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洪君  来源：蓝血战略家读书会

　　作者|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授权发布／《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党建读物出版社

　　导读：因为美国因素的存在，今日的朝鲜半岛局势依然是乌云压顶，波谲云诡，地区局势始终处在濒临失控的危险边缘。以大国欺凌小国，美国人要为朝鲜局势失控负主要责任。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和地区半岛局势稳定，对美国做了大量苦口婆心的劝说，提出了正确的、合理化的方案，但是傲慢的美国人似乎习惯于粗野的牛仔作风，喜欢骑马闯进瓷器店，野蛮的把手里的棍棒胡乱挥舞，留下一片狼藉。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在入侵朝鲜之前，也是傲慢劲十足，对于中国苦口婆心的多渠道喊话无动于衷，拉虎皮扯大旗，整出一支联合国军，气势汹汹压向中国边境，最终被志愿军打的灰头土脸，退回三八线。于洪君教授这篇文章给一切忘记历史者提个醒，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始终有一根红线在，越线者后果自负。更重要的是，对国内那些犯了软骨病的人，这篇文章有很好的补钙效果。
　　1、毛主席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1950年6月25日，正当中苏两国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艰苦的外交斗争时，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发表演说，号召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动员起来，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统一而进行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攻下汉城，8月中旬，夺取了南朝鲜近90%的地区。
　　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表态支持南朝鲜政权。杜鲁门总统6月26日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军和空军参战。27日，美军侵入朝鲜，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帮助蒋介石政权协防。6月30日，美国驻日本地面部队投入朝鲜战争。7月7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入朝作战。朝鲜国内战争急剧升级为民族解放战争。9月中旬，朝鲜战局突变。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乘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登陆仁川，包抄了朝鲜人民军后路，同时组织大规模正面反攻，朝鲜人民军陷入战略困境。自8月下旬起，美国空军开始侵犯中国领空，频繁轰炸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9月28日，“联合国军”攻占汉城，29日，其先头部队推进到三八线一带。
　　10月1日，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命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0月7日，美军大规模跟进，扑向朝中边境地区，同时发出了要求朝鲜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最后通牒”。当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提案，否决了苏联等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五国提案”，以及印度提出的关于成立专门小组以便重新审查朝鲜问题的提案，怂恿和支持美国扩大对朝鲜的侵略战争。至此，美国把战火引向新中国边境，在远东地区建立霸权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表达了坚决反对美国侵略的严正立场。他一方面指出，“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当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做出了“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的正确判断。

　　面对朝鲜战局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毛泽东做出了“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的正确判断，指示全党，“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7月上旬，中央做出了成立东北边防军的重大决策。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恩来国庆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紧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请他转告美国：美军果真要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我们要和平”，“朝鲜战争应该即可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可以说，中国为维护地区和平，防止战争扩大尽了最大努力。
　　遗憾的是，美国低估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意志和决心，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肆无忌惮地扩大战火。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反复听取了各方面意见，毅然决定出兵朝鲜。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拉开序幕。入朝后，志愿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尊重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它民主党派以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等重要指示，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很快扭转了战局。到1950年底，所谓的“联合国军”被打回道三八线附近。此后，双方在三八线一带各有所得，互有进退，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2、中国毅然出兵朝鲜打败美国
