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简报：中美如何看普京访朝越、伯恩斯谈中美交流“瓶颈问题”
2024年第9期
编者按：中美印象网站2014年上线，今年是它10岁的生日。网站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栏目是《中美印象简报》。我们今年初恢复这个栏目。《中美印象简报》除了会在网上发布，还会通过电子信箱寄送给读者。读者可以到网站首页输入自己的信箱。《中美印象简报》会向读者推送《中美印象》网站本周“原创文章”，介绍双边关系的“新闻热点”，并发表本站的“短评”。
本周热点：
本期简报我们关注四个问题：中美两国如何报道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伯恩斯大使接受BBC采访所透露的新内容；以及中国高净值人移民增多的报道。
- 中美如何看待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分别在6月13日和18日就记者对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在13日的回答中，林剑说，访问“涉及俄朝之间的双边交往安排，我对此不便评论。原则上讲，中方欢迎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巩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 在18日的记者会上，他说，“这是俄朝之间的双边交往。”
新华社就普京的访问发表了一篇题为《普京访问朝鲜、越南，这些信息值得关注》的文章。文章写道，“自俄乌冲突升级后，普京很少访问除独联体地区以外的国家。观察分析普遍认为，普京此访体现俄方对朝鲜、越南的高度重视，将助推双边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英语媒体对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的报道很多，分析也相对复杂。《纽约时报》在6月21日的报道中说，“俄罗斯和朝鲜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要求两国在发生战争时立即向对方提供军事援助，这正是中国指责美国的拉帮结派之举。中国最亲密的战略伙伴与唯一的条约盟友——也就是俄罗斯与朝鲜——现在成为了令东北亚地区出现冷战式对抗风险加剧的两个国家。该条约也给北京带来了更多麻烦，因为它似乎加深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边轴心的印象，而这是北京方面一直极力避免的。”
“日本、韩国和美国现在也许会认定，俄罗斯和朝鲜的防务条约所构成的威胁导致它们需要在中国周边地区增兵或加强防御能力，以此强化去年在戴维营宣布的三方安全安排。出于这些原因，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不乐于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萌生的兄弟情谊。”
- 伯恩斯大使接受BBC采访谈中菲海上摩擦和中美人文交流等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6月20日在北京接受BBC了的采访。在这个采访中，伯恩斯大使透露即便发生了中菲海上摩擦这样的事件，中美两国仍旧进行频繁对话；他还谈及中美人文交流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
6月17日，菲律宾一艘补给船和两艘充气艇赴仁爱礁。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海警依据15日生效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对菲律宾船只做了登临检查并强制驱离。事发当天晚上，菲律宾声称中国“拖曳”了菲律宾船只。
美国国务院17日发声明，表示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并且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南海。
菲律宾媒体GMA新闻18日报道说，在冲突中，有一名菲律宾士兵的手指被切断，另有数人受伤，该媒体还援引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称，中国海警从菲律宾军队手中缴获了八件大威力枪支，一艘菲律宾充气艇被刺穿。但是，菲律宾官方人士没有对这篇报道进行证实。
在接受BBC的采访中，伯恩斯说，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性和竞争性”，但两国正在频繁地进行对话，以避免南海冲突。他说，“我们的军队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行动非常接近。我们都不想向对方发出错误的信号。”
伯恩斯表示，美菲日军事同盟，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等问题都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冲突点，但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让（双方官员）“保持接触”。
“中国同意加强军事交流，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双方想要进行沟通，因为我们最不希望发生意外、误会导致冲突，”伯恩斯说道。
——在采访中，伯恩斯谈到了中美人文交流。此前，中美两国都承诺致力于开展更多人文交流。与此同时，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已从 2011 年的约 15,000 人下降至 800 人。习近平希望在未来五年内欢迎5万名美国学生来华学习。
但伯恩斯大使在采访中指责中国政府部分人士没有认真对待习近平鼓励两国人民交流的愿望。伯恩斯说，“自旧金山峰会以来，已经发生了 61 起（中国）安全部门或政府部门阻止中国公民参与美国使馆的公共外交项目的事件。他们还阻止人们前往美国参加团体的访问，因此，我们很难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不过，最近不少报道也显示，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称，他们受到美国边境官员的不公平对待，被关“小黑屋”长达数小时。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进行了抗议。
另一方面，美国还对中国发布了“3级”旅行警告，敦促游客“重新考虑”他们去中国的旅行计划。伯恩斯在采访中称这是一种预防措施，不是阻止两国的交流。
在两国外交官各说一词的交互中，我们能够看到扩大中美人文交流在现阶段的确困难重重。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Dennis Wilder）最近在接受中美交流基金的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尚未在香港或中国恢复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工作。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不再包括中国。博仁奖学金计划（Boren Fellowship）是培训外语人员的外语水平然后进入美国政府的项目，现在已移至台湾，不去大陆了。因此，至少在美国方面，政府支持（交流和语言的）的计划肯定是反对这种（中美间）联系的。因此，像中美交流基金以及乔治城大学这样的机构所作的工作需要填补这块空白。
- 中国高净值人移民增多
根据日经新闻6月18日的报道，中国去年出现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净值人士外流，预计 2024 年将有创纪录的 15,200 人外流。
根据投资移民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报告，中国经济轨迹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许多中国百万富翁选择离开祖国的首要因素。研究人员表示，美国成为首选移民目的地。
该公司发现，去年有 13,800 名高净值人士离开中国，其中大部分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此类高净值人被定义为拥有至少 100 万美元资产的人。
Henley & Partners 表示，很难知道有多少财富被这些移民带走，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迁移最多的富裕人士通常是拥有 3000 万至 10 亿美元财富的人。”
文章指出，大量中国富人移民可能会加剧其经济压力。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让大型开发商陷入困境，严重削弱了中国的财富，同时也给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早些时候表示，由于房地产市场动荡，中国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继去年 12 月，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将中国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惠誉评级于 4 月份将中国的主权信用前景下调至负面。
《中美印象》本周推送文章
张涓：专访宋怡明：明史、《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中美关系。中国社会比疫情之前有更严格的监控，这可能会令人不安。但坦诚对话的空间仍然很大，而且一如既往，中国人最清楚边界是什么。至少我可以确认，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黑色幽默似乎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对经济状况、国家和党的状况充满担忧。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新冠疫情后的中国时所表现出的不安情绪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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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凌：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的徐辉少将也公开“奉劝”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不要再打了。与互联网上对徐少将的各种冷嘲热讽略有不同，笔者觉得呼吁停火，珍惜生命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如果他也能“奉劝”两场战事的其他各方，尤其是哈马斯领袖同样地去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可能就逻辑上更加自洽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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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颐：近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杂志在今年五、六月刊发表的题为为《胜利无可代替：美国不应该管控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赢得它》(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编译了这篇具有争议性的文章的主要论点，并综述了坎贝尔的回应以及《南华早报》一篇时评的批评观点，旨在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前美国社会中关于中美关系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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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谨慎共存还是强硬竞争？
