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我近期在美国加州参加了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我最主要的参会心得就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已经形成一个“现实主义共识”，就是用国际关系理论里的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和策略（Realist strategy）来处理中美关系问题。
　　我认为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过度依赖现实主义理论，推崇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对美国的长期对外政策是没有好处的。
　　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里，现实主义有很多的分支流派，每一个分支对于现实主义的细节解读都有些许不同。虽然不同现实主义分支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但每一个分支的学者都普遍赞同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或是理想主义的关键所在。根据《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手册》的介绍，现实主义主要具备四大核心特征：1、相对于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参与者；2、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即没有凌驾于国家以上的组织或机构可以真正独立的制定且执行游戏规则来让各个国家遵守；3、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家都是理性且自私的，它们只专注与自身利益；4、国家渴望权力/力量（Power），特别是武力，来确保自身安全。
　　随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美国学者肯尼斯·沃尔茨和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提倡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和“防守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成为了当下现实主义各分支中的代表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守性现实主义”都认同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特征，但在这基础上，“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守现实主义”都对现实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定义，其中双方都认同的，根据米尔斯海默自己的介绍，包括以下五点：1、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且大国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玩家”；2、所有的国家都具备一些发动主动进攻的军事力量；3、国家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企图；4、国家的最基本目标是生存；5、国家是理性“玩家”，有能力规划出可行的策略来最大化它们生存的概率。

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是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图片来源：PBS）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守性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是，“防守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都是希望通过权力平衡来尽可能地保持现状，维持自己当下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而“进攻现实主义”则认为一个大国只有在“力量最大化”的时候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认为国家对力量具有无法填补的胃口，单纯的维持现状是不够的。根据米尔斯海默在他的着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描写，“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力量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 。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力量这一行为创造了巨大的驱动力。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 。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 ，导致冲突和战争频频发生，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同时谈到， “一个大国明白最好的保障自身安全的办法就是尽快成为国际社会的地区霸主，因此这个大国需要消除其他大国潜在的威胁以此成为地区霸主。”除此以外， 米尔斯海默还在书中强调，“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形式，不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对国际关系并不重要。”
　　从时间上来就，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比沃尔茨“防守性现实主义”提出的要晚，因此，米尔斯海默有对“防守性现实主义”的缺陷进行了 直接的回应。因此，很多学者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看作“防守性现实主义”的补充修正版。这也使得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如今谈论现实主义时，获得了相对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我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美国国内现在兴起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时，除了会以现实主义总体的四个核心为基础，也会将“防守性现实主义”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我认为，现实主义总体的四个核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防守性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有三大缺陷， 单纯采用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决策外交和军事政策，会为美国带来很多的麻烦。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缺陷包括：
　　一、 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内在逻辑矛盾
　　如前文所言，现实主义的四个核心之一是认为“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这意味着国家的不安全感是永恒的，因此对力量的渴望也会是永恒的。而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来看，包括前文提到的米尔斯海默自己说的话，“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力量这一行为创造了巨大的驱动力。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 。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 ，导致冲突和战争频频发生，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
　　然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整体国力角度，英国或其他欧洲强国都可以对美国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那么，如果美国希望寻求“权力最大化”，它应该选择遏制英国。但是，纵观历史，美国几乎没有采取过遏制英国的外交策略。退一步来讲，即使英国具备当下中国的体量和实力，我们也很难想象特朗普政府会对英国采取强硬的遏制策略。
　　虽然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间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差异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策略，国家的外交策略主要是由国际政治环境的无序/无政府的性质所激发出来的国家的不安全感驱使的。但我认为，美国选择遏制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只是描述没有评论。） 在当下的环境中，这种差异恰恰放大了美国的不安全感。米尔斯海默与其说“一个国家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企图”，不如说国家会主观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了解一个与自己制度或意识形态有差异的国家的意图。因此，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必然，也一定会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有所体现。

两国之间文化、制度等的相近是维系英美之间长期亲密关系的基石之一（图片来源：ThoughtCo）

　　二、现实主义外交思维忽略对方国家内部反应
　　单纯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考虑本国外交和军事策略对对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如果美国单纯以扩大自身力量为考虑遏制其他国家，希望以此来增加安全感，但又不考虑遏制行为对对方国家国内环境造成的影响，那么结果必将是物极必反，即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和不安全感的增加。
　　以伊朗为例，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自上任之初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和改良派，注重政经改革。鲁哈尼曾担任过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2003年至2005年，鲁哈尼经过长期谈判，与英、法、德三国就暂停铀浓缩达成协议，缓解了地区的紧张形势。然而，特朗普在上任后却选择了十分强硬的对伊朗的遏制策略。遏制策略在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制裁后达到了一个顶点。然而，美国遏制策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伊朗国内保守强硬派的迅速抬头。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国内保守强硬派议员在议会公开焚烧美国国旗和伊朗核协议条约复件。而鲁哈尼也是倾向强硬派的立场，在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立马表态“美国不尊重自身做出的承诺。我已命令伊朗原子能组织，准备开始工业级别的铀浓缩试验。”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遏制策略激发了伊朗民众对国内保守强硬派的支持。根据加拿大民调公司“伊朗调查”2018年4月对伊朗民众的问卷调查，67%的伊朗民众认为一旦美国撕毁伊朗核协议，伊朗应该对美国进行报复。

伊朗国内保守强硬派政客在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朗核协议”后，在伊朗议会焚烧美国国旗（图片来源：英国《邮报》）

