安尼干涉乌克兰事务，但是他们如果他们不与朱利安尼合作，他们就会丧失巩固美乌关系的重要机会。
和桑德兰在此前闭门听证中的说法一致，桑德兰说，今年5月23日他与其他官员在参加完泽连斯基的就职典礼后回到华盛顿面见特朗普。他们建议，为了加强与乌克兰的战略关系，特朗普应首先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再邀请他访问白宫。但是，特朗普对此表示怀疑，并指示他们“与鲁迪（朱利安尼）谈谈”。
在特朗普的这一指示下，桑德兰等官员开始和朱利安尼接触。朱利安尼强调，特朗普希望泽连斯基作出公开声明承诺调查腐败问题。桑德兰说，当时朱利安尼具体提到，2016年大选是否关联乌克兰、雇佣亨特·拜登的乌克兰布瑞斯玛天然气公司的问题，对特朗普而言是两个重要议题——在7月25日的通话中，特朗普要求泽连斯基对两件事情进行调查。
桑德兰在20日的听证中声称，当时在配合朱利安尼处理乌克兰事务的时候，并不认为朱利安尼在其中发挥作用是不妥当的。他表示，他和其他官员尽一切努力，一直确保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解他们所有的外交工作和努力。
“每个人都知情，没有秘密。”桑德兰在声明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在23页的声明中，桑德兰提供了部分他和其他外交官员同国务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涉及乌克兰事务的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
桑德兰在20日的听证中也再次明确表示，朱利安尼提出的要求，就是作为安排泽连斯基访问白宫的一项“利益交换”。朱利安尼要求乌克兰做出公开声明，宣布调查2016年大选的问题以及布瑞斯玛天然气公司。桑德兰说，“朱利安尼在表达美国总统的愿望，我们知道这些调查对总统很重要。”
桑德兰说，在他和其他官员得知白宫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后，他试图询问原因，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桑德兰表示，由于没有任何可信的解释，他后来开始相信，除非乌克兰像朱利安尼要求的那样公开声明宣布调查，军事援助就不会放行。
多名高官恐被拖下水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桑德兰20日的国会证词显示，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都牵涉其中，对于军事援助与调查拜登之间的关系心知肚明。
这些人都因为桑德兰的证词而被置于弹劾的风暴眼中。《华盛顿邮报》指出，现在众议院完全有权要求彭斯、蓬佩奥等人到国会作证。
今年9月1日，彭斯在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二战纪念活动时与泽连斯基举行了短暂的会谈。按照最初的计划，应该是特朗普亲自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但当时由于美国国内飓风问题，特朗普取消了这一行程，遂由彭斯代替。
按照桑德兰的证词，在9月1日会谈前，他向彭斯提到他担心援助推迟与调查问题有关。在会谈过程中，泽连斯基向彭斯直接提出了援助冻结的问题，彭斯表示会与特朗普谈这个问题。
针对桑德兰的证词，彭斯办公室迅速做出回应予以否认。彭斯的幕僚长马克·肖特（Marc Short）在一份声明中说：“副总统从来没有和戈登·桑德兰进行过有关调查拜登父子、布瑞斯玛公司或者基于潜在调查有条件地放行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的谈话。”
桑德兰出席听证会前一天，11月19日，彭斯的外交政策助理詹妮弗·威廉姆斯也在众议院参加了公开听证。在这场听证会上，詹妮弗·威廉姆斯倒戈一击，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7月25日的通话“不同寻常”，因为电话中“似乎涉及（美国）国内政治事务”。
在詹妮弗·威廉姆斯做出上述证词之后，彭斯办公室也发表声明，与她“划清界限”。声明称，她的主要工作是为彭斯搜集有关乌克兰的材料，她的顶头上司是彭斯的下级，并不直接向彭斯汇报，她与彭斯“几乎不互动”。
相比彭斯，根据桑德兰的证词，国务卿蓬佩奥似乎卷入得更深。桑德兰曾多次直接向蓬佩奥汇报有关乌克兰事务的问题，蓬佩奥对有关调查的问题非常清楚。
根据证词，就在筹备原计划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9月1日在波兰的会谈时，桑德兰曾直接问蓬佩奥“一个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面对面的会谈是否有助于打破僵局”，以放行对乌援助。
桑德兰在给蓬佩奥的邮件中说：“我会当面要求泽连斯基，告诉他一旦乌克兰的司法人员就位……泽连斯基应该能够在对美国总统和美国重要的议题上公开且有信心地向前推进。希望这能打破僵局。”蓬佩奥回复桑德兰说“好的”。
正在比利时访问的蓬佩奥在被问及此事时称，自己一直在工作，没有看听证会。11月20日（周三）下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桑德兰“从未告诉蓬佩奥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将援助与对政治对手的调查关联在一起”。
来源时间：2019/11/21 发布时间：2019/11/21
旧文章ID：20020
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来源时间：2019/11/20 发布时间：2019/11/18
旧文章ID：20019
