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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奔走相告,我却一声叹息

作者:沉雁  来源:风萧萧兮易水寒yooou

  巴格达迪被剿杀的消息一传出,全世界的人都在奔走相告,网络上更是全天候刷屏,一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感受到大快人心的喜兴热浪。
  然而,巴格达迪被剿杀的消息也有人不高兴,不妨看看下面这则通稿。我就用文字描述不截图上传了,这样也许文章能侥幸问世。
  通稿只有38个字,“金毛总统27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格达迪已在美军袭击行动中身亡”。
  我们有个成语叫“惜字如金”,用来形容这则通稿太合适不过了。这则通稿是发自于全球最大新闻组织,它豢养了数以万计的文痞,却没有对全世界人都高兴的事发表只言片语的评论,它原本是一个热衷于发表社评的新闻组织。从这十分简约的通搞中,我嗅出了另一个成语:惺惺相惜。
  人尽皆知的胡叼盘这次也没有声音,他是最擅长连篇累牍抨击暴力的叼盘评论家,在面对真正的暴恐头子呜呼之后却没有自己的看法,这非常不符合他的性格。
  诡异的现象说明,有人对巴格达迪的死很不高兴。
  其实,我非常能理解有人的不高兴。大概是2014年的样子,也就是巴格达迪刚刚组建伊斯兰国不久,文明世界都对其展开了同仇敌忾的舆论围剿。但胡叼盘领衔下的坏球时报却发表了这样一番宏论:“再怎么说,IS组织为辖区居民提供了水电气、邮局、小卖部等切实的生活服务,也维护了当地治安秩序。只有正视这些客观存在,认知IS才算真正的客观”。
  当时看见这番宏论,我心里就像吃了一根蚂蟥一样憋屈,但又似乎说不出憋屈什么。今天看来我们都得为IS辖区居民担心了,巴格达迪都死了,今后谁来为他们提供水电气的生活服务呢?会不会饿死?嗯,想想那里的百姓好可怜的,还是有巴格达迪的坚强领导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其实呀,IS也分两类:IS和负责任的IS。
  巴格达迪就属于典型的不负责任的IS首领。他是自己拉响背心炸弹自杀的,他自杀之前还自己主动杀死了两个妻子和三个孩子,既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不对妻儿老小的生命负责。现在看来,巴格达迪确实很愚昧,愚昧到真的为了“信仰”而死。
  如果巴格达迪是负责任的IS首领的话,他正确的姿势应该是这样。首先把妻儿子女送出境外,还有自己麾下的拜把子兄弟的妻儿子女也安排出去,这样就可以毫无牵挂地领导辖区百姓热爱伊斯兰国了。
  至今也没有消息说巴格达迪有境外巨额账户,说明这家伙不但没有为自己留后路,也没有为妻儿子女留法拉利油钱。这种不负责任的IS首领,我是非常鄙视的。
  堂堂IS首领,居然自己也穿着自杀式背心,这就更没有责任感了。看看萨达姆和卡扎菲两位大哥,即便是钻地洞下窨井,也不会自我了结。负责任的IS是把“信仰”当做幌子,而巴格达迪却傻不拉几真的为了“信仰”而死。鄙视。
  对于巴格达迪的死,我的心情也很复杂,说不上不高兴,但也说不上高兴。
  昨晚我从路边社听到一则准确消息,据说金毛总统并不想杀了巴格达迪,当特种部队团团围住巴格达迪的巢穴时,只是让军犬嗷嗷叫,并没有立即对巴格达迪激烈射杀,特种部队政委用长筒喇叭对着巴格达迪喊话:“金毛总统怀柔天下,一心为农民收入着想,只要你愿意买大豆,我们就饶你一命,买得越多活得越久,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结果,巴格达迪不吃那一套,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就自杀了。
  我觉得这路边社消息还是靠谱的,也完全符合金毛的性格。
  如果巴格达迪懂得韬光养晦,忍一时风平浪静,将来再与负责任的IS们合纵连横,说不定也能像塔利班首领们一样全世界握手并吃香喝辣。
  唉,为巴格达迪默哀一秒,外加一声叹息。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8

旧文章ID:19898

特朗普对罗贾瓦的背叛

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按: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叙利亚问题通了电话,随后白宫发布“撤军”声明,将叙利亚东北部区域“交给”土耳其。这个区域在叙利亚战争时期建立了“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2018年正式更用此名),也常被称作“罗贾瓦”自治区。虽然大部分叙利亚被内战吞噬,但在罗贾瓦,工人合作社、妇女社区中心和受直接民主支配的几个“州”(cantons)四处萌芽。对抗ISIS期间,以美军支持的库尔德武装为主的军事同盟“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占据了这里,这支力量对ISIS的打击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然而,美国已经实现了其在此地区的利益之后,罗贾瓦的生死存亡,不再在特朗普的考虑之中。如今,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宣称要沿土叙边境的叙利亚一边开辟一条纵深三十公里的安全区,用以安置叙利亚内战两百万难民,这样的区域已将罗贾瓦一半土地与几乎全部主要城镇涵盖在内。军事行动在停火前已经造成罗贾瓦自治区114名平民死亡,3万人被迫转移,被联合国列在禁用名单内的化学武器的使用,频频被曝出。截止22日,在美国所谓的“斡旋”之下,120小时的停火,以库尔德武装撤出土耳其划定的“安全区”作为条件。罗贾瓦自治区已经危在旦夕。

  库尔德地区是一个横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山区的地区,一直都是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然而一战后终结欧洲帝国、提倡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却并没有眷顾到库尔德人,他们至今仍被这四个现代国家所分割,寻求建国的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库尔德革命理论家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calan)于1978年在土耳其创立了库尔德工人党(PKK),1999年奥贾兰被土耳其政府抓捕入狱。
  在土耳其监狱牢房中,奥贾兰大量阅读左翼理论家的着作,尤其在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把PKK推向自由意志主义社群主义的方向。他书写了大量革命理论,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注于国家权力)和对基层民主、联邦制和少数民族代表的承诺相结合。他对民族-国家有着复杂的理解,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库尔德建国事业充满了怀疑,他在一份宣言中指出,“民主的民族(nation)方案的政治根源是公民社会的民主联盟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这不是国家(state)。
  由于土耳其的镇压,这些理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罗贾瓦地区实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奥贾兰的革命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量西方左翼青年前往加入,为这场库尔德运动注入了显着的国际主义色彩,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把它所唤起的国际主义力量与20世纪的西班牙内战类比。《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在此刻推出“罗贾瓦危机”特辑,希望东北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可以超越中东地缘政治、大国博弈中“受难的库尔德民族”的认识框架,而从“罗贾瓦”实践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民主实验可以带给世界的启迪出发,以期引发中文世界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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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一
侧拍摄的照片显示,10月14日,在叙利亚城镇拉斯艾因,爆炸造成的浓烟升起。 本文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自2014年以来,当美军向在科巴尼与ISIS作战的库尔德军队提供空中支援时,便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密切合作。他们共同发展并扩大了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以达到其中大约一半的士兵是阿拉伯人。他们同意按照美国的要求远离库尔德人的家乡作战,建立在这样的理解上:如果他们献出生命击败ISIS,美国将反过来保护他们免受土耳其的侵害。但是反对并害怕罗贾瓦(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占主体的自治区,是 SDF 的家园)的土耳其在8月使美国政府同意了在边界沿线联合巡逻一个规模有争议的“安全区”。正如 SDF 将军马兹卢姆·阿卜迪(Mazloum Abdi)在10月13日所写:
  “应华盛顿的要求,我们同意了从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地区撤出重型武器,摧毁防御工事,并撤回经验最丰富的战士。只要美国政府信守承诺,土耳其就不会攻击我们。我们现在赤裸胸膛站着,面对着土耳其的刀。”
  库尔德人失去了将近11000名与ISIS作战的战士;他们是牺牲生命的地面部队,这样美国就不必“靴子着地”了。特朗普打了一个草率的电话,摧毁了一个对打败和继续遏制ISIS至关重要的同盟,并将其交给了狼。这是世界一流的背叛。
  土耳其对罗贾瓦的入侵不仅使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军人)深感羞耻和厌恶,也意味着国际左翼的惨败。罗贾瓦中现存的制度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左翼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正如英国女权主义者Rahila Gupta所写,土耳其想要摧毁的模式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模式:
  “(罗贾瓦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邦联制:一个包含直接民主、生态可持续性和种族包容性的系统,在该系统中,妇女拥有对新立法的否决权,并与男子分享所有机构职位。建立罗贾瓦民主实验的很短时间内,童婚、强迫婚姻、嫁妆和一夫多妻制被禁止了;荣誉谋杀、对妇女的暴力和歧视被定为犯罪。这是叙利亚唯一一个废除了伊斯兰教法委员会的地方,并将宗教置于私人领域。这是我们许多人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的蓝图,但这是世界上最秘密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土耳其入侵罗贾瓦的真正原因与1918年英国、法国和美国入侵俄罗斯的原因相同,那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刚开始。没有什么比替代方案更具威胁性了,而且对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来说,在罗贾瓦发展的女权民主范式是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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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
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右)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会晤。

  发生了什么?
  埃尔多安多年来一直威胁要侵略罗贾瓦,但一个1000名美军士兵的小分队充当了阻止土耳其前进的缓冲区,直到10月6日特朗普告诉埃尔多安,可以了。他这样做并没有事先通知罗贾瓦或五角大楼。特朗普立即发布了移动美军的命令。第二天早晨,土耳其开始轰炸罗贾瓦。
  2016年政变失败后,大量军官被从土耳其军队中清除,埃尔多安现在依靠自由叙利亚军 (FSA) 和伊斯兰民兵作为地面部队,将两者合并为他所谓的“叙利亚国民军”,声称他们是“真正的”叙利亚的扞卫者。埃尔多安喜欢奥威尔说的doublespeak(掩饰、颠倒的话):侵略者被称为扞卫者,侵略本身被称为“和平之泉”,而“叙利亚国民军”则由土耳其提供资金。
  根据罗贾瓦信息中心的说法,土耳其派出了三支民兵: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曾以酷刑和监禁统治杜马和东古塔,直到土耳其疏散他们为止;苏丹穆拉德二世旅(Sultan Murad Brigade),被联合国指控在阿勒颇对库尔德人犯下战争罪;还有自由东方人(Ahrar al-Sharqiya),由来自代尔祖尔的前努斯拉阵线(Al-Nusra)成员组成(努斯拉阵线是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这些民兵将重复他们去年在土耳其侵略和占领阿夫林时所做的事……简而言之,他们将不受惩罚地犯下战争罪。
  而那已经开始。据报告,炮击已迫使至少一家医院关闭;也有报告称,塞雷卡尼耶的救护车和创伤救治分队遭到炮击。
  罗贾瓦面对俄罗斯和阿萨德
  对于罗贾瓦而言,美国突然撤军是一场灾难。他们知道这个联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希望它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使他们成为和平谈判的一部分,土耳其一直反对他们在谈判中的存在。他们希望数十万难民得到援助;并解决如何处理他们所关押的数千名ISIS囚犯这一问题。
  现在,他们面临着来自土耳其的地毯式炸弹袭击。由于美国不愿提供帮助,他们也没有自己的空军,罗贾瓦领导人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呼吁俄罗斯和阿萨德来冒险。一年来他们试图与这两方谈判都无济于事。俄方不会和他们谈,除非他们踢出美国,并且,根据 Amberin Zaman 和 Jack Detsch 在媒体网站 Al-Monitor 上的报告,美国国务院不会让他们和叙利亚政权进行交易或合作:“美国的政策是孤立叙利亚政权,他们将SDF用作走卒,却不提供特朗普的庇护”。
  罗贾瓦陷入困境,选择了生存。正如马兹卢姆·阿卜迪将军写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走上与莫斯科和巴沙尔·阿萨德合作的道路,我们将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在妥协和种族灭绝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的人民选择活着。”
  根据罗贾瓦民主联盟党(PYD)发言人萨利赫·莫斯里的说法,与阿萨德政府的协议纯属军事性质:叙利亚军队将保卫边境,以将土耳其拒之门外,而SDF将负责与土耳其在地民兵做地面战斗。其他谈判正在进行中,包括“承认民主自治政府,承认库尔德人在宪法中的权利以及确保该地区其他民族的权利。”同时,与土耳其侵略的斗争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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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国民军”从叙利亚北部边境城镇拉斯艾因撤往土耳其边境城镇杰伊兰珀纳尔。

