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娟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95期

　　编者按：生于纽约市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是美国一位职业外交官，官至美国驻华大使（1985-1989）以及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93-1997）。洛德是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在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中，洛德是美方三名成员之一（其他两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2019年5月，洛德出版了《基辛格之基辛格：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洛德大使对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一系列采访，解读了当时美国面临的战略性挑战以及尼克松政府是如何以战略性眼光应对这些挑战的。书中涉及了与中国建立联系，与苏联的谈判，结束越战，中东谈判等棘手国际问题。这是基辛格博士唯一的口述历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预计明年夏天与读者见面。本采访由《中美印象》网站和大国策智库联合完成。

　　张娟：这本书的全名是《基辛格之基辛格：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反思》（Kissinger on Kissinger: Reflections on Diplomacy, Grand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您能分析一下为什么您认为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早期是美国一个成功的大战略时期？

（图片说明那个：《基辛格之基辛格：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反思》封面）

　　洛德：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他们在国内外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摆脱这些情况并在海外建立成功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宏伟的战略。我们当时与苏联的关系紧张，与中国没有建立联系，我们陷入了一场非常漫长的战争（在越南）。
　　此外，由于越战的不受欢迎，美国国内爆发了抗议、骚乱和暗杀等一系列事件。为了证明美国的外交仍旧能够发挥影响力，尼克松和基辛格策划了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战略。这样一来，这个宏伟的战略将改善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从而给从这些国家获得援助的北越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认真的有关和平解决方案的谈判。
　　这个大战略非常有效，几年后，美国与北越达成了和平解决方案。这表明美国外交没有受战争和其他问题的困扰，我们仍旧活跃于国际舞台上，这也大大提高了美国人民的士气。他们看到尽管我们从东南亚的一个小地方进行了有争议的撤出，但我们与一个巨大的国家建立了联系。
　　张娟：您提过与中国的开放是一个经典的双赢案例。如果美国没有第一个接触中国，您觉得毛泽东会主动联系美国寻求和解吗？
　　洛德：我们不确定毛泽东会怎么做。毕竟，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有交战，而且已经有22年没有联系了。但是当我们看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时，尤其是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有兴趣与我们打交道，以平衡苏联的威胁。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外交上很孤立，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开放很感兴趣，因为它可能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并随后允许他们扩大与亚洲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有与我们打交道的动机，但是我们也不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尼克松于1971年7月派基辛格和我去中国，以确保两国都有充足的共同利益来建立这对新关系，确保安排来年的总统访问。
　　张娟：您在1972年2月参加了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除了您之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以及中国的两名翻译。这是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太熟悉的故事。您当时是一名30多岁的外交官，但当时的国务卿却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个会议。您能讲讲这段故事吗？
　　洛德：首先，白宫的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主导了（对华）外交政策，（万斯）国务卿因此并未涉及太多诸如与中国建立联系之类的关键问题。当时，我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协助他处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与中国建立联系。我是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助手。
　　1971年7月，我和基辛格一起秘密访问中国。在基辛格到达中国前不久，我负责为基辛格整理简报。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时，尼克松请基辛格陪同他，但没有邀请国务卿一同去。又因为我参与早期会议并做笔记，基辛格希望我也参加会议。实际上，在会议结束时，尼克松告诉周恩来，我（的照片和名字）应该从会议的所有公告和图片中拿掉，只展示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为了不让国务卿更加的难堪。国家安全顾问（指的是基辛格）在场但国务卿不在场是一回事，但是像我这样的第三人（三十多岁的年轻外交官）的出现会让国务卿更尴尬。
　　张娟：您能谈谈在这次会谈中您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印象吗？
　　洛德：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毛泽东的许多做法我们不是很理解，但是（美中）建立新的关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所以我们的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但是在会议中，他对几个关键问题引用了几番典故和做了简短的发言，这些问题概述了中国的战略，也是随后周恩来更具体的涉及的内容。起初，我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想进行更多的实质性交流，后来我们明白了他是在让周恩来负责具体的谈判。其实，就在与尼克松会见不久，毛泽东就告诉中国和世界，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毛泽东与周恩来总理很不一样。周恩来是一位很优雅的人，很善谈，这与毛泽东言简意赅的句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周恩来对历史和哲学的了解非常透彻，他非常熟悉会议要讨论的议题，讲话时不用笔记。他非常有魅力，基辛格说周恩来是他见过的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外交官。有趣的是，在与毛泽东的会晤中，周恩来总是会参加，但总是对毛泽东很尊敬，(很少插话)。周恩来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是让毛泽东来主导每次会见。周恩来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人，但他在那些会议中（毛泽东参与的会议）甘当下属。

（图片说明：198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0周年晚宴上，温斯顿·洛德和夫人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和亨利·基辛格的合影。）

　　张娟：卡特总统正式建立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您觉得当时建交的过程是势在必然还是卡特总统也像当年的尼克松总统那样做出了个人的强力推进？
　　洛德：卡特总统的这一举动不像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初访问中国时那样有开创性，但卡特总统需相当大的领导才能和勇气才使这一关系正式化，因为这意味着切断与我们有很多年盟友关系的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和中国建立关系。
　　这种变化并非势在必然。美国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一举动。国会还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表明了我们不放弃台湾，继续军售以及维持非正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对台湾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总体而言，与中国建交在美国受到了积极欢迎，虽然我们因为令台湾处于尴尬的境地而感到痛苦。
　　张娟：据您这本书所描述，当时与中国建立联系一个最大的担忧是苏联的反应。令人吃惊的是，苏联没有选择对抗，而是加速了与美国的谈判。今天，当中美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刻，有人说这是把中国俄国推到一起。您怎么看待当今这些大国关系呢？
　　洛德：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走的越来越近，但我相信这是势利的友谊，而不是战略上的契合。莫斯科和北京都反对美国（对世界）的主导，都不希望其他国家干涉本国的内政，并且两国在不多的外交政策上有利益的重合，例如与伊朗的协议。
　　两国的贸易关系一般，但已增至1000亿美元。中国愿意购买俄罗斯的武器，有朝一日将需要购买俄罗斯的水源和能源，这对中国而言日益重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两国经常在联合国投票表决中协同作业，两国还进行一些军事合作。但是如果以一个战略调整的标准来看，两国存在太多矛盾。鉴于两国互相怀疑的历史，西伯利亚的边界争端，中亚的利益冲突以及与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需要，中俄两国不可能（指仅仅两国抱团）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敌对关系。
　　张娟：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与中国接触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秘密的过程中进行的。这和我们今天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很不相同——他总是用推特讨论外交政策。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洛德：在与中国建立联系和越南谈判中特别需要保密，以便让我们能进行坦率的讨论，并确保我们在公开协议之前，就已经达成一定数量的共识。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外交政策更加谨慎和富有战略性。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比（美国）任何其他内阁都更具有战略眼光，但是其他内阁的做法也比我们现在的内阁更加的谨慎。特朗普在推特上依靠直觉行事，他经常在不咨询任何顾问的情况下做出快速决策，而且还经常在没有仔细计划或准备的情况下违背顾问的意见。
　　我们需要更审慎的做法。我们需要一种策略；这就是不应该基于总统个人的利益而改变我们的观点，应该是国家的利益。
　　张娟：在整个采访中，您经常提到大战略。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您觉得一个强有力、强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包含哪些因素？
　　洛德：对于任何政府来说，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对亚洲，而且针对世界——有三个主要要素。我们的中国政策尤其如此。
　　首先，我们需要美国国内能够高效运转。左右派之间不能无休止地进行怨气冲天的争论。我们需要对未来进行投资，以便在与中国竞争时更具竞争力。我们应该在投资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立法上进行合作，以便更好地与中国竞争，所有这些对美国都有好处，也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治体系变得更加强大。
　　第二，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比中国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任政府与我们的盟友争吵，例如通过贸易争端。如果特朗普总统与我们的盟友在中国问题上合作，他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涉及到促进民主和人权。相反，总统却与中国单挑独斗。
　　第三，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构来加强我们的领导力。美国需要鼓舞和组建联盟来解决问题。现任总统破坏了我们进行多边工作的能力。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该协定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商业和工作是有利的，并且还会给中国施加压力，促使其更加公平地进行贸易。他还退出了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最重要的是，他退出了《巴黎协定》，将气候领导权推给了中国，结束了中美在这个关键领域的合作。
　　这是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三个关键要素，不仅对亚洲，而且对世界。特朗普总统目前所执行的政策犯了巨大的错误。
　　张娟：我的朋友历史学家王宏杰教授在写一本书，通过饮食文化来审视中美关系。他想和您确认一下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您只剩下一顿饭，您会选择吃北京烤鸭。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了吗？对目前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洛德：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绝对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只剩一顿饭，我希望是北京烤鸭。这是我最喜欢的菜。
　　其次，美食在我们与中国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毫无疑问，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期间，中国的食物美味可口，是欢迎我们和做好东道主的一部分工作。但美食在外交谈判中不是关键，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食物令双方的互动更加愉快，但与双方的动机无关。
　　关于饮食对当前关系的影响，简单的回答是“否”。尽管我们现在两国关系存在困难，但在美国，中国人、文化和美食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我不知道中国人对美国食物的感觉。中国菜非常有助于私下的互动，但与我们的双边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张娟：您在这本书里致敬您的妻子包柏漪女士。她对您在中国文化以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看法上有何影响？
　　洛德：首先，我想向读者提及这本书是关于亨利·基辛格的，这是他唯一的口述历史。中文版将在明年发行，将在我妻子出生的上海出版。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在这本书发行后购买并喜欢它。