作者：饶毅 来源：爱思想网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着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对中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带动，当然与民国政府时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曾经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当时国家并不是特别支持他的情况下，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认为的是农民出身，他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是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卫生部的局级领导人作为行政主管，协调了全国比较多的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像张昌绍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的人，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参与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争议的人共同公认的、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这本书，我们不仅会介绍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们也会把张昌绍先生的工作加进去，所以至少是两代科学的传承，从一位放弃和平的国外生活，回到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学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这辈科学家，重新寻找抗疟药，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所以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说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刚，他很快被调走是因为要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诺奖的数字达到日本的数字，当然是不是2049年中国总体科学超过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研。美国在研究突出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它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
来源时间：2019/11/20 发布时间：2015/12/30
旧文章ID：20018
作者：杨大巍 薛倩 来源：印象与逻辑
明天，11月20日，杨安泽(Andrew Yang)将来亚特兰大，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第五次辩论，对于亚特兰大的许多华人来说，这多少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长久以来，华人总是将自己的家业整理得井井有条，却鲜少在公共事务中出头露面。杨安泽的参选，无论其动机为何，无论其成功的几率为何，与华人来说，总是一件值得认真看待，值得将来去忆起的事情。
我们在9月初曾为【经济观察报】撰文，介绍杨安泽及其政治主张，并对其政治主张进行了分析。今日世上的各个角落，纷争都趋于激烈，让人心生哀伤乃至绝望，不知人类文化的进程何去何从。但愿我们的激情协同了理性，能够助我们度过今日世界普遍存在的困境；也但愿无论是支持杨安泽还是反对杨安泽的人们，都有从容表达其想法的空间。毕竟，一个健康和良善的社会体系，是在倾听了多种声音以后而渐趋形成和完善的。
值此之际，特别向所有努力表达自己内心想法和要求的人们，表示我们最大的敬意。愿理想永远引领世人前行。
下文为【经济观察报】上刊载的我们的文章，有所改动。
杨安泽（AndrewYang）在民主党2019年的初选中，已经比人们预料的走得要远，并且很有可能还要走出更远。
杨的名字出现在20名民主党人的总统竞选人当中，令华人大为兴奋，不过杨安泽并不是第一个参加竞选的华人。美国首位华裔参议员，夏威夷的共和党华人邝友良（HiramLeong Fong），早在1964年即获得党内提名，成为共和党的初选候选人。邝友良亦是美国首位亚裔总统候选人，两次参加了总统竞选，另一次是在1968年。
杨安泽的家庭来自台湾，其母是统计学硕士，其父是物理学博士，他在学业上的道路，被父母早早就安排妥当。他中学就读的菲利普·埃克赛特（Phillips Exeter Academy）学院，是新罕布什尔一所历史悠久的精英住宿学校。这类住宿学校能够给予华人子女最优资源：一方面学校有悠久的声望和严格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有来自校友的丰厚社会关系。杨安泽不负家族所望，寄宿学校毕业后进入常春藤布朗大学，取得文学士学位以后，又入另一所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随后，杨安泽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从事公司并购方面的事务。乏味重复的文案工作让其厌倦，五个月后杨安泽辞掉工作，开始自己进行创业。2004年，杨安泽加入另一家创业公司，曼哈顿备考，一家小型的GMAT备考机构，并且在2006年出任其CEO。
2011年，杨安泽成立了非营利性公司“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并在2012年辞去曼哈顿备考的CEO。“美国创业”旨在为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们，提供去美国各大城市创业的技能和机会。2012年，杨安泽被美国财经杂志评为“全球100名商界创新人士”，并在同年，被奥巴马政府选为“变革的冠军”（Champion of Change）。2015年，杨安泽还被选为“总统环球创业大使”。
