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上周，美国众议院围绕“通话门”的国会听证由闭门走向公开。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负责欧洲与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乔治·肯特以及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瓦诺维奇分别出席公开听证。本周，另外8名证人也将出席国会公开听证。
　　上周公开听证会上的情况，与此前10月份闭门听证会上的内容基本一致。公开听证会后，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将特朗普在与乌克兰电话门中的行为定义为“贿赂”：“贿赂是指，通过给予或撤回（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换取（乌克兰对其总统大选竞争对手拜登）虚假调查的公开声明。”而贿赂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可发起弹劾的罪行之一。
　　民主党借“通话门”发起的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意味着其开始对日益极化的2020竞选策略做出修正，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共和党对本党总统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文官的“不抵抗”与决策的“圈子化”
　　根据威廉·泰勒以及其他人员的证词，白宫扣押对乌援助与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之间存在关联，这让“通话门”本身的逻辑线日益清晰，这也是佩洛西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贿赂”的根源。目前看，对白宫官员广泛的听证，除进一步丰富弹劾调查之外，也起到了很好的“体检白宫”之效。
　　从未有过从政经历的特朗普，其反建制的行事风格以及与幕僚的冲突早已不是秘密。今年4月，穆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总结说，特朗普在过去两年内试图影响“通俄门”调查的努力之所以不成功，“主要由于他身边的人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或请求”。然而，在“通话门”中，能够拒绝特朗普的“身边人”似乎消失了。
　　乔治·肯特作证称，今年5月23日，白宫幕僚长马尔瓦尼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美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前能源部长佩里、乌克兰事务特使库尔特?沃尔克及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接管了乌克兰事务，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外交专家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白宫前俄罗斯问题顾问菲奥娜·希尔作证称，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发现存在对乌外交“第二管道”后异常愤怒，表示自己不会成为这场“毒品交易”的一部分，并把朱利安尼描述为“手雷”。
　　问题在于，即便是博尔顿，也只是以离开作为回应，且离开还是因不同意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换句话说，尽管如今围绕乌克兰事件的国会听证热闹非凡，但假设一开始没有那位低阶的举报者，或者国会未予重视，原本无足轻重的对乌克兰援助事务以及上述证词，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理论上独立于党派而存在的文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高级幕僚，原本应对总统的明显失序行为予以牵制。然而，过去两年，对总统明里暗里的规制，恰恰成为蒂勒森、凯利、马蒂斯等“白宫成年人”被迫离开的原因，汰换之后的幕僚班底因此选择“不抵抗”，这在很大程度上让白宫加速滑向“通话门”。
　　从朝核、伊核、叙利亚事务决策可以看出，传统由国务卿、国防部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把控的专业化、程序化的集体外交决策，已经让位于由总统侧近人士（白宫高级顾问、律师团队以及个别“听话”的内阁部长）所组成的圈子决策，且由于白宫已经无意或无法对国会进行政策说服，导致相关外交政策最初呈现“高效扁平”、“片刻热闹”甚至“颠覆性”的假象，但最终往往陷入“急功近利”、“自相矛盾”、“转圜余地狭窄”以及“国会不认可”的尴尬境地，甚至被政策对象国拿来造势利用。
　　此次听证会上，前驻乌克兰大使约瓦诺维奇面对镜头虽已极度克制，但亦对特朗普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背后联合攻击自己“感到受伤”，对于国务卿蓬佩奥未主动干预、体恤下属“感到心寒”。大使命运尚如此，外交在本届白宫眼中，确实也只是交易的一个领域和一种管道。
　　华府内外：民主党的说服与动员
　　直到闭门听证期结束，佩洛西依然坚持说，弹劾调查并不以弹劾为目标，最终是否发起弹劾将取决于调查的内容。民主党的谨慎，一来因共和党掌控参议院，弹劾案大概率无法通过，二来取决于当下选民的总体态度，即支持弹劾调查但反对最终弹劾总统。
　　由此，民主党主导的此轮国会调查，其接近于在华盛顿范围内对本党、听证会证人以及共和党人的一次集中说服。从实际听证进展及10月31日众议院就正式启动弹劾调查发起的投票结果看，民主党内对于开启弹劾调查达成共识，相关证人的作证意愿也被有效调动，但共和党人尚未被有效说服。
　　上述事实表明，在两党选民内部以及华盛顿规则框架下，基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围绕弹劾的“是与非”将严格对标党派身份的蓝与红。在此情况下，中间选民的态度变得关键。
　　中间选民虽既未注册为共和党、也未注册为民主党选民，但大多数亦有一定的党派倾向，其比例与两党选民比例相当。弹劾可能引起中间选民反弹，以及让身处红州的民主党议员处境艰难，一直被视作民主党不考虑发起弹劾的主要因素。但据《纽约时报》报道，启动此次弹劾调查前，众议院民主党团做过一次内测，发现即使启动弹劾调查，红州民主党众议员依然可以保有3%的领先，在全美范围内，这一数值将达到8%。换句话说，弹劾调查不至于让民主党在明年选举中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这是启动此次弹劾调查的前提。
