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阔天空  来源：美国华人

　　序 言
　　美国2018年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两个政党都在这个最后冲刺阶段密锣紧鼓地进行选战。在激烈的选战之中，双方为了争取选民，都会一方面宣扬本党的政治纲领，做出竞选承诺；一方面唇枪舌剑，互相针砭。对于所有的选战言论，我们作为选民应该尽可能地根据事实辨别真伪，否则我们手中的选票就很有可能被误导。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只有了解真相，民众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治。”（注1）
　　本系列将会对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比较，期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两党的历史起源，演变转化，政治理念，竞选策略，治国纲领，执政手段，等等。但是常言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且让我们看看两党主政白宫的经济实绩。
　　那么，如何比较经济实绩呢？笔者不是经济专业人士，但是根据自己超过20年的金融信贷和风险管理的经验和体会，选择了这几个具体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增加，失业率，联邦财政赤字，国债增长，通胀率，和股市表现等等。
　　在分析以上这些经济指标之前，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分析方法。首先，笔者一直认为，看待历史需要用长镜头和广角镜才能看得清晰全面；因此分析经济指标，也应该尽可能收集更多的原始数据，才有可能观察到一些规律，减少各种各样的意外性因素。其次，笔者注意到三个因素：（1）每个总统上任之后，都需要通过国会立法来实施其施政纲领，而立法过程或短或长，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上任之后的一百天之内就立法通过了许多的“新经济政策”，而特朗普和共和党虽然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却一直到2017年年底才立法通过“减税和就业法2017”（Tax Cut and Jobs Act of 2017）—— 也是其上任至今唯一的经济政策；（2）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如同一艘亿万吨的巨轮，有巨大的巡航惯性，因此任何经济政策的效力都需要相当时间之后才能发生作用；更重要的是（3）美国的联邦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10月1日开始到下一年的9月30日，这意味着每个新总统的任期第一年都别无选择地继续前任留下的联邦财政年度预算。
　　因此，笔者在分析所有经济指标的时候，都做了一年的时效调整，即每个总统的经济业绩都比他的政治任期滞后一年。例如，奥巴马在2009年1月上任的第一年内，他一方面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复苏法案，一方面继续沿用小布什的联邦预算，因此奥巴马的经济业绩其实应该从2010年的1月开始观察，直到2017年年底。
　　两党比较：执政实绩 – 国内生产总值
　　言归正传，以下首先看看第一个宏观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笔者采用了thebalance.com 自1929年开始到2017年的数据，同时参考了wikipedia和tradingeconomics.com列出的部分数据，仅有一些小数点之后的差别，属于可容忍程度。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GDP数据来源于countryeconomy.com。（注2，3，4，5）
　　根据thebalance.com提供的每年经过通胀率调整之后的GDP（以下简称RealGDP）显示，1929年末美国的RealGDP是1.109 trillion即超过1.1兆美元（1兆=1万个亿），2018年第一和第二季度换算为年度RealGDP大约是18.7兆美元。参看图表1：

图表1 （本文图表均由作者提供）

　　从1929年到2018年的90年之中，RealGDP 出现负增长的总共有18次。参看以图表2，绿色为正增长，红色为负增长：

图表2

　　从1929年到2018年，一共90年，总共15任总统，包括七个民主党主政的48年（蓝色）和八个共和党主政的42年（红色）。参看图表3：

图表3

　　笔者根据每年RealGDP，计算出每年RealGDP的变化值，然后在每个总统任期之内，计算出RealGDP在该总统开始到任期结束的累计变化值，从而得到列表1中的数据。例如胡佛总统1929年就职，主政四年之内RealGDP减少了0.29兆美元，即美国经济总体规模缩小了26.3%，简单平均每年萎缩6.6%。

列表1

　　根据以上统计，将所有的这些每年的变化值累加，然后再按照两个政党分类，得到图表4，显示美国的RealGDP在共和党的八个总统的42年之中增长了7.30兆美元，在民主党的七个总统的48年之中增长了10.16兆美元。

