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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特朗普的战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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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el W. Drezner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史聪一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The strategic case for impeaching President Trump
  来源:Washington Post
  作者信息
  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的国际政治学教授,也是《POSTEverything》的定期撰稿人。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本文对近期较为热点的总统弹劾进展给出了分析与展望。
  首先,欢迎走进零和博弈。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从官方途径寻求国际援助,来制衡竞选中的其他参选议员——该事实已开始逐渐浮出水面。这些事实确实令人震惊,但正如《纽约时报》的大卫·莱昂纳特(David Leonhardt)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数据其实诉说的信息并无新意,即“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也是所有美国本应扞卫之事的威胁”,而类似的数据早已堆积如山。
  时过两年半,这个信息非常清晰,特朗普当选总统对本国不利,但问题是该怎么办?
  2019年一整年,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士一直在弹劾问题上争执不下。尽管越来越多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士认为要弹劾特朗普,但却未得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赞同。双方均有充分的理由。佩洛西认为弹劾是一项基于两党合作的内容,如果得不到共和党的支持,弹劾将转变为一种空洞的威胁,并会在2020年损害民主党的利益。其他众议院民主党人士认为,如果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佐证,即本国总统接受外国资金援助,且妨碍司法公正,并滥用职权,那么这些重罪与轻罪均应使其受到弹劾。
  在2019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佩洛西一直在阻止发起弹劾。然而,乌克兰事件似乎扭转了局面。上周末,笔者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菲利普·拉克(Philip Rucker)、罗伯特·科斯塔(Robert Costa)与雷切尔·巴德(Rachael Bade)报道称: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认为,他们在弹劾问题上的沉默,纵使总统先生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总统与其私人律师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试图影响新当选的乌克兰领导人,这表明总统先生非常相信自己能所向披靡——显然,其本人愿意甚至渴望运用美国的强大实力来抹黑政敌,并且相信无人能够阻止这一切。”
  作为回应,更多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士——包括那些刚刚履新一年内的温和派议员——都开始逐渐对“需要采取行动”的观点表示支持。《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弗兰多斯(Nicholas Frandos)、乔纳森·马丁(Jonathan Martin),以及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所报道:
  无论明里暗里,诸多民主党人表示:近日出现的证据表明, 总统先生正在敦促乌克兰政府调查拜登,而特朗普政府阻挠国会了解更多信息,这些都让民主党人重新考虑是否发起弹劾。
  颇具影响力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一直都拒绝发起弹劾,但他已表示,鉴于最新披露的信息,以及政府对相关举报人投诉的隐瞒,众议院当前或已孤注一掷。而一群反对弹劾调查的温和派新晋议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改变路线,而其他不情愿支持弹劾调查的民主党人士则加大了对前者的呼声。与此同时,对于党内高层未能采取行动,激进议员们同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事态的迅速发展促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向白宫发出警告:在周四前,需对秘密举报人的投诉进行移交,否则国会将采取严厉举措。
  但是问题在于:佩洛西本人于2019年初规避风险的政治运筹未必会得到改变。除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外,很少有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士对近期的爆料发表过任何言论。弹劾完全有可能被视为纯粹的党派政治活动。
  何解?零和博弈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一些良策。
  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收益总是与另一方的损失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策略被称为“极小极大值”。一个极小极大策略预期另一行为人会采取可能的采取最具惩罚性的策略——并且,作为对该策略的回应,对应行为人采取行动使损失最小化。
  这与总统先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士有何关系呢?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特朗普在任一天,他便会继续滥用总统职权。乌克兰的例证表明:其本人并非不愿利用总统权力为党派谋取利益。而且,当特朗普没玩这些把戏的时候,他还在推行不利于本国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其它政策。
  弹劾能阻止这些吗?不能,起码不能直接阻止。因为这种举措只会分散其注意力。说总统先生容易分心有些低估了他——他注意力虽短,大部分时间却都专注于走“学做领导人”这条路线。“马克笔门”说明了特朗普是如何痴迷于一件小事,以至于这件事变得更加愈加丑闻化。
  近期,马修·达莱克(Matthew Dallek)在《华盛顿邮报》中指出:特朗普之所以如此面面俱到,是因为特朗普应付不了工作中负担更重的部分:“在一些问题上,前任领导人知之甚多,所以其团队痴迷于细节;而他本人却知之甚少,因此他几乎是为了担忧细节而担忧细节。”
  那么为什么要弹劾特朗普呢?因为他本人会沉迷于弹劾这件事。一旦弹劾可能性上升,一旦参议院的审判似乎将成为可能,特朗普不会再谈其他事情。他将会对其下属们发号施令,并让他国领导人心生厌烦。此外,他本人还对斗争情有独钟。每当总统先生想到弹劾,他都没有心思去想一些更为鲁莽的事情,比如试图左右美联储,或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贸易战,或是陷入一场真实的战争。
  笔者希望说清楚的是:笔者认为众议院弹劾总统先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犯了轻罪与重罪;第二,弹劾将对其本人进一步损害国家利益的注意力予以分散。
  其实,这并非一个十全十美的策略,因为此举将削弱行政部门的灵活度,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不希望看到的。民主党人士在2020年将面临一些小风险,尽管弹劾审判也会凸显总统越权行事的恶劣行径。一旦弹劾发生,且参议院未能定罪,那么特朗普的底气会更足。
  不过,特朗普不会停止他正在做的事情,除非他本人被其它事情所分心。在零和的世界中,让他专注于自己的政治斡旋,远比用核武器来摧毁一场飓风要妥善得多。在他一手打造的零和政治世界里,对他的弹劾,将是对其本人滥用权力的最好回应。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9

旧文章ID:19708

滕建群:弹劾特朗普:民主党赔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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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建群  来源:滕建群今日头条号

  9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宣布,将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问询(Inquiry),事情起因是7月25日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通话。除祝贺外,特朗普还就乌克兰检察官任命及腐败调查等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沟通。美国情报官把此事曝光。民主党议员24日开会后,决定启动弹劾特朗普的问询。在2018年底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后,民主党最终启动对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弹劾程序。
  按美国宪法规定,要完成对公务人员弹劾必须满足相关要件。弹劾是指立法机关对政府高级官员违法和失职进行控告和制裁的制度,源于14世纪英国,后为许多西方国家效仿。弹劾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处罚,效力仅限免职及剥夺当事人荣誉、责任和工薪。弹劾不影响依法对当事人刑事审判,刑事审判在当事人被弹劾后进行。
  弹劾程序较复杂,包括:(1)弹劾询问。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询问结论,并提交给众议院通过。(2)半数众议员同意后,对总统弹劾议案成立。(3)参议院审议是否弹劾总统。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同意,才能真正弹劾总统。美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总统弹劾案,但没一任总统被弹劾。1974年,尼克松主动辞职,为自己留住了面子。
  民主党认为,特朗普至少触犯以下法条:一是敲诈勒索。6月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91亿美元援助(其中2.5亿美元是武器装备)。特朗普7月通话时正是该笔军援助被冻结期。二是阻碍司法公正。干涉有关部门对相关公司的调查。三是违反选举法和滥用权力。利用行政权力打击民主党对手。四是违反宪法薪酬法,乌克兰总统访纽约时住在特朗普大厦。
  任何一条罪名成立,都可成为弹劾特朗普的要件。历史上,美国三次弹劾总统的因由差不多。1868年约翰逊总统面临蔑视国会在内11宗罪。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面临三条罪名,包括妨碍司法、滥用权力、蔑视国会。1998年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罪名有三:对调查人员撒谎、向大陪审团作伪证、妨碍司法。
  罪名没问题,要弹劾总统还有程序问题。当下,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可能性极低,参议院不掌握在民主党手里。参议院现有53名共和党议员。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民主党至少要拉20名共和党议员入伙,这是不可能的。
  民主党团提出弹劾问询与2020年总统选举有关。特朗普入主白宫,“通俄门”如影相随。去年国会中期选举,参选民主党人告诉选民,选他们入国会,他们会启动对特朗普弹劾,这些激进议员要兑现承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保持克制。考虑如下:一是弹劾特朗普总统根本不可能。二是急于提出弹劾,选民会认为这是民主党公报私仇,激起选民对民主党的厌恶。与其弄巧成拙,还不如按兵不动。
  “通话门”出来后,佩罗西难压民主党内弹劾要求。盘算是:即使弹劾不成功,民主党希望借此提升选情,但民主党目前并没拿到想要的东西,相反,可能会损害自己。经这轮折腾,拜登选情受到影响。对拜登的牵连是其儿子突然在2014年加盟乌克兰石油公司,获取至少每月5万美元酬金,拜登本人到访过乌克兰。早在“电话门”曝光前,美国内对此事已炒作一段时间。如真按民主党提出的弹劾问询走下去,拜登家族与乌克兰的联系会曝光于天下,对希望在2020年参加总统大位竞争的政治人物来说,不是好事,可能随着调查进行,拜登自动退出民主党内初选。这正中特朗普下怀,他不战而一举摧毁民主党一个强劲对手。
  特朗普是精算专家。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人们不看好这位纽约地产商人,但他动用专业团队对每位对手进行模拟推算。先打谁,后打谁,特朗普有个基本战法。他首先把目标对准杰布·布什,这位曾经的州长在党内初选阶段一路领先,但最后被特朗普击败。
  特朗普在民主党启动弹劾问询第二天从联合国赶回华盛顿,公布了与泽连斯基总统的通话记录。尽管人们怀疑他隐藏相关内容,但这种公开表明特朗普有信心应对民主党此轮对他的“猎巫”。入主白宫两年多,他的基本支持盘一直保持在40%左右。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评特朗普总统,这些支持特朗普的人没转变立场。二是共和党在特朗普锤炼下,已明显特朗普化,试图挑战他的共和党人要么退休,要么离职,共和党对他的支持率高达90%。加上这几年美国经济保持强劲高位,民众对特朗普的“门”不太在意。路透社民调显示,只有37%的选民支持弹劾特朗普总统,数据低于“通俄门”调查报告公布后的比例。
  民主党匆忙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问询,目前看不会影响特朗普的白宫生涯,相反会损害民主党未来大选步伐。1998年共和党人穷追猛打克林顿,当年国会中期选举时共和党惨败,个中原因与选民反感共和党的做法有关。此次“电话门”事件及由此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问询可能让民主党“赔了夫人又折兵”,而拜登老先生可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8