杨安泽的竞选之路始于2017年，不过他的政治抱负在他开始“美国创业”之时，已经非常明确。“美国创业”的开办意图是帮助更多的年轻精英获得专业培训，从而使得这些精英能够去到二，三线城市发展，并为这些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理念多少有些救世的英雄色彩，也凸显了他对年轻的美国人的期待。
不太寻常的创业之路和其后的两本着述：“智者应该去建设”（Smart People Should Build），以及“普通人面临的战争”（The War on Normal People），显然是有心进入政界的年轻人向众人发出的信号。相似的道路奥巴马也曾走过：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去芝加哥做社区组织者，在90年代末期出版“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接着竞选参议员，直到最后成为美国总统。
杨安泽所走的参选之路比奥巴马还要快捷。他几乎毫无从政经验，却得以迅速地登上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席，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今日的民主党群龙无首，放眼找不到一个可以孚得众望的选举人。第二个原因则是特朗普的获选。2016年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让所有人备感震惊，他的商人背景，他的无所顾忌的言辞，仿佛告知众人，当选总统其实并不需要一定的资历，也不需要依照一定的规则。如果两年以前的特朗普能够以这种违背常理的方式取胜，那么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参选，大概也有可能成为今次竞选的黑马。
2016年，伯尼·桑德斯以简单议题引得众人的关注，他的免费医保及免费教育的竞选纲领吸引了无数支持者，最终致使希拉里输掉了大选。杨安泽的竞选议题也非常简单，自动化重塑劳动力将使许多人失业。解决方案是，从18岁开始至65岁，每人每月可获$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杨安泽其实在许多方面分享桑德斯的理念；他政治理念的核心，如同桑德斯，无疑属于社会主义。不过他把自己包装成未来世界的拯救者，要将美国从机器人横行天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第一轮的竞选辩论中，杨安泽讲话时间不足3分钟；第二轮的辩论中，大概不足9分钟，是所有竞选人中说话最少的一个。略显尴尬的平淡，却使他在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场中，平安过关而将进入三，第四轮的辩论。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究其原因是他尚未对别的竞选人造成威胁。竞争对手对他不以为意，媒体只是对他有所好奇。
拜今日风行的身份政治所赐，杨安泽反而获得优势。他的少数族裔的面孔，使得他能够避免被攻击为种族主义者。杨安泽没有从政经历，这似乎也成为一种优势：没有可以被涂抹的历史，也就没有政治包袱。另一方面，杨安泽具有亚洲人的温和，在初选辩论中，既不见他咄咄逼人地攻击旁人，也不见别的竞选人对他进行质疑和谴责。他是辩论那个晚上，既未遭攻击，也没有攻击他人的竞选人。
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素手，首先须得稳住阵脚，如此才能平安进入后期，这也许正是杨安泽目前的竞选策略。名望稍高者如拜登，一上阵就成众矢之的，先有哈里斯攻击其近半个世纪前的行为，后有白思豪和科瑞攻击其医疗健保。拜登言辞含糊，难掩其老态疲态，几几乎令人怜悯。而哈里斯虽则在攻击拜登以后，支持率一度大涨，却在第二轮辩论中，立刻成为他者的攻击对象。
这种情形之下，杨安泽声誉渐起。他屡屡出镜，无论是偏民主党的媒体，还是偏共和党的媒体，凡是受邀，均高兴亮相，知名度渐渐打开。但是杨安泽必须为他的后几轮辩论做好准备。当场上的对手减少，杨安泽的形象渐渐清显，他终将会要面对不留情面的媒体和强硬的竞争对手。
“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政治理念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虽然这看起来简单可笑，有点儿像是一拍脑门而想出来的。“基本收入”的目的在于以一种公平的原则，更直接而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生存困境。这种理念最早出现在16世纪，其始祖可能算是托马斯·摩尔。他在“乌托邦”（Utopia）一书里指出：“世上一切惩罚都无法制止偷窃，如果偷窃是人们获得食物的唯一方式。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更能解决问题。”
另一个着名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杰佛逊。他在1776年提议，政府向无产业者提供50英亩的土地，用于耕作。这可能也是第一个由政府为穷人提供的收入保障。
托马斯·佩恩（ThomasPaine）在18世纪后叶提出了类似于基本收入的“基本租金”法：政府向年满21岁时的每一个年轻人提供15英镑，用于他们去开启世界；而满50岁后，每人每年都可获得10英镑，用以安度晚年。19世纪末，其时活跃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也提出类似观点，呼吁“不征税，人人享有养老金”。
到了20世纪，基本收入的概念不断为人们提及，倡议者和拥护者层出不穷，着名人物有哲学家罗素，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尼克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社会科学家查尔斯·穆瑞（CharlesMurray），以及马丁·路德·金。