图表4

　　图表4有三个缺失，（1） RealGDP在90年内各个时期的规模（scale）相差很大；（2）两个政党主政的总统人数不同；（3）任期年数都不一样。因此不足以支持任何结论。笔者将每个政党的总增值除以该党的总统人数，即共和党7.30/8，民主党10.16/7，那么就得到图表5，显示RealGDP在每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任期之内平均增加0.91兆美元，在每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任期之内平均增加1.45兆美元。

图表5

　　图表5排除了两党总统人数的因素，但是还有经济规模和主政年数的两个因素，因此笔者首先计算RealGDP在每个总统任期之内的增加百分比，然后除以该总统任期年数，得出该总统任期内的简单年度平均值，最后再求出每个政党之内的简单平均值，从而排除了经济规模和主政年数的两个因素，得到图表6。RealGDP在共和党的八个总统42年之内，平均每年增加1.6%，而在民主党的七个总统48年之内，平均每年增加5.3%。

图表6

　　在分析了RealGDP在90年内分别在两个政党主政期间的整体表现之后，接下来，让我们看看RealGDP在每个总统任期之内的业绩。
　　图表7显示名列前三甲分别是，RealGDP在克林顿的八年增加了3.31兆，奥巴马八年增加了2.84兆美元，和里根八年增加了2.26兆美元。

图表7

图表8

　　最后，让我们排除每个总统任期年数不一的因素，计算每一个总统在其任期之内，RealGDP平均每年的变化值。图表9显示，RealGDP在罗斯福任期内每年平均增加15.4%，依然遥遥领先，肯尼迪5.7%和约翰逊5.2%进入前三名。

图表9

列表2

　　RealGDP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但是与普罗大众更加密切相关的是创造就业。笔者将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分析两个政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成绩，敬请关注。
　　注释：
　　http://www.loc.gov/exhibits/jefferson/60.html
　　https://www.thebalance.com/us-gdp-by-year-3305543
　　https://countryeconomy.com/gdp/us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the_United_State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gdp

