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色浓  来源：凯迪社区

　　国内一些老人退休后，一边继续拿国内的退休工资，一边移民美国拿福利，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这些人没有在美国上班过，不知道在美国工作和缴税的辛苦，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且大部分老人并不感谢在当地享受的高福利，而且很多人是反美国的，骂美国的。
　　这些老人可以有医疗保险，但是不能重复享受，就像我申请奥巴马保险的前提是不能有其它的政府医保，而且他们几乎全部隐瞒了在中国的退休金收入，银行存款和国内房产。
　　很多老人每年回去一次就是为了把国内的现金带到美国，他们现金都存在儿女那，自己银行账户上放几百美元，一个老人想要国内转账替我儿子交美国的学费，我给她美元现金，我拒绝了。
　　关于申请医疗保险，也是很多漏洞。比如我帮助一个老人申请医保时，工作人员问有没有退休工资，老人说没有。
　　可是他是天津大学退休教授，每月退休工资至少一千美元，加上他老婆也是退休老师，两个人退休工资超过一千三就没有资格享受医保，他们已经有了医保，还要申请。
　　我申请奥巴马医保都要证明没有得到其它的政府医疗保险，才批准的，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同时拥有？
　　这一对老人的申请被拒绝，拒绝理由是他们没有赚到40个工作点，说明40个点是要求之一，可是几乎所有这些没有在美国工作的老人都有医保。
　　而我们老了是没有资格拿医保的。我不反对照顾好老人，但是不诚实的老人不配享受这些。
　　这些老人的子女都是非常有钱人，住着豪宅，开豪车。
　　老人伙食基本上中心包了，食品卷用不了，就给儿女用，或者卖钱。老人的家护很多需要去帮老人儿女家打扫卫生。
　　这些老人享受家护，身体基本上都可以自理，有些很健康仍然欺骗保险公司，在华人医生的帮助下长期享受由政府出钱的护理服务，大部分护理干的工作都是护理以外的事情。
　　有不少老人不要护理来家里工作，要护理把工资的百分比给老人。
　　希望川普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不光中国老人，东欧老人更多，老人日常照护像雨后春笋一样，老人每三个月就要做一次全面体检。
　　去老人中心的人天天吃餐馆，吃腻了就要求中心发钱，一周去满五天，中心发钱奖励，连假日都去中心。
　　通常假日一早接老人们去吃个早餐就送回来了，发$10午餐钱，中心带老人集体去华人超市用食品卷可以买用的东西。
　　我估算了一下，老两口去老人中心、家护（平均20小时/周，我知道有一家老两口47小时/周，活蹦乱跳的老人还种地，都是华裔家庭医生给申请的，有些老人不要家护来，要回扣）、住房、食品卷、电补助、免费座机和手机、Wi-Fi补助、医保、现金，一个月超过一万美元。保险公司付的医疗费和药费那就是天文数字了。
　　很多老人开一大堆不需要的药，也不吃，反正不要钱，很多内幕如果曝光，触目惊心。
　　一对老年夫妇，平均每月花纳税人一万美元，不包括保险公司付的医疗费用及药费。
　　我不反对照顾需要的老人，但是反对欺骗行为，反对浪费资源。
　　请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几个敬老院一抓一大把！中国所谓的精英教授，医生，应有尽有！
　　儿女住在豪宅。父母来美国吃救济！无耻到吃自助餐都偷偷打包！被抓住警告总是装聋扮哑，毫无廉耻之心！
　　个个都是反一一美一一专一一家，动不动诉说自己在中国时的身份地位。

来源时间：2019/10/16   发布时间：2019/10/13

旧文章ID：19834

作者：林泉忠  来源：林泉忠公衆號

　　摘要：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访华，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也成为中国突破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明快之举。蔡英文当局五天内连失两“友邦”，对其执政威信的打击，不言而喻。然而“断交牌”是一把双刃剑，能否减低蔡在“2020大选”连任成功的机率，则不宜过度乐观。

　　1970年代初台湾和大陆在国际地位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由北京取代，紧接着与台北“断交”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台湾在国际社会上迅即沦为“孤儿”。由于当时台湾“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在处理断交的善后事宜，故此被揶揄为“断交部”。
　　如今台湾在短短五天之内连失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两个“友邦”，合计蔡英文上台三年已失去七个，导致如今只剩下15个“邦交国”，创下历史新低。台湾“外交部”在处理“断交”及巩固既有“友邦”上疲于奔命，似乎在重蹈当年的覆辙，故称之为“断交部”2.0恐怕亦不为过。
　　台北的国际空间遭遇“挤压”的个案，四十多年来屡见不鲜，早已见怪不怪。毋庸置疑，北京新一波的外交突击选在此时，当是一项目的清晰、经过周密运作的计划。笔者以为，这是一箭三貂的举措，只是能否达到打击蔡英文当局的威信，使她失去民心，继而让她在2020大选中无法连任的目的，则不宜过度乐观。
　　绿、蓝、红的三输局面？
　　诚然，执政才三年多，就丢掉七个“友邦”，即使蔡英文再如何重复“不会轻易退让，紧紧守护台湾的尊严”，恐怕也无法回避“外交失分”的压力，在断交骨牌效应下如何显得苍白无力，不言而喻。而三年丢七国，也相当程度抵消掉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又一个“友台法案”的“加分”效应。
　　然而，蔡的失分，并不意味着韩国瑜会因此加分。笔者过去曾分析对台北打的“断交牌”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达到刺痛敌方的效果，也有可能伤到自己。
　　尽管国民党习惯性地把“断交”的责任推给民进党当局，廉价地批其无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然而蓝营从内心而言，却也并不乐见大陆如此的举措，毕竟这些“友邦”也都有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苦心经营过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一个个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在台湾社会却巩固了大陆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的形象。资深亲民党台北市议员黄珊珊也直言，“两岸外交竞赛伤害的是台湾人对大陆的信任”。
　　换言之，倘若此次“断交牌”包含助韩国瑜一臂之力，以达到左右选举结果的意图，恐怕得不偿失。
　　北京出手突破“印太战略”
　　北京一连挖走所罗门群岛和吉里巴斯两个台湾的“邦交国”，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即具有更高的外交战略意义——突破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
　　所谓“印太战略”，是美国为了因应中国崛起及近年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12月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使用的概念，重新界定美国的亚洲安保战略观，此一战略也被视为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延续与新形态。
　　该战略以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将日本、印度、澳洲定为三个基点，涵盖整个南海及南太平洋区域，以遏制中国在此区域的进一步“扩张”。近年，国际舆论的焦点都放在南海部分，然而新时代的北京外交战略，早已有全盘的考量。其实，去年八月北京夺走台湾另一个“友邦”萨尔瓦多时，已经引发美国“后花园失窃”的危机感。
　　显然，美国已经意识到北京的“断交牌”已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因应如此变局，2018年美国四位参议员包括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Cory Gardner）、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Marco Rubio）、民主党参议员马基（Ed Markey）和昆斯（Chris Coons）等，联合提出《台北法案》（全名为“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简称TAIPEI Act），内容要求美国研拟策略，以阻止北京进一步夺走台湾“友邦”，为台北的“外交”困境止血。
　　该法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授权美国国务院降级美国与任何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允许国务院暂停或调整美国提供给这类外国政府的援助。索罗门与台湾断交后，贾德纳与卢比欧在推特（Twitter）上呼吁参议员应讨论《台北法案》，让“挺中弃台”的国家承受后果。
　　诚然，此次在北京的运作下，台湾连失两国，让“台北法案”获得更多的关注，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国会通过的机率被看高一线。然而，笔者不得不质疑该法案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
　　台北仅剩的15个友邦，除了早已岌岌可危的梵蒂冈之外，均为在国际社会不具影响力的小国，大部分台湾人也都数不出几个。尽管这些国家都与美国有邦交关系，但是如果北京能够弥补甚至加倍补偿这些国家因此遭受美国制裁所造成的损失，他们又如何能不动心呢？更何况，美国国会通过了那麽多“友台法案”，又有几个获得白宫的确实落实呢？
　　此外，别忘了这些南太平洋岛国也有自己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过去长年受到美国及澳洲的霸道式压力与牵制，他们也希望透过中国崛起，试图使该区域获得势力均衡。
　　就像“印太战略”雷声大雨点小一样，包括在南海作为方面，美国在遏止中国崛起的诸多举措，除了贸易战之外，均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台北法案》甚至针对香港情势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能否有所例外，拭目以待。
　　注：林泉忠公众号No.73，作者：林泉忠。初稿原文〈台湾断交骨牌效应  牵动美国印太战略〉刊于《明报》2019年9月23日。本文为修改版，于本公众号独家发布。
　　编辑校对：刘安东
　　作者简介：
　　林泉忠（LIM,JohnChuan-tiong），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具有两岸三地长期生活与研究经验，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准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等，现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研究范围主要渉及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包括中日与日台关系、两岸三地关系、琉球研究、东海南海研究、国民整合、民族主义、族群政治、文化认同等。目前已出版专着《"边陲东亚"之认同政治：冲绳、台湾、香港》（2005年）、《21世纪视野下的琉球研究》（2017年）、《谁是中国人：透视台湾人与香港人的身分认同》（2017年）、《当"崛起"中国遇上"太阳伞"：透视两岸三地新关系》（2018年）及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来源时间：2019/10/16   发布时间：2019/10/15

