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采访，我们关注的是佐治亚州斯佩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国际关系系副教授葛明威（John Wagner Givens）的研究。采访中，葛明威解释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分析了美国年轻人为什么学习中文的兴趣在减少，以及鼓励年轻人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和解决问题的措施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被问及如何回应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亚洲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的说法时，葛明威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分析。】
在《世界是否准备好迎接崛起的中国》这篇文章中，您提到学习中文的美国人正在急剧下降，并深入分析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在中美之间竞争越演越烈的情况下，是否仍然有必要鼓励年轻的美国人学习中文？
葛明威：从许多方面来看，在美国乃至全球提高对中国了解的能力，特别是培养中文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即使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在美国学习俄语的需求也十分迫切。而中国无论作为美国的潜在对手还是重要合作伙伴，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苏联。这是我在问题提到的文章中试图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无论你对中国持正面还是负面的看法，中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不管你是鹰派还是鸽派，是“熊猫拥抱者”，还是“屠龙派”，中国在世界上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它，而不仅仅停留在当下的表面层面。我们需要拥有对中国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尤其是语言方面有真正深度了解的人才。
在冷战时期学习俄语有很多合理的理由（除了学习新语言的一般好处之外），但这些理由都与外交、情报和安全相关。如今，针对中国的这些需求同样紧迫，而且中国在几乎所有国际事务中都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中心地位，是当年的苏联从未达到的。苏联在其鼎盛时期仅占全球GDP约12%，而中国早已超越这一水平。据不同的衡量标准，中国现在可能已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此外，中国现在至少占全球制造业的20%，某些估计值可能更高。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数据，2023年中国是美国的第4大商品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贸易额高达数千亿美元。2022年，约7.5%的美国出口流向中国，而16.5%的美国进口来自中国。相比之下，1984年美国和苏联的贸易额分别为1.5%和0.5%，根本无法（与中国的数据）相比。
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处理诸如俄罗斯、朝鲜、伊朗以及全球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帮助。尽管这些问题各不相同，但中国在其中至少能发挥潜在的关键作用。中国在全球尤其是亚洲，还包括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投资、贸易、外交和发展伙伴。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既是我们最重要的对手，也是最重要的盟友。也许更合适的比喻是将中国比作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而不是苏联。1913年，大英帝国的GDP占全球约19%，这与中国今天所占的比例相近。从这些角度来看，中文教育在美国应该无处不在，但现实是中文教育的规模很小且在持续缩减。
有什么措施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美国人学习中文？
葛明威：的确有一些吸引学生学习中文的努力，我对此表示赞赏，但坦率地说，这些措施远远不够。比如，“关键语言学习奖学金”（CLS）帮助支付学费，并鼓励学生学习包括中文在内的语言。还有像“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SEP）和语言旗舰计划，这些项目通过政府或国际关系相关的工作鼓励学习中文。此外，还有出国留学项目和学术交流项目。“苏世民学者”项目通过建立类似于“罗德奖学金”的模式，鼓励学生与中国接触，但学者们不是去牛津，而是去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在这方面，我尤其为斯佩尔曼学院的学生感到自豪，他们在成为“苏世民学者”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上述努力还远远不够。例如，CLS每年支持约500名学生学习15种关键语言。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将这一数字提高到仅中文就有5000人学习。也许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根据《北京周报》的数据，中国每年培养约20万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在中国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必修课。美国无法与之匹敌，但我们在鼓励学习中文方面的努力非常不足。
我要再次强调，驱逐孔子学院而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做法是错误的。没有证据表明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有任何不正当行为。即使它们有，也只会凸显我们需要用其他项目来填补中文教育资源的空缺。相反，我们取消了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这一中文教育资源，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学习中文的渠道。