近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杂志在今年五、六月刊发表的题为为《胜利无可代替：美国不应该管控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赢得它》(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由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和刚退休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 共同撰写。文章措辞强硬直接，提出美国必须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往来，提升自己的国防实力，并在中国内部传播“真实信息”，旨在彻底赢得这场被视为“新冷战”的竞争。
作者们批评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不过是步 20 世纪 70 年代与中国接触政策的后尘，于事无补。美国应该奉行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的对苏政策，将北京推向边缘。他们认为，美国应欢迎与中国发生更多的摩擦，并呼吁美国应助力一个摆脱共产主义统治、能自主制定政策路线的中国的诞生，正如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结局那样。此类右翼“鹰派”言论在美国政治中并不少见，但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在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出现地愈发频繁。博明是特朗普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最高级助手，而加拉格尔更是“字节跳动”禁令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们的观点很可能会影响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
对此文，美国现任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出席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 的一场活动时专门进行了回应，指出美国之前不是没有推行过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的政策，但l屡屡失败。华盛顿今天的对华政策不是要剪断与北京的关系，而是公平竞争，和平相处。本文编译了这篇具有争议性的文章的主要论点，并综述了坎贝尔的回应以及《南华早报》一篇时评的批评观点，旨在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前美国社会中关于中美关系的不同观点。以下内容为三篇英文文章的节译，不代表本文作者或本站的观点。
《胜利无可代替：美国不应该管控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赢得它》(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博明(Matt Pottinger) & 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胜利会是什么样子？中共统治者将放弃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冷热冲突中获胜的企图。而中国人民–从统治精英到普通百姓–将找到灵感，探索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从此告别这个以对内压迫和对外压制为特点的制度。
除了更加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之外，美国还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关系将需要更大的摩擦。华盛顿将需要采取可能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对抗性言论和政策。这意味着要让中国领导人为其制造全球混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意味着坦率地谈论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这意味着迅速提高美国的国防能力，以取得对北京明确无误的优势；这意味着切断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渠道，挫败中国领导人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努力；这意味着只有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美国的强势颠扑不破的情况下，才能与北京展开外交。
当前的时刻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苦果–这套政策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最高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首创，并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任内得以延续。相较之下，里根总统试图赢得冷战，而不仅仅是管控冷战。1987 年，当里根准备在柏林墙前发表演讲时，他的一些助手恳求他删除一句他们认为具有无端挑衅意味的话。里根明智地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并发表了他总统任内最具代表性的讲话：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今天，华盛顿必须采取类似的态度，更加努力地在中国国内传播真实的信息，让中国公民能够安全地相互沟通。拆除—至少是在中国的 “防火长城 “上打洞–必须成为华盛顿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就像当年拆除柏林墙一样。
但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挟持西方，尽管美国可以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仍然会输掉新冷战。北京一心想将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和对关键新兴技术的主导权武器化。为了降低中国的影响力，确保美国而非中国掌控未来的关键技术，华盛顿需要重新设定双边经济关系的准则。首先，华盛顿应废除中国的永久贸易最惠国的待遇，因为这一待遇为中国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并将中国转入新的关税体系，逐步提高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产品的税率。提高关税所带来的收入可用于抵消美国出口商因中国不可避免的报复性措施而产生的成本，以及加强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产品的供应链。
为了彻底改变其美国目前千疮百孔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应通过从盟国招募优秀人才推动国防工业的创新。美国政府每年通过EB-5 计划批准大约1万个签证，该计划允许移民在美国企业投资数十万美元后获得绿卡。该计划充斥着欺诈行为，已经远远偏离了其作为创造就业机会计划的初衷，主要成为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百万富翁成为永久居民的一种路径。这些签证名额应被重新用作在对国防至关重要的领域中拥有高级学位的同盟国公民身上。
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房间里的大象”–华盛顿希望在与北京的竞争中实现的最终目标–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至于历届美国政府来来去去，却从未就如何结束竞争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
拜登政府将管控竞争作为目标，但这不是目标，而是方法，而且是适得其反的方法。华盛顿把自己对华政策的目标变为过程：本应成为美国推进其利益的工具的双边会议本身却成了核心目标。
华盛顿不应惧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期望的最终状态：一个能够摆脱独裁统治、规划自己道路的中国。中共领导人的严厉统治甚至让其追随者相信中国近来在繁荣、地位和个人幸福方面急剧下降的做法值得重新审视。这些做法不仅造成了全方位的监控国家、强制的劳动营以及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同样也亵渎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一种更好的模式终将从这些源泉中诞生。
几代美国领导人都明白，通过战争或美国的屈服结束冷战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说 20 世纪 70 年代对华盛顿有什么教训，那就是试图与一个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列宁主义独裁政权实现稳定而持久的均势–即绥靖–注定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最好的战略是让苏联人相信他们正在走向失败，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苏联人民对整个体系的怀疑。
华盛顿应设法削弱中共帝国主义的势力，并努力寻找一位对西方友善的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强行更换政权、颠覆或战争。但这确实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意味着接受中共并不想与倡导自由价值观、因而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大国长久和平共处的共识。目前，中国人大批离开祖国，这证明他们希望生活在尊重人权、崇尚法治、提供多种选择机会的国家。台湾的例子表明，中国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地方。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能会很漫长。但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中国所有人的权利和愿望，这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
《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完全走错了路》(The U.S. Is Going About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ll Wrong)
Mallie Prytherch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撇开美国是否应努力 “赢得 “与中国的竞争这一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不谈，预设这场竞争会取得最终胜利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也是陈旧的。这一前提建立在对战略格局的误读和对意识形态优势假设的过度依赖之上，从而导致了基于这一理念的任何政策建议都会继续失误。