旧文章ID：19832

作者：子皮  来源：被遗忘的王国

　　川普为土耳其扫荡开绿灯
　　上星期日10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埃尔多安告诉川普：土耳其军队将开进叙利亚北部，对那里的库尔德人采取军事行动。川普马上保证美国不会挡道。
　　电话后，晚上11点，川普独自宣布美国将从叙利亚撤军，为土耳其军队让路。
　　川普的这一决定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事先也没有知会五角大楼。美国撤军的决定一出，举世震惊、不满和愤怒。连一贯无条件支持川普的美国共和党这次也十分懊恼。
　　几年来，库尔德人作为美国和西方的盟友，一直勇敢地在第一线和ISIS（伊斯兰国）作战。
　　从2013年至今，这个三千万人的、没有国家的库尔德民族，在和残暴的ISIS的战斗中牺牲了多少她的儿女？一万一千名。
　　那么，一样面临ISIS威胁和侵害的、对ISIS的成长负有巨大责任的、最富有和有着世界最强大军事势力的美国和西方，为降伏ISIS牺牲了多少士兵？美国在叙利亚共牺牲了八名士兵。另外法国牺牲了一名，英国牺牲了一名。
　　相形之下，美国和西方的牺牲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美国和西方学会了用库尔德人为他们打仗，学会了打败敌人而不牺牲自己。
　　……
　　川普为土耳其扫荡叙利亚库尔德人区开绿灯之后，土耳其立即不失时机地开进叙利亚。
　　土耳其军队开进之后，和当地的亲土耳其武装开始了对库尔德人的屠杀。社交媒体上土耳其人发布的一段录像，显示一些土耳其士兵用自动步枪扫射一个绑住手脚的一个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权活动家、叙利亚未来党秘书长卡拉夫女士（Hevrin Khalaf）在路上被堵截，土耳其支持的士兵把她从车里拖出来杀死。视频上杀人士兵踏着她的尸体得意洋洋：“我们杀死了想逃跑的猪!”

卡拉夫女士

　　今天，在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北方，关押了大约10万ISIS俘虏士兵和他们的的圣战者。土耳其进入这个地区后，目前已有大约一千名ISIS亲属逃跑了。
　　如果ISIS俘虏继续逃跑，他们可能重新集结，世界将重新面临ISIS的威胁。
　　川普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叙利亚撤军？为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的屠杀开绿灯？不知道。
　　美国曾获诺贝尔桂冠的经济学家、学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推特上说：
　　“川普背叛库尔德人是因为：
　　（a）    川普在生意上的好处（川普在土耳其伊斯兰堡有两座川普大楼）
　　（b）   埃尔多安是凶残的独裁者，川普特别欣赏这种人
　　（c）    是川普的老板普京大哥命令他干的
　　三种假设都有可能。也许都是。“

土耳其伊斯坦堡两座川普大楼

　　克鲁格曼的三个原因都不无道理，但漏掉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的原因：（d）川普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期的，除了死亡、税收、和美国背叛库尔德人。
　　一个没有国家的古老民族
　　库尔德人是谁？库尔德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五千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的泥板上，就有楔形文字写的关于库尔德人祖先的记录。不少人认为当年统治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波斯人是库尔德人祖先的主体。

库尔德人生活的山区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库尔德人生活的地区于先后被塞琉古王朝、安息帝国、罗马帝国、萨珊波斯征服和统治。
　　公元7世纪晚期，库尔德人所在地区被新兴的阿拉伯人征服，库尔德人开始信奉伊斯兰教。
　　1171年，库尔德人建立了阿尤布王朝，由一位强大的领袖萨拉丁统领。萨拉丁就是史上带领穆斯林与狮心王理查交战、从十字军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那位着名穆斯林英雄。
　　随着蒙古军西征，库尔德地区又从属于蒙古帝国。后来波斯萨非王朝兴起，库尔德斯坦大多地区又被其占据。1639年，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王朝签署条约，瓜分了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归属奥斯曼帝国，少部分归属萨菲王朝。
　　几千年来，库尔德人几乎从来没有拥有真正自己的国家。但和几乎没有人怀疑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库尔德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音乐、食物、服饰和民间传说。几千年来，库尔德人倔强而骄傲地保持了他们的文化，同时他们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互通互学。

