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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设贸易战缓冲区：关税排除是喜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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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海 等  来源：《财经》杂志

　　要点
　　1 美国对加征关税的排除机制，为大批美国进口企业“开后门”，并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使用“极限施压”手段提供了回旋空间。
　　2 第一批340亿美元清单的排除金额比率，达到约25.1%，第二批160亿清单在裁决率为79.3%的情况下，排除金额比率已达25.7%。预计2000亿、3000亿清单的排除比率还会明显上升，排除金额将大幅超过1000亿美元。
　　3 短期看，排除机制是美国政策的纠错机制，其有效缓解了美国厂商和消费者压力，也将使中国对美出口压力有所缓解。但从长期来看，该机制的标准设定和执行效果对中国产业升级可能带来抑制效应。
　　4 在中美摩擦暂时缓和时期，为中美良性互动提供了一个表达方式。

　　美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称10月31日起的3个月内，对中国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产品启动排除程序。如果排除申请得到批准，自2019年9月1日起已经加征的关税可以追溯返还。
　　美国一方面对华发动贸易战，扩大加征关税商品范围并提高税率，另一方面却设置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机制，为大批美国进口企业“开后门”。短期看，排除机制是美国政策的纠错机制，其有效缓解了美国厂商和消费者压力，也将使中国对美出口压力有所缓解。但从长期来看，该机制的标准设定和执行效果对中国产业升级可能带来抑制效应。而后者尤其值得关注。
　　所谓加征关税的排除机制，顾名思义与加征关税是相对的缓冲措施，是美国对加征关税不利影响的常用措施。考虑到部分产品因加征关税导致商品和原材料无法替代、可能对本国经济产生严重伤害，企业可以就特定进口商品申请排除，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批准后，可以对相应商品（包括其他所有进口商的该类进口商品）在一年内免予加征额外的关税。2019年5月13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也引入了类似美国的关税排除机制，并发布了《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试行办法》。
　　美国关税排除机制缓冲效应或超预期
　　中美经贸关系密切，美国大幅提高对中国关税的同时，自身也面临进口成本上升、企业盈利下降、消费者开支增加，甚至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对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早有准备，因此与加征关税平行推出了排除机制，以缓冲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已经公布四轮清单。截至2019年9月，美国公布了13批排除清单，涉及前三个清单共计2500亿美元的商品，针对第四轮清单即3000亿输美商品的排除机制在10月31日开始启动。
　　截至2019年9月底，340亿清单的排除申请裁决率已经达到96.1%，排除商品金额占比约为25.12%；160亿清单的排除申请裁决率目前仅为79.3%，而排除商品金额占比已达到约25.70%，最终占比预计将显着高于340亿清单。
　　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当初设计加征关税清单的初衷，涉及5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清单一、二属于美方认为与“中国制造2025”关联度高、可替代性强、对美国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小的一类商品。可以预见，随着贸易战升级，对2000亿甚至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展开，美方对清单三和四里我国商品的依赖度更高，因而其后续排除结果明显高于25%的概率非常大。即便按照现有25%的排除比例，2000亿清单、3000亿清单的排除金额也将超过1000亿美元，规模相当可观。预计2000亿清单、3000亿清单的排除方案公布，会引起市场的更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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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排除加征关税商品进口额，使用2017年美国HS10进口数据估算，数据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2. 排除加征关税商品进口额的估算方法：由于数据限制，无法得知每种排除商品的进口金额。本文使用每个HS10税号下排除申请批准数占排除申请已裁决总数的比重作为权重，与HS10进口金额相乘，估算排除加征关税商品进口额。3. 如果直接使用“排除HS10税号进口额”来替代“排除商品进口额”，将大大高估排除商品进口额：340亿清单的排除加征关税商品进口额会达到207.0亿美元，占比60.9%；160亿清单的排除商品进口额会达到73.3亿美元，占比45.8%。从而得出错误结论。）
　　对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的排除程序开始后，美方在执行中进行了小幅调整，如对“产品”定义有所放宽，只要产品特征一致，允许其包括不同的大小和型号。这就免去了同一产品下因配置差异而逐个申请的麻烦。对产品“用途”限制有所放松，在识别产品用途时接受美国海关进口文件描述，不再过分纠缠产品的“主要或实际”用途。这些变化表明，美国已经为更大规模排除产品关税做好了准备。
　　排除机制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使用“极限施压”手段提供了额外的国内回旋空间。它使美国企业在短期无法找到替代来源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产业链运转。这一做法很可能给特朗普政府带来贸易战对美国伤害不大的错觉，使其在谈判中能够虚张声势、保持强硬立场，并拉长关税战的时限。
　　在数量众多的清单一和清单二产品排除申请结果中，被排除的金额最大的产品和被拒绝的金额最大的产品有典型意义，下面将分别做案例分析。
　　被排除的金额最大的产品——注塑模具
　　在被排除的HS10税号涉及金额最大的10个当中可以看到，除了8480718045，其他税号下商品都未被全部排除。被完全排除的8480718045税号覆盖注塑（或橡胶）模具，申请排除的企业相比金额前10的其他税号多得多，高达53家企业，2017年产品进口总金额4.14亿美元。这些企业主业包括塑料包装，汽车橡胶制品，汽车风扇配件，运动射击用品，模具工具制造，动物玩具用具等等，其中几乎没有知名企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数量很少。
　　作为基础行业，模具涉及冶金、建材、机械、汽车、轻工、电子、化工等各个行业，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汽车模具占模具市场三分之一，汽车制造的模具依存度超过90％，而中国95％以上的模具企业涉及汽车模具。据海关统计，2018年中国模具出口额为60.85亿美元，同比增长10.84%，国内模具总产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强，占全球模具出口总量的25%。因此，注塑模具成为被排除的金额最大的产品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模具工业在世界中的地位及其与美国产业链紧密整合的程度决定的。值得一提的是，HS10税号8480718060的压缩式模具由于相对简易、可替代性高，排除申请被否决了。
　　被拒绝的金额最大的产品——客车四缸发动机
　　在涉及金额前10的被拒绝申请税号中，最突出的就是由沃尔沃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提出的税号8703230140项下的客车4缸排量1.5-3升发动机排除申请。很明显，两家汽车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在中国生产部分发动机供应美国乘用车市场，涉及金额按照2017年进口额计算为15.21亿美元。USTR拒绝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此类型发动机美国和第三方国家多有生产，中国不是唯一来源地；二是相对于两家汽车总销售量（通用汽车840万辆、沃尔沃65万辆）和总营收（通用1470亿美元，沃尔沃255亿美元）相比影响可控。但是，毕竟15亿美元的发动机影响价值200亿美元的汽车生产，两家企业不得不提出排除申请。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USTR对特朗普政府所谓用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意图的贯彻。
　　排名第二、第三的被拒产品分别是无独立电源的硬盘和发光二极管，涉及金额较大，分别为8.9亿和6.53亿美元。硬盘申请被拒绝的企业日立和东芝均为日资企业，但同为日资的音响巨头第一音响和先锋公司申请的存储单元获得批准。可见外资并非决定因素，而可替代性是主要考量。发光二极管主要用于照明，但中国以外有一定产能，尽管有19家企业提出申请，但无一获得批准。尚不清楚USTR是否将硬盘和发光二极管当作高科技产品，认为它们涉及“中国制造2025”。
　　另外，金额靠前的10个税号中排除和拒绝的有7个是同一税号，产品重合度达到70%。这些产品包括各型水泵（批准12家企业申请，拒绝25家）、车船飞机用绝缘接线装置（批准4家，拒绝19家）、无线电导航辅助装置（批准1家，拒绝4家）等。这些排除申请通过与否的具体判断标准尚不明确，起码说明每个税号产品下面细分以及每个公司对中国产品依赖程度都有差别，USTR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审批办法。
　　同一企业兼有被批准和拒绝申请——径向球轴承案例
　　有些企业提出了多个产品排除申请，但是有些申请被批准，有些被拒绝了。这其中以径向轴承为例，可以看到从HS8位税号下沉到HS10位税号，在具体产品上USTR一些审批的判断依据。在具有排除申请同时被批准和拒绝的10家代表性企业中，数量最庞大是Arrowhead Electrical Products Inc. （箭头电器）。这家公司主要生产旋转电器部件，比如用于汽车、卡车、摩托、汽艇上的交流发电机和电器配件。就加税清单一，箭头公司提出了474项产品排除申请，结果被批准167项，涉及税号3个，被拒绝307项，涉及税号9个。
　　具体分析可见，箭头公司申请的12个HS10税号中有6个都在HS8（84821050）项下。也就是说被批准的44/48/52，与被拒绝的28/56/68都是径向球轴承（84821050）下的不同型号。不同的是，44/48/52是直径9-100毫米的三种单排滚珠轴承，以2017年12月为例，美国分别进口了996万/1520万/2030万美元该产品，其中自中国进口占比50.1%/44.9%/31.2%。28/56/68分别是角接触球轴承、100毫米以上以及其他特殊轴承，美国的进口额分别为1530万/879万/317万美元，其中中国占比11%/17.5%/24.9%，前两种产品排名第一的来源国是加拿大和日本，第三种中国虽排第一，但后面瑞士、德国和加拿大与中国出口额相差不远。
　　由此可见，径向球轴承9-100毫米级别的生产，中国的确占据了美国进口的半壁江山。短期内美国企业无法替代，而且鉴于轴承涵盖的产业链，对美国制造业特别是汽车产业影响将十分巨大。但同时，制造工艺更为复杂、技术要求更高的轴承，由西方发达国家生产供给美国，此类轴承申请排除被拒绝既是因为中国占美国市场份额小，容易被替代，同时也让美国达到了压制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的意图。
　　美国加征关税排除机制有缓冲、有隐忧
　　其一，排除加征关税商品所涉及的金额可观，为中美关税战提供了缓冲地带。截至2019年9月底，340亿清单的排除申请裁决率已经达到96.1%，排除商品金额占比约为25.12%；160亿清单的排除申请裁决率仅为79.3%，而排除商品金额占比已达到约25.70%，最终占比大概率会高于340亿清单。而后续的2000亿清单和3000亿清单，由于对美国自身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其排除金额比例可能会更高。
　　其二，从执行结果上看，获批的排除加征关税商品，如模具、滚珠轴承，基本符合美国官方公布的三个标准：(1)寻求中国以外的商品替代来源面临困难；(2)加征关税对申请主体造成严重经济损害；(3)加征关税商品与中国制造2025不相关。而没有获批的排除加征关税商品，如四缸发动机、某些特殊轴承，则有以下几个特点：(1)属于重点打击的产业，或者产业内部升级方向；(2)可替代性相对较强；(3)对消费者影响较小。
　　其三，对于美国来说，加征关税排除机制，是发起“非理性”贸易战背后的“理性”托底。它避免了美国企业短期承压过大，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失，使其在短期无法找到替代来源的条件下维持全球产业链正常运作。但它迫使美国企业在有国内或第三方替代来源的情况下减少、停止向中国购买。同时特朗普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推动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转向中国以外投资设厂（鼓励回流美国），从而达到逐步将产业链移出中国，压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其四，加征关税排除机制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是，短期内缓解了中方企业由于关税上调而压低价格所带来的利润压力。中方企业应该关注美国官方公布的排除信息，积极与美方商业伙伴沟通，创新拓展贸易渠道，尽量降低自身损失。中长期中国需警惕产业链转移风险和产业升级受阻风险，有针对性的帮扶未被排除的产品和生产企业。
　　总之，排除机制虽然暂时释放了压力，减少了美国经济和社会因特朗普贸易政策带来的损失，部分降低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对关税战的反对，为特朗普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使用极限施压手段提供了国内回旋空间，但这一做法很可能给特朗普政府带来贸易战对美国伤害不大的错觉，使其在贸易谈判中保持强硬立场不妥协，从而拉长贸易战的时间。只有从排除机制的结果中吸取正确的教训，理解中美经济在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才能回到中美贸易谈判的正轨上来。
　　（作者赵海、姚曦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奇渊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直面中美贸易冲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课题研究成果之一。感谢威斯康星大学东昱轩同学协助整理数据。编辑：王延春 何一非）

