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通过发展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投资，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在美国削减部分对外发展援助的背景下，中国的这些举措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中国是否能够完全填补美国影响力收缩后留下的空间，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中两国正在加速进入一场被许多人称为“新太空竞赛”的竞争阶段。随着月球资源开发、卫星网络建设以及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外太空治理、资源利用和军事化风险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议题。
卡拉·弗里曼（Carla Freeman）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国际事务高级讲师兼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全球战略竞争。在本次采访中，她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扩展、美中关系演变以及太空领域的新竞争趋势分享了她的观察。
白易洁（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您成长于外交官家庭。这种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职业选择，并促使您关注中国？
卡拉·弗里曼（Carla Freeman，以下简称 答）：作为一名外交官的女儿，这段成长经历无疑对我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我最初并没有刻意规划走上外交和国际研究这条道路。
年轻时，我其实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但后来这条道路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于是我转向了国际政治研究。在接近20岁的时候，我随家人搬到了北京，并开始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那是1981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此前，我曾在印度和台湾生活过，因此亚洲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在那个时间点来到中国，仍然令人感到无比兴奋，因为中国刚刚开始推进改革开放。
当时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一种开放和发展的氛围。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也带来了新的交流机会。中国社会对美国人普遍抱有友好和开放的态度，这种环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一段令人着迷的经历。与此同时，对中文的系统学习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中国的兴趣。任何学习过中文的人都会理解其中的魅力：刚开始接触时，你可能觉得它的语法相对直接，但随着深入学习，你会逐渐发现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
正是中文学习推动我进一步了解中国，也开启了之后的职业道路。直到今天，我面对中国时仍然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因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令人难以想象。
问：您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与如今进入这一领域的年轻一代相比，您最初关注中国时的时代背景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答：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我亲眼见证了研究者认识和理解中国方式的变化，也看到了不同世代中国问题专家之间的差异。在我职业生涯早期，中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甚至带有某种“拓荒”的色彩。当时，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接触机会。很多人认为，即使不会一辈子生活在中国，也至少可以在那里工作多年，建立专业经验、人际网络，甚至尝试创业。那个时期，中国提供了大量发展空间，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人际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
随着时间推移，中外关系逐渐走向制度化。外国人在中国创业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机会不像过去那么开放，但仍然有大量人员在中美之间学习、工作和交流。近年来，这种情况又发生了明显变化。我的一些硕士生经常提醒我，当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开始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时，他们还只是中学生。这一代年轻研究者看待中国的方式，与上一代存在明显差异。
他们依然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也希望深入理解中国，但他们同时将中国视为美国必须面对的重要竞争者，并认为在一些领域中国仍然可能是合作伙伴。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无法忽视的重要国际参与者。这一代人通常拥有非常出色的中文能力，但他们未必像早期中国问题专家那样，有长期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历。这也是研究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问：您曾长期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和政治参与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是在长期积累基础上不断深化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所有国家的重要经济伙伴。同时，在安全领域，中国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国家，中国不仅是经济合作伙伴，也是安全合作伙伴，甚至是武器供应方和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近年来，双方经济联系持续扩大。例如，中国与东盟升级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机制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不过，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经济利益不断扩大，北京也越来越重视如何保护自身投资、贸易通道以及海外资产。这意味着安全因素在中国对东南亚政策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此外，中国也关注一些跨境问题，例如毒品走私、人口贩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可能对中国国内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也面临复杂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它们希望继续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也担心自身经济过度依赖中国资本。同时，在安全领域，它们需要在与中国合作和维护自身战略自主之间寻找平衡。
这种复杂性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沿海国家，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争议，但与此同时，它们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在经济利益、安全关切和主权诉求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随着近年来美中竞争加剧，这种平衡变得更加困难。对于中国周边国家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如何处理与两个大国的关系，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挑战。