来源时间：2018/11/3   发布时间：2018/10/31

旧文章ID：17333

作者：朱志宏  来源：战略观察家

　　陆克文是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4年他以高分考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修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同时取"陆克文"作为他的中文姓名。为了完成学位论文，陆克文曾主要从香港收集了他所需要的大量资料，阅读了很多中文材料，并凭借学位论文获得一级荣誉学位毕业。大学毕业后，他于1980年赴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学习中文。
　　1981年，陆克文作为公务员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1984年转派驻北京，专责分析中国政治及经济形势。1988年陆克文回国后升任为外交部助理次长。2007年和2013年，陆克文二次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并多次访华。退出政坛后，2014年初，陆克文和妻子移居美国，并在2月正式受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拜尔佛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同年10月，他成为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首任院长。
　　近日，陆克文撰文就美国对华战略提出了十大问题。陆克文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中美关系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他的见解值得重视。陆克文的文章信息量很大，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一、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陆克文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以及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提炼出美国对华的意图：
　　第一，1978年以来的中美“战略接触期”，未能在中国市场给美国企业出口和投资带来足够的开放度；中国没有在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而是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秩序；中国的国内政治没有变得更加民主。
　　第二，除上述情况外，中国现在有意将美国挤出东亚和西太，最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
　　第三，中国寻求在国内和国际上压倒美国：通过中国政府主导的产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战略，掏空美国制造业和科技产业；通过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措施，激励和引诱美国的全球伙伴、朋友和盟友；快速扩大中国的军事存在，从东海、南海到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红海的吉布提。
　　第四，上述诸因素再加上俄罗斯，代表着美国未来安全的核心战略挑战。这决定了美国战略方向亟须改变，从“战略接触”转向一个新的时代，即“战略竞争”。
　　第五，美国这种对中国国力、意图和行为的最新分析，从现在开始将转变为一种新的多维度实践策略，目的是对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对外扩张予以阻击。
　　若上述对华新战略逐步反映在未来美国的政策实践中，那么2018年无疑代表着中美关系在根基上断裂的开始。
　　陆克文关于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美国的心态变化。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本来是希望中国最终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但中国在政治上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令美国担忧的还有，由于中国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勤劳智慧，中国共产党又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起来。不仅如此，中国的高科技也发展迅速，已经到了可以与美国争夺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地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军事能力也迅速提高，以至于美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遏制中国了。
　　在外交上，由于美国错误的战略，同时打压俄罗斯和中国，结果使俄罗斯与中国靠近，对美国安全的核心战略构成了挑战。因此，美国对华战略就改变了，由接触变为遏制，“目的是对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对外扩张予以阻击”。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中国不可能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改变。此外，中国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意愿和意志也是不会改变的。由于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因此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早晚的事。此外，中国是大国之中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中国实现统一的意愿和意志不可动摇，发展军力也是必然的。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难理解，美国对中国从“外交、军事、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全部“阻击”也几乎是必然的。这也许就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吧。
　　二、美国目前还没有对华的成熟战略
　　陆克文的十个问题的前二个反映出，美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出对华成熟的战略。
　　首先，美国的战略预期是什么？如果中国不按彭斯演讲勾画的要求照办，华盛顿怎么办？如果态势朝相反方向发展，后果是什么？可以推测，美国已经从局势升级、危机管控和最终冲突等方面模拟了外交、经济和军事上可能出现的情景。美国的盟友也需要仔细考虑各种情况与选择。
　　美国目前的战略预期应该是有的，这就是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迫使中国开放市场，与美国实行“对等”贸易。同时，将包含对华“毒丸”的《美墨加协定》复制到美与欧日等经济体的贸易协定中，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外，强力打造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在军事和外交上遏制中国。