　　除此以外，华为公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朗普上任后对华为公司的遏制是其希望遏制中国的态度的一个具体表现。然而，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遏制策略的直接后果是——更大的激发了中国社会和民众对华为公司的支持和对美国遏制策略的反对。华为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3%，而华为今年第二季度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1%。正如我一篇发于《纽约时报》的文章《特朗普打击华为的策略失误何在》中谈到的一样，“这种增长是对华为的特别支持。其他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表现很糟糕。华为的国内竞争对手OPPO的出货量同期下降了18%；华为的另一个竞争对手Vivo的降幅为19%；同样是竞争对手的小米下降了20%。换句话说，中国消费者似乎是在支持一家明确被美国针对的中国公司，而不是支持所有中国公司。”
　　可以说，单纯的强硬遏制策略会在对方国家国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甚至是仇恨，反而增加遏制策略施加方安全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现实主义外交思维单纯以扩大力量为考虑遏制其他国家，并希望以此来增加安全感，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没有考虑对象国家内部社会在受到遏制压力后会产生的变化。因此，即使如现实主义学者所言，“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国家行为的主要动机是渴求安全”，那单纯的强硬遏制策略也并不是增加国家安全感的最好办法。
　　三、 现实主义外交思维忽略国家力量实际是相互交织的
　　单纯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第三个问题是忽略了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力量的复杂性。现实主义学者谈论国家实力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军事实力，但实际上他们也都认同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尔斯海默在讨论“进攻性现实主义”时就谈到，经济实力是决定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一。然而，现实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当下越来越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家经济力量越发相互交织这一事实有所回避。当美国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美国有实力遏制中国，鼓励采取强硬的正面出击的外交策略时，并希望借此巩固甚至是扩大美国实力时候，他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经济实力的一部分是与中国实力相交织的，对中国的正面遏制实际上会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造成很大的冲击。
　　举个例子，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是美国国内5G技术发展的领头羊公司。然而，事实上，高通公司和中国的华为公司有着很密切的业务往来，根据路透社统计，2018年，美国高通公司仅从华为公司获得的营业收入就超过15亿元人民币，约占高通公司全年全部营业收入的5%。从某种角度来说，华为公司实际上支持了美国5G的发展，美国对华为公司的遏制也会对自身5G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从美国科技业的宏观角度来说，根据美国投行杰富瑞集团2018年的报告，美国16家科技公司每年从中国进账1000亿到15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相当于这些公司一年总营业收入的超过20%。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遏制会很大程度损害美国自身实力。

长期以来，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和中国的华为公司有着很密切的业务往来（来源：Yahoo Finance）

　　结语
　　特朗普政府现在具有很多以现实主义思维为基本世界观的人，比如现任国务卿蓬佩奥。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个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透露现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威胁。我们在根本上低估和误解了中国真正的意图，他们就是想要更换全球秩序，统治全世界。”这届政府也有一批相当意识型态化的官员，比如美国国家政策计划主管基隆·斯基尼（Kiron Skinner）， 她曾表示中美的竞争“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虽然蓬佩奥们是以现实主义思维为基础的，但他们在决策上更多地还是会考虑美国国内的政治现状，他们也在做出妥协，也没有准备好在各个领域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毕竟在朝鲜、伊朗等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配合和支持。
　　根据我在近期的美国加州会上的观察，当下美国智库内，尤其是年轻学者，很多都是比较纯粹的现实主义学者。他们里面很多都还是民主党人。我认为美国两党可能在未来达成一个“现实主义方针”的共识。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纯粹的现实主义在现实里的应用，并不利于美国长期发展。