  ISIS再次获得机会
  10月6日,白宫宣布土耳其负责处置ISIS囚犯。多年来,库尔德人和诸如戴维·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和安妮·斯佩克哈德(Anne Speckhard)这样的美国研究人员(采访过ISIS囚犯)记录了整个战争期间土耳其对ISIS的支持。库尔德人经过多年的近距离交战,记住了许多ISIS成员的名字和面孔,他们甚至发布了一份电子表格,列出了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中的40个ISIS成员。如果说埃尔多安真的被赋予了ISIS囚犯的控制权,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出他们打库尔德人,并勒索欧洲。
  鉴于这段历史,不足为奇的是,在土耳其的进攻下,ISIS蛰伏的组织被激活。土耳其轰炸了几所监狱,ISIS囚犯从监狱逃脱。包括在卡米什利(Quamisli)的一所监狱和在艾因·伊萨(Ain Issa)的另一所监狱,后者中关着ISIS战斗人员的家人,至少有500人逃脱了。
  埃尔多安的漫长游戏
  埃尔多安称,土耳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恐怖分子”攻击。但是库尔德工人党(PKK)在1995年宣布了放弃恐怖主义,并有意恢复和平谈判,这将有助于使其被关押的领导者阿卜杜拉·奥贾兰出狱。
  同时,埃尔多安一直在轰炸伊拉克的PKK隐藏地,并在那里建立土耳其基地。自从人民民主党(HDP,土耳其一个亲库尔德的左翼政党,被埃尔多安指责为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阵线)使埃尔多安在2015年选举中失去了议会绝对多数以来,埃尔多安就对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发动了战争,夷平了他们大部分城市,起诉他们选出的政治人物,并把其扞卫者投入监狱。土耳其的经济陷入困境,上个月几位议员从埃尔多安的“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正发党辞职。对库尔德人的战争会团结在他身后的国家吗?也许这是他的希望。
  土耳其已接纳了数百万叙利亚难民,在经济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产生了怨恨。一些已经被迫返回叙利亚边境。但是,不管他的主张如何,埃尔多安都不关心这些难民的福利,他利用这些难民从欧洲取得金钱和让步。叙利亚难民只是他争夺土地的借口,他希望这使他能够在土叙边界的叙利亚一侧建立由土耳其控制的缓冲区。
  埃尔多安从2016年开始制作新的土耳其地图,其中包括不少有领土争议的地方。土耳其目前在塞浦路斯维持着30000名士兵,在那里已开始违反国际法进行石油钻探。它还在伊拉克北部、卡塔尔、索马里和苏丹设有军事基地。
  不过,这可能适得其反。许多欧洲国家已经禁止向土耳其出售武器,包括法国、德国、挪威和瑞典。西班牙已经表示将加入封锁,尽管英国不会加入。当特朗普拖延制裁土耳其的脚步时,终于收到一个耳光,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即将在参议院提出一项严厉的制裁草案。为了回应来自共和党的激烈批评,政府于10月14日派出副总统迈克·彭斯举行新闻发布会,称特朗普刚刚告诉了埃尔多安必须撤军并决不许进入科巴尼,彭斯还回去安卡拉进行会晤。可笑的是,特朗普还提议在SDF和土耳其之间进行调解。
  更有可能在这场血腥游戏中夺取大部分筹码的不是埃尔多安,(当然)不是特朗普,而是其它大国领导人——他看起来像是在停止战争。他会迫使阿萨德给罗贾瓦一定程度的自治吗?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他和阿萨德需要库尔德人来战斗。叙利亚军队以无能闻名。这至少给了SDF一些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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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土耳其军队车辆从土耳其边境
城镇杰伊兰珀纳尔前往叙利亚边境城镇拉斯艾因。

  现在怎么办?
  当美国政府继续胡作非为时,美国进步主义者终于开始意识到保卫罗贾瓦的重要性。为响应国际上对禁飞区的呼吁,本周末(美国撤军后的那个周末——编者注)在全国各地进行了示威活动。在纽约,我多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却不断发现左翼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罗贾瓦,特朗普的背叛为团结的努力带来了新的生机,使许多人加入进来。除抗议活动外,我们还将组织示威、紧急会议和访问国会代表,尽一切努力制止土耳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华盛顿的背叛,使美国左翼开始支持至少在40年内最有远见的社会主义实验。我们希望这仅仅是个开始。
  (本篇写于10月15日。Meredith Tax自六十年代末以来一直是作家和女权主义组织者。她最近的着作是《不可预见的道路:妇女与伊斯兰国的斗争》。她是罗贾瓦紧急委员会的创始人兼指导委员会成员。)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7

旧文章ID:19897

彭斯演讲之后,美国各方都是啥反应?

作者:  来源:上观新闻

  这些言论“与去年10月的演讲如出一辙,流露出十足傲慢和虚伪,充满了政治偏见和谎言,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次日给出评价。
  与去年相比,从受瞩目程度到媒体曝光,从受众评价到关注内容,今年这次演讲都没激起什么水花。
  都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遗忘”。
  与一年前相比,老彭大概没想到,这句话这么快就应验在了自身身上。
  来看看各方的反应:
  一、外媒怎么报道?
  总体来说,这次演讲在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中热度大大降低。
  一是从报道数量到报道篇幅,都大大少于去年。
  二是关注重点可谓独辟蹊径——明明是一篇对华的主题演讲,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BC等主流媒体在报道时,关注最多的是彭斯批评耐克公司、NBA在涉及中国人民自由权利的问题上“失声”,并直接在文章标题中体现,呼吁美国企业要“坚守美国价值观”。
  三是CNN、彭博社报道都注意到此次讲话基调微妙,表现出对国内强硬立场与美中贸易谈判需求的谨慎平衡,兼顾批评立场和和解姿态。BBC报道则指出,跟去年被认为“开启新冷战”的演讲相比,这次的言辞明显较为温和,将重点放在中美共存的未来。
  在甜甜余味(微信公众号:甜甜余味)看来,这或许从侧面说明:当前推进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在美国政界已成共识,从美国官方到主流媒体都在配合和促成这一前景,从行动来看就是淡化对华负面信息、扩大有利于积极氛围的声音。
  二、他的老板怎么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5日在白宫南草坪回答了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
  记者:昨天彭斯副总统说美国要支持抗议北京政府的示威者,您同意吗?
  特朗普:我知道他昨天发表了演讲。我把演讲过了一遍。演讲还好。还行。但我还是要在贸易协议上与中国密切合作。
  嗯哼?懂?
  “过了一遍”“还好”“还行”——毕竟这也是位得力副手,身为正职,当着这么多人,点评总还是要有的。
  然而,一带而过之后,关键点往往在“但是”之后——我接下来关心的是“在贸易协议上与中国密切合作”。
  从提问的情境来看,彭斯当时应该不在现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不论他在与不在,总统先生眼下显然不打算再去刺激中方。
  三、美国驻华大使馆怎么摘录的?
  北京时间10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推送了一条这样的信息:
  《副总统彭斯:尽管大国竞争正在进行中,而且美国的力量不断增长,但我们希望中国更好》
  再来看看正文(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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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是彭斯的原话。可有意思的是,17页的演讲稿中,其实原本只有5页是表现得相对缓和友好的,但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摘取的这部分,却让整件事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效果。
  事实是多面的棱镜,每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相——这时候,选择哪个面、从什么角度、做怎样的解读,表达出的真实往往超过语言本身。
  就在各方面都有意无意淡化彭斯演讲中的负面影响之际,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的消息得到中外媒体一致的高度关注。
  毕竟,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与敌对和对抗相比,显然是相向而行更符合大势、更合乎人心。
  又据外媒报道,同样在白宫,还有另一位号称“鹰派中的鹰派”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据说在中美正在努力敲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时,仍在幕后进行抗争,一直鼓动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坚持。
  以斗争求和平,过程虽然曲折,但是前景值得期待。
  对当下的中美双方来说,走好走稳每一步,将一点一滴来之不易的共识扩大成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样的努力,值得尊重。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7