　　盖洛普调查显示，1991年以来，自认为民主党或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数量，始终高于自认为共和党或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数量，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时，这一比例为52%：40%，2016大选时，比例为48%：44%。然而，2016年大选中，广义上选民数量的相对优势却未能在大选中转变为选举胜势，中间选民更多地把票投给了特朗普（46%）而非希拉里（42%）。这就意味着，在密歇根、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摇摆州，正是中间选民的微妙偏好，决定了特朗普的最终胜选。
　　中间选民在2016年更多支持特朗普比较容易理解：在奥巴马八年执政后，“素人”特朗普打破“政治正确”束缚，以反建制的主张攻击“腐朽的”华盛顿，主张美国优先、海外收缩、限制移民，这对于当时的政坛无异于一股清流，让中间选民群体眼前一亮、“心有戚戚”。
　　然而，首个执政周期过后，尽管整体经济态势平稳、失业率保持低位，但美国人均收入并未大幅增长，这让共和党最大的政绩减税看起来更像是“服务富人”。在不确定的对外贸易政策面前，无论是农业还是产业链依靠国际市场的制造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调整风险，特朗普所承诺的制造业回流并未发生，制造业指数走低，农民与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的获得感不升反降。
　　当然，在民主党2020候选人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预测中间选民的投票偏好缺乏依据，但可以确定的是，相当一部分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中间选民，将在2020年变得慎重。事实上，特朗普执政满意度走低，与其只回应本党基本盘、不顾中间选民诉求很有关系——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调查显示，中间选民62%反对美墨边境墙；53%反对美国对外贸易战。
　　“通话门”之前，两党的2020竞选策略都偏向于对本党选民基础的深度动员，在任总统没有选择常规的团结中间选民力量的策略而是一味诉诸基本盘，民主党人则日益滑向“进步主义”一端，在社会与民生议题上日益极化；“通话门”之后，民主党似乎开始对中间选民报以期待，一场有序、可控的弹劾调查非但不会将中间选民推开，反而会让部分中间选民看清白宫真相，这对于在2016大选中靠口号和清新之风侥幸赢得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特朗普而言非常危险。
　　共和党未必倒戈，但会“去特朗普化”
　　今年10月，笔者在前文《弹劾特朗普的喧嚣下掩盖的是什么？》中提出随着弹劾的深入，共和党或将出现“去特朗普化”的趋势。
　　目前看，“通话门”几乎将白宫高级幕僚“一网打尽”：无意间说出“真相”的白宫幕僚长马尔瓦尼、“马前卒”朱利安尼、被夹在国务院与白宫之间的蓬佩奥以及与泽连斯基同样有过多次通话记录的彭斯，无不牵涉其中。此外，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有“回马一枪”的可能，白宫团队“人人自危”，个别高阶官员已在10月离职。
　　虽然国会共和党团没有出现显着裂缝，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弹劾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参议院共和党人中，鲜有议员主动跳出为特朗普辩护，面对媒体采访，“回避”几乎成为统一的姿态。
　　此番国会弹劾调查之际，正值美国三大深红州州长选举，共和党赢得密西西比州，民主党赢得路易斯安那州和肯塔基州。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特朗普以绝对优势赢得后两州，此次州长竞选，他曾多次赴二州为共和党籍候选人造势，但其去年中期选举中对于议员选举强大的塑造效应已不再。
　　特朗普对于国会议员和州层面选举塑造力的下降，是共和党“去特朗普化”的一个核心标志。随着弹劾调查深入、更多鲜活细节曝出，总统对于“公共利益”的破坏将得以确认，“宪政危机”将得到渲染，无论最终结果，中间选民对于总统的态度势将发生变化。对于那些身处浅红州、蓝州且明年面临改选的参议员而言，特朗普未来的“加持”并不见得加分，还可能让自己被动卷入弹劾调查风波，而保持距离甚至“躲着走”才是上策。如果在弹劾调查期间，总统选举与共和党的参议员选举“各自为战”，对于共和党在一些关键摇摆州的总体选情不利。
　　共和党“去特朗普化”的另一大表现，在于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魅力”的麻木与无感。
　　“总统权”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对于国会的说服力，第二种是对于选民基础的动员能力。长期以来，特朗普长于后者，尤其善用社交媒体直截了当地表达政见。可以说，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如果没有这种直达选民基础的动员能力，特朗普原本也无法通过共和党建制派的层层阻碍。
　　弹劾调查之初，特朗普很自然地沿用了传统策略：称调查是“猎巫行动”、“无中生有”，并攻击举报者为叛徒，要求获知其身份。然而，随着越来越多证人出现，且多数证人是长期服务过两党政府的中立文官，特朗普无法构建攻击焦点，只能专注于“把水搅浑”，但调查的演进又让事实逐步清晰，“搅浑水”也逐渐变得不易，白宫正面临失去舆论高地的风险。
　　如果“特朗普魅力”不再，国会共和党人大概率会放下顾忌，表达国会自身的意志，尤其是在大选年到来之际，敦促白宫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修复与盟友关系等，以保护共和党在国会的席位。
　　11月14日，当被问及是否关注正在举行的弹劾调查听证会时，特朗普称其因忙于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而“无暇顾及”。在与埃尔多安会晤现场，除特朗普之外，包括林赛·格雷厄姆在内的5名同情库尔德人、对埃尔多安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参议员一并参加。据报道，5名参议员轮番与埃尔多安就库尔德问题进行争执，而特朗普只是偶有参与。
　　虽然格雷厄姆一直将自身打造为特朗普的拥趸，虽然参议院此后否决了一项对土耳其极不友好的提案，但这场会晤已经足够传递两个信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比如从叙利亚突然撤军，留下库尔德人单打独斗），只有他自己和亲近幕僚才能够理解；大选年恰逢弹劾季，面对为总统所欣赏的“强人”、“贵客”，本党参议员已经可以当着总统和媒体的面，表达自身强烈的不满。