（图片说明：洛德与夫人包柏漪）

　　我的妻子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有56年的幸福婚姻。我在研究生院认识了她，自从认识她以来，我对中国及其文化有了很多了解。我从她身上受益很多，因为她在成为美国人的同时也保留了她的中国文化根基和对各种问题的态度。在我看来，她代表着两种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她和她的家人，包括已经去世的父母和两个姐妹，让我的生活充满了中国文化，更不用说中国菜了，因为她的母亲做得一手拿手好菜。在我介入中美关系之前，我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所以，当我直接参与与中国建立关系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有帮助。
　　我在1980年代末担任大使时，由于我不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有时为我担任翻译，特别有帮助。她总是向我传达不同的观点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她还是作家、舞蹈家和文化领袖。她能够通过文化、学术和文学词汇与许多中国人互动，这些都丰富了我作为驻华大使和她作为大使夫人的经历。她不仅对我的个人生活非常重要，而且对我的职业生涯也非常重要。

　　采访 | 张娟（中美印象网执行主编）
　　（感谢卡特中心实习生Michael Cerny 蔡何的研究协助。）

来源时间：2019/10/23   发布时间：2019/10/23

旧文章ID：19867

作者：Ronald Brownstein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张璐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Impeachment could lead to a first in the 2020 election
　　来源：CNN
　　作者信息
　　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美国新闻工作者，CNN高级政治分析师。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细数曾陷弹劾风波的美国总统，他们无一参加下一届的大选。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或许又能创造先例：他可能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遭议会弹劾后又继续参与总统大选以求连任的总统。而这一并无先例可循的状况又能为2020年大选带来哪些变数呢？
　　与政治传统背道而驰的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或许又能创造先例：他可能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遭议会弹劾后又继续参与总统大选以求连任的总统。
　　或许这一特殊的可能性也扰乱了两党下一年总统大选的计划。
　　对于特朗普而言，弹劾危机凸显着他令中间选民担忧的特质——行为易变、喜欢打破或者规避法律约束。这或许促使他在2020大选的策略中着重于提高核心支持者群体的投票率。
　　对于民主党而言，一场弹劾战争让国会乃至整个国家按党派分裂成两个阵营，这可能打乱他们原本对总统大选的策略设想。在他们的设想中，大多数民主党支持者会把选票投给他们眼中特朗普最有力的竞争者。然而，两党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一场不断升温的弹劾风波可能让更多民众支持一个承诺让国家团结起来的候选人。周二，在俄亥俄州，弹劾调查宣布启动。此时正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主持的辩论，候选人可以第一次在辩论舞台上对弹劾调查表态。
　　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来自菲尼克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共和党政治战略家。他预测道：“随着弹劾事件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分裂将到达最高点。如果一位候选人说着‘我们应该团结而非分裂’，那么此时的局势便给了他绝佳的机会。我相信这一理念无论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选民中都会非常受欢迎。”
　　无先例可循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的决议，而参议院对弹劾总统的票数未超过三分之二时，美国将在2020年面对一个奇异的政治形势。此前三位面临弹劾危机的美国总统均没有参加下一届的大选，而特朗普可能是个例外。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74年8月辞职后便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圣克莱门特，再也没有从政。尼克松的辞职源于众议院立法委员会在两党支持下因“水门事件”通过了对他的弹劾，当时一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对尼克松直言：他在参议院无法支持他。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当了两任的总统，因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他没有在2000年再次参选。1998年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了对他的弹劾决议，而克林顿在与白宫实习生绯闻中作了假证，但是参议院的票数仍未能成功将克林顿拉下总统一席。
　　在这些所有卷入弹劾风波的总统里，只有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试图在痛苦后继续参选，然而他没有拿到候选人提名。1864年，第一任共和党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将来自边境州田纳西州、支持联邦的民主党人约翰逊选为自己的副总统以联合各方。但在1865年林肯遭刺杀、约翰逊升任为总统时，他恢复了自己所在党派民主党的作风。当时，民主党更同情南方而对被解放奴隶获得权利感到不满。共和党众议院和参议院大多数都计划保障被解放奴隶的权利、在南方加入联邦后消除邦联支持者的影响力，而约翰逊一再从中作梗。
　　经过一系列不断增加的对峙和否决后，1868年的三月，众议院就弹劾约翰逊总统发起决议，议员们按党派站队；共和党人支持弹劾，而民主党人反对弹劾。1868年大选前几个月的五月里，弹劾案只因参议院中的一票之差未能通过。大多数共和党人针对约翰逊解雇行政部门官员之举，通过了一条法律来阻止这一行为，而约翰逊挑战了这一法律，这成为了弹劾指控中主要的内容。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七位共和党参议院在对约翰逊的弹劾指控中投了无罪。
　　约翰逊的战略举措
　　大卫·斯图尔特（David O. Stewart）是2009年出版的《弹劾案：对约翰逊总统的审讯、守护林肯的政治遗产》（Impeached: The Trial of President Andrew Johnson and the Fight for Lincoln’s Legacy）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大选是参议院最终认定约翰逊总统无罪的其中一个原因。
　　斯图尔特接受采访时说道：“其实我认为大选的临近帮助约翰逊躲过了弹劾，因为有些人会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得罪即将身居高位的他呢？’。同样他们也担心对约翰逊的步步紧逼反而让人对他心生同情。”
　　在弹劾危机解除后，约翰逊又再次开始转向民主党：他试图赢得1868年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在大选中和联邦军总司令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 Grant）这位强大的对手一决高下。
　　斯图尔特说：“约翰逊非常渴望拿到提名，罪名洗脱后，他以为自己能赢。他认为格兰特不堪一击。”
　　约翰逊让中间人在纽约的民主党大会上为他发声。第一轮投票后，他位居第二。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他所获得的票数仅仅代表着民主党人对他的敬重，他并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人选。约翰逊很快就失去了胜出的希望，民主党人在他们第二十二轮投票中选择了纽约官员霍雷肖·西摩（Horatio Seymour），然而西摩也很快被格兰特打败了。
　　因为并没有多少弹劾影响大选的先例可供参考，此前也从未有陷入弹劾争议的总统再一次参加大选，专家们对于这次风波如何影响2020年大选的预测十分谨慎。
