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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一周!S.386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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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华人生活网

  昨天,我们报道了由于乔治亚州国会参议员普度最后时刻的反对,两党参议员提起的“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Fairness for High Skilled Immigrants Act)S.386周四没有在参议院进入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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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发起者犹他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麦
克·李)

  但是,正如我们昨天所说,参院昨天的失败并不代表这件事情结束了。
  对方卷土重来只是时间早晚上的问题!
  昨天在失败后,法案起草者之一的共和党人麦克·李已经表示,会尽力解决普度的顾虑,并仍然寻求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在下周进入表决程序。
  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对当前美国职业移民系统进行重大改变。
  其中,将取消同一个移民来源国职业移民绿卡的配额上限(per-country cap),并提高亲属移民的来源国配额比例上限。
  这样的改变被不少华人认为是未来对华人工作移民绿卡申请者的绝对打击,会将现有的名额都让给庞大的印度裔排期者,具体的细则可以参考我们昨天的文章。
  这项法案的众议院版本HR. 1044在今年7月已经在众院以压倒性优势投票通过。
  法案在参院的版本由麦克·李和民主党参议员贺锦丽共同起草。
  昨天早些时候,外界普遍认为会被“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的方式进入表决程序,谁想最后普度投出了反对票。
  根据参院规则,如果一项法案在提出后没有一名参议员提出异议,即获得“一致同意”,法案可以绕过提交委员会、听证会、修订、公开辩论等立法程序,直接进行表决。
  S.386法案受到移民群体,尤其是华裔移民的高度关注。
  最近几天,不少华人在社交媒体上奔走相告,将法案称之为“新排华法案”。
  并呼吁网友通过致电所在州的国会参议员,或前往国会山拜访议员等方式,请求他们对S.386法案提出反对,阻止法案以“一致同意”的方式进入表决程序。
  如今在该法案“停滞不前”前提下,不少媒体更是呼吁大家,最后时刻!千万不要停止我们的反对声音!
  如果你不希望该法案通过,那么现在可以:

给议员打电话

给议员写信

  美国参议员完整名单和电话号码:

  官方公布的明确支持S.386的参议员除了犹他州的Mike Lee之外,还包括以下列出的,这些人就可以不要再打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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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一亩三分地论坛里总结的反对议员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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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在论坛大牛总结好的致电模板,也有人建议不要使用模板,因为会造成议员看到千篇一律的感觉。
  总之这部分可能需要大家自己去发挥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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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信的话,我们需要联系的是给联邦参议员US Senators, 不要搜错搜成州参议员State Senators;
  另外,大家必须向自己所在州的参议员留言,不可以跨州留言。
  本州参议员的信息可以在网络上很容易的搜到。
  各州联邦参议员的联系方式可以在这个网站查询到:
  bit.ly/1kyGkev
  以纽约州为例,目前有两位参议员分别是 Charles Schumer和Kirsten Gillibrand。
  还是那句话,写信网上已经有很多模板了,但是参议员们真的没有时间读那么多一样的来信,所以这里创意留给大家。
  还有一周时间,就算下次通过,最后一步也是总统签字。
  如今真是到了关键时刻!!!!
  或许您不想留在美国,或许您支持这项法案,当然,从个人角度或者族裔角度来说,我们中很多人都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该法案。
  但生活君认为对于一项与我们华裔息息相关的法案即将出台时,我们华人的声音理应被政界所听到,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的声音,现在,如果你不满你当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来源时间:2019/9/21   发布时间:2019/9/21

旧文章ID:19646

中国在委内瑞拉投资打了水漂? 大使说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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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东泽  来源:凤凰网

  纵横捭阖自从容,中国外交走过不同寻常的70年。凤凰网《风范》栏目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外交官访谈录”,邀请了亲历重大事件的外交官,记录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70年历程。
  “外交官访谈录”第四期,我们专访了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王珍。在专访中王珍大使讲述了在赤道几内亚经历的生死考验、轰动世界的中国-西班牙建交和2002年委内瑞拉军事政变的亲身感触。
  王珍大使还澄清了许多人对于中国-委内瑞拉合作的误解:中国跟委内瑞拉之间的合作是正常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是中国跟查韦斯或马杜罗,或者跟委内瑞拉某一个政党进行合作。合作采取的主要是融资的方式,这些年来,委内瑞拉一直在正常地执行合同,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以石油还款。中国投入的钱,大部分已经如期收回。这样的合作是互利双赢的,经得起时间和任何政治风波的考验,不会因为政治形势的动荡,而有根本性的逆转。
  以下内容主要根据凤凰网访谈实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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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珍:当年为了支持古巴,我选择了西班牙语专业

  王珍:我1942年出生,家乡原来在河北蓟县,现在叫天津蓟州区,中学是在家乡上的,1961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西班牙语。
  主持人: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语?
  王珍:这个事情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1961年我高中毕业,当时的外语教师说你中文好,外文也很好,最合适的是搞外交,最好你就学外语,他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天晚上找我谈话。当时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0年古巴跟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跟中国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古巴讲西班牙语。古巴革命胜利后受到美国封锁,在中国在北京经常有各种各样声援古巴的行动。我想,我学西班牙语,将来跟古巴还可以打打交道,对古巴也是个支持,就这样我选择了西班牙语。

“远赴非洲,王珍经历生死考验”

  主持人:1970 年,中国和赤道几内亚建交,您被派往赤几从事外交工作。当时的赤几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王珍:1971年赤道几内亚独立之后,很快就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赤道几内亚是非洲唯一的西班牙语国家,过去也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当时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很落后,也没有发展其他的重要资源,主要是木材,另外加上当地的可可、咖啡、香蕉、芭蕉这些特产,也没有工业,所以经济不发达。包括首都在内,一些日用品包括大米、白面、肉类、面包,这些东西都不能生产,都是每个月西班牙的商船把生活物资运到那,商店才有出售。
  除去生活经济比较落后以外,卫生条件也很差,有些病我们闻所未闻,有些病是过去中国有过,但是早已绝迹了的,比如疟疾。我在那儿一共待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我打过七次摆子,曾经发烧到41度,但是头脑还清醒,还知道敲墙,叫旁边的同志把我送到医院去。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外交官,往往人们看到的是外交官光鲜亮丽的一面,有的时候很难想到,外交官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所以要了解外交,要了解外交官,还真是需要走入我们这个世界,听我们讲讲自己的经历,那是什么情况都有的。

王珍: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轰动世界

  主持人:1973 年,中国在西方的封锁圈中和西班牙建交,这个外交事件在当时具有怎样的意义?您如何评价当时的西班牙国家元首弗朗哥?
  王珍:1973年3月份,中西两国达成协议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欧洲,甚至轰动世界的事情。因为从政治背景上来看,中国是当时西方世界所称为的共产党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二战留下的三个法西斯领袖,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没有了,剩下弗朗哥。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在46年前的1973年,就跟中国建交,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
  当时我们第一批建馆人员到了马德里之后,中国的五星红旗就在我们的临时馆址——马德里市中心的皇宫饭店上空升起。很多人围观,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旗子。后来有人查到,这是中国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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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王珍陪同中国首任驻西班牙大使陈肇
源向西班牙国家元首弗朗哥递交国书。

  这件事情,我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忘记。看一个国家,看一个人,特别是考虑中国和一个国家关系的时候,要以一种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不管弗朗哥在内政上怎么样,这是西班牙的内部事务,也不管他在历史上怎么样,在跟中国建交这个问题上,他很有战略远见。两国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双方还是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出发,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推动两国关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大家原来都抱着一种隔阂,甚至是猜忌的心情,到后来慢慢了解,交了很多朋友,包括很重要的朋友。比如萨马兰奇,是在1973年建交几个月之后认识的,从那之后就成为我们中国非常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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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邓小平会见胡安·卡洛斯国王的
父亲,王珍担任翻译。

  40多年来,中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这个总的框架引领之下,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大家知道有名的中国班列,就是在义乌和西班牙的马德里之间首先开通的,而现在中欧班列在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进行“一带一路”建设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双方都从其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所以我觉得中西两国关系的发展,如果回顾到当初建交那个时候,从那时候的战略远见一直到现在,都体现了这种政治决策、这种战略远见的重要性,我为中西关系的发展感到高兴,同时也抱着很大的期待,我相信两国的关系今后会更加辉煌,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王珍:亲历委内瑞拉军事政变,时刻警惕“冲馆”行为

  主持人:2000年,您出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是2002年委内瑞拉军事政变的亲历者,您能否讲述下当时的情景?
  王珍:2002年委内瑞拉政变距离现在已经17年了,但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1999年查韦斯当选上台后,委内瑞拉的政治动乱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我经常讲,看委内瑞拉今日之动乱,不能只看今天的事情,要看他的整个发展过程。实际上这个动乱已经延续了20年,有几次高潮,第一次就是2002年,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政变。
  一夜之间,参与军事政变的三军最高将领,原来都是查韦斯的亲密战友,背叛了他,把他抓起来,押到一个小岛上,与世隔绝47个小时。但是他很快就平息了叛乱,因为政变发生后,各地的重要军事将领,马上到加拉加斯去救驾。这就可以看出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人民中受拥护的程度,也可以看到查韦斯在军队里所受到的支持和拥戴程度。
  所以这场政变成了一个短命的政变,只有47个小时。但那段时间形势非常紧张,政变之前和政变之后,动乱十分严重。街头上打砸抢,甚至暴力冲突,甚至开枪伤人的事件都有发生。
  而这种情况对于中委两国的关系也是很严峻的考验,因为有些东西是预见不到的,有些东西事先在国内也没有考虑到,也很难跟国内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对于我们外交官,特别是对于驻那个国家的大使,作为中国的代表,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况下,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如何处理,对大家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是一个考验。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什么可能性都有,因为有一股力量把中国看成是查韦斯的坚定支持者,对中国有这样那样一些看法。所以比如冲馆、对使馆进行抢劫这样的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但使馆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使馆的全体人员,在那样的情况下,都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各种各样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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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举
行三千人大会,在大会上给王珍授勋。

