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对于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技术上采取多积极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存在分歧，因为它希望在不损害美国工业的情况下寻找保护国家安全的方法。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许多高级顾问已将中国的技术野心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希望限制美国销往海外的技术类型。但相关计划遭到了政府内部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限制太多可能会适得其反，并损害美国的工业。
　　这场辩论突显了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总统本月宣布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计划，协议将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并同意为一些美国技术提供保护，以换取美国暂停征收新关税。
　　这项尚未签署的协议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对北京经济野心的担忧依然存在。在美国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本国企业主导下一代技术之际，这种担忧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近一年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一直在努力弄清，共享哪些新兴技术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这些限制措施旨在防止出现新的安全威胁。例如，3D打印机可以在战场上制造武器，从而没必要运送。人工智能可以解码以前无法破解的加密。机器人可以从太空进行监视，而细胞器可以为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生成细胞组织。

　　去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新兴技术采取新的管控措施。但决定哪些技术应受监管所花的时间已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并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令人不快的冲突。
　　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工商界和科学界的许多人断言，过于严格的限制存在将研究推向海外的危险，从而削弱当初为美国带来技术优势的工商业。但批评中国的人说，北京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关键安全威胁，这些人包括好几位特朗普的政治任命官员。
　　“政府内部存在一个明显的争论，一方是要对中国的技术获取和发展战略有一个广泛回应的那些人，另一方要手术式限制中国得到非常具体技术的那些人，后者想回到以前对待中国的做法上去，”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成员迈克尔·R·韦赛尔(Michael R. Wessel)说，他主张更全面的管控。
　　工业和安全局的一名官员说，该局有望在下月宣布技术出口限制的初步清单，包括量子计算、3D制造，以及一个对人工智能有指导意义的算法。虽然这些限制只是一个开始，但还不足以让总统的鹰派顾问们满意。
　　一些分析人士说，这场争论超越了任何具体技术，包含一场更广泛的辩论，从国会大厅到白宫，都在谈论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如何修改美国政策的问题。虽然华盛顿的许多人将北京视为最大的长期竞争对手，但它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至关重要。
　　“这不仅仅是商务部内部的一场争论，”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驻所学者史剑道(Derek M. Scissors)说。“这是工业界与国会的抗争。”
　　反对全面管制的人说，贸易及其促进的技术发展实际上给美国带来了安全优势，包括可用于进一步研究的信息和收入。
　　工商界领袖和研究人员表示，过于宽泛的规定可能会给那些依赖在全球自由交易的零部件或知识行业带来压力，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或生物材料的研发者。这种限制可能会鼓励美国企业将研究设施迁往没有出口管制的国家。
　　“你不能在有围墙的情况下搞科学，”美国高等院校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负责政策的副会长托比·史密斯(Toby Smith)说。“如果对安全的考虑主导对话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科学上的领导地位。”
　　谷歌(Google)、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微软(Microsoft)、丰田(Toyota)和雷神(Raytheon)等企业已敦促政府尽可能缩小管控范围，以免扰乱它们的全球竞争力。
　　在今年1月提交的意见函中，这些企业认为，许多新兴技术，比如机器学习和量子计算，已经在国外的企业和研究型大学中成形，严格的限制可能最终会危及美国的技术发展和国家安全。
　　“归根结底，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而言，外国使用美国的技术产品比美国被迫使用外国的产品要好得多，”高通(Qualcomm)在信中写道。
　　Facebook认为，这些限制可能会损害美国企业开发技术的能力，并“有可能放慢创新的速度，导致美国难以雇用和留住顶尖的研究人员”。
　　出口管制的适用地区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但在华盛顿引发两党人士呐喊的，是北京想控制先进技术的努力。
　　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一部分，中国制定了主导未来产业（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和生物医药）的计划。在一些先进技术领域，中国已与美国并驾齐驱，武器装备也越来越先进。
　　中国的一些技术是通过国内开发或合法投资获得的。但美国官员表示，也有一些技术是通过网络攻击、间谍活动或不公平的经济手法窃取或强行获取的。
　　“简单地说，中国看来已决心要用偷的方法来爬上经济阶梯，这是以我们为代价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Christopher A. Wray)今年在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一群人说。
　　这种日益增长的怀疑已带来了一系列政策，对在美中之间流动的资金和技术进行更严密的审查。华盛顿加强了对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中国投资的审查，并将包括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在内的数十家中国的科技公司列入了黑名单，禁止它们未经政府批准购买美国技术。
　　特朗普还对价值36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包括半导体和飞机零部件。这些举措加在一起，看来是为了解开美国与中国的某些经济联系，华盛顿有不少人将这个过程称为“脱钩”。
　　那些主张限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人说，过去的接触政策未能遏制中国更具威胁性的野心，设置障碍是保护美国的最好方法。批评者说，让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在经济和技术上分离出来的尝试可能会产生破坏性极大的后果，不仅对企业，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在工业和安全局7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诺思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和威瑞森(Verizon)等企业的代表急切地想听到政府将如何定义新规则的线索。
　　官员们承认，既要对各种先进技术进行监管，防止它们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可能威胁，又要不破坏美国作为研发中心的领导地位，难度很大。
　　由于包括纳扎克·尼科赫塔尔(Nazak Nikakhtar)在内的几名高层官员离职，政府加强管制的努力变得复杂。她曾是这个过程的负责人，但她在撤回了自己的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提名，并于8月份回到一个不同岗位上后，不再管这件事。据知情人士表示，她撤回提名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内部的行政斗争。
　　工业和安全局的一名官员承认，这项工作所需的时间比最初预期的要长，主要是因为工作量大、资源不够。但这名官员表示，该局正在努力制定加强安全、有针对性的监管规定，并从下个月开始滚动发布对特定技术的管控建议。因为内容敏感，这名官员要求不具名。
　　商务部的任务是制定两份受限制技术的清单，这些技术不许出口，也不许与外国公民分享，即使在美国的领土上。许多分析人士曾预计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第一份清单的重点是“新兴”或新技术。第二份清单将对已经广泛使用的“基础”技术（如半导体）提出更新的管控建议。
　　商务部目前的任务变得更加棘手，因为美国不再是许多技术的明显领导者。欧洲在某些3D打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正在基因编辑技术上飞速发展。技术的民主化给任何国家的人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制造生物武器或3D打印机创造了可能性。
　　国防技术安全局(Defense Technology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高级航空航天工程师里兹·拉马克达瓦拉(Riz Ramakdawala)说，这些先进技术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优势，对美国的对手来说也如此。
　　“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正确的管控程度？”他说。
　　过去限制技术的努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警示。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为了保护被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卫星产业，曾严格限制卫星技术的出口。
　　这一努力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波音(Boeing)、马克萨尔科技(Maxar Technologies)以及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等公司担心，这些限制可能会削弱它们向海外发货的能力，于是将卫星制造业务转移到了海外。据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报告，这些公司说，管控措施削弱了美国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让该行业在2009至2012年期间丢失了相当于10亿至20亿美元的机会。