旧文章ID:19896

王毅称彭斯演说“一派胡言” 专家各有解读

作者:叶兵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去年十月以来的第二篇中国政策演说,北京官方予以言辞抨击。尽管一些分析指出,彭斯这篇讲话比较上一篇语调相对温和,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中国外长王毅在公开场合回应媒体提问时仍然称彭斯讲话“一派胡言”。
  王毅26日在北京出席“北京-东京论坛”时被记者问到对美国副总统关于美中关系讲话的看法,这位中国外交部长简短回应说: “一派胡言”。
  上周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措辞强硬地抨击彭斯的讲话。她说,“任何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任何给中方栽污名、泼脏水的图谋注定都是痴心妄想,注定都必将被历史唾弃。”
  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此次讲话的意图在于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服务。《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彭斯的讲话与去年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彭斯对于改善美中关系表达了积极态度,并且认为美国不是要与中国脱钩,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
  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指出,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作出了一些改善。杨中美认为,习近平在受到很大压力的同时,也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和意见。
  杨中美举例说,现在中国也在改,比如金融改革方面,在对中小企业帮助方面也作出了很多改善。他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批评,可能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迈出这些金融改革的步伐。
  对于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和严厉批评态度,杨中美认为,这是从国内政治需要而作出的姿态。
  杨中美所以说,中国的解读还是一种从内政来考虑。如果解读太软的话,或要妥协的话,很可能遭到左翼的反驳和攻击。我觉得像王毅这种表态,牵涉着国内的政治有变化的一种反应。现在的判断不理性客观。
  经济学家、前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彭斯的讲话中有很多批评之词,不过平常心看待该讲话,也会得出正确结论。
  盛洪:他(彭斯)强调美国和中国不能脱钩,还是要继续谈判努力达成协议,将来美国和中国还是要正常的贸易关系、合作,要坚持公平贸易原则,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好,应该是正常的贸易伙伴关系。上次他的批评也有道理,但是光批评不行,还是要通过谈判、互相的交流和沟通,来解决互相之间的纠纷和冲突。
  旅居日本的美中关系分析人士杨中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四中全会即将举行,美中贸易战、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香港动荡局势是习近平政府绕不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中方官员对彭斯最新的美中关系演说表达强硬立场在政治上比较保险。
  杨中美在这种情况下开新的全会,对习近平来讲,这是个麻烦的时期。两面夹攻的势头,香港问题都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彭斯讲话,我想它(中方)是从批评角度讲,对它内部来讲比较保险点,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显得正统一点。我觉得,它不一定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意图,还是从国内的政治要求讲的、批评的。
  杨中美还指出,当前美中双方政府都面临一个关键时期,对于习近平来说,正在面临一个政权保卫战,主要是巩固地位,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正在准备明年的大选。杨中美分析说,在这个节骨眼,双方都注重内部的顺畅。
  杨中美现在要开四中全会,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强硬的民族主义方向发言自然而然就成立了。像王毅的发言,我估计,他对中国政治主流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楚了,所以他就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发言,要确保他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正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双方争权的余地比以前小。对美国来说,它有个大选的问题。中国也有一个主流巩固的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表示美中经贸谈判进展顺利,预计1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会在智利APEC峰会上会晤,双方可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彭斯在讲话中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关系,希望在此基础上加强两国关系。
  中国经济学者盛洪指出,美国寻求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上与中国解决贸易纠纷。
  盛洪实际上,美国主张公平贸易,中国主张自由贸易,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公平的自由贸易。所以在这个大原则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所以在这个大原则的基础上大家互相谈判,调整一下各自的行为,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行为。
  彭斯副总统去年10月发表了美中关系的演说,中国官媒将其解读为“新冷战宣言”。彭斯原定于今年六四30周年期间发表讲话,不过当时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在G20峰会上见面,为避免激怒北京该讲话被推迟。
  王毅的“一派胡言”表态在中国网络上受到了网民的追捧,网民评论认为王毅“霸气”。然而在防火墙外却是另一番景象,有网民联想到2012年中国“两会”期间,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前最后一次面对记者的表态。谈到有关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国外留学开价格昂贵的红色法拉利跑车的负面传闻,薄熙来连用两个“一派胡言”,并表示非常气愤。
  目前,中国媒体没有将彭斯讲话全文转载或详细报道。本月末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如何因应彭斯讲话后的美中关系、贸易战走向以及北京面临的种种政治经济难题和港台局势,国际媒体正在密切关注。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7

旧文章ID:19895

道不同 美中难免脱钩

作者:萧洵  来源:美国之音

  彭斯副总统在星期四(10月24日)的演讲中对中国在地区安全、人权以及经贸方面的一系列行为作了措辞强硬的批评。但是,彭斯说,尽管美中关系面临重重挑战,但美国没有寻求与中国“脱钩”。美中正在为两国首脑下个月签署一个初步贸易协议加紧做准备。
  有分析认为,彭斯针对中国的讲话软硬兼施,从时机上被认为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一个支持香港民主的法案已经在国会众议院经表决一致通过。该法案目前正蓄势通过参议院的表决。而该法案的通过可能激怒北京。中国当局已经表示会对该法案通过采取反制强力,但并不清楚是否会影响到下个月可能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说,国会通常比总统更愿意和中国对着干,即便特朗普总统时常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姿态,但仍不及国会态度强硬。他说,如果国会立法干预北京视为内政的事务,那算是件大事。
  该报道认为,目前已经很难收回这个在参议院蓄势等待表决通过的法案。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发难,双方以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形式打起的贸易战已经持续超过一年时间。其间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屡屡破局,在本月初恢复的高层级贸易谈判中,特朗普出入意外地宣称双方达成了一个第一阶段协议,尽管北京方面并没有及时的官方证实。
  彭斯在讲话中提及中方有意愿在下个月智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由两国首脑签署这个初步协议。
  特朗普在最近一轮美中贸易对话结束后提到,当时仍在口头阶段的协议中包括中国承诺购买大宗美国农产品,并提及双方在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开放以及货币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但没有更具体的内容。
  有分析认为,这个阶段性部分协议对于消除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特朗普寻求连任都很重要。史剑道在不久前贸易谈判结束之际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说,贸易从来不是一个讨好的大选议题,特别是民主党挑战者可能会在贸易问题上抨击对手。而国会方面,他说议员们已经就多方面议题对中国发难。
  北京方面则希望美方最终取消所有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最近一轮谈判后,美方同意推迟原定10月15日开征的一轮关税。但尚未同意取消定于12月15日针对剩余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征收的15%关税。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中贸易战对双方经济的影响比起它得到的关注程度而言要小得多。凯投宏观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尔林在近期的一个观点文章里说,尽管贸易争执频上头条,但它其实只是杂耍,其背后则投射着更大的问题,即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开始对全球秩序造成损害。
  谢尔林提及第13轮美中谈判前后的一系列影响美中关系的事件,包括商务部宣布对参与当局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的28个实体的清单,其中包括8家提供人脸识别和声音识别的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以及地方公安机构。紧接着,国务院发布了对涉及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的官员及其家属的签证禁令。
  当然还有因NBA火箭队总经理发出的一条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讯息而引发的争议。
  谢尔林认为,这些虽然单独看起来都是相对较小的事件,但是从整体上可以看出,美中关系变得敌意日重。
  谢尔林列举的上述事例也在彭斯副总统周四的演讲中提及。彭斯对中国的批评涉及北京在贸易、区域安全、台湾、香港、新疆、宗教方面的行为。他还严辞批评了他所说的一些“向北京的金钱和市场诱惑叩头的”美国跨国企业,包括NIKE和NBA,在香港问题上屈从北京的威胁压力,牺牲美国的价值观。
  中国在迅速崛起为新的经济强国时,难免会和现有国际秩序发生摩擦。西方国家曾经希望通过接受中国加入现有体系,靠市场的力量推动其转变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因而即便中国与其所处的秩序发生冲撞,如果认同并遵守其规则,这样的冲突仍是可以管控的。
  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没有退居其次,到了习近平时代,国企的地位再度被强化。经济学界认为北京的国进民退政策是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凯投宏观在其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写道,中共表现出愿意通过付出这样的代价重新掌控经济。当局通过各种产业政策扶植中国企业,为其创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发西方竞争企业的抱怨。尤其是近年制定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受到各国密切审视。
  产业政策连同长期以来被在中国经营的西方企业抱怨的强迫性技术转让,以及对知识产权缺乏尊重等问题,成为美中贸易争执的核心问题。贸易战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是双方谈判在这些问题上难有妥协所致。
  今年5月,当双方几近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时,谈判骤然破局。
  经过5个月的停滞,美中恢复高层级谈判。而此时已经少有人认为谈判会形成有意义的共识。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说,即便美中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很大程度上也归结于双方政治因素。他说:“我们仍然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在达成某种协议前,双方的谈判再次破裂。即便最终达成协议,也只能局部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
  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在谈判中的红线是不愿意在产业政策等方面对美国让步。他说,就算被特朗普所捧的那个小协议能够签下来,也没能解决触发美国针对中国关税行动的301条款调查中涉及的结构性问题。
  对中国抱有的另一方面幻想,即通过在经济上纳入中国,使它最终能够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化也没有成为现实。当局通过防火墙对信息流动进行控制,耗巨资维稳,习近平将权力集于自身,并强调中共的至尊地位。
  西方国家看到其将中国纳入其体系后,中国成为一个从经济管控到价值观念上都迥然不同的大国,因而放弃了幻想,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对手。
  彭斯在其讲话中,明确指出美国在过去25年里重建了中国。他说:“美国及其领导人不再希望仅靠经济合作就能将共产主义中国的威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尊重私有财产、法治和国际贸易规则的自由开放社会。相反,正如总统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所阐述的,美国现在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但是,彭斯在其讲话中,谈及美中“脱钩”时,很谨慎地表明,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他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我们寻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开放的市场、公平的贸易以及中国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
  彭斯发表讲话前,美国助理防长帮办施灿德21日出席北京香山论坛时也表示,美国没有寻求与中国“脱钩”,也没有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施灿德说,美国正试图做的事是对美中关系进行矫正和再平衡。
  尽管美国官方明确表示不会寻求与中国“脱钩”,但分析者认为,美中“脱钩”将会持续下去。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说:“我认为‘脱钩’会继续,但步调会很慢。因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认识到‘脱钩’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它对美国,对中国都是有害的。”
  哈夫鲍尔说,特朗普在2020年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经济放缓。他说,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最有力支持来自于经济的增长和低失业率,他不希望引发像当前这样的贸易争斗。
  但是,哈夫鲍尔认为特朗普不会完全放弃与中国“脱钩”。他说:“或许我们看到目前的关税和关税报复形式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是另一方面,在技术方面,‘脱钩’显然在继续,这毋庸置疑。”
  他说,中国的公司已经被禁止购买美国的技术公司,因此,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仍然存在隔阂。
  凯投宏观对美中“脱钩”也有相近的看法。在其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写道,其他方面的“脱钩”将会持续,包括双方都在寻求在重要的领域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例如中国希望减少对美国半导体产品的依赖,美国也不想依赖中国的稀土。
  凯投宏观认为,美中“脱钩”会持续到什么地步,从很大程度上要看北京在包括香港、台湾,甚至习近平继任者等非经济问题上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以及西方政府如何做出反应。
  凯投宏观首席经济学家谢尔林在其分析报告中谈到“脱钩”可能对当前秩序造成的影响,说一个貌似合理的结果是全球经济各方开始分别移向美国或中国主导的不同势力范围。
  尽管彭斯否认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经济学家们也认为“脱钩”最终导致两极化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局面。凯投宏观认为这样的局面需要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过程。那样的局面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比当前贸易纠纷更为巨大的损害。
  哈夫鲍尔则认为,美中“脱钩”会造成很多不确定性,而且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其次是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他说,这样的不确定性会造成巨大的波动效应。他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都会受到美中双边关系的影响。”
  哈夫鲍尔说,当前美国商业信心很低,尽管美国经济表现还不错,是因为消费者还在购物,而非商业投资带动。他说,如果再来一个大的“脱钩”波,例如12月15号的关税如期生效,那将对世界经济造成致命影响,将导致一切放缓。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5