  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对比那次军事政变和前不久4月份发生的军事政变,有什么异同。我认为这两次政变几乎不可同日而语。2002年的军事政变,它动兵了,而且三军司令都参加了,并把国家元首抓起来了,似乎短时间内,政变已经成功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变。
  而今年4月份这次政变,是小规模的,只有几十个人,最多不超过一百人的,是一种哗变,不能称其为一个正式的政变,几个小时之内就平息了。而且后来事变证明,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当中有些是受骗的,就是说到那个地方去集中,并没有说明干什么事情。
  所以两次事变是不同的,但也有相同之处,一是政治背景相同,都是为了推翻执政党的领导,原来是查韦斯,现在是马杜罗。另外一个是国际背景相同,都是在美国插手这样的情况之下,事实是很明确的,如果没有美国插手,委内瑞拉的动乱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些因素造成委内瑞拉形势的动乱和经济的极端困难。

王珍:中国投资给委内瑞拉的钱没有打水漂

  主持人:委内瑞拉是接受中国贷款的大户,有学者测算,过去近十年来,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融资总额已超过600亿美元,如今委内瑞拉正陷入极为严峻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债务违约风险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何坚持给委内瑞拉“输氧”?中国在委巨额投资与贷款面临多大风险?
  王珍:这里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所谓“输氧”这个提法,不知道准不准确。要按我自己的意见,最好不用这个词,不是“输氧”,而是一种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仍然在坚持和委内瑞拉合作。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跟委内瑞拉之间的合作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是中国跟查韦斯或马杜罗,或者跟委内瑞拉某一个政党进行合作。所以往往国际上有些人对此有误解,他就觉得我们这个合作是支持马杜罗的,是支持查韦斯的,是支持统一社会党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我们不能因为那里形势发生动乱就放弃这种合作,要讲国际道义,要重诺守信。既然有合作协定,我们就要进行。如果在一定的情况下,发生了政权更迭,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合作是国家之间的,不是跟哪一个政府的合作。
  第二个问题,关于两国合作的规模,应当讲是很大的,有的讲600亿,有的讲700亿,有的可能讲更多,这个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在那投资打水漂了,钱拿不回来了,中国几百亿美元也不可能收回来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首先,我们在合作中,采取的主要是融资的方式,是有些项目我们出钱,委内瑞拉也出一部分钱,我们进行融资。这个融资根据的是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如何使用这个资金,两国共同商定。
  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委内瑞拉以石油还中国在融资里投入的这些钱。这些年来,委内瑞拉一直在正常地执行这样的合同。中国投入的钱,大部分我们已经如期收回了。当时我们跟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他用石油还贷款或者还中国的投资,是多大规模呢?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进口三千多万吨石油。查韦斯当时有个计划,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委内瑞拉每年供给中国五千万吨石油,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大庆油田的产量。我不知道大庆油田现在还有没有五千万吨,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委内瑞拉就成为我们除去中东之外,一个重要的石油来源。这是互利双赢的合作,委内瑞拉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老百姓已经见到了这些好处。
  比如我们承担的住房项目。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消息,马杜罗又向老百姓发了两万套住房,钥匙都发给老百姓了,叫做社会住房。我是亲自验收过的,我看到样板房还是相当好的,两间三间一套,里边设备齐全,他用很低廉的价钱来给那些没有房子的贫民百姓,这是给老百姓做好事的一件事情。这只是委内瑞拉的其中一个项目。
  而石油供应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来源。因此双方都得到了确确实实的好处,是忠诚地执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新的“义利观”。
  所以这样的合作,应当说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是经得起任何政治风波考验的,这样的合作不会因为政治形势的动荡,而有根本性的逆转。因为双方老百姓都看到好处了,他们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所以我想,我刚才至少是讲清了这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合作项目,中方应当拿到的钱,大部分已经收到了。当然,还有一部分款项的拖欠,因为形势如此动乱,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经济局势如此困难,所以它很难按照原来合同里的规定如期归还,它有一定的困难,但并不等于没在做,这件事情还在做,包括石油还款这样的往来,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想,这种合作在委内瑞拉当前的形势下,还会正常地进行。至于今后的形势如何发展,主要是委内瑞拉自己国内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有些项目的投入,有些是不是现在不做,等到以后再做?有的项目进展可能缓一缓,这些调整我们会做的。但是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是不会有的,这种合作还会继续。

王珍:美国的制裁,给委内瑞拉火上浇油

  主持人:当前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全面制裁,您对委内瑞拉的未来有何看法?
  王珍:第一,这种全面制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它肯定会给委内瑞拉带来新的困难,会给委内瑞拉现在的经济危机、人民的困苦生活雪上加霜。从这点上来讲,委内瑞拉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要想办法克服这个挑战并非易事。
  第二,我也怀疑这样的封锁一定能够扼杀一个国家吗?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例子,比如古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由来已久,60年代就开始封锁,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但古巴仍然屹立在那个地方,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现在这个国家好好的,而且在国际上还有自己的影响。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是如此。有封锁,就会有对付封锁的一些办法。
  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情况,委内瑞拉政府现在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尽可能减小美国的制裁对它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比如他想办法提高石油产量,增加一点自己的收入。这个要见效很难,因为它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想,它总会有一定的效果。我相信委内瑞拉的政府和人民,能够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我也相信,国际社会会秉持一种公正的态度,秉持一种反对非人道的、不公正的、不正常的制裁措施。凭什么一个国家就去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搞这样的制裁呢?凭什么就把一个主权的国家几百亿美元的资产冻结了呢?你没有这个权力。但这个世界没有办法,霸权主义、霸凌主义就是如此行事,就是如此任性,你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
  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应当履行自己的责任,至少我们要劝和促谈,我们要反对这种外来干涉,我们要反对这种没有道理的制裁。该进行的合作我们要进行,一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一些医疗设施、食品,我们力所能及的还是要做。
  面对委内瑞拉这个形势,我们应当秉持、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根据国际规则来行事,根据联合国宪章来行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停止一切外来干涉。特别是不能允许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武力威胁,甚至进行直接的入侵,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王珍: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外交最重要的支柱

  主持人:您亲历了中国外交在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见证了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外交史,您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王珍:最深的有两点。70年的中国外交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几代中央领导的光辉思想指导之下,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中国大国外交这种地位,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更加高大。
  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外交最重要的支柱。当我们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想到背后有强大的祖国,大家都感到信心十足,感到说话就有底气,感觉说话就有人听,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讲话有人听,你说的话起作用,你说的话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贡献了中国方案,就像习主席在国际场合一样,提出的东西都是得到大家拥护的,中华民族感到多么的骄傲与自豪。

王珍:想成为伟大的外交家,首先要是一个好的政治家

  主持人:您从外交第一线退下来后,转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仍然在为外交事业无私奉献着。您认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您对新一代的外交官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待?
  王珍:最重要的品质,我觉得是忠诚,是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我一直认为忠诚是外交官的特质,忠诚是外交官一生最高的思想修养。
  新一代外交官生逢其时,国家发展到了正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变化当中,中华民族正处在圆中国梦的时期,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就在眼前。
  想成为伟大的外交家,首先要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所谓政治家,就要有广阔的胸怀,要有战略的思维,要有深邃的眼光,要能够观察各种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要用这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总而言之,就是忠诚、学习、坚定、准备吃苦,永远牢记和践行周恩来总理为外交人员规定的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精通业务,严守纪律。这几条寄予我们新一代的年轻的外交官,你们有更广阔的前途,希望你们做出更大的成绩。
  文/宋东泽 凤凰网《风范》栏目组
  特别鸣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

来源时间:2019/9/21   发布时间:2019/9/17

旧文章ID:19645

美国实力的自我毁灭:华盛顿挥霍了单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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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  来源:国政学人

  简  介
  【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1964-),印度裔美籍,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以评论国际政经时局而闻名于世,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和畅销书作家。2017年,扎卡利亚被美国外交学会授予亚瑟·罗斯新闻奖。2019年,他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过去10年全球十大思想家”,曾被Esquire称为“他这一代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
  【编译】周心培(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对】李雯珲、刘孝玉
  【审核】朱文菡
  【来源】Zakaria, F. “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Washington Squandered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98(2019):4.
  【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出版的双月刊,成立于1922年。根据2014年的期刊引文报告,该期刊的影响因子为2.009,在“国际关系”类别的85种期刊中排名第6。

美国实力的自我毁灭:

华盛顿挥霍了单极时刻

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

Washington Squandered the Unipolar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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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ed Zakaria(法里德·扎卡利亚)