　　新罕布什尔州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共和党人汤姆·拉特（Tom Rath）说道：“未来的走向谁都无从知晓。毕竟我们能参考的事例太少了。”
　　共同的规律
　　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些先例中发现一些共同的规律，尽管谁也说不准2020年大选中情况会不会有变。
　　首先在过去的所有案例中，主导弹劾的党派都赢得了下一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在1868和2000年取得了胜利，民主党则赢得了1976年的大选。尽管能预见到人们的抵制情绪，但此前的每一次弹劾案后，人们居然都在下一次大选中避开了被弹劾总统背后的党派。
　　除此之外，赢得大选的候选人都承诺在党派斗争后团结全国民众。
　　作为内战中胜利的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本人就是活生生的统一象征。在候选人们表达各自主张时，曾为北方将领的格兰特也表明了同南方和解的决心。在发表就职演说时，他宣布所有的重建事项必须“平和地，摒除偏见、仇恨和自大地进行”。（因反对赋予权利给自由奴隶，南方人制造了残忍的暴力，这迫使格兰特在处理南方事务上较为激进，而非言辞中的温和。）
　　在“水门事件”的漫长噩梦和尼克松的辞职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1976赢得了大选，他展现了自己团结全国的决心、称“要让美国政府同它的人民一样伟大”。他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在1976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时引用了鲍勃·迪伦的词句。他是一个支持公民权利的南方人，也是一个作风温和的统治者，他综合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议题。“水门事件”的噩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动乱后，卡特代表着的是文化、种族和政治上和解的希望.
　　卡特在发表接受提名演讲时说道：“我们的国家已经经历了痛苦的时期，如今正需疗愈。我们想要重获信仰、重拾骄傲、重寻真相。”
　　特朗普可能另辟蹊径
　　2000年，在克林顿的弹劾案后，号称自己是“团结者而非分裂者”的共和党人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赢得了大选，他曾在德克萨斯州州议会中同民主党人进行过密切的合作。布什在“重塑总统的名誉和尊严”的许诺中委婉地批评了克林顿的丑闻，而这句话恰好是他竞选的基石。
　　布什时不时地同国会的共和党人拉开距离，同中间派的克林顿宣扬的“新民主党人”进行合作，并且终结了他所说的“痛苦的循环、愤怒的攀升”。
　　虽然在布什的两个任期内，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后，党派斗争一路升温。布什在2000年的大选时传达的是包容的信息：“我将让所有美国人站在一起。”
　　大家都认为特朗普不会重复前任总统们的路线。从现在来看，如果弹劾风波后他仍然在位的话，他很有可能继续争取连任。
　　特朗普是最独特的一个总统，他专注于鼓舞或者惹怒他的支持者而非扩大他的群众基础。特朗普延续以往的风格，针对弹劾事件痛骂不已，指责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发动了政变”、“犯了叛国罪”、“厚颜无耻地想要推翻政府”。他还转发了一个预言弹劾影响的推特，称若他被成功弹劾，美国将迎来一场不亚于内战的分裂。
　　这场弹劾风波只有可能让特朗普加大力度巩固他的支持者、吸引那些2016年未参与投票的民众。因为这一风波只会让他更难吸引到那些对他心怀不满或感到矛盾纠结的民众。
　　消极印象加深
　　纵使特朗普“通乌”丑闻已爆出，并且他对这一事件出言不逊。如今尚民调结果中尚未有明确证据显示他的反对率因此而上升或者支持率因此而下降。
　　但最近有民调显示，这一新的争议在特朗普一直以来的反对者眼里，加深了他们对特朗普的消极印象。
　　民主党的民意测验专家安娜·格林伯格（Anna Greenberg）称：“对于一直担心特朗普的人而言，这一事件同‘通俄门’大有不同。‘通乌门’不止关乎于过去，更关乎于未来……这也尤其放大了一直以来人们对特朗普不满的地方。”
　　由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美国公共电视网（PBS NewsHour）、马里斯特民调中心（Marist Poll）上周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93%特朗普的反对者认为“总统让他国帮忙调查一位潜在政敌”是不可接受的，这是马里斯特民调中心交给我的详细数据。92%的特朗普反对者认为特朗普在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联络中仅为自己的竞选着想而不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
　　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最近也开展了一次全国民调，同样地，根据调查人提供的数据显示，94%的特朗普反对者认为特朗普滥用了职权，而93%的反对者认为特朗普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些民意对共和党成功实行2020年的竞选策略造成了不小的挑战。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可以通过贬低民主党候选人以笼络回他的反对者，当他成功时，一些民众即便不支持特朗普也只能投他。两党都不敢低估特朗普中伤竞争对手的能力。但当弹劾案大大加深人们对特朗普的不满时，例如人们认为他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无论他们对民主党候选人的看法如何，想要让本就不支持特朗普的民众投票给他将愈发困难。
　　民主党首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Priorities USA）的资深策略师乔希·什未林（Josh Schwerin）称：“说服不认可特朗普执政表现的民众为他投票变得越来越难，特朗普现在也无计可施，他也不能指望有什么事实能为他脱罪。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很难相信众议院不会弹劾他，无论参议院的情况如何，情况都对他极为不利。
　　民主党初选也可能被波及
　　事实上，上星期马里斯特民调中心发布的民调显示，足足有95%特朗普的反对者打算在大选时为他的对手投票。民调中85%的特朗普反对者都赞成参议院弹劾特朗普下台。
　　关于这场弹劾案的其中一个待解之谜是，经过这次风波，原本对特朗普持怀疑态度的选民是否还会在2020年为他投票。
　　经历了四年同特朗普及国会的共和党人的党派斗争后，集中在俄亥俄州参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辩论的民主党候选人竞争者纷纷认为民主党需要一位“斗士”；即便是相比起他的主要对手观点更为温和的前总统乔·拜登（ Joe Biden），他也说“我将像击鼓一般打败特朗普”。
　　然而卡特和布什的先例说明，到了2020年，更多的民众期望的是一位能够调和矛盾的候选人。弹劾案让党派斗争升温，选民们也不想选出佛蒙特州的伯尼·桑德斯（Sens. Bernie Sanders）或马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这样属于自由派且在许多问题上进行对抗的总统来代替一个属于保守派且沉醉政治斗争的总统。
　　或许，约翰逊弹劾事件最后的转折能让两党都感到不安。斯图尔特叙述道，当约翰逊来白宫后，他策划着重返国会、继续反对南方战后重建的行动。1869年，当州议会选举参议员时，约翰逊参与了田纳西州席位的竞选，但却失败了。1872年，他成功当选了众议员。终于，在1875年，田纳西州州议会把他送上了参议员的席位，让他一雪前耻。可惜好景不长，在回到华盛顿的几个月后，他仍感愤愤不平，并因中风去世了。

来源时间：2019/10/22   发布时间：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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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盈  来源：微信公众号 carolyuying

　　大学的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而公认的现代大学则开始于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办。现代大学是教与学的统一，不仅传授知识，还创造知识。这种模式在1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美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后来又被引入了中国。