来源时间：2019/11/2   发布时间：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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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非洲”的战略意图及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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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桂梅  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9月下

　　非洲是世界上对“一带一路”倡议认同度最高的地区。但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对非频繁出招，不仅出台对非新战略和新倡议，而且配套出台“建造法案”、美国国际开发性金融公司这个新的金融工具加以支撑。美国“重返非洲”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增进其在非洲的国家利益，以此降低美国私营企业投资大型项目的风险；尤其是通过加大对非洲投入，增强投资领域的竞争力，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意图十分明显。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视域下的对非政策工具，根本不可能给非洲发展带来真正的繁荣，反而因“对标”中非合作间接延迟非洲发展进程。
　　一、美国“重返非洲”的新举措
　　（一）出台“建造法案”
　　2018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这项对非洲地区经贸投资格局产生较大影响的法案正式出台。该法案提出将原来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优化、整合和升级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全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即美国国际开发性金融公司（IDFC）,该机构将于2019年10月正式成立。此前是OPIC的过渡和转型期。其间，OPIC将新增一部分美国对外援助机构USAID的职能，统筹管理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另外它的境外资产规模上限也被增至600亿美元，同时扩展OPIC职能，以及赋予IDFC以股权投资、基金出资的形式对美国企业的境外项目进行支持。
　　（二）出台对非新战略、启动对非新倡议
　　2018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公布了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战略，重点关注经贸、安全、发展三大领域，并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在非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抗衡中国在非洲日益深远的影响力。
　　2019年6月19日，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行的2019年美国非洲商业峰会上，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凯伦·凯利宣布启动“繁荣非洲”倡议，旨在激发美非在双边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持续合作潜力，提升美国与非洲国家居民的生活及收入水平，改善当地就业、为构建透明高效的全球市场提供增长动力。
　　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公布了“繁荣非洲”倡议的八项具体措施，包括：创新融资工具，引导私营企业使用政府便利服务，利用当地企业开发深化市场，消除政策监管和物流贸易壁垒，设立多机构平台，以技术手段整合现有市场，在北非建立贸易投资枢纽，充分发挥开发署在促进私营市场方面的作用等。
　　（三）美国与西方联手创立开发性金融机构联盟
　　2019年4月11日，OPIC与加拿大金融发展公司（FinDev）和欧洲发展金融机构（EDFI，英法德等15个欧洲国家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组成）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联盟”（DFI Alliance）。这些金融协议旨在加强美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对外援助和发展政策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要“为不可持续的、国家主导的投融资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替代方案”，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融资模式。
　　二、美国“重返非洲”的战略意图
　　（一）挽救美国与非洲的经贸颓势，提升美国经济利益
　　进入21世纪，非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在非洲没有重大利益诉求，始终未将非洲放在应有战略位置加以重视，政府及金融机构也没有专门针对非洲贸易投资的配套措施及服务，导致美国企业在非洲市场缺乏竞争力，美国对非投资贸易体量逐年下滑。2018年，美国对非出口总量相比于2014年峰值萎缩了32%；美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从2013年的610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底的500亿美元。为此，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凯利指出，美政府将帮助企业寻找商业机会、降低贸易壁垒、提供融资与指导，扭转美非贸易投资持续下滑的局面。
　　（二）仿效中国对非投融资模式，对冲中国在非洲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中国与非洲的经贸融合愈发紧密，引得世界广泛关注。2019年2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促进贸易和投资：区域与国际参与的新议程》报告指出，“中国对非融资正在发生变化，正从传统的‘资源换基建’模式转向由政府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来支持更广泛的投资者参与对非股权投资”；建议美国跟上国际对非合作的步伐，加强美非最高层级之间经常性交往，充分释放美非关系的潜能。2019年5月26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评论文章称，中国之所以连续10年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得益于其向非洲提供高额且多样化的资金渠道，包括优惠贷款、赠款、援助和商业贷款的不同组合。为此，建议美国政府在实践中仿效和抗衡中非合作的投融资模式。
　　美国新近出台的一系列对非新举措均具有遏制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战略考量。“建造法案”中从新组织架构IDFC的设立，到以股权投资、基金出资支持在非美国企业运营的新融资模式，以及合作理念等，无不折射出仿效和区格中国对非合作的竞争性。尤为重要的是，美国与西方联手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联盟，更显示出美国与西方看重对未来发展目标和倡议的长期规划，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长期化、战略化特色的效仿和学习；同时，该联盟强调私人部门主导对外投资、支持发展类项目，标榜帮助发展中国家逃离“债务陷阱”，均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投资的一次“策略围堵”。
　　三、美国“重返非洲”的影响分析
　　（一）以“美国优先”原则制定的对非新战略，结果只能是通过非洲繁荣美国自己，不可能给非洲发展带来真正的繁荣
　　第一，特朗普上台后，延续美国历届政府的“对非洲没有重大利益诉求”外交定位。在与非洲的交往中，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经济优先”的原则，不仅上台后削减对非发展援助，而且以“对等原则”重塑美非贸易，还曾污蔑非洲为“粪坑国家”，招致强烈不满。
　　此次美国“重返非洲”并非是从根本上认识到非洲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巨大的发展潜能，也没把非洲放在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而是将非洲视为增进美国利益、遏制中国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这种完全按照“美国优先”的立场利用非洲、塑造非洲的意图低估了非洲人的智慧，必然引起非洲人的警觉；缺乏诚意、没有明确主张、尚未完全系统化的对非举措，注定不会给非洲发展带来好的结果。
　　第二，美国对非合作设置了一系列前提条件，例如，在国际场合投票反对美国或在行动上违背美国利益的国家都“不应获得美国慷慨的援助”，甚至有在非洲国家内部制造分裂之嫌，将影响美方在非洲国家中的信任度和友好度。
　　第三，新战略计划“绕过联合国”，还强调美国更愿与非洲签署双边经贸协议，这势必置非洲国家于不利地位，也不符合非洲一体化和经济融合的趋势，难以获得广大非洲国家的认同。
　　第四，美国“重返非洲”战略的资金难有保障。相比政府提出的削减对非总援助的目标，繁荣非洲倡议提出的5000万美元预算只是九牛一毛，不足以有效地应对美国在经济、安全和在非影响力方面受到的利益威胁。
　　（二）美国出台“对标”中国的排他性、竞争性的对非新举措，或将给中非合作造成一定冲击
　　美国对非新举措剑指中国，大国对抗色彩十分明显。综观美国对非新举措，经贸领域的竞争无疑为重点，但投资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并具有如下新特点。
　　第一，美国政府要提供资金、技术、服务等资源增强美国私营企业的竞争优势。一来可以帮助美国企业更好地与中国企业竞争，二来将为非洲潜在的商业伙伴提供更多的选择，以及与标准更高的美国公司合作的好处。
　　第二，对非投资将成为新的竞争领域。2004—2015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未来10年中国或将成为对非投资的领导者。美国智库认为，相较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贷款而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美国在非利益的威胁更大，为此建议美国政府增加对非洲的各类金融支持，增强美国在投资领域的竞争力。而制造业、基础设施、能源、移动支付、医疗化工、金融、通信等行业或将成为美非经贸合作重点领域，与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金融、通信领域的竞争激烈。
　　第三，美国IDFC的设立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联盟”的成立是为对冲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模式而推出的新举措。美国将利用多样化、成熟、综合的金融工具，与中国“重资本、长周期”类型项目的非洲投资展开竞争，使得中非合作难度加大。预计中美在非洲的金融资源分配和对外投资的矛盾将更趋显性化和尖锐化。
　　总之，美国出台的一系列“重返非洲”的政策工具，由于动机不纯、资金不足，不可能给非洲发展带来真正的繁荣。但是处处针锋相对的美国对非政策可能会给中非合作造成一定冲击，间接拖累非洲发展的进程。对此，中国在与非洲的合作中一定要保持定力、巩固优势、稳中求进地应对竞争；创新投融资模式，落实对非合作承诺；加强三方合作，分化压力，高质有效的推进对非合作。
　　（作者：姚桂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9/11/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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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就“中国的挑战”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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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

2019年10月30日

　　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赫尔曼·卡恩奖颁奖晚会（Herman Kahn Award Gala）就“中国的挑战”发表讲话