  内容提要
  过去两年间,美国霸权消亡了。美国称霸的时代短暂而轻狂,大约持续了三十年,一头一尾都以某种崩溃为标志:美国霸权诞生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而另一场崩溃,即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重创则使它终结,或者说,使它一蹶不振,走向没落。美国的秦失其鹿究竟是外部因素使然,还是华盛顿咎由自取?这个问题留与后世史家评说。不过,作者认为目前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观察。
  和历史上的大多数霸权一样,美国霸权的覆灭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体系中各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力量,不可避免地削弱着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华盛顿曾坐拥史无前例的霸权,却挥霍了它,滥用了它,使盟者痛,仇者快。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仿佛已经不再欣赏,甚至不再相信自己的理念和使命,尽管这种理念和使命曾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持续激发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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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导读
  1、新星诞生
  罗马帝国以降,世界上从未有过哪一支力量,能够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霸权比肩。自从《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首次使用“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这一表述,评论家们就热衷于把“美国世纪”的诞生追溯到1945年。事实上,后二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相去甚远。即便是在1945年以后,在全球的很多地区,法国和英国也保留着殖民帝国,因而拥有深厚的影响力。战后不久,苏联就以超级大国和竞争对手的身份登台,与华盛顿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争霸。“第三世界”一词就源于当时全球的鼎足而三:美国和西欧是第一世界,共产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而第三世界国家则遍地开花,这些国家在美苏之间随风两边。从波兰到中国,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而言,这个世纪看起来并不“美国”。
  后冷战时期,美国霸权初露端倪却鲜为人知。2002年,作者在《纽约客》杂志上指出过,时人大多没能觉察到这一苗头。1990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声称,世界正分为美元区、日元区和德国马克区三个政治区域。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Diplomacy)一书中预测多极时代即将到来。美国国内也罕有志得意满的劲头。1992年总统大选充满疲倦感和虚弱感。民主党候选人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反复宣扬“冷战终结,日德胜出”。亚太事务专家们已经开始提“太平洋世纪”(the Pacific century)这一概念了。
  也有个别例外,见微而知着:保守派评论员查尔斯·克劳瑟默(Charles Krauthammer) 1990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先见之明的文章《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不过,如标题所示,即便是这种胜利者的论调,对霸权的持续时间也不乐观。克劳瑟默认同“单极时刻乃昙花一现”,他还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预测,须臾之间,两个新兴的“地区性超级大国”(regional superpowers)德国和日本就将推行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些决策者很愿意送走“单极时刻”,他们认为这指日可待。1991年巴尔干战争爆发之际,欧盟理事会主席雅克·普尔(Jacques Poos)宣称“这是属于欧洲的时刻”。他解释称:“如果欧洲能够独立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南斯拉夫问题。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南斯拉夫何去何从,由不得美国人。”但事实证明,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只有美国拥有足够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来有效干预并化解危机。
  类似地,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一系列经济危机使东亚经济陷入混乱时,也只有美国展现出了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能力。它筹措了1200亿美元的国际紧急援助资金,帮助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渡过了危机。《时代》周刊以三位美国人为封面人物: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并冠以标题“拯救世界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
  2由盛转衰
  时人不识凌云木。虽然美国已被称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和“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正如90年代初美国霸权潜滋暗长那样,90年代末,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也悄然生发。首屈一指的是中国的崛起。回溯历史,作者认为,不难看出北京会成为华盛顿唯一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但在二十多年前,这一切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尽管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但其发展的起点非常之低。这样的发展当时被认为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但是中国仍在持续崛起,它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它的实力和雄心都足以与美国相匹敌。俄罗斯90年代初也曾孱弱、缄默,而今改头换面,成为了一股复仇的力量,一个足够强大并且足够狡黠的搅局者。中俄这两个世界级的主要行为体都处于美国构建的国际体系之外,这预示着世界进入了后美国阶段。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其他大国有能力对美国进行抵制,事实上它们也经常这样做。
  9·11事件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起到了双重的作用。起初,这些袭击似乎让华盛顿同仇敌忾,励精图治。2001年,美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比榜单上随后的五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大;美国决定将其年度国防开支增加近500亿美元,这个增加额比英国全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发动阿富汗战争时,美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就连俄罗斯也表示支持。两年后,尽管伴随着诸多质疑,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仍能组建一个强大的的国际反恐联盟。美帝国在本世纪初登峰造极,华盛顿一意孤行,企图令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国度改天换地;对此,一些国家敢怒而不敢言,另一些则奋起反抗。
  伊拉克尤为分水岭。美国置其他国家的反对于不顾,贸然发动了这场可打可不打的战争(a war of choice)。美国还曾试图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受挫后,它干脆绕开了联合国。美国没有遵循鲍威尔原则(Powell Doctrine):海湾战争期间,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将军(Conlin Powell)曾提出,除非美国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并且确保能够取得压倒性胜利,否则美国不应该卷入战争。小布什政府坚称,少量部队,速战速决,就可以轻松占领伊拉克。他们还称,伊拉克将承担伊拉克战争的代价。占领巴格达后,华盛顿随即下令摧毁伊拉克,解散政府军队,清洗官僚机构,这无异于给伊拉克混乱的局势火上浇油。错一步棋或可挽回,但是美国步步皆错,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9·11事件后,在惊惧和仓皇之中,华盛顿接连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它病急乱投医,从入侵伊拉克,到斥巨资保卫国土安全,再到动用酷刑。许多国家早已安之若素的恐怖主义,却使美国方寸大乱,它像受伤的狮子那般乱窜,破坏同盟体系,撕毁国际规范。单是执政的头两年里,小布什政府退出的国际协定就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多,毫无疑问,这个纪录现在已经被特朗普政府打破了。小布什政府治下,美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使得其道义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公信力都严重受损。无论是利益方面、道义方面,还是外交风格方面,加拿大和法国等美国的长期盟友都与美国发生了分歧。
  3、美国目标
  那么,究竟何者削弱了美国霸权,是挑战者的崛起,还是帝国的过度扩张?和任何一个庞杂而繁冗的历史现象一样,这或许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崛起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注定会侵蚀美国霸权,此乃国际格局之大势所趋,美国的外交再娴熟也于事无补。俄罗斯的复兴则更为复杂。时过境迁,或许人们早已忘记,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的领导层决心将俄罗斯自由民主化、欧化、西化,乃至成为西方的盟友。苏联的最后一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对美国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表达过支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首任外交部长科兹列夫(Andrei Kozyrev)则是一位更为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活跃的人权卫道士。
  谁应为我们失去俄罗斯负责?(Who lost Russia)这个问题当另文再议。这里指出一点,尽管美国给予了俄罗斯一定的地位和尊重,例如,将G7扩大到G8,但实际上,它从未认真考虑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北约东扩势头迅猛,这似乎能帮助波兰等国摆脱俄罗斯长期以来的威胁,却挑动着俄罗斯的敏感神经,而美国只顾扩张,对此漠不关心。如今,北约甚至扩展到了马其顿。普京的挑衅行为让我们觉得对俄采取任何措施都不失正当性,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是什么促成了普京的上台和他强硬的对外政策?俄罗斯国内原因当然是主要的,但美国的所作所为也推波助澜,助长了俄罗斯国内的复仇主义。
  无论是对俄政策,还是其他事务,美国在单极时刻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就是不再关注(simply stop paying attention)。苏联解体后,顺应民众的意愿,美国将注意力转回国内。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中美洲、东南亚、台湾海峡乃至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动态。到90年代中期,美国人不再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国际新闻时长从1988年的1013分钟下降到1996年的327分钟。如今,美国CBS、NBC、ABC这三大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时长的总和与1988年其中一家公司的报道时长不相上下。布什时期,无论是白宫还是国会,都不愿意积极地改造俄罗斯:他们无意为俄设计新版的马歇尔计划,也无心介入俄罗斯事务。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决策层应对别国经济危机时,也显得手忙脚乱、敷衍了事:他们知道国会不愿意救济墨西哥、泰国或印度尼西亚,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大多不涉及到华盛顿拨款援助,他们给予受灾国精神支持,却不积极承担超级大国的责任。
  一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梦想着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90年代,这个目标看起来近在咫尺,美国从未离它如此之近。世界各国都在向美国模式靠拢。海湾战争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也获得了国际法的认可,打得名正言顺,张弛有度,似为世界秩序新的里程碑。但就在万象更新,渐臻佳境的紧要关头,美国突然意气萧索,兴味阑珊。彼时,美国决策层仍想改造世界却不愿付出代价。他们的政治资本和政治资源不足以将其改造世界的梦想践诸行动。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华盛顿开给别国的药方总是千篇一律:休克疗法加上激进民主。西方曾走过漫长而复杂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之路,可是它却难以容忍别国从长计议,三思而行。9·11事件之前,美国应对挑战的策略多为长驾远驭,或经济制裁,或精确空袭。借用政治学家科恩(Eliot Cohen)谈空中力量的说法,这两种手段都具备现代人求爱的特点:“只顾满足,不愿承诺(gratification without commitment)。”
  当然,美国的力不从心不影响它大放厥词。1998年,作者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乃“纸面上高呼变革,实际上不思进取(the rhetoric of transformatin but the reality of accomodation)”,结果是“外强中干的霸权(a hollow hegemony)”。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4、最后一击
  特朗普政府进一步侵蚀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内核。特朗普的观念是杰克逊式的(译者按: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美式民粹主义之源头),他对改造世界缺乏兴趣,他认为大多数国家都在算计美国。他是民族主义者、保护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一心宣扬“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事实上,他让美国抛弃了外交。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退出了TPP,也不再广泛介入亚洲事务;它从长达70年的美欧盟友关系中抽身而去;它把拉丁美洲问题简化为阻止非法移民入境,赢得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它甚至成功地疏远了加拿大(这并非光辉业绩);它还将中东的包袱甩给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特朗普外交政策最大的特点是缺席(absence),让美国退出世界舞台。不过,他偶尔也会心血来潮,妄图摆平朝鲜以谋诺奖。
  昔日,英帝国的霸权削弱于德国、美国和苏联的崛起等结构性力量。但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与狂妄自大和过度扩张也不无关系。1900年,英帝国统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当时其主要殖民地提出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想争得有限的自治权(limited autonomy),用时兴的术语来说,就是“主权地位(dominion status)”或“地方自治(home rule)”。假使英帝国积极响应殖民地的这一诉求,或许这个帝国还能再苟延残喘几十年。可惜英帝国没有这样做,它拘泥于英国本土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整个帝国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反观美国,倘若当初它能坚持囊括全局的利益观和理念,其影响力便可再多延续数十年(尽管这种影响力的表现形式可能与先前不同)。自由主义霸权的生存之道讲起来并不复杂:多一些宽容开明,少一些作威作福(be more liberal and less hegemonic)。但显而易见的是,华盛顿屡次三番地追求自身狭隘的利益而弃大局于不顾,致使盟国离心离德,敌国弹冠相庆。与日不落帝国的末日不同的是,美国还没有破产,也没有过度扩张。美国仍是最强大的国家,它将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不过,它将不再像过去30年那样,主导和主宰(define and dominate)国际体系。
  美国霸权式微,美国理念仍存。美国霸权很独特,它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价值层面,重塑了世界秩序。这是威尔逊的夙愿,也是罗斯福的梦想。该秩序奠基于1945年二战胜利,有时被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苏联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之分庭抗礼。不过,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熬过了冷战,并在后冷战时期扩展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其背后的理念促进了世界的稳定和繁荣。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美国实力的衰退,这一套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价值体系能否继续存在,还是说美国理念会和美国霸权一起没落?
  本文由国政学人独家编译推荐