　　领航名人馆
　　柯伟林 William Kirby
　　1981年，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1995年，哈佛大学历史系系主任
　　2002年：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
　　2005年，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2006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
　　2006年，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
　　1、从“学习者”、“模仿者”到“创新者”、“开拓者”
　　在现代历史上，被认为是全球领导者的国家，也为全球高等教育设定了标准。德国曾是19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美国是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世界潮流的追随者和学习者——军事、经济、制度、科技，无一不是；在大学模式上更是如此，曾深受前苏联影响，也学习过德国和美国。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面临从一个“学习者”、“模仿者”变成世界的“创新者”、“开拓者”的挑战，高等教育需要怎样调整来适应其中角色的转换呢？中国有没有希望成为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呢？
　　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着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关门弟子、也是其中一位影响力最大的哈佛文理学院（本科生院）前院长柯伟林，近年来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对各国高等教育的对比研究上，主要专注研究德国、美国、中国三个不同的教育系统，希望从中为当今世界的大学找到一条通往未来之路。
　　2、在美国读公立大学可以比私立更贵
　　虽然在今天，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领导地位依然不变，但在柯伟林看来，美国的公立大学深陷危机——投入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越来越少。简单来说，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国政府不愿意给公立大学投钱了。
　　柯伟林说，现在在美国，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由于公立大学预算缩减，学生必须支付更高的学费，而私立大学提供的助学金比例又不断提升（很多顶尖大学为约一半学生提供助学金），导致读公立大学可能比读以往以昂贵出名的私立大学更贵！而这件事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经费下降会导致大学质量下降，公立大学质量下降了，也会因为缺乏竞争，导致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同步下降，长期以往就意味着美国大学的水平可能会集体下滑。
　　和美国削减大学经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这位大半生的时光都参与了大学治理的学者表示，中国的大学的可支配资源是世界各地大学校长都“迫切渴望”的，“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多”。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受过教育的人口也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力资本之一。
　　3、大学不仅是学知识 　而是创造知识
　　在柯伟林看来，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一样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比如如何教这些优秀的学生？如何教学生们试图找出并了解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如何教会他们对所听到的声音抱批判性的态度，去探索发现更多真相？
　　柯伟林认为大学毕业生不仅仅是要在科学、数学、商科或历史学科上有出色的成绩，而是要有独立的头脑，使他们不管进入哪一个领域都能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下一代。毕竟，研究型大学的初衷，不仅仅是接受知识，而且是辩证性地学习和创造知识。
　　柯伟林眼中最好的大学，是那些能确保学生有机会探索那些他们本不了解、甚至可能不关心的领域的大学，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接受全面的教育。博雅教育意味着我们从先入为主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我们认为自己会自动走上的道路上解放出来。最好的大学为想进入一个领域的学生提供了在大学期间完全改变主意的机会。
　　另一方面，文理融合，跨领域学习很重要。想成为诗人或小说家的需要去了解生命科学和工科的知识；而计算机科学家也需要懂得人文领域的知识，从而更好地反思、审视自己正在做的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进一步思考在做的事情会对服务人群产生什么影响？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柯伟林表示，在哈佛，他们格外强调道德选择和批判性思维作为本科教育的核心部分，希望迫使美国的学生以世界其它国家看待美国的眼光去审视美国，认识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柯伟林坦言，中国的教育还面临着一些和美国不同的挑战，而教育的发展是中国在未来能否领导世界的核心问题。因为在现代历史上，无论德国还是美国，每个被认为是全球领导者的国家都曾为全球高等教育设定了标准。
　　4、中国高等教育水平还未符合经济世界第二的地位
　　高投入也让中国的大学处于高增长时期。在最新发布的QS世界高校排名中，中国内地四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其中清华大学的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16，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势头全球有目共睹，但中国在未来究竟能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

　　柯伟林认为中国的大学无论从资金、资源、生源和经验上都有能力做到，但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未符合中国经济世界第二的地位，中国的大学也不可能自动成为全球教育的领航者。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才有可能赶超呢？
　　柯伟林在他的研究中发现，要长久地造就一所优秀大学，最重要的标准在于其治理，这包括大学的管理方式，招纳学生和教育学生的方式，教师的筛选方式，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柯伟林说，任何地方都没有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大学，但如果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和治理权在教职员工手中，那他们就有能力就学科的发展方向做出根本性的决定。而这正是真正的创造力的源泉，也是对教学来说最重要的。
　　柯伟林也引用蔡元培在北大的演讲，认为只有进行开放式的辩论，学生才能理解他们本不知道的东西，并成为知识创造过程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哈佛也是如此，很多柯伟林邀请来的嘉宾与他有激烈的分歧。但是他坚信，知识的多样性对学生形成成熟的知识框架绝对是关键。
　　5、中国需要提高教学方法
　　另一个柯伟林认为中国大学需要提升的是教学法。中国有很棒的老师，但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在中国，所有奖励都是基于研究成果，没有人因为作为出色的老师而得到提拔。美国人则更敬重教学，有教学奖，与教学有关的晋升体制，也更重视小班教学，这使得大量的师生互动成为可能。
　　而在中国，大学生每学期上的课是美国学生的两倍，课程的人数又是美国的两倍。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没有机会参与课堂活动。
　　6、为什么中国可以开始创新？
　　他认为，中国学生近年来创造力被激活，不仅仅是因为课程水平提升，还有中国教育系统的扩展，大学生人数暴增，吸收了将近40%的高中毕业生。与此同时，在任何一所大学中，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至少和他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同等重要。如果他们有机会在学生社团或其它类型的组织中，自发地互相学习影响，创新就可以不断地蓬勃发展。中西方那些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的核心创意，都不是在教室里产生的。柯伟林说，他在所有学校看到的创造力水平都比他自己上大学时要高得多。
　　7、从最大海外生源国转向各国精英留学目的地
　　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中国学生学习更先进的知识一般都是通过留学进行，但柯伟林也希望，能有顶尖的外国学生来到中国认识这个世界的不同。在2013年，柯伟林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希望能吸引更多外国精英到中国留学，让这些中西方的学生们在年轻时就能彼此了解并相互学习，为日后这些学生回到自己国家后推动其他人对中国的理解打下基础。这个项目的申请者中只有5％被录取，被看作是21世纪的罗德奖学金。中国正在从最大的海外生源国转型向各国精英留学目的地迈进。
　　8、大学是否有长盛不衰的故事？
　　中国的教育模式也正在跟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柯伟林指出，中国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大力发展工业向前苏联学习，当时我们发展了很多细分的专业院校，强调的是硬技能和专业的技能，这样能帮助我们快速地赶超。但当我们进入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其实更应该强调的是通识教育、人文底蕴和思辨能力，因为在这个阶段，人力资本、声誉资本和品牌变得特别重要。对于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教育体系来说，做出相应的变革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没有长盛不衰的故事。
　　19世纪是德国引领高等教育，到了20世纪是美国引领高等教育，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最关键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去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才能持续引领！
　　9、柯伟林与中国的渊源
　　柯伟林在大学的时候修读历史，在有一个学期，他接触到中国、印度和波斯的古代文明。短暂的中国课程已经让柯伟林迷上了中国历史。后来另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课程又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兴趣。但直到他去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他都还没有开始学习中文。他当时的导师费正清教授对他说，学习永远都不会太晚！这就开启了他研究中国的生涯，柯教授着作繁多，他近距离观察了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帮助西方世界去读懂中国。
　　同时，他是一位好老师。他在2013年在线上开了一门“哈佛中国历史课”。而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柯伟林和哈佛另一位汉学教授包弼德用《两只老虎》的调子改编了朝代歌而走红网络，帮助学生更容易、更有趣味地轻松学习中国历史。
　　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开创者，他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时做出了很多成绩，也善于团结各学院教授。他发起了哈佛中国基金会的项目，以资助哈佛的中国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项目，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克服各种困难，使该项目顺利落户上海并开展得有声有色。
　　我和柯伟林结识是在我去哈佛大学读书以前，一位朋友就介绍我们认识。之后我去到哈佛读书，每周举办“中国沙龙”，帮助外国学生理解中国，而柯伟林就成了我的其中一位座上宾。他知识渊博、文质彬彬，涉猎研究话题广泛，包括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在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如何在中国行商，高等教育对比研究等，是一位中国通式的学者。
　　我看到不少哈佛汉学家不仅潜心研究学术，也希望走出高等院校的象牙塔，进一步把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商界和政界，尽己所能去发挥最大的用途！也希望这批专家学者能更好地帮助世界读懂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来源时间：2019/10/22   发布时间：2019/10/14