来源时间：2019/9/19   发布时间：2019/9/16

旧文章ID：19631

作者：激扬文字  来源：文学城

　　在2005年小布什当总统时，中国和美国就发生过一次贸易争端。那时中国稍微一强硬，美国就后退了。所以中国才会在这次贸易争端开始时极端自信，极端强硬，以为可以故伎重演，吓退美国。但现在中国困惑地看到，不论中国如何嘴硬，甚至启动大规模关税报复措施，美国的立场仍然毫不动摇，而且反而步步紧逼。
　　为什么这两次美国的表现如此天差地别？
　　中国人都认为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提出欺人太甚的要求，事实上是这样吗？
　　川普上台以前就对北约、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发出严厉指责，说他们占美国的便宜，上台后真的就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川普的这些举动在中国人看起来似乎是分不清敌我: 跟中国全面较劲已经够美国忙一阵子的了，还同时向自己的铁杆盟友开火，他是不是疯了？
　　然而奇怪的是，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谁都没有对川普说“你TMD是不是有病呀?” 相反，欧盟没有说任何难听话，首先让步，保证增加购买美国产品，包括天然气和大豆。墨西哥紧跟其后，安照川普的条件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北美贸易协定。加拿大加入这个新协定也是早晚的事。
　　是大家都屈服于川普的淫威了吗？
　　要回答上面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从二战后美国的战略布局说起。
　　二战中所有国家都大伤元气，唯有美国的国力如日中天。二战结束时美国的GDP超过全世界GDP总和的数倍，美军光航母就三十六艘，可以同时击败全世界所有国家，把整个地球纳入美国版图。到1960年，二战结束十年了，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已数倍于战前水平，但美国的GDP仍然超过他们GDP的总和。然而美国没有乘机从任何一个国家攫取一寸领土，抢夺一吨矿产资源，包括二战中的死敌德国和日本。相反，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东欧拒绝)、日本已及韩战后的南韩进行大规模金融和工业援助，金额相当于今天的2000到300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持续四年，结束时，欧洲的经济就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为什么美国这样做呢？他有三重考量：
　　第一个考量：如我前面所说，基督教讲究博爱助人，作为一个严格信仰新教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乐于助人的人民。对于他们来说，拿出自己零花钱来帮助别人脱贫致富是何乐不为的事情。
　　第二个考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逼中国和自己通商。发达工业国家把自己的富足建立在对外通商的基础上。当别的国家繁荣富足时，他们就可以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可以向他们购买我们自己不想做或不能做的产品，彼此互补。这是工业国家最喜欢的境界。
　　所以从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就已经不再对攫取别人领土感兴趣了。因为你攫取别人领土必将引起原住民的常年反抗，你必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甚至生命去镇压，镇压的结果必然是占领区无人投资，工商业停滞，民生凋零，自然没有购买力去买你的产品，相反你还不得不向该地区输血，而且你不断修桥补路，游击队不断地炸桥毁路，你的输血还将是长期的大出血。
　　相反，如果你与他们和平相处，帮助他们富足起来，他们管理好自己的国家，不用你花一个人一分钱，每年他们还大量购买你的产品，大批来你这里度假花钱，这不是无本万利的事情吗?
　　不错，别的国家经济科技发达了，竞争力高了，确实可能对你的产业构成竞争压力。但国与国之间谁的科技和产业更发达，完全拼的是体制，只要你体制健全合理，你完全没必要担心。
　　一个健全的有竞争力的创新体制必须做到如下五点:
　　（1）科技创新得到保护，有人仿冒侵权，体制会立刻让他得不偿失；
　　（2）科研和加工体系完善、水准高，你可以使用的实验室、可以求助的专家和咨询机构、为你研制、加工零部件的工厂都是一流水准，所以你从事创新的起点就高；
　　（3）各行各业都有大量一流的科技和商业人才供你来雇佣，帮助你实现创新，以及从创新向大批量市场化的转换；
　　（4）有完善的金融系统和融资渠道，你能够轻易获得创新和市场化所需要的资金；
　　（5）有健全的、大规模的产业链，使你能够迅速为你的创新找到大规模的应用对象，迅速把创新转化为批量产生的利润。
　　如果你有这样完善的创新体制，那么新技术新产业就会层出不穷。来自其他其它国家的新技术新产业的竞争只可能成为激励和启发你不断创新的动力，而且别人的新技术还可能为你所用。比如法国的某家公司发明了激光快速扫描成像技术，美国的某家公司就利用该技术发明了自动驾驶汽车的路况识别系统。这就是彼此互利的良性竞争。美国的创新体制无疑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所以他不怕来自如何国家的竞争。
　　第三个考量：经济富足的国家必定民生安定，百分之九十九都会走向民主（只有中国是个例外）。而贫穷则是动乱和独裁的孵化器，纳粹党就是因为德国一战后民生凋零导致政治动荡，人民渴望有力政府，才得以上台的。所以，在美国看来，让欧洲日本南韩富足起来是稳定世界格局、促进民主化进程、防止第二个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出现、阻止共产势力扩张的关键战略。
　　基于上述三个考量，美国不仅在马歇尔计划中对其他国家给予大量经援，而且在关税和汇率政策上给予优惠。比如直到今天欧盟仍然对美国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只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比如美国邮政对来自国外的物品的收费比类似物品在美国国内邮寄的收费还要低27%。美国还长期容忍其他国家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低汇率。这会增加这些国家进口美国产品的成本，降低美国进口这些国家产品的成本，从而导致美国增加进口这些国家的产品，减少向这些国家的出口。这就是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贸易逆差的由来。
　　为什么美国会几十年如一日，容忍甚至主动实行这种不利于自己的经贸关系呢？
　　我们知道，同一种产品生产销售的数量越大，单件产品的生产成本越低，产品售价就越低，就越有竞争力。日欧经济在战后的废墟上起步时，国内消费需求低，生产规模低，产品不成熟，单件产品的生产成本高。而美国由于其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制造工业，其产品的产销量极大，质高价低。如果日欧不对美国产品建立起关税壁垒，那么美国大量产品在日欧倾销，必然全面压制本地工业。本地工业低迷，就业率必然低迷，民生自然低迷，既无力购买美国产品，又造成社会动荡，给共产势力提供见缝插针、挑起动乱、扩大影响的机会。这种结果自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美国才会在战后容忍甚至支持日欧韩对美国产品建立起贸易壁垒，又把自己的国内市场对这些国家的产品敞开大门，以国内市场的强大购买力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帮助他们走向繁荣富足。