　　新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争取世界和平、维护地区安宁，既是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先进属性使然，也是新中国修养生息、展开建国大业的现实要求。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为防止局势升级，恢复半岛和平进行了艰苦的外交努力，后来又为结束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7月6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就联合国通过支持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决议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各成员国，严正指出该决议的非法性。8月27日和30日，当美国飞机频繁侵犯中国东北地区、在中国沿海和公海不断挑衅时，周恩来分别致电美国国务卿、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对此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1950年底，中国边防警察从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今丹东)观望对岸朝鲜新义州遭遇美军空袭而燃起的大火。

　　在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中国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苏联，无论战争之前还是战争之中，中苏两国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信息沟通与立场协调始终未断。1950年春，朝鲜战争尚未打响，两国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就朝鲜半岛局势及相关问题交换意见。5月14日，斯大林曾电告毛泽东，苏联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同时表示，“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50年7月2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报中国对战争的看法和已经采取的措施，询问苏联能否在中国军队参战时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通过罗申转告中方，中国拟由“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同时承诺“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8月4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同时建议联合国邀请新中国代表参与讨论。8月20日，周恩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对苏联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
　　1950年10月1日，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遭遇重大挫折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立即派出至少5、6个师到三八线，帮助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当晚，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出面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急切要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援助朝鲜同志”。10月5日，中方最终决定出兵朝鲜，同时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与苏方商讨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和武器装备等问题。鉴于斯大林当时仍心存疑虑，毛泽东10月13日再次告之：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底，在“保家卫国”的宣传鼓舞下，中国某农村，农民青年集体参军。
中国军队从1950年10月19日起大规模进入朝鲜，加入战争。

　　中国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感动了斯大林，苏联迅速调整了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消极态度。虽然在出动空军的方式和作战区域、为中方提供武器装备的时间和数量等问题上，中方对苏联有过不满，但总体看，苏联作为中国盟友，还是履行了两国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规模巨大，是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由于战争的需要，两国的经贸关系当时也得到了显着加强。
　　1951年6月，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朝鲜问题出现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这是，苏联在联合国提出和平倡议，中国与朝鲜大力支持，美国不得不于当年7月坐下来谈判。1952年8月，周恩来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共商对美谈判的策略和立场。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合作，在对美谈判中保持政策沟通。1953年7月，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打破了美国支持南朝鲜武力吞并朝鲜半岛的战略图谋，粉碎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承担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巨大牺牲，援助朝鲜各类物资总共560多万吨，花费战争开支60万亿（人民币旧币）元，死伤志愿军指战员36万余人。但是，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守住了中华民族的家园，保卫了地区与世界的和平，新中国从此国威大振。全世界都看到，中华民族任人欺压、任人宰割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

来源时间：2019/10/14   发布时间：2019/10/13

旧文章ID：19812

作者：杨鲁慧 赵伟宁  来源：瀛寰治略

　　杨鲁慧：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东北亚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东北亚大国关系与地区安全、中国周边外交与地区安全、东亚政治与国际关系。
　　赵伟宁：博士，洛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挂职洛阳市新安县副县长。主要研究领域：东亚政治。
　　摘要与关键词
　　【摘　要】本文对联盟关系中三种“平衡”理论进行了梳理考察，提出了分析联盟成员之间自主性问题的“需求平衡”理论？从层次分析的路径来看，结构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威胁因素，国家层面主要是权力因素，国内层面主要是决策者因素？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联盟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将最终决定联盟中相对弱小盟国的国家自主性能否真正实现？本文以韩美联盟为考察对象，认为韩国国家自主性的追求是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以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为基础实现联盟内平等地位？