如果时间倒退 10 年或 20 年，也许这些想法会更有价值。但现在美国要想大幅遏制中国的崛起，为时已晚。将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也极具误导性。苏联只是美国在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而 21 世纪的中国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和技术等各个层面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此外，加拉格尔（和博明）在文章中提出的 “只有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只有在美国的强势颠扑不破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与北京展开密集外交 “的观点也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不再关心或必须以这些条件开展双边外交–如果它觉得美国不愿意让步，它就会干脆停止沟通，2022 年的两军对话的终止就是如此。
美国政治家对其 “赢得 “与中国竞争的信念源于一个常见但有缺陷的假设：如果美国能创造适当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国公民就会要求其领导人实行民主。这种错误的假设认为美国的制度既是普遍可取的，也是可以通过外部影响实现的，这就高估了美国催化民主变革的能力。认为中国每个人都在等待美国赐予他们民主的说法不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前后矛盾，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美国可以也应该对中国和中国的制度提出有效的批评。但如果像加拉格尔去年接受采访时那样，通过宣扬美国将成为 “轻新疆 “社会的世界末日理论来达到目的，只会让美国显得偏执和妄想。此外，认为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就意味着政权更迭，这无异于招致战争。
在太平洋两岸，那些认为中美竞争会有 “赢家 “的人都陷入了过度自信的泥潭，对地缘政治格局缺乏实际看法。将中美竞争过度简化为一场可胜可负的博弈，凸显了二战后遗留下来的“还原论”、二元论思维模式。这不仅阻碍了更现实、更有效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为美国利益和世界创造了一个危险的环境。
坎贝尔对博明和加拉格尔文章的回应节选自此报道：
《坎贝尔：追求中国的政权更替是“鲁莽”的》(Calls For China Regime Change Are ‘Reckless’: Kurt Campbell)
Nikkei Asia
在史汀生中心发言时，拜登政府负责印太事务的关键官员坎贝尔回应了《外交事务》最近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必须取胜，而非仅仅管控。坎贝尔反驳说，追求这样一条道路将是 “鲁莽的，而且很可能是无益的”。他说：“在欧洲战火纷飞、加沙局势不明朗、红海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清单上加上‘让我们尝试推翻全球舞台上的另一个主要大国’，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我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当前的利益”。
坎贝尔表示，首先，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目睹了华盛顿以前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进政权更迭的尝试，知道这些尝试都不成功。其次，美国多年来一直高估了自己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方向的能力。“我们必须高度谦虚地看待我们认为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方面所能做到的事情”。相反，美国需要接受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参与者，了解中国的优先事项，并 “以不损害我们的利益或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的方式共存”。
坎贝尔在谈到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最近对华盛顿的访问时说，中国目前的首要关注点是经济，并寻求让投资者放心，中国对未来的发展有规划，而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这些目标。从长远来看，这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不同，美中两国在经济上有着深刻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他说：“中国很难在不损害自身经济的情况下采取某些措施，我想我们现在明白了，经济表现是习（近平）主席目前所重视的核心问题。（我们）既要在国内强化自己–比如通过建立不过分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又要与中国政府保持谨慎共处，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困难的挑战之一”。
关于7月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坎贝尔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印太伙伴国将强调印太安全与欧洲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但坎贝尔表示，北约在未来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伙伴对话时将 “谨慎行事”。他说，北约目前并不寻求更多的地区外任务，也不会寻求发出这样的信息，这实际上暗示了之前提出的在东京开设北约联络处的建议不会出现在今年峰会的议事日程之上。
专访宋怡明：明史、《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中美关系
【哈佛大学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 (Michael A. Szonyi)是一位明史专家，擅长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史。在研究明朝的军户历史后，他发表了《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书。在中国“清零”政策结束后，宋怡明教授就迫不及待地在奔赴中国考察，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学年。从历史中窥探现实，从现实中找寻历史。《中美印象》近期就历史和目前的中美关系等问题对宋怡明教授进行了专访。】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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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明朝给当今中国社会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朝代在哪些方面仍旧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宋怡明：可以通过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任何朝代的历史遗产。 我重点关注明朝两个方面的遗产，一个是在国际上留下的遗产，一个是在中国国内留下的遗产。这两个方面都特别有趣，因为它们目前已经完全脱离了明朝的束缚。换句话说，这些遗产后来被认为是永久性的中国传统特征，但实际上并不是，它们是明朝的产物。
第一个是朝贡制度，它是组织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基本上是通过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前现代版来主导東亞地区，其外交关系是在一系列高度仪式化的国家间进行的，而这些国家一面承认中国的卓越地位，另一面與中国做物質性和象徵性的交換。虽然表面上这是参照汉唐的先例，但大多数人在谈论朝贡制度时都是指明朝的这种制度。
无论好坏，这一制度仍然是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主要历史类比。对中国崛起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复兴传统的朝贡制度；较为积极的人士则认为，朝贡制度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独特做法，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
第二个是乡村秩序，特别是在中国南方，鄉族是明朝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我所说的鄉族，是指拥有共同姓氏的家庭群体，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村里的男人都声称自己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方，宗族组织主要负责维持秩序、地方公共工程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 這就是所謂鄉族組織。
这种社会秩序的实物表现是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旧在南方村庄随处可见的宏伟的祖祠。以及显示族内所有男性居民如何世代传承，彰显村庄的共同祖先的族譜。现在，当地正在大规模重建祖祠，恢复印刷版本的家谱以及创建線上家谱。
正如我和多位华南历史学派其他同事的研究表明，这种乡村秩序首先在宋代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运动开始形成，然后直到明代才在社会中普及化了。到了十九世纪，这种秩序開始受到改革者和后来的革命者的广泛攻击，他们认为必须废除旧秩序，才能建设新中国。正如我的导师科大衛（David Faure）曾经说过的那样，传统的乡村秩序远不是中国社会所展示的永恒的一面，实际上它的历史相当短暂，不超过几个世纪。而这就是明朝的遗产。
更具推测性、或许也更具争议性的是，我想探究明朝是否是中国社会以种族为基础这样一个概念的重要转折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多次强调他的目标是消除蒙古和其他内亚地区对明朝的影响。学者们后来逐渐认识到，明朝实际上实施了许多蒙古族元朝留下来的因素。
在我十多年前写的一篇题为《明热》（Ming Fever）的文章中，我探讨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认为明朝与他们自己的时代有相似之处的可能原因。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对明朝的兴趣反映在像超级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流行上，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时代之间一系列的共同特质：都有一位专制、全能的开国皇帝或领导人，他们都欲强加自己对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愿景，随后经历从未被完全实施的社会秩序到逐渐转变为繁荣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非常有趣的是，明热已经彻底降温了。当然，社会文化趋势和热潮的本质是短暂繁荣然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最新的“热”。但我也想，习近平十多年的领导是否可能打破了我上面描述的和明朝类似的观察。不过，继承危机是明朝每个皇帝转型的共同特征，所以也许我们会看到第二波明热。
您的新书《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观察，解释了明代社区与国家之间各种非正式的灵活安排。你从一个比较小的角度切入到这个问题：小人物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您希望展示的问题是什么呢？
