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2026年8月10日发表了对95岁的历史学泰斗、东南亚华人史和中国史研究大家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的采访。采访的核心并不是简单讨论“中美谁强谁弱”，而是试图从历史经验、中国政治文化以及美国全球信誉三个层面，解释今天的中美竞争以及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作用的判断。
王教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理解当下的中美竞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逻辑以及习近平对“只有党才能救中国”的判断，必须脱离西方政治理论的框架，重新回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期演变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脉络之中。
一、 中美竞争的本质：“新冷战”、海权博弈与美国的信誉困境
对于许多战略家提起的“修昔底德陷阱”，王赓武教授指出，中美博弈在结构上确实与美苏冷战有相似之处——核武器的威慑使得大国之间直接爆发全面战争的概率极低，竞争更可能表现为代理人博弈与非军事领域的较量。
然而，美国战略家在试图复制“击败苏联”的经验时，忽视了中国与苏联的本质不同。苏联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因缺乏海洋出口而面临巨大的经济脆弱性；相反，中国不仅拥有深厚的企业家精神，更具备便利的海上贸易途径，这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动力来支撑军事防卫。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大陆，但19世纪西方列强从海上发起侵略、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惨痛教训，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如今中国在南海等近海区域的军事部署与导弹防御，其核心目的并非向外扩张，而是出于防御性考量，确保美国等外部势力无法再从近海威胁中国本土。
谈及美国，王赓武教授认为用“衰落”一词来概括并不准确。美国依然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军费开支、遍布各洲的军事基地、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本土两侧大洋屏障所带来的绝对安全优势。然而，美国的全球信誉确实遭受了重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长达20年的军事干预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加上在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上的力不从心，暴露出美国地面干预能力的局限，也使其国际说服力大打折扣。在中美博弈中，中国倾向于追求对自身更为安全的多极化秩序，而美国在无法维持绝对霸权时，则更偏好能够集中力量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极格局。
二、 为什么习近平坚信“只有党才能救中国”？
这篇采访最核心的洞察，在于对中国共产党统治逻辑的深度剖析。王赓武教授强调，不能套用西方“政党轮替”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而应从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传统中寻找答案。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法家框架与儒家理念结合”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这一政治传统中，统治者因制定法律而处于法律之上。现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延续了这一历史特征：共产党同样处于常规法律体系之上。当党员违纪时，必须先由党纪进行调查与处分（如开除党籍），随后才移交普通法院审理。这种将党纪置于国法之前的治理逻辑，固然使得普通民众对司法体系的独立与公正缺乏足够信心，但却契合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权威模式。
正是基于这一传统，习近平在执政后将“救党”视为最高使命。在经历过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全社会泛滥的腐败现象后，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苏共当年之所以迅速崩溃，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革命理想、陷入派系斗争以及内部腐败不堪。习近平坚信“只有党才能拯救中国并使其强大”，而要救中国，就必须先通过极度严厉的“法家式”严刑肃纪来清除内部腐败、保持党的纯洁。
然而，这场持续十余年的高压反腐运动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侧面效应。在严厉的追责机制下，各级官员与地方干部人人自危，不敢轻易启动新的创新项目，也不愿承担政治风险。整套行政体制陷入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锁死（locked up）”状态，官员们为了自保，普遍选择了“少做少错、按部就班”的保守策略。
三、 中国真正的挑战在于“内部”
在王赓武教授看来，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与外部事务的处理上（如应对美国、俄罗斯及朝半岛局势）展现出了相当的经验与游刃有余，中国当前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实际上来自国内。
近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速放缓，青年人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巨大，社会整体的安全感并未达到党所期望的水平。为了应对这种内部的不安全感，官方进一步加大了对涉外信息、阅读材料及教科书的严格管控。然而，这种层层加码的控制手段，反而削弱了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信心。王赓武教授强调，中国从来不缺乏优秀的人才，关键在于能否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自由度与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四、 台湾问题与“长远的历史观”
关于台海局势，王赓武教授回顾了二战及冷战爆发的历史脉络。他指出，无论是当年的蒋介石还是毛泽东，虽然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但在“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有着高度共识。
当前台海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只要台湾不跨越“宣布独立”的红线，北京与华盛顿都不希望爆发直接冲突。北京的核心诉求，是确保台湾不被敌对势力利用作为攻击中国大陆的基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经历过多次分裂与统一，因此中国领导层完全可以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待统一进程，拥有足够的战略耐心，无需急于一时。
五、 历史的价值：良政善治与对“进步”的信仰
在谈及自身的学术遗产与历史的意义时，王赓武教授表示，历史的价值从来不在于还原绝对的“绝对真相”，而在于帮助人们理解当下、预判未来，并为现代治理（Good Governance）提供智慧指导。忽略历史规律的统治者，往往更容易重蹈覆辙。
中国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吸收的最核心理念，其实是关于“进步”的信念。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剧烈变迁，中国社会实现了曾经难以想象的科技与经济飞跃。这种历史经验让中国人坚信，尽管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会有起伏与挫折，但只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提供良好的治理，国家就能够从低谷中复兴，并持续迈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