旧文章ID:19707

如何看美国民主党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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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宏宇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近日美国众议长、民主党人佩罗西突然高调宣布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这是“通俄门”事件之后,特朗普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与挑战,同时,此举也再次把美国国内政治危机摆放到国际社会面前。
  如何看待民主党的这个突发举动?我认为有3个看点:
  一、此举是美国民主党大佬助推2020年选情的政治工具与选举策略。
  之前佩罗西一直按兵不动,就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这次的内部爆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乌克兰“电话门”事件将成为“通俄门”事件后又一个难得的大议题。民主党大佬们吸取了2016年选战的经验,提前炒作,提前发酵,试图以此影响2020年的大选。但另一方面也表露出民主党国会对特朗普实在是忍无可忍,此次提前释放“大招”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有可能,我相信民主党大佬们会把这张好牌藏到后面再出的。此牌打出后,明年特朗普的压力会大大减轻。
  二、从理论上讲民主党方面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这就是一个缓兵之策而已。
  原因有两点:1、“跛脚期”的美国总统是不可能被弹劾成功的。自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来看,只有处于“捆脚期”的总统才有可能被弹劾(相关论述详见林宏宇:“当前中美关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例如尼克松与克林顿,他们当时都处于“两院一党”的状况,所以他们2人才有真正被弹劾的压力。而特朗普目前处于“跛脚期”,大可不必担心,最近国会共和党众议员(Andy Biggs)就已对民主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胥弗(Adam Schiff)在听证会上大嘴胡批特朗普的电话纪录之事,提出调查请求,要求胥弗出面澄清事实,这就说明共和党国会众议院还是力挺特朗普的。众议院如此,更不用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了。2、如果出现极端的意外情况,特朗普还可以使用司法程序终止弹劾,即通过向最高法院起诉的方式推翻民主党国会的攻势。最近美国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如对非法移民的遣返、接收难民避难申请等问题)都坚决站在特朗普这一边,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从某个角度可以说,美国最高法院是特朗普的“隐形后盾”。
  三、特朗普的反应似乎有些罕见的“谨慎”与“配合”,这显示出他执政技巧的“成熟”。
  自佩罗西宣布启动弹劾调查以来,目前有4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一是特朗普公布了他与乌克兰总统的通话纪录;二是特朗普政府负责东欧事务(含乌克兰)的特使科特·沃克“被迫”辞职;三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3个委员会(情报、外交关系、监督委员会)传唤国务卿蓬配奥与国务院其他的官员;四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被迫”取消原定要参加的俄罗斯欧亚联盟的一个峰会活动。这几个事件都显示出特朗普对佩罗西弹劾“大招”的“谨慎”与“配合”,这也一改特朗普以往强横的形象。许多人以为特朗普害怕了,服软了,我认为不是,这显示出特朗普执政技巧的“成熟”。他低调行事,主动避嫌,这实际上是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领跑者——拜登陷得更深。“拜登腐败”将成为2020年大选的重要议题,这显然对拜登非常不利,有这个议题铺垫,我认为明年拜登没戏了。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9

旧文章ID:19706

美国人何以走向“部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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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和安德鲁·奥多诺休(Andrew O’Donohue)的文章称,美国的政治极化来自底层而非顶层,数十年来一直在成长和壮大,政治极化的加剧让人们对美国民主的未来和运转深感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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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要如下
  每天都有更多证据表明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党派之间的互不妥协、尖刻批评和高度分裂已经侵蚀了大多数政府机构。更重要的是,这些情绪已经逐渐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2020年总统大选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党派部落主义(partisan tribalism)。尽管媒体和民间团体对跨越党派分歧的政客们大加赞扬,但分裂的趋势仍在继续,看不到尽头。
  美国的两极分化源自底层
  在大多数高度政治极化的国家中,根本性分歧首先出现在政治精英之间,当政客们精心策划以巩固或扩大各自的基础时,分歧就会扩散到整个社会。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则全然相反——党派情绪是从美国社会的腹部而不是头部冒出来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文化转型首次引发了这一趋势。在这一时期,民权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反越战运动和性革命都颠覆了既定的传统和阶层,并且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接受社会政治变革的进步观点,另一种是试图阻止或限制这种变革的保守观点。不过,政客和政党并没有急切利用这种分歧为自己谋利,相反,社会活动家、传教士和公共知识分子推动了美国社会极化的加剧。
  在这之后,社会极化逐渐蔓延到正式的政治领域。随着进步与保守的社会运动获得武力和凝聚力,他们的理论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争夺影响力,试图将几十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的两个政党转变为更明确、更具纲领性的组织。
  在大多数其他严重极化的国家,魅力型领导人是分裂的主要因素。美国则不然。过去40年,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试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中间派。在这方面,特朗普是个惊人的例外。他是第一位将社会极化作为核心政治战略的美国总统,他谋求在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上强化党派情绪。不过,他执政虽然是政治极化加剧的原因,但也是一种表现。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极化来自底层而不是顶层,政治精英们无法轻易地扭转或缓和这种分化,即使他们的确希望这样做。能设法缓和极化的,通常是在一个严重制造分裂的人物下台后,其继任者能够摆脱党派偏见的国家。但在美国,无论是谁入了主白宫,党派之争在过去50年里都在不断加深。特朗普的最终离开可能会给美国狂热的政治极化降温,但不能治愈这种弊病。
  政治极化的根源在于“身份”分歧
  美国政治极化的故事要比大多数民主国家长得多,党派之争已因其持久性而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特征,这使人们难以想象另一种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是多方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极化源于主要身份的分歧——通常是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分歧。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的进步主义世界观和保守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冲突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成分,尤其是与紧随其后的“共识政治”时代相比。也就是说,种族曾经是并且将继续是一个主要障碍,不能也不应该被忽视。宗教也很重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使堕胎合法化,增强了对生育的控制,这些运动将宗教直接带入政治辩论和决策中。这种分歧结合党派偏见,使得美国的分歧异乎寻常地广泛而深刻。
  “破裂的”制度助长政治极化
  美国的政治生活有一些明显的结构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在美国实行的两党制中,政党在最近几十年里不仅变得更加意识形态化,而且在制度上也相当薄弱。因此,各政党已经放弃了大部分可以让他们在国家和州一级都更加温和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严重阻碍了主要第三方打破党派二元结构。
  为防止激烈的政治竞争转变为破坏性的政治极化,两个防护机构至关重要:一个是无党派倾向的司法机构,另一个是独立的选举管理机构。虽然美国法院在许多方面维护民主,但美国司法系统的某些特点削弱了其作为反对政治极化的堡垒的作用。公开任命和确认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程序助长了党派偏见;在州一级,一些法官是在党派支持下当选的。
  此外,在有争议的2000年总统大选中,党派之争带来的脆弱性得到了充分展示。现在关于选民权利的争论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此外,由于美国有一位多次公开宣称选举舞弊的总统,作为防止政治极化的屏障,选举制度的弱点变得更加突出。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矛盾异常尖锐。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有许多传统和机制可以帮助美国的民主保持团结:深深地依赖法治、宪政以及民主本身。但并非所有使美国在政治上与众不同的东西都能对抗政治极化。如果美国人在未来几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部落主义”可能会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期刊网站文章How Americans Were Driven to Extremes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9