　　Ana Swanson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贸易记者。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naSwanson。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9/10/25   发布时间：2019/10/24

旧文章ID：19886

作者：PETER BAKER, LARA JAKES, JULIAN E. BARNES, SHARON LaFRANIERE, 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没有姓名、没有面孔也没有声音，最先触发对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大威胁的CIA官员，似乎就是这位总统长期指责试图扳倒他的“深层政府”的化身。
　　但过去三周以来，深层政府以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真切存在的政府官员的形式，从暗处浮现出来，他们反抗了白宫阻止与众议院弹劾调查人员合作的企图，他们提供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至今保持匿名的检举人的说法。
　　本周，证人纷纷走向国会山，最终引出为国效力50年的军官和外交官小威廉·B·泰勒(William B. Taylor Jr.)引人注目的证词。他无惧白宫的压力，站出来指控这个几个月前把他派到乌克兰的总统为推进自身的政治利益滥用职权。
　　众议院就特朗普迫使乌克兰调查民主党人的企图发起弹劾调查，是一名没有公共服务记录的总统与他接掌却从不信任的政府之间持续33个月的焦土争斗的顶点。如果特朗普被众议院弹劾，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那些曾被他嘲笑是“彻底的渣滓”或可与纳粹相提并论的职业官员。
　　“经历这么多诋毁、污蔑和贬低，我想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复仇，这并不是被设计的，而是机会使然，”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杰拉尔德·E·康诺利(Gerald E. Connolly)说，他的华盛顿郊区选区生活着许多联邦雇员。“这几乎是因果报应。突然之间有了机会，了解内情的人可以站出来大声发言，给出佐证或驳斥的证词——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
　　玛丽·L·约万诺维奇(Marie L.Yovanovitch)、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和乔治·P·肯特(George P. Kent)等现任和前任官员，向众议院调查人员讲述了一场为特朗普谋利益而绕过政府进行的不正常外交政策行动。四度出任大使并曾任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高级顾问的迈克尔·麦金利(Michael McKinley)讲述了在国务院任职40年后，因职业外交服务的处理问题辞职的情况。
　　甚至最初那个匿名者也重新出现，即去年《纽约时报》一篇热议文章的不具名作者，文中称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正努力“阻挠他的部分议程和他的一些最糟糕的企图”。这名作者计划于下月出版一本题为《一次警告》(A Warning)的书，仍然将保持匿名。
　　前往国会山的证人不认为自己是任何恶毒的深层政府的一部分，而只是忠心为两党政府效力的公职人员，不料却被一个深陷怀疑论和阴谋论的总统诋毁、排挤或被迫离职。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职业官员对他们在政府机构内部看到的情况感到震惊，他们想方设法阻挠特朗普的目标，比如通过拖延执行他的命令、不向他透露信息、向记者泄露信息，或者请求国会中的盟友介入。

　　因此，职业官员眼里的“因果报应”，在特朗普和他的圈子看来，似乎证明了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我认为，你现在看到的是一群职业官僚在说：‘你知道吗？我不喜欢特朗普的政治，所以我要参与这场他们在国会山展开的政治迫害，’”白宫代理幕僚长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上周对记者称。
　　大批职业官员离职
　　特朗普最近几天愤怒地抨击，含蓄地威胁要报复。上周在达拉斯的一次竞选集会上，他四次要求知道最初的举报人是谁。
　　“举报人是间谍吗？”他问道。“现在有很多坏人呢，”他还说，“但一个一个来，我们在前进。一个一个来。”
　　他没有详细说明，但他的政府正在清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业官员。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计划在明年初之前，大致通过自然减员的方式，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削减约三分之一，从174名政策专家减到120名以下。这项行动在检举前就已经开始了，他称这是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清除内部“间谍”的方式。
　　本届政府一直试图将职业官员的作用降到最低。根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的数据，在外交部门，特朗普手下任职的166名大使中，45%是根据忠诚度和竞选献金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这是史上最高比例。
　　结果导致公共服务人员大量流失。据无党派组织公共服务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称，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头18个月里流失了近1200名高级职业公务员——比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执政的头18个月多出40%左右。

　　一个熟悉的检举被推向新层面
　　由未经选举的官僚秘密策划控制政府的“深层政府”概念由来已久，但直到不久前，它更多是与土耳其或埃及等国家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它基本上被归入政治边缘或好莱坞惊悚片的主题。
　　“华盛顿一直没把‘深层政府’的说法当回事；他们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勋章或一个内部笑话，”讲述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的《白宫勇士》(White House Warriors)一书作者约翰·甘斯(John Gans)说。“但这是全国关注的问题。支持总统的右翼人士还在煽风点火。”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个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或军职的总统，特朗普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深层政府”这个词，但他对政府的敌意则从来都很强烈。他将针对他的未经证实的指控——所谓“斯蒂尔档案”(Steele dossier)泄露一事——归咎于情报机构，也从不相信他们的结论，即俄罗斯为了他的利益干预了2016年大选。当官方照片显示他就职典礼当天的人群比奥巴马小时，他对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大为光火。
　　他把从政府各机构派往白宫的官员称为“奥巴马的人”。在与墨西哥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电话记录泄露后，他确信他不能信任职业官员，电话记录从此被藏在一个机密数据库中——包括现在让他处于被弹劾边缘的那场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通话的粗略记录。