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讲述了明代人口中一部分人如何履行对国家义务的故事。 “军户”展现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战略思维，试图找出如何即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明军提供军事劳务，又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潜在利益。这本书主要讲述这些策略及其更广泛的后果。
这种方法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过于狭隘，还有什么话题比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而思考整个中国历史这种方法更广泛的呢？ 毛泽东本人曾写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然，话虽这么说，我也不确定他会同意我的这本书的观点。
这本书旨在了解中国人如何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自己的创新战略，与国家层面进行互动，优化自身的利益，并在此过程中重塑国家的选择，并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研究这类问题可能并不能告诉你谁会进入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但我认为研究这个问题仍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
历史学家通常不会试图创造些对广泛的理论层面或可行的政策建议产生影响的“收获”。 这更多的是某些社会科学的野心。话虽如此，我认为这本书指出了中国长期治理的一个基本连续性，即为了有效地治理一个庞大的政体，历代中国的朝廷或者后来的中央政府都将一些职能委托给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我在这里想到的中文术语是“承包”或者“授权”）。这种宏观政策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社会参与者倾向于将国家政策转化为自己的优势，这种发展通常被视为反映了国家机构的失败或衰落。这是一些学者对具体政策与宏观治理方法之间相互作用的错误认识。
这些理念也推动了我当前项目的研究，即从乡村社会的角度重新讨论中国现代历史。 我希望在明年左右完成这本书，我想把这本书命名为《乡村中国》。
在美国当前有关中国的言论中，中国经常被描述为咄咄逼人。您认为这种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描述准确吗？
宋怡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非常不愿意将任何社会或文化（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社会）描述为天生具有侵略性或非侵略性。作为历史学家，我更倾向于问为什么关于和平或侵略的特定言论会广泛传播，我认为这应该是关于中国更恰当的问题。
我想从第一个观点说起。你的问题显然不是从中国思想中长期存在的传统说起，即把国家和家庭想象成彼此的类比和典范。从这点说问题本身是正确的。你并不是在问攻击性或攻击性行为是否是中国个人或家庭的特征。你问的是侵略或侵略行为是否是中国国家的特征。 如果我们将国际关系中的侵略视为通过无端的军事攻击来支持政策或扩张行为，那么很明显，侵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现在，在某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层面上，“历代中国国家不具有侵略性”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因为历代中国国家的规模大体上是不断扩张的（宋元时期是主要的例外）。 我的同事江忆恩（Iain Johnston）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表明战争的运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一些中国朋友坚持认为，中国的扩张并不是侵略，因为这主要发生在非汉族统治时期，特别是满清时期（1644-1911），汉族统治者从未从事过侵略行为。 这在历史上是不正确的，越南在这方面有两次的证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论点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反映了对历史的一种挑剔的态度：把过去中国人喜欢的东西拿来为己所用，把过去不喜欢的东西贴上外国影响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归还被清朝吞并的领土的理由，而现代中国领导人重来没有认真地讨论过这个观点。
话虽如此，迄今为止，中国传统中肯定有一种强有力的言辞，即中国的外交政策偏好始终是儒家、和平和非扩张主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因其周边国家和人民对其文明（又是软实力!）的吸引而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不应将言论与现实混为一谈，我们尤其不应认为这种言论为预测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用的方法。
中美是否陷入新冷战？如果不是，您如何定义目前的中美关系？
宋怡明：当我们使用“新冷战”等历史类比时，我们应该始终注意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个类比准确吗？ 这个类比有用吗？ 我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这个类比准确吗？今天的美中局势是否与二十世纪中叶的美苏竞争大致相似？ 以下一些事实可以证明并非如此：当今两国的经济紧密相连；脱钩是一回事，但将两国完全分开又是另一回事；两国面临着共同的全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为了地球的未来，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许多其他挑战。我感到特别强烈的一个不同之处是目前在美国的数百万华裔美国人和中国游客所扮演的角色。这和在冷战时期没有任何可比性，而且随着美国反华（以及更广泛的反亚裔）暴力的增加，即便仅仅是这样思考也会使这些人处于非常困难、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
其次，这个类比有用吗？从美苏竞争的角度思考是否为我们今天推动政策提供有用的借鉴？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在我看来，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忠于和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而在竞争中获胜仍然是正确的方法（软实力，这是第三次提到）。
目前，美国部分政策界人士对在台海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存在一些疑虑。随着中美关系竞争性的加强，您认为该政策仍然是维护海峡两岸和平的有效政策吗？
宋怡明：一位美国政府前高级官员曾告诉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每天早上，假设习近平醒来说“我们今天不入侵台湾吧”，那这一天就是好日子。我很同意这个评价。我认为，战略模糊仍然是维护台海和平的最佳途径。
不过，我认为支持战略模糊性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该政策能够阻止台湾的冒险行为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这种争论本身可以追溯到上个时代，但今天却反映出对台湾国内政治的深刻误解。对于台湾不能跨越中国大陆的红线而实现独立这一点，岛内蓝绿各方的政治精英和选民都充分理解这一点。换句话说，我认为陈水扁今天在台湾是完全不可能当选的。台湾继续奉行长期以来寻求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而且是清醒和谨慎的。这与鲁莽地走向独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阻止一种实际发生可能性为零的行为。
这就剩下该政策对中国的威慑作用了。战略模糊性既能阻止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也给中国增强自身能力的努力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好政策。该政策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台湾可以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美国可以增强其盟友的能力，以便更紧密地合作，以阻止中国未来的侵略。
事实上，我并不是非常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无论解放军的能力提高多少，成功入侵台湾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军事目标。在目前的环境下，一次失败的入侵可能会导致中国政权更迭，因此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会冒这个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即使一次成功的入侵也会以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威胁。我经常听中国朋友说，对台政策的灵活性受到国内民意的限制。情况很可能如此，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负责任的反应可能是控制而不是煽动民众的热情。
最后我想就两岸关系的和平发表两点看法。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入侵的范围。美国的综合政策还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阻止中国其他形式的侵略，包括封锁和信息战。 第二，我认为美国一些政客需要看到，台湾的未来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美国人不应将台湾视为削弱中国的工具，更不应该将其视为实现其国内政治野心的工具，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无益的。
中国在2022年底突然放弃了“清零”政策。您是在重新开放后，在中国呆了一整个学年、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之一。您在中国哪里旅行过？是什么促使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访问中国？您是否发现如此严格的政策给社会留下了伤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问题，那就是：您对疫情后的中国有何看法？
宋怡明：我于 2023 年 8 月前往中国有几个原因：继续研究两本书的项目，与我认识了几十年的同事和朋友见面，也是因为我想向中国学术界传达一个信息：美国学者热衷于恢复接触。最初我有很多问题：我能拿到签证吗？我会受欢迎吗？我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吗？我会给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添麻烦或危险吗？简而言之，我在中国的时光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 （但受到一些限制，我稍后将讨论这些限制）。我在十几个城市进行了二十多次演讲，引发了一些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帮助我完善了我的工作，并进行了一些新的合作。 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福州附近的永泰——我的主战场。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智力年（点击【这里】阅读更多关于宋怡明2023到2024在中国的学研活动）。
