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不是中国留学生,更不是普通的亚裔移民。他拥有远超绝大多数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他的经历也不能代表所有亚裔美国人,特别是美籍华人。但他的事件确实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亚裔身份、科技资本主义与地缘政治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
【本文2026年11月14日由微信公号“全球研究 Global Studies Forum”发布,作者张琳是美国新罕布什“大学的副教授,原标题为“黄仁勋被解职后,我想到美国亚裔的一个残酷悖论”。本站特转发供读者参考。】
黄仁勋被英伟达解职的消息,恐怕是这几天科技圈最令人震惊的新闻之一。
作为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过去几年几乎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革命的代言人。从一个台湾移民家庭走出来的年轻人,到创办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之一,他的故事一直是美国移民创业神话的典型代表。
然而,11月12日,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CEO及董事职务。此前,媒体曝光了他涉及婚外情的争议,其中一名女性还被美国情报部门怀疑与中国情报活动有关。尽管英伟达董事会表示,目前没有理由相信公司机密或美国国家安全已经受到损害,但这场私人丑闻很快演变为一场涉及国家安全、中美科技竞争和美国芯片出口政策的政治风波。
黄仁勋个人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公司治理规范,当然值得独立讨论。他所涉及的关系、信息披露和利益冲突问题,也不能因为他是亚裔就被轻描淡写。
但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全球科技资本主义和中国和种族政治的学者,我对这件事还有另一层兴趣:
为什么一个被视为美国科技实力象征的亚裔企业家,会如此迅速地被卷入关于中国威胁和国家忠诚的政治叙事?更进一步说,为什么亚裔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似乎总是在“不可或缺”和“随时可以被排斥”之间摇摆?
一、美国需要亚裔,但这种需要是有条件的
美国科技产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亚洲移民及其后代。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从大学实验室到硅谷创业公司,亚裔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过去几十年里,高学历、高技能的亚洲移民经常被塑造成美国移民制度成功的象征。
黄仁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与美国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化科技产业体系密切相关。这个体系依赖国际人才流动、跨国资本、全球供应链,以及亚洲制造业与美国科技创新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亚裔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是优秀的工程师,是勤奋的科学家,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在美国大学支付高额学费的国际学生。
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美国资本主义对亚裔的经济需要,并不必然转化为对他们政治身份的无条件认可。
当全球化运转顺利,当亚洲的资本、人才和市场可以帮助美国企业创造利润时,亚裔的跨国背景往往被视为优势。可是,当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中国不再只是美国企业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而开始成为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竞争对手时,同样的跨国背景就可能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懂中文、熟悉中国市场、有中国商业伙伴,原本可能是一个科技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到了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今天,这些联系却也可能引发国家安全层面的额外关注。
当然,跨国联系本身不能证明一个人存在安全风险,真实的商业和安全问题也需要具体调查。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政治语境如何改变了人们理解亚裔身份的方式。一个人昨天被赞扬的特质,今天可能就成为引起怀疑的理由。
二、这种矛盾并不新鲜:70年前的钱学森也是如此
如果把历史往回看,会发现黄仁勋事件中所折射出的某些政治张力,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需要中国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又在冷战政治中怀疑他们的忠诚。
钱学森的经历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钱学森曾是加州理工学院的重要科学家,在美国航空航天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冷战开始,以及麦卡锡主义盛行,他受到与共产主义联系有关的指控,失去了安全许可,并受到行动限制。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钱学森希望返回中国时,美国政府又担心他的专业知识会帮助中国发展军事技术,因此一度阻止他离境。也就是说,美国既怀疑他的政治忠诚,又不愿意失去他的科学知识。这段历史说明,科学家的价值从来不只是由其专业能力决定的,还取决于这些能力在特定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意义。
