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李·琼斯（Lee Jones）近日在《美国事务》杂志（America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Atlas Shrugged: Decoding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阿特拉斯耸耸肩：解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文章通过对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解读，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引言中，文章写道，在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政一年后，国际社会对其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依然充满疑问。在其领导下，华盛顿的战略立场似乎经历了频繁且剧烈的摇摆：既在加征关税与削减关税之间反复切换，又在对俄妥协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之间摇摆，一边宣扬和平，一边却对伊朗实施轰炸、入侵委内瑞拉并对格陵兰岛施加压力。这种看似混乱的举措引发了外界对其背后是否存在系统性大战略的质疑。
202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为解答这一难题提供了关键线索。虽然将官方文件直接等同于总统的实际行动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随着特朗普周围聚集起一批思想高度契合的官员，一种超越总统个人性格特质的集体世界观和政治项目已经形成。此外，特朗普第一年的许多实际举措与新版NSS的内容保持高度一致，这使得该文件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作者指出，分析的任务是介于“存在严密大战略”与“特朗普纯属狂乱”这两个极端的解释之间，去理解指导该政府的相对一致的世界观，同时承认美国共和国的衰退催生了一个高度个人化、民粹主义的政权。
核心指导思想：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还是激进右翼旧保守主义？
要准确解码2025版NSS，必须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右翼激进意识形态进行明确区分。许多观察家将特朗普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攻击解释为现实主义的复归。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必须依赖自力更生，优先考虑核心国家利益，避免边缘性承诺，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克制与审慎。新版NSS中确实大量充斥着现实主义色彩的表述，例如强调“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核心国家利益”，以及“所有国家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维护主权是自然且正当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甚至将其总结为“抛弃理想主义乌托邦，迎来硬核现实主义”。
然而，将NSS仅仅解读为现实主义的胜利错失了激进保守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在美洲，这种激进右翼思想主要由萨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保罗·哥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和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等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s）发展建立，并通过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前顾问，编者注）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本届特朗普政府的重要顾问，编者注）等人转化为决策实践。
旧保守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在于将全球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管理精英”或“新阶级”的崛起。该阶级掌控大型官僚机构，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侵蚀传统文化以及基于种族、性别、阶级和国家的传统等级制度。旧保守主义者正向这一新阶级发起“文化战争”，在国内试图恢复基于“基督教”或“欧洲”遗产的传统文化，在国际上则致力于拆卸由联合国、世贸组织（WTO）、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建立的“全球主义”规则。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精英主导下的美国推行自由贸易、大规模移民和军事干涉主义，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承受了灾难性的经济与文化后果。
对外政策演变：右翼眼中的“多极化”与欧洲再造
激进右翼倡导一种“多极”世界秩序，但这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所指的大国权力均衡截然不同。旧保守主义的“多极化”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采取“各安其位”的活法，旨在维护各群体的文化完整性与独特身份。它寻求在面对非西方文化和人口威胁时复兴“西方文明”，同时与其他文明板块和平但独立地共存，仅在利益一致时开展合作。
