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大学资深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在接受《The Wire China》专访时，深入剖析了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的制度性短板、外交阵地空置问题以及台湾与亚太局势，并提出了通过“选择性开放”吸收中国投资以提振美国竞争力的务实框架。
一、 特朗普二度执政：盟友信任瓦解与中国对美观念转变
谢淑丽指出，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来，其外交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干预主义与激进色彩（例如在执政首年内对七个国家采取了军事行动）。虽然拜登政府此前尽力修补了被特朗普首次执政破坏的盟友关系，但如今包括加拿大、丹麦在内的传统盟友再次感到无法信任美国，甚至在某些层面将美国视为敌对一方。
这种“美国优先”和单边保护主义取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道德领导力崩塌：这证实了中国领导层及公众长期以来的看法——美国的全球威望与道德领导力已达顶峰并正走向衰落，其外交政策被视为完全基于私利和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利益。 二是民间反美情绪加剧：过去中国社会对美国文化和民主制度普遍保持某种尊重，反美情绪仅在政府间紧张时零星爆发。但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二次执政后），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显著增强，而亲俄情绪有所上升。 三是错失拉开中俄距离的机会：中国曾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且中国公众历史上对俄罗斯并无深厚好感，原本通过精准的美国外交是有可能推动北京与莫斯科保持距离的。然而，由于习近平与普京在防范“颜色革命”及威权安全感上的个人与意识形态契合，再加上美方外交失效，这一外交空间已被浪费。
二、 习近平的政策“过头”与战略机遇的错失
虽然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创造了让中国将自己塑造为“全球化与国际秩序维护者”的战略机会，但谢淑丽认为，习近平的“过头（overreach）”策略使得中国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局势。
谢淑丽指出，中国大陆坚决拒绝与民进党政府及海基会进行任何高层对话。此前蔡英文执政时期本是一个非常灵活务实的对话伙伴（她曾试图在不完全服从的前提下寻找符合1992年共识精神的表述），北京拒绝与之接触是重大失误。 在香港打破“一国两制”国际承诺后，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信心已被破坏。中国大陆继续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加大对台施压，不仅破坏了“和平统一”承诺的可信度，反而将自身逼入可能不得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死角。
此外，还存在外交反应过度。例如，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及台海安全的言论后，北京反应过度。原本中国有机会利用特朗普粗暴处理盟友关系的契机来拉近中日关系，但过激的反应打乱了这一进程。在当前体制下，即便如外交部长王毅等富有对日斡旋经验的官员，也难以偏离高层的激进路线。
三、 官僚体系清洗与“外交失职”危机
谢淑丽特别指出，尽管双方领导人出于政治考量（如习近平希望在中共二十一大前展示稳定大国关系的能力）意图稳定关系，但两国内部的官僚体系清洗严重削弱了外交履职能力。
特朗普政府大幅裁撤和清退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国务院官员（包括拜登时期任命的多位女性大使与公使），甚至国防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也出现严重空缺。以前NSC亚洲事务部门人满为患，如今除了个别官员外几乎空无一人。
元首会晤（Summit Diplomacy）的本质在于两国工作团队事先进行长达数百小时的谈判，敲定成果并建立危机管理的人际基础。而如今由于美方缺乏专业对接团队，中国外交官员因找不到对应窗口而极为挫败，双方高层会晤缺乏足够的前期准备，形成了危险的“外交失职”。
中国同样面临“忠诚度高于专业能力”的考验。习近平正在党政军及事业机关开展空前规模的清洗与“治理思想”学习运动，内部政治阶层的安全感缺失与肃清压力，正导致官员普遍出现不敢作为的负面效应。
四、 破局方案：重塑威慑平衡与“选择性开放”框架
在探讨如何走出当前的危险僵局时，谢淑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 重新平衡“威慑”与“外交谈判”：目前美国政策过于偏向威慑（如全面技术与贸易制裁），盲目追求“绝对优先地位”，却忽视了提升自身竞争力才是根本。 2019年5月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并在全球范围打压中国技术的做法是过度的，这反而强化了中国“美国决意敌对”的认知。美方应将关税和制裁作为外交谈判的杠杆（用于换取中国在南海、台海等地区施压行为的缓和），而不是单纯作为打压工具。
- 倡导对中国投资采取“选择性开放（Selective Openness）”： 针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谢淑丽主张参照历史上处理日本对美投资的成功经验。例如，引入先进技术与产业再造：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领域已取得显著突破。一味通过关税阻断中国投资不仅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如无法获得高质量廉价电动车），也无法阻止中国资金流向美债等非生产性领域。美国应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建立合资企业、许可技术或设立子公司，以协助美国实现工业化重塑与本土劳动力培训。 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评估安全风险的同时将“对美国经济的价值”纳入考量；同时建立持续、透明的公司治理与网络安全定期复审机制，实现“有保护的开放”。
结语
谢淑丽最后强调，华盛顿目前普遍存在一种关于“中国威胁”的从众思维（Groupthink）。两国领导人需避免陷入历史式的“大国冲突死局”，放弃单纯的制裁与僵局对抗，通过专业、务实的外交筹码交换与经济合作，寻找一条既能维护国家安全又能实现共同稳定的可持续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