　　【关键词】联盟理论　韩美联盟　韩国自主性　需求平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JF104）、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权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8BGJ047）、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自立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周边与国际环境研究”（课题编号：ICSZLKT2019003）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拥有自身独特的利益及行为方式，能够按照其意愿和特有的逻辑行事。国家自主性的实现不只是需要国家相对于社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是在国际社会中所实际享有的地位、资源以及相对于国际压力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主行动能力。但是在实力地位相差较大的不对称联盟中，弱小盟国是否拥有国家自主性、自主性程度的高低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美联盟是典型的不对称联盟。朝鲜战争后，韩国对美国存在着全面依赖，但在经济实力增强后逐渐表现出更多独立自主的诉求，要求加强在美韩同盟中的独立地位，期待改变不平等的同盟关系，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互惠关系。从本质上看，韩国自主性需求的增加是弱小国家争取平等地位以及将不对称联盟发展成对称联盟的必然过程。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理解这种现象？
　　本文基于对既有联盟关系中三种“平衡”理论的考察，提出了分析联盟成员之间自主性问题的“需求平衡”理论，即联盟的过程取决于成员之间彼此需求的程度。联盟关系的结成和维持是基于成员在自主性问题上所达成的妥协和一致，即一种“平衡”状态。当相对弱小盟国自主性需求不断增加的时候，联盟也开始由完全的不对称联盟向对称联盟转变。以层次分析的路径来看，影响联盟成员自主性“需求平衡”的有三个变量因素：一是结构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威胁因素；二是国家层面的权力因素；三是国内层面的决策者因素。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每个因素发挥的作用和程度不同，但是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三个变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伴随联盟发展全过程的。韩国自主性的表现是三个变量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何在维持韩美联盟对其安全保护的同时扩大其在联盟内的自主权是联盟期间的永恒主题。在新的历史阶段，韩国需要借助美国对其需求的增加而扩大自主性，获得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力。

　　联盟中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分析框架与变量关系研究假设
　　对军事联盟的理论化系统化研究是在二战后开始起步的。“目前欧美学者主要在联盟起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较多的研究成果，而联盟理论流派的分野也大致上以不同的起源论来进行界定。”对于联盟形成的解释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者的分析中。他们分别以“权力”“威胁”“利益”为主变量，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平衡”理论———“权力平衡”、“威胁平衡”以及“利益平衡”理论。本文则重点以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发展的脉络为基础，构建“需求平衡”的自主性理论分析框架？
　　摩根索是权力平衡解释的代表，将联盟看成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有效工具。他提出，“联盟必然是作用于多极体系的权力均衡的一个函数”，“联盟是多极体系下权力平衡的必要功能”？联盟就是增强国家的权力以应对威胁？“权力平衡”理论将联盟视为保持国家之间平衡的机制？传统现实主义从均势的角度解释国家之间的结盟行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权力失衡，均势受到威胁，因此一些国家相互结盟以达到制衡的状态？国家结盟以制衡威胁到均势状态的国家，主要是为了制衡力量最大的国家？“联盟是在一个多国体系内起作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均势功能？”联盟形成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权力的考虑，而联盟的维持则靠共同利益的需求？
　　“威胁平衡”理论主要以新现实主义的沃尔特为代表，认为国家结盟所对抗的并不是权力的失衡，而是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国家结盟以制衡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这种解释比基于“权力平衡”的均势理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可以解释国家为何会结盟反对一个力量并不强大但被认为最具威胁性的国家？沃尔特提出了威胁制衡理论（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结成联盟来保卫自己？它们的行为由其感知的威胁决定，他国的实力只是国家考虑结盟的一个因素？沃尔特认为在联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沃尔兹为了是安全，而沃尔特在此将“安全”直接转化为“对威胁作出反应”？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导致的？在各国选择结盟的过程中，别国所具有的力量仅仅是国家选择结盟行为时计算是否构成威胁的要素之一？沃尔特最终得出结论：制衡远比追随强者更为普遍？“国家结盟以制衡威胁，而不仅仅是制衡实力？”
　　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兰德尔·施韦勒的“利益制衡论”（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是对权力制衡论和威胁制衡论的修正？他认为上述理论都忽视了对国家自身性质的考察？因此，根据国家对于现状的态度将国家分为维持现状国家（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ｓｔａｔｅｓ）和修正主义国家（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维持现状的国家以安全最大化为目标，修正主义国家以权力最大化为目标，而驱动国家进行结盟的是国家的利益？在制衡或追随的问题上，他认为追随才是更普遍的行为，逐利是国家的根本动机？因此，追随强者获得更大的利益是普遍的？由此，施韦勒认为国家行为是由它们所认定的利益决定的，而不仅是由权力分布或所谓的威胁决定的？“国家更关注谁拥有权力，而非权力的不平衡？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他认为“利益制衡论”弥补了沃尔兹和沃尔特理论的不足，更具有解释力？