来源时间:2019/9/21   发布时间:2019/9/17

旧文章ID:19644

吉米·卡特:人到80岁做总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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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联社

  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101日将欢庆95岁大寿,他17日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表示,希望总统候选人设有年龄限制,"就算我年轻15岁,高龄80岁恐怕无法胜任总统职务"

  卡特今年稍早成为美国史上最长寿的卸任总统,他虽然未点名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但已宣布参选的前副总统白登(Joe Biden)76岁,联邦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78岁,两人若胜选,势必在任期内跨越80大关。

卡特被问到是否曾考虑挑战2020年大选时,笑答道:"我希望有年龄限制,如果我80岁,比现在年轻个15岁,我不认为我能胜任总统职务。"

  在宪法上,卡特获准再做一任;这位第39任总统1981年、56岁时卸任,继任的雷根(Ronald Reagan)做了两任,77岁卸任时,缔造美国史上最老在位总统的纪录。

无论是白登或桑德斯胜选,他们卸任时都会刷新雷根的纪录;73岁的川普也写下纪录,他成为继雷根之后,最年长的首次胜选民选总统,且可能成为最年长的连任总统。

对川普、桑德斯和白登而言,年龄向来是批评者攻击的焦点。

  卡特表示,椭圆办公室需要"心智弹性"的总统,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

  卡特说:"你必须能够从一个主题跳到下个主题,且完全专注并理解每位对象,就像我促成沙达特和比金签署和平协议;在外交事务上面临的难题,我不认为自己能在80岁胜任。"

  他笑着说:"现在95岁更不可能,连走路都难。"
  
卡特尚未表态支持民主党明年大选的参选人,"但将抱持开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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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9/9/21   发布时间:2019/9/21

旧文章ID:19643

美一口气公布437项关税加征排除商品,利好中美企业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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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第一财经

  当地时间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3份对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通知,超过400项商品在免于加征关税之列。与之前历次不同的是,此次清单涉及了美方宣布的3批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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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批加征关税商品均涉及
  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本次关税排除清单共涉及437项商品,排除的商品主要为各类仪器设备零部件、有机合成材料、日用品、化学制品、纺织品、机电设备、化工制品、钢铁制品等。这些商品分别分布在美国去年以来宣布的340亿美元、160亿美元、2000亿美元这3批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中。
  从2018年12月28日至今,USTR共公布了11批次的商品排除清单。据第一财经记者查询,前8次先后各排除了984项、87项、21项、515项、464项、110项、69项和10项商品。而9月17日USTR则一次性公布了3批次排除清单,分别涉及上述3大批商品,这是此前从未发生过的。
  USTR在关于34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清单通知中称,2019年9月17日,USTR发布第3290-F9号通知,对可获得关税排除的商品进行公告。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b款,第301条c款和第307条a款以及跨机构301条款委员会的建议,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其中310项商品实行关税排除。声明称,该决定还参考了“咨询委员会及公众对相关关税排除产品的建议和意见”。
  这310项商品主要为各类机电仪器、设备和零部件,包括不同型号及用途的泵轮机、电动设备、发动机、起重设备、医疗设备和光学设备等。
  而此次列入了16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中的,则包括聚氯乙烯卷、聚氯乙烯板、塑料管、管和软管接头和连接器、球形旋钮钢管、铁或钢制露台、凉棚和棚架、镀锌钢管、农业或园艺机械用旋转式内燃机等89类商品。
  此外,还有日用品、化学制品、纺织品、机电设备等38类商品被列入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排除清单。其中日用品约占1/3,具体包括和美国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LED灯具、用于花园、庭院和桌面的照明配件、复合木地板、用于咖啡冲泡且自带过滤装置的水杯、便携式的单人用烤架、狗用安全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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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化学理事会(ACC)此前发布声明,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表示反对。声明表示,虽然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化学品增长了22.7%,但报复性关税抑制了美国对中国化学品的出口,导致2018年化学品对华贸易逆差几乎增长了2倍,从14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美国化工行业是美国主要的出口行业,占美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0%以上。
  圣诞商品在列
  此次关税排除清单的刷新,对中国出口企业、美国进口企业和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属利好。
  对于将要过圣诞节的美国消费者而言,一个好消息是:用于圣诞树装饰的一款小型照明装置也在此次排除清单中。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曾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美国人消费的“中国制造”产品TOP10中,圣诞节用品和圣诞用灯分别位列第三位和第十位。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考虑到库存需求,美国80%进口灯饰的采购都在每年的8~10月完成,而中国商品占这些美进口灯饰的85%左右,并且几乎美国人所用的所有LED灯都来自中国。
  纺织品中,100%的涤纶机织超细纤维织物、涤纶制品也在此次排除清单中。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美纺织服装出口额约103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纺织服装及原料出口额的16%左右,涉及出口企业1.7万家左右。
  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主席耶克萨(Rufus Yerxa)曾表示,美国不再具备生产服装、纺织品等相关产品的基础设施。
  对于美国纺织品行业来说,此次对中国纺织品的部分“解禁”至少缓解了燃眉之急。
  多个领域的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排除清单的公布,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出口企业也是利好消息,尤其是当前正在努力争取圣诞订单的企业。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20