　　谢谢诸位如此热情友好。我往往希望在讲话结束后得到掌声（笑声），因为到时候才能知道——到时候才能知道表现得好不好。鲁帕特（Rupert），你谈到参议院（Senate）竞选和出书的事。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谈这些情况，两者都属于不可饶恕的罪过。（笑声）所以我今晚对这两件事都闭口不谈。
　　多谢鲁帕特以诸多溢美之词发表的引言。
　　尊敬的来宾们、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很高兴能与诸位在此共度良宵。我能与基辛格博士（Dr. Kissinger）和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斯特恩（Sterns）父女同席而坐，令人颇为荣幸——他们都是为美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人物。多谢你们提供了卓越的服务。我有幸认识基辛格博士。他已经90多岁高龄。国务卿舒尔茨（Shultz）也已经90多岁。我还有很多年才能赶上。（笑声）一定是雾谷（Foggy Bottom）的关系才使你们如此长寿。
　　还要谢谢肯（Ken）以及在场的董事会成员对我关爱有加。你们的宽容和今晚颁发的这个奖项使我感到当之有愧。我儿子经常提醒我，有很多事情可以令我感到惭愧。他——我实际上已经对他说了这件事，他上网查了一下，查看以往所有的获奖人。他怀疑贵所是否看走了眼。（笑声）
　　他还在我旅行期间向照顾我的整个团队发了一封邮件，闹得满城风雨。这份邮件写道，“我爸爸今晚下飞机时看上去半死不活的。能不能有人给他化化妆？”（笑声）当时我在远方某地，凌晨3点钟。
　　我想我先用几分钟时间回顾一下我心中萦绕已久的一些事。我记得，我曾经希望在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President Trump）就职后几小时，立即宣誓就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但是参议员怀登（Wyden）对就职时间有不同的设想。所以我的事被推迟到星期五。
　　但当时我已邀请总统在星期六上午去位于兰岭（Langley）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当天我到场的时候，当天总统到场的时候，我仍然是堪萨斯州（Kansas）第4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希望在星期一能获得51张确认票。
　　我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特朗普总统高度关注的问题。他在宣誓就职后不到24小时，就与我和负责反恐怖主义事务的资深人员在中央情报局进行座谈。他谈到3件事。他说，我会为你们提供你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我会为你们提供你们为保障美国安全从事的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授权；我希望保证我们能够摧毁哈里发（caliphate）。我希望抓住伊斯兰国（ISIS）的头目。同时，（掌声）我们为此进行了两年半的努力，这个团队十分优秀。以往完成的工作绝对可以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做出重大贡献。总统主导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对此坚持不懈。他支持我从事的所有工作，然后是我的继任者哈斯佩尔（Haspel），以及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和所有团队的杰作，最终使巴格达迪（Baghdadi）难逃法网。（掌声）
　　我希望诸位都知道，当你们有机会看见身穿军装的人，或者遇到一名情报官员，你们可能都认不出他们。其中有些人今晚就坐在这里。你们都不认识。请对他们表示感谢。他们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至关重要。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激进伊斯兰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诚然尚未消失，但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工作展现了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拥有的卓越性、独特性，并达到以前谈到的优越性的程度。
　　我认为，我们的确不妨认真地回顾走过的历史。半个世纪前，你们的创始人为贵所制定的方针是，以非常规的方式对未来进行思考。特朗普总统在任命我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当然是对某些事物进行非常规思考的人物。谁会想到这个在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长大的孩子会得到如此殊荣？
　　他还知道，赫尔曼也知道，为了未来的利益，为了维护我们所称的美利坚合众国取得的伟大和崇高的成就，没有任何使命比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更重要。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想在回答问题前用几分钟的时间重点谈一些问题。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不同于历届政府，我想重点谈谈其中的核心问题。这并不涉及政治。我们仅——我们已顺应时代的要求，迎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
　　请看，我们拥有与中国人民一贯保持友好的传统。我们今天继续如此。在美国，我们有美国华人群体，我们喜爱和重视这个群体。我通过工商界和个人联系对他们有所了解。我还认识其中的很多人。
　　但是，我必须强调，今天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并不等同于中国人民。他们力求和正在使用的各种方式对美国和全世界构成了挑战。
　　我们需要以共同的努力，我们所有人，直接对抗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挑战，并且是从各方面。
　　当然，存在许多机会，但是，无视我们两种体制间的根本差异及影响——这两种体制带来的影响，它们的差异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不再是现实的。
　　无疑，这是一种改变。也许会被认为反常规。这不是过去二十多来你们从领导人那里听到的说法。坦率说，我们对中国的风险——对它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认识迟缓，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谊。因为我们，作为美国人，总是不断希望友谊。
　　但是，坦率说，在我们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几十年来成全和鼓励了中国的兴起，即使是在——即使是当这种兴起是以美国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以及安全和正当的常理为代价。
　　我们把与我们长期的朋友台湾的关系降格，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条件，同北京关系实现正常化。
　　当发生矛盾冲突时，我们过于经常地回避直接在那边谈人权问题和美国价值观，我们淡化意识形态差异，即使是在发生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其他重大践踏人权情况以后。
　　我们鼓励让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前提是他们承诺进行市场改革和遵守这些组织的规则。但太常有的情况是，中国未曾予以兑现。
　　当中国威胁像越南，像菲律宾这样的邻国时，当他们声称对整个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拥有主权时，我们犹犹豫豫，远没有作出我们应有的行动。
　　坦率说，我们为让中国兴起出了太多的力，期待共产党中国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市场导向，最终可望变得更加民主。
　　我们这样做了很长时间。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我们采取上述方针：我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在如何演变。坦率说，美国人民未能看到全部情形。
　　我与许许多多商界领袖交谈过。在中国做了大量投资的美国公司被强迫就范中国的规定。这包括几乎任何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有争议的话题。
　　北京的顽固不变使它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永久的中国游说班子。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兜售同中国领导人和与商业伙伴建立关系的渠道。
　　坦率说，每当出现争端或关系紧张，我们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是美国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与此同时，北京控制和限制我们的外交官、新闻工作者和学术人员在中国大陆旅行时的接触机会。他们今天仍在这样做。如果你们能看到这种差别——如果你们能看到中国外交官受到何种待遇和美国外交官受到何种待遇以及他们的接触机会，你们也会发现这种与美国价值观极其相背的不对等情况。
　　中国国营媒体和政府发言人弥合这种差距，经常诬蔑美国的意图和政策目标。他们今天仍在这样做。他们歪曲美国人对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和他们对习总书记的评论。
　　这些不良后果完全可以预料。它们是与不尊重公平、法治和互利的暗箱作业政权打交道所产生的必然附带结果。
　　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敌视美国和我们的价值观的程度，以及它的更恶劣言行和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有特朗普总统的领导。
　　总统自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警告。我记得他当初在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一次讲话中，将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称作“历史上最大的工作窃取”。当时有很多人笑。我想如今看到现实，没有那么多人在笑了。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通过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削弱美国的制造业。上周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组财富500强企业（Fortune 500）的主管。那些经历令人吃惊。
　　现在我们还知道，中国以强迫我们的公司进行自我审查才可保持在中国的市场准入的方式，威胁美国人的自由。我们都看到了最近NBA的经历。道理是，北京应可自由进行它自己的公关运动；他们是主权国家。但是如果我们有不同观点，我们的公司应被允许保持其不同观点。压制异议声音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发展不对称武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威胁我们的战略财产。
　　还可以列举更多。
　　这些不仅是我们的问题。他们是和我们拥有同样价值观的所有国家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北京把胁迫作为优先的国术手段时，这对我们相信民主和主权是基本常规并应以此主导世界商务和国家往来方式的国家来说，是不利的。这些观念，通过在像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Taiwan Strait）这些地方作出法律程序以外的领土和海上主权伸张，威胁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
　　我们还知道，北京将邻国和其他国家卷入它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经常用贿赂达成达交易，往往致使许多国家债台高筑，丧失能力，自身主权受到威胁。
　　现在我们也知道而且能看到中国政权践踏其本国公民——伟大崇高的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我们在香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那里需要履行他们的保证和承诺；我们还从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权的严重侵犯中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也知道中国共产党正在向其人民及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个列宁主义政党（Leninist Party）进行统治，而且人人都必须按照共产党精英的意愿来思考及行事。这不是一个我所希望的未来，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在座的任何人所希望的未来，这不是一个其他民主体所希望的未来，也不是一个中国人民——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在任何地方都不希望有这种模式。
　　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阐明了这一点，指明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这意味着存在种种挑战，也存在切实的机遇，而且我们希望我们能以建设性方式同他们接触。但这是现实。这是事实。
　　我们并没有选择其中某些问题，这也是事实。中国将它们强加于我们。
　　在今后几个月中，我将发表一系列讲话。我将更加具体地谈到其中每一个问题。
　　我将谈到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及其对美国及全世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着重于斗争和国际统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Marxist-Leninist Party）。我们只需要听听他们领导人的话。
　　我还将谈到他们是如何干预我们在美国这里认为最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该党的情报机构，统一战线工作部（United Front Work）及其宣传分支已经发起一场把公众舆论导向倾向于北京的全球运动。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而且我们要确保信息在每一个地方都自由地流动。
　　而且我还会谈到国际秩序受到的影响。北京正在积极地创造它自己的国际空间，而且它参与国际组织以使其专制体制得以存在并扩大其范围。而我们在美国，我认为属于哈德逊研究所的优秀人士，要维护现有的自由及开放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是美国帮助创建并继续引领的。
　　我还将——还将谈到经济。中国从事不公平的掠夺性经济行为，而且利用国有资产在全世界各地打下其经济足迹。我们希望中国成功。我们希望它有一个成功的经济。我们希望有一个透明的、有竞争性的、由市场驱动的惠及所有参与方的体系。
　　你们从我们接近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中可以看到为此迈出的第一步。我对我们将能达成感到乐观。这是一件好事，是我们能够共同努力的一个领域。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做得正确，而且我们希望确保经济关系在我们之间是公平的、对等的以及平衡的。我认为这将显示出存在着可以有的共同之处，而且特朗普政府将不辞辛劳地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地方都找到它。
　　我还将有机会谈到我们的军队是如何竞争的，以及中国所建立的远远超出他们的自卫所需的有关能力。
　　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未来几年及几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将有很多谈论，很多智库的讨论，很多学术界的讨论。我将阐明美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不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而且事实上，我们所希望的恰恰相反。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中国，同本国人民及其邻国和平共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昌盛的中国，中国的工商企业界根据我们都知道、都理解的一系列公平的对等规则同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商务往来。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自由化的中国，允许其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而且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尊重其本国人民的基本人权的中国，正如其本国宪法所保障的。
　　但最重要的是，作为美国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同中国接触要基于其现状，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状况。
　　赫尔曼·卡恩曾提醒我们，他曾敦促我们以非常规的方式进行思考，得出有说服力的政策论据，并始终一致地向美国人民说明这些论据。
　　我们必须以全新的、非常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希望你们都和我一起这么做。我们将共同学习，而且我们将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发展一种牢固的关系。
　　我就讲到这里，现在回答几个问题，这位先生——肯（Ken）。
　　谢谢各位。上帝保佑大家。（掌声）