　　总之，“权力制衡论”？“威胁制衡论”和“利益制衡论”在联盟收益的角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国家通过联盟制衡威胁，但是它“很少关注联盟所带来的风险，忽视了国家可能会失去自主性的问题”？从自主性方面考虑主要涉及联盟的风险问题？结盟一方面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收益，同时也意味着一定的风险，主要是成员国在一定条件下迫于现实不得不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即国家自主性面临损失，甚至会出现被盟友抛弃和连累的问题，那么提供更加有效的解释就非常必要？联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国家带来安全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义务与行动自由的丧失，即联盟困境？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困境，本文提出了“需求平衡”理论？
　　“需求平衡”理论的核心要义是谋求收益与风险的均衡？不同实力地位的国家结盟是基于“需求”？联盟成员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仅依赖于相对的力量，更在于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一方对另一方需求的大小？需求的平衡根据每一方所提供的或否定其他方需求的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同时，国家结盟并不只是获取所需，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在某些方面的风险与损失，能否在得与失之间维持“平衡”状态就是联盟形成？维持和解体的根本所在？因此，在联盟框架下最主要的目标是互补性，当目标发生变化时会出现一系列的补偿行为？自主性问题是不对称联盟管理的核心问题，“需求平衡”理论需要进一步聚焦到自主性问题上？自主性的“需求平衡”是指联盟内成员双方就自主性问题所达成的妥协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原因在于对自主的交易？自主具有稀缺性，是国家所追求的目标？自主性在联盟结成时以相对弱小国家的权力让渡的量为基准，联盟管理阶段围绕该基准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联盟关系的维持在于成员在此问题上达成妥协？
　　其一，不对称联盟中自主性的“需求平衡”？不对称联盟是一种自主与安全之间的交易联盟，其形成的根源在于联盟成员就安全和自主之间的交易成本的衡量？假定联盟结成时双方的安全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只要联盟继续保持，那么安全问题就是一个常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对称联盟中双方关注的唯一焦点就是自主性问题？在不对称联盟中，大国由于考虑到安全风险必然要求小国提供更多的自主权让渡，需求的程度以达成联盟时的要求为准？小国为了获得安全保护而让渡国家自主性之后，将以最大程度上减少自主性的损失为目标，甚至是在联盟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追求在联盟中增加自主性？大国所获取的自主性和小国失去的自主性在结成联盟的同时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结成联盟后这种平衡状态会继续保持，这也是联盟管理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双方对于自主性的“需求”会保持在一种特定的状态，即双方的自主性达到“平衡”的状态？
　　其二，自主性选择和联盟困境的关系？不对称联盟是基于安全和自主讨价还价的结果，每个国家都试图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代价，所以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一直存在？这些紧张关系被斯奈德称为“抛弃”“连累”的联盟困境？自主和安全交易被视为联盟形成时期的主要矛盾，而联盟管理时期的矛盾主要为抛弃和连累的矛盾？这样划分虽然有助于加深对联盟的理解，但是同时也将两者割裂开来？在联盟维持阶段，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小国和大国之间就自主性的获益和损失进行讨价还价？自主和安全的关系问题贯穿联盟的始终？
　　自主性“需求平衡”主要包括联盟形成和联盟管理两个阶段？共同的威胁是联盟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弱小国家面临生存挑战始终是国家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联盟结成之后，在联盟管理的过程中，联盟成员内部围绕共同应对威胁而展开的博弈是最主要的考量？由于不对称实力地位，权力地位的变化会决定双方所处的态势？这种权力地位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一国国内因素也会对联盟政策或联盟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威胁担忧和权力较量及精英决策自然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这三个方面可以概括出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因素？从层次分析的路径分析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因素，自变量主要有威胁？权力及决策者三个因素，干预变量是联盟的制度化程度？联盟制度化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但更多的是一个干预变量而不是独立变量？制度化程度决定联盟伙伴从主导国家获取自主的不同的战略？因变量为联盟内成员的自主性“需求平衡”？
　　具体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结构层面主要是威胁因素，国家层面主要是权力因素，国内层面主要是决策者因素？不对称联盟结成之后，联盟内部主要围绕自主性问题进行斗争？小国致力于减少自主性的损失，而大国则为了获得小国更多的自主性让渡而努力？联盟关系的维持是双方在自主性问题上达成了暂时的妥协或平衡，即自主性“需求平衡”？基于这三个层面的变量选取，本文推导出以下问题假设？
　　其一，在不对称联盟中，自主性“需求平衡”与威胁因素有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联盟内国家面临的威胁越小，其自主性越大？反之亦然？
　　其二，在不对称联盟中，自主性“需求平衡”与权力因素有关？不对称联盟内部成员，一国的实力越强，其自主性越大？反之亦然？而且随着国家实力相对于盟国发生变化，其自主性也会发生变化？
　　其三，在不对称联盟中，自主性“需求平衡”与决策者有关？不同的决策者对于自主和其实现方式有不同的认识，导致出现不同的表现？在联盟中小国的决策者越亲联盟（ｐｒｏ－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其自主性要求越低；大国的决策者越重视联盟，大国从联盟中获取自主性的要求越高？反之亦然？
　　联盟外关系
　　联盟外关系：威胁与韩国的自主性
　　联盟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而且联盟是在冲突威胁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沃尔特认为威胁是国家结盟的主要动机，它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决定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威胁因素不仅是联盟形成的主要因素，也是联盟管理中的首要因素？小国与大国结盟的动机主要在于获取安全利益，当威胁感知变强时，其与盟国的关系往往更加紧密，更多地表现为依附关系，而当威胁感知变弱时，其追求自主性的努力则更加明显？因此，威胁因素是影响联盟管理过程中小国自主性追求的一个重要变量？