旧文章ID：19865

作者：  来源：波士顿华人资讯网

　　I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2007-2017十年间，10-24 岁青少年自杀率飙升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四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2007-2017十年间，美国10-24岁青少年自杀率飙升。一位自杀预防专家告诉《先驱报》，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称，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10-24岁青少年自杀率保持稳定，但在2007年至2017年期间上升了56%。2007年，这些年龄段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6.8人，而2017年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10.6人。

　　在2000年下半年至2017年期间，10至24岁人群自杀率超过了他杀率，自杀成为第二大死因，仅次于意外事故。此前，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他杀，现在成为第三大死因。
　　“这很令人不安，” 梅里马克山谷撒玛利亚人组织（Samaritansof Merrimack Valley）的负责人黛比·赫尔姆斯（Debbie Helms）说。
　　II 哪个年龄段自杀率增长最高最危险？
　　在10-24岁的青少年人群中，哪一个年龄段自杀率最高最危险呢？
　　根据哈佛医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2017年，美国15至24岁年龄段的自杀人数加起来为6241人，其中女性1225人，男性5016人，最近这一数字有所上升，尤其是在男性和15至19岁年龄段。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分组观察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07年，10至14岁儿童的自杀率下降了，但从2007年到2017年，自杀率几乎增加了两倍。

　　从15岁到19岁年龄组来看，自杀率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保持稳定，然后在2007年到2017年期间上升了76%。

　　从2000年到2017年，20至24岁年龄组的自杀率增加了36%。

　　可见，在过去2007-2017十年间，10-14岁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自杀率激增2倍，飙升最快，最具有自杀倾向和可能，最最危险；15-19岁从青春期过渡到青年的人群自杀率剧增76%，而且继续上升，特别是男生，依然非常危险；20-24进入青年的人群逐渐成熟，相较其他年龄段，自杀率增长已相对缓慢，但在过去十年也增长了36%，家长们也切不可掉以轻心。
　　III 青少年自杀率飙升有族裔差别吗？
　　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Statistics)的统计学家萨莉·科廷(Sally Curtin)说，在自杀率飙升中，没有哪个种族或族裔群体能幸免。
　　她说:“整个社会都需要关注，并弄清楚正在发生什么，是什么推动了这些趋势。”
　　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Association)的临床心理学家希瑟·凯利(Heather Kelly)表示，迫切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寻找基于证据的方法来预防自杀，并帮助那些有自残想法的人，尤其是退伍军人、LGBTQ群体、年轻人和年轻成年人。
　　本周早些时候, 迈克尔·林赛团队在《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他们分析了几十年来联邦政府记录的自杀行为数据，研究了自杀意念、计划、企图和企图造成的伤害。林赛团队的研究显示，1991年至2017年26年间，近五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他们“考虑过自杀”。
　　林赛和他的团队写道:“这些发现表明，有必要对高中生自杀行为进行持续关切和关注。”他们指出，“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减少青少年自杀的运动得到了更多关注。”
　　在美国所有青少年中，自我报告的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注意：不是实际发生的自杀率）在他们研究这些年有所下降。但在黑人青年中，自杀企图却骤增73%。
　　林赛说，种族主义、贫困和涉及警察的枪击等系统性问题可能是造成这些数字的原因，尤其是在年轻的美国黑人中。他还说，新闻媒体在报道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方面对“黑人青年产生绝望情绪起了一定作用”。
　　那亚裔美国人是什么情况呢？
　　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死亡率数据显示，虽然亚洲年轻人的自杀率并不高于全国总体水平，但从2011年到2015年，自杀率逐渐上升。

　　同时，自杀是2015年20至24岁亚裔美国年轻人的主要死亡原因。自杀占这个年龄段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是所有种族中比例最高的。相比之下，20-24岁的白人自杀率为19%; 拉丁裔男性15.3%;拉丁裔女性16.2%; 黑人8.1%。

　　在一些精英学校，亚裔学生的自杀率更是畸高。
　　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方杰恩(Jenn Fang)创办了一个名为Reappropriate的博客，专门关注亚洲问题。他在该校200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过去20年里死于自杀的21名学生中，有13名是亚裔。
　　新英格兰调查报道中心(New England Center for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7年，麻州的9名哈佛本科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六人是亚裔，包括2015年第二次自杀身亡的卢克·唐在内。而亚裔美国人只占哈佛本科生总数的20%。

