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纸决定颠覆了美国1965年《投票权法案》

【本文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英文文章题目为“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Milligan and Callais Rewrites the Rules of the Voting Right Act”。】

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最高法院一纸决定（per curiam）深刻改变了中期选举的走向。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严格按意识形态阵营投票，在艾伦诉米利根案（Allen v Milligan）中以6比3的票数作出裁决，允许阿拉巴马州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中恢复使用其极具争议的2023年国会选区地图。该地图抹去了阿拉巴马州的第二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而此前，最高法院曾在2023年依据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保留了该选区——长久以来，《投票权法案》一直保护着少数群体及他们的机会选区。此次紧急中止令直接取缔了了下级联邦法院不允许使用阿拉巴马州2023年选区地图的禁令。

此次艾伦诉米利根案的裁定，是最高法院仅三十四天前——2026年4月29日——在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Louisiana v. Callais）中所作的里程碑式判决的直接延伸。卡莱案的判决将路易斯安那州新设立的第二个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视为违宪的、有种族歧视的划分，并以卡莱案确立了解释《投票权法案》的全新标准；米利根案的发布，实质上是最高法院要求所有下级司法机构将新铸的”卡莱原则”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加以适用。

随着2023年选区边界的恢复，米利根案的结果直接导致了阿拉巴马州废除了一个历经艰辛才得以确立的第二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该席位由民主党众议员肖马里·菲格雷斯（Shomari Figures）出任，系依据法院命令地图于2024年选举中特别划设，旨在纠正选票稀释之弊。此席位的骤然消失，将一幅原本竞争性的5比2格局地图，改造成共和党牢不可破的6比1铁板阵营，黑人与民主党选民的政治力量由此同遭稀释。

卡莱案与米利根案的双重裁决，在美国南方催生了一股中期选举周期外重新划定选区的浪潮。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等共和党主政的州份已率先推进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新划界计划，更多的州蠢蠢欲动，意图在2028年选举周期前进一步重划。这场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整行动，预计可净增约10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令共和党优势远超此前微弱的多数格局。为抵消这些损失，加利福尼亚州等蓝州已在积极探索中期反向重划策略；其中，弗吉尼亚州提出的民主党优势选图已遭最高法院否决。

《投票权法案》在2026年的法律谱系

理解这场争议的根源，须追溯至卡莱案这一里程碑式判决——它从根本上颠覆了确立于1986年桑伯格诉金格尔斯案（Thornburg v. Gingles）和沿用长达四十年的“金格尔斯检验”（Gingles Test）。金格尔斯检验长期作为《投票权法案》第二条款诉讼的核心框架，该条款明确禁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或语言少数族裔身份的歧视性投票实践、程序或选区规划；通过地图划分以稀释种族投票效力是《投票权法案》尤其注重的歧视性行为。历史上，金格尔斯框架着重审查选区地图的歧视性效果：若某一少数族裔群体规模足够庞大、内聚力足够强，能够在紧凑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一个选区，且白人选民作为整体以足够强烈的方式反对少数族裔支持的候选人，则该州通常须划设机会选区——即多数-少数族裔选区——以确保公平代表。

在卡莱案的保守派多数意见中，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将金格尔斯框架彻底拆解，引入了门槛更高的新标准。其一，他创设了”党派借口盾牌”：民权原告提交的示意性地图，必须满足州立法机构自行界定的全部政治目标，包括最大化党派利益分配与保护现任政客。其二，在修订后的极化分析框架下，原告必须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种族极化投票无法以党派归属加以解释。然而，在美国南方，种族身份与党派归属本来就紧密相连——白人选民压倒性地倾向共和党，黑人选民则高度可靠地倾向民主党——最高法院由此制造了一个结构性的悖论：各州立法机构现在可以以针对民主党的纯粹党派意图为由，而非基于针对黑人选民的种族意图，来拆解少数族裔多数选区。在卡莱原则之下，这种标准化的党派性选区操弄被视为完全符合宪法。

正是这一原则，被最高法院在六月的米利根案中加以运用。一个有三名法官组成的联邦地区法院曾试图维持对阿拉巴马州2023年选取划分的初步禁令，声称无法接受让公民在一个被明显种族敌意污染的制度下进行投票。然而，最高法院在推翻这一禁令时，谴责下级合议庭未能在新卡莱准则下给予州立法机构“善意推定”。通过将《投票权法案》的核心要求，从证明歧视性后果转移至证明一个近乎无法达成的“明确、未经掩盖的歧视意图”标准，最高法院已将投票权判例与其更广泛的反对种族意识公共政策的保守主义法理学完全对齐。民权律师手中的法律武器已被掏空——能够证明少数族裔代表减少的结构性数据，本身已不再足以单独证明《投票权法案》遭到违反。