　　第一，威胁因素的层次性选择？国家建立联盟主要是为了反对那些对自身安全构成最严重挑战的外部威胁？联盟的维持主要取决于外部威胁存在与否，威胁的存在不但是联盟产生的前提，也是联盟维持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将联盟定义为“两个或以上国家之间就安全合作所达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承诺”，不管其形式如何，该定义显示出联盟的特征是在“一些特定环境下为对抗外部成员而进行相互军事承诺”？因此，联盟可以为一国在自身无法应对威胁时提供外部支持并共同对抗威胁？一些联盟的类型根据形成的目的可分为不同种类，如进攻性联盟或者防御性联盟？当威胁消失或盟友双方实力发生明显变化时，联盟可能会消失？相对来看，不对称联盟解体的可能性更低？因为小国能力的变化对联盟中双方的利益影响不大，大国不会从小国那里得到安全而且大国的能力在一定时间内总是比小国大很多，这意味着小国通过联盟相对于自助更容易得到安全？大国能力的增加同样不会影响盟国的利益？当大国能力的下降威胁到联盟中的谈判，或当遇到大国的能力相对于小国所面临的威胁出现严重下降的情况时，小国追求自主的意识将更加强烈？
　　国家生存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外部威胁？简单地说，通常有两个选择：独自应对外部威胁或结成联盟？我们需要回答为何国家选择结成联盟而不是根据自身的军事实力应对外部威胁？当一国试图提高其军事能力以应对外部威胁时总是存在内部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结盟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军事目的就相对容易？“追随”类型的联盟相比“平衡”类型的联盟对于小国更具有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小国不具备形成“平衡”类型联盟的条件，因为这对于提高联盟的能力聚集非常有限？而追随大国结成一个不对称联盟是小国通常的联盟形式？
　　第二，威胁感知变化与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关系？沃尔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威胁都来自对象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威胁是由对象国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对象国单有实力却并不具有进攻意图，它实际上也不会被别国视作“威胁”？沃尔特还特别指出了“国家自主性”与联盟解体之间的关系：“加入联盟通常会降低国家的自主性，而这是联盟成员付出的成本，如果联盟不再能继续提供有用的目标，成员国就将拒绝承担联盟成本并重新考虑它们的联盟承诺？”对于使用威胁感知作为主要变量的一个挑战是实际操作层面？如何系统地鉴别一个威胁是被感知并产生可信的结果？第一步是鉴定事件，判断初始的威胁感知进程，并和每一个盟国的威胁感知进行对比？第二步是看决策者如何在国内层面呈现该问题？因此，可以假定当不对称联盟对于威胁表达出相异的信息时，小国更可能采取自主追求战略？“韩美联盟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主敌观念的模糊与对外部威胁的不同认知，不仅使韩美军事同盟的基础发生动摇，而且成为美韩同盟再定义进程中最大的难点？”
　　其一，冷战时期的威胁感知度非常高？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作用于朝鲜半岛的结果是半岛的分裂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朝鲜半岛成为冷战对抗的最前沿？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韩国采取了强烈反共并依附美国的外交政策？安全保障自然成为外交的首要问题？李承晚政府由于采取一边倒的亲美外交政策获得了美国的信赖，美国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两极对抗体系下，韩国所能获得的自主范围和政策选择均受制于这种体系？整个冷战时期，韩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朝鲜可能的军事攻击？持续存在的朝鲜的军事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在两极体系之下，韩国依附于美国而朝鲜主要倚靠苏联？因此，竞争和遏制成为朝韩关系的真实写照？尽管朝韩拥有相似的目标即统一朝鲜半岛，但是对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双方各有想法？
　　其二，冷战后的威胁感知度趋向减弱？由于冷战的结束与北方外交的成功实施，韩国安全政策方面的应对方案也趋于多样化，在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明显提高？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已由依存关系朝伙伴关系方向发展，从过去美国单方面的援助向联合防卫的方向发展？威胁的感知弱化首先来自于体系环境的变化？从韩国国内维度看，其政治体系发生从权威到民主的变化，新生代韩国人认为朝鲜是可以共存的伙伴而不是敌人？由于“阳光政策”的实施，朝韩关系明显改善，经济和文化合作加强？朝韩之间的友好互动产生了乐观的希望，即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会带来持久的和平和繁荣？从外部国际环境看，随着朝鲜半岛南北峰会的举行以及中韩关系的大幅改善，韩国的外部安全形势不再像冷战时期那么严峻？外部威胁的弱化逐渐动摇了同盟的根基？
　　其三，威胁感知的量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联盟外部国家安全威胁与否的看法，二是联盟内部对盟国的态度？韩美联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了严格的意识形态路线，即跟随美国的安全战略？但是国家经济崛起和民主化进程不仅改变了韩国人对其自身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认知，从而影响了他们对美韩联盟的看法？
　　第三，韩国谋求自主性的进程与目标？不同时期的威胁认知影响联盟内自主性的追求程度？当威胁表现为韩美联盟共同的威胁时，则韩国可自主行动的可能性升高，韩国可以借美国有求于韩国？需要韩国的支持而选择与美国就自主性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反之，如果联盟的威胁表现为单方面的威胁，如韩国感觉到威胁而美国并没有相同的感知时，则韩国将处于被动地位，韩国有可能需要让渡更多的自主以加强美国的安全承诺，则其自主性面临更大的损失？冷战时期由于朝鲜半岛北方的安全威胁主要被韩国感知，其生存依赖于美国，因此同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不过，韩国在依赖美国的同时，也追求外交政策的自主性，即韩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确保美国的安保承诺和经济援助，以保障国家的生存，在此前提下，维护和谋求国家外交的自主性？但是美国的政策是将对朝鲜半岛政策作为东北亚战略政策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要求韩国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局？因此，在相对弱小的情况下，韩国的对外自主性选择是非常有限的？
　　联盟内关系
　　联盟内关系：权力与韩国的自主性