　　救救孩子！！
　　IV  为人父母该怎么办？
　　1 主动谈论自杀话题
　　赫尔姆斯说：父母们应该开始和孩子们谈论心理健康和预防自杀的问题，并消除他们的耻辱感。
　　“我们和孩子们谈论陌生人以及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做同样的事情来预防自杀。它应该成为每个家庭正常对话的一部分。”
　　“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家里开始这些对话。”
　　2. 提早为孩子找一个心理医生
　　最好上中学，最晚上高中，就要带孩子定期去看心理医生，提早舒缓情绪，或者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
　　在孩子丝毫没有自杀倾向的时候就要找心理医生，形成定期看心理医生的好习惯。如果孩子已经有自杀意念或者计划的时候再去找心理医生，就很容易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难以实现最好效果。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生JennyHsi说，有色人种的学生可能会觉得向白人辅导员解释自己是一种负担。
　　亚裔孩子，最好能找到亚裔的心理医生，更有利于深层的交流和理解。
　　3. 一旦发现有自杀倾向或实施自杀计划，立刻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发现孩子有自杀想法或计划，要立刻寻求受过应对自杀专业训练的人和孩子交谈。
　　前文提到的梅里马克谷地的撒玛利亚人是梅里马克谷地的一个家庭服务项目，他们有志愿者，他们被训练去和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交谈。他们的私密危机求助电话是978-327-6607和866-912-4673。
　　如果你的孩子谈过要自杀，请拨打全国自杀预防热线1-800-273-8255，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
　　发现任何处于自杀危险中的人都应该拨打911。
　　4. 积极行动，用捐款，或呼吁，或记录，或法律，或选票，推动你所在的社区或者全国作出改变
　　没人愿意看到悲剧发生。但青少年自杀的悲剧却每天都在发生，而且频率越来越高。
　　除了专家们努力寻找原因，家长们完全可以积极行动起来，推动社会发生改变。可以捐款，可以呼吁，也可以记录，或动用法律手段，更有效的还有手中的选票，去推动你所在的社区、乃至全国改善青少年可以利用的防自杀资源和心理健康治疗资源。
　　卢克·唐的父母在这方面经历迷茫、痛苦、理解和行动的过程，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卢克·唐去世后，他的父母读了他的笔记和日记，开始理解他的痛苦。他们参与了一部名为《寻找卢克》(Lookingfor Luke)的纪录片，希望借此向其他家庭，尤其是亚洲家庭，宣传抑郁症和精神疾病。
　　2018年秋天，卢克·唐的父亲向米德尔塞克斯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哈佛大学和几名员工在已知他小儿子曾经有过自杀企图后没有尽职尽责保护他。
　　这起案件是以麻州最高法院(MassachusettsSupreme Judicial Court)于2018年做出的一项裁决为基础。该裁决认定，如果学校知道学生有自杀危险，它们在防止学生自杀方面负有“有限责任”。
　　该案对推动美国大学担负起预防学生自杀的责任起了重要作用。
　　V 学校和社会该怎么办
　　建立专业的、多元的、针对不同族裔特征的心理健康服务系统
　　从历史上看，许多家庭特别是黑人和新移民家庭依靠教堂和祈祷来对抗精神疾病，这种疾病虽然有治疗的潜力，但可能无法取代训练有素的医疗护理。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减少青少年自杀的运动得到了更多关注，在学校中也建立了精神卫生服务系统。但是在低收入社区，可能多所学校被迫共用一个精神卫生服务提供者，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林赛说，关于需要和获得帮助的耻辱感常常削弱了更开放对话的可能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更高的自杀企图率中表现出来。
　　林赛建议，通过增加在校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的数量，学校可以提供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帮助减少导致绝望死亡率上升的行为。而在做出这些投资和改变之前，许多黑人青年只是“没有以必要的方式接受治疗，以应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凯利没有参与林赛的研究，她认为黑人青年经常“缺乏现成的、文化上合适的、以证据为基础的防自杀选择，同时严重缺乏多样化和训练有素的精神卫生工作人员”。
　　要逆转这种情况，凯利认为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包括加大适合黑人儿童和青少年需要的自杀预防和干预投资策略，改善精神健康服务的访问和可用性,更严格的管理枪支储存的控枪法案、更多元化的精神健康服务和研究人员,和更好的理解青年中存在种族差异的自杀。
　　亚裔青少年同样面临针对亚裔进行自杀预防与干预的资源短缺问题。他们除了与其他族裔的青少年面临同样的心理孤独、焦虑，校园霸凌、学业、经济、就业等的压力，还往往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来自内部与外部的亚裔理应优秀的文化观念压力。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Education)专门研究心理健康问题的教授约瑟芬·金(Josephine Kim)对此解释说：“你应该是完美的。既然你如此完美，你要寻求帮助就会觉得很怪异。”
　　调查数据显示，在大学中亚洲学生的心理健康咨询需求最大，但实际只有23%的学生寻求帮助。
　　而最糟糕的是，当学生们寻求心理健康服务时，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向医护人员解释他们的文化。据哈佛官员透露，哈佛咨询和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5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名是亚洲人。
　　所以，为了拯救深陷自杀企图的青少年门，在学校和社会中，非常有必要也非常迫切建立针对不同族裔特征、更多元的心理健康服务系统。
　　2. 建立更严格的控枪法案，减少实现致命自杀的机会
　　一项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领导的新研究发现，拥有更多枪支的州也有更高的总体青少年自杀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青少年自杀率就增加26.9%。在青少年自杀率最高的10个州，家庭平均拥有枪支的比例为52.5%，而在青少年自杀率最低的10个州，家庭拥有枪支的比例为20%。
　　所以，如果你珍惜孩子们的生命，不仅在家庭拥枪方面慎重选择，更要推动本州和全国建立更严格的控枪法案，以减少实现致命自杀以及他杀的机会。
　　相关资料与链接
　　1. Rick Sobey，CDC: Youth suicide rate up dramatically：Suicide wa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death forpeople aged 10 to 24 in 2017，Boston Herald，October 17, 2019.
　　https://www.bostonherald.com/2019/10/17/cdc-youth-suicide-rate-up-dramatically/
　　2. SallyC. Curtin, and Melonie Heron,Death RatesDue to Suicide and Homicide Among Persons Aged 10–24: United States, 2000–2017,NCHS Data Brief, October, 17, 2019
　　https://www.cdc.gov/nchs/data/databriefs/db352-h.pdf
　　3. Health, Youth suiciderates are on the rise in the U.S., PBS, Oct 18, 2019.
　　https://www.pbs.org/newshour/health/youth-suicide-rates-are-on-the-rise-in-the-u-s
　　4.    Michael A. Lindsey, Arielle H. Sheftall, Yunyu Xiao and Sean Joe,Trends of Suicidal Behavior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he United States: 1991–2017,Pediatrics, October 2019.
　　https://pediatrics.aappublications.org/content/early/2019/10/10/peds.2019-1187
　　6. DONGYAO NIE，WHY ARE YOUNG ASIAN AMERICANS KILLING THEMSELVES?
　　https://uscstoryspace.com/2017-2018/dnie/Capstone/asiansuicide/index.html
　　7. As Student Suicides Rise, A Harvard Case Opens New Questions About Schools’ Responsibility，
　　https://www.wgbh.org/news/education/2019/09/16/as-student-suicides-rise-a-harvard-case-opens-new-questions-about-schools-responsibility
　　8. Youth Suicides More Prevalent in States with Higher Gun Ownership，
　　https://www.bu.edu/sph/2019/01/17/youth-suicides-more-prevalent-in-states-with-higher-gun-ownership/

来源时间：2019/10/22   发布时间：2019/10/22

旧文章ID：19864

作者：CAPA  来源：美国华人

　　美国下一个人口普查即将开始，各个族裔的社区活动家们正努力促请本族裔的人参与人口普查，让自己族裔的人数真实地反映在人口普查上，为自己的族裔争取应有的话语权，为所在社区争取应有的社会资源。在美华人应该怎么做？

亚太裔数据调查显示，亚太裔可能是准备参加人口普查比例最低的群体。（图片来源: AAPI Data）

　　身为 Chinese American Progressive Action（CAPA）组织，我们坚决呼吁和希望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能够正确反映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真实人数。而最近的一些调查研究显示，亚裔社区是确定他们会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比例最低的群体，具有很大的人数被低估的风险，对此我们非常担心。人口普查中的人数被低估，就意味着较低的政治影响力和代表性，并减少我们社区应获得的政府预算。
　　人口普查局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对人口普查缺乏了解是亚裔社区可能不愿像其他人群那样被计数的原因之一。但是，对正确计数的威胁现象也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特定社区中。有一些在美华人已开始运作，要求取消允许亚裔选择分支族裔的选项（比如“华裔”，“韩裔”，“印度裔”或“越南裔”），有人甚至呼吁抵制2020人口普查，这些都可能造成人口普查无法反映在美华人的实际人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华裔认为人口普查中有关族裔的数据会被用于他们所反对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他们担心如果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某些亚裔群体比如老挝裔的受教育程度低，会导致出台更有利于这些群体的政策，造成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族裔比如华裔的不利。还有人宣称人口普查中只有亚裔有分支族裔选项是对亚裔的歧视，因为在以前的人口普查中，只有亚裔有分支族裔的选项，非裔和白人没有细分选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研究报告也发现，在所有的族群中，亚裔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

2016年人口普查洛杉矶区域办事处支持中心模拟培训。（图片来源：census.gov)