旧文章ID:19894

特朗普让西方怀念美国“老大”角色

作者:嘉南•加内什  来源:FT中文网

  我们最喜欢的记忆实际上是关于记忆的记忆。每当我们回顾一起事件或一个时代,都会涂上又一层清漆,直到“原版”被浪漫化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于是,当初吵吵闹闹的关系,慢慢变成了界定我们这一生的爱。
  没有比2016年之前的世界更受益于这种“精神炼金术”的了。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的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现在被铭记为志趣相投国家之间的铁杆盟友关系,如今这种关系悲剧性地凋零了。于是那个时代成了人类堕落前的伊甸园。
  当初各国经常对美国的指手画脚感到不满的事实,迷失在这种恍恍惚惚的思绪中。就好像法国从未在1966年脱离北约的指挥架构,就好像西德没有在那之后讨好共产党统治的东德,而没有理睬美国的不安。曾经堵塞城市交通的反对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抗议活动,还有对华盛顿共识的不满——这些都被删除了。
  在抱怨美国失职之前,世界曾对美国的无所不在感到愤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无意间结束了这种矛盾心理。美国总统越放弃其国家的外部承诺,其他国家就越清楚地看到全球公域由此受到的破坏。他决定让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暴露在土耳其部队的枪口之下,是所有事情中最令人醒悟的时刻。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涉及贸易和气候变化。曾经对美国力量怀有不满的国家,正在受到有关“没有美国力量的日子会怎样”的残酷教育。
  歪打正着的结果是:成天嚷嚷着“美国优先”的一位总统,可能为继任者留下一个比以往更热衷于美国领导力的世界。理应让其他国家远离美国的行为,实际上更有可能提醒他们美国的不可或缺性。对特朗普之前世界的浪漫记忆,最终可能更真实地反映他卸任之后的世界。这一结局并非出于某人的本意,但它仍是影响深远的。
  人们的自然假设是,美国近期的背信弃义会迫使盟友退出其轨道。如果对美国的承诺有任何疑虑——美国对待库尔德人的做法正在激起这些疑虑——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作出其他安排。
  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以至于几乎根本不值得说。其他安排会是什么?欧盟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从外交或军事角度来说,它算不上是一个单一的参与者。中国有领导的实力,但是哪个自由民主国家敢放心地进入其引力场呢?还有就是公众舆论——外交界老是低估这个因素——的小问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就在201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绝大多数人更喜欢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而不是由中国领头、“两者同时领头”,或者“两者都不领头”。
  因此,至少在中期而言,替代美国是不可能的。如果下一任总统想恢复美国的领导角色,盟国仍将接受领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将比以前更为顺从。
  那些始终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怀有二心的人,或许在有记忆以来首次被迫面对替代格局。此前他们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小布什的单边军国主义(就人命和资金损失而言,主要的西方受害者是美国自己),以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出于好意的犹豫不决。他们现在尝到了真正被遗弃的滋味。当初对美国超级强权的忧虑开始显得没有抓住关键。关键是要鼓励美国重返美国原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所称的“空王座”。
  这一切都不是预示——或者——希望盟友因为难为情地感激美国回归而不再批评美国。他们过去不认同美国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就像对越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这两场战争带来了一种在华盛顿不会自然发生的悲观心态;美国首都的堂皇心态从设计上嵌入其建筑环境。
  但是还有另一种心态,也就是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英国间谍小说家——译者注)式的看不起美国,因为看起来“世故”而被接受太久。它嘲讽这个笨拙的巨人,即便它依赖后者的存在。这曾是一种没有代价的偏见。当年人们从未真正怀疑美国的可靠性。现在已不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断发生的冲击不能让盟友在未来抓住关键,那将是奇怪的。我们高估了特朗普总统之前民主世界的和睦。我们正在低估他将留下的民主世界的团结。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8

旧文章ID:19893

中国是如何在非洲打败美国和欧洲的

作者:Panos Mourdoukoutas  来源:Forbes China

  中国现在是非洲的大赢家,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这些投资正开始改变这片古老的大陆。中国的模式是一个在非洲经商的成功模式,它正在帮助中国在那里击败欧洲和美国。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迅速,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并成功将非洲置于全球化的版图上。根据《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在2016-2017年期间共向绿地项目投资451亿美元,较2013-2014年期间增长近400亿美元,这远远高于欧盟和美国在2016-2017年投资的345.7亿美元和75.4亿美元。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都与中国的商业模式有关。
  根据《Billions at Play》一书的作者NJ Ayuk的观点,他表示:“中国的合作模式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有条件的参与者。中国投资者和企业是认真的,他们注入资本和技术时,没有与某一特定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条件,所以欧洲或美国经常被批评的“外国干涉”的想法不适用于中国。”
  另外,中国在国内外投资的“供给侧”方法,它从“能力”和“资源”出发,而不是像“需求侧”方法那样从需求出发。另外,中国有建设大型项目的建筑公司,其国有银行也准备提供融资。
  这种方法使得那些对美国和欧洲公司来说在经济上不可行的项目对中国公司来说是可行的。
  Ayuk表示:“中国在非洲表现出了更强的投资意愿和承担风险的意愿,它能在别的国家不在的地方投资,并投资于较为关键的项目。”
  中国企业有能力在水电站大坝或铁路线等相当重要的项目上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交易,这使它成为非洲的有力竞争者,也是欧美投资者的有力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项目让中国得以在非洲获得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就像东南亚的情况一样,例如,可帮助中国在联合国的敏感问题上获得非洲的选票。
  Ayuk表示:“中国为开发非洲自然资源和勘探盆地带来了急需的资金,铁路、港口和公路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对支持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同时,建设基础设施的项目也使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增大,所以,中国的投资是双赢的。”
  但中国项目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好处有限,因为项目大多是承包给中国企业的。他表示:“这限制了本地商品和服务的采购,也限制了本地就业机会的创造。但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因为非洲国家正在成为更好的谈判者,并正在增强谈判能力。此外,非洲已经通过了几项关于地方发展和国内能力建设的新规定,将确保进入非洲大陆的外国投资使更多非洲人受益。”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5

旧文章ID:19892

华盛顿vs.华尔街:中国投资引发美国政商界对立

作者: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已扩散至两国的金融关系,导致华盛顿的安全事务鹰派与华尔街的投资者之间的对立。
  美国国会议员和特朗普政府官员警告,中国公司正向美国投资者和证券交易所筹集资金,用于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目的。为帮助抑制美元流入中国,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目标:他们自己的退休基金。
  节俭储蓄计划(Thrift Savings Plan)是为包括立法者、白宫官员和军人在内的联邦政府雇员提供的退休储蓄工具。从明年开始,该基金计划转向不同的投资组合,将增加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敞口。国会议员和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正试图阻止这一举动,称这一改变将把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储蓄注入那些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或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
  上周二,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致信该计划的管理委员会,敦促其改变决定。
  “对中国而言,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大的资本免费午餐计划,因为他们基本上能一次性渗透到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的投资组合中,”咨询公司RWR咨询集团(RWR Advisory Group)总裁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说,该公司已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发给国会议员和特朗普政府官员。
  阻止更多投资进入中国的努力,是华盛顿一些官员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分离开来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这也再次表明,即使美国今年晚些时候与北京签署有限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的冲突也将持续下去。
  一些中国批评人士正敦促特朗普在他已经征收的关税之外采取其他手段,并在两国之间设置更多的壁垒,包括对技术和投资流动的限制。
  近几个月来,官员们越来越频繁地呼吁重新审视中国在美国投资者股票投资组合中的地位。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成员在内的政府官员已经开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施压,要求加强对中国公司的审查。长期以来,中国公司一直避开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审计和信息披露要求,令投资者面临风险。中国法律限制审计人员可以转移到国外的公司文件,限制了他们对美国监管机构的透明度。
  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更严格的提案。6月,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将持续三年不遵守美国金融监管规定的外国公司摘牌。
  另一个引发关切的方面是,编制主要股指的公司决定将更多在中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包括在内。虽然投资者不能直接把钱投入股指,但他们可以投资反映指数中特定的一揽子证券的基金。
  近年来,随着全球股市稳步走高,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转向被动投资,即一个基金只是和一个主要指数形成对应,而不是主动投资,即基金经理试图挑选某些股票来跑赢大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指数提供商增加了中国股票的权重。此举对北京来说是一场胜利,可以将资金注入中国市场,并帮助提升中国企业及其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形象。
  与许多退休基金一样,节俭储蓄计划为参与者提供了投资指数基金的选择,该计划管理着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6000亿美元储蓄。
  该计划与401(k)计划类似,允许联邦雇员投资具有国际敞口的基金。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的存款就会流入一只所持有证券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开发的热门指数相同的基金。
  目前,该基金参照了一个仅包含发达国家股票的指数,即MSCI欧洲大洋洲远东指数(MSCI Europe, Australasia, Far East index)。但在外部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的建议下,董事会决定将这些投资转移到更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中,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到2020年年中,该基金将开始参照摩根士丹利的MSCI除美国外所有国家指数(MSCI All Country World ex-U.S.A. Index),它包括了含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2000多家公司的股票。
  特朗普的顾问与国会两党议员一道,对这一计划中的改变表达了担忧。他们说,这将把美国人的储蓄注入一些财务记录不透明、或从事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活动的公司。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和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上周致信管理该计划的机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ederal Retirement Thrift Investment Board),敦促其扭转这一决定,称该决定将把退休基金投资到这样一些公司,它们“协助中国政府的军事活动、间谍、人权侵犯,而且同许多其他中国公司一样,缺乏基本财务透明度”。
  签署该信件的还有纽约民主党参议陆天娜(Kirsten Gillibrand),以及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犹他州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密苏里州的乔希·霍利(Josh Hawley)和佛罗里达州的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信中说:“这是我们对这些公务员的责任,要确保他们的退休储蓄的投资不会损害他们所服务的美国的利益。”
  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机构投资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该委员会正在审阅这封信,并已邀请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在周一的会议上对之前的建议做出评论。
  参议员们特别提到了新指数中的一家中国公司,就是本月早些时候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的视频监控产品厂家海康威视。特朗普政府表示,该公司提供的监控设备帮助中国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开展了一场运动,包括在新疆自治区建造大规模拘禁营。
  MSCI除美国外所有国家指数还包括中国国有飞机和机载武器制造商的子公司中航科工有限公司,其母公司生产的飞机和导弹是本月早些时候北京阅兵式的主角。该指数中还包括被禁止在美国提供国际服务的中国移动;去年因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而被美国罚款的中兴通讯;以及据报道参与南海岛屿建设的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该指数还包括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和其他问题而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2018年12月,RWR咨询集团的一份报告发现,该指数的11家俄罗斯成分股中,有五家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和诺瓦塔克公司(Novatek)。
  海军部长理查德·V·斯宾塞(Richard V. Spencer)上周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表示,军人的积蓄不应“在不知不觉中助长中国和俄罗斯对他们的生命构成的威胁”。斯宾塞说,为了“国家和服务国家的人”,该董事会必须改变决定。
  商界领袖和华尔街高管已经开始反击,说限制投资的努力构成了政府干预,可能会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他们说,当政策制定者开始切断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时,尚不清楚这种切断能做到什么程度。
  “美国当然有理由对中国正在做的各种事情以及它所带来的竞争感到担忧,”投资咨询公司银冠资产管理(Silvercrest Asset Management)首席策略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说。“但是同样,他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你把他们推下悬崖,你最好确保自己没有跟他们铐在一起。”
  推翻这一决定可能会让为退休而储蓄的联邦雇员付出代价。现在,位于中国的世界财富500强公司多于美国。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近年来急剧放缓,但其经济仍以每年约6%的速度增长,大约是美国的三倍。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往往有利于股票投资,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被挡在中国市场之外,他们可能要放弃一些收益。怡安翰威特在为美国储蓄机构退休委员会进行的一项分析中发现,1美元投资于新指数的证券,23年后的回报为3.28美元,而1美元投资于原指数的证券,回报为3.05美元。
  “股票投资归根结底就是对增长的敞口,”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丽莎·沙利特(Lisa Shalett)表示。“也就是存在增长的地方。”

  Alan Rappeport对本文有报道贡献。Matt Phillips自纽约对本文有贡献。
  Ana Swanson是时报华盛顿分社贸易记者。她曾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负责报道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新闻。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naSwanso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8