问：您刚才提到了南海问题。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导致东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不同立场。东盟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地区安全意味着什么？
答：东盟内部存在分歧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长期以来，成员国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就存在不同看法。柬埔寨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近年来，中国与柬埔寨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同时双方军事合作也不断深化。例如，中国参与了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相关设施建设，中国军舰也曾在那里停靠。这使得柬埔寨在一些南海问题讨论中经常被认为与中国立场较为接近。这也是为什么东盟在推动统一立场方面面临困难。由于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东盟很难在涉及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
目前，东盟与中国仍在推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COC）。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之一，希望推动相关谈判取得进展，但与此同时，菲律宾和越南也是与中国海洋争议最为突出的国家。考虑到当前地区摩擦不断，东盟与中国是否能够达成一份真正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协议，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分歧，它们也在努力维持经济合作与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
主权问题涉及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因此任何涉及妥协的行动都会非常困难。不过，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存在海洋争端，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仍在持续深化。这种政治和经济关系并存的状态，本身就是当代亚洲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问：随着美国减少部分国际发展投入，许多人认为中国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您认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主导的机制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它们与美国主导的发展机构有何不同？
答：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深化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而是有着长期历史基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就开始发展与亚非国家的政治联系。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合作，则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江泽民时期鼓励企业、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力量“走出去”的战略。如果讨论美国发展援助减少所带来的影响，需要认识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特别是自2000年代以来，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种合作进一步扩大。
事实上，中国进入了一些美国发展融资机构由于风险考虑而较少涉足的领域。近年来，随着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关注非洲的战略价值。而中国过去多年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网络，如今正在转化为重要的战略优势。
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深化与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过，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密切贸易和投资关系，包括巴西、秘鲁、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但相比非洲，中国并没有在拉美采取一种覆盖整个区域的全面战略。
在公共卫生等发展领域，中国是否能够填补美国减少援助后留下的空间，目前仍然存在疑问。虽然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卫生产品和相关支持有所增加，但中国并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那样、长期向大量国家提供援助资金的制度体系。这其中存在明显差异。“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结合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模式。
随着美国在一些领域收缩，我们确实看到其他国家对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国际机制兴趣增加。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断扩大成员规模，目前已经吸引众多国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对许多新兴经济体具有吸引力，成员范围持续扩大。这些变化反映出国际体系正在经历调整。许多国家正在寻找新的合作平台，以应对全球治理中的变化。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机制也值得关注。中国正在通过建立和参与新的国际机构，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这既与中美竞争有关，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利益全球化之后，对海外安全和稳定环境的现实需求。
问：我们将话题转向东北亚。朝鲜和俄罗斯都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朝鲜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而俄罗斯也因战争承受巨大压力。您如何看待中俄朝三边关系未来的发展？
答：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化最明显的是俄朝关系。两国合作迅速深化，达到近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复杂局面。作为朝鲜长期以来的重要伙伴和邻国，中国一直希望保持对朝鲜事务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北京并不一定乐见俄罗斯与朝鲜在多个领域迅速加强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也非常不希望外界将中俄朝描述为一个类似“战略同盟集团”的存在。这样的叙事可能促使美国及其盟友进一步加强协调，将三国视为共同挑战。
从中国角度来看，俄朝关系的发展具有一定复杂性。一方面，北京希望地区保持稳定，也不反对朝鲜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并不希望俄朝合作进一步演变为长期、制度化的军事联盟。
