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常锌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是埃默里大学的杰出教授，每学期都有“上课”的义务。2月14日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他应刘亚伟教授邀请，在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的“中国外交”课上与本科生畅谈自己与中国的“交往”。
在卡特总统上课之前，刘亚伟教授简要介绍了卡特总统，并谈到卡特总统如何改变了他的命运。刘教授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12月16日当天的情况，他是西安外国语学院大一学生，从广播中听到了中美两国宣布邦交正常化的消息。两国领袖做出的这一共同决定，令他之后来到美国学习、工作、安家落户成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刘教授说，他在卡特中心供职近二十年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讲中国故事和中美友好的重要性。他会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推进中美互信这一伟大的事业。
随后，卡特总统开始上课。他首先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经历，那是在解放战争末期，1949年4月，他作为美国海军一艘潜水艇上的军官来到青岛。在青岛停靠期间，他们经常上岸，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抓壮丁的暴行，他们有时连10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他们还听到解放军不断接近青岛的炮声。不久，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撤离。他那时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两种意识形态碰撞之间，因为自己周围的人大多非常恐惧共产主义。卡特同时注意到，这种“恐共”情结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美国人对共产党的理念极度缺乏了解，也并不清楚国民党失去民心和支持的现状。他认为美国人当初如果真正了解这些情况的话，也许会在内战之中保持更大的中立。
当毛泽东去世后不久，1976年的第二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上，卡特质疑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违背了中美两国于1972年2月在上海签署公报；也正是在这次辩论上，他释放出更进一步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意愿和信号，主张美国“应当选择友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友好”之上，而是深刻地认识到，重申《上海公报》中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个并不受当时美国大众欢迎的表态。但他更清醒地预知到两国邦交正常化将产生怎样巨大的积极影响，值得他为此付出宝贵的政治资本。这一魄力十足的战略构想，正如刘教授之前自述的那样，令太平洋两端的人民受益至今。
1978年两国开始谈判后，卡特总统与他的首席谈判代表伍德科克决意求同存异，搁置意识形态上的争议，，保持相互尊重，将谈判聚焦在两国的共同目标上。相应地，邓小平也怀有相近的现实关怀，希望中美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在卡特看来，建立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外交关系，是他同邓小平实现谈判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在邓小平眼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将为中国刚刚启动的的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脚踏实地、去意识形态化，把改善人民的生活当作自己治国理政的最大目标。
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相互尊重的谈判原则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邓小平要求美方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废除美台防务条约，并中止对台的军事援助。卡特支 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不接受后两项要求，因为他既不能立即废止1955年3月起生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因为这将违反条约中明确规定的“提前一年告知”的要求，他也不能终止对台军售，因为美国国会不会同意。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保证不论海峡两岸产生怎样的争端，都能坚持和平解决。假如相互尊重的原则并不存在，对台军售问题问会使当时的谈判前功尽弃。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与卡特总统的全权代表伍德科克经过艰苦的谈判、争论和相互理解与让步，最终达成共识，并在两天后向世界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
卡特总统还同邓小平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这也积极推动了二人实现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卡特对学生们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79年的春节期间，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招待邓小平的的国宴上，邓小平向卡特总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问卡特总统他对中国政府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作为浸理会教徒，卡特总统想起了当年在中国、日本传教超过40年并在中国饿死的浸信会女教士慕拉第（Charlotte Diggs “Lottie” Moon, 1840-1912），因此向邓小平提出三个“特别”要求：1）允许信仰自由；2）允许《圣经》的印制和发行；3）允许美国传教士重返中国布道。卡特总统的要求的确特殊，邓小平感到吃惊，说他考虑考虑给卡特总统答复。次日早餐，邓小平对卡特总统说，中国人会有信仰自由，《圣经》也会合法，但传教士就不要再到中国去了。卡特总统说，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对对此感到非常骄傲，并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圣经》印数最多的国家，很快还会成为基督教教徒最多的国家。
卡特总统说，邓小平与美国建交的另一个目的是招商引资，因此他也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企业和个人到中国投资。
卡特总统还提到另一件事。他说在一次会谈之后，邓小平要求与他单独谈谈。与是他们俩和一个翻译走进白宫一间屋子。邓小平对卡特总统，中国政府已经做出教训越南的决定。卡特总统大吃一惊，随口说到，你不能刚跟美国建交就出兵他国。邓小平耐心地向卡特总统说明了中国为何要教训越南的理由。卡特总统最后无可奈何地说，那就速战速决吧（众所周知，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2月17日开始，3月16日结束，仅仅一个月，期间美方向中方提供了大量苏联武装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报，为这次作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巨大帮助）。他笑道，跟美国不一样，中国只打了三十天仗，却维持了之后四十年的和平。
卡特总统说，与美国公众之前对共产国家领导人的刻板印象相反，邓小平诙谐幽默，巧妙机智，有渊博的美国历史知识。在访问美国的“旋风九日”之中，他多次出席公开活动，尤其是颇具美国文化特色的活动（例如一次德克萨斯牛仔竞技等等），卡特总统称赞他“极大地正面影响了美国的公众舆论”。
在1981年卡特总统离任后即应邓小平的邀请访问了中国，两人依旧保持了良好关系和积极合作。他在建立卡特中心时就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在中国推动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境外非政府组织将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卡特中心在中国最早的活动是与邓朴方领导的残联合作，成功从德国引进了一条假肢生产线，向近300万截肢者提供先进义肢；卡特中心还在亚特兰大培训了来自中国的聋哑学校的教师。之后，卡特中心又应中国民政部的邀请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观摩村民选举和培训村官。
卡特总统认为这些合作项目充分体现出了中美关系的密不可分，在座的年轻学生应对两国关系保持信心。今天，中美两国在无数方面开展前所未有的积极合作，带动了两国的进一步繁荣和文化交流。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积极交流绝非外交软弱的体现，两国年轻一代所肩负的使命正是维护两国合作，推动中美友好。
卡特总统最后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美两国的命运已经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卡特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做出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在离开白宫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之后所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增进中美两国交流互动，消减两国之间的误解和偏见是卡特中心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他特别提醒在场的同学，近年来在中美两国，狭隘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反华”和“反美”情绪飙升，这些“民意”都多多少少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他说来自中国的学生十分优秀，英文说得地道，他们应该是促进中美两国交流和增加相互理解的生力军。
卡特总统上课让刘亚伟教的“中国外交”班上的30多名学生感到不小的惊喜。来自中国的几位留学生特意给他送了春联。讲课近70分钟，快94岁的卡特总统一口水都没有喝；还略带歉意地说，他今天讲得有点多了。卡特总统在讲课的开头说，他跟新中国是一个生日，只不过他比后者年长25岁。中美建交时，他54岁。离开白宫后，他在中美之间又奔走了33年。他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4年9月，与中国共同庆祝三个生日——中国建国65周年，中美建交35周年和他自己的90大寿。
如果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是中国将为世界做出的特殊贡献，那么建立中美命运共同体是卡特在总统任内和离开白宫之后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