　　寻找不忠诚者
　　时任特朗普首席策略师的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是奉行阴谋论的另类右翼媒体资深人士，他最先阐述了这样一场战争，总统就职后不久，他就宣告，本届政府的目标是“消解行政国家。”
　　其他助手反对这种心态。H·R·麦克马斯特中将(Lt. Gen. H.R. McMaster)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禁止幕僚称职业官员为“奥巴马留任者”，并提拔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快，班农的盟友通过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和Twitter发起了针对麦克马斯特将军的攻击。
　　查找不忠者的行动在国务院尤为明显。外交官们表示，职业官员基本上被禁止阅读高级官员与外国领导人会谈后撰写的谈话备忘录。这样的备忘录通常是用来帮助初级官员向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发出指导意见的。（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否认备忘录的查阅受限。）
　　当白宫今年下令冻结外国援助时，政府直属机构官员悄悄向国会寻求帮助，要求撤销这一决定，甚至列出了一些将出现资金枯竭的项目，以帮助议员向政府施压。国务院官员也利用国会的盟友来阻挠特朗普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的计划。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还试图通过秘密渠道向议员们提供情报，破坏总统暂停向乌克兰提供3.91亿美元安全援助的决定。根据一位国会助手的说法，五角大楼的律师甚至得出了冻结援助非法的判断，结果却遭到白宫预算办公室的否决。
　　作为美国驻乌克兰最高外交官的泰勒本周向众议院调查人员明确表示，他试图抵制总统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提供政治帮助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疯狂”且“不恰当”。就在特朗普敦促乌克兰总统在CNN上公开承诺调查民主党人之际，泰勒作证称，他私下里建议乌克兰官员不要这么做，避免卷入美国国内政治。
　　“我们看到，纯粹的特朗普主义接管了外交政策，与专业主义的现实发生了碰撞，”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德里克·乔莱特(Derek Chollet)说。“即使有人可能同意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特朗普政府和这位总统做交易的方式是不专业、不道德的，甚至可能是非法的。无论你的政策观点如何，这都与这些人加入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
　　“我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根据分析特朗普总统任内数据的服务机构Factba.se的比尔·弗瑞斯克林(Bill Frischling)的说法，特朗普在2017年6月转发了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的一条推文时首次认可了“深层政府”这个词，并在同年11月第一次在Twitter上自行使用了这个词。
　　2018年8月，特朗普开始在演讲和媒体露面中使用这个词，并在10月的一次共和党晚宴上使用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多地使用，今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23次提到深层政府，是去年的两倍。
　　在本月举行的青年黑人领袖峰会(Young Black Leadership Summit)上，他痛斥民主党人和“他们在深层政府里的死党”，正在“串通一气搞垮总统选举。”在一次贸易协定签署仪式上，他再次提到了“深层政府，或是别的什么称呼”。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次集会上，他谴责民主党、媒体和“深层政府的官僚”之间的“邪恶联盟”。
　　在弹劾冲突之前，特朗普接受了他的前助手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的采访，然而该访谈直到本月才发表在The Daily Caller上，特朗普在访谈中称，他与深层政府之间的斗争对他的总统任期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一切顺利，我会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特朗普说。“我觉得在深层政府这方面，我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补充道。“他们用各种办法来整我；太可耻了。但我觉得这会是我的伟大成就之一。”

　　Peter Baker是《纽约时报》首席白宫记者。他为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最近四任总统的新闻。他也是五本书的作者，最近的一本是《弹劾：一段美国历史》(Impeachment: An American History)。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Lara Jakes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外交记者。在过去的20年中， 她自40多个国家报道和编辑新闻，其报道主题包括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北爱尔兰的战争和宗派战争。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jakesNYT。
　　Julian E. Barnes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国家安全记者，报道情报机构的新闻。在2018年加入时报前，他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安全事务新闻。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Sharon LaFraniere是《纽约时报》调查记者。2018年，时报因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获得普利策国内报道奖，LaFraniere是获奖团队的成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SharonLNYT。
　　黄安伟(Edward Wong)在《纽约时报》担任外交与国际新闻记者超过20年，其中13年驻伊拉克和中国进行报道。他因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获得了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也曾入选普利策奖候选名单。他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费里斯新闻学教授。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ewo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10/25   发布时间：2019/10/24