但我在中国的访问也并非都一帆风顺。我的一场讲座面临审查的风险；但我明确地表示如果我不能说我想表达的观点，我就会直接取消活动，最终这个问题被解决。我承认并非每个人都享有此特权。查询档案仍然困难且难以预测。有些人选择不与我交往，或者过于谨慎以至于让交往变得尴尬。但高层的命令是中国应该向世界开放，虽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一点，但大学管理部门仍旧热衷于支持各种交流。
中国社会比疫情之前有更严格的监控，这可能会令人不安。但坦诚对话的空间仍然很大，而且一如既往，中国人最清楚边界是什么。至少我可以确认，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黑色幽默似乎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对经济状况、国家和党的状况充满担忧。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新冠疫情后的中国时所表现出的不安情绪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你说得对，目前在中国很少有美国的学生。截至 2024 年 5 月，学生总数仍远低于一千人。 我认为，新冠疫情前后，美国年轻人去中国留学的想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激励我们的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去中国留学。对于学者来说，如今前往中国进行学术研究需要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是不是实用、是不是安全和相关的道德问题。也可能存在一些限制，并且这些限制对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在由鲍姆（Emily Baum） 和何若书（Denise Ho） 组织的周锡瑞（Joe Esherick） 网络研讨会上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点击【这里】查看更多相关信息）。每个学者都需要根据自己的考虑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强烈鼓励同事至少考虑恢复对中国的访问。无论双边关系是改善还是继续恶化，更多的相互理解、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对两国都有好处。
胡锡进：大陆为什么不能放弃武统台湾的选项？
编者按：胡锡进虽然不再是《环球时报》的主编，但他几乎每天都对中国重大的对外、对内及台海政策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他自己的微博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影响很大。本文是胡锡进6月20日发表的博客，转自《凤凰网》，原标题为“关于武统台湾，有人问了我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读者留言近900条。毋庸置疑，胡的观点可能为大多数中国精英所接受。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许也是中国台海问题决策团队和个人的观点。本站特转发以飨读者。
老胡今天在上海做一个讲座，提问环节又有人问我是否支持武统，以及我认为应该什么时间使用武力解放台湾？老胡经常被这样问到，今天我做了坦率回答。
我说，第一，我希望台湾问题尽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能不用战争方式就不用。中国有两个重大利益，一个是继续和平发展，壮大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推进全面现代化。另一个是完成国家统一，全面落实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说，我个人认为继续和平推进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促进全面现代化，这是需要我们长期矢志不渝奋力追求的目标，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增强中国综合实力的过程，就是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断创造更充分条件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实力越强，抵制统一就会越没有出路，分裂将最终被压垮。我们确立和平统一的路线，就是要把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彼此促进，它可能会增加一部分时间成本，但却同时增加了国家综合战略的稳健，并且可以减少黎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代价，这符合国家政治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然而，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战争的选项，在极端挑衅面前后退。我们努力推进和平统一，不是因为我们惧战，不等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战，那样的话不仅台湾问题会不断恶化，而且中国大陆的国际威信也将被严重侵蚀，变得谁都敢踩我们的红线，放肆地要求我们退让，我们将失去对美博弈和周边博弈所需要的基本政治信用，国家的战略防线可能一溃千里。
所以，如果台湾民进党当局敢搞“法理台独”，华盛顿敢越过红线把台湾当“国家”对待，无底线地挑衅中国大陆，导致维护和平本身变成代价高昂的过程，那么我们必须用战争手段对“台独”做出坚决回应，即使有损失，有代价，也要义无反顾。
▲“小手抓大手，携手出火坑；点灯驱恶魔，回家才会赢。”2024年元宵节前，解放军东部战区在自己的微信公号发布海报《回家》。
这意味着，我们平时必须对台当局和它的支持者保持强大压力，包括军事压力，让他们确信，中国大陆的红线他们就是踩不得，踩了必遭痛击。台湾割据政权越猖狂，它的灭亡就将来得越快。
那么，谁来判断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要保持和平统一的耐心，在什么情况下要断然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进入和平与战争中间的某个状态呢？老胡认为，这个裁量和决策权应当也必须属于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掌握的信息最全，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统筹最完整，最负责任，对台海和国际形势的把握也最能够做到准确，所以，我们在这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上，一定要听中央的，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高度团结，形成平日稳健，关键时刻排山倒海的力量。
就老胡个人来说，我希望台海和平，换句话说，见过很多战争和动荡以及了解那一切对国家和百姓意味着什么的我，一方面支持国家在台海问题上坚决博弈，一方面愿意看到和平统一会成为局势发展的真正主线。事情的逻辑很可能是，我们的武力准备得越充分，和平统一反而越可能实现。但是如果有一天清晨，老胡一觉醒来，看到台海战争真打响了，无论激发它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无论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多复杂，我都会坚决支持国家的决策，并且立刻调动自己的全部个人能力，投身到国家的决定性行动中去。我深信，到了那个时刻，与国家坚定站在一起是我们所有人的唯一正确选择。台海战争不打则已，一旦开战，我们必须取得胜利。到了那时，将没有犹豫、彷徨的余地，因为胜利不仅对国家，也将对我们所有人从根本上利益攸关。
王缉思：中美国内政治的变化是两国关系走低的决定因素
王缉思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他最近在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Jounral上发表了题为“中美角力背后的逻辑”（The logic of China–US rivalry）的英文文章（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文章的中文编译来自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的微信公号（点击【这里】订阅该公号）。王缉思在文章说，中国政治的“稳”和“定”，同美国政治的“乱”和“动”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要保持国内稳定，必须敢于并善于同美国进行斗争，并且做好双边关系出现惊涛骇浪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对于中美关系进入长期困难时期的原因，王缉思认为可以从四个相互交叉的变量或视角进行分析。
第一个变量是两国的实力消长。王缉思通过分析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历史，以及对比中国和日本国家实力，质疑了一些国际观察者关于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和中美矛盾缓和前提的推断。同时，他指出即使美国人认为中美实力对比从现在开始不再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美国也不会因此而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王缉思认为把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中升美降”的态势说成中美关系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根据的。
观察中美关系变化的第二个视角是两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对立和文明、文化差异。但是，王缉思认为这方面的矛盾和摩擦总体来说是一个常态，只不过斗争烈度时高时低。因此，他指出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立来解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交恶，也难以立论。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即使综合考虑实力对比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还是不能解释中美关系演变的全部历程。比如造成中美双边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互为敌手转变为缓和的最重要因素是“苏联的战略扩张对中美两国都构成了威胁”。
在此，王缉思提出观察中美关系需要有第三个视角——国际大环境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中逆全球化、泛安全化的趋势，是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国际大环境的一部分。
然而，王缉思认为以上三个变量或视角，仍不足以给中美关系的变化提供全面的解释。在实力对比变化、意识形态分歧突出、国际形势动荡的背景下，他强调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是构成影响双边关系的第四个变量，而且是变动最大、影响最大的因素。