旧文章ID:19705

方大为:美国的成功与中国利害攸关

作者:方大为  来源: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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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为先生于2019年7月9日在香港举
行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论坛上发表了演讲。

  作者:方大为(David Firestein),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今天在美国,我们正目睹一场“涉及中美关系核心本质的斗争”。
  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死敌,还是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崛起同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不是先天不相容,两个国家能否同时取得成功?中国梦和美国的全球霸主教义能否存在于同一时空,还是这个世界不足以让两个国家在充分发挥各自潜能的同时和平共处?这些是当前美国关于中国辩论的核心问题。
  在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亦称布什中国基金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从作为当今世界最伟大政治家之一的老布什总统那里得到启示,他坚决否认中国是美国敌人的观点。相反,布什总统在2007年为这一关系提出了十分不同的愿景:“我热爱中国人民,”他写道,“我对这个世界的梦想之一,就是这两个强大的巨人不断致力于全面的伙伴关系和友谊,这将为各国人民带去和平与繁荣。”
  显而易见,布什总统的中美关系愿景,同华盛顿那些美国重要部门今天对中国的普遍看法有非常大的差异。
  美国政策的内容、风格和事实基础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美国政策的内容上,也体现在制定和执行该政策的方式上,甚至体现在对基于事实进行决策的重视程度上。
  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是从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的有限政府、亲市场、亲贸易原则的最大倒退,这是自里根1989年离开椭圆办公室以后从未有过的。特朗普总统宁愿给美国农民发放政府补贴,也不让他们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收入。实际上,他是在把美国的农业部门国有化。特朗普总统是在用美国没有的钱,为农民提供他们并不需要的收入。
  就风格而言,特朗普总统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政策立场或观点之间的摇摆不定,破坏了全球贸易的两个重要条件: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例子是,就在大约一周前,美国禁止与华为进行贸易往来还纯粹是为了国家安全,毫无商量余地,但到了第二天就变成贸易问题,禁令也部分解除了。这样的朝令夕改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信誉,我认为,最终它也会削弱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谈判地位。
  但是,除了美国对中国政策言论的内容与风格,我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当下对中国的许多说法,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所说的东西,完全与事实不符。
  特朗普总统在对华政策上犯太多错误,就是因为他的很多政策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就像一些圈子里所说的,是“显而易见的谎言”。
  我们来听听这些说法,这都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或其他在对华政策上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一再说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美国进口这么多中国商品和服务,代表中国对我们国家财富有盗窃行为;是中国在支付特朗普的关税,而不是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所以中国的钱正前所未有地流入我们的国库;中国不恰当地干预我们的政治和选举过程;孔子学院正恶意并且非法地渗透我们的校园和社会。按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几乎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都是间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那些所谓的事实陈述,明显而且肯定是假的。
  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关当前美国对华负面心态的许多迷思,存在着根本性的两点。第一,这种超级负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全部)是一种精英现象,而不是天然的草根现象。第二,我的说法可能会让有异议的人感到惊讶,那就是,这种负面感虽然在华盛顿精英中相当普遍,但实际上并不深,原因或许是很多负面感基于错误的前提,或许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看穿真相。也许最重要的数据是,过去20来个月,美国一直在抨击中国,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对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影响微乎其微。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这家报纸的中国评论可能比特朗普总统还要强硬),与过去25年一样,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仍然相当温和。
  中美关系的非正常时期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当前中美关系处在非正常时期。我们有一位共和党美国总统,有直到今年1月还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他们的带领下,美国背离了有限政府、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原则以及美国的相对优势概念。我们这位美国总统一心只想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然而,他如今却让美国有了史上最大的对华商品贸易逆差,以及美国243年历史上最大的总体对外贸易逆差。美国政府现在采取的很多做法,正是被前几届共和党、民主党政府所谴责的中国做法,他们把中国某些最糟的做法当成最好做法来效仿了。我们的总统谴责假新闻,但他关于中国的几乎所有重要声明,都被共和党同僚、包括他自己的顾问认为不具备真实性。
  我们正式进入了超现实的世界。其实,当前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并不完全是由特朗普总统及其顾问和盟友造成的。事实上,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反对这样一个基本的评价,即中美贸易关系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互惠不足。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今天上午CNBC的采访中,我分享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应该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就像美国近几十年来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一样。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改进余地。
  是敌人、竞争者,还是合作伙伴
  其实,我相当同意埃德温·福尔纳博士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我强烈反对当前美国政府的地方在于,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办法上,政府偏离了轨道,而这是危险的。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敌人,或使其自我实现变成敌人,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不幸的战略失误之一。
  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我、我的同事和布什中国基金会的目标是尽我们所能,防止美国做出这种愚蠢的、自我毁灭的选择。在此我要补充一句,我反对现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做法,不是因为它对中国不利,而是因为对美国不利。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是有责任的,不是因为他没能实现方大为的目标,而是因为他至今没能实现他自己的目标。
  不过,我还是要做一个略为积极,也许稍微与众不同的总结。在关键的对华问题上,2020年总统大选将与最近几次大选有所不同。很可能在对华言论上趋向缓和,而不是充满恶意和两极分化。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特朗普总统可以是关税总统或他自己所说的关税人,他也可以连任两届总统,但他不可能两者兼得。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眼前战略政治选择的二元性。正因为如此,我相信,我们将在今年或明年初看到,目前动摇美中关系的贸易问题将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
  美国人应该努力记住,中美关系存在看似矛盾的两个真相,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接受这种真相。这就是,中国既是美国强大而可怕的竞争对手,也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是美国成功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认识到这两种陈述的基本真实性,我们就能够,而且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正确对待中国,让中美关系走上正轨。
  中美关系当中仍然存在着能够发挥作用、实现互利共赢、政治上可持续的可行路径。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我祈祷我们的领导人拥有远见和智慧,看清这条道路,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让我们一起帮他们做到这点。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9

旧文章ID:19704

美中70年:从封锁到接触再到“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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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与此同时,美中关系也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美建交40年后,美国对开始于尼克松时代的接触政策不再抱有希望,美中双边关系似乎进入更具敌意的时代。从最初的封锁到后来长达40年的接触再到现在的对抗,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思量?
  1949-1969, 封锁和孤立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生剧烈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曾经在二战中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结盟的美国,在中共建政后的三十年间,拒绝承认共产党政府,继续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对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实施封锁和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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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游弋在中国附近海域协防台湾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955年1月27日)

  不过,史料显示,在中共建政之初,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完全排除与中共建交的可能。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杜鲁门甚至派出了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试探性接触;1950年1月,杜鲁门宣布结束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1950年6月,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个记者会上说,虽然美国不支持直接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也不会使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这样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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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照片: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右)在南京。(1948年12月16日)