　　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逐渐兴起。许多民族开始追求依照民族理念建国。例如当时犹太人的锡安主义也是民族主义影响的结果。
　　这个时候，几千年没有真正自己国家的库尔德人也开始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
　　今天世界上有3千5百万库尔德人，远远超过世界上犹太人的总和（约1千5百万人）。
　　在锡安主义诞生之前，犹太人一直散居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二十世纪初，在犹太人今天建立国家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占了约96%，拥有99%的土地，但是犹太人在英美的帮助下，在巴勒斯坦驱赶走了大量原住民，把她变成了犹太人的国家。
　　而几千年来，库尔德人在中东一直有他们相对固定的家园。但是直到今天，库尔德人还没有自己的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库尔德人一次又一次地抗争。英美一次又一次地用建国的许诺欺骗库尔德人，借库尔德人打击他们不喜欢的中东政权；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英美抛弃库尔德人，听任他们被镇压、被屠杀。
　　洛桑协议
　　20世纪初，库尔德人的家园由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统治。
　　1914年，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手。
　　在中东，英国为了打败奥斯曼帝国和加强自己在中东的控制权，开始支持中东的许多民族主义。英国开始联系麦加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哈希姆家族，挑动他率领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起义；许诺他们在战后建立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
　　同一时期，1919年，英国向库尔德人的长老马赫穆德 ﹒巴尔赞吉（Mahmud Barzanji）承诺，战后将建立一个库尔德国家，以换取库尔德人对抗奥斯曼帝国。
　　另外，英国向犹太锡安主义者许诺，战后将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以换取美国欧洲犹太人的支持，这就是着名的《贝尔福宣言》。
　　一次大战以英美法胜利和德国失败告终。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败国失去了中东的统治地位。然而，战后英国和法国瓜分了中东，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没有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
　　不过，英国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人的家园，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前身。
　　一战后1920年，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在法国塞夫尔签订了《塞夫尔条约》，条约为可能的库尔德斯坦分配了一份土地。

　　然而，由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接受《塞夫尔条约》，这就是土耳其独立战争。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最后取胜，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1924年，英法等国与凯末尔签署了《洛桑条约》， 取代了《塞夫尔条约》。
　　《洛桑条约》中取消了库尔德国家。对于英法，土耳其比库尔德更重要。
　　当初和英国人订约的库尔德人长老巴尔赞吉起义反抗英国和土耳其人。在一次交战中巴尔赞吉受伤被英国人捕获，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流放到印度。
　　今天，在中东，库尔德人（下图深棕色）和阿拉伯人（下图黄色）、土耳其人（下图绿色）、波斯人（下图橘色）同为几大主要民族。

　　但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都有以自己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库尔德人没有。
　　当代的库尔德人散居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所以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四个国家均视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为寇仇。因为同样的原因，美国一次次背弃对库尔德人独立的支持 —— 因为美国支持库尔德人的独立，就意味着得罪四个中东大国，这不是美国利益允许的。
　　但是，这不妨碍美国一次次利用库尔德人打击他们不喜爱的中东政权和势力。
　　库尔德还是萨达姆？
　　一战后，英法瓜分了中东：法国占了叙利亚，英国占了伊拉克。当初与英国订约的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王子被法国人赶出叙利亚。之后，英国因为伊拉克内部不稳，于是立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建立哈希姆王朝。1932年伊拉克独立，英国托管结束。1958年，伊拉克军事政变，哈希姆王朝被推翻，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在1958年至1963年，统治伊拉克的是军事强人阿卜杜勒 · 卡里姆 · 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
　　卡西姆一改伊拉克王朝时的亲西方政策，开始亲苏、反犹，使美国大为光火。于是美国开始武装伊拉克库尔德人，煽动库尔德人对卡西姆政权起义。
　　同时，美国也支持其他伊拉克其他反卡西姆势力，其中包括年轻的萨达姆 · 侯赛因。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上台。1979年，复兴党的萨达姆﹒侯赛因上位，开始了二十多年的独裁统治。
　　美国能接受的萨达姆上台后，美国立即切断了对库尔德人的援助。同时，美国向新伊拉克政府提供了凝固汽油弹，以对付反抗的库尔德人。
　　哈贾拉比化武大屠杀
　　现在都知道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敌人是伊朗。但很长时间，伊朗与西方并没有多少矛盾。
　　矛盾始于1953年，伊朗民主选举摩萨台为总理。摩萨台上台后，议会决定将伊朗石油国有化，以限制英国攫取大量石油利润。于是英国决定推翻伊朗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1953年8月，美国CIA与伊朗军方亲美派合作，坦克军团开进德黑兰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把巴列维扶植为绝对君主。政变后，英美石油公司得以重新进驻伊朗，获取高额石油利润。
　　巴列维在美国支持下独裁。实行新闻管制，迫害﹑监禁甚至处决异见人士。
　　1978年1月，伊朗发生大规模示威，罢工瘫痪了整个国家。1979年1月，巴列维被迫流亡海外。两星期后，在外流亡了15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伊朗人欢迎。2月，叛军击败了忠于巴列维的部队，这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1979年10月，被废黜的巴列维国王前往美国，而很多伊朗人认为美国可能籍巴列维再次发动类似1953年的政变。11月4日，数百名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压了66名人质。人质中的女性﹑黑人和病人很快获释，剩下的52人一直被扣押。
　　伊朗向美国提出了释放人质的条件：遣返被废黜的国王，为1953年的政变向伊朗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干涉伊朗。被美国拒绝。
　　1980年11月，里根击败卡特当上总统。不久后在中间人的帮助下开始与伊朗谈判。1981年1月20日，在里根的总统就职典礼后几分钟，所有的人质被释放。
　　198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突然入侵伊朗。开始了八年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在两伊战争战争中，多次对伊朗士兵和平民使用化学武器。里根和美国政府对此很清楚，但他们对外假装不知道。里根传达给手下的指示是：我不在乎伊拉克是不是使用化学武器，我在乎的是伊拉克不能输给伊朗。
　　1988年，两伊战争即将结束时，伊朗占有优势。3月，伊朗占领了两伊边界库尔德斯坦的城市哈拉卜贾（Halabja），得到当地与萨达姆政府不合的库尔德武装支持。
　　3月16日，伊朗军占领哈拉卜贾48小时后，萨达姆的政府军空袭哈拉卜贾。然后，飞机开始向平民区投掷化学毒气弹。
　　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下午两点，轰炸停止后，我们开始听到听起来像金属片掉在地上的声音。我当时不知是什么。
　　然后，发生了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的事情：一个巨大的、奇怪的声音响起，然后一个人冲进屋里，大喊：“煤气！煤气！’我们赶紧冲进汽车，关紧车窗。我看到窗外人们躺在地上，吐出一种绿色的液体；而其他人则歇斯底里地狂笑，笑着笑着倒到地上。
　　我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周围散布着数百具尸体。
　　这种情景无法用语言描述：鸟类开始从巢中掉落；然后是其他动物，然后是人类。那是彻底的大灭绝。“
　　哈拉卜贾化武屠杀的当天，有5000人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其实，当时伊朗军队已经离开该镇，死去的几乎都是库尔德平民, 包括老人，妇女，孩子，和新生的婴儿。
　　化武的灾难一直延续至今，造成大量癌症和畸形婴儿。
　　哈拉卜贾大屠杀之前，美国CIA早已知道萨达姆可能会对库尔德地区使用化武，但他们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大屠杀之后，里根和美国政府对此不置一词。
　　直到2003年为入侵伊拉克造舆论的时候，小布什才翻出萨达姆使用化武的罪状。
　　海湾战争中的棋子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拉克时，乔治 · H · W· 布什在电视上向伊拉克人民喊话：“伊拉克军方和伊拉克人民要把伊拉克的命运交到自己手中，你们应该迫使独裁者萨达姆 · 侯赛因下台。”
　　布什的喊话，被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听到了：他们开始反抗萨达姆。
　　海湾战争美国很快胜利了：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于是，聪明的老布什见好就收地退出了战争。然后，萨达姆开始大批屠杀了全国各地的反抗过他的人，包括大量的库尔德人。
　　美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解释说：老布什从不支持库尔德人和什叶派人对萨达姆的叛乱，也不支持伊拉克的任何民主运动。因为萨达姆的铁腕，“把伊拉克捏在一起，这使美国盟国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感到满意。” 美国、沙特、土耳其都希望一个军事强人下的伊拉克，而不是一个普通民众管理的伊拉克。
　　库尔德勇士抵抗ISIS
　　小布什和他父亲一样成了美国总统，但小布什并没有继承他父亲在国际事务上的智慧。
　　2003年，小布什发动了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
　　我们知道，和很多殖民地划分的国家一样，伊拉克是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拼凑起来一个国家。伊拉克缺乏真正的民族共识：她的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有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裂痕和矛盾。这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老布什为什么不愿意干掉萨达姆。
　　伊拉克什叶派为主，但当时统治伊拉克的萨达姆是逊尼派。
　　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无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控制伊拉克的政权。相反，美国入侵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从此一个暴利引起另一个暴力，一个仇恨引起另一个仇恨。仅仅到2006年，就有65万伊拉克人死于伊拉克入侵引起的暴力。
　　美国入侵伊拉克不久，做了一件不能想象的愚蠢的举动：下令解散伊拉克政府军。一夜之间，这些强壮有为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的青壮男性，成了愤懑的无业游民。他们后来很多成了ISIS的主力军。
　　后来诞生的ISIS伊斯兰国，主体是逊尼穆斯林，伊拉克战争后他们不少失去工作甚至失去谋生之路，然后他们把一腔怒火发泄在什叶派穆斯林头上。当ISIS用仇恨招兵买马时，他们加入了ISIS。
　　ISIS真正开始长大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伊拉克和叙利亚开始内乱。
　　ISIS逐渐长大，2014年六月，ISIS军队攻下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伊拉克政府军溃不成军，纷纷逃窜。当时被内战搞得焦头烂额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无力还击。而美国不愿在中东土地上牺牲一兵一卒。
　　在ISIS所向披靡的时候，站起了勇敢的库尔德人。他们开始保卫自己的家园，迎战残暴的ISIS。
　　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库尔德人一直是他们最坚定的盟友。直到2011年美军离开伊拉克，在库尔德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美国士兵丧生。当伊拉克其他地区一片混乱时，只有库尔德地区在实现美国推崇的梦想：库尔德自治区是亲西方的、基本民主的、基本世俗的、并且在经济上走向繁荣。
　　奥巴马在2014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库尔德政府 “正在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运作。”
　　2014年，当ISIS大规模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时，美国、库尔德和国际力量开始联合向ISIS开战。但是，美国主要是提供武器和空中打击，地面战斗几乎全由库尔德人承担。这就是为什么在反ISIS的战争中，库尔德民族牺牲了一万一千名将士，而美国只牺牲了八名士兵。
　　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库尔德人为首的反ISIS武装 —— “叙利亚民主力量”——冲锋陷阵，彻底逆转了战局。2017年底，ISIS丢掉了它占据的95%的地盘，包括它先前占领的伊拉克的摩苏尔和叙利亚ISIS“首府”拉卡。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乘胜追击，2018年12月14日，他们攻下了ISIS占领的最后一个城镇。12月9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ISIS的胜利。