旧文章ID:19891

香港街头暴力升级,抗议者试探中国底线

作者:杰安迪, TIFFANY MA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绰号“肥仔”的男子是个大学辍学生,脸上长着青春痘,电子游戏玩得很棒,和母亲住在一起。他还是一名足智多谋的指挥官,领导着一群杂乱的抗议者,冒着受伤和被捕的风险与警察对峙。
  肥仔手下有大约50名年龄在15岁到35岁之间的香港抗议者,他们把攻击目标对准警察、政府办公室、中资银行,或其他他们认为对运动有敌意的企业。他们用的武器是砖块、棍子和燃烧瓶,经常面对的则是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偶尔,警察也会用实弹回应。
  他们是一群好斗的年轻煽动者中的一部分。这些黑衣人已在重新定义这场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已经在香港这个半自治领土持续了四个多月,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权威构成了大胆的挑战。
  “你必须赢得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本月一个下午,20岁的胖仔在他的公寓里说,他一边和三名队友一起吃外卖,一边谈论着他们的忧虑和志向。“为此,我们一点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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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人称肥仔的香港抗议者。

  有一天,他在一处建筑工地不用钥匙发动了一辆挖掘机,将其开到一个警察局门口。他充满自信甚至有点逞能地把那天的照片展示出来。
  “在我这么做了之后,其他人也跟着做,”他说。
  抗议者已升级了暴力策略,他们砸毁店面,在地铁站放火,并将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
  10月13日,一名抗议者用美工刀刺伤了一名警察的颈部,致其重伤。同一天,一枚用手机引爆的自制炸弹在人行道上的一个花盆里爆炸,不过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
  警方警告,这场政治运动已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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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爆炸的一枚自制炸弹零部件。

  不妥协的抗议者与当局陷入僵局,让人觉得这场运动似乎正越来越接近发生死亡的方向,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军队的干预,这可能会进一步危及香港700万居民长期享有的公民自由。
  抗议者说,因为政府不愿满足他们要求更多民主,以及对警察的行为展开调查的诉求,从而将他们逼向极端。当局拒绝满足抗议者诉求的部分原因是,当局认为,进一步的让步只会鼓励更多的暴力。
  做动乱民意调查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教授李立峰说,警察与抗议者陷入了一个暴力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任何一方行为的升级都很难不引起反弹,”他说。
  香港的领导人和警察已把示威者塑造为暴徒和暴力的自行执法者,试图在一线抗议者与更广泛的公众之间制造隔阂。支持抗议运动目标的温和派人士对暴力表示越来越多的担忧,他们担心暴力行为正中北京的下怀,并削弱公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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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抗议者在香港沙田区与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发生冲突。

  李立峰表示,尽管出现了暴力,但目前香港居民对抗议活动的支持率仍很高。他的民调显示,至少成立独立的警察行为调查委员会这种做法,就对化解危机大有裨益。
  “这些诉求一点也不激进,”他说。“这样做很可能足以促使一个降低冲突过程的启动。”
  肥仔、他的三名队友和另一名前线抗议者同意接受采访,条件是只用他们的绰号或英文名,因为他们担心被逮捕。
  他的三名队友包括24岁的乐手兼滑板手杰夫(Jeff),他为了投身抗议运动,辞去了装修公寓的全职工作;21岁的英语专业学生凯蒂(Kitty),她因同样的理由最近离开了学校;再就是34岁的建筑经理泰勒(Tyler),他为这支队伍提供头盔和碳纤维护盾,队员在与警方对峙时用这些东西保护自己。
  他们说,他们要反击香港政府将他们比作暴徒的说法,以及中国大陆将他们描述为分裂分子的宣传。他们的目标是:追究警察的责任,获得普选权。他们说,这个英国前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北京向香港承诺了普选权。
  与许多香港年轻人一样,前线抗议者坚持一种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这与香港过去的几代人不一样。
  他们的愤怒源于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即中共一直在迅速侵蚀香港的公民自由,他们提到大陆当局取消反对派议员的资格、拘留香港书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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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带着防毒面具、穿着忍者般黑色服装的前线人员在抗议活动中很显眼。

  24岁的抗议者、脸上长着雀斑的萨缪尔(Samuel)渴望从事歌曲创作,他不是肥仔队伍的成员。他解释说,“我们只是不想变得与那些中国人一样,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自由的生活。”
  塞缪尔在抗议活动中设置路障,以减缓警察队伍前进的速度。他和他人为自己的做法辩护,说不断增长的警察暴力和政府的死硬态度迫使他们那样做。
  一些倡导民主的人士承认,自制炸弹让他们不得不有所考虑。
  乐手杰夫留着长发,身材瘦长,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当被问及是否赞成炸弹时,他有点支支吾吾。他说,他不觉得自己会使用那种武器,但如果炸弹的唯一目的是制造混乱、驱散正冲上前来的警察的话,他可能会重新考虑。
  “我曾经是个连砖头都不会扔的人,”他说。“但每当我遇到警察暴力升级的情况,我的上限也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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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抗议者拿着路标制成的盾牌。

  这些带着防毒面具、穿着忍者般黑色服装的前线人员在抗议活动中很显眼。他们采用了武侠英雄李小龙在障碍面前要表现灵活的说法——“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他们说,他们行动时应该像猛击敌人的波浪那样,然后要像数不尽的水滴那样及时退下,让人无法控制。
  他们用加密的即时通讯应用协调行动,并得到分别位于三个大洲的四个战术家的帮助,这四人对街头斗争进行远程监控。
  虽然无法知道有多少反政府抗议者采取了更暴力的手段,但肥仔说,他知道有30多个这种团队,团队领导人每月举行一两次面对面的会议。这些团队独立运作,很少接触,这种安排有助于保护他们不被逮捕。
  肥仔和带领其他团队活动的人是这场运动中最接近指挥官的人,这场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可识别的领导人。
  “互相交谈很危险,”他说。“如果一个人被抓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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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警察和他们逮捕的抗议者。

  到目前为止,警方已逮捕了大约2700人,尽管大多数人已获得保释。约有200人可能因骚乱罪面临10年监禁。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不满18岁,还有100人不满16岁。
  肥仔的许多说法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但他的母亲和他团队里的那三名主要成员证实了他所说的大部分内容。
  他以《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中神秘的魔法学校霍格沃茨命名他的团队,并称他们是最先使用燃烧弹的团队之一,这种武器很快被其他前线抗议者采纳,作为一种减缓防暴警察前进速度的方式。
  他的团队今年秋天特别忙。9月29日,在中国国庆前两天,几名团队成员在地铁站入口处放火,产生大量浓烟,引来了一大群消防员。
  10月1日,他们戴上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在军营附近焚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画像,然后很快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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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抗议者在香港中环一个地铁站入口放火。

  乍看上去,肥仔几乎没有威胁性。他穿着拖鞋在妈妈的豪华公寓里走来走去,在有线新闻频道和《荒野大镖客》(Red Dead Redemption)这样的电子游戏之间来回切换。他每晚的睡眠时间很少超过几个小时。
  “我身心俱疲,”他说。“我想警察也累了。”
  说话的空当,肥仔的妈妈在打扫公寓,杰夫和凯蒂则依偎在沙发上——他们的恋爱始于今年夏天的一次抗议活动。
  肥仔的妈妈曾经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但现在参加抗议活动,分发食物,并照顾那些被胡椒喷雾或催泪瓦斯制服的人。
  “每次他出去,我都担心他和朋友会受伤,或者根本就回不来了,”她一边说,一边焦虑地搓着双手。
  肥仔说,学校教育影响了他的政治觉醒。他曾就读于香港的一所精英学校,他称这所学校亲中。学校把他和同学送到大陆进行了一周的军训,在那里他学到了领导的价值和如何开枪。
  后来他去了加拿大上学,在那里对西式民主和公民自由有了认识。他还通晓军事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这让他懂得了对抗暴政的重要性。
  肥仔从和平示威者变为扔燃烧弹的挑衅者,与其他好斗的抗议者如出一辙。
  6月9日,他和100万人走上街头发起首场抗议活动,反对一项允许居民引渡至中国大陆的有争议法案。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表示,立法仍按计划推进,这让胖仔和许多人大为光火,明白和平示威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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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100万人走上街头,发起反对一项引渡法案的首次抗议活动,法案后被撤回。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三天后的6月12日,他和数千名抗议者一道包围了立法会大楼,阻止该法案的辩论。一群核心成员向警察投掷雨伞和砖块,警方用警棍殴打抗议者,并用辣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散他们,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警方的回应是过度使用武力。
  “6月9日,我只是个在街上发传单的。到6月12日,我身边已经有100人了,”他说,指的是对抗的核心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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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抗议者包围香港立法会大楼,抗议活动升级。

  为防止卧底警察的渗透,肥仔会仔细审查新招募人员的社交媒体账户。他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五六名成员被捕,他们都是在与警方的街头打斗中被捕的。
  他说他们的支持网络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香港人,他们帮助协调对警察的攻击。通过研究抗议者的聊天群和地面上的视频直播,这些远程战术家可以指导前线人员——并帮助指导他们撤退。
  这他说话的时候,其他团员被肥仔在大屏幕电视上玩的一个特别生动的电子游戏吸引住了。当一名西部枪手用套索套住一名男子并将其拖死时,他的妈妈不由地皱起眉头。
  “这太逼真了,”她说。
  肥仔似乎很欣赏这一刻的讽刺,暂时放下了游戏机。
  “现在就像我们在街上玩电子游戏一样,”他叹口气说。“只不过它是真实的,而且一点也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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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示威者在九龙与警察对峙。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时报驻纽约的健康与科学版块记者。他之前曾在北京和巴西报道新闻,也曾担任纽约都市新闻记者、风尚版作者和美国国内新闻记者,报道美国南部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AndrewJacobsNYT。
  Tiffany May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和亚洲的新闻,最近的报道重点是她所在的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 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nytmay。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10/28   发布时间: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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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发布

作者:中美经贸政策小组  来源: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2019年10月27日,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中美37位着名学者在上海共同发布“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在该倡议的并发意见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长江学者、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提出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共存”四项原则。
  联合倡议起草学者名单
  1.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2.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
  3.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
  4.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长江学者、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5.埃里克·马斯金: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6.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7.杰弗瑞·雷蒙:上海纽约大学建校美方校长、法学教授
  8.罗伯特·斯德格尔:达特茅斯学院拉斯家族人文和科学讲席教授
  9.罗伯特·豪斯:纽约大学法学院尼尔森国际法讲席教授
  10. 莫瑞迪斯·克劳利:剑桥大学国际经济讲师
  联合倡议签署学者名单
  1.飞利浦·阿吉翁:法兰西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2.考史克·巴苏:康奈尔大学卡尔·马克斯国际关系讲席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3.阿兰·德尔多夫:密歇根大学约翰·斯威特兰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4.罗伯特·恩格尔:纽约大学迈克尔·阿米力诺金融学讲席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5.樊纲: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6.罗伯特·弗兰克:康奈尔大学亨利尔塔·路易斯管理学讲席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7.杰因·格罗斯曼:普林斯顿大学雅各布·温拿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8.戈登·汉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变革研究中心主任
  9.安·哈里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院长
  10.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经济学院荣休教授
  11.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12.孔庆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13.卡拉·克瑞施纳: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雅经济学讲席教授
  14.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5.索尼娅·罗兰: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法学硕士与国际项目主任
  16.阿尔瓦罗·桑托斯: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美洲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7.格里高利·沙弗: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法学讲席教授
  18.安妮-玛丽·斯劳特:新美洲智库首席执行官
  19.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威廉·伯克利经济学和商学讲席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约瑟夫·斯蒂格列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1.桑特尔·托马斯: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克拉克中东及北非法律与发展计划主任
  22.迈克尔·特比尔科克:多伦多大学法学杰出大学教授
  23.戴维·图贝克:威斯康辛大学法学教授、国际研究项目荣休院长
  24.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教授、院长
  25.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6.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27.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2019