来源时间：2019/11/1   发布时间：2019/11/1

旧文章ID：19920

姚洋：中美经贸关系——关于中国定位的两个原则

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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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洋  来源：北大国发院

　　题记：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贸专家和法学专家签名的联合倡议书。本文根据倡议书的三位核心发起人之一、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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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高校智库，也是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独立做研究，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一直在牵头组织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此次能够与Jeffrey Lehman教授以及Dani Rodrik教授共同推动《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的产生和发布，也是国发院的专长和担当所在。真心感谢每一位学者的勇气、担当和认真的参与，希望我们能为中美两个大国开展更有建树的对话做出学术界的努力。
　　关于这份《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联合倡议》，我想主要从中方角度来阐明我的观点。
　　目前，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对立和僵局中，有两个极端观点，一个是趋同，就是让中国高度趋同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另一个是脱钩，就是中国和美国完全脱钩。我们中美的学者以个人名义，自发地组建一个工作小组，并达成一个共同倡议，就是想从学术的角度呈现我们的理性思考，在两个极端之外探寻第三种方式，让中美在各自保留经济体制特色的基础上，以一个折中方案使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避免陷入僵局甚至对立，从而还能继续在经贸、投资等多个领域合作，这对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意义非凡。
　　为什么要允许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保留特色？
　　中美经贸关系出现对立和僵局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很多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向美国趋同。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主要任务。中国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国的四分之一，排名位于全球第70-80名之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采用经济优先的战略，需要政府扮演适当的角色，包括调动资源和协调作用。
　　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在不断改革，改革还是进行时。虽然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已经改革40多年，但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改革使中国探索出更有效的经济体系，但这需要时间。过去40多年，中国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没有采取跃进的、激进的方式，既避免了大的动荡，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经济体制又在不断改革和演进，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政府继续扮演一定的角色；与之相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时间完成，世界应该允许中国从内部摸索改革的方向。
　　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意图就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但这是以偏概全的看法。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甚至是多变的，我们不能拿某一个政策或某一个人的观点代表整个美国。我们要保持起码的理性和科学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份联合倡议的创想与探讨过程中，美国的经贸与法学的主流学者们还是希望同中国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希望能推动中美之间的和平共存，而不是脱钩。我们双方学界所达成的联合倡议，与最近一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协议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充分说明这种共识远远不止于学界。
　　作为学者，我们的讨论也没有局限于达成泛泛的共识，而是希望构建一个磋商的核心框架和行动方案。涉及中美贸易当中的跨境问题，我们会推荐采用《联合倡议》中提出的“第一只篮子”来解决，摈弃“与邻为壑”的政策。对于两国的国内政策，可以先选择“第二只篮子”，即先谈判；如果无法谈成，则进入“第三只篮子”，即两国有权利采取一些自我防护的措施。
　　为什么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转变角色？
　　世界允许中国保持经济体制的特色，但这不能成为中国我行我素的借口。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正好赶上了上一轮全球化的大浪潮，从中受益良多，甚至说最多也不为过。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主动开放，但与此同时也离不开全球市场对中国打开国门的欢迎，以及对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本等诸多要素的支持。作为全球多年的领导者，美国的作用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方面。中国目前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都是从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刻开始的，因此，中国完全有理由来保护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体系，维护全球化的成果。但是，中国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的冲击。
　　在上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全球规则的适应者、全球体系的跟随者，但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长大了，正在对全世界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让美国感受到了，引起了一定的不适、担忧，甚至摩擦和反制，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感受到了，对此我们要保持起码的清醒。
　　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大国。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大，而且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的一举一动会给全世界带来非同寻常的影响。
　　作为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带给别人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转变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不能再停留于简单的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和国际体系的跟随者，而必须逐步成为规则制订的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作为适应者和跟随者的时候，我们不用过多考虑别国怎么想，只需要自己尽可能地从中获取优势即可；但作为举足轻重的大国，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和国际体系的调整，并考虑我们的选择可能对别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就像我们在企业里做部门主管和做CEO，是大不相同的：CEO不能只考虑某一个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而必须通盘考虑公司的整体发展。
　　总结起来，中国还需要时间发展，世界需要给中国经济体制一定的包容性和耐心；同时，中国也要意识到，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体量今非昔比，为此也要给美国和整个世界调整的时间，并积极转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思维模式，充分考虑自身发展带给别人的影响和整个世界的综合得失。
　　（白尧  整理）

来源时间：2019/11/1   发布时间：2019/10/31

旧文章ID：19918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特朗普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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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直哥  来源：环球时报

　　昨晚，美国众议院以232票支持对196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正式启动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查程序。
　　不过，这一投票结果并不代表特朗普“完蛋”了。其所真正展现出的，其实是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已经变得越发的分裂和对立。
　　因为从美国NBC新闻网等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个232票对196票的投票结果，基本上与美国众议院中民主党与共和党所拥有的席位相对应，即234席对197席。
　　换言之，在此次众议院的投票中，特朗普所来自的共和党的议员，几乎全部投了反对票，反对对特朗普启动弹劾程序。而特朗普“政敌”民主党的议员，则几乎全部投了赞同票，支持对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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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美国众议院官方网站给出的各党席位分布

　　所以，这一启动弹劾程序的决议获得通过，并不代表着美国人受够了特朗普，要赶他下台，而是美国民主党以其“一党之力”强行推动的。
　　这也是为何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和“亲特朗普”的保守派媒体会抨击民主党这是要“颠覆”特朗普政府。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网民也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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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特朗普被卷入弹劾旋涡的原因，按照英国BBC等媒体说法，源于他被怀疑曾给乌克兰政府施压，要求乌克兰当局去调查民主党2020年的总统参选人拜登一家，是否在乌克兰的能源业存在腐败问题。
　　美国民主党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是在引入外国势力干涉美国大选，是在用不正当手段打击自己的竞选对手，这严重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但特朗普本人则否认民主党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违法，并称民主党的这些指控和之前该党发起的“通俄门”调查一样，都是一种要抹黑他、诋毁他的“猎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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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报道原文截图

来源时间：2019/11/1   发布时间：2019/11/1

旧文章ID：19917

比利时孔子学院院长遭申根26国禁止入境，曾拒绝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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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恺雯  来源：观察者网

　　因所谓的“间谍”指控，中国学者、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孔子学院院长宋新宁遭比利时禁止入境，同时也被禁止在8年内进入其他申根国家。
　　宋新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怀疑此事是受到美国影响，他曾拒绝一名美国外交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的要求，而如今的禁令，就是“不合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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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宁

　　据路透社10月30日报道，比利时方面当天表示，该国已经拒绝向宋新宁发出居留许可。该国内政部发言人厄尔诺德（Dominique Ernould）证实了此事，但以隐私为由拒绝进一步置评。
　　宋新宁通过电子邮件对路透社表示，比利时国家安全局错误地指控他与中国情报部门合作，他已就遭禁止入境一事提出上诉。
　　法新社称，入境禁令同时在26个申根国家生效，为期8年。报道还援引比利时媒体《晨报》（De Morgen）和《旗帜报》（De Standaard）的内容称，宋新宁涉嫌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但报道并不能提供有关指控的更多细节。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一名发言人证实，与宋新宁的合同已经终止，该校孔子学院将有一位由中国提名的新院长。
　　法新社的消息源称，因为对宋新宁的怀疑而禁止他进入申根26国，此举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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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启动仪式 图源：VUB网站

　　据香港《南华早报》30日报道，宋新宁表示，他怀疑比利时的禁令是受到美国影响，此前他曾拒绝一名美国外交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的建议。
　　“在我的记忆里，他说得很直白，‘我知道你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你能和我们合作吗?’”宋新宁回忆道，美国外交官曾向他提出上述要求，但立刻遭到他拒绝，时间大致在4月初，也就是他等待工作许可和延长签证的时候。
　　宋新宁表示，他此前已经获得工作许可，但比利时移民局7月30日告诉他，因为他“支持中国的情报活动”，签证将无法续签。此外，今年9月宋新宁又被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告知，自己被禁止进入申根国家。
　　“我在（和美国外交官的）会议上被警告说，如果我不合作，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宋新宁说：“很明显这就是后果，我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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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宁表示被禁止入境是拒绝与美国合作的“后果” 《南华早报》截图

　　荷兰莱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Leiden Asia Centre）及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研究员英格丽德·霍格（Ingrid d’Hooghe）表示，欧洲对中国学术界的审查正在增加。
　　她认为，宋新宁的例子表明，欧洲当局似乎受到了“美国的大力鼓动”。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孔子学院总存在着一种“阴谋论”，去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公布一份报告，声称孔子学院“在基本不受美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中国的影响力，委员会正寻求立法加以限制，若其不进行改革就应该关停”，但报告也承认，并没有发现孔子学院有从事所谓“间谍活动”的证据。
　　公开资料显示，宋新宁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英国研究学会副会长、《欧洲研究》学术委员以及六个欧洲地区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编委。2007年6月－2010年6月，在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比利时）担任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9/11/1   发布时间：2019/10/31

旧文章ID：19916

黄亚生：中国应当重视与美国民主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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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根据《人民网》上刊载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记载，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在1930年代期间长期在中国生活，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关系很亲密）。毛泽东当时和斯诺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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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毛泽东，图片来源：搜狐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对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同的态度，但也可以用来概括当下中国对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不同态度。中国一般更愿意投资和美国共和党的关系，中国热情接待的退休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基本都是共和党人，比如布什家族、基辛格等。维系和这些“老朋友”的关系当然没有错，这些人都与中国有着长期且密切的交往，可以作为中美官方交流互信的一个纽带。但是，中国不重视，甚至有时忽略与民主党的关系，比如民主党退休总统卡特。这在我看来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公正的。卡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也都为中美关系做出过巨大贡献，维系和加强与他们的关系对中美关系是有益处的。
　　基辛格和老布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或许是在中国最家喻户晓的一任美国国务卿了。在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期间，基辛格于1971年两度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共同为促成尼克松访华努力。根据基辛格自己的回忆，他其与毛泽东及毛泽东之后的每一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每一任领导人都曾多次会见、接待基辛格。在2015年来华时，尽管基辛格谦虚的表示自己是“一位访问中国的普通公民”，但他在中国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最高级别的接待。按官方的说法，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的破冰者"， 他访问中国时永远都会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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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破冰者"，图片来源：搜狐