库尔德牺牲战士葬礼

　　在库尔德人对ISIS节节胜利的时候，有一个政府开始焦虑：土耳其。
　　土耳其对库尔德人一直极度压制。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饱受歧视，很长时间他们不被允许说自己的语言。而倔强的库尔德人也一直不停地反抗土耳其。
　　土耳其人非常害怕自己境内的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联合起来。
　　多年来土耳其是美国西方在中东的战略伙伴和北约成员，所以西方一直不愿意得罪它。对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迫害甚至杀戮，西方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14年开始和库尔德人联合打击ISIS后，美国一直小心翼翼不激怒土耳其。美国说服叙利亚库尔德人把他们的武装YPG（人民保护部队）改名为“叙利亚民主力量”， 并招收其他民族入伍。实际上“叙利亚民主力量”有40%是阿拉伯人、叙利亚土耳其族人和其他民族。美国还说服库尔德人不要在叙土边境建碉堡或其它军事设施。
　　但是土耳其并没有因此减少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忌惮，也没有放弃打击他们的计划。
　　川普背叛库尔德人
　　2018年12月，川普下令美国军队从叙利亚撤出。这道命令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因此辞职表示抗议。
　　川普政府后来改了主意：叙利亚的撤军命令没有真正实施。美国军队继续留在叙利亚。
　　后来川普没有再提撤军的事。直到今年10月6日。
　　10月6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后，川普马上下令美国军队离开叙土边境。为将要进行的土耳其进入叙利亚扫荡库尔德人的行动开绿灯。
　　10月9日，土耳其军队大批进入叙利亚。混乱开始：库尔德人被杀害，平民逃离家园，ISIS俘虏逃跑 ……
　　几天后，在土耳其军队的打击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达成协议：阿萨德同意派兵保护库尔德人。
　　美国一直憎恶阿萨德政府，因为它在叙利亚的残酷统治和它的亲俄亲伊朗立场。在叙利亚内战中，美国曾试图借反对势力推翻阿萨德，但后来出于不希望ISIS在叙利亚上台的考虑，美国暂时放弃了推翻阿萨德的计划。
　　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显然是最亲美的一股力量。本来，库尔德人可以作为美国在叙利亚限制阿萨德和扩大自己势力的杠杆。然而这次，美国抛弃了库尔德人：美国抛弃了自己的朋友，把朋友推向敌人。