自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自由派和共和党人都曾关注过UBI的理念，试图以此来替代社会福利系统。早在2006年，穆瑞出版了“在我们手中：替代福利的方案”。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UBI，要为每个满21岁的美国人分发$10000美元的年收入，以此取代社会福利体系。民主党从罗斯福开始，千辛万苦建立了社会福利系统，所以总体来说，民主党反对UBI。
人均$1000美元UBI，在这次初选中，无论是让人侧目还是令人瞩目，都让选民们毫不费力地记住了杨安泽这张亚裔面孔。亚裔往往和学霸，尤其是数学学霸相关联，而这种学霸称谓，对于少年亚裔来说，并不是愉快的经历，因为这一称谓颇含成见，它意味着只知埋头读书而枯燥乏味。不过杨安泽不以为意，甚至将此化作一道光环。他自豪地宣称是懂数学的亚洲人，而他的拥趸者们，则将”数学“的字样，印在了棒球帽上，在“数学”的欢呼声中，表达对杨安泽的支持。
杨安泽自诩的数学才能会帮助他在竞选之路上走得多远？可以预料，即将到来的辩论中，他会遇到真正的数学考试。$1000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为了夺人眼目而随意挑选的一个数字。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2016年共和党的初选。当时自由主义者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 提出了999方案，即9%的消费税，9%的个人税，9%的公司税，一时间成为媒体宠儿，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杨安泽看来也要以他的千金方案而为人们津津乐道一段时间。
保守估算，至少需要2.5到 3万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实施UBI。2018年美国财政预算4.1亿万美元，财政收入大概只有3.3亿万美元 ，年赤字达7千亿美元。目前债务已近22万亿美元。不断增加的债务，实在令人心生恐惧，若再增加2.5万亿美元的赤字，国家财力基本无力支付。无论UBI如何在理论上解决诸种社会矛盾，人们仍然禁不住要疑问，在现有的情况下，资金来源于何处。
杨安泽的认为：UBI增加了民众的收入，因此人们会更多地购买，而购买则可以产生税收。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多数民主党人认可。杨安泽试图用增值税（VAT:Value Added Tax）来解决资金来源，就是说商品在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被征收10%税款。但是这种形式的税收，在事实上向低收入的人征收了更多的税，而被认作是Regressive Tax，而非向高收入人群多征税的Progressive Tax。他还将目标指向美国的大公司，不止一次地指称，亚马逊利润丰厚，但却未缴纳联邦税。他认为向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征税，将获得好几千亿美元的资金。
这里其实存有重大的误导。美国联邦税收收的结构是：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51%，工资税占35%，公司所得税占6%，其它各种税收占8%。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在税收方面的职能，更多地在于雇佣，而非缴纳所得税。以亚马逊为例，2018年的公司雇员达到647,500，因此而缴纳的工资税则构成了联邦巨大的工资税收。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各种环节的税收增加，亚马逊的服务费就不可能如今天这样的低廉。
在进一步解释资金来源的时候，杨安泽将领有社会福利的人排除在外，不能既领取福利，又获得基本收入。目前，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大约6千亿至7千亿，所以UBI可以因此而减少6至7千亿美元的支出。不过杨安泽为领取社会福利的人安排了一种选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领取福利还是领取基本收入。
这样的政策，显然包含着另一种不公平。在每一个层面的人都得到额外收入的时候，社会最底层的人，反而没有获得这笔额外收入，这更加拉大了底层与其他阶层的距离。UBI无关乎人们的年龄，性别和地域。这对单身母亲来说尤其不合理。她们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年幼的孩子，都不可能去接受UBI，而不得不选择原来的福利。然而如此一来，她们比原先要多交许多的税金。因为10%的增值税，层层递加，当商品最后进入消费者手中之时，商品的价格实际会上升许多，这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实际支配到的收入，无疑比原先更少，所以有人认为，UBI盗窃了社会福利，对单身母亲来说，UBI简直就是噩梦。
人们谈论起杨安泽，只知道他主张的UBI将给每人$1000美元，其中的层层细节却并不知晓。事实上UBI的细节使一些民主党人愤怒，他们认为杨安泽的UBI 侵蚀了福利制度并且进一步碾压了穷人。这些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所需要的候选人，应该把权力从资本家转到工人阶级手里，而不是用每月微薄的支票和高额的销售税来取代福利。
现代福利系统的理念与UBI相近似，但是其在设计上的不合理，带来了一些问题，包括腐败，欺骗，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福利享受者无意于找寻工作。“全民基本收入”也旨在纠正现代福利系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漏洞。“全民基本收入”确实是基于人道关怀，但实际上却又只是一种停留在理论上的政治概念。