当然,钱学森与黄仁勋的经历不能简单画等号。两人的法律身份、政治处境以及所面对的具体争议都不相同。但两者可以放在一起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个人的经济或科技价值与其被赋予的政治身份发生冲突时,谁来决定他是否仍然属于“我们”?在冷战时期,这个问题与反共产主义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到了今天,它又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以及中美科技竞争联系在一起。
这也意味着,理解亚裔在美国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经历,不能只看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还必须把地缘政治放进来。
三、为什么不能只用传统的种族歧视来解释?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概念: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
简单来说,种族资本主义研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种族中立的社会中运作的。不同群体被赋予怎样的种族身份,以及他们的劳动、资本和知识如何被评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紧密相关。
美国的亚裔种族研究学者Iyko Day在Alien Capital: Asian Racia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Settler Colonial Capital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分析:亚裔在北美资本主义历史中,经常被同时视为有经济价值的劳动者,以及某种具有威胁性的、外来的资本力量。
这看起来很矛盾,但恰恰是理解亚裔种族化的关键。亚裔不仅可能因为自己的劳动受到剥削,也可能因为被认为过于勤奋、过于成功,或者与全球资本联系过于紧密,而成为社会焦虑的投射对象。
这里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对亚裔的排斥不一定表现为简单的种族仇恨。它有时反而会披上一层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精英和保护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外衣。例如,当人们批评全球化造成美国制造业衰退、科技公司攫取过多利润,或者海外人才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时,亚裔很容易被放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既是美国资本主义成功运转的重要参与者,又可能成为人们对这个体系不满时的替罪羊。
这也是为什么“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形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矛盾性。亚裔可以被塑造成勤奋、聪明、守法、擅长科技的成功典范。但这种赞美往往建立在他们能够持续创造经济价值的前提上。一旦经济形势或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这种看似正面的种族刻板印象,并不能保证他们不受到排斥。
被视为成功的少数族裔,并不意味着就真正摆脱了种族化。
四、地缘政治如何改变亚裔的种族身份?
如果说种族资本主义帮助我们理解亚裔为什么会同时被需要和被排斥,那么地缘政治则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种矛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这里还需要考虑美国民族主义本身的历史变化。历史学家Gary Gerstle在研究美国民族主义时,区分了两种长期存在、彼此竞争的政治传统:一种强调共同的政治价值和公民身份,另一种则强调种族、文化和血缘所界定的国家归属。这两种传统并不是简单地相互取代,而是一直在美国历史中交织。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巩固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一种强调多元文化、全球人才和跨国经济联系的话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亚裔的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创业能力和跨国网络往往受到高度认可。美国大学欢迎中国学生,美国科技企业积极招聘亚洲工程师,硅谷也不断涌现亚裔移民创办的科技企业。这种欢迎当然包含多元文化的理想,但也有非常现实的经济利益。
到了201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的政治话语越来越强调供应链安全、技术自主和国家安全。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被定位为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主要竞争者。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全球化的反弹也持续扩大。贫富差距、产业外移、就业不稳定,以及对科技巨头的不满,都为民族主义政治提供了新的土壤。
这两股力量——国内对全球化的不满和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相互交织,改变了亚裔所处的政治环境。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亚裔都受到同样的影响。不同国籍、移民身份、阶层和职业群体的处境差异很大,美国本土出生的亚裔与持临时签证的中国公民所面对的制度性风险也不相同。
但种族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恰恰是外界未必总能清楚地区分这些差异。在某些政治语境中,一个人的面孔、姓名、语言或者家庭背景,就可能让他与一个遥远国家的政治形象联系起来。
因此,亚裔的种族身份不仅是在美国国内形成的,也是随着美国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不断被重新定义的。
五、从中国留学生到黄仁勋:谁决定一个人的价值?