川普和埃尔多安

　　没有人能解读川普为什么这样做。尽管美国政府多半个世纪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和背弃库尔德人，但他们的每次背信弃义多少还顶着美国利益的借口，多多少少符合美国短期的、狭隘的、物质的利益。
　　然而，这一次川普对库尔德人的背叛，不仅是赤裸裸的道义丑闻，也与美国的所有利益背道而驰。
　　即使是卸磨杀驴和兔死狗烹，也应该是磨完面打完兔之后。而这次川普是：杀死正在磨面的驴和正在打猎的狗。
　　川普的指令是为了土耳其安卡拉的川普大楼？还是为了完成普京的指令？或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弹劾的关注？都有可能，都无法完全解释。
　　只有等将来历史来回答。
　　库尔德女战士
　　当西方与库尔德人联合打击ISIS时，一些西方记者来到库尔德军中采访。这些记者发现库尔德军队中原来有不少女兵：可能高达30%到40%。
　　很多记者报导了这些女兵。当异国的、美丽的、英姿飒爽的库尔德女兵的照片登上西方媒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一切非常非常浪漫。
　　其实，这是很少人能够想象的残酷。
　　2018年，土耳其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在叙利亚袭击一个库尔德人的村庄，杀死了一些库尔德人。之后，土耳其人把他们的战果放上互联网。视频上有一个镜头是：十来个持枪的土耳其一方男兵，围着一个被切割的女性尸体。
　　这个被杀死被切割的女子，是一个叫巴琳的库尔德女兵，她在国际反ISIS联盟下的库尔德军中服役。
　　这就是千百库尔德女兵每天面对的现实。
　　一个记者采访女兵后说：“不要把这一切浪漫化。归根结蒂，这是一场战争，每天人们都在死去。对于她们中的很多人，参军是因为别无选择。”
　　这些库尔德女性参军有不同的原因：很多人是因为极端残酷的、对妇女尤其残酷的ISIS、占领了她们的家园；但也有的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强迫的婚姻 —— 虽然和一些其他穆斯林民族相比，库尔德人中女性地位较高，但在很多地区，强迫婚姻依然普遍。
　　2015年，尽管受到保守宗教团体的抵制，在库尔德女战士的推动下，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通过法律：将家暴、强迫婚姻和一夫多妻定为非法。并成立了一个由女性警察组成的部门执行该法律。
　　这条法律诞生后，叙利亚西库尔德斯坦的一个叫亚细亚﹒安塔尔（Asia Ramazan Antar）的18岁的女孩子，勇敢地离了婚 —— 她不接受这桩包办的婚姻。
　　离了婚的亚细亚参军抵抗ISIS。参军后她改名维扬（Viyan）。维扬成了一名机枪手。她是一位非常勇敢的战士。
　　一年后，2016年8月30日， 在解放叙利亚城市曼比季的战役中，维扬牺牲了。
　　2015年，一位西方记者将维扬的照片登在西方媒体上。有的媒体惊呼她像美国影星安吉丽娜 · 朱莉，有的说她像西班牙影星佩内洛普·克鲁兹。在维扬牺牲后，一些媒体的报导的题目是：“库尔德的安吉丽娜 · 朱莉死了” 。
　　维扬的战友和许多库尔德人对西方媒体这样的报导难以接受。他们说：判定一个人的不是他/她的外表和体型，库尔德人最崇尚的是为共同的理想而牺牲。
　　一位库尔德男战士说：“我们希望赋予妇女应有的社会地位，让她们拥有自己的命运。维扬为这一理想而牺牲。而在西方媒体上，没有人谈论她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
　　一位维扬的女战友拿出她牺牲的战友们的照片：“看看她们，她们每一位都是天使，她们每一位都非常美丽。您不能仅仅因为哪一位看起来像好莱坞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或朱莉娅·罗伯茨而区别对待。我的战友和好莱坞女星之间没有共同点。她们宁愿死，也不愿生活在世界上最反妇女的ISIS的统治之下。”
　　……
　　在川普下令美国撤军和土耳其入侵之后，一位库尔德人说：“历史会记住的。历史会记住库尔德人是不惧牺牲的勇士，历史会记住唐纳德﹒川普是耻辱的懦夫。”

　　下面是维扬2016年的照片。历史也会记住维扬：她是一个勇敢的库尔德战士，她是一个为理想牺牲的人。

　　【作者简介】子皮，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巴黎大学博士。现居美国。职业金融量化分析。近年开始写字。作品发表于电子平台、《青年作家》、《文综》及其它丛书。曾获法拉盛海外华语诗歌节奖。

来源时间：2019/10/16   发布时间：2019/10/15

旧文章ID：19831

作者：柯文思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Better Angels – Behind the Scenes

　　“我把中国和美国看作两个不同的部落，隔着大片水域的灌木丛，互相关注着对方，互相也都不清楚河的对岸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河对岸的那些人到底是敌是友。”
　　“我觉得现在是轮到中国讲故事的时候了。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害怕所谓崛起的中国。这并不因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只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不是敌人。努力让14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她正在做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来摆脱贫困。”
　　“如果全球最大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够相互开诚布公，能够在一些互利共赢的事情上合作，面临分歧的时候能够尊重彼此的差异，不只是中美两国会受益，全世界的日子都会好过一些。”

　　以下是演讲内容节选：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电影，这部电影叫做《善良的天使》，是我在6年前也就是2013年拍的，讲述的是未来中美关系。
　　2013年，中美之间已经有一些紧张关系了，美国国内也在广泛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我不是一个中国专家，我不会说普通话，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政治家。
　　但我是一个制片人。我的工作其实就是讲述人的故事，我认为通过更多相关故事、更广泛的事实，也许能让大家去了解更多之前不了解的事情。
　　但是，在刚开拍《善良的天使》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没用讲故事的形式，而用了和专家对话的形式，和满腹经纶的政治家、银行家、经济学家对话，其结果像噩梦一样的糟糕。
　　我很快意识到我的电影像是做成了一个电台节目，让人昏昏欲睡。因为它很无趣，没有生命，没有灵魂。
　　我即刻停了下来，重新开始构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透过表象、从人类学的角度拍摄这部电影。
　　我把中国和美国看作两个不同的部落，隔着大片水域的灌木丛，互相关注着对方，互相也都不清楚河的对岸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河对岸的那些人到底是敌是友。
　　有趣的是，六年过去了中美之间现在似乎依然如此。
　　《善良的天使》是由美方出资拍摄的，这个片子也主要是为美国观众拍的，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其实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要比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赞扬。赞扬美国的宣传机构、好莱坞电影、电视、出版物以及活跃的学术文化生活。
　　我来自英国，但我从小是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我认为我非常了解美国。我想我们都认为自己了解美国。这很棒，说明美国人讲故事的能力非常强，中国在这方面就略有欠缺。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世界极度地需要了解你的时候，中国需要在介绍自己方面做得再好一些。你看几百年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我觉得现在轮到中国讲故事了。
　　我们希望通过《善良的天使》这部电影尝试去平衡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然，这个时候不太好继续去讲述这部影片，因为你们可能都没有看过，显然此刻我也不太可能让你们看全片，但是可以看一下预告片。
　　这是我们制作的吸引美国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预告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然后再来继续讨论。

《善良的天使》

　　大家有没有在影片最后听见基辛格先生的话？我们会面临冲突吗？基辛格先生说会的，如果我做了这部电影的话。这并不是他的原话，但是他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可能会被威胁，可能会被批判，可能会被排斥。
　　的确这个就是我拍了这部电影之后的待遇。我被称作美国的卖国贼。尽管我是个英国人。
　　所以很明显的中美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对现在的情况做出一些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我拍了《善良的天使》，我希望至少能够给美国人打开一扇窗户，去观察这利害攸关的两国关系，了解自己，了解中国人民。
　　于是就有了这部电影。