目前，俄朝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合作。俄罗斯需要朝鲜提供军事支持，而朝鲜则从俄罗斯获得经济收益和外交支持。据报道，朝鲜近年来经济表现有所改善，其中部分与对俄军事合作以及劳务输出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经济已经实现全面复苏。更重要的是，中国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可控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一个新的地区性集团形成。因此，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密切关注俄朝关系的发展，并希望维持当前局面，而不是看到三方关系进一步走向对抗性的战略联盟。
问：您曾在美国和平研究所重点研究中国与外太空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太空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发展处于什么位置？
答：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常被称为“新太空竞赛”的美中竞争。
近年来，中国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民用和军事航天项目，并制定了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例如，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今年5月，中国航天员也开始执行中国空间站长期驻留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与俄罗斯合作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ILRS）计划，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区域开展长期科学探索。该地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里可能存在水冰资源，而水资源对于未来深空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包括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参与者已经加入这一合作框架。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推进“阿耳忒弥斯计划”（Artemis Program），并通过《阿耳忒弥斯协定》推动更多国家参与月球探索和资源利用。这只是美中太空竞争的一部分。中国还在发展与太空相关的军事能力，并建设了规模庞大的卫星网络。目前，许多国家正在使用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在部分功能上具有与GPS不同的技术优势。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占据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如今，美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它不再是唯一具有强大航天能力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其在太空领域的重要竞争者，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不过，这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太空竞争并不意味着所有关系都必须走向对抗。人类仍然有巨大的科学探索空间，也存在许多合作可能。目前，由于美国长期限制NASA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法律框架（即《沃尔夫修正案》），双方在太空合作方面面临较大限制。但未来，如果双方能够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有限合作，这将符合双方以及全人类的利益。
问：谈到合作，《沃尔夫修正案》严格限制NASA与中国同行开展合作。您认为未来美中在太空领域是否仍存在合作空间？这种合作可能带来哪些收益？
答：我认为太空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科学研究本身具有国际合作属性。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共同面对问题，往往能够产生更多创新成果。从科学界角度来看，许多人都希望扩大太空合作，而这种合作也是维护太空环境稳定的重要因素。
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外层空间条约》，确立了外太空和平利用的重要原则。虽然今天太空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截至目前，人类仍避免在轨道空间部署攻击性武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冷战时期美苏第一次太空竞争阶段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即和平、可持续地利用太空。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太空力量，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大量共同利益。太空蕴含着巨大的探索潜力，也提供了促进人类发展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太空环境非常脆弱。如果缺乏有效的轨道管理，一次碰撞可能产生大量太空碎片，并引发长期影响。如果未来太空军事化进一步升级，不仅可能破坏太空环境，也可能增加更广泛安全危机的风险。因此，美中两国如何建立沟通机制，就太空活动规则和风险管理展开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太空经常被称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进入太空探索领域，这一理念将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如何维护太空和平？
答：关于外太空是否仍应被视为“全球公域”，目前存在广泛讨论。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曾提出，太空不应被简单定义为全球公域。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将太空完全视为公共领域，可能会限制国家和企业进行商业开发和资源利用。
事实上，美国近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商业航天发展。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案》，承认美国企业在符合国际法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拥有其获取的太空资源权益。这体现了美国推动商业化利用太空的政策方向。但与此同时，《外层空间条约》仍然强调，外太空属于全人类探索和利用的领域，应服务于全人类利益。
如今，新的挑战在于：过去人类主要讨论太空探索，而现在一些国家和企业已经具备开发月球资源的技术能力。这使得资源利用、实际控制以及活动边界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阿耳忒弥斯协定》和“国际月球科研站”都强调其活动符合《外层空间条约》的原则，但双方对于如何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存在不同理解。
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阿耳忒弥斯协定》中提出的“安全区”（Safety Zones）概念。支持者认为，这些区域只是为了避免不同活动之间产生干扰，保护科学研究和投资安全；但批评者担心，这可能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空间控制，甚至形成类似领土占有的效果。
如果未来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可能会偏离外太空作为全球公域的基本理念。因此，月球可能成为检验国际社会能否有效管理外太空资源利用的第一个重要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来也开始更多使用“全球公域”这一概念。不过，在中国政策语境中，这一概念往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等理念联系在一起。
未来，这些不同理念如何影响太空治理规则，将是国际社会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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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mma Brignall）为美国布朗大学本科生，《中美印象》2026年暑期实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