来源时间：2019/11/19   发布时间：2019/11/19

旧文章ID：20002

作者：刘芳  来源：界面新闻

　　特朗普的财务记录和报税单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他要将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呢？
　　当地时间11月18日，美国最高法暂时搁置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简称特区上诉法院）的裁决，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受理特朗普于本月15日提起的上诉。上个月，特区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必须向国会众议院提交个人财务记录。
　　这意味着在最高法院还未做出决定之前，向特朗普的会计公司（Mazars）提出传票的众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还不能获得特朗普集团等各个公司的财务信息。
　　对此，众院表示理解。总法律顾问莱特 (Douglas N.Letter) 在周一上午致信最高法称，“出于对最高法院的尊重”，委员会同意暂不调取财务信息。可以说，特朗普暂时安全。
　　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都刻意与白宫和国会保持了距离，希望置身政治纷争之外。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今年9月曾明确表示，政治在最高法院没有一席之地。但CNN分析称，有关特朗普财务记录和报税单的诉讼将迫使大法官们做出裁决。而这个裁决将影响到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和美国下一届的总统人选。

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来源：维基百科

　　具体来说，如果最高法院支持了特区上诉法院的裁决，或干脆拒绝特朗普的上诉，那么众院将得到特朗普的财务报表从而引发轩然大波。2018年10月《纽约时报》用了八个版面报道的特朗普逃税数亿美元的报道将得到官方解说。
　　然而，如果最高法院接受了特朗普的上诉并最终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定的话，那么他们将推翻几十年来的司法惯例，并深陷更大的争议之中。
　　从形式上说，此案将在最高法院的闭门会议上进行讨论。只有全部九名大法官可以参加会议，其他工作人员皆不能入内。因此，这个影响美国政治命运的决定将在相当神秘的过程中完成。
　　路透社认为，此案代表着总统权力与国会权威之间的终极摊牌。特朗普在面临众院弹劾调查的同时正顽强而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财务信息不被公开。《华盛顿邮报》则认为，这个针对国会是否有权调查总统财务状况的诉讼在本质上考验着美国司法的独立性和三权分立的基本制度。
　　除了案件本身事关重大以外，让特朗普表示不服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也来头不小，在美国13个巡回法院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13个上诉法庭司法管辖区示意图。来源：维基百科