旧文章ID:19642

经济衰退的阴霾笼罩美国,威胁着特朗普连任计划

作者:Shawn Donnan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张寒昱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Recession Already Grips Corners of U.S., Menacing Trump’s 2020 Bid
  来源:Bloomberg Businessweek
  作者信息
  肖恩·唐南,彭博社记者。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因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而陷入衰退,美国制造业的低迷将直接影响特朗普的连任计划。
  库恩北美公司总裁佩特拉什说:“特朗普的贸易战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他知道这一点。”库恩北美公司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场设备厂雇佣了大约600名员工。对库恩来说,特朗普的贸易战使其公司运营成本上升、收入下降。
  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美国是否会走向衰退的所有争论,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比如佩特拉什和他的雇员居住的地方——可能已经陷入衰退。
  在经历了两年的经济繁荣后,美国工厂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受不确定性上升、资本支出受到抑制、出口市场放缓、美元走强以及关税导致的投入成本上升的打击,美国制造商的利润低于一年前。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编制的一项广受关注的制造业活动指数显示,自2016年以来8月份制造业活动出现了首次萎缩。9月3日公布的数据令美国股市和债券收益率(殖利率)大跌,因该数据证实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而这一趋势正在今年夏季变得明显。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工厂产出连续二个季度下滑。
  特朗普总统任期头两年出现的工业就业岗位激增的情况,在美国部分地区也出现了逆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美国增涨了4.4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但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7万。
  根据智库经济创新集团(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编制的数据,在22个州,包括威斯康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在选举中举足轻重的州,今年头7个月工厂工人的实际数量有所下降。
  特朗普当初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从他的贸易政策到减税和放松管制,他宏大的经济蓝图就是让工厂回归美国。通过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贸易协定,挑战中国,并部署经济型巡航导弹等关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本应促进美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产业的增长。
  特朗普在2016年发起的对贸易和全球化的攻击一直带有政治考量,这使他在威斯康辛等摇摆州以微弱优势获胜。但在特朗普竞选连任之际,有迹象表明,他可能已经打压了曾经有所复苏的制造业经济,并损害了自己竞选连任的最佳论据——强劲的经济。
  特朗普对这个想法感到愤怒,他将他同中国的贸易战描述为对抗一个崛起的经济体的必要之战。“对我来说,这比经济重要得多,”特朗普在9月4日对记者说。“总得有人这么做。”
  总统猛烈抨击那些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关税的企业,称它们“经营不善,实力薄弱”,并威胁要迫使美国企业放弃中国。他的顾问认为,经济放缓的原因在于美联储去年过快地加息,以及美元走强削弱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特朗普和他的盟友还指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制造业就业率有所增加。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美国工厂新增就业岗位48.5万个。
  尤为讽刺的是,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为其他创造了一个助他在2016年当选时的类似情景。作为候选人,特朗普从上次经济衰退后艰难且不平衡的复苏中获益。他还得益于此前制造业放缓。制造业放缓打击了美国的“铁锈地带”(Rust Belt)。
  美国上一次连续两个季度工业生产萎缩是在2016年上半年。由于油价暴跌冲击了能源行业,并波及到制造业,美国在那一年失去了近3万个制造业岗位。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等工业地区的页岩油项目和钢铁等供应行业发展放缓。然而,在2016年的几个季度中,没有一个季度的下滑幅度像今年第二季度3.1%的产出降幅那么大。
  在全国范围内,美国还没有出现工厂工作岗位大幅减少的情况。但对于候选人来说,时机和选票州很重要。制造业就业增长几乎全部出现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头两年,而在宾夕法尼亚州等摇摆州,情况已经逆转。今年头7个月,宾夕法尼亚州失去了8000多个制造业就业岗位。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比任何民主党对手都更容易受到制造业低迷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马克·穆洛(Mark Muro)说,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业为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州提供了近12%的就业岗位,而这一比例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州不到7% 。“这是他要负责的一件事。民主党人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如果事态恶化,他们根本没有责任。”
  当我们在库恩工厂内的采购经理吉姆?鲍姆(Jim Paum)的办公室里询问他经济形势如何时,得到的回答是悲观的。近几个月来,他接到了越来越多陌生的提供服务的制造商打来的电话,这表明许多工厂都有闲置产能,正在寻找工作。这是他自己的先行指标。“你可以从这些电话中看出经济的健康状况,”鲍姆说。“在很大程度上,这并不像华尔街认为的那么健康。”
  去年,在特朗普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后,钢铁价格飙升,但随着需求下降,以及奥巴马政府禁止了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铁价格已经回落。但库恩仍在消化影响。根据Petras的数据,在截至今年7月的12个月里,该公司以25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钢铁,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相当于他预计的今年2.5亿美元销售额的1%。该公司今年还将为从外部供应商购买的大约100种不同零部件支付100多万美元的关税。他说,仅中国一种滚珠轴承的价格就高达13.8万美元。
  随着成本上升,库恩还受到需求下降的挤压。由于中国失去了出口市场,库恩所在的农业部门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购买量突然暴跌对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冲击之际,市场已经消化了从玉米到大豆等各种大宗商品的供应过剩。
  特朗普政府向农民提供了援助。但彼得拉斯表示,今年夏天中国贸易战升级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不确定性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他说,“经济一点也不好。”
  库恩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农业衰退影响的人。其规模大得多的竞争对手约翰迪尔(John Deere)今年5月表示,他们将减少产量以应对销售下滑。但是贸易战对美国工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对农业贸易公司的影响。
  在柴油发动机制造商康明斯(Cummins)的印度总部,高管们正在对全球最大的两大卡车市场——美国和中国的低迷做出反应。康明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汤姆?莱因巴格(Tom Linebarger)表示:“我们知道,12个月后,我们的销售额的几个关键指标将明显低于目前的市场水平。”
  这还没有转化为裁员。但康明斯已经在缩减生产,并在寻找其他削减开支的方法,部分是为了抵消特朗普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莱恩巴格表示,由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2017年通过了削减企业税的法案,该公司预计今年在关税上的支出将超过1.5亿美元,是预期节省下来的7000万美元的两倍多。
  他说,针对中国的关税已经成为“对美国经济的一项巨大税收”。尽管康明斯正在考虑从其他国家采购零部件,以减少成本,但莱恩巴格驳斥了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观点,即康明斯可以简单地退出中国。该公司40%的发动机都是在中国制造和销售的。
  康明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销售发动机,并花了数十年时间扩大在华业务,这是该公司国际扩张战略的一部分。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年,康明斯的销售额为57亿美元,并处于亏损状态。2018年,该公司销售额达240亿美元,利润可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
  如果说中国经常被视为偷走美国工厂的妖怪,那么当前的现实是,无论美国是作为消费市场还是向供应方,美国制造商的命运与中国的联系都比特朗普和他的鹰派愿意承认的要紧密得多。
  俄亥俄州格拉多尔公司(Gradall)首席执行长哈伯曼(Mike Haberman)说,该公司今年的业务一直不错。该公司生产市政和重工业使用的挖掘机。但他担心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会对他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影响。
  在一台挖掘机40万美元至50万美元的价格标签上再加上25%的税额,就意味着业务将被一家不承担相同关税的德国竞争对手抢走,这也是他没有在330名员工的基础上增加人手的原因之一。哈伯曼表示:“如果我们失去了500万美元的业务,公司将会受到损害。”
  艾伦·克林杰(Allan Klinge)整个夏天都在开车往返于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York)的工厂和华盛顿,以游说反对对中国制造的集装箱征收新关税。他的家族企业将中国制造的集装箱定制为防爆、温控和其他专业运输工具,售价最高可达15万美元。今年8月,特朗普政府将集装箱从征收新关税的产品名单中剔除,这让克林杰获得了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克林杰面临的挑战已经消失。
  克林杰公司(Klinge Corp.)正在对其他进口零部件征收关税,过去一年里,由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该公司的铝价上涨。克林杰6岁时从丹麦来到约克,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这家公司。考虑到出口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80%,克林杰也对全球经济的疲软感到担忧。
  “除了90天的增量,真的很难再想别的了,”克林杰最近在带着一位访客参观他的工厂时抱怨道,“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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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美国也在误判中国人

作者:伍国  来源:學人Scholar

  由于教学的需要,笔者比较关注美国学界出版的各类较新的,关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和心态的研究文集。他们笔下的有些人群,比如认真地制造赝品画的画师,隐居的道士;涉及的有些问题,例如安全隐患和灾害管理,或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神经衰弱”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抑郁症”,上个世纪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否有很多积极的遗产……等等,都给了我不少的启发,有的文章读着也很有趣。
  在个人和其他的中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也感到有一些新的趋势,是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并没有,或者也不愿意去关注和表述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40多岁到50多岁的一代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西方?
  我之所以认为这一代人的观点比较重要,是因为更早的一代人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很多在西方流行的中国人著述的英文回忆录(对此我也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批判性阅读),作者基本上集中在“40后”“50后”或者更早的一代人,即完整地经历了共和国初期历史的一代人。他们的回忆叙事,几乎无一例外是基于特殊的经历以受害人身份所作的“控诉型”文字,而这类苦海余生式的文字极大地影响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理解。
  在我出席一些学术会议的时候,曾遇到一些美国参会者会后和我交流,提到这些书中最为西方人所知的一些名字,特别是张戎。我曾经回应说,你们需要考虑这些“回忆录”是不是英美出版商商业运作的结果,所有的叙述策略都指向一个读者想看的终极——主人公在中国受苦,然后成功地到达西方获得救赎,而到达西方以后的故事全部被省略。
  在我指导学生写论文的过程中,即使不研究中国的美国同事作为第二读者,也会出于历史学者的本能对这类“回忆录”持某种批评态度——这是专门为美国出版商写的有关中国的回忆录,还是首先以中文出版发行,然后翻译成英文的书籍?在他们看来,如果“回忆录”是到了西方以后专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写的,则天然有为了迎合市场而制造悲情的一面。
  无论如何,在学界内外,现在主宰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的,仍然是40后-50后的个人经历。当我们讨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英语的世界里,中国故事仍然是被以残酷,荒谬,压抑为主线的叙事模式主宰。我不否认这些叙事里有相当真实的一面,也对巫宁坤教授的经历充满钦佩和叹惋,但是只想说明,这样的创伤叙事几乎垄断了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在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必须知道,实际上走出去了的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这里有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包饺子之类和中国古代经典(先秦典籍在美国有不同时代的各类译本,实在不需要有劳孔子学院再来翻译了),还有一个是政治中国。目前,多数美国读者通过阅读所间接感受到的中国就是这个政治中国。这些写作中除了上述的非虚构的回忆录,还包括哈金,裘小龙的小说等。
  目前,美国的媒体似乎又开始聚焦于90后,00后的“民族主义”态度。这样,在美国所呈现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有反思和批评精神的中国人心态,从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的、一度极其渴求西方理解和同情的“受害者”,一变而为“民族主义”激进青年——而这部分青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西方媒体渲染成幼稚,没有头脑的狂热份子。
  这两个重点群体,恰恰跳过了目前处于人生中段的70后-80后。事实上,70后-80后比集中出版回忆录的一代人有更完整的教育经历和更少的创伤记忆,童年和少年都较为平稳,也没有多少向西方人倾诉的欲望,但比起90后-00后来说,不论是阅读,思考,还是阅历都更丰富一些。
  笔者没有对这一群体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调查研究,但是从一些日常的,事实上西方研究者恰恰接触不到的交流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可能是被忽略或被隐藏的,也即是我所认为的西方对中国当代社会和思潮误判的问题所在。
  笔者在国内的一次会议上接触到一位在美国多年从事人文学科教育的华裔教授,按出身时间看大约就是“60后”之末,“70后”之初。言谈间,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是因为民主才伟大,是因为强大了,说什么都有理。在笔者看来,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当下中国人对美国所持的“cynical”(冷嘲和怀疑) 态度。
  笔者不打算评判这个观点本身,但是想指出:1.这不是“愤青”,而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从事专业人文社科研究的教授;2.这不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国内,被美国人看成头脑封闭、不了解外界的中国人,而是一个每天和美国人相处的,美国体制之内的华人学者。
  在另一个会议上,笔者见到另一个大约同样年龄的国内学者。由于专业关系,他经常访学于英语国家,英语交流完全不是障碍。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在的世界上,国家之间基本上还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归根结底是靠实力说话。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面对美国的形象包装的一种“cynical”态度,而持这个观点的人,仍然不是“愤青”。
  笔者的一位大学同学是商界人士,也去过很多国家。他在聊天的时候,表示认同一种观点:中国人需要“第二次启蒙”,即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他和笔者一样是标准的七零后,而在我们所就读的大学里,即使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完全自由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自由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英文广播,甚至经常传阅香港版政治书籍,绝对谈不上对外界缺少了解。
  笔者相信,这样的思潮在目前40-55岁这个年龄段,而且有相当阅历的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中广泛存在(还有的朋友明确地站在了以维护中国文化来抗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是美国的研究者和记者可能难以面对这部分人,因为这部分人既不符合他们预设和习惯的那种年老“受害者”形象,不是可以被嗤之以鼻的“愤青”,也不是被放进“压制-抵抗”模式的“异议人士”。
  这部分中立、温和的人对中西制度的体验和对比,两种语言的掌握,并不比美国的对华研究者和记者差。在这种思维背后的,不是美国人习惯扣的“民族主义”帽子,而是作为个体对美国思维和行事方式的深刻怀疑。但是,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文化影响,在罗大佑、齐秦、崔健、王朔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摇滚乐,周星驰等人所代表的文化表达方式的影响下,精神世界里混杂着理想主义的余温、微弱的抵抗、持续的怀疑,以及某种程度的颓废、冷嘲和消解。
  他们很难,也可能没有很大兴趣像50后知青一代和更后来的独生子女一代那样构成自己连续、完整、大声的表达,就开始逐渐走进自己的退休岁月,成为当代中国“最安静的一代”。
  如果美国人把这种对美国的“cynical”态度一概看成被“洗脑”的结果,等于否认了受过高等教育、有相当国际经验的中国中年人,有做出自己的判断的能力,有平视之后怀疑和批判的权力,而假定所有中国人都只能进入美国学界和媒体设定的那个要不就是悲情难抑的受害者,要不就是盲目愤青的模式。
  笔者姑且把这个现象看做美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盲区,也很想知道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关于“第二次启蒙”的呼吁。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20