　　历史证明了美国人眼光的远大。二战后西欧、日本和南韩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慷慨援助和一边倒的经贸关系的惠顾下迅速崛起，民生富足，国力强盛，政治上走向完善稳定的民主制度。日欧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崛起并没有扼杀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相反，美日欧在良性竞争的互惠互动中，形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人文文化上彼此依赖、互补、相互促进的多赢局面。面对共产主义铁幕下民生惨淡的中国、北韩和东欧，日本、南韩和西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在政治、军事上有效地狙击了共产势力的影响和渗透。来自北韩的冒着死亡威胁常年不息的脱北人流，2015年电影《间谍桥》中展现的冒死翻越柏林墙投奔西方的东德人，还有中国一直到今天都在进行的、最近反而愈演愈烈的移民潮，都宣示了人心的向背。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延续了同样的思路：一个繁荣富足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个思路从二战前一直延续到2012年中国新帝登基。中国人不断听到美国的这个表述，但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来都以为是口蜜腹剑，其实他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二战前日本入侵中国，美国要求日本退出中国，并因此对日本发起了石油禁运。日本本土包括其在中国的占领区都基本不产石油，日本的库存石油用一天少一天，所以日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退出中国，放弃他们在日俄战争中通过血战获得的满洲利益，从此告别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要么孤注一掷对美开战，攫取东印第产油区。由于日本的军政府缺乏民主机制，清醒但不悦耳的声音被压制，日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才有了美国的参战和轴心国的战败。如果美国对中国灭亡无动于衷，那么日本绝不会主动攻击美国，美国就不会参战，那么紧密合作的日、德、意轴心国必然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中国上空到现在都可能还飘扬着膏药旗。
　　所以美国是中华民族的救命恩人。
　　即使是在中国恩将仇报，在韩战中与美国作战，造成美国37000人阵亡，并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在没有获胜的停战协议上签字之后，美国也没有改变他对中国的一贯思路。1958年，韩战停战刚刚五年，中国大跃进导致大饥荒，美国向中国表示愿意无偿提供数十万吨粮食，帮中国的饥民度过难关。中国外交官回答：“什么？你们搞错了吧？我们很富足呀！倒是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随时可以向你们提供十万吨粮食的无偿援助！” 美国人苦笑走开，中国三千万人饿死。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武装冲突后，苏联决定对中国大举使用核武器，以为美国在韩战中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一定会乐见，于是事先通报美国。美国先是通过华盛顿邮报刊登文章警示中国，然后又对苏联提出严厉警告：“美国将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苏联核导弹升空之时，美国就会对苏联展开大规模核报复。” 中国也随即展开人口和工业能力的大规模疏散。所以苏联才放弃了大规模核打击中国的计划。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美国正是基于对战后日欧的同样的思路，不愿意美国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倾销中国摧毁中国工业，希望中国在富足以后能够走向政治清明，才会一方面容忍中国对美国产品构筑起森严的壁垒，强迫进入中国的美国公司缴出其技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大开绿灯。正是因为这个一边倒的优惠政策，中国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后的迅猛发展，才能每年对美国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建立起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贸易逆差：因为其他地区没有美国对中国的这种一边倒的优惠政策！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这种输血性质的优惠政策只能适用于对方比自己小很多穷很多的状态。时过境迁，到了1985年，日、德、英、法已经成长为完善强大的经济实体。当时美元当时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严重高估，导致美国产生巨额贸易逆差，经济受损，失业率上升，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于是美国就和这些当年的受惠国商量，大家一起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商定美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达到合理的水平。这个协议并没有完全实现美国对其他签约国的完全对等，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下美国的负担。比如欧盟至今都在对美国汽车征收四倍于美国对欧洲汽车征收的关税。
　　这里我必须走题，谈一下“广场协议”四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崩溃和其后的”失去的二十年“，因为只要任何人一谈美国在经济上扶持别国，中国的一知半解的小粉红们必定会引用日本在1989年的经济崩溃，把它说成是美国通过“广场协议”用心险恶地摧毁日本经济的证明。如果美国用心如此险恶，为什么这些国家都签了这个协议？美国又没有用枪顶着他们。真正的原因是大家都觉得昔日慷慨帮助我们脱贫的恩主现在被我们拖累得够呛，现在我们都强大起来了，该是少揩些他的油的时候了。还有，为什么同时签协议的英、法、德国的经济就没有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了，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德国采取的对策是紧缩货币，防止经济过热。但日本做的正好相反: 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贷款利息，希望籍此鼓励创业，增强日本经济的竞争性。但人们拿到了钱却都用来炒房地产了，结果日本房地产价格火箭般一路飞升，泡沫最高时，东京一城的地价就高于全美国所有城市和广袤国土的地价，而美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1.5万倍！日本经济泡沫化到了如此程度，四年以后的破灭就成了必然。
　　为什么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没有像美国历次经济危机之后反弹，以至于日本人哀叹“失去的二十年”？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政府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全力支持下吹得太高了，一旦破灭之后，除非再次狂吹泡沫，不可能再接近当初的高度。第二，不像美欧通过大量接收移民保持人口增长，日本不愿意接收移民，所以日本人口持续下降。虽然人均GDP在泡沫破灭之后快速上升，但国家GDP却再也无法接近1989年泡沫顶点的水平。所以日本人的失落感才会在二十年里挥之不去，跟美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谈贸易战。