　　和基辛格一样，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4年，老布什被任命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在北京的生活是老布什与中国缘分的一个起点。1989年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二个月就选择出访中国，成为史上任职后最快访华的美国总统，在访问期间，老布什也成为了第一个通过中国电视台向中国人发表谈话的美国总统。在老布什退休后，他又先后20多次访问中国。2008年奥运会期间，老布什及其家人更是受到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出席了奥运会开幕式。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教授杰弗里·伊戈尔（Jeffrey Engel）是老布什的一个好朋友，并曾陪同他访问过中国。伊戈尔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当他在2006年陪同老布什访问中国时，他感觉“中国没有把他当做前总统，而是当做现任总统一样。老布什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获得这样令人感动的尊重。北京方面毫无疑问把老布什当做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中国把老布什视作和尼克松一样的重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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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长期以来也被视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图片来源：BBC

　　卡特和克林顿——不应被忽视的中美关系推动者
　　与共和党的基辛格和老布什一样，民主党前总统卡特和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也作出过很重要的贡献。然而， 他们在退休后受到的来自中国方面的礼遇显然不如基辛格和老布什。前文提到的伊戈尔曾表示，“中国人民对于老布什有着特殊的情感。但中国方面对克林顿夫妇，以及奥巴马都没有这样的热情。”
　　卡特和克林顿等民主党元老的关系其实也是值得维系的。事实上，中美正式建交就是在卡特任期内促成的。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卡特表示，在他之前，“包括尼克松、福特总统都不愿意正式承认中国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承认和中国正式建交在美国国内有很大的政治阻力。卡特表示，“但是幸运的是，美国宪法规定了只有一个人能够认可另外一个政府，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国会在这方面没有否决权，所以我就拍板决策了，尽管当时不受民意支持。”
　　中美之间科技的交流也是由卡特政府开启的。根据中国政府官网的介绍，“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时提出，美国政府要派由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高级科技代表团访华，与中国政府负责科技工作的高级官员建立联系，讨论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发展两国间的民用科技合作，以便在适合的时候与中国建立官方的科技合作关系。”随后，1978年7月，普雷斯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就科技领域合作展开了多轮磋商。在双方的努力下，1979年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与卡特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协定的框架下，中美两国政府在数十个科学技术领域展开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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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总统卡特同样为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图片来源：ABC

　　卡特还促进了中美民间交流。卡特在2014年的那次采访中表示，在中美建交后，时任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曾给他打过电话，问他能不能派5000名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卡特当即表示，你可以派十万人过来！到今天为止，已经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来过美国留学或者访学，他们一方面要感谢邓小平的对美国的开放政策，一方面要感谢卡特总统对中国的开放政策。
　　老布什的继任者、民主党人克林顿同样为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作出了贡献。克林顿先是在任期内促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邹至庄曾在其一篇介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文章中引述了1999年的一个经济模型预测，模型预测加入世贸组织可以帮助中国在2005年获得额外1.5%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全球化有着很积极的作用。在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克林顿在2000年在美国国内力促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法案。在此之前，美国国会需要每年审核一次，并决定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身份，这使得很多议员可以借着审核的名义，对中国一些非经济问题施压。而“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的通过使得国会无权再每年审核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身份，很大程度将中美自由贸易的经济问题从政治问题中剥离了出来。
　　结语
　　世界上基本所有的政府对美国两党都是尽量保持等距离的平衡关系，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但可能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现在的以色列保守派政府。内塔尼亚胡明显偏向美国共和党。这实际上是伤害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另一个可能就是中国。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前任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曾在2014年陪同卡特访问中国。访问结束后夏伟曾写了一篇文章说到虽然卡特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在中国访问远远没有受到像基辛格和老布什一级的待遇。
　　明年是美国大选年，民主党有可能入主白宫。在共和党这边，所谓的中国的那些“老朋友”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政治资本。而在民主党这边，和中国过去打过交道的奥巴马和克林顿离任后基本上和中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如果民主党全面继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将毫不奇怪。

来源时间：2019/11/1   发布时间：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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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泽与《对普通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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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峰  来源：洗脚池

　　杨安泽（Andrew Yang），作为美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华裔总统候选人（在此以前邝友良曾在1964年和1968年参选），现在对美国华人来说应该不是陌生的名字了。按照竞选的传统，他在2018年推出了《对普通人的战争》（“The War on Normal People”）这本书作为他的竞选宣言。虽然杨安泽在民主党竞选人中的排名并不靠前，这本书却引起了很大重视。我们的社区图书馆收藏了6本（目前只有两本没有借出），我们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很多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2018年（当时杨在竞选中还是无名小卒）发表了书评。虽然那些书评都只着重讨论杨的招牌政见：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缩写 UBI），但说这本书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注意应该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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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泽2019年2月在辛辛那提对当地居民演讲

　　按照竞选宣言书的套路，作者应该首先提出一个或几个严重而急迫的社会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对普通人的战争》提出的问题是自动化带来的工作机会消失和由此引发的贫富差距。作为熟悉高科技发展的“圈内人”，杨安泽以大量的数据和例子阐述自动化对今天工作机会的威胁。在过去几百年历史里，技术发展导致工作局势改变有很多次，但都没有引起不可解决的社会危机。今天我们不论是工作的人数还是工作的时间都比过去更多。但是，杨安泽指出，自动化带来的变迁与过去有根本不同。一个是这次变化的速度会非常快。以前新技术的推广需要大量资本投资，所以是逐步发生的。而现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一旦技术上可行，制造有关设备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低，而很快把旧的生产方式逐出市场。另一个是这次变化不限于某个地区和某个行业，而是涉及整个工作类型。所以失去工作的人会非常多。即使因为技术发展而产生新的工作机会，也不可能弥补损失。而且新出现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程度和技能一般很高，不是被刷下来的工人通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的。还有一点是自动化的冲击对某些地区，年龄层和教育程度的人群冲击特别厉害。所以虽然全国平均的失业率仍然很低，但自动化的冲击已经是不可忽略的趋势了。
　　然后，杨安泽把目光转向了自动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的收入差距。但是和典型的民主党人不同，他的关注点不是超级富豪怎样强取豪夺或少交税，而是处在底层的那些人。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处境造成了川普的当选，尽管川普实际上并不能帮助他们。在杨安泽看来，这本书的读者（生活在大城市，有高等教育背景和高收入工作的人）是生活在泡沫之中。他们对于美国小城市和乡村了解很少。所以他花了很多笔墨来描述那些“川普领地”的情况。杨安泽讨论的不是穷人的物质生活，而是贫穷的状态对于人生质量和社区的影响。他指出，如今的美国并非理想中“人人都有机会，只要肯努力”的寻梦之国。贫穷的状态会影响到人的考虑优先：生存高于冒险。所以穷人之中创业者稀少。贫穷的生活给人带来压力，因此会降低人的自律能力，往往做出错误的决定。不光自身收入，生活环境也对成功的机会有很大影响。生活在大城市圈之外，机会，信息，心态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作为社会，我们不能把成功的责任都推给个人，简单地用“不努力”来描写不成功的人。杨安泽进一步描写了那些贫穷地区令人担忧的情形：单亲家庭成为多数，鸦片成瘾现象蔓延，男人沉迷于电子游戏中，社区凋零分裂。在杨安泽看来，这种状态延续和加剧的话，必然导致动乱甚至革命。
　　按照套路，此时该提出答案了。杨安泽也没让读者失望，在书的第三部分中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当然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的“白给钱”的UBI方案了。关于这个方案我以后会专文讨论。这里我只想说，看了这本书后我认为杨安泽的UBI并不是哗众取宠或天马行空，而是建筑在审慎的思考和研究之上的。当然这不意味着UBI是正确可行的。但至少这个思路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杨的另一个重要方案就是“社会分”（social credit）。那是一种替代货币，用来反映一个人对社会和社区的贡献，而不像金钱那样反映人的物质创造活动。社会分可以由社区或政府来发放。它可以用来换取别人的帮助，也可以用来反映一个人的成就，就像今天金钱的作用一样。“社会分”和UBI是相辅相成的。UBI满足了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而社会分可以让人在商品经济之外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两者组合起来，可以在自动化造成工作消失后维持人的幸福程度。
　　除此之外，书中对教育，医疗和政治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综合看来，这些想法展示了杨安泽的一些基本思路。
　　首先，杨安泽认为由于自动化的发展和普及，我们的整个政治观念需要改变。社会组织和活动的最终目的不再是以GDP为目标的物质生产，而是社会成员的福祉。所以，那些不产生GDP的社会活动如照顾家人，无酬劳的艺术创作，社区服务等，也应该得到认可和奖励。
　　另一方面，企业的成功不光是看其产品的商场表现，还要看它对社区和消费者生活质量的贡献。基于这样的认识，杨安泽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我们要接受他称之为“人道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理念。
　　我认为，杨安泽对于自动化带来社会转变的看法是深刻的。这一点我在以前的博文中也讨论过（见篇末附文）。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就是要鼓励人们多生产。而由于自动化和其它技术进步，物质短缺的现象将彻底消失。所以那个基本假设需要修改。
　　但是我对杨的主张还是有两点保留。第一，其实没有一种政治理论是以GDP增长为目标的。西方政治理论一直是以“幸福度”作为追求目标，虽然对幸福的理解众说纷纭。在物质贫乏时代，把GDP作为幸福度的衡量指数是自然的。这个现在可以改变，但不需要改变政治理论本身。再者，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人为社会创造价值来换取报酬。这个价值可以包括物质的创造也可以包括服务。而报酬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社会地位，名气等。不需要在商品经济外另建一个“社会分”系统。所以，在我看来需要的变革不是挑战市场经济体制，而是把个人满足感和生命意义与“为社会创造价值”脱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如艺术），不管它对社会有无价值。这是个观念转变，而不是社会体制转变。其实杨安泽的UBI主张为此提供了条件。但他书中没有强调这一点。
　　关于杨安泽对其他问题的主张，我不想深入讨论。因为这些主张得到实施的机会非常小，即使他真的成了总统。一个社会政策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现在的主张是什么，而是这种主张的选择反映了怎样的思路。具体到杨安泽，我认为他受意识形态的牵制很小，而更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他的主张虽然不是原创，但也不是左派或右派的主流立场，而是双方都可能接受但不会热烈支持的中间派选择。这些主张也反映了杨安泽既看重市场机制，又不局限于市场机制的思路。这些让我感觉到杨安泽会是一个务实，灵活的政治家，而这正是今天的美国所需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本书作为施政纲领也是不足的。一方面，杨的那些主张是关于一些分别的问题，就像一个拼图中的一些碎片，没有联成整体。另一方面，这本书没有讨论怎样从众多的选项中筛选出自己的主张，而是似乎天经地义只有这一个选择。所以对于作者的决策过程的披露还是不够。
　　除了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外，它的风格也颇引人深思。一方面，杨安泽自己定位于一个很接地气的人。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在贫穷中的和即将受到自动化趋势冲击的民众的关爱。这不仅是言辞，也有他多年来经营“美国创业基金”的实践。但另一方面，他在书中又反复渲染他与精英阶层的联系。“我富有的硅谷朋友”，“我的朋友在政府高层”之类的话反复出现，目的是用他的精英地位增强信服力。
　　另一个矛盾是：这本书用了尽量浅显的语言和逻辑来论证杨安泽的立场，让一般人读起来毫不费力。但同时又看得出几乎每个句子都是精心雕琢过的，不是自发自然的语言。这种雕琢对于表达的有效性也许很有帮助，但另一方面也拉开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我觉得，这种矛盾也反映了美国华人参政的尴尬之处：因为没有先例，所以不清楚该如何自我定位，如何与其它族裔建立纽带。这也凸显了杨安泽作为一个开创者的可贵之处。
　　作为竞选总统的宣言，《对普通人的战争》这本书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就是跳出了传统的“左右之争”框架之外，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去审视社会问题。正如杨安泽的口号“不是向左或向右，而是向前。”但是也应该看到，自动化带来的挑战并不是目前美国最迫切最危险的问题。作为总统，还要面临一个大得多的格局。而且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主张也不是总统的职责，或者不是总统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杨安泽的想法非常可贵，但他也许更适合当一个社会学教授或专栏作家，而不是总统。但是不管怎样，杨安泽的参与给目前严重两极化的美国政坛带来了另一个视角和另一种声音。光凭这个，我就认为他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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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9/11/1   发布时间：2019/10/31