王缉思分析美国阶级矛盾和族群冲突叠加，造成了政治斗争的扭曲和战场的转移，同时身份政治的争斗正在把美国带向困境和分裂。而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预料两党候选人将竞相宣示自己对华强硬的态度。他指出，在中美两国近年来的互动中，中国政治的“稳”和“定”，同美国政治的“乱”和“动”形成了鲜明对照。王缉思进一步表示中国要保持国内稳定，必须敢于并善于同美国进行斗争，并且做好双边关系出现惊涛骇浪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总结来看，王缉思在本文中分析了中美角力和博弈的背后四套相互重叠、互为因果的逻辑。只考虑实力对比和意识形态两个因素不能解释中美关系演变的全部历程，还需要将国际大环境变化以及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纳入观察；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他认为中美关系难以改善，却可望基本稳定。
线上讲座：走近周恩来–探究那个并未逝去的时代
中美印象网站与大学沙龙共同邀请陈兼教授分享他在过去20余年撰写《周恩来传》的心路历程。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对陈兼教授的采访。
哈佛大学出版社最近隆重推出了陈兼教授的巨著“Zhou Enlai: A Life”。这是杰出历史学家陈兼在多年从事多种语言、多边档案、以及多方面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周恩来是在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演变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巨人，为他写这么一本涵盖其一生、并同时具备学术和思想的深度又有可读性的综合性传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讲座里，陈兼教授将分享他写这本书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以及所面临的历史的、学术的、智识的和其他各种挑战。很多读者对孔飞力著《叫魂》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熟悉的，陈兼教授正是这两本书的译者。本讲座不仅让听众直接聆听陈兼教授现身说法，分享治学和研究的心路历程、也为华语学术界提供一个极其难得的与杰出历史学家交流和切磋之宝贵机会。
北京时间：2024年6月23日（星期日）上午八点半
美东时间：2024年6月22日（星期六）晚八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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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凌：生命与和平，也谈乌克兰与加沙战事
编者按：中国国防大学的徐辉将军在新加坡质问乌克兰总统为什么打战，何以置本国人民宝贵生命于不顾，引发广泛谴责（点击【这里】查看“说说徐辉将军制止战争的新思维”）。旅美学者王飞凌教授6月7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生命与和平，也谈乌克兰与加沙战事”的时评，也就这个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的徐辉少将也公开“奉劝”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不要再打了。与互联网上对徐少将的各种冷嘲热讽略有不同，笔者觉得呼吁停火，珍惜生命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如果他也能‘奉劝’两场战事的其他各方，尤其是哈马斯领袖同样地去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可能就逻辑上更加自洽一致了。”作者授权本站转发该文。
流血与破坏总是极为可惜；流了这么多血还没有一个正义、正当的结局，去制止以后更多的流血与破坏，则会是更大的真正悲剧。
近来，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关于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的各种报道与评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两年多了，双方军人与乌国平民伤亡惨重，财产损失无数。
笔者到6月初，已经连续240多天收到“以色列在战争中”的官方通报，不断提及以方巨大的伤亡；而据哈马斯领导的加沙卫生部，当地死亡的平民则已是五位数之多。顺便说一句，该卫生部的工作能力与成效看来非同小可：整个加沙地带战火纷飞，封锁严密，几乎都被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它还能统计并报告具体到个位数的伤亡，确实很了不起。
恰巧处于同一时区的两个国际战场炮火连天，自然牵动无数人心。目睹大量人员伤亡而无动于衷，岂为人乎？“旁观者”呼吁和平停火，制止流血的各种声音，于是很自然地此起彼落：从无数文章、演说、声明到欧美诸国的许多街头和校园抗议——有些不仅情绪激动，还造成肢体冲撞、社群撕裂。有要求俄罗斯退兵的，有要求以色列停火的。
在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的徐辉少将也公开“奉劝”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不要再打了。与互联网上对徐少将的各种冷嘲热讽略有不同，笔者觉得呼吁停火，珍惜生命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如果他也能“奉劝”两场战事的其他各方，尤其是哈马斯领袖同样地去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价值，可能就逻辑上更加自洽一致了。
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是不是一回事？为了生命与和平，基辅与莫斯科应不应该就地罢兵；以色列要不要与哈马斯立即停火？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看来有二：如何看待生命，如何估价和平。笔者不才，就此分享一点看法，就教大家。
人的生命，不言而喻，乃是所有人权中之最，也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目标与出发点。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列举的人们那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依次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而三者中，其实只有生命是一个可以绝对衡量的价值。保护生命是评估治国理政与外交政策的一大基本指标，特别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但为了生命的安全与繁荣，人类又必须经常不断地前仆后继，不惜牺牲生命：从社区治安、建筑工程、迁徙求生到地球与太空探索，乃至各种国际竞争与战争。2400多年前雅典的伯里克利，在他传世的《葬礼演说》里就指出过，民主社会也必须不断权衡、为了崇高目标而担负风险与牺牲生命。
人作为生物体是生而平等的；在同一国之内，也理应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但国际间，因为人们从属并听命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下的不同国家政府，其价值观、行为也就因之而异。认定不同政体和不同文化都是同样优劣，它们的主张与要求也是一律等价，不是犯糊涂，就是有恶意；常出于一种自命不凡而无端傲慢的所谓“地球人”道德优越感，还颇为言行不一。比如说，据笔者所知，高呼支持哈马斯的大学生，鲜有愿意接受哈马斯法律去定居加沙的；挺俄反美的各等人士，则多是鄙卢布喜美元，移民欧美而不是俄国。确实，在欧美反华盛顿和在以色列反特拉维夫，比起在俄罗斯反克里姆林宫和在加沙反哈马斯，那风险与代价是少了几个数量级，而风光与成就则可能会多了几个数量级。
历史上因战争而牺牲的人无数，有些是为了保护家人及家园与寻求人类进步而献身，有些是为了夺取他人生命及家园与推动人类退步而当了所谓炮灰，还有许多平民则常常成为无名的、所谓必要乃至完全不必要的无辜“附带”牺牲品。幸运的是，据学者研究，与各国的内战相比，因为国际战争而丧生的人不仅有限，而且日趋减少。有意思的是，武器威力越是强大，战事伤亡反而减少；人类死于那闻之令人色变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数量，与死于冷兵器和一般枪炮的，简直无法相比。
强大武器须掌握在受约束者手中
其实，人类历史上最多的非自然死亡，都与恶政、内斗与低科技武器有关：从中世纪欧洲那绞肉机般的宗教战争、铁木真骑兵之类游牧征服军所犯下的种族灭绝、“世界帝国”如大唐或印加垮台时，多达一半或更多的人口死亡，到19世纪的太平军和近百年来一些国家的大饥荒与大清洗，等等。具体的最近例子是：20世纪后期红高棉和卢旺达等地的创世界纪录大规模屠杀，都是内斗，还主要都是用大刀长矛加一点手枪步枪之类。
从事实和逻辑上看，虽然可能有点违反直觉，但国际竞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对这些武器威力的集体恐惧），共同减少了人为造成的死亡。当然，最新军事技术变得越强大，就越有必要将该技术掌握在受到有效限制和可靠约束的人手中。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和平历来都是东方和西方人民共有的价值观，是人类政治不言而喻的一大基本目标。孔子与几乎同时的罗马贤哲都主张过“和为贵”。但和平并非无价；实现和维护这一理想价值的不同成本和方式，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健康和繁荣兴旺至关重要。人们须要秩序与和平，也同样须要正义与竞争。正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那句名言：“没有和平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民主法治与外交妥协，或者专制奴役与武力征服，都可以带来秩序与和平，但在不同“维和”方式下，人类其他的重要乃至基本价值的动态平衡与总体最大化，从公平、效率与创新到持久和平、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可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约在公元752年，被后人尊为中国诗圣的杜甫写下这样一首不朽诗篇：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为了生命与和平，毋庸置疑，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都应该尽早、尽快结束；为了更多更好的生命与更持久更广泛的和平，乌克兰战事与加沙战事都更应该有个公正、明智、合理的结束。流血与破坏总是极为可惜；流了这么多血还没有一个正义、正当的结局，去制止以后更多的流血与破坏，则会是更大的真正悲剧。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
专访张彦（Ian Johnson）：中美教育交流、新书《火花》、民间档案馆网站
【编者按：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正在减少。与此同时，学习日语和韩语的人兴趣大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美国人还有必要学习中文吗？如何促进两国的教育交流？《中美印象》最近和普利策奖获得者、记者、作家和研究员张彦(Ian Johnson)就这些问题，以及他的网站中国民间档案馆、新书《火花：中国的民间历史学家及其未来之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 进行了采访。】