旧文章ID：19885

作者：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星期四批评美国公司为了保住中国市场，压制支持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言论。彭斯说，美国公司应该在与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坚持美国的原则。
　　彭斯以“从根本上重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为题做了一次范围广泛的政策演讲，其中指责耐克“把良知抛在了脑后”，批评NBA球队所有人和球员打压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从而“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他强调这些事例是为了陈明一个总体的看法，即美国企业时常因为要向中国妥协而违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且对美国人之间就中国的坦率讨论构成了长期影响。
　　“北京正企图利用企业的贪婪影响美国公众舆论，胁迫美国企业，”彭斯说。“太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屈从于中国金钱和市场的诱惑，不仅压制对中共的批评，甚至压制对美国价值观的肯定性表达。”
　　本月，NBA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包括来自美国两党的议员。NBA最初支持中国政府对休斯顿火箭队高管的抨击，该高管曾在推特上表示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
　　在康拉德酒店(Conrad Hotel)的一场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举办的活动中，彭斯说，耐克在事发期间下架了火箭队在中国商店的商品。（耐克未回应置评请求。）
　　“NBA的某些球员和所有人平日里常常行使批评自己国家的自由，但在涉及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时就失声了，”他说。“NBA就像这个专制政权的一家全资子公司一样，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压制自由言论。”
　　“一个蓄意无视人权侵害的进步企业文化并不是进步——而是压制的文化，”试图将美国的党派政治带入这一问题的彭斯说。
　　周四晚些时候，NBA方面进行了反驳。“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NBA总裁萧华(Adam Silver)在TNT节目《NBA内幕》上说：“我要重申一遍，我们将加倍努力与中国、印度、非洲各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民接触，不管他们的政府是什么。”
　　退役球员查理·巴克利——现任TNT节目的分析师——说得更直截了当：“彭斯副总统应该闭上他该死的嘴巴了，”他说。“所有美国公司都在中国做生意。”
　　彭斯在演讲中继续表示，特朗普政府寻求在相互坦诚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不是寻求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脱钩”。彭斯的演讲虽仍然充满火药味，但和去年10月他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相比，凸显了双方朝积极方向更进一步接触的可能。
　　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艰难地寻求解决特朗普总统于2018年7月发起的一场惨烈的贸易战；双方正设法完成一项意向性初步协议，但这份协议仍然没有着手解决技术获取等重大问题。政府官员在两国和两国企业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共享技术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甚至在贸易战开始前，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官员就曾宣称，美国处于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时代。这一想法体现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虽然特朗普本人很少谈论涉及中国的战略或人权问题，他还曾吹嘘他和习近平主席是亲密的朋友。
　　彭斯和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在各自的公开声明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美国寻求与中国接触，中国也寻求与更广泛的世界接触，但接触的方式要符合公平、相互尊重和国际贸易规则，”彭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似乎仍在抵制真正的开放，或向全球准则靠拢。”
　　他指出，自从他一年前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讲以来，“北京仍然没有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我们的经济关系。”
　　“在我们提出的许多其他问题上，北京的行为也变得更加强势且不利于稳定，”他还说。
　　这似乎是承认，贸易谈判在迫使中国作出重大结构性让步方面收效甚微，包括让中国政府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彭斯列举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领域，包括中国监控技术的出口、南海的军事化和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基础设施的企图，包括可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使用的港口。
　　“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什么比香港乱局更能显示中共对自由的厌恶了，”他说。
　　彭斯最后说：“美国正在向中国伸出我们的手。我们也希望，北京很快能做出回应，这次要用行动而非语言，并重申对美国的尊重。”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主任戴博(Robert Daly)说：“听到政府呼吁美国企业要代表美国价值观，让人耳目一新。但耐克和NBA不比其他跨国公司对北京更‘卑躬屈膝’，包括酒店、科技和民航产业的企业。”
　　“真正的问题在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或迫使美国企业牺牲美国的自由市场价值观，来换取美国的言论自由价值观，”他接着说。“打击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反自由主义的做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听众中的一些人希望就中国的穆斯林压迫采取更强硬措施，他们大多是维吾尔少数民族人士。
　　“我很高兴听了讲话，”米日古丽·图尔荪(Mihrigul Tursun)说，她是曾被关押在中国拘禁营中的100多万穆斯林之一。“他讲到了中国的维族问题。我希望他能采取行动。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行动。”
　　10月初，特朗普政府对涉嫌参与打压行动的中国科技企业及其他组织实施了一些商业限制，并称将对官员实施签证禁令。但图尔荪说，美国应该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Global Magnitsky Act)对具体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我想问为何美国还没采取行动，”她说。

　　黄安伟(Edward Wong)在《纽约时报》担任外交与国际新闻记者超过20年，其中13年驻伊拉克和中国进行报道。他因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获得了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也曾入选普利策奖候选名单。他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费里斯新闻学教授。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ewo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10/25   发布时间：2019/10/25

旧文章ID：19884

作者：  来源：路透中文

　　华盛顿10月25日 – 多位知悉中美磋商情况的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经贸高层官员周五将讨论中方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计划，但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将要求美国撤消部分现有及计划中的加征关税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财长努钦及中国副总理刘鹤周五将通电话，这是双方为结束中美贸易战而安排的最新一次高层沟通。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日宣布达成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双方目前正设法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以便及时让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智利峰会完成签署。
　　目前为止，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只同意取消10月15日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但两名驻美国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为达成协议，北京方面料将要求华盛顿放弃原定12月15日对价值1,5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其中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玩具。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北京还可能寻求取消9月1日起对约1,25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15%关税。在一轮失败的中美谈判之后，特朗普于8月征收了这一关税，这使得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几乎全部都遭到惩罚性关税。
　　“中国希望回到最初只对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的状态，”消息人士说。
　　美国企业研究院(AEI)常驻学者和中国专家史剑道说，10月初会谈的最初目标是敲定有关知识产权，农业和市场准入的协议文本，为推迟12月15日的关税铺平道路。
　　“很奇怪，(总统)对刘鹤如此乐观，而我们仍没有取消12月15日的关税，”史剑道说。
　　美国财长努钦上周表示，尚未就预定12月15日生效的关税做出任何决定，但他补充说，“随着我们继续展开对话，我们将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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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规模尚不确定**
　　一位在中国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如果能够敲定文本，作为交换中方将给予部分美国农产品关税豁免，包括大豆、小麦和玉米。买家未来采购名单上的农产品时，将可免支付额外关税，并且之前采购时已支付的关税将退回。
　　但是，中国最终的购买规模尚不确定。
　　一位消息人士称，中国的提议是最初每年的购买规模约为200亿美元，大致恢复到贸易战之前的水平，但规模将逐步增加。另外，采购还将取决于市场状况和价格。
　　莱特希泽曾强调，中国同意取消对美国转基因作物的部分限制及其他食品安全要求，消息人士称这一点意义重大，因这或将为美国大幅增加对华农产品出口铺平道路。
　　周五的高级别谈判举行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四在一场重要的政策演说中抨击中国的贸易做法以及在香港限制“权利和自由”，但同时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敞开大门，称特朗普希望与中国建立富有建设性的关系。
　　虽然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促使中国回到谈判桌，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和知识产权状况的不满，但目前为止，这些关税措施并没有令中国经济模式发生重大转变。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将缓解贸易紧张形势，给市场带来一些稳定，但预计几乎解决不了美国对于中国窃取和强制转让知识产权和技术的核心诉求。
　　据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称，第一阶段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的篇幅主要处理的是版权和商标问题，并承诺将控制技术转让，北京当局已将技术转让写入了新的投资法中。
　　数据限制、中国网络安全监管和工业补贴等更为困难的问题将留待在谈判后期阶段解决。但一些中国贸易观察人士称，一旦完成第一阶段协议，可能没有什么诱因吸引中国展开进一步谈判，尤其是美国2020年将举行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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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谈判时冷时热，变化很快，但搞定相对容易的第一阶段协议所花时间越长，第二阶段想要有突破就会越难，”前述中国专家史剑道说。
　　两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财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可能会在11月3日当周到访北京，进行面对面磋商，以设法敲定协议文本。但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做出这类会面的安排。(完)
　　编译/审校 蔡美珍/王颖/王兴亚/白云/张明钧