　　到了小布什总统的2005年，美国刚刚打完第二次海湾战争，年度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达7000多亿美元，形势非常严峻。这里面除了进口石油的2500亿美元，下一个大头就是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和中国像和当初的“广场协议”签约国一样好好商量，采取一些措施适当减轻美国的负担。但中国可不像日、英、德、法那样知道感恩，立刻跟美国翻脸，以贸易战相威胁。我们在中国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好心人让穷亲戚长年白住自己空置的房子，有一天好心人自己要用房子了，要穷亲戚搬出去，结果穷亲戚马上翻脸，不择手段要死要活地闹。你去中国当这样的好心人，十有八次会落得如此下场，弄不好你的穷亲戚还可能弄死你。我身边直接认识的人里面，这样恩将仇报、贪得无厌的例子就有两起，而且还都是大学毕业的在一线城市里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
　　有这样的民，才有这样的政府。
　　结果美国很马上就后退了。于是中国就以为美国老百姓傻大头，吃不得苦。其实美国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思路在考虑：如果中国允许美国的企业与中国企业公平竞争，那么中国政府依赖的腐败低效乌烟瘴气的国企一年之内就会垮下去，中国的经济会崩盘，中国会陷入动乱，文革之类的极左势力会抬头，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如果允许中国继续走向富足，根据美国的历史经验，人民富足了必然追求话语权，中国会最终走向民主。正是基于这个考量，美国才会后退，并在后来的12年里听任中国继续大规模挣美国的钱。
　　到了2017年，中国从美国挣钱的规模已经从2005年的每年2000亿美元到了每年5000亿，美国因此欠下的债务已经从2005年的GDP的一半上升到超过GDP，同时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川普才会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一齐施压，要求对方把针对美国的贸易壁垒降到和美国对等的程度。就是说，“我们给你们输了几十年血了，你们现在强大了，我们没有能力继续了，以后大家公平竞争吧。” 因为美国理直气壮，川普才会如此强硬，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才会迅速让步。
　　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人心都是肉长的。
　　试想，如果以前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已经是公平合理了，现在美国忽然又粗暴地提出过分的要求，欧盟现在的实力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了，他们为什么会立即让步呢？不合逻辑是不是？就算是欧盟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对美国忍气吞声，当中国试图在贸易战中联欧抗美时，有人替他们出头了，他们还不赶紧和中国合作？再退一步，就算是美国的淫威让欧盟连有人替他们出头时都不敢反抗，欧洲是彻头彻尾的民主体制，总免不了有某些报纸出来谴责美国、同情中国吧？但实际发生的是，欧洲没有任何同情中国的声音，对中国联欧抗美的建议断然拒绝，反过头来就和美国一道向WTO投诉中国。
　　中国孤家寡人的地位，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美国通过贸易战对中国施压，希望达到三个目的：
　　1. 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2. 停止强迫外国合资企业缴出知识产权。
　　3. 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
　　前两条的原因浅而易见，合情合理，但第三条似乎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凭什么干涉？我前面不是说美国欢迎其他国家经济富足，科技发达，不怕竞争吗？那他为什么反对中国的2025计划？
　　因为中国2025计划的核心，是一方面继续通过不平等贸易大规模积累资金，削弱美国国力，另一方面利用这些资金扶植中国的关键产业，通过保护主义和大规模补贴排除国际竞争，然后通过对外大规模低价输出而摧毁欧美竞争。就是说，谁也别想来我们国内和我们竞争，但我们却要去你们国家去倾销，把你们的工业压垮。
　　你看看美国的巨型企业比如波音、谷歌、苹果、亚马逊，人家都是自己从零开始，通过与全世界最强的竞争对手公平竞争，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体制优势一步步走出来的，没有得到政府任何补贴和保护。只有这样诞生出来的企业才是真正有竞争力的、长期站得住脚的企业。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欧日科技产业彼此良性竞争互惠共赢的局面。如果“中国制造2025”成功了，那么美欧的科技产业都将遭受很大的打击，而中国的科技产业因为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而是通过贸易保护和大规模补贴起来的，必然像中国的众多国企一样腐败低效结构不合理，一旦中国陷入经济危机，政府无力继续扶植，甚至被迫开放市场，这些产业必定在国际竞争下轰然倒塌。
　　就是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损人不利己，与世界同归于尽的路数。
　　就好像另一个“几千公里沿途大撒币”政策。几千万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撒出去，绝大多数撒了币的国家欠下巨款，财政状况恶化，腐败加剧， 反华情绪高涨。大马前总理家里搜出来的中国给的美金得用车运，巴基斯坦前总理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贪的都是中国给的钱，对国家又没有害处！“
　　明眼人都知道，自新帝上台，新朝所有的大招，无一例外全是这种与世界同归于尽的路数。
　　面对美国第二次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国依然像那个穷亲戚一样。当初加入WTO的几十条承诺除了五天工作制一条以外，其他一条也不兑现，而且便宜永远也占不够，你不让我继续占了，我就扎你车胎，砸你窗户，到四邻说你坏话，甚至跟你玩命。大家仔细看看新朝发布的那几条“豁出去了跟美国死磕”的声明，里面哪里看得见一丝一毫感激的痕迹！
　　为什么美国这次不让步了？他彻底寒心了。美国是中国唯一的恩主，这些年中国积累下的巨额外汇储备百分之九十都来源于美国，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想尽一切办法去伤害美国，通过投资、留学生、孔子学院大肆进行文化渗透，盗窃从航天到种子各行各业的知识产权，暗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进行黑客攻击，窃取军事技术就罢了，连中立国瑞典和红十字会等中立组织也不放过，最近还盗走了几十万美国政府雇员的数据。经过那场全国上下的大辩论，美国现在再没有任何“亲华派”了，他们彻底明白了，中国越是富足，中国老百姓对新朝庭的支持越大，洗脑越彻底，中国对美国的敌意和伤害越大。
　　新朝是一条喂得越壮反噬你越狠的狼。
　　所以美国现在针对中国的措施紧锣密鼓，一条条出台，新朝以前行之有效的把戏，比如买几架波音客机，在故宫里面请吃饭，许下各种根本不打算兑现的诺言，现在统统失效。
　　500亿关税，紧接着2000亿关税。限制中国人赴美。对付孔子学院。限制中国在美投资。战舰闯南海岛礁，穿台湾海峡。B52战略轰炸机数次逼近海南岛。台湾旅行法。高官访台。台湾军队赴美国训练。台湾官员首次进入美国联邦机构(蔡英文参观美国宇航局)。
　　新朝手忙脚乱了？别急。用丘吉尔的话讲，这不是结尾。这甚至不是结尾的开端。这只能说开端的开端。用中国人的话说：好戏还在后头。
　　心里充满恶，到头来必定在恶上绊倒。