有报道称，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正在减少，支持汉语学习的项目也变得屈指可数。 这是双边关系紧张的必然结果吗？造成这种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张彦：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几件事。一是由于对漫画和韩国流行音乐等软实力的迷恋，除日语和韩语外，在美国学习其他外语的人数都出现了下降。换句话说，美国的外语学习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关于汉语学习人数减少的问题，更多的是出自美国内部的问题。例如，高昂的学费迫使学生去攻读实用的学位，而不是花时间学习外语，因为这可能不会立即带来就业好处。这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我认为软实力因素也很重要。美国学习日语和韩语的人数之所以有所增加，而学习汉语的人数有所下降，这表明人们缺乏了解中国的意愿。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意味着人们看不到中国的许多积极的方面。他们看到的都是侵犯人权、空气污染和独裁主义——这些都是事实。但中国没能发表更多可以驳斥这些问题的观点，这很遗憾，因为中国是一个迷人的国家，拥有热情好客的人民、令人惊叹的文化和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问题是，中国不允许软实力的内在发展。软实力的崛起必须是内生的，不可能是政府制造的。中国政府的错误在于认为仅仅宣传正面形象就能让人们热爱中国。中国需要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不允许人民有创造力地自然而然地讲述这些故事，这不会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自然地对中国产生兴趣。
我们谈论的是18岁的年轻人。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这样的理由并不那么令他们信服。18岁的年轻人需要受到启发鼓舞，而现在，中国还没有提供鼓舞人心的故事。
有没有什么办法扭转这种局面，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学习中文呢？
张彦：在冷战时期，我们有各种学习俄语的项目，但现在并没有看到这些项目。美国政府还发布三级旅行警告，敦促人们“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一些大学不允许将学生送往有此类警告的国家。
但这不仅仅与政府有关。许多学者也对去中国犹豫不决，这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如果老师都不敢去，学生为什么要去呢？大学需要组织学生团体与老师一起旅行，打破僵局并表明中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令人生畏。在犯罪方面，中国其实比美国更安全，中国人民也很好客。批评者可能会提出像两个迈克尔案件（在加拿大政府拘留孟晚舟之后，中国政府随即以间谍罪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的名字都是迈克尔）这样的问题，但这是不同的。我们谈论的是正在学习语言的本科生，他们没有被捕的风险。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美国目前整个国家非常内敛，与外界接触较少。此外，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等技术，认为我们可以使用软件来阅读外语，也是学习外语人数减少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这将导致一代人不去中国，不学汉语，这将是重大损失，甚至是危险的。即使中国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而不是更少。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中国采取了不少吸引外国人去中国的措施，包括简化签证申请和允许使用境外信用卡。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5万名美国年轻人到中国访问。您对中方近期在该领域的举动有何看法？
张彦：所有这些举措都很好。在华美国学生（包括暑期班学生和短期访问学者）从未达到、甚至接近过5万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无法相信中国能实现邀请5万美国年轻人访华的目标。但话又说回来，问题不在于中国。的确，去中国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例如在中国需要使用其专有应用程序来叫出租车或支付服务费用，或者（中美往返）机票的昂贵。但这些都是短期问题。长期挑战更难以克服。
长期的挑战是什么？
张彦：这需要追溯到美国。这些挑战来自美国国内的问题：人们不太向外看了。每个人都关注大学毕业后对工作的迫切需求。他们背负着高额债务，因此觉得有必要立即找到一份工作。所以，虽然大学生学习中文或其他外语会很有趣。但现在，这被视为一个非常昂贵的就业的敲门砖。
《纽约时报》近日发表文章称，中美最新一轮贸易关税代表着廉价中国商品时代的结束。这是拜登总统的短期竞选策略还是美国的长期贸易政策？
张彦：就廉价的中国商品而言，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中国正在开展产业升级，不再只生产基本产品，因此，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我注意到美国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正在演变成一种产业政策。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可能不会让美国的制造商受益，更不用说消费者了。我理解美国需要保护自己，避免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技术。这是有道理的。例如，没有必要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芯片和类似产品。但如果我们继续将所有行业都指定为战略产业，例如电动汽车，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会成功，不仅如此，它还会破坏美国曾经倡导的全球贸易体系。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刚刚上任中国就举行了军事演习，强调遏制“台独”的决心。再加上美日、美菲同盟的加强，我们感到东亚周边地区的不稳定感日益增强。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张彦：我认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因为他们希望发生一些事情，但我认为他们不太清楚该怎么做。他们对选举结果并不满意。我认为这些演习这类事是可预测的——中国觉得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来表明他们不喜欢选举结果，但这也表明他们对如何解决台海问题没有明确的政策。进行这些演习并不会降低人们对台湾民进党的支持。相反，这表明台湾任何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想法似乎越来越不可信。我认为这些政策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显然中国对选举结果并不满意。
您在中国担任记者多年。回想起来，那段经历有什么让您怀念的吗？
张彦：我喜欢在中国生活。我在那里度过了大约20年的时光，我在那里还有很多朋友。我正在做一些项目，想回去与人们交谈并保持联系。 80、90、2000年代在中国是一个黄金时期。也许我将来会以游客的身份回去。不过，我并不打算以记者的身份回去。我想我人生的这一章已经结束了。再说，那份工作也更适合于年轻人。
在您最新的著作《火花：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未来之战》中，您描述了中国一群您称之为“民间(underground)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记录的历史通常难以在中国出版。这些民间历史学家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工作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意义？
张彦：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underground”一词。我试图在英语中找到一个与中文“民间”相似的术语，类似于“流行”、“民间”或“非政府”。从定义上来说，民间历史学家是指那些通过纪录片、书籍、博客甚至艺术品等各种媒介挑战中共对历史垄断的人。他们不一定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尽管有些人有。
“民间”一词凸显了这些历史学家与政府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他们是少数群体，目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趣的是，台湾正在翻译我这本书，译者将之称为“中国地下历史学家”，旨在反映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挑战国民党的党外运动。那些参与党外运动出版书籍和制作电影的人在台湾被称为“地下人士”。我本以为他们会翻译成“民间”，但由于“地下”在台湾岛内的意义，译者坚持使用该词。
我所记录的民间历史学家并没有要推翻中共的意图。这批人数量不多，他们的使命是为中国的子孙后代保存历史资料。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也不会出现在其他主流媒体上。这些历史学家中的许多人曾经能够更自由地记录历史，但现在他们专注于保存文件和材料。他们致力于让其工作生生不息，直到将来某一天，他们的工作能够得到更公开的认可。
您最近推出了一个名为“中国民间档案馆”的网站。该网站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您对该网站的愿景是什么？
张彦：最初，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人们总是问我在哪里可以看到和获取这些资料。我想说其中一些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比如电影和其他资料。但我意识到，除非可以访问主要的研究型图书馆，否则很难找到这些资料。
网站的目标受众是中国人。我知道该网站会因其性质而在中国立即被屏蔽，但我采访的许多人以及活跃在该领域的人都使用 VPN。我的目标是为主要在中国境内的人提供资源，但并不为网站上的所有资料背书。我们相信这些资料的价值，但我们并不声称每本书都是好书。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站就像一个图书馆。我们提供一个简短的概述，大概 500 字，有英文和中文。
这是一个双语网站，因为英语是学者的国际语言，而中文是文本和电影所必需的。我设想在这个网站上，对某个主题感兴趣的人可以找到有关该主题的更多材料。例如，他们可能会发现其他人也研究过同一主题，或者找到更多艾晓明的电影。
目前，网站使用关键词链接。例如，如果与特定的运动相关，如反右运动，就会被关键词引导到该运动。我们还根据时代、形式和创作者进行分类。因此，用户可以简单地搜索网站上的某个作者的所有作品；或者可以交叉搜索，找到网站上所有关于文革的电影。我们正在升级使用新的数据库软件，以便可以搜索整个文本（现在对电影资料还没有这个功能，只有文本可以），以查找特定单词和术语。我们还添加了搜索引导等功能。网站仍处于初建阶段。我们推出该网站时知道这并不完美，但我们仍旧希望推出该网站，并收集人们在使用网站过程中的反馈。
您多年来对中国的宗教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2021年，习近平主席就宗教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中国坚持宗教问题中国化的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此后，您在中国宗教领域观察到了什么新变化？
张彦：中国化或本土化意味着对宗教更为严格的控制。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令人费解的是，如何呼吁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化呢。中国政府的意思显然是要更严格地控制宗教信仰，而这适用于所有宗教。