坦率地说，虽然更多的财政支持会有所帮助，但学生们学习中文的兴趣确实也不高。（美国）目前整个对华的气氛不好。对于普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看法是负面的，而且这种趋势只会加剧。与因K-Pop、韩剧、动漫等东亚文化而备受欢迎的韩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更容易与其威权政治、对维吾尔族的迫害以及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立联系起来。更不用说中国越来越保守的法律和社会态度，不仅压制LGBTQ+群体，甚至还试图审查那些“缺乏阳刚之气”的男性。此外，中文是一门难学且耗时的语言。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分类，中文被列为IV类“超级难学语言”，需要花费超过3倍于学习法语等语言的时间。所有这些都能解释为什么2019年有更多的美国学生选择去爱尔兰留学，而不是去中国。
要改变这种情况，可能需要采取大规模且多维度的措施。老实说，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应有的对中国的兴趣和专业水平，但显然我们目前的努力远远不够，必须增加十倍的投入。
我们发表了一篇国际问题专家郑永年撰写的文章，他认为亚洲有可能成为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地方。您如何回应他的这一观点？您如何看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
葛明威：郑永年认为亚洲可能成为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这一观点非常严肃，但我们需要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确实，亚洲地区，尤其是台湾和南海等冲突热点，的确存在潜在的冲突风险，但将其简单地框定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然战场，还是需要更加仔细地进行区分。不同的情境、问题和冲突热点预示着不同的冲突类型。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可能爆发冲突，而是各方将采取什么措施来管理这些紧张局势并避免升级。
美国在塑造亚太地区未来局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华盛顿的战略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建设性的。例如，中国的崛起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预测到，但美国及其盟友在非军事领域，尤其是经济准备和教育投资方面，却显得措手不及。这使得美国在处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方面缺乏足够的准备，缺乏避免直接冲突的应对方式。
在军事上，美国仍然占有显著优势，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外交和经济参与同样至关重要，而在这些方面，美国的努力往往不足。仅仅通过军事力量来压制中国是不够的，美国需要制定一个长期战略，通过联盟、贸易和外交（包括与中国的外交）在该地区建立韧性的地区关系。尤其是与台湾相关的问题上，虽然军事威慑对其防御至关重要，但对台湾采取焦土政策将从道德、经济和外交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需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其他冲突热点。东海或南海的岛屿争端可能会引发中国与其一些邻国或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历史上几乎没有因为很小的无人居住的领土爆发过严重冲突的事件。当然，资源、渔业和航行自由等问题可能会加剧冲突，但很难想象黄岩岛或钓鱼岛（又称尖阁诸岛）的争端或事件会升级为超出有限冲突的更大规模战争。
台湾问题引发的潜在冲突确实更令人担忧。美国和中国都可能认为涉及到了各自的核心利益，从而使战争升级。虽然这场战争可能对台湾造成极大的破坏，但似乎不太可能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我们可以从乌克兰战争中看到类似的情况。俄罗斯发动了对一个邻国主权国家的全面入侵，乌克兰得到了欧盟、美国和其他盟友的支持，并且还侵占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尽管冲突非常残酷，但并没有出现失控并扩大到更大区域、甚至全球卷入的迹象。
认为美国会入侵中国大陆以阻止其对台湾的攻击，或认为中国会发动对日本的攻击以推进其对台湾的入侵，这些看法都不太可能。同样不太可能发生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是，越南、印度或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可能趁中国分心之际夺取有争议的领土。巴基斯坦也许会帮助中国，攻击印度或进入克什米尔。朝鲜可能趁虚而入，认为此时的韩国因美国参与台海事务而处于防务上的脆弱地位。所有这些冲突同时发生的几率极低，即便如此，考虑到许多这些冲突是围绕相对较小且人口稀少的领土（台湾、克什米尔和韩国是例外），很难想象这些冲突会演变成可以准确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战争。
归根结底，亚洲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高，但并非不可避免。冲突演变成全球灾难的几率要小得多。不过，真正的危险在于政策上的失误或对军事解决方案的过度依赖，这可能导致小规模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冲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加强危机管理，开始在经济和外交上进行长远的投资和深度参与。因此，问题不是亚洲是否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亚洲能否团结起来防止小规模冲突的爆发和升级。
您写过几篇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鉴于目前中国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和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你是否仍然认为中国正处于成为超级大国的轨道上？还是说美国高估了中国的崛起？
葛明威：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挑战和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我认为，虽然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总体趋势仍然是向上的。中国面临着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青年失业率高、人口快速老龄化、少数民族问题以及经济普遍放缓等重大问题。美国往往在高估和低估中国潜力之间摇摆不定。中国的经济低迷以及天安门事件在1989年和1990年看似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灾难，但今天回头看，它们只是中国持续崛起过程中的小插曲。我们需要记住，中国的崛起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增长堪称惊人。即使存在当前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技术和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继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迄今为止的适应能力，他们通过调整政策来追求增长并继续维持稳定。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中国领导层的一个新时代，以前基于共识、各派系相互制衡的领导模式已被习近平的主导地位所取代。这最终意味着什么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领导层可能拥有全球最为显著的经济和政治资本。