　　这个人是麦蒙·玛塔，他是来自于得克萨斯州的老师，一位橄榄球教练，他到中国来找工作。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拍了他，他在学校里教学生美式橄榄球，中国的学生们很喜欢他，他连续两年被评为年度最佳教师。
　　麦蒙让学生们认识到美式橄榄球的核心是要像一个团队一样去思考，并且合作，这个就是团队合作。等他的学生们踢完橄榄球回到教室，他们会把这个思维以及协作方式带入到他们的学习当中，这些学生的成绩都提高了。
　　儒家的教育体系强调的是个人的杰出和成就。麦蒙的学生们之前从未被鼓励要相互合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创新，对于他在德州的学生来说可能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却在中国学生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杰出表现使他得以升职加薪，他的中国太太也非常地高兴。
　　影片的后面，我们还讲了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李绵军。

　　他从小就是一个数学神童，他一直热爱算盘，这个长久以来被更多的应用在店铺中的，有着悠久历史的来自中国的计算工具。
　　李先生发现算盘其实可以用来教授数学，特别是教小孩子。而且孩子们会学得非常好。我们对此有些怀疑，我们就和李先生来到了洛杉矶。
　　我们带着他和他的算盘来到了洛杉矶中南部，一所西班牙裔学生为主的学校。这个地区非常贫穷。
　　结果非常惊人，不到两个小时，七岁的孩子就学会用算盘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
　　我数学很差，我多希望我小时候能有这样的教学方法，这很了不起。这件事令我叹服，希望对观众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西方人通常都很难让我们的孩子对数学产生兴趣，用这个古老的中国发明或许能说服他们。
　　这两个关于教育的故事是想要提醒我们的观众，中美都不要垄断这些好的创意，而且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够互相学习彼此受益。
　　我拍这个电影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我以为我拍摄讲述中美的电影就肯定主要在美国和中国两地拍，事实证明我错了。
　　当我开始拍摄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大国。要准确地评价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要走遍全球去了解中国真正的面貌。去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
　　这对我的投资人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消息，我觉得他们绝不会原谅我，但是上帝保佑他们，他们还是继续给我投资了。于是我们到了非洲、到了中东、穿越了欧洲。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保旺礼先生。
　　他是一名中国的工程师，帮助当地在青尼罗河上游建造一架作为交通要道的桥梁。那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26岁的 保先生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儿子，但他从没见过。
　　妻子生产的时候他没能在身边，而且由于地处偏远，他一周只能给妻子打一次电话。
　　保先生在埃塞俄比亚的任期是3年，实际上他待了5年，只在18个月的时候回了一次家。
　　他和他的家人愿意接受这种牺牲。因为对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来说，在非洲领到的薪水会比在中国要高很多。
　　我们向美国人讲述保先生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很特殊，相反，是因为他很平常。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有着数不清的像保先生这样的故事。
　　数不清的家庭天各一方，4000万留守儿童只能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们的父母亲在城市里寻找工作，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