  但是,美中建交的大门最终因为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选择向苏联阵营“一边倒” 而关闭。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是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办事处的首位主任,他后来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1945:毛的革命与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在这本书中,伯恩斯坦认为,即便美国更早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转而与共产党人合作,毛泽东也不会倒向美国,所以,谈不上杜鲁门政府因为错误政策而“失去了中国”。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是美国造成了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的美中之间不友好的关系,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将毛泽东推到了斯大林那边。
  但伯恩斯坦认为,无论美国怎么做,毛泽东注定会选择苏联。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不认为是美国将毛泽东推向了斯大林,毛泽东一直都在斯大林那边。因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他把斯大林看作是智慧的源泉,是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起源的权威。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只是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对斯大林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毛是斯大林的忠实的门徒。即便是美国1949年打算与中共建交,我也不认为会有多大的改变。”
  伯恩斯坦说,毛泽东一直把美国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球总部。如果这一点不改变,那是无法扭转当时的美中关系的。他说,毛泽东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权、“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显示,毛一直在追求自己极端的革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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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一起。(1950年)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就使中美关系从蒋介石时期的盟友变成了对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韩战全面爆发。 伯恩斯坦说,即便美国曾经有意图与中国建交,韩战也使得建交的希望完全蒸发。一个星期内,杜鲁门下令美国海陆空部队援助韩国,并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统一台湾。同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美中直接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美国主要是通过孤立和封锁来实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1950年11月7日,华盛顿终止了美国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全面对中国实施禁运。1951年起,美国还鼓励盟友和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对中国的禁运。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的策划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决议》,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禁运,品种多达1700余种。
  军事上,美国在韩战爆发之后,构建了一道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即所谓的“新月形包围圈”围堵中国。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台湾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军事协定等。
  另外,美国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排斥。比如,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加入联合国,却一直遭到了美国的阻挠。
  当时的美中关系是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伯恩斯坦说,当时,美国国内对共产党国家很害怕。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恐惧分不开,甚至后来的越南战争也可以追溯到这点,美国担心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1969-1979 缓和与和解
  中共建政初期,是苏联的盟邦,但是随着苏联在1956年开始“非斯大林化”,中国公开与苏联对立。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1969年春季,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边界(珍宝岛)爆发的激烈冲突将中苏紧张关系推到了最高点。莫斯科随后向边境地区调集重兵,并部署核武器。苏联成为中国最直接、最现实、最大的敌人。
  不过,这场冲突,却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促成了美中关系正常化。在苏联的巨大军事政治压力之下,北京决定靠拢美国,借美国之力建立反制苏联的战略平衡。而受到越南战争牵制的美国,在中东、南亚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也在寻求抗衡苏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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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中南海握手。(1973年11月12日)

  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释放善意。比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也不再阻挠北京重返联合国。
  其实,在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立刻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月1日,他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并一再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同中国进行直接对话。
  1971年3月,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史称“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 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开启了与中国接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基于一个信念,即通过贸易和投资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美国认为,这样会令美国更安全,也许还会令中国更像美国。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也称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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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毛泽东在北京握手。(1972年2月21日)

  史伯明(Douglas Spelman)是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 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时,他曾担任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翻译。2012年在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纪念时,史伯明这样解释尼克松访华的背景。
  他说:“双方的背景,在美国方面,当然是越南战争,那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中苏方面,是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双方因为界河上的一个小岛发生冲突。那是艰难的时刻,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因素都是尼克松访华的背景。双方都担心苏联, 这是将我们双方拉到一起的主要因素。”
  1973年,美国在北京开设联络处。兴奋的基辛格写信给尼克松说, “现在我们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1979-1989 密切合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1979年1月29日,美中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仅几个星期,中国当时实际的领导人邓小平便率团访美。1月31日,两国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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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在德克萨斯州西蒙顿的牛仔竞技场上,一名助手帮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试戴一顶牛仔帽。(1979年2月2日)

  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是美中关系最好的时期。随着1980年代双方高层与工作层接触的加深,两国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对话,包括全球与地区战略问题、政治、军事问题、裁军、联合国和其他多边事务等。
  两国密切合作的最大体现是美中军事合作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中国出动十多万解放军对越南发起攻势。这场战争导致大量中国士兵伤亡,但是却使得美中关系进一步强化。
  中越边境战争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急需现代化,而彼时,美国政界、军界也日益形成共识,一个在军事上足够强大的中国,能够对苏联进行有效的牵制,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他《论中国》一书中写到的,“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国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最为密切的合作。” 中越战争后,中国从此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
  在此之后,华盛顿同意向中国出售军用装备,包括先进雷达、运输型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以及带有先进军事软件的计算机。唯一的例外是限制向中国出口有可能会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进攻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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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华盛顿-北京-台北关系的美国重要文献

  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是美苏冷战的高潮期。美中关系进一步友好发展。在里根执政初期,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1982年8月17日,双方签署了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也就是《八一七公报》。在这份公报中,美国承诺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则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基本原则。这使得美中之间因美国对台军售而引发的短暂危机得到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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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在北京大学的了露天讲座中对300多名中国学生讲话,
回答的问题从如何获得美国签证到如何评估毛泽东。(1988年6月1日)

  在里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 Winston Lord)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段期间,美中之间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大规模增加,双方的部长级访问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互访都大为增加,双方还合作对抗苏联。
  他说:“我们还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在中苏边界设有基地,在这些秘密基地里,我们与中方合作追踪苏联的导弹。我本人还去过其中一些。我们还与中方合作向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
  到1984年起,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到里根总统1988年1月卸任之际,美中双边货物贸易额与他就任时相比翻了一番。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全部400亿美元对外出口额的四分之一。
  1987年,美国快餐连锁肯德基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分店。那段时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黄金时期”。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说,这段时期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那时候在辩论和思考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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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老布什总统访华期间到北京国际俱乐部看望老朋友们。(1989年2月26日)

  1989年1月,里根的副手老布什宣誓就任总统。他在就职后仅一个月就到访北京,其间接受了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元首。
  1989-2009,接触加防范
  美中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因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而嘎然而止。中国当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动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血腥镇压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学生和民众。
  “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宣布了多项对华制裁措施,包括美国停止高层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给中国。许多制裁现在已经撤销,但最具象征意义的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和军事系统的制裁至今仍然有效。
  也是从“六四”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带有了接触和防范的双重色彩。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双方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 孟捷慕 (James Mann)1984年到 1987年期间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站站长,他曾在六四25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说,“六四”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政治变革运动的终结,也使得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他说:“对于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它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从1971年到89年,中美两国发展了基辛格所称之为‘心照不宣的联盟’,合作对抗苏联。…… 1989年发生了两件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天安门事件,另一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导致1971年以来存在的美中关系的结束。这两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还是进行对话,他们试图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但是他们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原到从前的样子。”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1990年前后,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政权纷纷瓦解。1991年,苏联也解体,美中联合抗苏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不复存在。
  不过,美中很快找到了另一个共同的战略利益-经济和贸易。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经贸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贸合作成为继安全关系之后,美中关系的新的“压舱石”。
  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回顾美中关系历史时,这样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接触的政策原因。 “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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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面。(1998年6月28日)

  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击败了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对老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不久后即与中国接触大加抨击,他甚至称中国领导人为“北京的屠夫”。克林顿在上台之初把贸易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不过,到1994年5月时,克林顿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贸易与人权脱钩,意味着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的一个转变,经贸关系成美中关系中的主轴。之后,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克林顿还签署《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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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举行的WTO签字仪式上握手。(1999年11月15日)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解释了克林顿总统当时的想法。她说:“(克林顿)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 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为中国选择,我们也不能帮他们选择他们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帮忙,让中国民众有个选择机会,—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 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克林顿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同,而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退出了大部分经济领域,鼓励私营企业,并欢迎外国投资者。江泽民还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
  正是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也是美国科技大规模转移到中国的时期,除了敏感科技外,个人电脑、手机、智能手机等民用技术几乎同步流入中国。中国越来越快地追上美国的科技节奏。另外,大批中国人开始到美国留学工作,学习美国的先进科技。
  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确立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中美确认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美中关系波折也不断,中美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和冲突,其中最重大危机应该是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
  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降温,接任的总统小布什一上任就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与现在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定位类似。小布什还公开表示要尽一切所能协防台湾。2001年4月 ,中国军机与美国EP-3 军用电子侦察机相撞,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
  2001年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两国关系迎来了转机。911事件后,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美中开始新的建设性合作,主要体现在反恐、反扩散和解决朝鲜问题等方面。 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美国要促使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戴杰( Jacques DeLisle)在911事件10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说,由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以及后来的两场战争中–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没有精力关注与中国之间的摩擦。他说,911事件的确改善了美中关系,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因为在接下来的10年,对美国来说,事态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中国因此赢得了十年稳定的好时光,让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到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 到2016 ,重新定位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美中关系的又一个分水岭。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而中国却通过四万亿的庞大经济刺激措施,不仅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还保持了相当快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者。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功走过金融危机,并成功主办08年奥运会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行事也越来越“咄咄逼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申索中。
  1997到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次危机大大损害了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人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
  她说:“这样一来 ,中国内部就过早产生了一种胜利主义情绪。中国有了答案,有了全部答案,领导层和公众开始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
  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说, 崛起的中国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两大挑战:第一,如何威慑中国,使得中国不会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第二,鼓励中国在多边全球管理上做出贡献。
  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奥巴马政府八年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是基于对上述两大挑战的考虑。他还说,未来的总统也需要考虑到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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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私人晚宴前在中南海散步。(2014年11月11日)