　　但陆克文接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可行性有多少？“如果中国不按彭斯演讲勾画的要求照办，华盛顿怎么办？如果态势朝相反方向发展，后果是什么？”这些却是美国没有想好的。
　　第二，如果我们现在处于战略竞争阶段，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华盛顿如何与北京就规则内容达成共识？或者，没有规则？由竞争态势塑造规则？现实情况是，40年的中美双边战略接触后，管控双边关系的文化、习惯、规范以及规则已经成为几代政治、外交、军事和商业人士的“第二天性”。如果我们委实处在一个勇敢新世界，需要什么规则，来避免海上、空中意外？网络攻击、核扩散、在第三国的战略竞争、购买和出售美国国债以及其他重大的政策领域呢？还是美国已得出结论，中美进入双边关系无规则的战略“新纪元”不会有损失？
　　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陆克文所提的问题是，既然中美处于战略竞争阶段，就应该有相应的游戏规则。但美国却没有想好“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而且，即便是美国制定出了游戏规则，也需要中国同意双方才能够玩起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华盛顿如何与北京就规则内容达成共识”。
　　陆克文指出，中美玩接触战略已经40年了，游戏规则已经成为“第二天性”了。他不敢想象中美战略竞争“需要什么规则，来避免海上、空中意外？网络攻击、核扩散、在第三国的战略竞争、购买和出售美国国债以及其他重大的政策领域”的问题。更令陆克文担心的是，中美如果进入“双边关系无规则的战略‘新纪元’”，那整个世界就会乱了套。
　　三、中美是否会因为没有共识而导致对抗甚至战争？
　　第三，中美之间是否依然有存在共同战略话语的可能，使两国有可能为双边关系的未来设定概念参数？作为一种概念，战略接触暗含一系列相互义务。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些义务。但是，在缺少新规则或者共同的概念框架管控双边关系的情况下，该如何及时防止（两国）从战略竞争滑向脱钩、遏制、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历史可以借鉴，这样的滑动之快，可能超乎任何后现代政治家的预期。1914年夏天一件小事引发的局势升级令人警醒，当然核时代的战略算计也在修正传统历史经验。
　　陆克文接着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中美之间是否依然有存在共同战略话语的可能，使两国有可能为双边关系的未来设定概念参数？”他担心，中美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从战略竞争滑向脱钩、遏制、对抗、冲突甚至战争”。他例举了一战的历史教训。
　　但笔者认为，美国可能遏制中国，中美可能处于对抗状态，但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两个核大国发生核战争意味着双双毁灭，而美国也不可能远渡重洋通过常规战争迫使中国屈服。目前中美沟通的渠道还是畅通的，除了官方渠道之外，智库之间沟通非常频繁。更不要说由于中美经济深度交融，民间往来渠道众多规模巨大了。因此，中美最终达成共识还是有希望的，尽管这种共识可能并非完全是友好的。比如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舰南海巡航常态化，中国相应的反制也常态化；再比如，中美相互适应贸易摩擦，使之成为常态化。
　　四、美国对华发达冷战难以成功
　　第四，如果美国的战略规划者正在考虑，对华战略竞争可能演变成全面遏制、全方位经济脱钩，甚至第二次“冷战”，那么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乔治·凯南的理论。凯南认为若遏制得当，苏联最终可能会因为内部压力解体。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在同样的遏制政策下最终会因内部矛盾而瓦解，则是夸张的假定。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恢复力、从美国其他敌人那里获得能源的能力、管控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各种新技术提供的新潜力，中国不会垮掉。
　　陆克文担心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可能演变成全面遏制、全方位经济脱钩，甚至第二次‘冷战’”他认为，即便是美国对华发动冷战，由于中国不同于苏联，因此不会垮掉。
　　苏联的崛起是构造了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隔绝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美苏之间发生了冷战。但中国却是在美国二战后建立起的体系之内崛起的，中国的经济与西方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复杂而高效的全球产业链。美国想与中国经济脱钩，如果欧洲和日韩的不配合美国就会处于劣势状态。美国即便忍痛与中国经济切割，也没有实力补偿欧洲和日韩与中国切割的损失，拉欧日韩与中国经济切割，因此冷战很难进行。
　　此外，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便美国真的有能力拉西方对华发动冷战，中国也不会垮掉。
　　五、中国不会像苏联那样挑战西方的理念
　　第五，美国已经确信日益崛起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对民主资本主义（不管是保守、自由还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理念挑战？苏联曾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阵营。但有证据表明中国在第三世界如法炮制吗？
　　陆克文质疑中国会强有力地挑战西方的理念。苏联在冷战时期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阵营的。而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组成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此外，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经济成分中有80%是民营经济，并且与西方经济高度融合。中国坚持自己的社会模式，但不输出自己的社会模式，同时也尊重西方的社会模式。因此，美国面临的对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对手。
　　六、美国难以孤立中国
　　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甚至威胁对华发动冷战。但陆克文的第六到八个问题是质疑美国是否有这样的能力。
　　第六，我们看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贷款和援助对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项目作出金融承诺与支持，美国准备提供类似的金融承诺与支持进行战略反制吗？上周美国对世行增资的支持是一个受欢迎的进展，但增资额度与“一带一路”的规模相形见绌。
　　美国对世界银行增资有限，而且投入“一带一路”的其他筹资也有限。特朗普总统最近签署了一个“建设法案”。“建设法案”是要设立一个现代美国发展金融机构，旨在帮助伙伴国家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根据“建设法案”，新建美国发展金融公司的借贷上限为600亿美元，是其前身提供借贷额的一倍。但陆克文认为，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投入与中国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难以对沿线国家产生吸引力。
