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2021年写道：“当美国深陷中东和南亚事务时……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俄罗斯和一个更有实力、更自信的中国相继崛起，导致欧洲和东亚的地缘政治天平开始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编者按：本文2027年9月11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英文标题和题记为“Sept. 11 Changed the World Order. But Not for the Reason We May Think–The terrorist attacks consumed U.S. resources and attention, and left the country unable to address the bigger threats to its economy and global leadership”，中文标题和题记是“‘9·11’改变了世界秩序，但原因或许并非我们所想–‘9·11’恐怖袭击消耗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使其无暇顾及对其经济与全球领导地位构成的更大威胁”，作者是John Bussey。目前标题来自本站编辑，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分享。】
25年前，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双子塔轰然坍塌，引发了一场似乎震碎原有世界秩序的巨大冲击波。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向国会发出警告，称现在已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宣称：“世界分为‘9·11’前和‘9·11’后。”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补充道：“那一天改变了一切。”
他们说得没错，但有一个前提。那次袭击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世界秩序确实改变了。但真正带来改变的并非恐怖主义本身，而是其引发的余波：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
“9·11”事件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成功袭击，由一个没有国籍且规模相对较小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团体发动。然而，美国为此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回应：一场反恐战争。美国打击了两个国家，其中一个与“9·11”事件无关。华盛顿当时的论调极为宏大，甚至借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措辞，宣称美国当时正与一个“邪恶轴心”对抗。
由于全身心投入于反恐战争，美国当时无暇顾及其他全球要务，例如中国举足轻重的崛起以及敌意日增的俄罗斯。这种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力量的忽视，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原因。
曾在多届政府任职、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2019年表示，美国领导人“无疑是分心了”，“我们不断发现自己被重新拖入我们在中东冒进行动所造成的泥潭”。他说道：“试想一下，如果将耗费在全球反恐战争上的大把时间、精力和资源，转而用于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构建积极愿景，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8年写道，“中国和俄罗斯乐见反恐战争的展开，因为这转移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使其无暇顾及中俄两国。”
实力与乐观主义
回想一下“9·11”事件发生前美国的地位。那是一个充满实力与乐观主义的时代。美国赢得了冷战，享有国际主导地位。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战胜伊拉克的余威犹存：美军如此强大，能够在极短时间内以微小的伤亡代价，粉碎远方的威胁。
那种乐观心态塑造了“9·11”之前的战略。许多美国领导人当时相信，将各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将使它们向西方靠拢，降低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正是这一宏图的核心。
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表示：“我们越是让中国融入世界，世界就越能给中国带来变革和自由。”华盛顿方面倡导中国融入世界，并欢迎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G7)，使其扩容为八国集团(G8)。
当然也有现实的考量。中国有望为美国企业带来超过10亿的新客户。而俄罗斯庞大的油气资源则为欧洲和全球经济提供了动力。
乐观情绪高涨的同时，警告之声依然不绝于耳。“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会失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它几乎肯定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并试图主导东北亚……简言之，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注定会成为对手。”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也同样强调：“当务之急是，绝对不能让能够主宰欧亚大陆、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出现。”
在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劫持的美联航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后不久，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美军入侵阿富汗，以击溃发动袭击的“基地”组织(al Qaeda)。由于一次历史性的情报失误，美国还入侵了伊拉克，部分原因是为了搜寻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后是两场漫长的战争。根据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这两场战争导致超过7,000名美国军人以及数十万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人员、警察和平民丧生。这些冲突交织着战争和国家建设，耗费了美国数万亿美元，并搅动了南亚和中东局势。
这些战争也牵制了连续多届美国政府的精力。外交政策在多条战线上继续推进。不过，随着世界重新回到大国竞争的格局，美国似乎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2021年写道：“当美国深陷中东和南亚事务时……一个更具侵略性的俄罗斯和一个更有实力、更自信的中国相继崛起，导致欧洲和东亚的地缘政治天平开始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当俄罗斯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入侵格鲁吉亚，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内吞并克里米亚时，西方的回应未能阻止俄罗斯进一步的扩张行为。俄罗斯后来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战争。许多分析人士表示，西方本应在当时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更好地武装俄罗斯脆弱的邻国，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是威慑失败的真实写照，”美国陆军驻欧洲前总司令本·霍奇斯(Ben Hodges)写道。“我们当时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团结一致地认识到俄罗斯构成现实威胁。”