持续混乱：党派回响、选举变动、媒体割裂

围绕这两项裁决，全国领导人、州行政长官与民权倡导者之间的政治对阵泾渭分明。多州同步重划选区的主要动力，源自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公开授权。出于巩固共和党在众议院脆弱多数席位的战略需要，行政当局积极鼓励南方各州州长否定现行法院命令地图，为共和党锁定安全选区。各州行政长官将最高法院的行动定性为联邦主义与州权的重要胜利。周二裁令发布后，阿拉巴马州州长凯·艾维（Kay Ivey）庆祝了该法律对州立法独立性的认可，宣称裁决确认了该州在无需联邦干预的前提下自主设计选区的权力。

相反，全国民主党人与民权诉讼律师将这两次接连而至的裁决视为一场旨在制造牢不可破、人为操弄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的威权越位。前副总统卡马拉·哈利斯（Kamala Harris）及其他国会民主党人，公开谴责路易斯安那案及随后的阿拉巴马干预是”借党派政治之名行种族主义之实的后门操弄”。在民选官员群体之外，民权组织亦深表警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法律辩护基金诉讼主任迪尤尔·罗斯（Deuel Ross）就周二裁令予以强烈回应，指出该裁决为各州明目张胆地歧视黑人选民提供了掩护，且无需担忧任何法律后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投票权项目副主任达文·罗斯伯勒（Davin Rosborough）同样警告称，这一裁决拖延了少数族裔社区多年来争取平等投票机会所急需的救济。5月16日，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及众多民权组织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以”所有道路通向南方”为名集会示威，抗议卡莱案裁决。

这场激烈的博弈，在最高法院内部同样以高度对称的方式呈现：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形成了铁板一块的抵抗阵线。保守派多数选择发布6比3的明确裁令，而非5比4的险胜，彰显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党派意识形态联盟。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er）撰写了措辞犀利的异议意见，警告本院正在主动制造”一场混乱的选举”。她严厉斥责多数方”选择了一条无视民主价值与法治精神的道路”，并警告法院正在”奖励阿拉巴马州的投机取巧与对法院命令的公然蔑视”。

这场司法拉锯战最直接的现实后果，是2026年初选周期正在进行的数个州陷入行政与政治双重混乱。在阿拉巴马州，选举事务已被打乱。5月19日，三个国会选区的选民按原选区划分完成了投票，而第1、2、6、7选区的选举机制却被骤然冻结。艾维州长将这四个选区的初选日期推迟至2026年8月11日。在深红色地区，2023年选区划分的突然回归，将原本无交集的共和党现任议员卷入了意想不到的地理对决。对民主党而言，第二机会选区的消除，已将阿拉巴马州西南部与中部地区——包括伯明翰Birmingham）与塞尔玛（Selma）这两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重镇——的黑人选民群体四散撕裂，稀释了民主党的筹款能力，并迫使少数族裔候选人仓促投入资源消耗性的初选对决，争夺该州仅存的一个安全民主党席位。

就在地面政治乱局持续发酵之际，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则受到高度分化的媒体生态的深度切割。MSNBC、Slate及”民主台面”（Democracy Docket）等左倾改革派媒体将这两次裁决定性为美国民主的紧急危机，主导叙事着力渲染选民压制、结构性歧视与黑人社区遭受直接剥夺选举权的现实。相比之下，福克斯新闻等平台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诠释框架——其报道将裁决定性为维护宪法”色盲”原则的重要胜利，以及对抗基于种族的歧视之凯旋。这一机构立场将裁决呈现为宪法秩序之迟来的归位，并断言联邦”种族配额”强制各州立法机构按种族区分公民，本身违背宪法精神。

这场选区重划之争所呈现出的最深层新闻启示，在于“珀塞尔原则”（Purcell Principle）的全面失守。这一原则得名于2006年的珀塞尔诉亚利桑那州案（Purcell v. Arizona），其核心要义是：联邦法院不应在选举临近时改变各州投票规则，以防止大规模选民混乱与行政失序。最高法院曾于2023年在阿拉巴马州选区重划争议中援引珀塞尔原则，而如今在2026年，最高法院自身在选举周期中途的干预，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行政乱局。

4月底抛出卡莱案裁决，犹如一枚政治炸弹，继而于6月骤然发布阿拉巴马中止令，最高法院迫使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等多个州份在极短时间内仓促调整选举日期、变更候选人申报截止期、打乱已在进行中的竞选布局。在路易斯安那州，事态甚至演化至史无前例的境地——民权团体指出，在缺席选票已提前寄发的情况下强行中断初选进程，从根本上违背了珀塞尔原则的立法初衷。

最高法院对这一原则的选择性适用，非但未能维护选举稳定，反而制造了一套扭曲的激励结构。各州立法机构现在实际上被鼓励在截止期限前夕匆忙通过高度党派化甚至带有歧视性的选区地图，因为他们深知，最高法院极有可能在选举日到来之前封堵下级法院的任何纠正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