中国政府还试图借以使用这个词来彰显不偏不倚——显得他们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事实上，中国政府真正的目标是遏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两种宗教最令政府担忧，因为尽管它们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们被视为外来宗教，并且与外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政府关心的问题。伊斯兰教在中国已有1300年的历史，可以说已经本土化了。然而，成为穆斯林也意味着成为全球信徒群体的一部分。穆斯林职责的一部分是去朝觐，即海外朝圣，许多穆斯林还参加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例如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学校。这并没有错，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对所有宗教团体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并阻止任何对外联系。
基督教在中国分为新教和天主教。政府控制天主教的努力是最终与梵蒂冈达成协议，将地下天主教堂纳入爱国教会之下。对于新教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没有可供谈判的对等机构。他们关闭了大型的城市教会，例如王怡牧师的秋雨教会和北京的锡安教会，从根本上摧毁这些宗教中的任何公民社会元素。他们要根除政府控制之外的一切独立权力的来源。这使得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与对待非政府组织的态度相似。宗教只是他们寻求控制的另一个领域。
我们在西方媒体上看到的镇压主要针对这些宗教。而佛教、道教、民间信仰虽然比过去管控更严格，但政策优惠也更多。政府对他们更加放心。民间信仰，包括祭祖和参拜圣山等习俗，不是中国的官方宗教，但却涵盖了广泛的信仰和习俗。这些习俗曾经被认为是迷信，但现在被重新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这一转变使政府能够支持朝圣和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宗教性的，但他们可以被称之为文化习俗。他们更希望人们信仰所谓的本土宗教，而不是外国宗教，尽管他们仍然希望这些信仰由共产党领导。
（邹若轩对该采访有贡献）
中美印象简报：亚裔学者和FBI等执法机构举行对话
2024年第8期
编者按：中美印象网站2014年上线，今年是它10岁的生日。网站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栏目是《中美印象简报》。我们今年初恢复这个栏目。《中美印象简报》除了会在网上发布，还会通过电子信箱寄送给读者。读者可以到网站首页输入自己的信箱。《中美印象简报》会向读者推送《中美印象》网站本周“原创文章”，介绍双边关系的“新闻热点”，并发表本站的“短评”。
短评：
本期将焦点聚集在休斯顿莱斯大学举行的一场亚裔学者与FBI等执法人员的对话。6月6日，在这场罕见的会议中，与会的FBI官员表示，他们注意到了亚裔研究人员对歧视的担忧，表示愿意与亚裔社区以及研究人员建立信任。
FBI休斯顿分局分管特工工作的道格拉斯·威廉姆斯（Douglas Williams）在会上说，“我们希望你们（亚裔社区）能有坦然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参加会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们信任我们，这样，当亚裔社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相信肯定有，你们能够毫无顾忌地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进行调查。”
另外一位参会的FBI休斯顿分局的高级官员凯莉·崔（Kelly Choi）表示，虽然他们的职责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包括免受来自外国的技术间谍活动，但也致力于保护美国所有个人的公民权利。
本次会议是由亚太裔美国正义工作组(Asian Pacific American Justice Forum)、莱斯大学以及德州多元文化倡导联盟(Texas Multicultural Advocacy Coalition)联合组织的。
会议主要探讨了在紧张的中美关系之下，美国亚裔尤其是华裔研究人员对面临可能的不公正调查的不安情绪。在会议上，FBI总部负责反情报的副局长吉尔·墨菲（Jill Murphy）表示，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FBI支持正常的学术交流，并重申欢迎最优秀的科学家来美国的重要性。
参加休斯顿会议的还有德克萨斯州南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阿拉姆达尔·哈姆达尼 (Alamdar Hamdani)。哈姆达尼在会上重申他致力于保护公民权利的信念。
亚裔尤其是华裔学者之间蔓延的不安情绪始于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的“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这个项目最初是“为了打击商业领域的经济间谍”，但之后“为了遏制中国政府盗窃美国科研成果”，转而对多名亚裔尤其是华裔科研人员进行调查。被调查的人中，大多数人最终被宣布无罪或案件被撤销。
“中国倡议”对华裔科研人员的调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据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s Forum）2023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两面夹击：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恐惧》的调查，89%的人表示希望为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做出贡献，但42%的人对开展研究感到害怕，大约一半的人表示，恐惧导致他们不敢申请联邦资助。大约61%的人，尤其是年轻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感到有被迫离开美国的压力。这份报告是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间对1300多名美国华裔研究人员进行的调查。面对民权组织和亚裔社区的强烈反对，拜登政府在2022年终止了“中国倡议”。
亚裔美国学者论坛执行主任吉塞拉·佩雷斯·草川（Gisella Perez Kusakawa）在参加休斯顿会议时表示，终止“中国倡议”是缓和亚裔学者所面临的高压状态以及停止针对亚裔学者的第一步，但这只是一个努力。她表示：“要确保美国拥有一个受欢迎的环境，能够吸引和留住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还需要更多努力。”
在“中国倡议”被终止后，对华裔背景的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机场入境“二次筛查”引起了广泛注意。4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3年来，近300名中国公民遭到美方无端滋扰遣返，其中持有合法有效材料的留学生超过70人。”
与会的德克萨斯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高级专职律师戴维·多纳蒂（David Donatti）在会议上表示，这些学生，包括马上进行论文答辩的五年级博士生，在受到审讯并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许多人面临五年的入境禁令。
多纳蒂在会上建议，入境美国的亚裔学者如果有律师的话，可以携带一封律师的信，表明有法律代表。此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携带一封来自大学的信，表明和这所大学的关系。他说，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也不会保证就没有麻烦。
与会人员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国土安全部下辖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国务院之间的职责区分。持有国务院颁发的合法签证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进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有权利进一步审查甚至驱逐持有合法签证的来美旅客。
据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成立了学术合作委员会（Academic Partnership Council），成员包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该委员会就涉及国土安全部和学术界的问题向国土安全部提出建议。
6月3日，该委员会发布了其高等教育小组委员会撰写的《外国恶意影响》报告，建议对边境官员进行更多关于旅行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的培训。该委员会如何在学术界正常的活动以及保护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美印象》本周推送文章
米兰达、史家臣：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移民来源国，仅次于墨西哥和印度。截至2022年，美国4600万移民中约有5%来自中国。虽然过去十年中国移民人数不断增加（2022年中国移民人口增加了64.7万人），但过去一年试图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中国公民数量却急剧上升。2023年，超过3.7万名中国移民因试图非法进入美国而被拘留，而这一数字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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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涓：专访迈里克（Rachel Myrick）：美国国内党派分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政治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但对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仍存在分歧。我倾向于认为，两极分化的加剧将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极端两极分化如何影响外交事务的书，将强调两极分化造成的三种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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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臣、邹若轩：专访陈兼：新书《周恩来传》。周恩来既是现实政治的实践者，也是内部政治的实践者。几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关于周恩来的一个演讲中说道，我真心希望在北京的中南海或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白宫里，能出现一位类似周恩来的人物。我仍然怀有这种希望。在我们这个极端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日益肆虐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弥合中国、美国和世界之间差异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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