　　联盟内部的权力对比是影响联盟性质及联盟关系的重要因素？相比对称联盟，不对称联盟更难形成且持续时间更久？不管何种类型的联盟，成员之间力量对比变化越大，联盟越容易瓦解？联盟内的自主性交易会随着权力地位的变化而不同？权力关系所导致的变化主要影响国家的对外依赖程度，同时也表明国家可以脱离联盟关系的能力的程度？衡量相对实力提升的标准，一是国家在联盟成员中的影响力显着增强，二是国家的安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第一，权力与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关系？“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和政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指在国际政治互动关系中一个国家影响或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关系是一种国家间相互影响的现实，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权力体现为一种能力，能力的具备是产生影响的前提，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单纯指实力强大；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体现为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并不是单向的实施过程？国家权力是一国控制或影响国际环境和他国意志与行为的能力，是一国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国家权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包括行为主体所拥有的维系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也包括它们维护自身利益？推行对外战略和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力”？
　　关于联盟关系中的权力？权力的不同决定联盟种类的不同？沃尔特对追随行为的论述就涉及实力因素？他认为“国家越是拥有更强大的实力，这种实力越是更加清楚地显示，其他国家就越有可能与之结盟？相反，国家相对地位的衰落，将使得盟友表现出中立的倾向，甚至是背叛”？很明显，国家被力量所吸引？如美国在二战后与西欧国家结成了多边联盟，而由于亚洲国家的实力较弱，因此选择与亚洲国家分别结成双边联盟？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力差距所决定的？在根据权力大小不同而结成的联盟中，不对称联盟更加普遍？权力关系导致不对称联盟内部管理方式不同？
　　联盟内部一致性只具有相对意义，而对联盟共同利益的追求无论如何必须建立在对其成员主权尊重的基础上？“联盟的主要风险为联盟可能会导致国家失去部分或全部自主性，如政治决策自主？军事行动自由等？”联盟内部存在决策交流和讨价还价两个方面？讨价还价是盟国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讨价还价的过程和结果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讨价还价权力的大小，争议问题的性质和各方所使用的技巧与风格？在讨价还价中，各方拥有的权力是决定性的因素？联盟成员国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其在联盟中的地位？弱国在讨价还价中并非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它也拥有一定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否决权，即说“不”的权力？由于弱国在联盟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所提供的战略地理位置和其他特殊贡献，所以弱国便可以上述贡献为筹码，通过威胁拒绝强国提出的要求，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
　　第二，权力地位的变化与自主性“需求平衡”？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小国一般情况下被假定为缺少选择，而大国倾向于改变规则和制度以改变世界秩序？自主与安全的交易是不对称联盟形成的条件，但是这仅仅指明了不对称联盟形成的条件，并没有说明联盟形成的动力？如果从小国的角度考虑，由于其关注的主要是地区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全球层面的平衡，因此地区力量均衡或者地区安全稳定往往是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联盟内权力地位的变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大小紧密相关，正如托马斯·里斯－卡彭所指出的，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中的位置和它对国际机制与组织的内嵌性？这种内嵌性指的是外在环境的限制？“国家自主性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就国内环境而言，国家自主性的决定因素是国家能力，即国家动员国内社会资源的能力？就国际环境而言，国际自主性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自主性通常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理解为在没有外国干预或限制的情况下，基于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做出决策和控制超越边界的行为过程或事件的才能与决心？此处的能力也就是实力因素？除了能力和实力之外，合法性因素也不能忽视？国家自主性最终大小则取决于如何在这三大力量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在联盟外部，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会导致联盟的分化组合；而在联盟内部，随着各国权力地位发生变化，联盟也可能会走向崩溃？这是因为，首先，当一国力量相对于盟友或对手变弱时，它就不愿意卷入盟友的冲突，因为它几乎无法改变战争结果或获胜的希望极其渺茫？而当一国的国力增强时，其自助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因而对联盟的需求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一国力量的不断上升，原有盟友对其认知会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将其视为威胁？其次，对联盟需求的下降并非因为外部威胁的消失，而是因为该国有更大的能力扞卫自己的利益，或者该国拥有更多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这种联盟内部势力均衡的改变会动摇盟友间合作的基础？随着一国权势的增强，它能为自身提供更多安全，它对安全的需求下降而对自主性的需求则可能上升？因而，它会要求其他盟国出让更多自主性？然而，并非所有的盟友都能够适应这种权力变化或愿意满足盟友对自主性和安全的要求，联盟因而就有可能崩溃？
　　理性的国家会对其安全与自主性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随着国际环境？国力和国家利益的变化，自主性和安全之间的平衡会被打破？“在动态的不对称同盟关系中，原本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抗，但随着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实力的提升，便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改变同盟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诉求；而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没有相应地采取行动，或者调整的步伐没有达到前者的预期，由此而产生了大范围的对后者的不满？”同时，联盟要维持团结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而引发一些问题？