　　我们在西方能看到或听到一些关于中国的非凡变革，但或许我们无法充分了解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有的这些撑起了中国的经济崛起。
　　《善良的天使》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人的面貌、中国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以促成两国间更好的理解。尽管在西方，有一些人还在尽力妖魔化中国。
　　讽刺的是，我们也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其实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尤其是说到创新、勤奋、创造力、开拓精神，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拍摄《善良的天使》。拍摄刚结束的时候，收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特朗普成了美国的总统。更糟糕的是他兑现了竞选期间的承诺，对中国采取更加敌对的立场。
　　在这个特朗普时期，我们手上竟然有一部奥巴马时代的电影。想想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投资人，他们这个时候很焦虑。我们必须再来一遍。
　　当然，不能从头开始，但我们需要重新调整，让它适合这个新时期并能保持话题性。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很奇怪，特朗普总统非常执着于中国。他不断征收越来越多的惩罚性的关税，这使得我们这部已经六年的电影在现在看来仍然是一部契合时代并有话题性的电影。
　　我承认我并不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但我觉得欠他一个人情。因为每当他开口说话，似乎都是在为我们的电影做宣传，而我们还不用付给他钱。
　　所以，在这几年的环行世界去拍摄这部讲述大国关系的电影的过程中，我有哪些见解和观察，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首先我认为不应该把中国视为敌人。
　　努力让14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她正在做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来摆脱贫困。
　　落后的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任何可行的方式向前追赶，这没什么可被质疑的。中国从国外学习到了很多创新、发明、技术，这没什么可被指责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要发展、要转型，他还能做什么呢？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 全球的知识产权的“窃取者”又是谁呢？谁能猜到？美国也曾面不改色地拿来主义的使用、改造来自英国和西欧的技术。
　　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同意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他们应该继续谈判，改善贸易规则，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发动这场没有任何赢家的贸易战。
　　其实中国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替罪羊，经常被指控抢走了就业机会。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把就业机会抢走了，这些决定是由美国做出的，是由希望保持竞争力的美国工厂主们做出的。
　　《善良的天使》中我们也呈现了俄亥俄州中西部的那些工人们发生了什么。所有那里发生的事情现在也发生在中国工人的面前，他们也面临着竞争和失业。工作机会流向了劳动力更低廉的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残酷的事实就是，全球化对于它的受害者来说是一样的。
　　在拍了《善良的天使》之后的现在，我不是亲华分子，我也不支持现任美国政府的“胡作非为”，但是我支持中美之间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如果全球最大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够相互开诚布公，能够在一些互利共赢的事情上合作（例如气候变化），面临分歧的时候能够尊重彼此的差异，不只是中美两国会受益，全世界的日子都会好过一些。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人应该更多地来了解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和他的人民，而且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
　　西方有很多人依然害怕中国的崛起，但是我们应该要记住，中国其实不是在崛起，而是在复兴。
　　过去五千年，中国文化对于全人类的文明都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已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强国，中国人民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
　　我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年当中，理智能够占据上风，暂时的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当两国能够真诚、互利的合作的时候，我们肯定能从这个独特又非凡的国家获得更多益处。
　　感谢大家！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And let me first say a sincere thank you to CDF for asking me to be here.
　　Um, but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a film that I was approached to make. A little while ago, 2013, so six years ago now,  the film is called ‘Better Angels’. And it’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ensions in 2013 had been developing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there’s a great deal of discussion in the States about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So, um, back then I was no expert on China. And I have to confess that I am still no expert on your country. I don’t speak mandarin, I’m not an academic. I’m not a political scientist.
　　I’m a filmmaker. And to do my job, what I need to do is to tell stories about people, which hopefully will have some relevance, some wider truth, and maybe kind of have some access to some realizations that you know unknown for people.
　　However, when I started making better angels, I made a big mistake because I didn’t start by, looking at telling stories. I started by talking to a lot of experts. I talked to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bankers, to economists, to all kinds of academics, in book-filled rooms. And it was a nightmare. It was awful.
　　And I realized very quickly that I was making a film which was kind of like a radio show with a light on. It was a guaranteed cure for insomnia. Because it just wasn’t interesting. And it didn’t have a pulse. It didn’t have a heart.
　　So I stopped and I wen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and I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even begin to scratch the surface of the subject was to make an anthropological film to look at China and America as if they were to tribes two alien tribes, kind of staring at each other through the undergrowth across the large body of water and not really knowing how to kind of assess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Those guys on the other side were they friends? Or were they foes?
　　And interestingly, that still seems to be the operative question today.
　　‘Better Angels’ was financed by Americans, and it was made mostly for an American audience. Why? Because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average Chinese man on the street pretty much understands America far better than the average American understands China.
　　Why? Because I think it’s a in a sense, it’s a tribute. It’s a tribute to the American propaganda machine, to Hollywood to movies, to television, to a free press, to an activ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I’m English, but you know, growing up, I was raised on American movies and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series as a teenager. I thought I understood America pretty well. I think we all think we understand America. And, that’s great. Americans have always been wonderful telling their own story. China, not so good.
　　But one would like to think that this moment in history, when the world desperately needs to understand your country. China should be doing a better job of telling its own story. America has done it for century marvelously.
　　I have to say, I think it’s China’s turn.
　　‘Better Angels’ is our small attempt to rebalance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deficit that exists. Now, it’s tricky to speak about a film that probably most of you here have not seen. So perhaps, I can start by showing you not the movie, obviously, but the trailer for the film, the trailer that we made to show to Americans to get Americans into the movie theaters. So let’s just, I’ll shut up for a second. Look at that, and then we can discuss it. Thank you.
　　Oh, did you hear Kissinger at the end? If we are to clash? Henry Kissinger told me that if I made this film, I would be, um, he used more colorful language, but I will not use that language, but I will say that. He said I would be threatened. I would be criticized. I would be ostracized.
　　Um, and it seems to be happening. I’ve been called an American traitor despite the fact I’m British.
　　But it’s clear that we have a problem, right? It’s clear that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So that’s why we made ‘Better Angels’ to try and at least open a little window of insight for Americans into what this relationship had at stake and who you were, who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so the film’s approach.
　　This is Memo Mata. Memo was a Texan, a teacher and the football coach who came to China looking for a job.
　　We filmed him in Shanghai, where he’d just been voted twice teacher of the year for getting great results out of his young Chinese students by teaching them American football. Now Memo discovered the fundamentals of football, which I know nothing about.
　　Thinking as a team working and cooperating together, what he called group work meant that once his kids got back into the class, they applied those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ng to their schoolwork. The class work on their scores went up.
　　In a Confucian education system where individual excellence and achievement is valued, Memo’s kids had never ever been encouraged to work together. And that simple innovation, which would have been second nature to his kids in Texas, made a measurable difference here in China. For his excellence. He was given a raise. He was given a promotion, and his wife, who was Chinese, was delighted.
　　A little later in the film, we balance Memo story with the story of this man. His name is Li Mianjun. And as a kid, he was a Math prodigy, who developed a lifelong love for the abacus, the centuries old Chinese calculating device that was used for centuries, principally as a merchant store.
　　Mr. Li discovered that the abacus could be re-purposed to teach math to little kids. And he could get extraordinary results. So we were a little skeptical of this. And we took Mr. Li to Los Angeles.
　　We took him and his abacus to a largely Hispanic school in south central Los Angeles, which is a poor neighborhood.
　　The results were amazing. In less than two hours, seven-year-olds were using the abacus to solve complicated math problems.
　　I was terrible at Math. I mean, I would love to have had this when I was a kid, it was remarkable. It was a revelation and a compelling lesson for me. And I hope for our audience. And what can be achieved if we in the west who struggle mightily to engage our kids,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Math, if we could be persuaded to utilize this ancient Chinese invention.
　　The point of these two stories, two education stories to remind our audience that neither China nor America have a monopoly on good ideas. And we really can learn and benefit from each others knowledge, if the willingness is there.
　　A second big mistake that I made making this film was that I thought if I was making a film about America and China that I’d be largely shooting in America and China. I was wrong because what I failed to appreciate when I started making the movie was that China is a global power. And to get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China today, you have to go all over the world to see how China is in the world.
　　This was terrible news for my finances. And I don’t think they will ever forgive me, but god bless them, they kept the money coming. And so we went to Africa. We went to the middle east, across Europe.
　　And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story about, a place that we went in Ethiopia, where we came across this guy called Bao Wangli. He was a Chinese engineer helping to build a desperately-needed bridge, up near the headwaters of the Blue Nile. It’s very remote.
　　Bao was twenty-six and married with a son he’d never met.
　　He wasn’t there when his young wife gave birth. And because of his geographic isolation, he could only call her once a week by cell phone. Bao’s Ethiopian assignment was for three years. He actually stayed for five with one home visit after eighteen months.
　　This was a huge sacrifice that he and his family willingly made, because the pay was better for a young engineer in Africa, than it might have been had he stayed in China.
　　And we told Bao’s story to Americans, not because it was unusual, but precisely because it was not unusual. It’s all too familiar to the Chinese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since China’s opening up, there have been millions of Bao’s stories.
　　Countless families have been separated, forty million left behind children being raised by their grandparents, while their mothers and fathers are in China’s cities trying to find work and money and save for a better life.
　　We in the West see and hear about the extraordinary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ut perhaps we don’t sufficiently comprehend the tremendous price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paid this huge sacrifice that has been made. This supporte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What ‘Better Angels’ was trying to do was to put a human face o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o forg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of some of the folks in the west who demonize China.
　　Ironically, we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 are fundamentally far more similar than they are different. When it comes to innovation, hard work, creativity, entrepreneurship, indisputably these two countries lead the world. I’m going to steal a line from Tom Friedman, who I just watched, give a lovely speech. He said America and China ar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 wish I had written that.
　　We made ‘Better Angels’. It took us three years. And then it came as a shock, just as we were finishing the movie when Donald Trump became the US President. And worse than that, he followed through on his campaign pledge to take a much more adversarial and confrontational stance towards China. Suddenly, unexpectedly we had an Obama era movie in the age of Trump.
　　You remember those finances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They were not happy. So we had to start again. Uh, we didn’t start from scratch, but we needed to recalibrate our film and make it topical and relevant for these new times.
　　But oddly, and certainly unexpectedly to me, President Trump’s continued obsession with China and his imposition of ever more punitive tariffs has meant that our now six year old movie is still relevant and pertinent. Today it’s still a big story.
　　And although I confess, I’m not a huge fan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 feel we do owe Trump a debt, because every time he opens his mouth, he seems to sell our movie and we don’t have to pay him.
　　So after years of continually traveling around China in the world, making a film about an increasingly vexed super power relationships. What insights and observations have I made, and what conclusions have I drawn?
　　First, I feel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seen as an enemy.
　　In trying to rais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1.4 billion people, it’s doing what any nation would do to pull itself out of poverty and privation.
　　Countries that are lagging behind of always try to play catch up by pretty much any means that work. It’s indisputable. The China has appropriated ideas, innovations, technologies from abroad. There shouldn’t be any blame for that. It’s understandable. When a country is transitioning out of underdevelopment, what can we expect?
　　And who was the world’s preeminent IP thief at the end of the 19th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o can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shamelessly appropriated, adopted, adapted, and often improved technologies born in Britain, in western Europe。
　　If onl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agree on how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which is why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negotiate, to try to find improved trade rules, that can be of a mutual benefit. Instead of waging this unwinnable trade war, which benefits neither side.
　　China has been made the whipping boy for rising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stantly been accused of job stealing. It wasn’t the Chinese who shipped those jobs to China. Those decisions were made in America, and they were made by factory owners who wanted to stay competitive.
　　And interestingly, in ‘Better Angels’, we show that what happened to those factory workers in the mid-west, in Ohio, all across the mid-west is now beginning to happen here in China to Chinese factory workers, because they are facing competition and losing their jobs to even cheaper competitors i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hard truth is that globalization is agnostic with respect to its victims.
　　After six years of shooting ‘Better Angels’, I’m not pro-China and I’m not pro the shenanigans of the Present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But I am pro China and America getting along because to me that’s plain commonsense.
　　If the world’s two great superpowers can deal with each other openly and honestly, working together on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like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while respecting each other’s differences when the inevitable disagreements happen. And not only will the US and China benefit, but the whole world will sleep easier.
　　Perhaps it’s tim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amazing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nd accord China the respect it deserves.
　　Many in the west still fear the rise of China, but it wouldn’t hurt to remember that it’s less arise than it is a renaissance of a civilization that has contributed immeasurably to the sum of human knowledge for close to 5000 years. In the space of just forty years, China has reinvented itself as a technological super state that can compete with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 achievement for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can be justifiably proud.
　　I can only hope that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ahead, level heads might sooner or later prevail and that our conflicts prove temporary and resolvable for we surely have more to gain from this unique and extraordinary country when inflammatory provocation is replaced by sincere,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柯文思
　　导演、编剧，两届奥斯卡奖得主
　　世界知名导演，好莱坞剧本医生，奥斯卡评委会成员，从事纪录片和剧情片创作30余年，拍摄足迹遍布全世界80多个国家，作品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包括4次奥斯卡提名、2座奥斯卡奖、16座艾美奖、5座有线电视杰出奖等。
　　柯文思担任了2015年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2016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评委，2018年北京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特邀嘉宾；并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来源时间：2019/10/15   发布时间：2019/10/15