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

  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一个新的经贸磋商框架实现共赢。我们为此发表本倡议。
  我们所提出的框架意在尊重两国制定并实施本国政策的能力,推动两国通过有效磋商来分享双边贸易的好处、减少损失,并促进全球贸易多边领域中的公平竞争。
  我们提出倡议的背景是,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呈现出令人担忧的拐点。我们认为,目前的对立和僵局与下述成见有关,即中美两国之间只有两条出路:
  (1) 中国在产业、知识产权和其他经济政策方面实施大规模的改革,以使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接近其他世贸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国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回到2018年以前的状况;或者
  (2) 两国大幅度降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度(“脱钩”),甚至不惜以加剧贸易战为代价。
  我们相信,在“深度融合”和“脱钩”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出路,这条出路:
  1. 给予两国在制定多样的产业政策、科技体系和社会标准等方面更大的自由度;
  2. 允许两国使用精准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保护本国在产业、技术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选择,同时避免对贸易伙伴造成不必要或不对称的负担;以及
  3. 建立一套经贸规则,防止任何国家采取经济学家所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 — 这样的政策以伤害别国为代价增进本国的福利。
  我们充分认识到,任何国际体系的设计都无法摆脱一些基本的权衡。我们的方案包括下面的权衡:
  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制定符合本国条件、最大化本国集体利益的政策与产业体系的自由度(“政策空间”),即使某些政策可能不受他国认可;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也应当承认,它所制定的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为规避上述负面影响而试图通过国际规则或谈判施压手段来干扰他国制定国内政策的主权,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一个国家制定国内政策的绝对自由,而忽视对贸易或第三方的影响,则会纵容该国将跨境成本转嫁给别的国家。
  我们的方案把中美两国的政策空间放在首位,并相对于现状(世贸组织原则或法理)对之进行扩充,但也明确为“以邻为壑”政策划定红线。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案维护两国在双边贸易中的现有利益,但不要求经济模式的趋同。与“深度融合”和“脱钩”这两条路相比,这是一个折衷的方案。同时,我们的方案也可以向多边化方向拓展,与保证第三国利益的多边机制靠拢。
  背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已有近18年的时间。在中国加入时,世贸组织的经贸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而在这18年中,全球经济及其支撑技术都发生了超乎预料的巨大变化,尤以下述五个方面最为突出:
  1.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提高了自动化水平,让供应链更加分散化,一些行业和技能的薪资溢价提高,但许多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平和就业保障下降。人们在社交和行为方式上的改变,使得数字经济占有的市场价值比重上升,而农业、工业以及非数字化服务行业的比重下降。网络效应、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巨大的先动优势,让赢家通吃的市场的数量呈倍数增加。军民两用技术,如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在满足军事用途的同时,催生出无数民用用途和行业。数字要素禀赋的经济重要性与日俱增。
  2. 国内与国际规制规范对数字经济的适应缓慢。科技变革之前,规制(及税收)的权限可以根据工农业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实际位置来划分,国家之间也能比较容易地通过合作协议来落实各自的权限。而如今,互联网及云技术使得数据的位置、所有权以及哪个国家可以拥有管理数据传输的主要权限,都变得模糊不清。
  3.  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的巨大提升。从2001年到2018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从4%上升到了16%,出口额占比从2.7%上升到10.5%。
  4.  对于中国国内政策导向预期的变化。在2001年,很多人预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将快速地向当时的世界大经济体靠拢:更分权的市场经济、对外国投资者更加开放、减小国有经济比例,等等。如今,中国已经明确,至少在短时期内,政府投资和政府政策工具仍将在中国经济中保持重要作用,其目的是确保国内企业在一系列关键行业中的地位。
  5.     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上述趋势的结果之一,在多数发达经济体,贸易政策的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以美国最甚。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许多国家在重新审视和调整经济对外开放和本地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其中,那些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或得益很少的群体的诉求,获得更大的权重。
  这些变化对于全球经贸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世贸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纷纷表示,基于世贸组织体系的全球化已经不再符合他们国家的需求。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贸易战,提高对方出口商品的关税,同时又进行双边谈判以求降低这些关税。
  但是,当前的中美谈判被限定在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框架里:要么(1)两国的经济深度融合,双方采用共同的市场经济原则来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要么(2)实质性“脱钩”,急剧减少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前者所依赖的背景,是支撑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全球经济格局,而后者则来源于当前两国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态势。
  在本倡议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提出一个新的思想性框架,我们相信,这个框架可以成为两国谈判的合理基础。它旨在为两国找到贸易利益和本国政策空间之间的平衡,同时预防两国联手在多边贸易中置其他国家于不利地位。
  不同国家之间贸易的“四个篮子”框架
  在今天高度关联的全球经济里,一国采取不同于他国的国内政策(包括由于历史原因而没有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约束的政策),会引发对于跨境市场准入和贸易壁垒进行结构“再平衡”的呼声。一种“再平衡”的方式,是通过进一步施加压力而迫使各国政策趋同。我们认为,各个国家的国内政策的异质性将长期存在。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提出我们的框架,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际贸易利益。
  具体而言,我们列出以下四种政策类别(“篮子”):
  第一只篮子(“禁止篮”):在这只篮子里,一个国家实施的政策会对全球市场造成严重扭曲,甚至引起全球经济损失,因此国际规则应当明令禁止这类政策。“以邻为壑”的政策就是不折不扣的属于禁止篮的政策。例如,为了在国际市场中获取垄断利益,降低其他国家竞争力而实施进出口限制;或通过不平等的数据政策使得本国数字企业可以通过掠夺性定价或寻租从国外市场攫取高额回报。
  第二只篮子(“双边谈判与协调篮”):在这只篮子里,国家甲实施的政策会对国家乙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并不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或造成全球经济总量的损失。因此,两国可以本着共赢的态度展开磋商,以消除这些政策。这种谈判一般在国家乙认为本国因这样的政策的损失大于国家甲因该政策所获得的利益时展开。例如,当国家甲实施了对国家乙的企业来说不公平的政策时,国家乙可以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如:降低反倾销关税)来促使国家甲取消该政策或缩减政策规模。
  第三只篮子(“国内调整篮”):在这只篮子里,国家甲采取的政策对国家乙造成的损失小于国家甲的获利,因而无法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使国家甲取消政策或缩减政策规模、形成共赢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甲可以保留该政策,同时允许国家乙通过精准调节国内政策的方式来弥补或减轻该政策对其国内市场的影响。例如,国家乙可以发布法规来防止本国机构向外国机构泄露敏感技术资料;或者国家乙可以通过提高贸易壁垒的方式来保护受到国家甲进口货物冲击的本国企业。必须指出,这里提到的国家乙的补救措施必须是和其损失成比例,且精准面向国内对象(不能用来作为威胁国家甲或升级贸易战的筹码)。
  第四只篮子(“多边治理篮”):在这只篮子里,当国家甲采取的政策措施(无论国家乙是否做出反应)不仅影响到国家乙的经济利益,还会造成对国家丙的连带损害。这时就应当启动国际规则和多边机制来控制局面。例如,国家甲实施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国家乙的某类产品降低关税,但不给国家丙的同类产品相同的关税待遇。
  第二和第三只篮子是我们的框架的核心,针对的是因国家甲采取了不利于国家乙的政策措施,而使得国家乙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但国家甲实施该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国家乙)。此时,国家甲有恰当的理由真诚地对国家乙说:“我国政策对于贵国造成损失,并非我国的本意,而是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在理想状况下,两国可以朝着第二只篮子、也就是共赢的方向展开磋商,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国家甲不愿撤回政策,共赢无法达成。此时,第三只篮子授权国家乙采取措施,调节国内政策,以抵消国家甲的政策带来的损失。必须强调的是,第三只篮子不是鼓励报复行为,而是允许国家乙把自己隔离在国家甲的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外部性之外,以实现保护国内社会和规制框架等目标。
  本倡议的一个优势,在于为中美两国提供了重新平衡未来两国经贸关系的新选项。所有篮子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但中美贸易纠纷当中属于第一到第三只篮子的问题,可以先在世贸组织之外通过双边磋商来处理,然后再通过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灵活度”纳入世贸组织的框架内。而对于数字贸易等新领域,则需要发展新的世贸组织规则。
  本倡议的第二个优势,是鼓励任何一方都不轻易把对方产生跨境伤害的政策统揽到单个的抱怨之中,也不将这些政策与其他非经济问题捆绑在一起。虽然非经济问题也值得关注,但是,把它们分开,一些问题就更容易解决。除非采取这样的策略,就很难看到避免贸易战不断激化的可能性。
  我们的倡议鼓励各国:
  · 辨别其他国家的国内政策当中,哪些会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造成实质性损害(“境外损害性政策”);
  · 把这些政策归类到第一到第三只相应的篮子中;
  · 与损害源头国展开磋商,寻求共赢方案;如果失败的话,
  · 则提出一个方案,让被损害国可以采取(等比例且精准定位的)政策,以减少境外损害性政策所造成的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本倡议的分类并不一定是一个简单和直接的过程。比如,美国可能会把很多中国的产业政策视为从具有优势的外国公司手里抢夺市场份额的“以邻为壑”政策;而中国则可能把同样的政策视作是挣脱增长制约、且从长远来看对全球经济有益的发展政策。同样,中国也可能把很多美国的政策视为是保护其国内低生产力科技企业免于国际竞争的“以邻为壑”政策,而美国则可以辩称,这些政策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这种争议必然会发生,但在最低层次上,公然否认那些明显的“以邻为壑”政策是会有代价的,既会降低谈判资本,也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包括来自国际法学和经济学界,以及第三国的)。
  此外,本倡议的适用范围也不局限于现存的世贸组织规则所管辖的范围。例如,本倡议还可以适用于在数字科技领域有争议的政策。在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关注这些重要问题的同时,即使是在没有现存国际规则的情况下,我们的倡议也为国与国之间的磋商提供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可以用来讨论一些政策本身是否有问题(如是否是“以邻为壑”的),或在给定其他国家的政策前提下,各个国家如何采取行动保护自身的重点领域。
  本倡议的另一个目的,是保护各国在数字和新兴科技领域制定符合其非经济需求的政策的能力,并防止因境外的此类政策而蒙受损失的能力。我们希望我们的框架能够让各国在可控的范围内去认识这种日益增长且不断变化的需求,并补偿因其所引发的成本或损失,以避免让当前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
  总体而言,我们相信,本倡议可以帮助中美两国的贸易战找到一个共赢的解决方案;它提供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可以把两国的冲突消化并分解为更加细致、且在分析层面更容易把握的双边讨论。我们的倡议提供了一幅走出冲突并达致共存的路线图。
  结论
  要解决当前中美两国的经贸纠纷,必须摆脱把中美经贸关系限定为要么脱钩、要么深度融合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脱钩放弃了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又对保护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裨益甚微;深度融合要求中国向美国或欧洲式的经济体制迅速靠拢,但这个想法并不现实。
  第三条出路是存在的,它可以在不发生深度融合的情况下保留大部分的贸易收益。我们所担心的是,即便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可能不止一个,但当前的政策和外交磋商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在本倡议里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勾画了一幅中美两国“经济和平共处”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两国充分保留各自的政策空间 — 中国可以继续实施产业和发展政策,美国也可以继续保护其就业市场和科技体系。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最可持续、同时又能维持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方案。
  最后,虽然本倡议是为了应对中美两国当前的贸易战而提出的,但其适用范围却不局限于这两个国家,而是对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适用。它既与现存的世贸组织规则和体系保持一致,也允许中美两国在世贸组织规则涉及不到的领域达成双边协议,而无需世贸组织修改现有规则或体系。