　　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又称华盛顿特区，为美国首都。鉴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的管辖权，特区上诉法院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最高法院，经常就美国宪法问题作出裁定。
　　不仅如此，特区上诉法院还是美国大法官职业生涯中的理想阶梯。在最高法的现任九名大法官中有四人曾在这里工作，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最高法才会对特区上诉法院的裁决特别慎重。
　　对于特朗普是否应该上交财务记录一案，特区上诉法院法官塔特尔 (David Tatel) 认为，众院进行的是“立法部门的合法调查”。根据众院规章和美国宪法的规定，监督和改革委员会有权发出传票，而Mazars公司必须遵守。
　　塔特尔还表示：“披露个人财务信息的相关法律没有给任何人留有特权，不论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总统本人。”
　　特朗普私人律师康索沃伊（William S. Consovoy）则认为，总统的特权受到了侵犯。他在上诉书中写道：“（如此一来）国会的任何委员会都可以传唤总统的任何个人信息了。”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判决书。

　　事实上，这并不是特朗普在财务和报税单方面面临的唯一诉讼。除了特区上诉法院以外，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也于11月8日裁定Mazars公司必须将特朗普的财务信息移交给纽约州曼哈顿总检察官万斯 (Cyrus Vance Jr.) 。11月14日，特朗普向最高法提起上诉。
　　在上诉书中，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塞库洛 (Jay Sekulow) 很为总统打抱不平：“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州或地方检察官对总统展开刑事调查，并迫使他进入强制性的刑事程序。像这样出于政治动机而发的传票很好地证明了为什么在任总统不应该受刑事调查的影响。”
　　可以说，特朗普在美国历史上确实创造了很多次的第一，这也给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压力。媒体分析称，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取决于法官和先例两方面的综合因素。
　　目前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有五人为共和党总统提名，四人为民主党总统提名，其中由特朗普提名的戈萨奇（Neil M. Gorsuch）和卡瓦纳（Brett M. Kavanaugh）将成为此案的焦点人物。
　　而在先例方面，自卡特以来的六任美国总统均主动公开了自己的纳税记录，披露个人财务信息和履行总统职责并不互相矛盾。正如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卡兹曼（Robert A. Katzmann）所说，如果在尼克松一案（United States v. Nixon）中最高法认定其必须上交水门事件的录音等证据的话，又为什么要禁止针对Mazars公司的传票呢？

