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位于纽约的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中美首脑峰会所达成的一个重要成果，即一个新的政策框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她指出，其本质并非真正的战略和解，而是通过新设的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等双边谈判机制来“管理竞争”。美国在峰会中更侧重于获得农产品采购和机制建设等具体务实成果，而中国则着眼于塑造长期的双边关系框架并重申其核心利益。总体而言，这次峰会建立了一种新的竞争管理模式，虽然降低了短期风险、提升了可预期性，但并未根除两国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带来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大突破，而是一种更为罕见的成果：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战略性模糊”。华盛顿宣扬的是一系列具体成果，北京则着力宣传一种新的关系理念。双方都声称实现了“稳定”，但仔细比较双方发布的会晤纪要便会发现，他们所理解的“稳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白宫将此次峰会包装为一揽子务实成果。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强调，双方同意建立一种建立在“公平与互惠”基础上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宣布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访问华盛顿，并就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朝鲜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同时，白宫还重点宣传了此次峰会取得的经贸成果，包括围绕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达成的安排、波音飞机采购、农产品采购、美国牛肉市场准入以及禽类产品进口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将新设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oard of Trade）和“美中投资委员会”（U.S.-China Board of Investment）称为此次协议的“基石”（cornerstone）。换句话说，真正被视为峰会核心成果的，并非波音订单或农产品采购，而是未来用于管理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一项制度性机制。
中国方面的通稿并未否认白宫提出的“战略稳定”这一表述，而是在此基础上赋予了其更丰富的内涵。双方都使用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提法，但北京赋予这一概念更广泛的政治意义。按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表述，所谓“稳定”，不仅意味着保持沟通、降低风险，更意味着将竞争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妥善管控分歧，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并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双边关系的基础。
这种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对华盛顿而言，此次峰会的重点是让竞争变得足够可控，从而为美国带来经济和政治收益；而对北京而言，其重点则在于重新塑造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美国强调的是具体交易和现实利益，中国强调的则是关系定位、国际地位以及双方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同一场峰会服务于截然不同的战略目标——这也正是我在峰会举行前所指出的不对称性：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前取得一系列看得见的成果，而习近平则着眼于一场更长期、更具耐心的战略布局。
新设委员会意味着什么
新成立的两个委员会，是此次峰会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变化。它们与过去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以及中美商贸联委会（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等机制存在相似之处，但覆盖范围明显更窄，也更加注重交易导向。过去这些机制虽然并不完美，却试图管理一个涵盖宏观经济协调、市场准入、气候变化、金融改革以及战略安全等广泛议题的整体性双边关系。而新的委员会似乎承担着一个更加有限的目标：防止贸易和投资争端演变成双边危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白宫将其称为此次峰会的“基石”。政府没有将农产品采购或飞机订单视为峰会成果的基础，因为这些成果虽然具有政治价值，却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可以购买飞机，也可以增加对美国大豆、高粱、小麦、牛肉或禽类产品的采购，但这些采购可以延期、重新分类、通过商业渠道完成，甚至悄然调整。相比之下，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性机制更具价值，因为它为未来持续开展谈判提供了一张可以反复使用的谈判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委员会毫无意义。对于中美这样两个经济高度交织、竞争激烈且关系复杂的大国而言，沟通渠道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定期接触有助于减少误判，为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政策可预见性，也为双方政府在矛盾升级之前表达关切、解决争议提供了一个正式平台。
但与此同时，这两个委员会也揭示了此次峰会成果的局限性。它们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达成某种战略性和解，而更像是一套管理竞争、防止危机失控的制度安排。
“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似乎主要负责处理“非敏感商品”（non-sensitive goods）领域，而这一表述本身就耐人寻味。这意味着华盛顿和北京可能正在划出一个可供谈判的空间，将农业、能源、消费品、部分工业制成品以及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商品纳入谈判范围，而将最棘手的问题——包括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AI）、军事技术、台湾问题、出口管制、产业产能过剩以及关键基础设施——排除在谈判之外。
稀土则处于两类议题之间的灰色地带。白宫情况说明明确将稀土列为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而中国外交部的主要新闻稿却没有点名提及稀土，只是将相关经济成果概括为扩大市场准入、相互降低关税以及继续开展磋商等更为宽泛的表述。
相比之下，“投资委员会”（Board of Investment）的定位则更加模糊。白宫仅将其描述为一个讨论投资相关事务的政府间平台；而中国商务部则表示，当前达成的贸易与投资成果仍属初步安排，具体细节仍在进一步谈判之中。
一个真正完善的投资框架，需要回答许多双方通稿尚未涉及的基本问题：哪些中国投资是受欢迎的？哪些投资将受到限制？如何界定“控制权”？如何界定对敏感数据或敏感技术的获取？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将如何处理？政府背景资本、私募股权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风险投资以及被动持股又将如何区分？
特朗普政府现行的投资政策已经对此划出了一条较为宽泛的界线。根据2025年2月发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备忘录，美国将继续欢迎不具有控制权的被动型外国投资，同时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及其他监管工具，对涉及中国政府背景资本在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农业、能源、原材料、农地以及其他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实施限制。这项政策并非全面禁止中国资本，而是一套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监管原则。
不过，这套原则目前仍停留在理念层面，尚未真正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只要中国资本属于被动投资、不具有控制权、且远离国家安全风险，美国仍可能予以欢迎；但一旦涉及战略产业、敏感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安全、粮食安全或可能形成战略胁迫能力，中国资本便会受到高度警惕。然而，由于这些概念本身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最终的界线仍将需要针对每一个具体投资项目逐案判断。