中国与WTO
至于中国，此时一场真正的地缘政治巨变已经发生。这与恐怖主义无关。
这一幕发生在2001年12月11日。当时，美国正在轰炸阿富汗的托拉博拉山区洞穴，小布什总统正领导全球纪念“9·11”事件过去三个月。
就在这一天，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美国政商界等各方的支持下，中国加入了WTO，这进一步向全球贸易开放了中国经济，也让中国进入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影响立竿见影：中国出口商品涌入全球市场；外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将更多制造业转移到这个成本更低的地区；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厂相继倒闭，工作岗位流失。
很快，来自企业和政府的指责声浪日益高涨。他们称，中国在窃取知识产权，强迫外国公司以技术转让换取市场准入，操纵汇率以提振出口，补贴国有企业以助其在全球市场攫取不公平优势，并且违反或规避了其他WTO承诺。
中国随后的崛起速度令各国震惊。年度商品出口额从2001年的2,660亿美元猛增至2024年的3.58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从4%升至15%。经济学家将这场剧变称为“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
伴随经济实力而来的是军事实力。中国在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推进军事化，建造人工岛屿和前哨基地，并挑战邻国。中国于2012年列装了第一艘航空母舰，2019年列装了第二艘，2025年列装了第三艘。在两人最近于北京举行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警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即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威胁到一个老牌强国时，战争往往容易爆发。
错失的时机
许多外交官和学者认为，由于被战争分散了注意力，美国错失了制衡中国并管控其崛起的关键时机。他们认为，美国在利用WTO保障条款和其他制裁措施来打击中国贸易行为方面行动迟缓。美国本可以建立替代性贸易组织，并拒绝接纳中国，直到其行为发生改变。美国也本应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与联盟体系。这些学者承认，无论如何，中国最终都会在经济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印记。问题在于这个过程会有多快，又会带来多大的颠覆性。
在此期间，小布什政府的官员错过了亚洲几次重要的区域会议，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简称：东盟)的峰会。“美国的领导力究竟在哪里？”一名新加坡官员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奥巴马政府随后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并试图建立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替代性贸易组织，该协定最初将中国排除在外。但到那时，许多美国人已对贸易协定态度转冷。国内政治的掣肘最终扼杀了美国参与该计划的可能。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Biden)政府动用了关税和出口管制，并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但中国早已越过了拐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庞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长远的投资眼光以及绕过西方限制的能力已变得过于强大。中国保持着增长势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发展轨迹在“9·11”事件发生几十年前就已启动，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随后的岁月里，助力中国积蓄经济实力的也并非只有华盛顿。或许，西方企业才是背后那股更为强大的推手。
曾在霍尼韦尔(Honeywell)和德勤(Deloitte)中国区任职高管的沈达理(Shane Tedjarati)在今年5月份写道：“三十年来，西方公司奉行着一种逐季看是理性、但累积起来却是自掘坟墓的战略：将制造能力、运营诀窍、工程规范和间接市场准入系统性地转移到中国，以换取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率和短期的股东回报。”这种战略带来的苦果是：“亲手培养出了如今兵临城下的竞争对手。”
全球化退潮
美国未能解决因中国崛起而造成的混乱，加剧了“9·11”之后世界秩序的另一道裂痕：美国国内对全球化的愤怒。战争、移民以及一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流离失所、看似毫无关联的金融危机，让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愈发阴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数据，到2025年，只有17%的美国人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
这种不满情绪助长了一股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暗流，为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运动的兴起推波助澜。许多支持者开始质疑甚至抵制现有基于规则的多边全球秩序，包括北约(NATO)、欧洲联盟以及WTO。在他们看来，这套体系根本无法保障自身的利益。
这些现象并非完全是新事物。早在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触顶时，自动化、业务外包(outsourcing)以及外国竞争就已在重塑美国的蓝领阶层。当时大量工作岗位开始流向墨西哥、台湾以及其他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在“中国冲击”到来之前，“日本冲击”便已将美国汽车工业打得溃不成军。
但在“9·11”事件后的岁月里，这种不满情绪获得了更响亮的政治发声。部分由于中国的强势崛起，类似的动荡也已蔓延至欧洲，随之而来的是右翼势力的抬头、仇外心理的滋生，以及针对国际组织、特别是欧盟的攻击。反全球化浪潮本身已经实现了“全球化”。
那些亲历过“9·11”袭击的人，都深感那一天彻底撼动了世界。事实确实如此。然而，最深刻的震撼并非源自袭击本身，而是源自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做出的种种抉择，以及它选择袖手旁观的那些时刻。
步入新世纪，主导局势的依然是那些积蓄已久的深层力量。全球化、社会动荡以及大国博弈，这些犹如地壳运动般的巨变在恐怖袭击发生前便已悄然演进。单凭“9·11”事件本身，并不足以塑造当今的世界秩序。然而，那一天及其引发的余波却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是一个交织着悲剧、误判与深远后果的时代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