不过杨安泽认为，UBI不仅能够解决一个自古存在的难题，也能够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时代。未来理论对年轻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吸引了许多软件工程师。特斯拉CEO马斯克对AI的发展深有担虑，他一再告诫人们，在AI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慎行。马斯克公开表达了对杨安泽的支持，因为在民主党的一众选手中，他看到杨安泽与他一样，为未来而担心。
UBI在实施方面有诸多困难，并且始终没有获得成功。2017年年初，芬兰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实践，向2000名随机挑选的失业人员发放每月$581美元的基本收入。获取这份收入的人群，不受有无工作所限，即使找到了工作，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基本收入。这一实验全球瞩目，政府和许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期待结果。因为如果成功，它不啻为解决贫富不均的一剂良药。然而2018年年初，芬兰政府即宣布不会对这一实验进行延期，原因是得到基本收入的人群，快乐感固然是增加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寻找工作的意愿。简言之，基本收入不能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作，它的初衷无法得到实现。
不工作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联邦财政收入的减少，因为联邦35%的税收来自工资税，而没有工作，就意味着这笔巨大税收的消失。
美国，瑞典，丹麦等国，也在一些城市和区域进行过小范围的实验。但是实验结果均表明，获得基本收入以后，人们实际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并非如预期的那样，将空余出来的时间，用于寻找工作或者是提高自己工作技能。
“全民基本收入”忽略了人类天性中的一些弱点。基本收入给在生活中挣扎前行的人以更多空间，但是因为没有限制条件，许多人会因此而放弃努力，年轻人可以将此用于游戏，瘾君子用于酒精或毒品。“基本收入”的实验令人失望而不了了之，甚至迄今为止竟没有一份实验报告呈现给世人。
从历史及现状来看，没有证据支持AI时代将带来大量无业者。历史上技术革命带来大大小小的社会变动，每一次皆使一部分人从古老的生产中解放出来而投身新产业或新技术，但是社会并未因此而崩溃。今日的失业率仅为3.7%，低于历史上任何时代，而今日的现代化程度却也是历史上最高的。人们对于技术革命的恐慌有过先例，最近一次是2KY BUG恐慌。人人都以为2000年来临之时，会有网络混乱所招致的灾难，结果整个世界相安无事。
UBI试图通过政府给与收入来给人以尊严，然而尊严不是免费的。社会福利和UBI无疑是社会文明的象征，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福利和免费的收入都不能带来尊严；工作，唯有努力的工作才能。
少数族裔在早期的时候，由于人口数量少，经济上尚未取得独立而难以发声。若要生存和发展，必定依附某一政党。一般以为民主党更加关注和同情穷人，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所以传统上少数族裔更多地依附于民主党。这一传统久而久之成为惯性。比如犹太人，在生活中奉行共和党的原则，但是政治上却追随民主党。华人与犹太人相似：注重伦理，注重家庭和教育，但是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这种情形，由于少数族裔数量的增长而发生着变化。民主党的白人数量，10年前是71%，现在已经下降至56%；而共和党，也开始拥有更多的别的族裔。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这一年内，当我们看到民主党的元老和强硬派如南希·佩洛西和拜登，竟然被暗示有种族主义之嫌，我们就会意识到少数族裔在民主党内已成一股强大势力。时代的这种变化，令人激动也令人不安，因为它意味着在各个族裔开始为自己发声的同时，一种秩序正在被破坏和打乱。
值得指出的是，民主党一直致力于反对歧视，但是华人竞选人杨安泽在第三季度获得了一千多万美元的捐助，排名超前，CNN, MSNBC等大媒体却将他排除在筹款画面之外。日前，MSNBC向杨安泽表示歉意，在受支持的排名中，不小心遗漏了杨安泽。然而杨安泽的支持者们指出，排名榜遗漏杨安泽的名字，前后共有15次之多，用不小心来开脱责任，显然荒唐。华人们也许需要警觉，最反对种族歧视的民主党媒体，也许未把华人放在眼中，对华人仍持有相当的歧视。
少数族裔的发声和参政，开始的时候总是基于种族的自我意识，既敏感，又热烈。许许多多华人激动而感佩于杨安泽的出现，欢欣鼓舞地进行助选和声援。这无疑可以理解，也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出于族裔的考虑，则未免狭隘而缺乏自己的理性和思考。
华裔一系列的优良传统，包括家庭观，教育，使得华裔逐渐成为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然而迄今，华裔更多地是停留在了生活安逸的层面，而鲜少去关注或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华人的经济地位和财力与其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在各个少数裔中亦为罕见，所以杨安泽的出现，对于这一代的华人来说，意义深远。
较之于半个世纪前的邝友良，杨安泽的时代让他获益良多。在美华人经济地位的上升和中国的崛起，使得杨安泽可以更多思考国家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而不必拘于种族的利益。杨安泽更获得了许多科技人和年轻人的支持，不分党派，不分种族，这是这个时代令人颇感欣慰之处。
来源时间：2019/11/20 发布时间：2019/11/20
旧文章ID：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