未来，“投资委员会”（Board of Investment）或许会成为一个筛选政治上可接受投资项目的平台；它也可能成为北京向华盛顿施压、要求美国放宽投资限制，并以采购承诺或其他让步作为交换条件的重要谈判场所。
“中美国”（Chimerica）不会回归
正因如此，不应将此次峰会误解为中美关系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接触政策”（engagement）时代。这并不是曾经的“中美国”（Chimerica）时代——那个将中国制造与美国消费视为全球化两大相互支撑支柱的时代。它也不是拜登政府所提出的“设立护栏的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guardrails）。如今出现的，是一种更加注重交易、也可能更加不稳定的新模式：通过双边谈判来管理竞争（managed rivalry through bilateral bargaining）。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种安排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吸引力。这使他能够宣称，对华施压已经取得成果：波音飞机销售、农产品采购、市场准入恢复、关税谈判以及中国在部分国际议题上的合作。白宫表示，中国将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将履行此前作出的大豆采购承诺；同时，中国还批准了首批采购200架波音飞机的计划。不过，路透社指出，中国商务部并未公布许多协议的具体时间表、金额或采购数量，并表示多项重要成果仍有待最终敲定。这再次提醒人们，此次北京峰会达成的只是一个持续谈判的框架，而并非一份内容已经完全明确的最终协议。
对于习近平而言，这笔“交易”的战略意义则更为深远。只要最终能够换取更多时间、更大的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上的承认，北京完全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商业让步。购买美国商品，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自身的产业发展模式；恢复部分市场准入，也不等于接受美国关于产能过剩、产业补贴、科技政策或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等方面的要求。按照中国的逻辑，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并不是那份贸易采购清单，而是美国总统至少在外交表述层面，似乎接受了一个新的双边关系框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strategic stability）。
台湾问题框架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这一表述本身值得仔细推敲。在华盛顿的话语体系中，“战略稳定”通常意味着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降低风险、避免误判和防止危机升级。而在北京的语境下，这一概念则具有更加广泛的政治内涵：美国应当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应再将中美关系主要定义为“战略竞争”，并应将双方分歧控制在北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王毅外长对此作出的解释就明确指出，“战略稳定”应建立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台湾并非此次峰会的边缘议题，而是其理解整个峰会成果的核心所在。根据中方发布的会晤纪要，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并警告称，如果处理失当，将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对抗”。随后，王毅再次强调，台湾是此次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并且关系到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相比之下，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却完全没有提及台湾。这种回避或许具有外交上的便利性，但也恰恰反映出双方对于“战略稳定”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华盛顿希望获得经济层面的稳定，而北京则希望美国在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保持克制。
这种认知差异，也解释了为什么此次峰会更像是一场“G2式的政治编排”（G-2 choreography），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2架构”（G-2 architecture）。特朗普一直表现出对大国交易（great-power bargaining）的浓厚兴趣，而习近平也乐于被视为华盛顿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与谈判对象。但北京并不一定愿意承担真正共同管理国际秩序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伊朗战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我此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所论述的，中国所担心的，与其说是美国过于强大，不如说是美国过于难以预测。中东局势动荡威胁着中国的能源安全、贸易运输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但北京既缺乏足够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和能力，去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新的安全提供者。
这正体现出中国所追求国际秩序的一种内在悖论。北京希望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而不承担战略过度扩张的代价；希望扩大国际影响力，却不愿承担联盟体系带来的责任；希望享有稳定，却不愿承担维护这种稳定所需付出的成本。在伊朗问题上，这种差异同样十分明显。白宫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呼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的正常航运。而中国方面的声明则更加谨慎，重点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推动停火，并继续发挥中国促进和平谈判的作用。这种区别虽然细微，却十分重要：华盛顿希望中国能够帮助解决危机，而北京则更希望避免自己被卷入危机之中。
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而言，此次峰会释放出的信号也是复杂而矛盾的。中美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无疑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贸易战降温、供应链冲击减少以及两国领导人重新保持沟通，总比竞争完全失控更符合各方利益。然而，北京峰会所形成的新机制，本质上仍是一种双边的、领导人主导的、交易导向的安排。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未来可能更多是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才被告知结果，而不是在政策形成之前参与磋商。他们固然欢迎稳定，却也担心，涉及技术出口管制、台湾问题、供应链、能源流动以及地区安全等重大议题，正越来越多地由中美两国私下谈判决定。
因此，国际社会不应对这次峰会作出过于简单的解读。它并不是一项中美共同治理世界的“大战略交易”（grand bargain）；但它也绝非一场毫无意义的外交表演。它比一场政治秀更具实质意义，因为它建立了一套新的机制、一套新的外交话语以及一种新的管理竞争的政治节奏；但它又远未达到真正战略妥协的程度，因为造成中美竞争的根本矛盾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北京峰会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中美竞争已经结束，而在于双方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华盛顿希望实现“可管理的贸易”（managed trade）；北京希望实现“可管理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特朗普需要的是可以向国内展示的政治成果；习近平需要的是更多时间来巩固自身实力，并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地位的认可。而世界其他国家所期待的是可预期性，但最终得到的，也许是一种更加模糊的现实：一种足够稳定、能够降低短期风险的大国关系，同时又足够灵活，使双方继续围绕国际规则展开长期竞争。
这或许才是此次北京峰会真正的成果。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只是同意对这些分歧进行管理，并把这种管理称之为“战略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