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曾被广泛理解为自由民主最终战胜其他政治制度的宣言。1992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此后这一概念不断受到现实政治的挑战：从“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到特朗普崛起、民粹主义扩张，“历史是否真的终结”成为一个反复被提出的问题。
当地时间9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由Ezra Klein主持的播客《The Ezra Klein Show》对福山的深度采访。Klein与福山重新讨论了这部令后者成名的著作，以及其中有关自由民主、人性、身份认同和政治秩序的观点。福山表示，他当年的论述并非简单宣告自由民主取得永久胜利，而是认为，在当时看来，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组织形式中缺少系统性竞争者的一种最终形态。但与此同时，他也警告，自由民主如果只能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却无法满足人对于尊严、认同、成就和意义的追求，其稳定性同样会受到挑战。
“历史的终结”并非意味着世界不再发生事件
福山在访谈中解释，“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源自黑格尔，并不是指历史事件本身停止发生，而是指人类政治和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能走向某种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同样采用了这种历史观，但其所设想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改革以及东欧政治变化，福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要的制度性竞争者要么自行瓦解，要么已经被原来的追随者抛弃，而资本主义经济与自由民主制度似乎成为最有可能延续下去的模式。
但福山强调，他并没有认为自由民主社会已经完美无缺。他真正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能够让人最终获得更加幸福、更有意义的生活？直到今天，他仍没有看到一个能够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并提出具有普遍吸引力替代方案的制度。
人们追求的不只是财富，还有“被看见”
在福山看来，自由主义理论过去过于强调个人安全、自由以及物质生活，却没有充分理解人的另一种需求——获得他人的认可。
他借用了古希腊哲学中的“thymos”概念，将人的这种精神需求进一步区分为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isothymia”，即希望自己至少能够得到与其他人平等的尊严和认可；另一种是“megalothymia”，即希望获得高于他人的地位、成就和认可。
福山认为，前一种需求实际上是自由社会的重要基础。现代自由民主通过法律赋予每个人基本权利，使其作为一个人获得社会承认。但如果一些人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与他人相同的尊重，就可能产生强烈的不满。
他以同性婚姻运动为例指出，仅仅赋予同性伴侣财产继承等经济权利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同样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得到与异性婚姻同等的社会认可。
类似的机制也存在于经济领域。福山引用亚当·斯密的观点说，贫困带来的痛苦不仅来自缺少物质资源，也来自“不可见”——感觉自己没有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可。由此，他认为，当代许多民粹主义政治并不仅仅围绕收入和财富展开，也与一些人认为自己被受教育程度更高、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忽视有关。
“最后的人”与自由社会的另一种困境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另一部分讨论了尼采意义上的“最后的人”。
福山解释说，“最后的人”满足于自由主义能够提供的和平、繁荣和个人安全，却不再追求更高的目标，也没有愿意为某种理想承担风险的冲动。在尼采看来，这种状态可能意味着人类精神被“扁平化”。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承认所有人的基本平等，但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人与人之间在才能、成就和地位上的差异。对于一些人而言，追求卓越本身就是一种动力；问题在于，这种追求如果转化为政治支配欲，就可能威胁民主制度。
他认为，现代自由社会必须为这种“超越他人”的欲望提供和平出口。过去，战争有时被一些思想家视为重新激发社会活力的方式，但随着核武器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已经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寻找其他方式来释放这种竞争和成就欲望。
“9·11”没有终结自由主义，但改变了美国政治
谈及“9·11”事件25周年，福山表示，这一事件并没有真正证明自由主义已经被一种新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击败。在他看来，激进伊斯兰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形成一种能够在不同社会普遍传播的政治模式。
他认为，“9·11”真正产生的长期影响之一，是美国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化外交政策、国内监控体系扩张和公众对美国力量运用的失望。
福山本人曾经属于新保守主义圈子，并支持过推动萨达姆·侯赛因下台的相关主张。但伊拉克战争之后，他逐渐与新保守主义决裂。他说，自己此前研究过美国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干预，因此一直怀疑美国是否拥有长期改造一个文化和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国家的能力。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认为美国没有充分准备好在推翻萨达姆之后长期建设一个稳定国家。
他还反思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认为人的政治判断并不完全来自对客观信息的理性分析，社会圈层和身份认同同样会影响人的判断。他说，自己当年身处新保守主义圈子，与相关人士的友谊和认同也使自己更难与这一政治立场分离。
特朗普与美国国家治理能力
谈到特朗普，福山将其与自己早期著作中讨论的“承认”和“欲望”联系起来。他认为，特朗普不仅代表一种政治风格，也反映出部分美国人对政治权力、边界、国家能力以及传统社会等级的诉求。
福山还提出“国家再家产化”（repatrimonialization）的概念，用来描述现代国家重新出现以领导人本人及其亲友利益为中心的倾向。
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建立专业化、非人格化的行政体系，由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员管理国家事务，而不是按照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分配权力和利益。如果这种非人格化的制度遭到削弱，政治就可能重新回到由领导人及其亲属、朋友获得特殊待遇的模式。
与此同时，福山也认为，美国自由民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能力”不足。政府拥有大量程序和制度约束，有时导致其很难迅速完成已经确定的公共目标。
他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登月计划为例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肯尼迪宣布登月到真正实现载人登月只用了8年；相比之下，近年的大型公共项目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取得实际进展。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拥有强大的执行能力。相反，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制度需要能够在法律框架内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并实现已经确定的公共目标。
中国、欧洲与新的政治竞争
在谈到中国时，福山认为，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有可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对自由民主形成系统性竞争的模式。
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国家具有治理能力，同时受到法治和选举的约束；中国则拥有非常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但没有受到同样的法治和选举限制，因此治理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本身。
福山还提到，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官僚传统具有悠久历史，强调由受过教育、具备能力的人参与国家治理。他认为，中国在现代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力，使其成为自由民主之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模式。
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的长期可持续性仍然存在问题，包括房地产市场、青年就业以及对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等。
对于欧洲，福山则认为，欧洲面临的问题并非政府人员缺乏专业能力，而是过度依赖规则和程序。他认为，当规则不断增加、行政体系被程序束缚时，政府即使拥有大量专业人员，也未必能够产生有效的治理结果。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新的制度变量
访谈最后转向人工智能。福山认为，政治制度本身可以被看作一种处理和回应社会信息的“集体技术”，而人工智能将改变政治体系处理信息的方式。
他认为，人工智能尤其可能对自由民主制度形成挑战，因为民主制度能否正常运转，与其获取、处理和回应信息的能力密切相关，而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政治传播方式。
福山还认为，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与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存在重要联系。在网络环境中，传播更加激烈、具有争议性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关注，阴谋论也因此更容易扩散。
对于人工智能本身，他最担心的是“代理型人工智能”以及人类主动向机器转移决策权。他认为，人类可能越来越多地将权力交给能够自主行动的机器，而开发者本身也未必完全理解这些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
他同时指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可能增加治理难度，但两国也都面临控制高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因此仍可能存在建立国际规则的空间。
在福山看来，未来自由民主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而是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中重新建立有效的国家能力，同时保持法治、平等和政治约束。他认为，一个能够有效治理人工智能、利用技术处理复杂信息，同时又不让技术反过来控制政府的国家，将成为未来政治制度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