　　华裔群体里这种试图让人口普查无法正确反映在美华人以及亚裔实际人数和状况的努力是与我们社区的利益相违背的。对华裔这样在美国不断增长却经常被忽视的群体来说，在2020人口普查中避免我们的人数被低估是至关重要的。人口普查用于确定华裔在全国以及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中所占的人口比例。这个数字决定了政治划区中的众议院席位，超过8000亿美元的联邦机构资金如何分配，并有助于确保不会有任何群体的投票权遭到系统性的压制。对英语能力欠佳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族群，比如华裔群体，正确的华裔背景人口数据对保护他们的投票权，确保提供选举资料中文翻译来说是必要的。比如，正是因为应用了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司法部才得以判定加州Alameda郡华裔选民的投票权受到侵犯——具体说来就是，郡政府没能为英文水平欠佳的讲中文的选民提供足够的中文翻译资料。
　　类似的是在2005年，司法部使用了人口普查中与种族和族裔相关的数据起诉波士顿市歧视华裔和其他族裔群体，指控他们违反了选举法案中禁止基于种族或小语种族裔成员身份的歧视性投票行为。这些数据对于确定州和地方政府组织是否应加强提供中文服务，例如医院急诊室的英译中服务，同样至关重要。对于华裔特别关心的教育机会也非常重要，现在华裔在很多好大学里人数比例远高于华裔人口比例，如果2020年人口普查的华裔人口数量远低于实际人数，那么大学里华裔比例就会显得不合实际的高。
　　我们CAPA反对给在美华人打族裔标签。然而，人口普查收集到的族裔信息不是用来伤害这些族裔的，恰恰相反，是用来帮助这些族裔的。事实上呼吁收集具体国籍的亚裔人口数据是我们社区发起的。1965年，美国取消了限制亚洲国家移民进入美国的配额。来自亚太地区的不同分支族裔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族裔的状况，亚裔美国人社区领袖，政界人士，学者，教育界人士和学生争取了（在人口普查中）更详细的族裔选项。在这些亚裔团体的带动下，一些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活动家也开始为他们族裔推动更细致的种族选项。自1980年代以来，西裔已经可以在不同的分支族裔选项中进行选择。（“此人是西班牙裔还是美洲大陆西裔？）” 可能的回答是：
　　“不 （不是西班牙裔/美洲大陆西裔）；
　　是，墨西哥裔，墨西哥裔美国人，奇卡诺；
　　是，波多黎各；
　　是，古巴裔；
　　是，其他西班牙裔/美洲大陆西裔）。
　　亚太岛民美国健康论坛等团体认为，收集有关我们人口的详细数据是维护我们民权的基本组成部分。

2018年2月，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一所住宅的模拟自我答卷。（图片来源：census.gov)

　　2020年人口普查同以前相比，最重大的变化是会收集所有较大族群的细分数据，而不只是亚裔。2010年的人口普查收集了亚裔，西裔/拉丁裔，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着民，和太平洋岛民的细分数据——也就是说，人口普查询问了这些族群的人，自我认同哪个分支族裔(比如“华裔”，“越南裔”或“墨西哥裔”，“古巴裔”）。但是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允许所有大种族群体的人申报自己所认同的分支族裔，包括白人和非裔群体。
　　只有对所有族群采用同样的数据收集方式（提供分支族裔选项外加有地方填写自己的族裔），才最能保证数据收集的一致性。2017年，人口普查局研究人员建议，与亚裔一样，人口普查表应为所有族裔提供类似亚裔那样的分支族裔选项，来报告自己所认同的分支族裔。他们在将近400页的“全国人口普查内容测试”研究报告中指出，给所有大的族裔提供分支族裔选项同时允许填写选项外的分支族裔名称是最佳的。可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但是，商业部在特朗普总统任命的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er Ross）领导下，拒绝给所有族裔，比如白人，非裔等等提供分支族裔选项，而是给他们提供空白部分让他们自行填写分支族裔。例如，一个白人在填写人口普查表时，可以在白人类别下填写上“德裔”，“爱尔兰裔”，“英裔”，“意大利裔Z”，“波兰裔”，“法裔”。
　　美国人口普查是一项科学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与种族和族裔问题相关的严格测试是由人口普查局研究人员进行的，包括2012年完成的大规模实验性和全国性内容测试，其结果发布于2017年。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人口普查进行科学测试的重点是种族和族裔在表格上的变化如何改变对不同群体进行计数的准确性。这项人口普查局的测试表明，如果在普通的“亚裔”选框下只提供空白让人们自行填写，而不是提供“华裔”，“日裔”，“韩裔”等选项，那么华裔的人数就会减少。反之，如果“华裔”是一个选项，华裔的统计数字就会上升；人口普查局的研究表明，有“华裔”选项，能带来最好的华裔统计人数。（请参阅本报告的第89页）。因此，人口普查详细的族裔数据会显示我们在美国不断壮大的华人社区的力量。
　　在2020年人口普查之前，亚美公义促进中心（AAJC）等组织促使了来自47个州和美国属地的3600多个公共评论送至白宫管理和预算局，以支持更新包括亚裔美国人，夏威夷本土人，太平洋岛民和其他族群的更细分的标准。AAJC附属机构还牵头撰写了由247个全国，州和地方性组织联合签署的社区信函，代表了多元化的卫生，司法，民权和社会服务组织。
　　人口普查反映亚裔社区的真实人数和生活状况会增加我们社区包括华裔群体的利益。它确保我们获得政府资源应有的份额，对于我们的政治代表性和保护公民权利至关重要。
　　（来源：http://chineseprogressive.com/census2020/）

　　撰文：CAPA
　　编译：天边
　　编辑：Steven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来源时间：2019/10/21   发布时间：2019/10/20