几年前,我和合作者蓝图、胡永娇研究美国中国留学生的处境时,就对这种矛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发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一直具有某种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重要的知识劳动力,也是美国高校教育服务的重要消费者。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不少公立大学面临财政压力,支付高额国际学生学费的中国留学生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留学生不仅受到大学欢迎,也被包装成全球化、多元文化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当中美关系发生变化,他们又很容易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安全风险。
尤其是2018年以后,随着中美贸易战、科技竞争和所谓“中国威胁”话语的升温,一些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开始面临更严格的签证审查、科研限制,甚至入境时的长时间盘问与遣返。我们访谈的一位中国博士生,就曾在2024年赴美交流时遭遇长时间的入境审查,最终签证被撤销,不得不立即返回中国。
最有意思的是,美国高校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对中国学生的经济需求。不少学校一边担心中国留学生减少会影响财政收入,一边又不得不适应日益收紧的政治环境。这种矛盾让我们意识到:单纯说美国社会“欢迎”或者“排斥”中国留学生,其实都不够准确。他们既被需要,也可能被排斥;既是全球知识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又可能在特定政治时刻被视为威胁。而且,经济上的价值越高,有时反而越容易被卷入国家竞争。我们将这种矛盾概括为 desirable and disposable,也就是“被需要的”与“可被抛弃的”。
从这个角度重新看黄仁勋的事件,就会发现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黄仁勋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亚裔企业家,更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象征。他的企业同时处在美国科技实力与全球市场联系的交汇点上。正因为如此,当他的个人争议与中国因素联系起来时,事情的政治意义就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区分两个层面:黄仁勋是否因为具体的不当行为而失去董事会信任,需要依据调查和公司治理事实判断;而这场风波为什么迅速被赋予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意义,则是另一个值得独立研究的问题。分析种族化,并不是否认个人责任,而是追问:为什么某些人的个人行为更容易被解释成一种关于国家、族群和忠诚的问题?
六、经济上的成功,能换来真正的政治归属吗?
黄仁勋事件最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一个传奇企业家的跌落,而是它再次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和种族政治的老问题:
经济上的成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稳固的政治归属?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常用亚裔在教育、科技和商业上的成功来讲述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就。这些成功当然是真实的,也值得肯定。但如果一个群体的社会接纳始终以经济贡献为主要理由,那么这种接纳本身就可能是有条件的。
当一个人的价值主要通过他能带来多少利润、多少知识和多少竞争优势来衡量时,他也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被重新评价。
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使是一些批评排外政策的声音,也经常停留在经济功利主义的逻辑中:我们应该欢迎中国学生,因为他们支付学费;我们应该留住亚洲科学家,因为他们帮助美国保持科技领先。这些理由并没有错,却也可能忽略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人是否应该获得平等对待,难道只能由他对美国经济有多大用处来决定吗?
这也是种族资本主义批判试图推动我们思考的问题。
它不仅要求我们反对公开的种族排斥,还要求我们反思,那些看起来非常包容、非常多元的经济制度,是否同样可能建立在对不同人群的功利化评价之上。黄仁勋不是中国留学生,更不是普通的亚裔移民。他拥有远超绝大多数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他的经历也不能代表所有亚裔美国人,特别是美籍华人。但他的事件确实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亚裔身份、科技资本主义与地缘政治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
亚裔可以是美国资本主义最成功的参与者,却未必能够完全摆脱被视为“外人”的可能性。
而要理解这一矛盾,我们就不能只讨论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还必须把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不断重组的权力关系放进来。
延伸阅读
这些问题也是我与蓝图和胡永娇在2024年发表于 Geoforum 的论文《Desirable and Disposable: Tracing the Racializ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被需要与可被抛弃: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种族化历程》)所讨论的核心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阅读,也欢迎交流。
论文全文: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24.104127
文章PDF可以在我个人网站下载:https://linzhangweb.org/wp-content/uploads/2024/10/desirable-and-disposale-tracing-the-racialization-of-chinese-students-in-american-higher-education.pdf
文章受到Iyko Day关于亚裔种族化与种族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及历史学家Gary Gerstle关于美国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研究的启发。
Day, Iyko. Alien capital: Asian racia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settler colonial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Gerstle, Gary. American crucib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我们结合历史文献和2018—2024年间的访谈研究,考察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初期、2006—2017年全球化和中国留学生赴美热潮,以及2018年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时期。
我们希望说明,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问题,也不能只用个人能力、阶层地位或者移民政策来解释。它始终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国际权力关系的重组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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