旧文章ID：19914

专访柯白：不能用“冷战”描述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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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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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7年，乔治·凯南在美国《外交事务》期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一文，此文的发表被视为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出台和对苏冷战的信号。近来，一篇名为《中共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CCP Conduct）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否预示着第二次冷战即将到来？（编者注：“中国行为的根源”有好几篇文章，点击这里查看挪威学者Odd Arne Westad的文章，点击这里查看美国学者Aaron Friedberg的文章。）

答：尽管此文的标题在有意模仿凯南那篇文章，文章作者也可能试图复制像凯南那样的神话，但是这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也只是西方世界众多试图定义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制定和一般性政策制定核心特征的文章中的一篇。此文作者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他当然也没有像凯南那样在美国政府中拥有专门的身份。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不应当被过分解读，也不该被“刻意拔高”以预示中美将进入新冷战，或是其他形式的双边关系。

  在美国的语境中经常会出现“冷战”这一术语。在二战之后的几年内，随着美苏之间全球竞争的全面展开，这一术语开始流行。但是，“冷战”只有一个，它是有具体所指的，即美苏之间的冲突。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任何试图借用“冷战”这一有明确所指的术语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且是具有误导性的。美国和中国或许发现它们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关系之中——伴随着持续的摩擦、分歧甚至（希望不要发生）在第三方国家出现的“代理人”冲突，但是就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形成的两国关系的本质而言，用“冷战”这一词来界定未来的中美关系是愚蠢的。

2. 目前美国似乎开始视中国为主要对手，近来有说法称美国经济将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将迎来一个分裂的世界。您是否认为中美经济会脱钩？

答：世界是持续变化的。有的国家在兴起，有的在衰落。每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社会人口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变迁（比如，与过去30年相比，中国未来的劳动力规模将大幅度缩小）。中美关系也不会定格于某一时刻。我们无法知道，中美是否找到适应彼此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和不断变化的雄心勃勃的远见和灵活程度。如果中美不能彼此适应，那么长时段的相对断裂是有可能的。但是，试图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建一堵牢不可破的墙以划分“中国区域”和“美国区域”，这是徒劳之举，不仅代价高昂，最终也必定会不攻自破。尽管这一举措对中美两国的某些领导和精英似乎有着政治上的吸引力。

3. 特朗普总统在中国问题上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在与中国的谈判中，他想得到什么？

答：我无法代表特朗普讲话，我并不认识他，我与他的部下和幕僚也没有任何接触。我不太认同他的理念，但我不对他的执政做过多评价。这并非是因为我“怕”他，而是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在公开场合谈论的话题。

4. 近来，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将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股市上市，这是真的吗？您认为这会发生吗？很多学者和智库专家担心，中美贸易战将升级为货币战，您怎么看？

答：我不认为美国将强制勒令所有的中国公司或是国营公司从美国股市退市。此外，中国公司长期以来未能提供其完整的公司信息，如有关融资渠道、投资者的信息，这与美国会计准则规定的要求不符。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在纽约或其他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如果未能或不愿达到法律或是美国行业标准所要求的公司透明度，不遵守美国法律的要求，都将可能被勒令退市。任何宣称“中国特色”以试图规避这些法律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

 5. 某些国际关系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在必要时抛售美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在短时间内大量抛售美债，这将造成什么后果？

 答：在这方面我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足以对这一问题做出评论。从常识来讲，大量抛售这样的债券将减少他们自己的债券的价值，这对中国的债券持有者来说是潜在的、极为严重的损失。

 6． 美国大选临近，这是否会使中美贸易战有所缓和？新一届美国政府是否会对中国持有一个更友好的立场？

 答：我个人的观点是，中美当前的摩擦并不能对2020年美国大选形成决定性影响，除非中美关系恶化到进入军事军事冲突状态（比如，在南中国海或是其他区域）。美国商品价格的升高是由美国对中国征收的进口关税所引起的，这一点或许会被现政府的反对者们所引用，但是由于中国广泛且公认的举动（正如最初的“301调查报告”所罗列的，以及随后莱特希泽（美国贸易代表）与北京初步谈判议程所提到的那些问题），这些反对者自身就是对华“强硬”路线的有力鼓吹者。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我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可以扭转现政府在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上所造成的损害。新一届美国政府最好可以致力于重建一些此前平稳发展的中美合作形式，这些合作在2017年前的几十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本周北京的国庆阅兵有意强调了中国先进的战略武器，明显在暗示美国是中国自身进步的最大威胁。除非北京准备好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合作以寻求共识，并重建必要的沟通与合作渠道，否则无论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如何变动，也不会推动这对充满焦虑的双边关系重回谈判桌或是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

 （柯白博士曾是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的总裁，后为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顾问。采访人及译者为汤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来源时间：2019/10/31   发布时间：2019/10/31

旧文章ID：19913

美国王牌制造波音公司的外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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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ter Robison  来源：陌上美国

　　彭博社新闻（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6-28/boeing-s-737-max-software-outsourced-to-9-an-hour-engineers）
　　作者：Peter Robison（应读者朋友的要求，特翻译此文）

