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美伊战场上，美国完成了第三轮大规模打击，继续保持绝对的空中优势，几乎是“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虽然仍然保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报复能力，革命卫队已经明显被削弱；神权政权虽然没有垮台，但严重承压，内部矛盾增加。
霍尔木兹保持开放，尽管伊朗仍然在骚扰正常航行，已经无力完全封锁海峡；商船运输虽然受到影响，但没有完全中断。油价虽有波动，但未失控。最新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约83.8美元/桶，美国WTI原油约78.6美元/桶。与此同时，美国则保持了针对伊朗的严厉封锁压力。
目前最大的变化是：多个调停国正在推动重新停火。各方都表示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正式协议仍有距离，双方也都表示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恢复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战局走势似乎进入了打打停停的拉锯或僵持阶段。如果停火谈判取得突破，冲突强度可能进一步下降；若谈判破裂，则可能再次出现新一轮空袭和导弹互射。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不仅没有削弱美国的军事能力，反而严重刺激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首先暴露了美国军工的弱点。例如155毫米炮弹，战前月产量为1.4万发，俄乌战争中乌军有时几天就能打完这个数量。类似的情况还包括GMLRS火箭弹、“爱国者”拦截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毒刺”放空导弹等。
美伊战场上大量消耗的是舰载防空导弹、“萨德”拦截弹、“爱国者”PAC-3导弹、空射巡航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远程无人机、精确制导炸弹等。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实行”和平时期军工模式”。很多导弹一年只生产几百枚。如今开始转向”长期高强度战争准备模式”。例如：很多生产线过去一班生产，现在两班甚至三班。很多停产的设备重新启用，供应商数量增加，自动化程度提高。
俄乌战争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美国第一次真正看到低成本无人机能够改变战争。于是美国大量投资AI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巡飞弹、反无人机系统。
大量硅谷公司开始进入军工，例如：Anduril、Shield AI、Palantir（软件）、Skydio等公司， 这些过去不是传统军工企业，现在已经成为重要供应商。这可以说是美国军工几十年来最大的结构变化之一。
过去很多军工企业担心战争结束以后订单消失，现在美国国防部越来越多采用“多年采购合同”。军工企业因此敢于新建工厂，扩大员工人数，增加设备投资。 这意味着美国军工不仅赚钱，更重要的是工业基础恢复。
美国真正获得的是战争经验，很多武器第一次真正接受高强度实战检验。例如F-35信息融合、B-2远程打击、精确制导炸弹、全球空中加油体系、美军后勤体系等。
在实战中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爱国者”库存不足，拦截弹太昂贵，导弹生产速度太慢，无人机数量不足，电子战需要升级等。战争实际上成为一次大规模”压力测试”。
近期的美国军工投资，已经不再只是增加采购，而是进入了“全面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阶段。与过去二十年相比，其特点是：投资对象从“购买武器”转向“建设产能”。
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预算提出了约1.5万亿美元的国防总投入（包括国防部预算及相关国防项目），重点之一就是扩大军工产能和重建工业基础。
预算重点包括：扩大关键弹药生产，建设新的军工生产设施，扩充导弹和拦截弹产能，增加海军造舰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 这显示，美国把军工能力建设视为长期战略投资，而不仅是应对当前冲突。
导弹生产成为最大投资重点。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美国开始投入巨资的导弹项目，包括“爱国者“ PAC-3拦截弹、“萨德”反导系统、SM系列舰载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精确打击飞弹（PrSM）。
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近期都在扩大投资。例如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订单积压已达到约2300亿美元。RTX（原雷神）：重点扩大：“爱国者”、“战斧”等，其中“战斧”导弹在长期协议支持下，将年产能提升到1000枚以上。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订单积压也达到历史高位，继续扩大导弹、防空和战略系统生产。
美国现在投资的不只是总装厂。真正的瓶颈包括炸药（TNT、RDX等）、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铝材、特种钢材、稀有化工原料等。
近期，美国和盟国正投入数十个项目，重建炸药和推进剂等关键原材料生产能力，以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政府还通过调整政策，鼓励国内高纯铝等战略材料生产，以增强国防供应链。
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投资中心，这是近年来变化最快的领域。大量资金进入AI指挥控制、无人机集群、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潜航器、自动化弹药生产。
同时，传统军工企业之外，科技公司也开始参与AI算力、云计算、数据融合、自主系统。 例如，近期有报道称，马斯科的《SpaceX》正在与五角大楼洽谈，为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提供计算基础。
美国军工体系正在从过去二十多年偏重反恐和局部战争的模式，逐步转向能够支持高强度、大规模、长期冲突的模式。
综合来看，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确实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军事工业的发展。 更准确地说，它们推动美国从”和平时期低产能、高技术”的军工模式，逐步转向兼顾高技术、高产能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的新阶段。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军费增加，更体现在工业基础、供应链、生产节奏和技术路线的调整，而这些能力往往会在未来多年持续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