  中美经贸政策工作小组成员
  联合召集人
  杰弗瑞·雷蒙 (Jeffrey S. Lehman)
  上海纽约大学建校美方校长、法学教授
  杰弗瑞·雷蒙,上海纽约大学建校美方校长。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始院长、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以及法律与公共政策终身教授、华盛顿特区律所律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John Paul Stevens法律秘书。目前担任美国法学院院长协会主席、Internet2非营利性先进网络技术联盟董事会主席,以及“中美法律专家对话”的美方代表团成员。曾获得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的国家平等正义奖,以及中国政府对来华工作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颁发的最高奖项——“友谊奖”。2018年,获选为40位“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之一。
  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国际经济协会当选主席,以及“包容性繁荣的经济学(EfIP)倡议”联合主任。曾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首届Albert O. Hirschman奖,以及旨在奖励推动经济思想前沿发展的列昂惕夫奖。他在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出版了诸多着作,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最新着作为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2017年)。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和主任、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他也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并出版了关于中国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多部着作。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成员(后附个人并发意见):
  莫瑞迪斯·克劳利(Meredith A. Crowley)
  剑桥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莫瑞迪斯·克劳利,剑桥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圣约翰学院研究员,以及剑桥大学-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研究协调员。她也是“变动欧洲下的英国”(UKCE)智库高级研究员、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以及英国国际贸易部两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其研究重点是国际贸易、多边贸易协定以及贸易政策。拥有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学术论文包括与Chad Bown共同撰写的Self-Enforcing Trade Agreements(《美国经济评论》,第103卷第2期,2013),并编着有Trade War: The Clash of Economic Systems Endangering Global Prosperity(2019)。
  罗伯特·豪斯(Robert L. Howse)
  纽约大学法学院尼尔森国际法讲席教授
  罗伯特·豪斯,纽约大学法学院尼尔森国际法讲席教授,“纽约市国际经济法工作组”联合创始人及联合召集人。他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关注法律与政治哲学,以及通过国际经济法理解贸易、投资和金融治理。他与Ruti Teitel共同发表的论文Beyond compliance: Rethinking why International law really matters(《全球政策》第1卷第2期,2010年)荣获“2010年全球政策最佳论文奖”(与Joseph Stiglitz等人共同获得)。拥有哈佛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他与Antonia Eliason共同撰写的国际贸易法专着《国际贸易规则》第五版将于2020年出版。
  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
  鞠建东,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2017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2007-200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学者、世界银行咨询顾问。他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等国际一流杂志,其最新学术论文包括与杜映昕、Carlos D. Ramirez和姚曦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的“Bilateral trade and shocks in politic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some of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1990-2013”(第108卷,2017年)。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任国发院副院长。获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法学学士。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平衡、农民工与就业、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在中英文期刊上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多部学术着作。目前担任财政部、人社部专家和“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AMRO)”顾问小组成员。曾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在世界银行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着作包括《战胜命运》《超越发展援助》等20余册。
  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
  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埃里克·马斯金,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教授、经济学和数学教授。他在博弈论、契约论、社会选择论、政治经济学等多个经济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拥有哈佛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曾于1977年至1984年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1985年至2000年执教于哈佛大学,2000年至2011年执教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于2012年重返哈佛大学。2007年,因与L. Hurwicz和 R. Myerson在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伯特·斯德格尔(Robert W. Staiger)
  达特茅斯学院拉斯家族人文和科学讲席教授
  罗伯特·斯德格尔,达特茅斯学院拉斯家族人文和科学讲席教授、经济学教授,并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担任研究员。其研究重点是国际贸易政策规则与制度,尤为关注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涉及的经济学。其研究成果见诸于多家学术期刊,以及与Kyle Bagwell共同撰写的《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1980年,他获得威廉姆斯学院的学士学位,并于1985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2014年加入达特茅斯学院前,曾执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
  联合倡议签署人:
  飞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法兰西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考史克·巴苏(Kaushik Basu)
  康奈尔大学卡尔·马克斯国际关系讲席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阿兰·德尔多夫(Alan Deardorff)
  密歇根大学约翰·斯威特兰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
  纽约大学迈克尔·阿米力诺金融学讲席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樊纲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弗兰克 (Robert H. Frank)
  康奈尔大学亨利尔塔·路易斯管理学讲席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杰因·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
  普林斯顿大学雅各布·温拿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变革研究中心主任
  安·哈里森(Ann Harriso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院长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经济学院荣休教授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卡拉·克瑞施纳(Kala Krishna)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雅经济学讲席教授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
  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索尼娅·罗兰(Sonia Rolland)
  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法学硕士与国际项目主任
  阿尔瓦罗·桑托斯(Alvaro Santos)
  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美洲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格里高利·沙弗(Gregory Shaffer)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法学讲席教授
  安妮-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
  新美洲智库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纽约大学威廉·伯克利经济学和商学讲席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列茨(Joseph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桑特尔·托马斯(Chantal Thomas)
  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克拉克中东及北非法律与发展计划主任
  迈克尔·特比尔科克(Michael Trebilcock)
  多伦多大学法学杰出大学教授
  戴维·图贝克(David Trubek)
  威斯康辛大学法学教授、国际研究项目荣休院长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教授、院长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并发意见
  ·莫瑞迪斯·克劳利(Meredith A. Crowley)
  联合倡议为中美两国重建贸易合作关系,共享经济利益提供了一个新的磋商机制。我认为这一机制有利于让双边磋商充分融入世贸组织和其他多面贸易的规范和体系当中,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极大好处。
  挑战1:各个国家对世贸组织的既有承诺可能需要调整
  经济学研究表明,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政策承诺,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比美国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要容易。这种政策不对称,加上科技、各国国内政策和规定,以及更大的国际经济的变化,导致了中美经贸关系当中的两个国家,以及美国国内许多群体的事实可见的收益不均。
  挑战2:越来越全球化的市场导致更大的多边溢出效应
  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社会体制、规章制度等对贸易伙伴造成伤害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政策、体制或制度设计本身,也取决于市场竞争的程度、全球需求的规模和地理位置,以及产品全球供给情况。不仅中美两国人民要承受这种政策的代价,其他国家同样会受到波及。
  挑战3:世贸组织缺乏能满足中美两国需求的机制,或既有机制不匹配
  世贸组织协议语言的精准性,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严谨性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同时也限制了其解决重要的新生问题的灵活性。对于形成公平且透明的竞争而言,现有的世贸组织关于补贴协议或手段往往不是过紧就是过松。
  前进的道路:倡议书中提出的“四只篮子”的机制既保证了中美各自国内政策自主权和多样性,又激励了广泛的自由贸易,为两国展开磋商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任何解决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双边方案都应考虑到磋商的结果会在许多方面影响到其他国家。理想状况下,上述的三个挑战可以通过双边磋商来解决。
  通过将双边磋商的协议转换成世贸组织体系内的长期政策承诺可以解决第一个挑战。通过由中美两国为第三国提供正式渠道,以发表关于本国利益的政策、产品或服务市场的诉求的方式可以解决第二个挑战。通过由中美两国邀请第三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形成多边协议来落实磋商结果,解决双方关心问题的方式可以解决第三个挑战。
  ·罗伯特·豪斯(Robert L. Howse)
  我完全支持联合倡议书提出的解决贸易政策争议的方法。但倡议书的立场是拒绝“脱钩”。而我认为中美两国经济的部分脱钩也许是双方所需要也在所难免的。在我看来,两个大国既在地缘政治是对手,又在经济上极度相互依赖,这种关系本身是很难稳定的,而且在面临更高层次的冲突的时候会变得尤为脆弱。这是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实际考量,并不是反对倡议书中对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分析。同时,鉴于两个经济体的体量和现状,要发生“完全”脱钩的情况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地思考脱钩在哪些方面是合理的,在哪些方面的代价过大。倡议书提出的方法在这里同样适用。
  第二点我想提醒的,要在两个互为竞争对手的大国之间,尤其是双方关系显着紧张的时候建立“信任”绝非易事。对于倡议书的提议能迅速转化成可执行的争议解决协议不能过分乐观。某种程度上,倡议书能马上带来的价值是双方能在短期内对相互制约或自我克制形成一种非正式认识(一直持续到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长期稳定状态)。要根据倡议书达成切实的协议,磋商双方要特别注意监督和核实过程中的难点,也要特别明确地设定清晰的客观合规指标,还要充分意识到在国内政策的动机和效果可能不明朗的情况下要落实双方协议是会有相当的难度的。
  第三点我想提醒的,也是由上述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关系引申出来的,即类似国家安全、人权等其他外交政策诉求必然会影响到中美贸易和总体的经济关系。
  华为和香港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例子。倡议书并没有对这些在经贸之外但对经贸紧张关系推波助澜的因素提出有效的管理机制。这里不是苛责,只是指出(大家应该也已经意识到的)倡议书提出的磋商机制在帮助中美两国全面维护经贸经贸关系方面的局限。
  虽然我一再强调地缘政治,但绝不是要把中国简单归类成敌人。当前的现实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大相径庭。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断言未来会怎样。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国与国、体制与体制的关系,更是两个伟大民族、伟大人民之间的关系。贸易是发扬这种人民的关系当中正能量的有效手段,但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即使那意味着少一点所谓“自由”。
  ·鞠建东:竞争共存的原则
  我支持倡议书为中美贸易争端寻求谈判解决的努力,尤其是在全球化当中应当允许和保护各国制度的多样性。我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世界秩序的变化。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由美国主导。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导作用势必发生改变。所以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的一个世界秩序才是更好的未来?是仍然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导,还是由若干大国引领全世界在和平共处的环境里展开良性竞争?
  我认为后者才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我称之为“竞争共存”。如果我们继续停留在“霸权稳定”的思维方式里,那中美两国势必会将对方看做是敌人。但如果我们相信一个竞争共存的世界未来,那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合作伙伴,即使是通过互相竞争。
  在竞争共存的世界秩序里,倡议书提出的区分四类政策的构想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发展如下:
  第一类:互惠政策。例如,两国在分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加强国际贸易,比如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减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减税。两国应该不断拓宽互惠政策。
  第二类:竞争政策。例如,在非军用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上两国在政府补贴政策上的竞争。竞争政策的原则是,帮助企业研发、生产更好产品的政策都是允许的;意在损坏对方产品的研发、生产的政策都应该禁止。
  第三类:双边对抗政策。例如,军用技术的竞争:这类政策的原则是对等。如果A国实施了一项对抗B国的政策,那么B国也可以对等地实施类似的对抗A国的政策。
  第四类:多边对抗政策。例如,A国实施了对抗B国的政策,而且要求C国也对B国实施类似的政策。从构建竞争共存的国际秩序的角度来讲,应当禁止这一类政策,从而使双边对抗不至于扩散到其他国家。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胁迫第三国一起对抗其竞争对手。
  第一和第四类政策是上述提案的关键所在,拓展互惠政策的空间,限制多边对抗。世界和平的未来,一个竞争共存的世界秩序依赖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共同努力,把对抗限制在双边范围之内,而不殃及其他国家。
  *作者感谢Jeffrey S. Lehman非常有益的讨论。
  ·卢锋
  我赞同这份联合声明所体现的建设性立场与富有创意的思路,这里对联合声明提出几点意见和评论。
  第一,如何理解共同声明的“木桶概念体系”政策含义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之间关系?无论是关贸总协定(GATT)还是世贸组织(WTO),其形成方式都包含缔约国或成员国通过谈判同意共同放弃部分主权形成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作用领域,以求使缔约方在更为开放环境中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达到合作共赢目的。因而各国有义务保证其国际承诺与国内法律及政策相一致。基于这一常识逻辑,相关国家承诺遵守的多边贸易规则,理应界定“木桶2”中关于“双边讨论和调整”或“木桶3”中关于“国内调整”的限度或边界。在讨论木桶3时,联合声明提到“B国可能提高贸易壁垒,以保护受到C国出口不利影响的领域”。我认为B国所采取措施应以不违背其作为缔约方在多边贸易体系场合所承诺规则为限。
  第二,如何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给以均衡与合理的评价?首先,评估经济全球化影响,在比较美国和中国为此支付成本与获得利益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积极影响。其次,通过艰苦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对后续中国开放经济高速增长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然而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超预期表现,更多得益于中国人民自身努力奋斗,得益于90年代中后期以及更早时期中国国内系统改革的体制创新作用,如果没有内部条件的决定性作用而仅仅依靠加入世贸组织不可能产生经济奇迹。最后,全球化进程确实带来诸多矛盾问题,需认真面对并通过包括WTO改革在内的各种方式加以应对化解,然而全球化派生问题根本上需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加以解决,倒转历史车轮或使世贸组织退回到关贸总协定不是有效药方。
  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体制未来演变前景?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转型,基本动因是根据实事求是原则务实解决自身经济和社会领域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模仿外国制度或模式。对中国执政党而言,“与WTO其它发达成员国体制趋同”从来不是改革的目标和动力。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这个基本命题在此后每五年一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均被强调,是对上述观察判断的说明。中国体制转型进程并非径行直遂,然而通过深化改革实现现代化仍是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广泛共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体制转型路径的未来展开,仍会以中国自身长期发展与现代化的根本利益为本位进行探索选择,不会模仿别国模式,也不会成为外部谈判的筹码。
  中美两国关系目前面临困难,然而现实生活呈现的更多经验证据提示两国经济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互补性,寻求发展更加合理与平衡的深度合作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两国需直面与应对几十年成功合作累积派生的矛盾问题,然而最终是基本经济规律力量而不是特定政治意愿决定历史进程。经过阶段性曲折与磨合,未来长期两国经济更可能在更广范围与更深程度融合“挂钩”,而不是相互分离“脱钩”。
  ·林毅夫
  我支持这份联合声明所主张的贸易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的立场,关于这个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我有以下三个意见:
  1.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在产业升级上市场失灵发生的地方不同,如果允许发达国家针对所要升级的产业采取措施来克服,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例如,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其技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新技术,发明依靠对基础科研的突破(R)以及基础科研突破后的新技术的开发(D)。企业对D有积极性,但不愿做R,可是没有R的突破,则D是无源之水,所以,发达国家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由政府来支持R。R可以做的领域几乎无穷多,但是政府可以用来支持R的财政有限,只能根据政府的判断,支持那些对国防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领域。根据Mariana Mazucato (2011)Jonathan Gruber 和Simon Johnson(2019)两本书中的研究,美国过去数十年来在世界领先的产业都是美国政府支持的R而产生的, 所以,发达国家政府对基础科研的资助在本质上是一种产业政策。另外,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是对创新者的外部性所做的补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时也会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例如,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但政府财政和执行能力无法对所有可能升级的产业和要发展的地方都提供足够好的软硬基础设施,所以,仅能针对对经济发展有最大贡献的产业和地方提供必要的完善(Lin 2017),这在本质上和发达国家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相同;并且,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也同样会有外部性,应该有外部性补偿,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是在技术前沿内部进行的无法给予专利,所以,其方式会不同于专利。如果,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支持特定产业升级的措施不是对基础科研的资助或专利,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时,必然会进入到比他发达的国家的现有产业中,产生竞争或取代现有发达国家的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只有经过这个过程,发展中国家才能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必须对现有发达国家产业的损失给予第二桶措施所主张的补偿,或是,允许发达国家采取第三桶措施所建议的保护政策,会妨碍甚至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
  3. 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有一些产业已经位于世界前沿,例如华为的5G,可是国家间的整体实力不同,实力强的国家可能为了维持其既得的地位和利益,而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产业,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以大欺小的霸凌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和禁止。
  参考目录:
  Mariana Mazucato, 2011,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London: Demos.
  Jonathan Gruber and Simon Johnson, 2019, 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Justin Yifu Lin, 2017.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7 Vol. 15, no. 1, 5-18.
  ·罗伯特·斯德格尔(Robert W. Staiger)
  世贸组织体系当中存在相当的空间,为实现倡议书所提出的目标提供了契机。我的这份提案简单罗列了这些空间和机会。首先我想把倡议书开头部分阐述的中美经贸关系五大变化归纳成两个特有的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当前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
  首先,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实际状况不符合预期。这需要在世贸组织体系内,对中美两国之间市场准入的承诺进行重新平衡,从而达到两国在2001年达成的协议当中承诺的互惠程度。
  第二,美国对于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当中,其所做的关税承诺所能带来的内部收益和成本平衡的预期没有实质性达成。这需要美国重新思考,甚至重新磋商其在乌拉圭会和谈判当中做出的某些关税承诺。这种重新磋商取决于要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与中国(达成的)互惠关系,以及与受这种重新磋商影响的其他美国贸易伙伴的关系。
  针对这两个问题,我在此提出如下三步走的办法,以期能早日结束贸易战。
  第一步,中美双方应同意立即终止贸易战,并将关税恢复到各自在世贸组织的承诺的水平(如:2018年3月1日之前的关税水平)。
  第二步,重新平衡:(1)美国应当通过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通过提交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方式来反映其没有达到预期当中的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度的问题;(2)相应的,中国应当采取非常规方法,向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构提交支持该申诉的材料(可以作为双方结束贸易战协议的一部分),以确保美国申诉成功;(3)中美双方约定,当非违反之诉成功裁定后,双方须按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遵守裁定的中国向美国的贸易补偿金额(或在许可范围内的美国的报复金额)。
  第三步,重新磋商:承接第一步的关税回调,美国应当承诺,以后任何可能影响对华贸易的关税上调都必须按照世贸组织协定第28条的程序进行谈判。
  我的提案首先认可美国对于没得到中国对等互惠待遇的不满的合理性(第一个问题),但要求美国(在中国的帮助下)通过走世贸组织非违反之诉的途径来寻求解决。这样就把中美贸易摩擦引回到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制的道路上,在规范、互惠,而且受国际公约约束的关税补偿措施范畴内解决问题,而不是动用无限制的单边报复性关税手段。在考虑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待遇问题的同时,美国也要思考调整其自身市场准入承诺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本提案的办法可以把两个问题分开对待,在世贸组织体系内找到对应的机制,并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宽容度和灵活性,来为中美贸易争端这个特定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我的提案没有涉及倡议书中提到的另一些中美贸易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如:数字和新兴技术领域)。但本着呼吁双方带着善意来共同解决同类型问题的态度,本提案中提出的办法也许可以成为双方建立互信,解决未来的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来源时间:2019/10/27   发布时间:201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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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副外长称中国并未想过要“取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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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路透中文