旧文章ID：19875

作者：Samantha Vinograd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刘昊荣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This is just the tip of the impeachment inquiry iceberg
　　来源：CNN
　　作者信息
　　萨曼莎·维诺格勒（Samantha Vinograd），CNN资深编辑。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本周将有四位重要证人出席众议院对特朗普弹劾调查的闭门听证会。证人的证言将对现任国务院和白宫办公室的公信力产生重要影响。特朗普究竟有没有排挤国务院其他官员，任人唯亲，本周的听证会或许能够有所明晰。但是，这几位证人或许不过是见证了特朗普荒唐行径的人中的冰山一角。
　　随着特朗普试图大幅缩减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规模而直接任命更多政府官员，他无疑会失去职业政府雇员的重要专业意见，难以维系和他们之间的宝贵关系。
　　在举报人透露了白宫员工的诸多忧虑后，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上周四宣布进行裁员。这一行为就像是在排除特朗普犯罪嫌疑的有关证人。
　　如果这的确是特朗普用来排除其嫌疑的策略，那他得找个新的顾问。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裁员不仅不能阻止国会传召重要证人来指证他涉嫌权力滥用，实际上反而逼迫更多官员站出来，说出他们的所见所闻。
　　众议院即将在本周和现任及前任政府官员见面，其中包括曾在白宫担任俄罗斯和乌克兰事务高级官员的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Gordon Sondland）、欧洲和欧亚事物副助理秘书长乔治?肯特（George Kent）、国务院高级顾问乌尔里克?布雷克布尔（Ulrich Brechbuhl）。这些官员都将陈述特朗普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置个人安危于国家安危之上的，而全世界都对此倍加注目。
　　俄罗斯伺机而动
　　一位女士曾近距离涉身特朗普和俄罗斯的纠纷以及“通乌门”事件。菲奥娜?希尔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事务高级官员，核心责任本应包括就俄罗斯和欧洲（包括乌克兰）事务为特朗普提供建议、出席相关会议和交流活动、审核相关资料、促进其责任范围内的官方机构间活动。
　　在她下周出庭作证时，国会将有可能了解到特朗普的活动团队如何避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利用职务之便接触能在政坛上帮助到特朗普的个人和信息。
　　由于她曾经在白宫任职，希尔也很有可能拥有特朗普涉俄的关键情报，包括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和他在2017年与俄罗斯大使和外务部部长的会面。他有可能在这次危险的会面中泄露了敏感信息，据说他还声称他不担心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
　　俄罗斯肯定会旁敲侧击地打听她在闭门作证时的说法，并很可能对此加以利用，进一步扩大美国现存的分歧，令美国政府失信。当然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恐怕难以望特朗普项背。这都是俄罗斯手握的优势。
　　有名无实的大使
　　桑德兰大使将在本周四在众议院举证。尽管他身居大使一职，他却并没有真的切实实行美国外交政策。他发的短信包括他和鲁迪?朱利安尼的通信可以证明这一点。显然在他看来他的实际职务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总统私人律师和乌克兰方面的不正当交流。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代理幕僚长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和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这些曾在他的短信中出现过的人物都知道他在为乌克兰事务而不是他该做的工作而操心。
　　他们很可能知道桑德兰正绕开政府反腐败渠道，依靠鲁迪接触到有助于特朗普活动的信息。据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一位消息人士称，桑德拉给特朗普打了通电话后，告诉了乌克兰的美国外交官 “无交换条件”——这是特朗普自己发的信息。据报道，桑德兰将出庭作证，表示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真实，仅是总统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他。不过桑德兰曾是特朗普的跟屁虫，对于他能否在举证时说实话，没人敢打包票。
　　为事实发声
　　向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一百万美元的桑德兰可能为特朗普的私人事务而滥用职权，而此时许多外交官员仍旧为美国国务院尽心尽力。
　　他们当中的一员——欧洲和欧亚事物副助理秘书长乔治?肯特将在下周进行举证，不过和约瓦诺维奇和桑德兰一样，美国国务院可能会试图阻止他举证。
　　特朗普、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桑德兰以及驻乌克兰特使沃尔科（Kurt Volker）曾大谈特谈乌克兰的反腐败问题。肯特则是这一问题的专家。2015年到2018年间，他是基辅大使馆的二把手，而且是美国国务院欧洲办公室的反腐败协调员。
　　和约瓦诺维奇大使一样，肯特能够披露关于乌克兰反腐工作的信息，包括副总统乔伊?拜登、奥巴马政府的其他官员、七国集团（G7）、国际货币基金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所参与的工作。
　　这些信息将打破特朗普和他团队的幻想。肯特有关他和驻乌克兰代理大使比尔?泰勒（ Bill Taylor，尚未被安排参与举证）交流的证言至关重要。由于美国国务院的运作机制，两人联系密切，尤其是在对乌克兰国防援助和泰勒有关特朗普“无交换条件”一事的担忧上保持交流。
　　此外，作为副助理秘书，肯特本该参与或了解由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的指令，告诉约瓦诺维奇她要被从乌克兰召回。
　　肯特的证言可能会证实特朗普倾向使用桑德兰和沃尔克这样的大使，而不是泰勒、肯特和约瓦诺维奇这样有真材实料和更有经验的专家。他的证言将成为国会行使监督责任的关键，并且有可能证实职业国务院官员在关键谈话中被排挤，并因恪尽职守遭到惩罚的现象，而他们的上司国务卿蓬佩奥更是根本没有履行责任，没有替他的下属发声。
　　集团顾问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顾问乌尔里克?布雷克布尔监听了特朗普7月25日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通话。
　　作为对蓬佩奥负责的政府官员，布雷克布尔享有很多职权。他负责随时辅佐国务卿，给他配备人员、知其所知和须知、落实他的指令以及传达他的首要事项。
　　普通的国务院官员根本无权听到总统的通话，而他有权这样做，说明他能够接触到敏感信息。目前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知晓有谁了解或者参与到了关键的事件中，如约瓦诺维奇的回电、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延迟或者调查拜登一案。
　　但是，蓬佩奥是两个不同群体的领头，一个群体是恪尽职守的职业官员，另一个则是参与美国总统离谱行动、直接任命的政府官员，因此无论他在举证时说什么（如果国会允许他作证），都会对国务院的公信力造成巨大影响。布雷克布尔则了解蓬佩奥对总统离谱行为的反应，以及为什么他愿意让特朗普滥用职权并涉嫌犯罪。
　　比如，蓬佩奥还没有发表维护约瓦诺维奇大使的言论，他还是特朗普的私人公关，为特朗普辩护并且抨击任何反对意见。
　　众议院已表示他们还会听取更多证言，而相比想要和国会披露信息的人，这些证人不过是冰山一角。白宫和国务院有可能想要阻止他们出声，但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无论如何，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这些高级官员是如何滥用权力系统的。这种行径令美国落实可靠外交政策的能力大打折扣，并且无法让尽心尽力的官员做好工作，因为他们被只维护总统利益而不是国家安全的人所排挤。

来源时间：2019/10/21   发布时间：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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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regory J. Wallance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韩翔宇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Democrats can lose Trump impeachment battle and still win electoral war
　　来源：The Hill
　　作者信息
　　格雷戈里·华伦斯（Gregory J. Wallance）， 美国前联邦检察官。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大多数人认为，参议院是弹劾案件的陪审团，但是他们搞错了。参议院只是弹劾法庭，人民才是真正的陪审团。如果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弹劾中做出了不当的裁决，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他们就会受到人民的惩罚。

　　现在看来，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弹劾特朗普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特朗普辩解称，7月25号，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通话中要求后者调查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儿子亨特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只是想阻止腐败事件的发生。
　　但现有的证据并没有指向拜登家族，而是指向了特朗普私人律师以及两名与乌克兰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助手，这三人都是他在乌克兰的关键人物，这使得特朗普的辩解更加苍白无力了。朱利安尼的两名助手被指控在竞选中有财务违规行为，并且根据媒体报道，朱利安尼也因自己在乌克兰的行为被调查。（但是他还没有被起诉。）
　　是时候开始期待参议院对总统的“重罪和渎职”审判了。
　　宪法赋予了参议院审判一切弹劾的排他性权力，而弹劾特朗普需要2/3的赞成票才能成功。但是与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恰好相反，参议院不是陪审团，而是弹劾法庭。
　　作为弹劾法庭，参议院或是占多数地位的共和党，是有权力决定审判的长短、证据的可采性和举证责任的。此外，除非破天荒的有20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也将不出意外地被豁免。
　　形式对民主党不利。但即使弹劾失败，民主党还是有可能赢得选举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并不会是一条阳关大道。除非民主党人可以控制其最糟糕的本能，且共和党人为其所控，参议院的判决很大程度上会对民主党造成打击。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可能会越权，并且他们预先设定了一个结果，而不给民主党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而这种行为，在真正的陪审团即美国选民看来，对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是极不公正的。
　　在证据完全呈现甚至是弹劾条款出现前，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就公开表示，在参议院的审判中将支持特朗普。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共和党参议员-南卡罗莱纳州)计划致信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民主党众议员-加利福尼亚州)，声称共和党参议员不会给特朗普定罪。
　　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众议院将要提出的弹劾条款会是严肃的，应该由开明的参议员召开一场迅速、全面和公平的听证会来进行处理。特朗普可能会被指控在他2020年的连任竞选中秘密寻求外国援助。也就是说他将面临比克林顿更为严重的指控，而后者只不过是有一场婚外情并且试图掩盖此事。
　　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明智地警告她的同事们，在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弹劾调查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就此事下结论。
　　民主党必须避免让人认为是出于党派利益进行弹劾，但这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他们应该展示出其严肃、甚至有点悲伤的一面，同事必须控制党派中煽风点火的人，如民主党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此人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让我们弹劾这个XX吧！” 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议院的“经纪人”，这个人将会像检察官一样，在参议院陈述案情。
　　指派一个由南希·佩洛西领导的，新当选的、有军事或情报背景的温和派民主党人组成的代表团队，是最好的选择。佩洛西将给参议院的审判带来的庄严和正义。这些曾经为了国家出生入死的代表们可以让选民相信，民主党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针对特朗普的党派之争。
　　如果民主党人善于陈述自己的观点，而共和党人对参议院的审判处理不当，那么，尽管参议院会宣布特朗普无罪，但为共和党人行为所不齿的美国选民可能会在2020年投票时反对他们。

来源时间：2019/10/21   发布时间：201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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