  上台之初的奥巴马原本希望积极接触中国,他是第一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在商贸和军事问题上展现咄咄逼人的态度,而且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未与美国进行良好合作,奥巴马政府的立场逐步强硬,到第二任期更倾向“遏制”中国。
  奥巴马上任的第二年,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并高调介入南中国海事务。
  2011年11月,为了充实重返亚洲策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根据这个战略,除了加强在亚洲的军力部署外,在政治上,美国致力于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并构建适应新时期安全环境的同盟与伙伴关系网络;在经济上,美国推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
  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再否认,“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设计的,有遏制中国的意味,但是,中国将其视为是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的围堵。
  虽然如此,在奥巴马任期内,中美合作进一步深化,从原先的反控、核不扩散等问题扩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权益等领域。特别是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
  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还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 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分析人士称,两国关系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战略与中国国内政治转向威权密不可分。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步放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提出了“积极有为”的大国外交方针。在政治方面,他喊出“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挑战现存国际关系框架。在经济方面,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图谋大国崛起。2018年,习近平还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说:“过去所发生的,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感到吃惊的是习近平的大调头,向更具威权特色的中国政治回头。最高领导权力和平交接的终止,这违背了邓小平1980年代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提升了党的地位,党吞噬了政府,并试图控制一切。党对社会的主导也大大增加。现在中国的体制比几年前更高压。所有这些国内趋势让中国看起来更有威胁性,再加上中共十九大上释放出的一些信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最优秀的模式。这是在宣告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冷战。”
  2017-2019,脱钩与限制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中关系迎来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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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1999-2017)

  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一起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正“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适合他们的利益。
  在行动上,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动用所有资源于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与中国经济脱钩,并对一些人员往来做出限制。
  经济上,2018年3月起,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对中国施加关税,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还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并对华为和中兴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
  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活动,提升了台湾的政治、军事交往级别。在人文交流上,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人权领域,美国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大力抨击,并加强援助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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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事预算比较示意图

  2018年10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吹响了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号角。在演讲中,彭斯公开了中共如何使用“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他同时宣布美国将向中共的这些行为展开“决定性的回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战斗的号角, 在这一条前进之路上,他没有提出要达成共同的结果。他基本上认为,美国和中国会进行存亡之争,并认定美国会赢这场斗争,因此,他们不需要在贸易知识产权、区域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给中方提出一个下台的台阶。”
  特朗普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美中贸易争端已使中国失去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19年上半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美国也同时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来融合的反面: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减少、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减小。2019年6月,分析人士说,美中在经济 “分手”或是“脱钩”已经成为部分现实。
  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2019年度国家安全会议上,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说:“一年前,我和其他人一些人谈到这个可能的现象时,(大家的)反应的是,这永远不会发生。美中经济如此依存,‘分手’( 脱钩)或许是战略大师们的幻想,不可能是现实。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是部分的现实。 虽然在有些领域我们听到了抗议,但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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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G20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

  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也在继续,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无论谈判成功与否,美中都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和谐合作的关系了。
  即便是换一位总统,前景可能也不乐观。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参选人在迈阿密初选辩论中, “中国威胁论”似乎已经是共识。他们说,“中国正利用科技来完善独裁统治”,“中国贸易行为‘不当’,属‘重商主义’,‘像海盗一样’”。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这一次美中关系的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未来,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美中关系的“新常态”。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人认为,我们还能回到和谐合作的美中关系,他们是在做梦。我们能够在我们两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个别议题上合作。但我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模式和动态将是摩擦、竞争、压力。挑战在于如何管理关系中的摩擦和紧张,使它不至于发展成全面的敌对关系。”
  (林枫、莉雅、方冰、尹暄、周士为、闻彤对本文亦有贡献。 )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8

旧文章ID:19703

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安全、经济孰轻孰重?

作者:张洋  来源:中国网

  印度总理莫迪9月20日开始了为期7天的美国之行,21日在休斯顿参加了CEO圆桌会议,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在5万名多为印度裔观众的得克萨斯州休斯顿足球场演讲。随后莫迪赴纽约参加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多国领导人、联合国官员、企业总裁,并获得了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授予的表彰他推动“印度清洁运动”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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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和特朗普在得州哈里斯县休斯敦体育场参加名为“你好,莫迪”的集会活动
。图/视觉中国

  莫迪此行的重要行程是,参加主题为“激励多边努力消除贫困,促进优质教育、气候行动和包容性”的联合国大会。对于莫迪来说全球面临的挑战并不止于此,他强调的脆弱的全球经济、世界很多地方的动荡不安,恐怖主义的增长和蔓延,也在暗示印度想在联合国讨论的议题。莫迪重申了印度将为积极有效包容的多边主义发挥作用的承诺。
  印度国家领导人访美历来多能为印度带来益处。这一次莫迪访美,是否能从特朗普那里赚得好处?在经济方面,两国在今年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经济摩擦。在安全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而美国曾对印巴两国都有过经济援助,并有着安全方面的合作。崇尚“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是否还能像过往一样为印巴两国带来利好?
  印巴战争和印美关系
  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以及1949年尼赫鲁第一访美后,印度和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解决方案等一系列问题上,均意见不一致。印度即使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也没有放弃其“不结盟”外交政策。于是,美国于1953年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援助,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偏袒巴基斯坦。
  之后,印美关系在世界形势变化、各自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于1956年开始出现好转。美国从1956年起又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但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印巴两国均遭到了美国的制裁。随着印度1971年与苏联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爆发,印美关系坠入谷底。
  之后印美关系又不断反复:1998年核试验成功后,印度受到了美国的制裁;而2006年美国又开始和印度在民用核能展开合作。随着两国领导人的政策调整和互访,两国关系总体向好,并不断加强在科技、军事、贸易、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可以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安全问题不断冲击着印美关系。美国并没有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倒是在与巴基斯坦冲突升级后对其进行了制裁。
  印美贸易摩擦
  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钢铝制品进口加征关税,印度也未受到豁免。6月,美国政治取消对印度的普惠制(GSP)待遇,其中涉及56亿美元印度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包括珠宝、皮革、制药、化学品和农产品等;随后印度宣布对杏仁、豆类和核桃等28种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印度新规定还对外国电商在印度的发展造成了限制,美国的亚马逊等公司受到较大影响;美国在6月则提出限制印度H-1B签证的申请人数。而印度11次在WTO起诉美国,位列第四。美国对伊朗石油的限制,也让印度受损。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被认为是由于政策的冲突所造成的,两个国家都有保护本国利益为先的政策倾向,所造成的摩擦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不过目前看,莫迪和特朗普都没有改变对方在本国战略中的地位。莫迪访问美国的时候,依然在演讲中,把特朗普称为“印度的朋友”、“美国伟大的总统”。特朗普也为莫迪演讲站台,被认为是首开先例。
  当然很明显,特朗普有着拉拢之前多数没有支持他的印籍选民的动机,莫迪也是为了在印巴冲突、经济合作中,获得美方的支持。对于印度来说,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此消彼长,面对安全方面问题的强硬立场,被认为是在经济发展政策受到质疑的莫迪能获得连任的重要因素,很大一部分印度民众在选举前夕,因印巴冲突而倍有安全的担忧。
  特朗普是否能在印巴冲突中能发挥作用?
  莫迪在此次访美22日的讲话中,在自己“家人”的面前,谈及废除宪法第370条的问题。这一举措意味着取消了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是2019年印度人民党竞选纲领的内容,也是其所强调的执政目标之一。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希望美国在印巴问题上发挥作用,因为印度一直回避与巴基斯坦就此问题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乐于协助印巴,不管调停还是仲裁,都需要两国领导人的配合。
  尽管如此,美国的斡旋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推动印巴对话。在此次联合国大会期间南盟国家举办的会议上,巴基斯坦外长在印度外长发言时拒绝出席,而后在进入会场后暗指其为“克什米尔刽子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分别会见了印巴总理,但是目前看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复杂化。此前巴方曾表示要以印度撤回有关克什米尔地位的法律修改并撤回军队为谈判的前提条件。而印度曾多次强调克什米尔问题是双边问题,而在废除宪法第370条后,则称这是内部事务。
  总之,此次莫迪美国之行,即有在安全方面获得美国支持的考虑,又有大力促进经济合作的动机。而后者显示出是更为实际的诉求,印度高层很清楚以往美国政府都没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偏袒印度,印度也不希望有第三方参与印巴之间的事务。
  同时,特朗普难以忽视巴基斯坦的诉求,因其在与阿富汗塔利班谈判等问题中有着重要角色;而莫迪似乎又能为其增加选票助力,特朗普只能两边示好。除了表示愿为此提供帮助,也呼吁双方去解决问题。可见,莫迪美国之行,在安全方面的本愿没有受到较大干扰,而且有为增长出现减速的印度经济注入新活力之势。
  部分参考资料:
  1.安晶,《“美国爱印度”:特朗普与莫迪手牵手在5万人前来了一波商业互吹》,界面新闻,2019年9月23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527284.html
  2.王海霞,《印美经贸摩擦何以步步升级》,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5期,第36,37页。
  3.任佳,李丽编着:《印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00,401页。
  4.雷定坤, 《印度议会通过这条宪法修正案,步子是不是迈得大了些?》,观察者网,2019年1月12日。
  https://www.guancha.cn/leidingkun/2019_01_13_486675.shtml
  5.Hindustan Times,“‘If both want it, I’d be ready to do it’:  Trump offers J&K mediation again”,September 24, 2019.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videos/india-news/if-both-want-it-i-d-be-ready-to-do-it-trump-offers-j-k-mediation-again/video-TX4gRNWZC7L5QyLkIVhLjJ.html.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9

