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著名的军事与外交事务作家、分析人士Robert D. Kaplan9月21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文章认为，美国历史上曾多次严重误判中国；今天围绕台湾、中国实力以及人工智能竞争的政策摇摆，可能重演这种历史性误判，并把中美推向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战争。避免战争的关键不是单纯增加或减少军事压力，而是保持稳定、明确、可预测的政策信号。以下为该文的翻译版。
在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前，美国从未像误判中国那样严重地误判过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这一点令人费解，那只是因为人们的历史记忆太过短暂。美国曾经经历过此前那些惨败，而如果再次犯下类似的错误，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在本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时，必须拿捏好分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支持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抵抗20世纪30年代入侵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势力。罗斯福政府当时认为，战后的中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将与美国、英国和苏联一道，成为战后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然而，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时，华盛顿大为震惊：一个美国几乎没有认真关注的政治运动，竟然推翻了曾深受美国人喜爱的蒋介石。与此同时，苏联和中国都落入共产党之手，更令美国愤怒不已。于是，总得有人为这一结果承担责任。
“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由此产生，并成为20世纪50年代“红色恐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被追究责任的国务院官员，恰恰是二战期间曾一再警告、却没有得到重视的人——他们当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很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这些官员并没有因为具有先见之明而受到赞扬，反而被指责为叛徒，被认为是他们对国民党支持不力，才导致了蒋介石的垮台。认为美国国务院本来能够阻止一个横跨5.5亿人口土地的共产党政权建立，本身就严重高估了美国力量的边界。相比之下，这一人口规模是美国后来在越南战争中面对的南越人口的37倍。
但这些美国外交官本身也并非没有问题。他们准确判断了毛泽东获胜的可能性，却误判了毛泽东政权的本质。他们认为，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相比，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似乎更为温和。这些外交官当时驻扎在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对蒋介石的威权主义倾向有着深入了解。但他们只是短暂访问过共产党根据地延安，而这些访问都是由毛泽东及其宣传负责人周恩来精心安排的。他们对延安所展现出的秩序与纪律印象深刻，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最终，这一政权导致多达7000万中国人死亡或因饥饿而丧生。
20世纪50年代针对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的清洗一直持续到60年代。越南战争之所以得到推动，一个原因在于，当时国务院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欧洲问题专家和通才，而那些本来可以警告亚洲游击战争危险性的“中国通”已经不再身居要职。这些中国问题专家还会指出，越南从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傀儡。由此，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红色恐慌”，到60年代中后期的越南战争惨败，中间存在着一条经由中国而形成的直接历史联系。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推动实现了对华外交突破，这最终结束了“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中国不再被视为“丢失”的国家，而成为一枚可以用来制衡苏联的地缘政治棋子。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一构想一直持续到1989年。那一年，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的严厉镇压，加上冷战结束，使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社会所憎恨的对象；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国作为美国地缘政治资产的价值也有所下降。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美国不得不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江泽民及其副手朱镕基展现出的活力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都相信，如果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将走上一条迈向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道路。比尔·克林顿总统持有这一观点，而绝非只有他一个人如此认为。
这是华盛顿犯下的第三次误判。冷战以美国的胜利告终之后，华盛顿建制派信心大增，认为中国也会沿着欧洲走过的道路走向自由。然而，中国并不是欧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最终却在习近平领导下重新走向全面的威权主义。
这些错误各自有其具体原因，但它们也受到中国自身规模、复杂性以及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直到最近，随着胡佛研究所学者弗兰克·迪克特（Frank Dikötter）突破性的研究问世，我们才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在中国内战期间，斯大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援助了毛泽东，而这使国民党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与中东问题不同，美国对中国的分析并没有受到激烈党派政治的严重扭曲。但即使对于那些能够保持情绪超然的专家阶层来说，中国对美国而言也确实是一个很难真正理解的国家。
尼克松访华之后形成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刻意模糊理解，是维系中美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安排后来体现在《上海公报》中。这一公式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其首都是北京，同时也意味着双方都不会试图通过武力改变台湾现状。
自1972年以来，《上海公报》所确立的这一框架可能首次面临特别严重的危险。过去也曾出现过一些偏离这一框架的情况，例如乔·拜登总统曾表示美国将保卫台湾，从而放弃了尼克松时代所奉行的战略模糊。但总体而言，此前历届美国总统在措辞上都保持了克制。
特朗普政府如今已不再如此，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公开立场，以及他对亚太政策持续表现出的高度不确定性，都使局势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中国也已经不再由一个由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官僚集团统治，而是由习近平领导。作者认为，习近平是一名列宁主义式的极权主义领导人，并公开表现出对台湾采取进攻性行动的意图。原本清晰的指引正在变得摇摆不定。
尽管双方领导人在峰会上仍然发表着乐观言论，但我们似乎重新回到了“谁丢失了中国”的时代——一个根本性的误判可能再次发生，而这一次，其后果将难以估量。此外，由于中国和美国似乎都没有兴趣合作建立人工智能监管机制，两国围绕这一技术展开的竞争也可能进一步破坏双边关系的稳定。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最严重的灾难将是围绕台湾和南中国海爆发军事冲突。避免这样的冲突，并不仅仅意味着降低军事紧张程度。耶鲁大学中国史学者奥德·阿恩·韦斯塔德指出，1914年德国认定英国可能不会援助其盟友，这一判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诱因之一。同样，如果中国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出兵援助台湾，也可能增加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乌克兰、加沙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在美国公众和精英阶层中引发严重分歧，但这些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的生活。相比之下，一场在西太平洋爆发、由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直接参与的高强度军事冲突，将扰乱全球最重要的供应链，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把这种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并不过分。
“谁丢失了中国？”这一争论源于一种执念，也源于一种误解。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执念是反共。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共产主义便取代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与此同时，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挽救蒋介石日渐衰弱的政权——尽管这场战争是在绵延数千英里的广阔土地上进行的。
如今，美国的执念再次与共产主义有关，只不过这一次，它表现为对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军事、经济和人工智能力量的担忧。而今天的误解则在于：认为只要在保卫台湾和美国其他亚洲盟友的问题上采取更加柔和、更加不坚定的立场，就能够避免战争。实际上，这种做法可能反而会让中国更加有信心发动对台湾的攻击，从而使美国陷入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而危机所涉及的将是整个太平洋的命运。
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最重要的因素，是政策上的自律。这听起来很无聊，却是事实：这意味着释放稳定、可预测的信号。美国不应该让中国产生误解，正如中国也不应该让美国产生误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原因就在于各方误判了彼此的意图。特朗普总统反复摇摆不定——包括把对台军事援助当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以及不时提出让亚洲落入中国势力范围的设想——这种做法不负责任地助长了可能导致战争的误解。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1966年出版了《骄傲之塔》，这是她继经典著作《八月炮火》之后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该书讲述了19世纪欧洲那个光彩夺目、充满国际主义气息的世界，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使那个世界的风貌、光辉与天真荡然无存。塔奇曼为这本书选取的主题，来自埃德加·爱伦·坡1845年的一首诗：“死亡从城市中一座骄傲的高塔上，巨人般俯视而下。”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场地缘政治冲突，如果发生误判，其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能够像中美冲突这样，给我们所有人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四分之三个世纪前，中国曾经深刻撕裂美国国内政治。这一次，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