来源时间：2019/10/25   发布时间：2019/10/25

旧文章ID：19883

作者：SHARON LaFRANIER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美国驻基辅最高外交官小威廉·B·泰勒(William B. Taylor Jr.)提供了目前为止最明确的说明，表明特朗普总统坚持让乌克兰公开宣布对特朗普的政治对手展开调查，以换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晤，并为打击俄罗斯领导的军队提供军事支援。
　　曾任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驻乌克兰大使的泰勒表示，他和其他高级官员对一项为了特朗普的政治利益而将乌克兰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影子外交政策感到震惊。以下是他开案陈述的关键部分。
　　1、泰勒描述了一个明确的交换条件。
　　泰勒称，他从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Gordon Sondland)口中得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ladimir Zelensky)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举行会谈的先决条件，是乌克兰宣布乌克兰官方正在调查布里斯玛(Burisma)公司，该公司雇佣了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
　　“到7月中旬，我越来越清楚，泽伦斯基总统想要的会晤取决于对布里斯玛，及乌克兰被指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情况的调查。同样清楚的是，推动这个条件的是非正规政策渠道，我已经了解到它由朱利安尼领导。”
　　他后来在声明中表示：
　　“桑德兰大使还告诉我，他现在认识到自己犯了个错，之前他告诉和他通话的乌克兰官员，与泽伦斯基总统的白宫会晤取决于公开宣布调查一事——事实上，桑德兰表示，‘一切’都取决于这样一份声明，包括安全援助。他说，特朗普总统想要泽伦斯基总统‘公开’，通过公开声明的方式下令开展这样的调查。”
　　2、白宫在乌克兰政策上有两个渠道：官方和非官方。非官方渠道包括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道夫·W·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
　　“我发现美国在制定对乌克兰的政策方面，有一种令人不解且不同寻常的安排。美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似乎有两条渠道，一个正规，一个极不正规。作为外交使团团长，我有权管理正规、正式的外交程序，包括美国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帮助其打击腐败的大量努力。自1991年乌克兰从俄罗斯独立以来，美国政策制定的这一正规渠道始终得到国会两党乃至历届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正规、非正式的政策制定渠道，该渠道包括时任特使库尔特·沃尔克(Kurt Volker)、桑德兰大使、能源部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以及我后来了解到的朱利安尼。”
　　后来他表示：
　　“6月和7月我首次抵达基辅时，正规和非正规的外交政策渠道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建立强有力的美乌伙伴关系——但到8月我开始清楚认识到，两个渠道的目标产生了分歧。随着这一情况的发生，我越来越担心。”
　　3、泰勒得知，总统“签发支票”前，乌克兰得先“付讫”。
　　“在这些短信前，在我们9月8日的通话中，桑德兰大使试图向我解释，特朗普总统是个生意人。他说生意人即将给亏欠他的人签发支票时，会要求此人在签发之前付清款项。几天后，我们一同参加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Yalta European Strategy Conference)时，沃尔克特使用了同样的词。我向两人争辩说，这种解释毫无道理：乌克兰人不‘欠’特朗普总统什么，为了国内政治利益而拖延安全援助‘很荒唐’，我在9月9日给桑德兰和沃尔克两位大使的短信中如是写道。”
　　4、泰勒说，美国军事援助的延误将导致乌克兰人死在俄罗斯领导的部队手中。
　　“我和沃尔克大使前往顿巴斯北部前线，听取前线部队指挥官的汇报。到达军事总部参加简报会时，指挥官感谢我们提供的安全援助，但我知道援助被搁置了，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和沃尔克大使可以看到，俄罗斯领导的敌对武装在受损桥梁的另一边，越过接触线。每周就有一到两场交战，迄今已有超过1.3万名乌克兰人在战争中丧生。如果没有美国帮助，无疑会有更多的乌克兰人死亡。”
　　5、泰勒说，博尔顿极力反对劫持乌克兰政策，而庞皮欧没有直接回应相关投诉。
　　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两名工作人员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和亚历山大· 文德曼(Alexander Vindman)告诉泰勒，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的上级约翰·R·博尔顿(John R. Bolton)对于要求乌克兰展开刑事调查一事感到非常不安。
　　“在7月19日的电话中，他们向我描述了7月10日在白宫与乌克兰官员会面的情况。具体地说，他们告诉我，桑德兰大使把‘调查’与泽伦斯基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联系在一起，这让博尔顿大使十分不快，以至于突然结束了会晤，并告诉希尔和文德曼，他们不应该与国内政治扯上任何关系。他还指示希尔‘向律师说明情况’。希尔说，博尔顿大使在7月10日会晤后把这称为‘毒品交易’。博尔顿大使反对泽伦斯基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之间进行通话，因为他担心这会是一场‘灾难’。
　　不用说，参加会议的乌克兰人感到困惑。博尔顿大使在例行的乌克兰政策决策会晤渠道中，希望探讨安全、能源和改革；桑德兰大使是非正规会晤渠道的参与者之一，他希望探讨在白宫举行会晤与乌克兰调查之间的联系。”
　　泰勒向国务卿迈克·庞皮欧抱怨，不提供军事援助是“愚蠢的”。
　　“在博尔顿大使的访问即将结束时，我要求私下会晤他，我向他表达了我对美国在乌克兰人保卫国家免遭俄罗斯侵略时拒绝提供军事援助问题的严重关切。博尔顿大使建议我直接向庞皮欧国务卿发一封第一人称电报，传达我的关切。我在8月29日撰写并发出了一份这样的电报，描述了我所看到的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愚蠢行为’，当时乌克兰东部的敌对行动仍很活跃，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我告诉国务卿，我不能也不会支持这样的政策。尽管我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回复，但我听说不久之后，国务卿带着这封电报去白宫参加了一个会议，主题是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
　　6、有人要求保密，包括泰勒在内的职业官员对关键事件一无所知。
　　“6月28日，桑德兰大使告诉我，他不希望让大多数机构间的定期参与者参加当天晚些时候与泽伦斯基总统的通话，我感到有些奇怪。桑德兰大使、沃尔克大使、（里克·）佩里部长和我都在这个通话中，在不同的地方拨打电话。然而，桑德兰大使表示，他希望确保在泽伦斯基总统加入通话时，没有人记录或监控。”
　　后来他说：
　　“7月25日，特朗普总统和泽伦斯基总统进行了期待已久的电话交谈。奇怪的是，尽管我是代表团团长，并定于第二天与泽伦斯基总统和沃尔克大使会面，但我没有收到来自白宫的通话消息稿。乌克兰政府发布了一份含义模糊的简短摘要。”