旧文章ID:19702

马晓霖:特朗普“通乌门”事件走向何方

作者:马晓霖  来源:北京青年报

  9月27日据美国CNN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电话内容自证清白,但是,众议院支持对他进行弹劾调查的议员已达219人,从而使国会得以调查其涉嫌滥用职权并勾结外国势力干涉美国大选。特朗普自上台就被时断时续的“通俄门”嫌疑困扰,寻求连任之际又陷“通乌门”麻烦,表明两党白宫争夺战日趋激烈。但是,弹劾调查与进行弹劾是两回事,这桩公案大幕刚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争斗向来充满变数,特朗普能否逃过此劫尚难预料。
  24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宣布,民主党正在现有6个委员会框架下对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因为相关行为表明他已背叛总统誓言、国家安全和选举公正。这一震动舆论的决定源于20日美国媒体披露的内幕:华府线人向检方举报,当局监听记录显示特朗普曾打电话给泽连斯基,至少8次施压要其干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之子亨特在乌克兰的案件调查。
  拜登是民主党下届总统候选人之一,民意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而被后者视为实现连任的最大绊脚石。美国媒体称,2015年时任副总统的拜登曾以10亿美元援助为诱饵,胁迫乌克兰政府在6个小时内解除总检察长邵金的职务,邵金当时正在调查乌克兰最大私营天然气公司腐败案,而亨特是这家公司独立董事。此外,拜登本人先后十多次前往乌克兰。特朗普及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多次据此指责拜登利用职权为儿子和家族谋求私利。
  但是,有关特朗普电话的爆料使剧情反转,民主党认为特朗普涉嫌滥用职权打压政治对手并勾结外国力量干预美国内政。举报者说,特朗普为了胁迫乌克兰当局做出不利于亨特的判决,拖延支付美国提供的近4亿美元军援。特朗普承认拖延支付军援,但否认与拜登父子相关,并反控民主党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但是,迫于舆论压力和民主党弹劾造势,特朗普于25日下令公布两个月前与泽连斯基的电话记录全文。
  记录显示双方交谈热烈,除涉及相互吹捧、双边关系、乌克兰危机以及德法两国立场外,也的确谈到亨特所涉官司。泽连斯基承诺将起用亲信出任总检察长彻查此案,特朗普敦促泽连斯基多和朱利安尼及美国总检察长巴尔合作,继续调查和起诉亨特,并称美方也会彻查。
  尽管这份通话记录证实特朗普对亨特案格外上心,最新消息称举报人和情报总监等也将到国会参加听证,但是,仅凭一纸记录似乎较难坐实对特朗普的指控。因此,民主党要抓住特朗普的硬把柄还有不少难关要突破,尤其是拖延交付美国军援是否涉嫌假公济私和滥用职权,这毕竟是扳倒特朗普或打击共和党人声誉的难得机遇,因此,一直对弹劾动议持慎重态度的民主党人佩洛西终于决定启动弹劾调查。
  尽管众议院全体民主党议员和一位独立议员支持弹劾调查,众议院多数人最终能否形成支持弹劾的共识依然是个未知数。退而言之,即使众议院做出弹劾决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也很难放行。“通乌门”不仅关乎特朗普个人与拜登的前途,更关乎两党各自的整体与长远利益。
  美国立国200多年来尚无总统被成功弹劾下台,只有3人经历过弹劾程序:1968年约翰逊因违法和策划叛乱等罪名遭遇众议院弹劾,但参议院审议时以一票之差使之逃出鬼门关;1974年尼克松身陷“水门事件”丑闻,后主动辞职而免于弹劾;1998年克林顿卷入“拉链门”而被众议院指控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但是,弹劾动议被参议院否决。
  从2017年初导致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被迫闪辞的“通俄门”,到刚刚发酵的“通乌门”,美国两党围绕白宫的争夺战一直没有消停,也必然随着新一届总统竞选渐入攻坚阶段而呈现白热化,任何一方行为失范和道德瑕疵都会被用来大做文章。用共和党加州参议员萨塞的话说,两党已陷入“党派部落主义”冲突。这次“通乌门”也再度暴露美国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厌恶和幸灾乐祸。CNN名嘴库珀就特朗普打算派律师协助乌克兰查案一事,将其比喻为电影《教父》里的黑手党枭雄维克托·柯里奥尼。
  特朗普与CNN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恩怨无需置评,双方从不掩饰对彼此的恶感,因此,他被嘲弄为黑社会老大并不奇怪。事实上,美国政坛的权力博弈并非像黑手党那样暗箱操作,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的斗争从来都是明火执仗和你死我活。刚上演的特朗普的“通乌门”如何发展,观众不妨耐心追一次现实版的《纸牌屋》连续剧。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30