来源时间：2019/11/19   发布时间：20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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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艺琼  来源：澎湃新闻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被击毙后，上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又宣布抓到了巴格达迪的妻子、拘留了巴格达迪的妹妹和妹夫，并讽刺美国在击毙巴格达迪一事上显得“大惊小怪”。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基地”组织前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之死也曾被视作美国反恐的巨大胜利，然而此后国际反恐局势却变得更为棘手。如今，特朗普在美国《国家反恐战略》颁布一周年之际宣布巴格达迪的死讯，外界普遍认为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远大于对国际反恐局势的影响。
　　2018年10月4日，美国颁布《国家反恐战略》，这也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公布的首个国家反恐战略。该战略再次明确将“美国优先”作为反恐战略的首要前提，其中既包括预防性反恐措施，如提升美国国内及海外重要设施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加大对极端思想的甄别与防范力度等；也包括打击恐怖分子的具体措施，如推进美国国内反恐跨部门合作与资源整合、切断恐怖分子获得资金、武器等各种支持的渠道等；此外还包括加强美国盟友的反恐能力建设、提升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效果等。但美《国家反恐战略》颁布一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对照《国家反恐战略》的各项目标来看，美国也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
　　反恐焦点模糊，难扼极端主义传播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仍将继续，美国无法独善其身。虽然叙利亚、伊拉克局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流仍在持续，地区安全局势依然严峻。宗教极端主义依托国际恐怖组织进一步传播扩散并对各国造成渗透、回流等多重风险。兰德公司在一份关于伊斯兰极端意识形态威胁的报告中将“圣战萨拉菲”（Salafi-Jihadism）组织由核心到外围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在圣战萨拉菲运动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基地”组织。第二类是正式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团体。第三类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该组织虽然与“基地”组织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但意在夺取圣战萨拉菲运动的领导地位，两者处于竞争关系。第四类是众多没有宣誓效忠“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但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组织团体。第五类是认同圣战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并未参加任何组织团体的个人或社会网络。
　　这五类组织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常常处于分化与整合的动态变化中。美国《国家反恐战略》一方面将打击“基地”组织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则强调弱化对组织层面的打击，更多的聚焦恐怖分子本身，这种自我矛盾的指导思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模糊了美国反恐的焦点。
　　此外，在去极端化方面，欧盟早在2005年的《欧盟反恐战略（EU CT Strategy）》中就将“预防（prevention）”和“保护（protection）”、“追求（pursuit）”、“回应（responce）”一同列为反恐战略的四大支柱。在2014年重新修订的第二版《欧盟打击激进主义与恐怖主义招募的战略》中，欧盟将“去极端化”进一步细分为行动上的“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和思想上的“去极端化”。但目前欧洲“去极端化”工作的一方面因为评价体系建设滞后导致“去极端化”效果难以量化评估，另一方面则由于“去极端化”政策对“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加剧欧盟国家内部分歧。而美国目前则尚未出台“去极端化”政策，虽然在《国家反恐战略》中对遏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蔓延有所涉及，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将遇到诸多阻碍。
　　巴格达迪被击毙但未能震慑“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扁平化趋势仍将持续，“独狼”式恐怖袭击加大反恐难度。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击毙巴格达迪一事，外界普遍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大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并不能真正改变当前国际反恐局势。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承认巴格达迪死亡的同时宣布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拉什（Abu Ibrahim al-Hashemi al-Qurashi）成为该组织的新领导人。
　　事实上近年来伴随国际反恐合作的深入发展，宗教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组织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传统有组织、成规模的暴恐袭击越来越难以实施，“独狼”式恐怖袭击成为新趋势，体现出当前恐怖组织的组织架构由系统化向扁平化转变，既是宗教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组织在国际反恐合作背景下的一种应变，又是其加强组织灵活性以适应新形势的一种尝试，并且这一趋势在新媒体时代还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当前国际反恐形势令传统的组织架构逐步失去运行的传统环境，其组织结构从刚性、集权化、有明显边界转变为弹性、分权化、边界发散，组织本身则从自上而下明确的等级制转变为分权化和自我管理。此外，“独狼”式恐怖袭击也是由“被组织（to be organized）”向“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转变，这种变是现代组织范式过渡到后现代组织范式的另一大重要特征，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参与者的主动性，既表现为主动加入宗教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组织，也表现为行动的决策者从组织领导转变为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决策。实施“独狼”式恐怖袭击的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给当前反恐工作带来极大地挑战。
　　上述趋势解释了巴格达迪被击毙却未能震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原因，也进一步说明在当前恐怖组织扁平化的背景下，“独狼”式恐怖袭击将进一步加大反恐工作的预防与干预难度。
　　美国私心导致国际反恐合作阻碍重重
　　美国反恐“工具化”、“政治化”趋势仍将继续，双重标准阻碍国际反恐合作。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美国长期坚持反恐问题“工具化”、“政治化”，一方面试图通过以“反恐”旗号打击反美势力，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干预他国政治。尤其在中东地区，美国深刻介入地区大国博弈，对暴力恐怖组织的支持与利用成为地区国家之间心照不宣的内容。甚至美国反恐的头号目标“基地”组织的出现也与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而美国最终也自食恶果。
　　因此，虽然美国《国家反恐战略》颁布已经一年有余，但至今成效有限，尤其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美方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导向与双重标准进一步阻碍国际反恐形成合力，继而导致国际反恐合作的发展速度远远滞后与恐怖组织扁平化、暴恐袭击随机化的发展趋势，最终使得全球反恐形势进一步恶化。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受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支持，特此感谢。）

来源时间：2019/11/18   发布时间：2019/11/13

旧文章ID：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