来源时间：2019/9/19   发布时间：2018/9/2

旧文章ID：19630

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以下演讲实录，来自9月6-7日举行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中美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全体会。
　　演讲者为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着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儿子，马克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前驻瑞典大使马克·布热津斯基。

　　上世纪70年代末，布热津斯基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之命访华，他和他的家人共同见证了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时刻。
　　此后四十年间，小布热津斯基曾数十次访问中国，他与父亲一样，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美建交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
　　演讲中，小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两国迫切地需要着手促进真正的文明和解。
　　而这项使命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有潜力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国家。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1年。当时我们全家应邓小平总理邀请，重走历史上毛主席的长征之路。当年我们从中国回来以后，美国《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我们的事。

图片由讲者提供，后同

　　我们经过了长征路上最着名的要道，如娄山关和泸定桥。
　　14岁的时候，我曾因为抱怨这些地方没有麦当劳和必胜客而被父亲训斥……尽管当时我很想念巨无霸，但那时我就知道，这些地方对于中国的历史感和方向感，具有重要性和象征意义。
　　1979年，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我父母在我们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林的家中招待了邓小平和他的夫人，我和我哥哥姐姐给他们享用哥哥和我打猎来的鹿肉。
　　我的妹妹米卡现在是着名的美国电视主持人，当时她还没想过自己以后会上电视的黄金时段节目。她把鱼子酱洒在了邓小平腿上，邓小平一笑置之……
　　但那个夜晚的情景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和邓小平握手时，我能感受到了他开放的心态和想带中国走向世界的渴望。
　　我站在你们面前，试图将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这样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尤其深刻。
　　尽管当前的形势可能掩盖了这一点，但在过去40年里，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而非凡的历程，日益紧密，更重要的是，相互依存。
　　1978年12月，只有1200名外国人居住在北京。
　　据估算，现在大约有20万外国人居住在北京，10万多美国人居住在中国。
　　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好、更安全。
　　40年前，中美两国为外交、政治、贸易、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这种合作应该延续下去。
　　因此，在经历当前的不确定性和紧张关系时，我们有必要提出4个问题：
　　1. 为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2. 中美关系正常化催生了什么，又促成了什么？
　　3. 当前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地位如何？
　　4. 中美双方现在应该有什么共同的目标？
　　1、为什么正常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核心原因是两位领导人——卡特总统和邓小平总理有战略决心攻克难题。
　　中美第一次尝试正常化是在1977年，但由于缺乏更全面的地缘政治构思，很快陷入了僵局，这主要因为台湾问题。
　　1978年初，卡特总统认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碰巧的是，当时由于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构成的威胁，邓小平总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总统指示我父亲、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让我父亲转告邓小平，他很在意苏联带来的威胁，并传达美国希望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他们在秘密中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甚至在最后一刻同意在一些余下的问题上“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卡特和邓小平关系的基本原则，最终也是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未达成一致的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这对于达成一致起到了催化作用。
　　因此，正常化的实现是因为中美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
　　“求同存异”的共同战略决心意味着，外交上的相互通融能让两国成为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现实也的确如此。
　　今天，在考虑中美关系中的利益和分歧时，我们有必要铭记这段历史。
　　2、中美关系正常化催生了什么，又促成了什么？
　　中美关系正常化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同安全合作，这一合作改变了全球格局，进而导致冷战的结束。
　　它也打破了外交僵局：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共有113个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美之间也由此开始进行科技合作，这帮助了邓小平做出全面经济改革的决定，也帮助了他制定发展规划。
　　这是邓小平的核心任务：卡特政府清楚地知道，1975年9月，在题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中国劳动力专业化的核心部分，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途径。
　　随后，我父亲刚从中国出差回来，白宫就宣布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将率领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科技代表团访华。

白宫宣布派驻科技代表团访华

　　此次访华的代表团中有一些美国顶级科学家的身影，由此表明，美国希望科技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
　　在弗兰克?普雷斯博士访问北京期间，他半夜打电话叫醒了卡特总统。他说，邓小平有一个紧急问题，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派5000名学生赴美留学。
　　卡特回答说：“告诉他派10万人。”
　　现在有30多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还有1.5万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
　　对我的父亲来说，下一代是中美正常化关系延续的关键。
　　1979年，邓小平在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强调，中国需要学习外国技术来发展经济。在他的要求下，邓小平前往各地参观生产和技术设备，包括乔治亚州的福特装配厂、休斯顿的休斯工具公司（ Hughes Tool Company）、西雅图的波音工厂。

图为邓小平在德克萨斯州西蒙顿市观看牛仔竞技表演

　　科技合作是关键，这种合作引领中美走向美国和中国一种多方面的关系：是协商性的、双边性的、正常化的关系。
　　如果没有中美科技合作的迅猛发展和互利互惠，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成果，中国很难取得如今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
　　3、当前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地位如何？
　　尽管目前存在贸易方面困难以及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但中美关系仍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如《了望》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双方可以在现有国际规则范围内竞争、协商。
　　因此，如果有一方忽视了中美相互依存的核心现实而采取行动，双方都将蒙受重大损失。
　　此外，鉴于我们两国全球地位，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共生关系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
　　就现状而言，中国采取了一种耐心、谨慎、和平的方式。
　　美国外交事务领域人士尤其欣赏中国人对世界的战略思考，中国人已经摆脱了全球阶级冲突和暴力革命的观念，转而强调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中的“和平崛起”，并寻求一个“和谐世界”。
　　如果我们时刻牢记中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关键，中美将有能力处理其他有争议的问题。
　　4、中美双方现在应该有什么共同的目标？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中美关系不可能是静止的。
　　中美关系要么拓宽，要么缩窄。
　　整个世界——以及中美两国——都将受益于与这一关系的扩展。
　　后冷战时代中，中美伙伴关系的深化扩大并非是针对对方设计的。它也不会减少中美与其他大国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它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两国对全球福祉的共同责任。
　　因此，当下除了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的贸易争端外，我们还应扩大和深化在若干问题上的地缘战略合作。
　　我们需要继续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风险，并达成共识，特别是如何采取共同的解决措施，这些影响将对那些最贫困的人口带来最严重的威胁。
　　中美两国发展形成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潜力巨大，可以说与美欧关系、美日关系并驾齐驱。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定期举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不仅就双边关系，而且就整个世界进行真正的、个人化的深入讨论。
　　1979年，在关系正常化前，美国方面提出每十天与中国举行一次双边会谈，这个例子说明严肃的、定期的磋商能带来有效的成果。
　　中美在维护全球稳定、推动全球社会进步、拉动国内复兴发展以及改进国际体系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不能让这种关系在短期内破裂。
　　除了贸易争端，我担心美国正在发展一个专门妖魔化中国的产业，他们恐吓美国商人，阻止正常的商业交往。
　　这种行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希望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与中国做生意的其他人。
　　在当今时代，世界人民有着前所未有的政治觉醒，大规模破坏性“文明冲突”的风险正在攀升，我们迫切地需要着手促进真正的文明和解。
　　这项使命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有潜力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国家。