　　第七，除了优惠金融和贷款援助，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美国如何与中国在亚欧的贸易和投资体量进行竞争。鉴于中国在亚太和欧洲已经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也具有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引力），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将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在上述地区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分量？
　　中国目前是欧亚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却退出了TPP停止了TTIP谈判。因此，陆克文质疑美国如何能够把欧亚国家从中国身边吸引到美国那里。
　　第八，基于此，美国到底有多自信，认为自己的盟友和伙伴会全然拥抱它的对华竞争新战略？美国持续公开攻击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以及整个北约，加上对日本和印度征收关税之后，还会笃信这些国家会支持它的反华新战略？或者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会继续观察中美力量对比和战略互动，并在之间摇摆？此外，东南亚现在是中美战略影响力新的“大博弈”战场。还有中东，中国是其油气的更大市场，已经超过了美国。
　　陆克文质疑美国能否说服自己的盟友拥抱美国的对华新战略。因为美国贸易战的战火不仅烧到了中国，也烧到了欧盟和日韩等盟友。而欧盟与日韩的经贸关系与中国又非常紧密，这些国家也许乐见美国与中国恶斗从中坐收渔翁之利，而不会追随美国孤立中国。此外，中国与东盟的RCEP自贸区谈判即将成功；美国油气已经自足，中国成为中东油气的最大买家，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这一切都使美国难以孤立中国，难以对华发动冷战。
　　七、美国抛弃了吸引世界的核心价值很难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
　　第九，是什么让美国的新理念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吸引力，以支持美国对华新战略？彭斯的演讲清楚且有意识地传达出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但这番演讲没有呼应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历史上，国际社会与美国共享这些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体现在美国战后主导的秩序中。但现在，国际社会目睹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抛弃了这种秩序的诸多关键要素（人权、多边贸易体制、气候变暖、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多边援助机构等）。
　　陆克文不无忧虑地指出，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抛弃了“人权、多边贸易体制、气候变暖、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多边援助机构等”吸引世界的核心价值，而美国对华新战略又提不出对世界具有吸引力的新价值，因此美国的对华战略很难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
　　八、如果美国对华战略导致中美出现重大裂痕全球性问题就难以解决了
　　最后，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出现的重大裂痕，对全球经济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影响。考虑到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若因用激进方式实现两国经济脱钩，导致双边贸易锐减或者垮塌，这会对美国2019年经济增长以及全球增长有何影响，是否会触发全球经济衰退？同样，鉴于本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报告指出，因为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的行动不足而让全球面临潜在灾难，如果中国只能凭借自身力量减排，后果将是什么？
　　陆克文担心如果美国孤立中国导致中国退出现有国际秩序，将使一系列全球问题难以解决。如中国可以不受对巴黎气候协议的减排承诺的约束，加速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导致全球气候灾难性后果。孤立中国将将使全球产业链陷入混乱，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衰退。此外，如核不扩散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合作、遏制极端势力合作，控制流行病合作等等需要中美联手合作的全球问题的解决都将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应当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再作决定。
　　陆克文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够理性判断中国的前进轨迹，确定对华政策的新目标，一味地玩政治指责游戏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九、对紧绷的政治气氛的忧虑
　　陆克文在对美国对华战略提出了十大问题之后，他对目前关于中美关系问题讨论紧绷的政治气氛感到忧虑。
　　他认为，中美关系是结构上的，异常复杂。本来有可能可以通过沟通找到一种避免战争的解决之道，但由于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使得中美学者难以发出理性的声音，有可能导致恶劣的结果。
　　他说：我很清楚，在目前紧绷的政治气氛里，中美学者面临的环境比以往更困难。某种观点的支持者会被冠以各种标签，比如“中国绥靖者”，甚至是“熊猫拥抱者”。而另一种相异观点的支持者则被称为“战争贩子”。我们必须警惕新的麦卡锡主义。最近，我发现，当我们想要解释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时，就会被斥为搞反美活动（或者反澳活动）。简单的答案（或者说站队）似乎更受待见。但正如我反复提醒，客观而言“中国崛起”绝非一个简单问题；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是智力上的懒惰和道德上的不负责。
　　陆克文最后表达了作为一个学者的观点，他说：如果要问在眼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我选择站在哪一边，我的立场是：中美之间，战争可以避免。我站在“难道除了投降或对抗，就没有帮助我们避免踏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条路？”这一边。为了这一目标，在目前的关键阶段，政策圈和学界负有特别责任，去尽可能多地讲清楚我们所看到的，而不是火上浇油。要讲清楚，我们就有必要换位思考，通过对方的视角观察现实，哪怕我们可能不赞同。
　　笔者对于陆克文对待中美关系客观冷静负责的态度由衷感到钦佩。我们决不能用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来思维中美之间复杂的关系，只有冷静客观地分析中美之间的分歧，创造性地提出弥合分歧和相互妥协之法，中美才有可能避免因双方的民粹主义相互激发，导致局面失控，最终走上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不归之路。