　　第三，国家身份蜕变对韩国自主性的影响？从韩美联盟内部权力地位变化的维度看，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面临安全保障压力和经济困境的情况下，韩国政府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导致国家政治上的自主性受到制约？“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韩国不再接受对美国的单向依赖，因为它意识到不管这种依赖如何促进韩国的经济繁荣，都会给它的政府自主权及其政治地位带来负面影响？”“韩国要实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提升？走向繁荣富强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形成有能力排除干扰因素？坚决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型政权’等制度性的改变，获得相对于国内社会力量和‘中心’国家的较大的国家自主性，利用各种国际机会来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是韩国自主性追求的根本动因？
　　韩国国家自主性的增强是以韩国实力增强为后盾？以在韩美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上升为基础的？韩国的民主化和经济增长？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和２００２年朝日世界杯的成功举办等，激发了韩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他们难以继续忍受不平等的韩美关系？２００２年６月，美军装甲车碾死两名女中学生事件及其引发的烛光示威，以及卢武铉政府的上台，成为韩美同盟关系发生变化的决定性转折点？韩美联盟内部双方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
　　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发展自主国防，依靠自身实力保障本国的安全，韩国采取了一系列自保措施？要求国民“为了国家安全”具备自助精神？自立意志？自主姿态？自由信念等？同时，韩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确信美国的决心和能力以及在履行其对韩国的安全承诺以及在非共产主义世界表现领导角色的能力？这些变化使韩国官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韩国应该寻求自己的利益？美国和世界环境的变化对韩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新的要求？
　　随着韩国国民要求韩美关系对等的呼声不断高涨，有人提出要实现国防自主，独立防御来自朝鲜方面的威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激发了韩国人空前的民族主义，由于美国的军事存在与民族主义相冲突，一些韩国国民对韩美不平等关系的不满日益增长？“回顾韩国外交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韩国外交人员完成了‘由易而难’的外交任务；达到了‘从无到有’的外交目标；创造了‘由小变多’的外交成果；争取了‘由小渐大’的国家利益？”历史展示了韩国从韩美联盟中扩大其经济和安全自主的过程？韩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中等新兴国家，它需要变得更加“独立”，韩国想在决定其安全政策时扮演更大的？更加自主的角色，比如在战争中掌握军事指挥权，在国防安全方面更加自立，包括负责设计和实施对朝鲜的战略？处理半岛的分裂状况都应该基于韩国的国家利益？因此，韩国应该在联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主性应得到更多关注和尊重？
　　韩国在保持与美国的联盟稳定和经济繁荣方面有着重要的利益，它影响到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安全稳定？然而，有迹象显示这个基石正在松动？在冷战期间韩国很少出现反美情绪，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相应地，美国也出现了反韩情绪，而且对美韩同盟的基础提出了质疑？“韩国的反美情绪虽然源于因具体问题而产生的韩美矛盾，但根本原因是韩国政府在对美交往中的自主性问题？”对外自主性问题不仅是外交政策的问题，也是国内政治权力合法性不可或缺的要素？弱小国家如果不接受大国一定程度的保护，其安全和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威胁？但是，过于依赖大国的保护，则将丧失自主性，使外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有韩国问题专家指出，韩美联盟是一个“失控的联盟”？
　　联盟的国内关系
　　联盟的国内关系：决策者与韩国的自主性
　　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根本上还要归结到人的层面？作为自主性追求的主体，以领导人为首的决策者对国家主权的认知？实现自主性方式的不同选择以及对盟国的看法都会直接影响到国家自主性追求的实际效果？不同的决策者在制定？实施国家外交政策时具有不同的个人特色，对外交政策的内容及实施等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个人特色包含了决策者的能力？性格？信仰以及心理趋向等？不同的经历？价值观和特性等个人特性将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有所体现？
　　第一，决策者与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沃尔兹将个人（主要是国家决策者）看成导致战争的第一个“意象”，属于第一个层次？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以决策者为首的个人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的个人？团体或组织？根据其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可以把政策制定者分为两类：一是直接拥有政策决策权的，称直接决策者；二是不直接拥有政策决策权，但事实上对政策制定有影响力的，称间接决策者？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决策者，起重要决定作用的都是“法定决策单位”———那些能够调动和使用必要的资源并能够做出不易被其他单位推翻的权威性决策的决策单位？其可能是一位占据支配地位的领袖或者是一个其成员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的集团，也可能是多个自主行为体？