旧文章ID:19701

特朗普弹劾案出现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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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omenico Montanaro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刘昊荣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Poll: Americans Split on House Impeachment Inquiry
  来源:NPR
  作者信息
  多梅尼克·蒙塔纳罗(Domenico Montanaro),NPR资深政治编辑和通讯记者。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周三一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就议会弹劾特朗普一事意见分歧巨大。这场即将到来的弹劾战争将对舆论产生重要影响。
  一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和公共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对于是否支持弹劾调查,美国人存在很大分歧,达成了49%比46%的比数,而独立人士现在对此仍尚在观望。
  只不过,民调人士警告,公众舆论会随着形势发展快速变化,特别是十分之七的人都表示他们在密切关注新闻动态。
  马里斯特公共舆论研究所(the Marist Institute for Public Opinion)主管李·米林戈夫(Lee Miringoff)说:“议会中的民主党派人士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说服大众,让他们相信这一弹劾是行之有效的。”该研究所对864名美国人展开了这项民调,在本周三晚上通过电话访问进行。这天正好是众议院院长南希·佩罗夫宣布开展弹劾调查的第二天,并且是消息人士针对总统和乌克兰领导电话通话所发表的言论公之于众的前一天。
  米林戈夫补充道,尽管“他们还需要说服独立人士”,接下来的几天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十分重要,他们要去证明该项调查是否正当。
  米林戈夫说:“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就像身处即将到来的风暴中心。”
  美国人在另外两项调查同样分歧巨大,那就是弹劾调查是否真的重要还是仅是政治手段,以及在参议院不通过弹劾、特朗普继续任职的情况下,弹劾是否值得继续进行。两个百分点的差距(49%-47%)说明美国人认为不值得。
  50%的独立人士不支持弹劾决定,并且52%的独立人士认为如果参议院不通过,弹劾就没有必要,这对民主党很重要。城郊居民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帮助民主党夺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主力军,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分歧也很大。
  48%的城郊居民支持弹劾调查,49%的不同意。而至于弹劾是否值得,这个比例则相当,同为49%.
  以党派、性别、教育和地理位置将不同人群分类,相似的分歧也同样存在。民治党派、女性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和大城市居民都支持弹劾调查。共和党人、农村居民和男性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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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71%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关注有关特朗普弹劾调查的新闻。80%的共和党人都对这一事件给予较大关注,相对多于民主党人(70%)和独立人士(64%)。
  但人们想要听到更多的消息,75%的美国人,包括大部分共和党人,都认为举报人应该在国会上作证。
  大部分人也认为应该就总统和乌克兰总统通话询问拜登之事进行调查,54%的人认为这事关重要。
  两党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利用情报争夺选民。目前,独立人士团体(52%)不支持特朗普的工作,但他们对众议院院长南希?佩洛西表示了更多不满(62%)。
  而且特朗普所获得的自家支持远比佩洛西所获得的多——90%的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相对地只有74%的民主党人支持佩洛西。
  特朗普总体的支持率和之前一样都是44%,佩洛西则下降到39%。
  但在所有领导人中情况最糟糕的是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他的支持率只有32%。
  哪个党派是美国的大老党,现在再清楚不过。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10/1

旧文章ID:19700

民意转向支持弹劾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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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nathan Easley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韩翔宇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Public opinion polls show shift toward impeaching Trump
  来源:国会山报(The Hill)
  作者信息
  乔纳森·伊斯利(Jonathan Easley),国会山报(The Hill)资深政治记者。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各家机构的初期民调显示,支持弹劾特朗普的民众比例大幅上升,民主党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即使如此,支持弹劾的人数也只占到50%左右。在大选前对特朗普弹劾无疑是民主党人的政治豪赌。他们对初期民调的结果信心满满,而共和党人则认为弹劾反而会巩固特朗普的优势地位。总之,弹劾仍在继续,结果未见分晓。
  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向乌克兰总统施压要求其调查前副总统拜登一事曝光后,全国一半的人支持众议院调查特朗普。这显示出在弹劾问题上,民众开始支持民主党人。
  NPR-PBS NewsHour下属的Marist的最新民调显示,49%的人赞成弹劾,46%的人不赞成。这与四月份,也就是前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俄罗斯对美国大选影响的报告发布之时相比,支持弹劾的人数上涨了10%。
  Politico下属的Morning Consult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中支持弹劾的比例也出现相似的上涨。从乌克兰事件曝光以来,支持弹劾的人数上涨了7个百分点,虽然仍只有36%的人表示支持弹劾,而49%的人表示反对弹劾。
  Hill的Harris X民调显示,支持弹劾的人数比例上升了12个百分点至47%,而反对的人只占42%。
  并且在周四,在举报人的报告发布前不久,哈佛大学的CAPS-Harris中心发布的民意调查也证实,支持弹劾的民众人数在上升。
  这份民意调查样本中包含了52%的无党派选民。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和反对因乌克兰事件弹劾特朗普的人数各占50%。而今年7月,在穆勒于国会作证时进行的同一项民调显示,只有40%的选民(其中包括24%的无党派选民)支持弹劾。
  “调查显示,公众非常担忧特朗普的行为,”哈佛大学的CAPS/Harris中心的联合主管马克·佩恩(Mark Penn)说,“这一比例普遍高于穆勒调查期间的比例。大多数人认为,就算不符合弹劾标准,他的行为也是不恰当的。”
  不过,民主党在民调中也存在一些劣势,尤其是无党派人士和郊区选民。而最近,这些群体被视为民主党的潜在优势。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调查显示,44%的无党派人士支持弹劾,50%的人表示反对。而郊区选民中48%的人表示赞成,49%的人表示反对,两派旗鼓相当。
  民主党人一直希望在郊区赢得新的席位,并且郊区的女性开始反对总统,而快速变化的人口趋势也让一度可靠的共和党选区变得摇摆。
  一位民主党工作人员说:“唯一真正重要的民意调查是在众议院投票弹劾特朗普之后。因为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知道关键州的独立人士认为他是否应该被弹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输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还有机会。我认为,如果选举就在明天,‘政治迫害’仍然比‘以权谋私’更有说服力。这是肯定的。”
  目前,共和党人指出,公众意见的变化中大部分是由民主党人推动的。虽然民主党人对政治后果感到担忧,但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决定全力以赴之后,他们便团结起来支持她。
  WPA Intelligence首席执行官、资深共和党民调专家克里斯?威尔逊(Chris Wilson)表示:“最新的民调显示,支持弹劾的人增多,其中很多都是民主党人。在弹劾成为民主党的正式立场之前,大约五分之一的民主党人反对弹劾,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弹劾有不好的政治影响,但现在这些人都开始支持弹劾了。”
  民主党人一直不愿启动弹劾调查,主要是因为距离选举日只有13个月的时间,他们担心与白宫摊牌带来不好的选举结果。
  44名“一线”众议院民主党人可能无法在2020年选举中保住席位,其中25人将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选区竞选连任。现在民主党在众议院比共和党多37个席位。
  乌克兰事件曝光后,众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汤姆·艾默尔(Tom Emmer)预测弹劾可能使民主党失去其在众议院的优势地位。
  但是民主党人对民调结果十分乐观,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公众舆论会支持他们。
  民主党人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争论与对俄罗斯的调查不同。他们认为,乌克兰事件一清二楚——总统下令调查一名政治对手,而白宫试图掩盖事实。
  迪特里希说道:“他要求外国政府干预我们的选举,调查他的政治对手。还有,我想人们也有点厌倦特朗普了。他的支持率也就那样了。共和党的说法是民主党人很软弱。胡扯,我们正在变得强硬,我们要求当事人负责。”
  举报人的爆料让一些曾经对弹劾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人重新强硬起来,比如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他曾警告说,弹劾调查将撕裂这个国家。
  但共和党人坚称,民主党人在这方面做得过头了,他们认为乌克兰问题很容易使民主党人自身难保。
  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伟大美国”(Great America)已经在一则广告上花了达六位数的广告费,要求国会调查拜登在解雇一名乌克兰检察官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有不当行为。
  接受国会山报(The Hill)采访的共和党工作人员说,当总统和他的竞选团队说他们收到了一份“大选礼物”时,他们并不仅仅是在哗众取宠。
  总统和其竞选团队认为,乌克兰事件将进一步巩固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导致民主党人放弃对经济和医疗保健的关注,并使那些一直反对总统的无党派选民失去对民主党的好感。
  他们还表示,民主党人不用指望在像得克萨斯州这样的地方获胜了,而几周前他们还在讨论这个州正在脱离共和党的控制。
  “民主党人担心弹劾政治是正确的,”威尔逊说,“即使他们弹劾了总统,目前看来参议院显然不会罢免他。因此,他们冒着被自己的选民视为毫无效率的风险,试图推翻2016年大选结果,却反而惹怒了特朗普的选民。”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10/1

旧文章ID:19699

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富豪移民人数暴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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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融看客  来源:新浪财经头条