　　本文略有删节。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论坛立场。
　　校对 – 夏天、子欣
　　编辑 – 丝露

来源时间：2019/9/19   发布时间：2019/9/18

旧文章ID：19629

作者：  来源：进出口经理人

　　中美贸易摩擦以美国对中国反复无常的出口加征关税为信号，产生首当其冲的影响便是全球供应链的深刻变化。经济学家预言，以全球供应链转移为代表的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变化会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影响将在2020年逐步达到峰值。对于全球供应链是否会很快离开中国这一全球关切问题，花旗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发表了以下洞见。
　　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供应链承压
　　刘利刚首先指出， 中美关系的结构性转变必将对中国现有的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工资和土地要素价格上涨、高税收以及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就已经提高了中国的制造成本。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将电子和其他高科技供应链挤出中国。尽管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尚未严重恶化，甚至一度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增长，但数据并未显示它们未来的投资意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和美资企业，纷纷关闭在华相关业务或迁移部分产能。例如，美国苹果公司希望将高达30%的产能转移到中国以外，这意味着7家在中国大陆的台资零部件供应商将要转移部分产能以避免关税。
　　在华外资企业对出口贡献显著
　　刘利刚坦言，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雇佣着大量劳动力，对出口增长作出了显著贡献。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数量在2013年达到了2960万人的高峰，此后开始下降，部分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截至2017年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就业258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6.1%。而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要大得多（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达到峰值后，外资企业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18年，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商品1.04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1.4%。从省市细分来看，广东的份额最高，占其出口总额的28.4%，而江苏、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位列第2～4位。鉴于这些省份的外资企业出口所占份额巨大，它们也最容易受到供应链变动的影响。就对美国出口而言，刘利刚认为，外资企业对美国出口总额所占份额甚至高于41.4%。数据显示，只有30家中资企业跻身对美国出口前100强企业之列，中国大陆台资企业在向美国出口产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调查显示更多美资和台资企业计划离开
　　刘利刚表示，各方调查结果显示，更多在华美资企业和中国大陆台资企业计划撤离，而欧盟和日资企业受中美贸易战摩擦影响相对较小。
　　美国中国商会针对239家在华美资企业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决策，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业务。
　　普华永道针对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调查显示，40%的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和采购策略；39%计划将未来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29%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刘利刚特别指出，这些数据仅仅基于公司的情绪，并没有代表实际行动。
　　欧盟跨国公司的情绪则平静很多。大多数欧盟跨国企业的经营战略（68%）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改变，其中8%的公司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对其没有影响，只有6%的公司表示已经开始或计划将相关供应链移出中国，4%的公司考虑或已经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9年3月的调查显示，37.3%的日本公司承认受到不利影响，另有37.3%的公司表示没有受到影响。有趣的是，尽管存在贸易争端，但预计未来在华业务扩张的日本企业比例在2018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达到48.7%。本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85.4%）和高增长市场潜力（39.6%）被认为是日资企业在中国业务扩张的主要原因。
　　以上调查也印证了中国大陆台资企业和在华美资企业服务于美国市场的比例高于在华欧盟和日本企业。自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前100家外资出口商中，只有2家公司来自欧盟和日本。此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还显示，日本公司在中国的产量只有1/100流向了美国。
　　全球供应链不会快速从中国转移
　　尽管市场情绪对在华运营的美资企业和中国大陆台资企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刘利刚认为，以下四大因素仍将减缓全球供应链迅速从中国转移。
　　1.尽管成本不断上升，但劳动生产率仍然很高
　　尽管中国的名义平均工资增长了6.6倍，但其实际劳动生产率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提高了4.2倍。虽然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者仍然勤奋敬业。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进了工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大量的非技术劳动力市场向日益成熟和福利化的劳动力市场发展。
　　2.高效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在对待外国投资者方面更加成熟，政策环境更加稳定。同时，高效的基础设施是中国的另一个优势。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指数显示，在中国获得电力的便利度比企业计划迁移的其他大多数目的地更高一些。
　　3.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相对较高的增值分享
　　中国已经开发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大部分商品可以在本地采购。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中国国内增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5年的73.3%上升到2016年的83.4%。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向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值价值链转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份额高于除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大多数其他热门转移目的地。
　　4.在其他经济体重建供应链需要巨额投资
　　如果需要估计有多少投资才能消化掉中国的出口损失的话，可以将资产周转率（销售额/资产）作为一个粗略的基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亚洲新兴市场指数计算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亚洲新兴市场的资产周转率在2002年达到41.1%的峰值后，下降至25%以下。换句话说，这一比率意味着需要4美元的投资才能产生1美元的销售额。假设资产周转率为25%～50%，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50%（2500亿美元）转移到非中国的新兴市场国家，将需要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5000亿～1000亿美元。由于5000亿美元相当于2018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印度尼西亚的约50%，泰国的100%，马来西亚的130%，菲律宾的150%和越南的200%，刘利刚认为，这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增加投资以取代中国。它们最终可能会做到，但即使不是10年，也需要很长时间。
　　供应链转移对中国就业影响可控
　　刘利刚估计，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台资企业可能会陆续迁移。也就是说，如果30%～50%的台资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ICT）离开中国大陆，这意味着将引发177万～295万人失业。考虑到在华美资企业的总就业人数为225万人，假设有同样比例的美资企业迁移，就业岗位将减少68万～113万个。加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粗略估计，由于供应链迁移而导致的总就业岗位减少可能达到300万～500万个。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相对于2019年新增11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以及供应链迁移影响就业岗位减少是一个较长的时间释放过程，它将不会在中国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冲击。花旗银行认为，任何潜在的失业冲击在国家层面都是可控的，但某些地区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相对严重的失业冲击。