  在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周四表示,中国从未想过要挑战美国或“取代”美国,对争霸和权力游戏不感兴趣。
  乐玉成在2019年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论坛演讲中表示,有人说世界权力正在转移,认为美国的霸权将会转移到中国身上。
  “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乐玉成谈话指出。
  “中国从未想过要挑战美国、取代美国,抢占别人的位置。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断完善我们的治国理政。”他补充说。
  乐玉成指出,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中国“从未想过和美国争夺霸权,对权力游戏不感兴趣”。
  乐玉成间接批评美国称,“有的国家”大谈要和中国竞争,把中国比下去。
  他表示,中国并不反对竞争。
  “但竞争不意味着对抗和冲突,不能随意搞极限施压、‘脱钩’和‘长臂管辖’”乐玉成表示。(完)

  编译 张若琪/郑茵 审校 徐文焰/李婷仪

来源时间:2019/10/25   发布时间:20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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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热爱中国的另一个原因

作者:Kenneth Rapoza  来源:《福布斯》中文

  随便哪一天读一下彭博,你就会明白:华尔街绝对热爱中国。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自由贸易者,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一场贸易战对一开始就不存在的自由贸易场景是不利的。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是原始而基本的,那里有赚钱的机会。事实上是很多钱,随着中国市场向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开放经济,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正确。
  《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不仅年复一年地增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企业主,这意味着这里有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投资者。
  美国企业对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忠诚的,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中国的基础上的。投资者也喜欢它,因为中国正在变得富有,这有利于市场,有利于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公司和迎合他们的金融服务。
  瑞士信贷研究所本周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前10%的高净值个人中,中国的人数首次超过美国。
  高净值人士收入范围广泛,从至少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以上不等。这一财富范围占世界总财富的38.9%。报告显示,身家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占全球财富的43.9%。
  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财富创造一直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2018年,美国延续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财富持续增长的势头,美国占全球百万富翁的40%。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向美国制造业开放,中国的财富从一个低得多的基数开始迅速增长。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增长真正的开始了。
  此后不久,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此后一直高速增长,只是在过去五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放缓。尽管增长放缓,但财富创造仍在快速增长。因此,中国已取代欧洲成为全球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并取代日本成为百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
  美国富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于中国。
  自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总财富已从3.7万亿美元增至63.8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财富积累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三倍多。
  尽管如此,面对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美国仍有自己的实力。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拥有10万美元以上财富的成年人比例很高。瑞士信贷报告的作者写道,美国人的财富水平甚至高于这一水平的比例更令人震惊。
  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人均财富较2006年水平高出45%。然而,由于去年股市增速放缓,房地产价格趋于平稳,在截至2019年年中的12个月里,美国成年人的平均财富增长了3%,而此前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
  由于股市不断上涨,美国投资者在过去五年中变得更加富有。那些通过网上经纪账户或个人退休账户投资股市的人发现,过去五年里,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5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80.42%。
  中国投资者的表现不佳,如果表现得稍微好一点的话,他们在今年的百万富翁名单上可能会增加更多的人。
  中国的CSI-300指数过去五年上涨了39.15%,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上涨了20.7%,恒生指数上涨了约9%,远远低于美国股市的涨幅。
  中国已经从廉价劳动力和一般制造业的首选之地,变成了希望扩大品牌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的必选之地。
  华尔街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市场,要么通过高盛等在中国内地为中国投资者服务的纽约大银行,要么将美国的投资资本引入中国企业。

来源时间:2019/10/25   发布时间: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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