　　这仍然是波音737 Max危机核心的谜团：一家以精心设计著称的公司，为何犯了看似基本的软件错误，导致了两次致命的坠机事故。 一位波音公司的资深工程师向记者表示，由于公司将一些工作外包给低薪承包商，让公司项目运作变得很复杂。
　　开发Max软件的时段，正值波音公司不断裁员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并敦促供应商削减成本的时候。而美国监管机构发现，Max软件的漏洞，可能是波音航空事故的原因之一。
　　作为飞机制造界的旗舰王牌，美国波音公司及其分包商，越来越多地依赖每小时仅赚9美元的合同工从事软件开发和测试工作。这些员工通常来自航空航天业欠发达的国家——主要就是印度。
　　波音公司前软件工程师马克·拉宾(Mark Rabin)透露，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波音公司(Boeing Field)，在各地的分部中，都有许多来自印度软件开发商HCL科技有限公司(HCL Technologies Ltd.)雇用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HCL的码工通常按照波音公司制定的规范工作。拉宾说：“尽管如此，还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实际上，这样分配的效率远远低于让波音工程师直接编写代码的效率。” 他回忆说，“经常因为编写的代码有错，而要反复进行很多回合的修改。”
　　波音公司对印度公司的青睐似乎会带来其他好处。近年来，它赢得印度军用和商用飞机的几笔大订单，例如2017年1月从印度航空公司SpiceJet Ltd.拿到价值220亿美元的订单，其中包括100架737-Max 8飞机，这是波音有史以来从印度航空公司获得的最大的一笔订单。而印度飞机市场本一直被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主导。
　　根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简历推断，HCL工程师帮助开发和测试了Max的飞行显示软件，而另一家印度公司Cyient Ltd.的员工则负责飞行测试设备的软件。
　　代价高昂的延误
　　在一个记录中，HCL的员工总结了他参与的MAX模型的工作，该模型于2016年1月开始飞行测试：“提供了快速解决方法，避免了737-Max飞行测试的延迟（对于波音公司而言，每次飞行测试的延迟都将花费非常多的费用。”
　　但波音公司表示，该公司没有依靠HCL和Cyient的工程师参与设计“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aneuvering Characteristics Augmentation System, MCAS)”。该系统已经被认为去年10月的印尼狮航坠机事件和今年3月的埃塞俄比亚航空灾难相关。波音还表示，坠机后披露的另一软件问题，大多数买家没有统一配置的座舱警告灯，也没有来自两家印度公司的编程人员参与。
　　公司发言人说：“波音公司与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有着数十年的合作经验。”“我们的重点是，确保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证最高的质量，并遵守所有法规。”
　　HCL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与波音公司有着牢固而长期的业务关系，我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是，HCL不评论我们为客户所做的具体工作。HCL与正在调查的737 Max的问题没有关系。”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最近进行的模拟器测试表明，波音畅销款型中，软件问题比想象的更严重。监管机构发现，飞机的一个计算机芯片在数据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应急响应滞后。问题曝光之后，公司的股票当天下跌。
　　波音公司于八年前开始开发Max机型，目的是为了与对手空中客车的SE飞机竞争。参与的工程师们抱怨，项目经理们施加压力，要求尽量减少设计上的更改，以控制时间和成本。
　　“波音公司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以您能想像的一切来降低成本，包括消减普吉特海湾的人员编制，因为在这里太贵了，”一位于2017年被裁员的前波音公司的飞行控制工程师里克·卢德克(Rick Ludtke)称。“如果从业务角度考虑，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可能渐渐削弱了在普吉特海湾的设计师团队的业务能力。”
　　前软件工程师Rabin回忆道，一位管理人员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波音公司不需要高级工程师，因为它的产品很成熟。于2015年被裁的Rabin说：“这令人震惊，在一个主要参与者是几百位高级工程师的会议里，我们被告知‘是多余的’。”
　　典型的喷气客机有数百万个零件——数百万行代码——波音长期以来将大部分工作交给其供应商，让他们按照其详细设计蓝图操作。
　　从2004年推出787 Dreamliner开始，波音从利润出发，开始施行这样的模式：向供应商提出高规格的要求，然后让他们自行掌握设计更多零件。当时的想法是“供应商是专家，他们会为我们处理所有这些工作。”前波音公司的飞行控制软件工程师Frank McCormick说。他后来担任监管机构和制造商的顾问。“这完全是胡来。”
　　吸引海外业务，是将工作外包海外的另一个原因。2005年，为了换取印度航空的110亿美元订单，波音公司承诺向印度的公司投资17亿美元。这对HCL和其他的印度软件开发公司（如Cyient）的人员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的工程师开始广泛应参与美国的计算机服务业，不过当时在航空航天领域尚不突出。
　　制造座舱电子设备的罗克韦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成为2000年开始的第一批将重要航空航天工作外包到印度的美国公司之一。同年，HCL开始在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为Cedar Rapids公司测试软件。到2010年，HCL在印度钦奈市和班加罗尔市雇用了400多名员工，为Rockwell Collins公司从事设计、开发和验证工作。
　　同年，波音公司在钦奈市跟HCL合作，开设了所谓的“卓越中心”。称这两家公司将合作“创建对飞行测试至关重要的软件。” 2011年，波音公司将Cyient（当时名字还叫Infotech）公司纳入“年度最佳供应商”名单，其位于海得拉巴的中心，参与了787和747-8系列的设计、应力分析和软件工程等重要工作。
　　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同样部分依赖离岸工程师。飞机制造商们表示，除了促进业务销售外，全球设计团队还可以全天候工作，提高效率。但是长期以来，外包一直是某些波音工程师的痛点。他们除了担心失业，还说这带来了一些沟通问题和工作出错。
　　莫斯科的错误
　　波音公司还扩大了在莫斯科的设计中心。2006年到2010年期间作为波音公司工程师工会主席的前员工辛西娅·科尔说，在2008年与787首席工程师的一次会议上，一名工作人员抱怨，将图纸送回俄罗斯的一个团队18次，他们才知道烟雾探测器需要连接到电气系统。
　　范斯·希尔德曼(Vance Hilderman)说：“工程学开始成为一种商品。”他与人联合创立了一家名为TekSci的公司，该公司为航空业提供合同工程师。但是从2000年开始，他们在竞争中渐渐不敌海外竞争对手。
　　希尔德曼是位拥有三十年经验的航空电子安全顾问，他最近的客户包括波音的主要供应商。他告诉记者，美国航空公司在发展外包业务上特别激进，将30％的软件工作转移到了海外，而同期欧洲公司只外包了10％的业务。
　　由于美元坚挺，这么做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员工的成本。他说，印度的工程师每小时大约赚5美元。现在是大概9美元或10美元，相比之下，持H1B签证的美国员工的价格是每小时35至40美元。但是他告诉客户，由于需要监督和纠错，外包的成本其实相当于每小时80美元。因此，他自己的公司赢回了一部分业务。
　　HCL最早名字是印度斯坦计算机公司（Hindustan Computers），由亿万富翁希夫·纳达尔(Shiv Nadar)于1976年成立，如今的年销售额超过86亿美元。其副总裁Sukamal Banerjee表示，HCL是一家全球性公司，在美国拥有18,000名员工，在欧洲拥有15,000名员工，在计算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他说，它能赢得波音的业务不是因为价格优势而是技术优势他说：“我们有强大的研发背景。”
　　副总裁助理山姆·斯瓦罗(Sam Swaro)表示，在787飞机上，HCL为波音提供了可观的价格——“免费”。他在6月由《航空电子国际》杂志主办的圣地亚哥会议上介绍了HCL的服务。他说，公司没有要求787提前预付任何费用，而只是在几年后根据销售情况才要求付款。这是他提供的“创新商业模式”，可以让同行借鉴。
　　787投入使用比计划晚了三年，并在2011年超出预算数十亿美元。部分原因是外包策略带来了错误和损失。2015年，波音公司资深工程师丹尼斯·穆伦堡(Dennis Muilenburg)出任首席执行官后，曾表示，计划在自己的最新飞机设计上，将更多工作带回美国本土做。
　　工程师的“死水”
　　Max在2011年成为波音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但是对于雄心勃勃的工程师来说，这是“死水”，设计了767自动飞行控制装置、现在做顾问的彼得·莱姆说。Max是对50年前的设计的更新，需要尽量减少变更，从而能让装配线和航空公司不用做什么改动。他说：“对工程师而言，这种事并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赢得了Max驾驶舱显示器合同的罗克韦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公司，是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的子公司。该公司也部分依赖印度，爱荷华州和西雅图地区的HCL工程师。联合技术公司的发言人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飞行设备测试工作是由Cyient公司的合同工完成的。该公司前飞行测试仪器设计工程师Charles LoveJoy说，每天早上7:30，在美国的工程师会对在印度连夜赶制的图纸进行审查。“这对我们在印度的团队确实是挑战，”他说。“原则上他们达到了要求，但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多项调查（包括司法部的刑事调查）正试图弄清如何以及何时对Max的软件做出审查决定。调查人员怀疑，在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坠毁事故中，可能由于单个传感器的错误数据，导致MCAS系统将飞机推向无法控制的俯冲，造成346人丧生。
　　Lemme说，这种设计违反了一代代波音工程师的“宁多勿少”的基本原则，而且该公司显然从未测试过该软件的响应功能。他说：“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失误。”“很多人应该想到这个问题，而不是一个人，然后问这个问题。”
　　波音还透露，它在2017年Max开始成批交付后不久就得知，飞行显示软件中的警告灯可能未被正确安装。而该警告灯能向机组人员提示传感器有关的问题。波音公司在五月份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解释了为何该公司当时未通知监管机构，因为工程师认为这不会引发安全问题。
　　声明补充说：“公司高层领导没有参与此次审查。”
　　本周二，华盛顿时间十点开始，国会将对波音公司进行内部听证。

来源时间：2019/10/30   发布时间：2019/10/30

旧文章ID：19905

崔天凯：企图割裂中共和中国人民，是挑衅全体中国人民

崔天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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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天凯  来源：观察者网

　　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10月29日消息，2019年10月28日，崔天凯大使在休斯敦出席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举办的“美中关系四十周年”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崔说，布什总统从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到冷战后面对中美关系的激流险滩，始终坚持两国相互尊重，通过接触、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这不仅很好地服务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也为两国共同开辟了光明前景。他的战略远见和历史贡献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共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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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天凯 图自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

　　崔表示，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经济紧密交融，人文交往广泛深入，在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的共同利益与合作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今天中美关系正被建交以来罕见的乌云所笼罩。贸易战、“新冷战”、“脱钩”、“文明冲突”等极端理念甚嚣尘上，有些甚至成为美国所谓“全政府对华战略”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敲响警钟，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美国是否准备同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大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对于更多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战略抉择？
　　崔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国，积极影响了整个世界。如果说其中有什么秘诀，那就是，我们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聚精会神使中国成为更好的国家。同时，中国从来不追求一枝独秀，更不会做损人利已的事。我们相信合作共赢。所以，我们主张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既创造过人类文明的颠峰，也曾跌入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深渊。我们深知强权霸道终不持久的道理。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要超越自己，而不是取代别人。我们对谋求霸权根本没有兴趣。
　　但无论中国做什么，美国总会有人抛出各种奇谈怪论，妖魔化中国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其中的偏见和双重标准令人惊诧。
　　——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举世公认，美好生活是14亿人民辛苦打拼出来的。企图否认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是无知和傲慢的，最终也是徒劳的。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既不“退群”，也不拖欠联合国会费，更不会在世界上颠倒黑白、仗势欺人。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究竟来自何方，国际社会是有广泛共识的。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力促进了国际基建和经贸合作，带来了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机遇。所谓“债务陷阱”谎言已被很多当事国以及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戳穿。
　　——中国没有靠发动战争去应对恐怖主义，而是通过教育和培训帮助受极端和恐怖思想影响的人们重返社会和正常生活。曾经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中国新疆已经近3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这才是尊重人权的最好体现。在这个事实和是非都很清楚的问题上诋毁中国，就是替恐怖势力张目，损人终将害已。
　　——台湾、香港、新疆等地方，无一例外都远离美国、都属于中国国土。为什么在这些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总有人试图挑战中方的底线？究竟谁在挑衅，谁在防卫，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我要明确重申，中国绝不会在国家的核心利益上退让，分裂中国的图谋也绝不会得逞。
　　崔强调，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中始终代表和坚定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复兴作出了巨大牺牲，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得到中国人民的深厚信任和衷心拥护。否认这一切，就是否认百年中国历史。企图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挑衅。一方面声称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另一方面却企图抹黑和推翻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成功的核心力量，实属伪善和无理之至。
　　崔说，我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够基于现实，保持理性，而不要被偏执和误判引入歧途。仇恨、排外、封闭从来不是世界任何文明的核心价值。文明使人类走向光明，而这些负面理念代表着黑暗。任何信奉和鼓吹这些东西的人，可能身居高位，但已远离文明。
　　崔表示，乌云密布容易使人悲观和气馁，而真正的政治家，则能看到乌云的光明线，和乌云背后阳光灿烂的未来。今天，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作出的选择。面对复杂严峻形势，我们同样要有穿透乌云的远见与信心。
　　中美贸易谈判不久前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希望，中美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继续谈判对话，达成互利共赢的结果。这才是中美应共同秉持的相处之道。中美经济融合、共同发展的大趋势无法阻挡。“脱钩”在中美两国都不得人心，美国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不久前开市客首家中国门店在我的家乡上海开张，盛况空前，充分展示了中国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消费能力，而未来15年这一群体有望翻倍（8亿）。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遭到很多美国公司反对，因为这不仅搅乱了国际产业链，也断了他们的财路。纪录片“美国工厂”讲述了福耀玻璃在俄亥俄州成长的经历，和中美两国工人共同创业的生动故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中美两国人民的“企业精神”，才是推进中美互利合作的决定性力量。
　　崔指出，正当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世界上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东地区战火难消；朝核谈判步履维艰；下次国际金融危机若隐若现；亚马逊雨林大火、全球频发极端天气警示我们，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造成现实威胁；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的加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也使国际治理和规则缺失的风险日益紧迫。所有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决都离不开中美协调合作。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大事，失去中美合作，则可能一事无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之源。中美两国人民有着长期友好的传统。我们始终铭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中国发展进程中给予我们理解和帮助的美国朋友。我们相信，坚持友好合作是两国的主流民意，也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企图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对立、煽动仇恨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得人心的。违背人民意愿的图谋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崔说，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过去40多年来中美关系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历史充分证明，中美各自的成功对彼此都至关重要，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而不应相互排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今天，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作为美国首个以前总统命名、促进美中关系的团体，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友谊与合作的重要桥梁。我相信，在基金会和中美两国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一定能够风雨无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来源时间：2019/10/29   发布时间：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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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分配危机积重难返！全民医保谁买单？经济学家们纷纷为沃伦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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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波士顿华人资讯网