  日前,AfrAsia Bank(亚非银行)和New World Wealth(世界财富更新)发布了《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New World Wealth预计,受亚洲强劲增长的推动,到2028年,全球私人财富总额将达到291万亿美元。
  亚非银行指出,2018年全球富豪拥有的总资产达到204万亿美元,其中有10.8万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高净值人群移民海外,其中的13.9%来自中国大陆。2018年,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更是再破纪录:2018中国移民海外富豪总人数1.5万,比前一年的1万增长50%。
  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排名第一,比位居第二的俄罗斯高出一倍有余(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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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海外富豪移民人数排名(数据
来源:HNWI)

  中国富豪对移民目标国的价值判断:良好的生存环境、健全的法律体系、安全的资产管理。所以,尽管2018年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有不少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新闻缠身,但仍然是中国富豪最中意的移民目的地。如果按照大洲区分,则北美仍然是中国富豪的首选定居之地。中国富豪最青睐的移民国家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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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最青睐的移民国家(图片来
源:易居海外房产)

  报告指出,2017年选择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人数还只有1万人,到了2018年,中国共有1.5万名百万级以上(美元资产)的富翁移民海外,俨然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富豪移出国。这和中国发展飞速的经济条件和高净值人群对更好生活环境的向往有着很大的联系。
  1年时间新增的富豪人数不会很多,富豪的财富状况变化不会很大,但选择移民的人数却陡增。有媒体解释说,背后的主要逻辑是财富的流转需求。根据现行政策,只有移民才能突破外汇管理限制,可以一次性地将大笔人民币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2018年又是中概股海外上市海外融资的高峰年。所以,一大批财富新贵选择通过移民配置全球资产和避税。
  报告中估算,中国富豪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3.6万亿美元,以资产总量计只比美国的60.7万亿低,排名世界第二。而未来10年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速预计可以达到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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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富豪总资产排名前10的国家及未来趋势(图片
来源:易居海外房产)

  所以,中国富豪的去向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顶级富豪的移民路径和资金走向一直是关注的焦点:比如2018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达利食品董事长许世辉以及周黑鸭实控人唐建芳就将超过170亿美元(约合1148亿人民币)的财富转入了离岸信托。
  有媒体质疑称,这些中国富豪的主营业务几乎都在中国,他们发着中国市场的财,却把财富留给了离岸信托,从法理上讲这些企业家的财富不再属于中国纳税人,他们还能算作中国企业家吗?而《中国经营报》也曾报道指出,2018年,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家就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的资产转移到了国外。
  还有一种说法是:胡润财富榜上前100位的中国富豪几乎都在海外设置了离岸信托。而几乎所有海外的避税天堂国家都允许双国籍,更不会为富豪设置移民监。所以有人推测,相当数量的中国富豪榜上榜企业家都已经是外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3-12月间,美国地产的国际买家中有16%来自于中国,是海外最大的买家来源国,总计花费近300亿美元。
  如果中国富豪的三大刚需:避税、财产传承、财产保护仍然需求强烈,可以预见,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热潮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9

旧文章ID:19698

浙大高材生美国脸书总部自杀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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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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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9月19日中午11时左右,美国加州门罗帕克的脸书(Facebook)总部大楼外,几名匆匆路过的员工目睹了一团黑影从大楼上疾速坠落,“砰”地一声砸在地上。38岁的华人男子陈勤(音译),从公司顶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目前,美国警方认定自杀,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根据领英页面显示,陈勤今年38岁,浙江大学毕业,到美国后在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入职脸书公司。38岁的他去世前究竟经历了什么?9月25日,脸书前员工Patrick Shyu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喜欢登山、徒步、滑雪
  在脸书任职1年零7个月
  据美媒报道称,当地时间9月19日中午11时左右,一名脸书员工从门罗帕克市总部大楼一跃而下,当场身亡。随后,脸书发布了一份声明,确认死者是该公司雇员,并表示:“我们很遗憾,得知我们的一名员工在我们的总部去世。我们正与警方合作进行调查,并向员工家属提供帮助。”
  华商报记者在陈勤的领英页面上看到,陈勤今年38岁,1999级浙江大学毕业生,2011年到美国,在南加州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留在美国互联网界发展,履职过多家互联网巨头,平均每两年换一次工作,于去年3月跳槽到脸书总部,隶属于广告组。在入职脸书之前,曾在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设备供应商思科公司、外包咨询公司Ryzlink工作过。
  陈勤的个人脸书主页,状态更新停留在2018年3月5日,他入职脸书的第一天。在美国生活的几年里,陈勤日常生活喜欢登山、徒步、滑雪等户外运动,他曾晒出自己登上山顶的照片,并感叹享受攀登时艰难的感觉。
  毕业于中国知名的浙江大学,又在世界着名高等学府南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有着别人眼中这么好的工作,陈勤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决然的方式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呢?事件引发网友大量讨论。
  称他最近半年日夜忙项目
  家人聘请代理律师打官司
  据悉,就算在以高工资着称的硅谷科技公司当中,脸书员工的年薪也是名列前茅,平均达22万美元。脸书还提供不少福利,例如免费午餐、健身中心、心理咨询等,甚至还兴建住宅,以低于市场价格向员工出租和出售住宅。然而,高薪和福利是以高压高强度的工作为代价的。
  据陈勤家人描述,陈勤工作极拼命,最近半年日夜忙项目,加班到夜里一两点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回家只待了半天又要去加班。那么,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当天上午,在上司的办公室,陈勤与上司发生了激烈争吵。有人听到总监大声说“滚出去”,而陈勤说“这不公平”。不久以后,陈勤从大楼顶楼跳下。有知情人士认为,虽然陈勤已经在美国工作8年,但他仍没有拿到绿卡,只有工作签证,又要养家糊口,不能和上司翻脸,只好忍气吞声,最终不堪重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目前,陈勤在美国的家人已经聘请了代理律师打官司,代理律师是陈勤的浙大校友郑巧晶律师。
  或因上司出尔反尔工作不保
  若找不到工作得离开美国
  9月25日,刚离职不久的脸书前日裔技术主管PatrickShyu通过优兔(Youtube)视频,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曾在谷歌、脸书担任软件工程师,目前是优兔上的网红。他的消息来源是著名的公司内部匿名论坛Blind,只需有企业员工邮箱能够证明身份,就能够隐匿身份发言、评论。
  Patrick Shyu说:“就我所知,陈勤在广告技术部门工作,最近的公司内部工作评级显示,他的评级开始下滑,如果他的评级在数个季度不够理想,那么他就会被公司放入PIP(待努力)项目,下一步就有可能被开除。在被放入这个项目之前,他开始想办法寻求内部换组,他找到了一个愿意接收他的组,他的上司也同意放行。但是他的上司突然出尔反尔,先说服他在组里多呆一段时间,直到这个季度结束,并且告诉他在季度结束时会给他一个好的评级。然而他的上司并没有信守承诺,而是在最新的季度评级中给了他一个不够理想的评级,这样的低评级让他无法换组。如果这是事实,这就是很严重的工作霸凌,上司欺骗下属,背叛承诺。陈勤的组里最近有一个严重的系统错误事件,问题被交给陈勤来负责,他必须在截止日期前完成这个任务。脸书员工们查阅记录发现,就在这个项目截止时间前一个小时,他跳楼自杀了。从这些信息,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他生前一段时间经历的巨大压力。
  Patrick Shyu说,换不成组,陈勤就会被放入PIP(待努力)项目,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被开除。而他没有绿卡,只是持有工作签证,所以他的美国的合法身份也岌岌可危,被开除60天内,他必须得找到新的雇主,不然就得离开美国,而且他的家人待在美国也全是靠的他的工作签证,这种压力也可想而知。
  Patrick Shyu还表示,脸书许多员工都认为公司存在恶性竞争文化以及和与之相伴的高度压力。跟一位与陈勤同组的脸书员工说,去年脸书进行了多次部门重组,让团队里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绩效考核背上了沉重的压力,就连他自己也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有好几次,我自己都想自杀了,我甚至已经在阅读员工死亡福利,看看如果我死了,家人可以得到什么补助。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没有一份工作值得为之牺牲,我决定辞职。”他说。

来源时间:2019/10/1   发布时间:2019/9/28

旧文章ID:1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