　　Sharon LaFraniere是一名调查记者。她是普利策奖获得团队的成员之一，参与报道了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SharonLNYT。
　　翻译：李建芳、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9/10/23   发布时间：2019/10/23

旧文章ID：19877

作者：  来源：俄州亚太联盟

　　我们在前文中讲到：今年夏天，美国俄亥俄州议会通过一个HB6法案，救济本州两个濒临倒闭的核电站。为了保住这两个电站，州政府计划向本州的每个电力用户每月征收一定的费用于补贴让它们继续运行，每年补贴总数高达1.5亿美元。
　　该法案于7月23日在俄亥俄州众议院以51票支持，38票反对通过。
　　法案通过后，一个名为Ohioans Against Corporate Bailouts的组织领头反对这项法案，他们申请在明年大选中对这项法案进行全民公投，但必须在今年10月21日前征集到26.5万本州选民的签名才能促成全民公投。

　　支持这个法案的领头组织叫做Ohioans for Energy Security（OFES），为了阻挡针对该法案的公投，8月底开始抛出上面这个"中国入侵俄州电网"的电视广告（截图），想在中美贸易战的氛围下来煽动选民的排华情绪，阻止他们在全民公投的提议上签名。
　　不仅投放电视广告，他们还向选民家里邮寄类似下图的明信片来劝阻他们不要签名。明信片的正面是中国的五星红旗，背面则是一片漆黑的地狱背景，上面印着一些吓人的字句让人不要在就HB6法案进行公投的提议上签名。

　　很多华人看到这个广告和明信片，非常气愤，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一个日裔公民组织（JACL，介绍见文末）注意到这个对华人的仇外主义抹黑之后，马上发声，9月中旬开始联系华人组织，提醒大家关注。他们在当地的主席Kaz Sato老人于10月初给主流报纸Cincinnati Enquirer（辛辛那提询问报）写信抗议，从日裔的历史教训出发，警告美国大众仇外主义的危险，全文如下（中英文）：
　　作为JACL辛辛那提分会的主席，我对俄亥俄州HB6法案支持方推出的电视广告和其他宣传活动感到非常不安和愤怒。我不赞成也不反对HB6法案，也不反对废除HB6法案的（公投）运动。但是我反对使用种族主义和仇外的语言和图片，谎称中国正试图控制俄亥俄州的电网。辛辛那提询问报，俄亥俄州公共电台（NPR）都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些广告和传单继续毫无根据地告诉我们，中国政府正在推行这一“险恶伎俩”。
　　这让我想起了198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所面临的困境，当时克莱斯勒董事长李雅科卡声称日本汽车公司是罪魁祸首。日本汽车制造商受到了指责，一些日本品牌的汽车在街上被砸烂。它导致了（一些美国人）对日裔和任何看起来像日裔的美国人的攻击。1982年5月，华裔美国人陈果仁参加婚礼前的单身派对，在底特律一家酒吧遭到种族主义者的袭击，并被杀害。
　　我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然而，这些谎言和对中国和华人的无端攻击应该引起美国公众的严重关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为什么要靠仇外主义来赢得选票？

　　As a member and the president of Cincinnati Chapter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I am extremely disturbed and offended by the television ads and other propaganda activities put forth by the groups supporting Ohio HB 6. I am not for nor against the Bill 6 or the movement to repeal it. I am against the use of racist and xenophobic images and comments that claim China is trying to take control of Ohio’s power grid. Cincinnati Enquirer, Ohio Public Radio both stated that the claim is totally false. Yet, these ads and flyers, groundlessly, continue to tell u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ushing this “sinister maneuver.”
　　This reminds me of then Chrysler Chairman Lee Iacocca’s attack on Japanese auto companies for the difficulties American auto industry faced in the 1980’s.  Japanese cars were smashed and Japanese automakers were criticized. It led to the attack on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on anyone who looked like Japanese. In May 1982, Mr. Vincent Chin, a Chinese American, who was enjoying the bachelor party before his wedding was attacked by racists in a Detroit bar and killed.
　　I do believe i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freedom of speech.  However, those falsehoods and groundless attacks on China and Chinese should raise serious concern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Where will this go next? Why is it necessary to resort xenophobia to win an election?
　　Kaz Sato还于10月16日接受了地方电视台WKRC采访，表达亚裔被OFES的仇外广告冒犯：
　　https://local12.com/news/local/asian-americans-offended-by-ohio-political-ads-about-nuclear-bailout
　　此前，Kaz Sato老人曾多次代表日裔对华人维权伸出援手，参加华人组织的声援陈霞芬辛辛那提听证会的集会（2017）和抗议辛辛那提地区一个被领养的华人女孩在学校被霸凌而自杀的集会（2015）：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ohio-girl-chinese-descent-bullied-suicide-suit-article-1.2468016
　　俄州华人组织对这次事件也及时作出反应，美国中西部华商协会执行主席陈辽瑞在9月中旬就开始准备好抗议公开信，经律师审核后发出，并被Cincinnati Enquirer于10月1日摘录刊登（点此查看）。
　　目前，多个华人组织正在积极联合包括JACL在内的其它亚裔组织和主流社会的人权组织，抗议这个针对自己的仇外主义抹黑，大胆发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将继续关注并报道事态发展。
　　关于日裔美国公民协会：
　　日裔美国公民协会（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JACL）成立于1929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亚裔民权组织。JACL密切关注并积极回应关系到亚太裔和所有美国人的公民和人权的问题，并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jacl.org