然而，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自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性超级大国。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仍然有明显优势。此外，正如我之前所写，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没有充分准备应对这一现实。与其夸大中国的崛起，美国更应该关注自身的不足，特别是在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方面——如果美国希望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扮演重要角色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简而言之，中国通往超级大国地位的道路可能比一些人预测的更加复杂且进展较慢，但中国仍然处在前进的轨道上。我们不应轻视中国的潜力，也不能认为其当前的挑战会永久阻碍其崛起。现在关键的是，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适应这一现实，进行战略性互动，并投资于自身能力，以确保在一个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世界中做好准备。
如果中国、台湾和美国从俄乌战争中都需要汲取教训的话，从您的角度来看，分别会是什么呢？
葛明威：我曾为《全球政策杂志》撰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俄乌战争对中国和台湾具有重要的启示，但台海关系本质上是俄乌关系的反面。至于对各方的教训……
对于中国：从俄罗斯的误判中，中国应汲取的教训是认识到军事入侵的成本收益比失衡。我认为中国在经济、历史或战略上从控制台湾中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少，而与俄罗斯相比，中国面临的损失要大得多。俄罗斯打造了一个可以抵御制裁的“堡垒经济”，但中国由于对台湾半导体行业的依赖及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如开战）面临的损失将远远大于俄罗斯。
对于台湾：乌克兰人的顽强抵抗是一个强有力的示范。台湾可以从中汲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其军事防御和备战能力，特别是其拥有岛屿这样一个地理优势方面。台湾必须继续发展盟友关系，明确表明任何入侵都会遭遇重大的军事和经济抵抗。与乌克兰类似，台湾的成功取决于团结民众和利用国际支持来遏制侵略。
对于美国：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侵略作出了适当的反应。对美国来说，关键教训是保持战略模糊性的必要性，同时向台湾发出强烈的支持信号，避免（台湾）跨越红线，可能导致不必要升级的事情。我认为，向北京保证维持现状而不在台湾驻扎美军，可能有助于防止危机的发生。然而，美国必须确保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面临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后果，正如俄罗斯在乌克兰所经历的那样。
总之，对中国而言，教训是侵略行为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代价，以及维持现状的好处；对台湾而言，是防御和联盟的重要性；而对美国而言，是在遏制与外交接触之间保持平衡，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
从战略角度看，美中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恶化。拜登政府的政策致力于管理双边关系，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在必要的领域与中国竞争。这项政策是否足以让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和平共存？
葛明威：在讨论美中战略关系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政策分歧或短期竞争的问题——这已成为本世纪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拜登政府管理竞争、寻求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政策无疑是务实的，实际上也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但如果我们继续在没有投入足够资源和关注的情况下推进这一策略，其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在冷战期间，美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精力应对苏联，而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和合作伙伴，所引发的挑战却远远没有得到与之相称的应对。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出乎意料的异常现象，世界几十年来一直在见证中国的稳步上升，但却未能为这一现实做好准备。
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或核不扩散等领域进行合作的政策是合理的，并可能为两国更有意义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这些合作有可能被更广泛的战略竞争所掩盖，但在大多数领域，美中两国的合作与妥协并非不可能做到。台湾问题确实提出了一个可能难以调和的挑战。尽管如此，与以往一些超级大国竞争不同的是，美中两国在经济上深度交织。这一复杂的竞争关系同时也带来了相互依存的一层保障，有助于防止直接冲突，并可能成为建立持久且富有成效的关系的基础。
归根结底，和平共处的关键在于两国是否能够在台湾、贸易、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等竞争领域避免误判。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合理的，只是美中关系的局势充满变数。这样的策略是否足以确保长期的和平共存，仍然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努力值得投入非常多的资源去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