　　10月24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经济学家纷纷献策，助参议员沃伦解决全民医保税收谜题”
　　波士顿参议员沃伦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已经数月在民调中领先。
　　沃伦的全民医保提案可能在未来10年耗资30多万亿美元。
　　沃伦既不想增加中产阶级负担，又希望每一个美国人能享受全民医保，这的确是一个“税收谜题”。
　　美国新一轮大选，美国大众的腰包是重点，全民医保是痛点。
　　全民医保背后扯动的是利益分配。
　　美国的分配危机却是由来已久，且日益严重，积重难返。
　　由谁执刀，是个难题；向谁动刀，更是个难题。
　　001 高悬在美国头上的分配危机
　　奥巴马执政期间除了天上掉下个诺贝尔和平奖，他最重要的政绩有三：一，受命于美国经济危机之中，率领美国走出经济危机走向新繁荣；二，签下TPP，试图与某国和平无痛分手，重建高规则全球经济发展圈；三，签署奥巴马医保，试图实现全面可负担医疗保险，卸下美国人民头上的医疗费用大山。
　　非常总统川普一上台，一手挥霍奥巴马带来的经济繁荣，一手把奥巴马的TPP和医保打成半身不遂。于是，不仅美国和某国且撕且痛，美国人头上的医疗大山也日益沉重。
　　一国若乱，政治只是表象，根本出在经济。美国当下无法遮掩的种族撕裂、宗教撕裂、性别撕裂，以及所谓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大混战，其实背后扯动神经的，是美国经济日益危险的经济危机。
　　奥巴马暂时摆脱了美国经济危机，实现美国经济的再繁荣，这是指生产方面。
　　他没有也没能乘胜追击，解决积累了三四十年的分配危机。
　　令美国人躁动不安四处寻找假想敌的，恰恰是自80年代以来越演越烈、积重难返的美国分配危机。
　　基尼系数是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在0-1之间，数字越大，代表居民贫富差距越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将基尼系数划分5级，其中0.3-0.39表示指数等级中，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0.6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通常把0.4作为警戒线，超过警戒线，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容易引起社会阶层对立，导致社会动荡。
　　美国70年代还处于中位数，自70年的末就飞升，90年代中期破0.4警戒线，居高不下，2016年达新高0.41，短暂回落后继续上升，在2016年升至0.415。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9年9月最新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基尼系数升高至0.482，2018年继续升高，达0.485，创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最高纪录。
　　而欧洲各国2018年平均基尼系数只有0.37，在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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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CBPP）调查结果显示，从70年代末，美国前5%的家庭收入增长迅速，而前50%和最底层的20%收入增长几乎停滞，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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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产的财富总量在缩水，美国中产的数量在下滑，从中产返贫的人数在增多。沃伦自述父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前一阵因洛杉矶警察转发而红遍网络的天籁之音流浪女也是一例。
　　现在，问题具体体现在医保、大学教育。
　　在欧洲，全民免费医保和免费大学教育已经实施多年；在美国，这还是政客们争论不休、几不可能的天方夜谭。有次一美国博士生因打工上课迟到，在美国上课的欧洲教授忍不住大肆抨击美国教育：“大学没钱干吗要招生？！”
　　WHAT？！难道不是大学不招生哪有钱吗？
　　同理，全民医保。
　　美国新一轮大选，美国大众的腰包是重点，全民医保是痛点。
　　002　沃伦既要充实美国人腰包，又要全民医保，可能吗？
　　从中产返贫的家庭硬走出来的哈佛教授波士顿参议员沃伦对此有深切感知。所以，她一面承诺让美国大众的腰包鼓起来，一面承诺实现全民医保。
　　但是，羊毛出在哪些羊身上？谁为全民医保买单？
　　历来，税收的主力是由美国庞大的有良知的中产阶级承担。
　　民主党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毫不讳言，他也承诺全民医保，承认会增加中产阶级负担。
　　但是，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之后，美国巨富更富，美国中产规模已萎缩，许多下中产已飘飘摇摇，不堪重负。
　　沃伦深知这一点，所以，她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第三次大辩论中，一直坚持稳固增加美国普通人的收入，而不是从他们已经日益干瘪的腰包中再掏一把，哪怕是为了全民医保。
　　所以，在辩论中，她被同党竞选人围攻，抨击她对医保税收来源闪烁其词。连民主党新秀皮特巴蒂吉格都讽刺她：“这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你却不说是，也不说否。”
　　但是，沃伦的坚持一方面收获了人心，一方面凝聚了人才。
　　003 　经济学家们纷纷献策，助沃伦解决两难医保税收谜题
　　10月24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经济学家纷纷献策，助参议员沃伦解决全民医保税收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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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邮报》报道，目前内部和外部经济政策顾问正努力帮麻州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设计一种方案，能保证为全民医保体系提供资金，让每个美国人都享受政府医保计划。
　　这项提案可能在未来10年耗资30多万亿美元。
　　沃伦既不想增加中产阶级的负担，又希望每一个美国人能享受全民医保，这的确是一个“税收谜题”。
　　我们想到沃伦的另一竞选亮点“财富税”。沃伦要用财富税支付吗？
　　根据沃伦，所谓“财富税”，即对净财富总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2%的财富税，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家庭征收3%的税，按年计收。根据预测，财富税征收对象约为7.5万个美国家庭。财富税将对抗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化。
　　但沃伦已经承诺把未来十年从财富税中筹集的所有资金，大约3万亿美元，用于其他几项开支，包括儿童保育和取消学生债务。
　　在不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情况下，哪里还能找到资金来源？
　　据两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长期担任沃伦助手、曾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Committee)任职的巴拉特·拉玛穆尔蒂(Bharat Ramamurti)被公认为是这次竞选的单一付款人融资计划的倡导者。
　　“他们想要弄清楚——一步到位——如何停止‘你将如何为它买单?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部经济顾问说。“她想要无懈可击又容易理解的东西。”
　　当沃伦面临这个高风险的决定时，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拔笔相助，纷纷出谋划策。
　　策略A：UMass 大学波林教授
　　UMass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左翼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曾与沃伦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团队合作。他认为可以通过将现有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的公共卫生支出进行调整，筹集到单一支付款人基金的三分之二。
　　波林建议，剩下的三分之一，可综合三种途径获得。对企业征收6000亿美元的年度“总收入”税（这比目前企业负担的6500亿美元的医保费要少）；对“非必需品”征收3.75%的销售税，再筹2000亿美元（这不会给低收入者带来经济负担）；对1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0.38%的财富税，可筹集剩余的2000亿美元资金。
　　但波林拒绝讨论他与沃伦竞选团队讨论的细节。
　　策略B：康奈尔大学霍凯特教授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罗伯特·C·霍凯特(Robert C. Hockett)也是沃伦和桑德斯的顾问。他说，他已经敦促沃伦竞选团队提议使用一种类似于征税的“公共保费”，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根据这一想法，沃伦将提议通过向政府收取保费，而不是向私人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来为全民医疗基金筹集资金。
　　全民医保的支持者说，他们的计划将利用由一家政府保险公司提供的议价能力，迫使医疗服务提供商降低价格，从而为大多数美国人节省开支。
　　霍凯特说：“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说，我们将以低保费取代高保费。或者，如果你愿意，用低公共税来代替高私人税。这会将‘税’这个词中性化，因为它会提醒人们，税是保费的同义词，那时，在这一点上你无非在斟酌字眼而已。”
　　策略C：累进消费税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沃伦的竞选团队还收到了以“累进消费税”为全民医保提供资金的建议。该建议计划通过对商品和服务征消费税，为新的全民医保系统筹集数万亿美元资金，并且可以免除那些收入处于底层的工人阶级的繁重负担，不像欧洲常见的“增值税”那样沉重。
　　策略D：把全民医保充当减税计划推销
　　还有一位独立经济顾问也向沃伦竞选团队建言。在要求匿名的条件下，他坦率地说：他建议沃伦把全民医保作为减税计划推销，途径是比较家庭降低医疗成本后省下了多少钱。
　　经济学家们虽然纷纷献策，沃伦的竞选团队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会采纳这些建议。
　　沃伦说，她的全民医疗融资计划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外界普遍预计，她将在下一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前公布这份报告。
　　一位竞选发言人不愿透露任何正在考虑的细节，但表示计划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让我们拭目以待。
　　004 　民主党内主要竞争对手桑德斯如何处理全民医保税收？
　　桑德斯已承认会提高中产阶级的税收。但他认为这些税收不会使他们的财富缩水，因为他们在医疗上的庞大支出会消失。
　　桑德斯已公布了一系列为全民医疗提供资金的潜在方案，包括将工资税提高4%，这将影响到工薪阶层，但他还没有承诺一种融资机制。
　　该提案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医疗改革方案，不过即使民主党完全控制了联邦政府，其通过的可能性也不大。
　　桑德斯的计划将把全国所有人纳入一家政府保险公司，包括大约3000万没有保险的人，以及超过1.5亿从雇主那里获得医疗保险的人。他的法案还将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牙科和视力护理，没有保险费、免赔额或共同支付。
　　批评人士对桑德斯的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包括强制数百万以雇主为基础的医疗服务转移到政府系统的潜在政治后果。
　　005 知执刀分配者必得天下，得天下者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美国人的心头之痛是全民医保，而全民医保背后扯动的是利益分配。
　　如何为全民医保找到资金来源已成为总统竞选者们争论的最新焦点。
　　Bankrate.com网站本周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20年大选中，医保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财政支出。
　　美国民众强烈期待医疗体系的根本变革。
　　新一届大选，知执刀分配者必得天下。
　　粉墨登场的两党总统候选人，谁是真知如何执刀分配的那一位？
　　“当人们说这太复杂的时候，我都快疯了。事实并非如此，”UMass 经济学教授波林说。“基本点非常简单。”
　　说得容易！即便基本点清楚明了，当真刀实枪分割的时候，身陷困境中民众的愿望和被割肉者的阻力，神知道天平究竟会倾向哪一方？
　　总之，2020年，无论谁当选总统，都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来源时间：2019/10/29   发布时间：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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