旧文章ID：19829

作者：江忆恩  来源：国政前沿通讯

　　主要观点
　　华盛顿目前将中国描述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者，或者对“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的挑战者。华盛顿决策层，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总统时代美国开始追求的“接触”战略已经失败。
　　"接触失败"的想法，基于两个经验主张和一个反事实主张，这些假定大多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没有事实根据。第一个经验主义的说法是，接触的目的是让中国对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作出承诺，但事实上美国基本上未能改变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国际规范和制度的拥护。第二个经验主义观点认为，接触的目的是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朝向美国西方的方向发展，由于这些目的没有实现因此很多人说“接触”失败了。反事实的说法是，如果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接触战略，美国今天会过得更好，因为它会更早地准备好与中国竞争或有效遏制中国。
　　江忆恩分别对上述三个理由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第一个经验主义的主张夸大了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独特程度，夸大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忽略了中国在对待国际规范和制度时，与美国相比其理解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第二种经验主张过分简化了支持“接触”的政治家和学者所提出的更复杂的因果论证。至于反事实的主张，显得不值一驳，因为反对接触战略的人没能考虑其他同样可信的可替代历史。
　　"接触已经失败"论点中的第一个经验主义论断是，接触未能使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支持者。相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在华盛顿，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观点。
　　然而，这种声称中国构成了对美国单一自由秩序的修正主义挑战的说法，却遭遇了一些概念上和经验上的问题。归根结底，这种说法不加批判地假设存在着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同质性的自由世界秩序。而且，很多学者研究了中国在不同国际机构中的参与情况，他们认为，中国处理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方式是多元的，上述观点过分简化了中国处理国际秩序的各种方式。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对"秩序"的遵守程度取决于其遵守的是哪种秩序。
　　简而言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单一的、始终如一的自由世界秩序，但有多种秩序，有些是中国强烈支持的，有些是中国强烈反对的，有些是中国时断时续支持的。把中国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方式的变化，用一种过时的二元论——现状国和修正国——加以总结，得出中国拒绝美国主导的单一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的结论，这种做法在概念上、经验上、甚至政策上都没有意义。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接触政策旨在将中国与其中一些秩序捆绑在一起，并影响中国对这些秩序的行为。
　　第二个经验主义观点是建立在扭曲对方观点的稻草人论点之上的，这在当前的叙述中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按照当前的说法，衡量美国接触成败的一个主要标准是，中国是否会在政治制度上朝向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由于这种目标没有实现，“接触”一直是失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接触政策，正如接触政策支持者所预测的那样，这似乎有助于政治和社会朝向美国希望方向发展。中国政府是否会对这些态度和偏好做出积极回应就不那么确定了，这取决于中国的执政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外部对中国人权的压力。无论如何，根据接触政策支持者们的论点，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变化这一积极结果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接触政策的主要目标。
　　最后，抛开"接触失败"观点的概念和经验问题，其支持者需要更仔细地思考另一个反事实。如果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采取对中国的接触政策，那么美国其实本可以更早地调动能力和资源与中国打交道，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利益比现在更加安全。1949年—1969年美国没有采取接触政策，才是错误的。
　　但从逻辑上讲,"接触失败"的倡导者还必须对其它同样似是而非、但不那么乐观的反事实历史给出强有力的论据。美国不采取接触政策，就可以让美国更安全吗？显然不是，如果没有接触，美国将面临一个敌对的、拥有核武器的中国，这个中国与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范格格不入，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社会或者文化交流有限。简而言之，如果美国不采取“接触”政策，那么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糟糕，这种反事实的现实将使美中关系比今天更加反乌托邦。
　　总而言之，当今有关“接触失败”的主流说法体现在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和最近的许多专家的意见中。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它曲解甚至有时省略了关键人物在接触策略中使用的因果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接触战略并没有假定中国的系统性的政治过渡或变化是不可阻挡或不可避免的。在中国，结合了中国大众态度，外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压力，以及对中国执政党自我保存的偏好的相当大的改变这些方面来看，其政治制度的实质性变化将是一个艰难而不可预测的过程。中国的政治变革也不是接触政策的核心目标。
　　"接触失败"的说法还夸大了一个单一的自由世界秩序存在或曾经存在的程度，因此，它也错误地挑选了有关中国不遵守各种秩序的证据。相对而言，中国接受了一些秩序，对其他秩序的态度表示矛盾态度，或者强烈反对。
　　最后,"接触失败"的论点无法为合乎逻辑和似是而非的反事实论点辩护，即如果美国从一开始就不进行接触，那么美国的利益或全球整体的利益将会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一点上，很难说“接触失败”的夸大其词能影响美国和中国之间具体的日常互动。江忆恩给出一个合理的预期是，中美合作的范围有可能会缩小，未来美中的安全困境会增加。
　　【作者简介】 江忆恩，哈佛大学教授
　　【来源】原载《华盛顿季刊》，这个杂志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主办，是国际关系政策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影响因子1.2。

来源时间：2019/10/15   发布时间：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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