来源时间：2019/10/23   发布时间：2019/10/22

旧文章ID：19876

作者：张娟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95期

　　编者按：生于纽约市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是美国一位职业外交官，官至美国驻华大使（1985-1989）以及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93-1997）。洛德是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在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中，洛德是美方三名成员之一（其他两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2019年5月，洛德出版了《基辛格之基辛格：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洛德大使对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一系列采访，解读了当时美国面临的战略性挑战以及尼克松政府是如何以战略性眼光应对这些挑战的。书中涉及了与中国建立联系，与苏联的谈判，结束越战，中东谈判等棘手国际问题。这是基辛格博士唯一的口述历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预计明年夏天与读者见面。本采访由《中美印象》网站和大国策智库联合完成。

　　张娟：这本书的全名是《基辛格之基辛格：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反思》（Kissinger on Kissinger: Reflections on Diplomacy, Grand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您能分析一下为什么您认为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早期是美国一个成功的大战略时期？

（图片说明那个：《基辛格之基辛格：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反思》封面）

　　洛德：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他们在国内外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摆脱这些情况并在海外建立成功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宏伟的战略。我们当时与苏联的关系紧张，与中国没有建立联系，我们陷入了一场非常漫长的战争（在越南）。
　　此外，由于越战的不受欢迎，美国国内爆发了抗议、骚乱和暗杀等一系列事件。为了证明美国的外交仍旧能够发挥影响力，尼克松和基辛格策划了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战略。这样一来，这个宏伟的战略将改善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从而给从这些国家获得援助的北越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认真的有关和平解决方案的谈判。
　　这个大战略非常有效，几年后，美国与北越达成了和平解决方案。这表明美国外交没有受战争和其他问题的困扰，我们仍旧活跃于国际舞台上，这也大大提高了美国人民的士气。他们看到尽管我们从东南亚的一个小地方进行了有争议的撤出，但我们与一个巨大的国家建立了联系。
　　张娟：您提过与中国的开放是一个经典的双赢案例。如果美国没有第一个接触中国，您觉得毛泽东会主动联系美国寻求和解吗？
　　洛德：我们不确定毛泽东会怎么做。毕竟，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有交战，而且已经有22年没有联系了。但是当我们看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时，尤其是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有兴趣与我们打交道，以平衡苏联的威胁。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外交上很孤立，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开放很感兴趣，因为它可能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并随后允许他们扩大与亚洲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有与我们打交道的动机，但是我们也不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尼克松于1971年7月派基辛格和我去中国，以确保两国都有充足的共同利益来建立这对新关系，确保安排来年的总统访问。
　　张娟：您在1972年2月参加了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除了您之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以及中国的两名翻译。这是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太熟悉的故事。您当时是一名30多岁的外交官，但当时的国务卿却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个会议。您能讲讲这段故事吗？
　　洛德：首先，白宫的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主导了（对华）外交政策，（万斯）国务卿因此并未涉及太多诸如与中国建立联系之类的关键问题。当时，我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协助他处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与中国建立联系。我是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助手。
　　1971年7月，我和基辛格一起秘密访问中国。在基辛格到达中国前不久，我负责为基辛格整理简报。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时，尼克松请基辛格陪同他，但没有邀请国务卿一同去。又因为我参与早期会议并做笔记，基辛格希望我也参加会议。实际上，在会议结束时，尼克松告诉周恩来，我（的照片和名字）应该从会议的所有公告和图片中拿掉，只展示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为了不让国务卿更加的难堪。国家安全顾问（指的是基辛格）在场但国务卿不在场是一回事，但是像我这样的第三人（三十多岁的年轻外交官）的出现会让国务卿更尴尬。
　　张娟：您能谈谈在这次会谈中您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印象吗？
　　洛德：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毛泽东的许多做法我们不是很理解，但是（美中）建立新的关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所以我们的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是在会议中，他对几个关键问题引用了几番典故和做了简短的发言，这些问题概述了中国的战略，也是随后周恩来更具体的涉及的内容。起初，我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想进行更多的实质性交流，后来我们明白了他是在让周恩来负责具体的谈判。其实，就在与尼克松会见不久，毛泽东就告诉中国和世界，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毛泽东与周恩来总理很不一样。周恩来是一位很优雅的人，很善谈，这与毛泽东言简意赅的句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周恩来对历史和哲学的了解非常透彻，他非常熟悉会议要讨论的议题，讲话时不用笔记。他非常有魅力，基辛格说周恩来是他见过的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外交官。有趣的是，在与毛泽东的会晤中，周恩来总是会参加，但总是对毛泽东很尊敬，(很少插话)。周恩来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是让毛泽东来主导每次会见。周恩来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人，但他在那些会议中（毛泽东参与的会议）甘当下属。

（图片说明：198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0周年晚宴上，温斯顿·洛德和夫人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和亨利·基辛格的合影。）