这种意识形态塑造了新版NSS的独特格局——对全球主义精英的批判：NSS开篇即严厉指责外交政策精英误以为永久主导世界符合美国利益，不仅误判了美国人民承担全球负担的意愿，还通过自由贸易空心化了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并允许盟友将防御成本转嫁给美国。 恢复国内文化与社会边界：NSS破天荒地将国内文化重塑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恢复和振兴美利坚的精神与文化健康”，强调“传统家庭”和“优胜劣汰”原则，反对纠偏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等举措，并明确宣示“大规模移民时代已经结束”。 “让欧洲重新伟大”的文明改造：在对待欧洲盟友上，NSS并未聚焦于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是将欧洲的根本危机定性为自由主义精英统治下的“文明消亡”与“身份丧失”。正如副总统万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言，欧洲最大的安全挑战是“内部对基本价值观的退缩”。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支持欧洲内部的“爱国”激进右翼力量，帮助欧洲找回“文明自信”，从而使美国能够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恢复对俄战略稳定。 对非西方文明的包容与不干涉：与对欧洲的政治干预相反，特朗普政府对非西方大国采取“不强加民主或社会变革”的立场，尊重其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治理体系。这种对非自由主义体制的包容恰好与俄中等国推动的多极化和多元化理念形成了呼应。
地缘政治实践：“唐罗主义”与大国博弈
激进右翼对多极化的拥抱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放弃了美国的全球霸权。NSS明确指出，首要目标依然是确保“美利坚合众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世界上最强、最富、最有力与最成功的国家”。为了在不承担全球主义成本的前提下重塑霸权，特朗普政府采用了两种机制。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突变型新自由主义。政府通过关税鼓励再工业化、保障供应链安全、激发科技创新并重塑军工基础。同时，官方外交人员被要求直接充当美国企业的推销员，为美国资本在西半球及全球拓展市场扫清障碍。 一种是构建“负担共享网络”。针对财政部派系（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 Scott Bessent、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ck）关于霸权的昂贵不可持续性观点，美方要求盟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复制美国的出口管制。在新版国防战略（NDS）中，美国将重点集中于本土防御和威慑中国，而将俄罗斯、伊朗等次要威胁交由区域盟友承担。
在具体地缘部署上，特朗普政府推出了针对西半球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重申门罗主义并加入特朗普推论。其核心是稳定西半球合作，打击非法移民与毒品走私，同时极力排挤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半球竞争对手”。从逼迫巴拿马收回中国企业对运河港口的经营权，到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压制其与中国的关系，再到意图购买格陵兰岛以防范中俄，均体现出这种将本土防卫与对华博弈深度绑定的扩张路线。
此外，在对华战略上，尽管NSS避免在文本中直接点名中国，但其提出的“重塑美中经济关系”实质上要求中国拆除其现有的国家补贴与产业策略，这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虽然特朗普试图利用关税战与中国达成“大交易”，但由于双方在经济模式上的根本分歧，这种暂时的缓解更可能只是美中“新冷战”中的一次短暂缓和（détente），五角大楼与鹰派官僚正积极为长期的全球对抗做准备。
制度危机与决策困境：民主衰退与个人化权力
作者强调，反全球主义者或许会将特朗普的NSS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回归，但实际运行中，这种政策却展现出极具侵略性与混乱的帝国主义特征。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代表制民主的深度衰退。
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代表制民主衰落的症状而非复兴。民粹主义领袖将自己塑造为国家意志的化身，使得国家利益的界定完全取决于总统个人，从而导致决策与美国广大民众乃至大资本集团（Big Business）的实际利益发生严重脱节。与大资本的脱节：以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为例，特朗普高调宣称要重新夺取委内瑞拉石油，但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巨头因开采成本极高且缺乏制度保障，明确表示该国“不可投资”。类似地，几乎遭到所有美国商业团体反对的全面关税政策，进一步证明了决策层与资本阶级传统影响力的脱节。 内部派系的撕裂与个人集权：政府内部存在旧保守主义民粹派（追求全球收缩与本土重塑）、五角大楼与对华鹰派（坚守霸权与全球威慑）、财政部派系（主张负担转移与去监管）的相互拉扯。在缺乏民主辩论的情况下，所有争端最终由总统个人裁决。NSS甚至专门预留了条款，允许总统以“和平缔造者”的名义凭个人外交喜好在边缘地区任意干预。
总结与展望：“后美国时代”与“美国优先”的终极悖论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幻觉在于：认为在不提供任何合作激励和公共产品的前提下，仅凭强权就能让其他国家协助恢复美国的全球霸权。在“美国优先”的逻辑下，美国可以奉行保护主义并干涉西半球，却剥夺其他大国维护周边安全区和发展模式的权利。
这种单向施压与剥削性的领导模式，正在加速剥离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二战后美国霸权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开放市场和多边约束，让盟友确信美国领导符合其自身利益。而随着特朗普将这一“大妥协”视为美国被“占便宜”的亏本买卖并彻底撕毁，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欧洲盟友——已不再将华盛顿视为可信赖的伙伴，转而寻求“多重对齐”（Polyalignment）政策，在多元伙伴（包括中国）之间建立对冲机制。
作者最后警告，“美国优先”最终将演变为“美国孤立”。一个失去了追随者的领袖，只不过是在独自走向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