　　决策理论家认为，“了解政策制定者们的个人背景？在国外的经历？身心健康状况以及以往的政治活动等等，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决策的深层动机和他们的价值观”？根据古典的决策模型，“决策者在两个基本层面上进行计算：效用和可能性？决策者被假设为理性的人，所以他们会争取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权衡了它们的价值并评估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决策者们能够做出最优选择”？斯奈德认为，决策者被假定是根据偏好进行选择的，但是这些偏好并不完全是个人的偏好？组织规则？一定时期内相同的组织经验？决策单位可获得的信息以及个人背景等都是偏好形成的原因？从宏观角度考察，决策者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会影响到政策选择，比如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历史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决策者对外政策的选择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主体的决策者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在国内层面，决策者面临各种国内制约，需要考虑各种因素？民主化的发展也对决策者的选择造成了制约？经济发展扩展了受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信息的途径，使得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基于他们的财富状况和教育背景，中产阶级将可能有民主化的政治意愿，这种意愿一旦外化可能迅速扩散至全社会？通过民主化的过程，新的社会民主精英可以走上政治舞台？这些民主精英是基于国家主义的，他们将威权政府与外交实力联系起来？“民族主义精英认为以国家主权的原则追求外交政策目标可能损害不对称联盟？第一，他们降低盟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力并要求一个平等和自主的关系，通常不考虑国家实力差异问题？而强国发现很难接受这些政策？”因此，如果民族主义精英拒绝大国的政治影响，联盟关系可能破裂？
　　在国家层面，决策者需要在结盟所带来的收益与损失之间权衡？联盟结成之后，在联盟管理的过程中，成员之间需要对相互承诺的履行进行确认和评估并及时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国家政权更迭导致决策者发生变化？国家决策者发生变化将导致国家偏好？决策程序？内外政策的侧重点等发生变化？新的领导人由于不同的个性？信念？认知？社会背景，或者基于不同的阶层利益和政治博弈的考虑，会对原有的联盟重新评估？新的领导层上台后通常需要与前任拉开距离，有时候会选择另起炉灶，即国家机器的震荡会给联盟带来一定的影响？国内政治进程的变化会导致领导人对联盟效用计算以及安全与自主性偏好的变化？在国家偏好发生变化后，联盟或许无法为国家提供其所期待的安全与自主性，因而更容易导致联盟分化组合？
　　第二，保守／进步势力执政对韩国自主性的影响？在以总统为中心的韩国政策制定体系中，对外政策确定和执行的主角都是总统？总统作为国家的元首不仅代表国家，而且还有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形态和宪法的权威并致力于国家的和平统一的义务？基于宪法韩国总统的对外政策权限，不受国会或者其他宪法机关的制约，几乎是独立的？至高无上的？
　　韩国国内政治力量主要分为右翼保守派（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和左翼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这两个主要派别中还各有不同的派系？一般认为两派分别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左派属于赞同并支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而右派则倾向于资本主义制度？保守派在韩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在韩国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步派则大多是正值青壮年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他们生于韩国经济腾飞的时代，享受着物质利益丰沛所带来的生活进步？同时，由于没有保守派那样的痛苦的历史包袱，他们对于韩国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态度与保守派迥然不同？进步派要求社会进一步地民主化，改变韩国国内一直延续下来的经济领域的财阀模式（数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为大财阀和寡头企业所垄断）；在对外政策上，保守派倾向于对朝强硬并跟随美国以维护韩国国家安全，而进步派则主张一个对外独立自主？对内实行民主法制公平的市场经济的大韩民国？尽管很有可能保守—进步划分不只包括外交政策，也包括各种国内的尤其是经济问题，本文则主要将保守和进步定义为其对外交政策的不同看法？流行的观点是保守派认为朝鲜是一个威胁而韩美联盟是韩国安全的关键，而进步派则将朝鲜视作一个民族和解的伙伴而韩美联盟则是朝韩和解的障碍？进步派想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以追求独立的对朝政策，而保守派则寻求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其一，保守派及其“依附取利”的政策取向？冷战的结束与韩国的权力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是，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半岛政治冲突的终结？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之后，由于与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关系的正常化，韩国对外交往范围进一步拓展了？２０００年朝韩峰会举行，朝韩社会和文化交流随之展开，使得韩国人改变了对朝韩关系的看法，对于东北亚国际格局也有深远影响？世界杯的举办进一步提升了韩国的自信，使其有意愿在地区和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保守派要求继续将对联盟的依赖作为平衡和稳定中日竞争的核心？他们认为地区平衡者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保守派强调中立在避免受中日紧张关系负面影响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加强联盟关系与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是不冲突的？
　　其二，进步派独立自主的政策追求？进步派认为，美国之所以加入朝鲜战争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利益，不应被视为在最危难的时候挽救韩国的可靠盟友；美国在冷战时期支持韩国威权统治，致力于将其意志强加到韩国身上？毫无疑问，这种看法已经对韩国公众的美国认知和联盟认知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种认知一旦被归入韩国的激进左派政治谱系，将变成政治主流？对朝“阳光政策”的实施？与朝鲜的接触政策始于金大中时期并在卢武铉时期得到继承，是这种认知得到认可的体现？
　　脱离美国的政策和接触朝鲜的政策是理解韩国进步派的国家民族自决和民主主义的逻辑起点？在韩国国内，尽管新的民主精英开始掌握权力，但是很多旧的保守势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两派的竞争仍将持续，而这将对韩美联盟产生影响？
　　来源：《当代韩国》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３－１８页。（注释略，详情可查阅纸质或者电子版原文）

来源时间：2019/10/13   发布时间：201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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