　　张娟：卡特总统正式建立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您觉得当时建交的过程是势在必然还是卡特总统也像当年的尼克松总统那样做出了个人的强力推进？
　　洛德：卡特总统的这一举动不像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初访问中国时那样有开创性，但卡特总统需相当大的领导才能和勇气才使这一关系正式化，因为这意味着切断与我们有很多年盟友关系的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和中国建立关系。
　　这种变化并非势在必然。美国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一举动。国会还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表明了我们不放弃台湾，继续军售以及维持非正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对台湾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总体而言，与中国建交在美国受到了积极欢迎，虽然我们因为令台湾处于尴尬的境地而感到痛苦。
　　张娟：据您这本书所描述，当时与中国建立联系一个最大的担忧是苏联的反应。令人吃惊的是，苏联没有选择对抗，而是加速了与美国的谈判。今天，当中美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刻，有人说这是把中国俄国推到一起。您怎么看待当今这些大国关系呢？
　　洛德：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走的越来越近，但我相信这是势利的友谊，而不是战略上的契合。莫斯科和北京都反对美国（对世界）的主导，都不希望其他国家干涉本国的内政，并且两国在不多的外交政策上有利益的重合，例如与伊朗的协议。
　　两国的贸易关系一般，但已增至1000亿美元。中国愿意购买俄罗斯的武器，有朝一日将需要购买俄罗斯的水源和能源，这对中国而言日益重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两国经常在联合国投票表决中协同作业，两国还进行一些军事合作。但是如果以一个战略调整的标准来看，两国存在太多矛盾。鉴于两国互相怀疑的历史，西伯利亚的边界争端，中亚的利益冲突以及与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需要，中俄两国不可能（指仅仅两国抱团）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敌对关系。
　　张娟：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与中国接触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秘密的过程中进行的。这和我们今天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很不相同——他总是用推特讨论外交政策。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洛德：在与中国建立联系和越南谈判中特别需要保密，以便让我们能进行坦率的讨论，并确保我们在公开协议之前，就已经达成一定数量的共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外交政策更加谨慎和富有战略性。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比（美国）任何其他内阁都更具有战略眼光，但是其他内阁的做法也比我们现在的内阁更加的谨慎。特朗普在推特上依靠直觉行事，他经常在不咨询任何顾问的情况下做出快速决策，而且还经常在没有仔细计划或准备的情况下违背顾问的意见。
　　我们需要更审慎的做法。我们需要一种策略；这就是不应该基于总统个人的利益而改变我们的观点，应该是国家的利益。
　　张娟：在整个采访中，您经常提到大战略。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您觉得一个强有力、强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包含哪些因素？
　　洛德：对于任何政府来说，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对亚洲，而且针对世界——有三个主要要素。我们的中国政策尤其如此。
　　首先，我们需要美国国内能够高效运转。左右派之间不能无休止地进行怨气冲天的争论。我们需要对未来进行投资，以便在与中国竞争时更具竞争力。我们应该在投资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立法上进行合作，以便更好地与中国竞争，所有这些对美国都有好处，也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治体系变得更加强大。
　　第二，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比中国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任政府与我们的盟友争吵，例如通过贸易争端。如果特朗普总统与我们的盟友在中国问题上合作，他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涉及到促进民主和人权。相反，总统却与中国单挑独斗。
　　第三，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构来加强我们的领导力。美国需要鼓舞和组建联盟来解决问题。现任总统破坏了我们进行多边工作的能力。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该协定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商业和工作是有利的，并且还会给中国施加压力，促使其更加公平地进行贸易。他还退出了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最重要的是，他退出了《巴黎协定》，将气候领导权推给了中国，结束了中美在这个关键领域的合作。
　　这是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三个关键要素，不仅对亚洲，而且对世界。特朗普总统目前所执行的政策犯了巨大的错误。
　　张娟：我的朋友历史学家王宏杰教授在写一本书，通过饮食文化来审视中美关系。他想和您确认一下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您只剩下一顿饭，您会选择吃北京烤鸭。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了吗？对目前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洛德：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绝对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只剩一顿饭，我希望是北京烤鸭。这是我最喜欢的菜。
　　其次，美食在我们与中国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毫无疑问，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期间，中国的食物美味可口，是欢迎我们和做好东道主的一部分工作。但美食在外交谈判中不是关键，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食物令双方的互动更加愉快，但与双方的动机无关。
　　关于饮食对当前关系的影响，简单的回答是“否”。尽管我们现在两国关系存在困难，但在美国，中国人、文化和美食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我不知道中国人对美国食物的感觉。中国菜非常有助于私下的互动，但与我们的双边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张娟：您在这本书里致敬您的妻子包柏漪女士。她对您在中国文化以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看法上有何影响？
　　洛德：首先，我想向读者提及这本书是关于亨利·基辛格的，这是他唯一的口述历史。中文版将在明年发行，将在我妻子出生的上海出版。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在这本书发行后购买并喜欢它。

（图片说明：洛德与夫人包柏漪）

　　我的妻子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有56年的幸福婚姻。我在研究生院认识了她，自从认识她以来，我对中国及其文化有了很多了解。我从她身上受益很多，因为她在成为美国人的同时也保留了她的中国文化根基和对各种问题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代表着两种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她和她的家人，包括已经去世的父母和两个姐妹，让我的生活充满了中国文化，更不用说中国菜了，因为她的母亲做得一手拿手好菜。在我介入中美关系之前，我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所以，当我直接参与与中国建立关系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有帮助。
　　我在1980年代末担任大使时，由于我不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有时为我担任翻译，特别有帮助。她总是向我传达不同的观点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她还是作家、舞蹈家和文化领袖。她能够通过文化、学术和文学词汇与许多中国人互动，这些都丰富了我作为驻华大使和她作为大使夫人的经历。她不仅对我的个人生活非常重要，而且对我的职业生涯也非常重要。

　　采访 | 张娟（中美印象网执行主编）
　　（感谢卡特中心实习生Michael Cerny 蔡何的研究协助。）

来源时间：2019/10/23   发布时间：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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