旧文章ID:19640

企业外逃:公司正在逃离中国与贸易战

作者:徐赛兰  来源:中美聚焦

  对于迁出中国的企业来说,美国征收的高关税是业务转移的主要原因。企业外逃是切实存在的:美国、欧洲、日本和台湾的企业正在抛弃它们在中国的工厂,因为成本变得过高,已无法保持盈利。这种转移给转型中的公司带来了新的成本和复杂性,但却没能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手段,来应对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并使企业重回美国。其结果是,贸易战已经演变为一场针对全球化的战争,一场针对中国的经济战。
  企业被迫过早迁出
  对企业来说,如果新的运营地区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提供合适的生产环境,那么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才是有意义的。那些回到日本和台湾的公司在自己的家乡有完善的道路和电信系统,尽管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而那些转移到越南和泰国的公司,则面临着更糟糕的条件,以及生产成本的可能上升。
  越南缺少交通基础设施、供电网络和城市基础设施。胡志明市和河内的交通拥堵严重。政府的资金和规划都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资源,来改善基础设施环境。据估计,该国未来十年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4000亿美元。然而,腐败与技术不足使这一切无法实现。
  泰国的基础设施比越南好,但它在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发展时遇到了瓶颈。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审批项目需要很长时间,而地方政府又没有能力完成建设计划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泰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基础设施项目是长期的,而他们的任期也许是短期的。
  随着企业为了利用亚洲的供应链而向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它们正面临着种种挑战。在越南,企业很难为工厂选址,港口也难以协调集装箱船的运输。即使在中国工资上涨之后,泰国的劳动力成本也还是高于中国。试图迁往印尼、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公司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柬埔寨,上个季度检查的所有货物中,几乎有一半不符合检验标准。
  这意味着,贸易战正迫使一些公司过早地将生产转移到吸引力较低的地方。为提高盈利能力而向国外转移业务是一回事,因为核心国家反自由贸易立场的并发症,导致企业从已经站稳脚跟的地方迁走,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到目前为止,由于关税的提高,生产卡洛驰(Crocs)、伦巴(Roomba)吸尘器和雪人(Yeti)啤酒冷却器的公司都在迁出中国。
  企业回流并不成功
  的确,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公司已经计划离开中国。雪地摩托制造商北极星(Polaris)和儿童服装公司卡特(Carter’s)正迁回美国。然而它们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离开中国的公司则试图在其他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重新落脚。
  贸易战并没有促使企业像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集体返回美国,这是因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其他任何地方。中美之间关税所起的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供应链移出中国,同时使继续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成本上升。这对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利,从长远来看也将损害中国的经济基础,因为已经离开这个亚洲国家的公司不打算回来了。
  针对全球化的战争,针对中国的经济战
  特朗普的贸易战是针对全球化的,特别是针对处在全球化进程中心的中国。特朗普大肆抨击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仿佛这种顺差一件坏事,而不是说明中国不过是美国的主要生产国。其原因,是他不懂驱动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学。
  中国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典范。当然,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应该受到谴责,但作为这种做法牺牲品的公司,却很少有哪家真正相信贸易战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况且,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向周边国家转移,会使中国面临更低的GDP增长速度,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
  特朗普对中国的穷追不舍,实质上是对一个以往经济表现亮眼的国家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正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外包业务时希望利用的。较低的强制监管水平、较低的成本、善待自由贸易的稳定政权,正是这些因素将跨国公司吸引到了中国,然而特朗普却改变了这一切。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18

旧文章ID:19639

奥布莱恩是什么来头?

作者:孙成昊  来源:新京报评论

  继上周宣布博尔顿卸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特朗普火速宣布了五个不算知名的继任者候选人。而就在9月18日,特朗普迫不及待地宣布了最终赢得这一职位的人选——罗伯特·奥布莱恩。奥布莱恩也将成为特朗普任内的第四位国家安全顾问。
  多数人还不知道奥布莱恩是什么来头。奥布莱恩律师出身,却并非政坛新手。早在2005年,他就成为小布什任内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2007年,他又在时任国务卿赖斯的手下处理与阿富汗相关的事务。奥布莱恩在2017年进入特朗普的视野,当时特朗普考虑让他出任海军部部长。次年5月,特朗普任命奥布莱恩为国务院负责人质事务的总统特使。
  奥布莱恩的任命,标志着特朗普基本把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白宫决策中枢束之高阁。
  从本质上看,国家安全顾问一职的任命无需参议院听证,国安会幕僚应为总统最信赖的决策协调班子。
  然而,1947年国安会成立的初衷绝非只讲求忠于总统,而是着眼于应对冷战时期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解决内部各部门决策协调不畅的弊病。可奥布莱恩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尤其缺乏在白宫关键职位摸爬滚打的经历,对一些关键决策部门并不熟悉。
  从角色职能上看,国家安全顾问的定位不应只是将各部门文件汇总递交总统的“中立斡旋人”,而应当发挥“坦诚斡旋人”的作用,帮助总统协调各部门意见,避免各方陷入久议不决的局面。此外,国家安全顾问应该作为总统的全权代表主管国安会协调事务,也必须得到其他部门负责人的认可。
  很显然,来自国务院系统的奥布莱恩难担此任。作为国务卿蓬佩奥曾经的“下属”,能否摆脱“小跟班”角色,将自己摆在与蓬佩奥平起平坐的位置协调政策,将成为奥布莱恩要面临的巨大考验。
  这有些类似于福特执政时期国务卿基辛格与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之间的微妙关系,只不过,当时的基辛格从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两职中“急流勇退”,并通过与曾经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的密切关系继续影响国安会运作。
  可以预料,奥布莱恩的走马上任,将无力阻挡国务院在对外决策中的一家独大,这必将引发其他部门的不满。而国安会作为顶层协调机制缺乏公信、无从协调,最终将影响白宫决策的全面性与高效性。
  美国国安会七十余年的演变还证明,只有在总统的个人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全球事务上的政策协调。总统个人的行事作风、管理风格以及对国安会的重视程度,决定了这一决策中枢所能发挥的作用。
  从执政风格看,特朗普更愿意让下属竞争,更喜欢开放、竞争、随意但自己必须居于中心的决策体系,更愿意以命令的方式治理官僚体系,而不喜欢融入决策流程或参与其中。特朗普还会混淆下属的职责领域,把同一个任务交办给不同官员,常常把某些超出职责范围以外的任务交给特定官员去处理,引发决策体系的混乱与无序。
  从决策模式看,特朗普往往受到非正式流程的影响,削弱国安会这一正式机制的决策影响力。
  本月初,美国政府秘密筹划与塔利班及阿富汗政府在戴维营会晤前,特朗普直接绕过国安会的正式决策机制,只邀请了蓬佩奥、博尔顿等极少数幕僚参与前期商讨,最终导致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奥布莱恩的履新无法解决上述提及的任何一个问题,国安会在特朗普政府决策体系中的地位将步步跌落,甚至有沦为办事机构的危险。
  作为曾经处理人质事务的总统特使,跻身核心决策圈后的奥布莱恩,或许更应该思考,究竟如何才能把自己和国安会从白宫的烂摊子中解救出来。
  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19

旧文章ID:19638

任正非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采访纪要

作者:  来源:华为心声社区

  9月19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9月9日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采访的纪要。任正非表示,华为可以向美国企业转让5G所有的技术和工艺秘密,帮助美国建立起5G的产业来,这样中、美、欧形成一个三角平衡体系。
  以下为纪要全文:

  托马斯·弗里德曼:非常感谢!今天在华为过得非常棒,与华为团队的交流非常好。今天上午的经历就足以写一本书。
  任正非:今天下午您可以提任何尖锐的问题,我保证都会如实回答您。
  1、托马斯·弗里德曼:非常期待今天的采访,我知道您肯定会如实回答的。那我们就直入正题吧。我之前和您的同事也说过,现在全世界正在上演两个故事:一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之争;一个是华为和美国之间的故事。从我个人来看,华为和美国之间故事的重要性要高于中美贸易战的重要性。
  任正非:我受宠若惊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中美贸易战肯定会有解决方案,例如中国多进口一些美国的大豆,美国多购买一些中国的产品。但在我看来,因为华为所代表的意义,华为和美国之间的故事的重要性其实更高。
  任正非:其实我们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华为多买一些高通芯片、英特尔芯片、Google软件、微软软件,华为多支持一些美国大学教授的研究,而不需要获取他们的成果……,这些办法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缓解我们之间的冲突。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过去三十年,中美贸易交易的大多是表面的商品,比如说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鞋子。但华为所代表的意义在于,你们向美国销售的5G技术已经不再是表面的商品,而是“深层商品”。你们现在走在中国的最前端,你们研发出来的许多技术实际上会深入到美国的大街小巷、家庭、卧室,会涉及到个人隐私。这是个新事物。
  提到“深层贸易”,我们之所以能向中国销售这类“深层技术”,是因为你们没得选。我们拥有这些技术,如果你们希望获得这些技术,就得从微软或者苹果公司处购买。现在中国也想把“深层技术”卖到美国市场,因为“深层技术”是先进的技术,美国还没有和你们建立起进行“深层贸易”所需的信任度。因为这个原因,在我看来,要么解决好华为的问题,要么全球化就会走向分裂。
  任正非:第一,我们还没有打算把设备卖到美国,因此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产生。第二,我们可以向美国企业转让5G所有的技术和工艺秘密,帮助美国建立起5G的产业来,这样中、美、欧形成一个三角平衡体系。我们愿意这样做,但要美国能接受才行。
  托马斯·弗里德曼:让我们谈谈这个话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提议。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说思科可以通过许可的方式获取华为全部的5G生产工艺以及软件?美国公司是否可以基于许可,使用华为技术建设美国的5G网络?这样一来,美国就不会担心华为监视美国了。
  任正非:是的。也不一定是思科,亚马逊也很好,很有钱,苹果也可以。
  托马斯·弗里德曼:很有趣。任先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提议。您之前在公开场合提出过这个提议吗?
  任正非:现在我们两人谈,不就是公开场合吗?第一个提供给您。
  托马斯·弗里德曼:您还没有跟任何美国公司谈过这个提议?
  任正非:是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所以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您会考虑让华为在纽交所或者纳斯达克上市以解决透明度问题吗?
  任正非:刚才我讲的,不是我们去美国做生意,是通过转让技术支持美国公司在美国做生意。这样我们提供了一个5G的基础平台以后,美国企业可以在这个技术上往6G奋斗。第二,美国可以修改5G平台,从而达到自己的安全保障。跳过5G,直接上6G是不会成功的,因为6G的毫米波发射范围太短,因此构建一个6G网很困难,而且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有意思。如果亚马逊或微软想这样做,付华为许可费就可以?是这样吗?
  任正非:是的。最好把我也买过去,希望我的工资比库克少一点就行,我对美国的高工资太羡慕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这里,我刚好也在华为,有没有可能买一份华为股票?
  任正非:不可能,因为您不是华为员工,只有华为员工才可以购买。但是我欢迎您入职华为。
  2、托马斯·弗里德曼听到一些传言,说华为在跟美国司法部沟通,通过和解的手段去解决历史上美国和华为之间的所有问题。想确认一下,历史上美国和华为之间有很多问题吗?有没有这样的沟通?如果没有的话,华为愿不愿意做这样的沟通,以解决和美国之间的遗留问题?
  任正非:我没有听说,我们也不会主动去找美国政府,我们还是继续走法律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真正有诚意主动找我们沟通,改变他们现在很无理的做法,我们是可以谈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您刚才提到,如果美国方面能够改变他们的无理做法,这块具体是指什么?哪些东西可以发生变化?
  任正非:比如,美国不能抓住微末细节想置华为于死地,如果觉得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带着诚意来讨论,双方做出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案,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也就是说,这种条件下您愿意跟美国司法部来进行对话?
  任正非:是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人说,从华为或者任总您本人的角度是乐于跟美国和解的,但是北京政府不允许?
  任正非:不会,这是企业的自主权问题,与北京无关。没有5G有6G,没有6G有7G,未来道路很宽广,企业有钱,什么不能买,我们自己曾经都准备卖给美国公司,他们不要。
  3、托马斯·弗里德曼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扣留之后,中国政府也扣留了两个加拿大人。您对于北京政府处理这个事情上的做法感到满意吗?
  任正非:我不清楚两者有什么关系。我女儿是完全无罪的,被加拿大政府扣留这点,我是不满意的。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不太清楚。
  托马斯·弗里德曼: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咨询您的意见?
  任正非:从来没有。
  4、托马斯·弗里德曼:今天与华为同事交流了解到一点,如果华为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参与到5G网络建设,可以帮助美国节省2,400亿美元的5G建网成本。如果华为不能参与美国5G网络的竞争,美国会损失什么?
  任正非:我刚才讲了,同意把5G技术转让给美国公司。那这2,400亿是由美国公司赚了,不是我们赚了。
  5、托马斯·弗里德曼:假设特朗普总统现在就坐在这里,您有机会跟他直接聊一聊华为的现状以及华为在美国市场的目标,您会对他说什么?
  任正非:第一,他可能不会坐在这里。第二,我认为合作共赢是未来世界的走向。我看过您的《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全球化会优化世界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比如一个零件,全世界只要一家公司生产就可以供应全世界,那么其他公司就不会去重复研究,整个社会就节省了研发经费;二是,全球市场足够大,就摊薄了这个零件的成本,这个东西既好又便宜,就为人类做出了很大贡献。全球化概念是美国提出的,非常正确,但是要坚持下去。
  基于供应链的自然环境安全考虑,大家不会放心全世界只有一个厂家做这个零部件,不会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可能会需要另一个替代的厂家,万一遭遇地震、火灾或设备损坏,一家公司无法保证全球供应安全,所以需要两家供应商来分散风险,这个“安全”是基于自然灾害的安全。但研发费用重复投了一次,市场份额减了一半,成本增加了。
  如若基于政治上的安全考虑,大家相互信任度不够的时候,就会分裂成两个世界或三个世界。其中美国这个世界也不敢把宝押在一家公司上,美国的反垄断法就是希望美国体系里还有另一家公司存在;非美国的体系也希望至少有两家公司存在。这样,本来一家公司可以服务全球市场,现在变成一家公司最多只能服务1/4的全球市场;本来全世界只投入一份研发经费,现在要重复投入四份研发经费,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很多的浪费。
  全球化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科技的优势在美国,大家都想买美国芯片,美国芯片卖得越多,质量越好,价格越便宜,其他厂家就无法竞争。就像微软的Windows和Office一样,全球不可能再产生第二家。
  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果特朗普说:“微软,你的Windows不能卖给华为。Google,你的安卓系统不能给华为的手机用。英特尔,你的芯片也不能给华为的手机用。”华为会怎么做?华为会破产吗?还是会选择开发自己的Windows系统、安卓系统和芯片?
  任正非:不管谁不卖什么,都一定会有另外的替代产品产生。我们要相信人类不会灭亡的,在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人们吃野果、树皮,不也活过来了吗?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觉得华为也不会死亡,会在危机中生存下去。
  任正非:只要市场有需求,就会有替代品产生。
  6、托马斯·弗里德曼:看起来华为的敌人不少。例如,美国情报界人士就质疑华为,称华为为中国解放军从事间谍活动。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高通、思科等公司也说华为要么偷了这个、要么偷了那个。这仅仅是出于华为竞争对手的嫉妒吗?还是阴谋论?还是说华为在过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做了一些自己现在看起来感觉到后悔的事情?
  任正非:您曾说“世界是平的”,我认为世界也不平,本来就是崎岖不平,中间说不定还有冰川。从这个角度来看,华为要有心理准备,遭遇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华为的诞生,在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上,也是一个偶然现象。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整个经济停滞了十年,甚至倒退,濒临崩溃边缘。那时候,数千万青年成长起来后是没有工作,就上山下乡农村去。等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这数千万青年都要求返回城市,而且闹得非常厉害,中央就允许这些青年返回城市。本来正常上班的工人都没有活干,回来的青年能干什么呢?国家很发愁这几千万青年回城以后没有工作,就会在城里闹事,让社会不稳定。国家就动员一些企业办劳动服务公司来做杂七杂八的工作,包括打扫卫生,但还是不能满足就业。有些青年实在没有出路,就去街边卖大碗茶,或者做一些馒头卖,所以中国的私营企业就是从卖大碗茶、卖馒头包子开始的。国家发现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政策上允许这些小企业卖面条、卖馒头、卖茶。大碗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好茶,而是在街边搭一个烂棚子,一分钱一碗。有些企业做好了,中央出文件“雇工不能超过五个人、八个人”,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中国的私营经济是环境逼岀来的,不是计划岀来的。
  我们就诞生在那个时代,我们不止八个人,顶着不知道什么“帽子”过来的。当时增加一个人都非常难,因为办不了深圳特区的证件。但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因为私营企业效率高、很努力、很奋斗,不断急剧扩张,最后中国就承认这种经济形式是合法形式。思想斗争的演变过程是很漫长的,也就是最近这些年,国家才给了合法身份。当时我们走出国门,被当成是共产主义;我们走回国门,被当成资本主义,大家看我们都有股票,有钱就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不仅面临在外部斗争,在内部也有斗争。
  托马斯·弗里德曼:前面跟华为的同事交流,听华为的故事,包括听您的介绍,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华为一路打拼来到顶端。
  任正非:所以,我们本身一直就是伤痕累累,也不怕被再打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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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托马斯·弗里德曼:之前跟一些中国人聊天时,他们对华为充满了自豪感,您在中国是不是像摇滚明星一样,到街上、餐厅里大家都把你当明星看待,像乔布斯、比尔·盖茨一样?
  任正非:其实我很可怜,上街会被别人拍照,缺少自由。我也不像外国明星一样有私人飞机,自己跑到哪里玩一玩,躲过公众的视野,我连喝咖啡的地方都没有。我害怕放假,没地方去,只能在家喝茶、看电视、睡觉,所以假期很难过。马上放中秋假了,不知道到哪里去。
  托马斯·弗里德曼:您在街上被民众抓到的时候大家会对您说什么?
  任正非:他们说想跟我拍张照,然后贴到网上去。所以,我一点隐私都没有,去哪里都有人知道,他们不只是满足于拍照,拍完还要贴到网上去。我就像一只“老鼠”一样,找不到“洞”钻进去。
  8、托马斯·弗里德曼:我想再问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有一个非常资深的美国政府官员告诉我,华为的PCB板和手机上都可以安装一个针头大小的装置,用于从事间谍活动,相当于一个后门,所以我们不能信任华为。他说你如果知道我所知道的事实,你肯定不会购买华为的手机和5G设备。
  任正非: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科幻故事,如果华为有这么高水平,还用得着卖5G吗?任何人在一个公司参观可能都是高度机密的,唯有华为公司,美联社参观的时候,允许他们对我们的整个展厅拍摄,也允许对新5G基站的电路板拍视频,拍了很长时间,他们还对所有设备都拍了照片。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做这个“小米粒”目的是什么呢?
  9、托马斯·弗里德曼: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像华为这样一家公司,大家对它有如此强烈而又矛盾的感觉。有人说华为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喜爱这家公司。有人说华为是一家危险的公司,从事间谍活动。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任正非:因为世界都会有两个极端。如果说“华为是伟大公司”的人不这样讲,说华为就是小松鼠、尾巴大是假的,那么说“华为是危险的公司”的人也不会说危险了。两个比赛谁说得更极端,谁就更吸引眼球。
  10、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技术领域,您的榜样是谁?比尔·盖茨、乔布斯、高登·摩尔、罗伯特·诺伊斯,还是杰夫·贝佐斯?您将谁视为榜样?
  任正非:我从年轻时期起对他们都是膜拜的,包括爱因斯坦、图灵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我年轻时中国的学习环境还比较封闭,我看不到整个世界,但我一贯对这些人非常膜拜,因为他们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11、托马斯·弗里德曼:随着摩尔定律趋近极限,华为要研究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什么?是6G还是基础科学研究?您想要攀登的下一座大山是什么?
  任正非:人工智能。
  托马斯·弗里德曼: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为什么人工智能是华为要攀登的下一座大山?华为会怎么做?
  任正非:我们是建设支撑人工智能的平台。
  托马斯·弗里德曼:您说的平台是软件平台吗?
  任正非:硬件和软件平台。我们的昇腾AI集群,1024节点,9月18日发布,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最快的人工智能平台。我们不是自己来做人工智能的各种应用功能,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来使能全社会的AI。
  托马斯·弗里德曼:现在有没有华为的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快速AI引擎?华为在这个领域是后来者赶上还是引领者?
  任正非:Google、英伟达都能做同样的事情,只是我们目前做得更好。
  托马斯·弗里德曼:非常强有力的AI引擎未来十年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任正非:我们的生产线可以20秒下线一部高性能手机,生产线上基本不需要人工。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参观一下。
  托马斯·弗里德曼:未来呢?是不是两秒就产生一部手机出来。
  任正非:未来更厉害,人工更少、生产更先进。但不会是两秒这么短时间。
  托马斯·弗里德曼:不可思议。
  12、托马斯·弗里德曼:看今天美国这样的形势,美国总统说“不让华为进来”,“要让美国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无论如何我会赢,你会输”。您会怎么看我们?
  任正非:这个结论是反过来的,美国会输。
  托马斯·弗里德曼:为什么?怎么会输?
  任正非:美国退出了全球化,怎么会赢呢?美国拥有很多尖端科学技术,处于世界最高端,就像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一样,雪水一定要流下来,滋润周边的田地,生产了庄稼,从庄稼获得分成,雪水才是有意义的。如果美国不允许山顶的雪融化流下来,山顶上的美国公司是很冷的,员工要吃饭,如果不去浇灌农田拿到分成,他用什么去买牛排?美国的优势是高科技,如果高科技不卖给别人,美国的国际贸易就没法平衡,那美国人怎么涨工资?
  托马斯·弗里德曼:有没有可能由于现在的情况会出现数字柏林墙、出现反全球化?
  任正非:有可能。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这么做,就会出现数字柏林墙。美国称霸全球的公司,市场份额就从全球降到只有1/2,这样它就要紧缩财务报表,裁掉员工,美国人的生活会变得困难,而不是更好。
  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果Google不把安卓卖或者许可给华为,微软不把Windows卖给华为,英特尔不把芯片卖给华为,对于这些工人和公司来说都不是件小事,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任正非:对,财务会收缩。
  13、托马斯·弗里德曼: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下一代技术,应该说都是华为现有业务版图下的自然延伸,有没有一些跟华为现在业务布局没有太直接关系的?
  任正非:没有时间和资源去解决。现在我们要补美国实体清单给我们造成的创伤和洞,这是当务之急,而不是想去做其他什么事情。我们就像这架破飞机一样,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了,必须要把洞补好,否则就飞不回来了。
  14、托马斯·弗里德曼:最后确认一下,与司法部的沟通,谈什么话题有限制吗?还是只要态度合适,华为什么都可以谈?
  任正非:没有限制。
  托马斯·弗里德曼:只要他们来的态度合适,什么话题都可以谈?
  任正非:是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迫不及待想去香港把消息分享给全世界了。
  任正非:我认为,您的信息转发出去以后,会发生事情的。美国的人工智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的超级计算机是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有超级数据存储能力,但是两者之间必须要有超速联接,如果走普通的“公路”,汽车到达时也没有用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这就是为什么要5G?
  任正非:对。需要用光纤联接起来,需要用5G联接起来,这两者美国都非常短缺。美国寄希望于6G,华为的6G研究也领先世界,但我们认为6G在十年以后才可能正式投入使用。美国不应该错失这十年人工智能发展的机会,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是3-4个月翻一番,所以我们都要去追赶。可能赶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但是人类社会不会因为我在不在而停下发展。
  托马斯·弗里德曼: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美国不让华为进去,他们是跑不快的?
  任正非:是。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非常乐意成为华为对外传递信息的纽带。谢谢您!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19