来源时间：2019/9/19   发布时间：2019/9/18

旧文章ID：19628

作者：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反映出这场大戏每天都有新的视角——往往由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推特攻击所引发。虽然起伏不定，但其背后的叙事表明，中美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
　　2019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税，只会使这种不信任感加深。最近的消息表明，就连目前定于10月初在华盛顿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的会议日程，中美两国官员都难以达成一致。事实上，有迹象显示，北京方面已经准备打持久战，其部分原因，是中国官员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越来越感到不安。如果特朗普2020年再次当选，他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强硬。
　　但也不是希望皆无。一个富有成效的办法，是把重点放在中美之间较小型的协议上，而不是像目前这样，试图达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协议。这些小型协议的每一个，都要包含明确的补偿条件，要远离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当然，即使要达成小型协议，双方也必须同意进行结构性对话和停止贸易战。
　　因此，第一份小型协议的基础必须是双方就重新接触的基本条件达成一致，其中要包括若干规定。第一，双方有明确的会晤时间表，最好是每月两次，一次在美国（可以是西雅图这样的西海岸城市），一次在中国。第二，双方承诺不再征收新的关税。第三，达成不必担心特朗普出尔反尔、能够让双方坐下来工作的“口头停火协议”。
　　第二项已经在商谈的小型协议，是把暂时解除对华为使用美国技术的禁令，与中方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挂钩。美国商务部已经把2019年8月19日到期的缓刑延长，给予华为公司另外9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这就意味着直到11月中旬，华为都能够继续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为手机进行软件更新。
　　虽然在不久前，特朗普把这类协议排除出了即将举行的贸易对话，但它仍然是有意义的。华盛顿可以再提供120天的缓期，让中国承诺在这一期间内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如果购买成功，更多的中国输美商品甚至可以再获得180天的缓期，如此等等。
　　它将使美国公司继续把高科技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同时给华为的运营带来更多确定性，包括部署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不过，这笔交易仍然会让华为公司受到严格的约束，以审查它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华盛顿的强硬派肯定不喜欢这个协议，他们拼命想让中美经济全面脱钩。这有可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经济出现令人担忧的衰退。如果美国经济2020年开始收缩，就有可能真正影响到特朗普的连任，也就是说它是不合时宜的。
　　这类小型协议将给全球市场注入迫切需要的信心，促使双方着手解决更难的问题。下一个尝试重点可以是货币，由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签订庞大的货币互换额度。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写过这种可能性。全球金融危机后，货币互换已经相当普遍。货币互换将会减轻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迅速提高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这项小型协议可以规定，如果人民币升值10%，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则等幅下调，比如从30%降到20%，从15%降到5%。特朗普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美元走弱，以及通过这类协议提振市场信心，从而给美国经济注入强心剂。
　　下一个小型协议更难达成，但已经打下重要的基础。为了真正动起来，北京可以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加税（取消多少不得不靠谈判），并承诺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停止强迫技术转让。作为回报，美国在协议达成后应把税率降低10个百分点，并承诺在中国成功实施其措施后，美方的关税将会全面降低。
　　这项协议的附带协议可以聚焦于网络安全，特别是窃取贸易与技术机密。奥巴马政府和中国政府曾经达成类似的协议。它可以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模板，虽然对于网络安全来说，真正有效的安排必须是一个多边框架。
　　之后，留在谈判桌上的会是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市场准入和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市场准入这块比较容易一些，但仍然是十分复杂的。一份相互的市场准入协议（无论北京提供什么，华盛顿都有所回馈）实际上对美国有利，因为它的市场历来都对投资和贸易相当开放。在互惠的基础上讨价还价，同时在某些问题上让步（例如不包括互联网和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项目)，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协议，虽然这不会是容易的事。
　　有关产业补贴/产业政策的部分，最好是留到最后。正如WTO的波音对空客一案所显示的，每个国家都在实行与技术发展有关的、具有各种补贴形式的产业政策。美国可以要求中国，作为第一步，其行为要更加透明（这也有利于中国中央政府，因为许多地方和中央的补贴是扭曲中国经济的），同时，它的一些最恶劣做法要停止。作为回报，美国将放弃全部关税，并提供一个长期框架，以便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
　　以上只是说明，众多的小型协议是可以取得成效的。中美经济关系如此之复杂，以致于无法达成一个一应俱全的解决方案。再加上双方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因此达成协议的前景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从具有各自明确交换条件的小型协议着手，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会大得多。一旦达成两到三项协议（接触时的规则、用获得技术换取购买农产品、可能的货币协议或知识产权协议），金融市场、更广泛地说全球经济的信心就会恢复。而每达成一份新协议，双方都可以吹嘘他们为此做了多么出色的工作。对特朗普来说，这个算式应该很简单：为什么要冒全盘崩溃的风险，而不去多多地自我炫耀几次呢？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Christopher A. McNally）
　　美国檀香山查明纳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重点研究比较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自然与逻辑的过渡。

来源时间：2019/9/19   发布时间：2019/9/19

旧文章ID：19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