旧文章ID:19637

美国华裔部长赵小兰突遭遭调查,牵涉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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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辑/楚庭  来源:正中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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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两位民主党领导人给赵小兰写了一封信,要求她提供与总部位于纽约的福茂集团有关的文件和通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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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众议院致信赵小兰,称要调查她是否“以权谋私”

  福茂集团由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James S. C. Chao)创办,在中国拥有大量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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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兰在父亲赵锡成的陪伴下宣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赵小兰与其家族航运企业福茂集团(Foremost Group)并无正式层面的关联,亦不持有公司的股份。
  但是,她和丈夫、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从她的父亲赵锡成那里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赠予,赵锡成一直执掌该企业,直至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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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氏大家族向麦康奈尔的政治竞选捐款在100万美元以上,其中包括她的父亲,以及妹妹、福茂现任首席执行官赵安吉,两人都引起了国务院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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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认为,赵小兰可能利用她的职位为福茂集团谋利,增加公司的影响力和地位。
  赵小兰对此进行了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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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赵小兰第一次遭到有关的质疑,此前,交通部提供了一份书面声明。
  初到美国时,我的父母和我身无一物,唯深信这个国家的根本善意与仁慈,以及它带来的机遇。
  我的家人都是爱国的美国人,过着一种有充实目标的生活,对这个国家贡献良多。
  他们是美国梦的体现,在父母的启发之下,我们几个女儿都在回馈这个我们深爱的国家。"
  昨天,民主党长达7页的信中写道:“联邦法律禁止联邦雇员利用他们的公职‘谋取朋友、亲戚或以非政府身份与雇员有联系的人的私人利益’。”
  根据报道,赵小兰与父亲赵锡成一起出现在至少十几家采访中,其中很多采访都使用了美国交通部的官方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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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责赵小兰的议员表示,赵锡成吹嘘赵小兰在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并吹嘘自己可以在空军一号上接近川普。
  赵小兰因2017年1月出任运输部长后,未充分切割与家族事业的关系,如今才引发伦理疑虑,成为报导焦点。
  2017年10月赵小兰以阁员身分造访中国,她的办公室要求联邦官员替至少一名家族成员安排旅行事宜,但是随后改行程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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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部未提出赵小兰当时取消访问的理由,但提到总统川普在访问取消前曾召开内阁会议。
  运输部发言人强调,赵小兰身为部长的行动与家族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毫无关联。
  对于赵小兰,华人非常熟悉。作为美国第一位亚裔女部长,赵小兰在一次回答亚裔如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话题时,曾说过:“朝前走,不要害怕失败,大不了我可以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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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兰经常用这句典型的蕴涵着西方式个人奋斗与东方式家庭观念的话,勉励在美国闯荡天地的亚裔移民。
  她更是强调:东方人要敢于表达自己,表现自己,要勇于尝试,暂时的挫折不要紧,关键在于永不放弃,因为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社会。
  正是靠着这种信条,赵小兰突破了美国社会的“玻璃天花板”,也成为迄美国政坛官阶最高的华人。
  关于赵小兰
  1953年生于台北,曾就读台北再兴小学,8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纽约。
  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雷根总统时期弃商从政,担任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航运署副署长。
  2001年,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成为美国内阁中,首位亚裔女性、首位华裔部长。
  2017年1月,赵小兰出任运输部长。
  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是美国航运公司福茂集团创办人,妹妹赵安吉是现任福茂集团董事长,夫婿麦康奈是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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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大使:中美应管控分歧 拓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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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丽君 刘亚南  来源:新华网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17日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分歧应通过平等磋商解决,拓展中美合作不仅对两国有益,也能惠及世界。
  崔天凯在纽约举行的新时代大讲堂活动中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才是正确的途径。
  他说,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取得了当年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给两国17亿人乃至全球70多亿人带来了巨大福祉,有力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他强调,中美关系40年发展经验表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需求和潜力巨大。
  崔天凯说,当前中美关系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美方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是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争夺全球霸权。
  他指出,美国基于错误的认知,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屡屡触碰红线、挑起和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宣扬中美“脱钩论”,并不能为美国带来利益。
  他说,中美之间有矛盾分歧很正常,但差异和分歧不应成为发生对抗和冲突的理由。他强调,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世界稳定繁荣意义重大。在应对核扩散、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诸多全球性问题时,都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合作。
  当天的新时代大讲堂活动由中国日报社和中国银行联合主办,主题为“中美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邀请多名中美政商学界代表发表讲话。

来源时间:2019/9/20   发布时间:20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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