来源时间：2018/11/3   发布时间：2018/10/18

旧文章ID：17330

作者：  来源：私享语诺

　　导读
　　在特朗普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2016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宣称，一个无力协助解决全球问题的软弱无能的中国，比一个强大有可能咄咄逼人的中国更危险。尽管表面上特朗普偶尔也试图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称兄道弟，但在特朗普自己的小算盘里早就把北京标记为一个不可缓和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唐纳德·特朗普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2016年，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还宣称，一个无力协助解决全球问题的软弱无能的中国，比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中国更加危险。而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地缘政治和地区经济利益上最大且长期的威胁。尽管表面上特朗普也试图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称兄道弟，但在特朗普自己的小算盘里，他早就把北京标记为一个不可缓和的经济竞争对手。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赫尔·布兰德斯 2018年9月6日在美国彭博新闻网刊文：《中国是如何从最大商机变成头号敌人的》

　　总而言之，就在几年前，中国还被美国视为一个尽管会存在阻力但依然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甚至可能会以有力的支持者身份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而在今天，中国更多地被美国视为一种破坏稳定的修正主义力量。
　　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任期中，很难去定义什么是永久性的改变，什么只是暂时的变化，然而美国对中国看法的这种转变似乎有可能会比特朗普的任期更长久。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北京的发展意图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在2016年，大约8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军事建设是一个严重或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到最近，从2017年到2018年，认为中国是当前最大威胁的美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
　　近25年来，美国两党就加强与北京接触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如今，人们隐约可以预见一种新出现的（如果说尚不完全的话）共识倾向，即与北京进行更激烈的竞争的必要性。
　　这种危机共识起源于中国的崛起，人们对可能由中国而引发的美国国家安全风险日益担忧。尽管美国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往往与特朗普及其所倡导的“美国优先”存在分歧，但在中国问题上，大多数建制派成员大体上都认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威胁论的定义。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步获得更大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关于中国决心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主导者的论述，在美国政策研究者之间流传越来越广泛。同样，越来越多的人也认为，那些试图通过持续的经济手段和外交接触来改变北京的行动、限制中国的野心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
　　在今年早些时候，两位前民主党派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中国带来的挑战，其实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用的措辞所差无几，不难想象，下一任美国政府也自然会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几十年来遇到的最强大的强权挑战者。
　　对中国刚刚形成的共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北京已成为美国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大家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成为过去式，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最终一定会选择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自由化改革。而现在，这种乐观的预期已不复存在。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议题，但对美国人来说，从历史上这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且重大的问题。正如普林斯顿教授、小布什政府前国家安全局官员阿龙·弗里德伯格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乎每一次美国试图动员大众与强国对手进行竞争时，无论是对纳粹德国还是前苏联，它都会这么做，部分是因为对手的强大可能会威胁到美国政治理想的根基及扩散。就在上周，一个由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敦促特朗普对某些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可想而知，这样的事情在以后会越发常见。
　　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国敌意加剧的第三个推动因素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威胁。更进一步说，美国的劳工组织对与中国的接触总是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而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强化与北京的贸易交流会加速美国制造业的中空化趋势。然而，这种担忧在政治上变得更加突出，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中就利用了民众对全球化摩擦的不满，将所有问题矛头都指向中国。正如特朗普所展示的那样，抨击中国者得天下。
　　更广泛地说，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作岗位流失问题。如今，中国代表着更大的经济威胁：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蓄意削弱美国工业和技术基础，以及推行旨在使北京在更多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等。现在美国人不再将中国视为美国产品和债券的巨大市场，而更多地将其视为掠夺性竞争对手。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优势和经济行为对美国来说是严重或极其严重的威胁。
　　然而，经济领域仍是对中国意见最不统一的地方，因为一个关键的参与者——美国商业团体——在中国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一方面来说，已经有大量的美国公司，例如媒体公司、科技集团及其他公司等，在中国经历了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欺凌和审查；而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业务仍然利润丰厚。中国人很擅长运用各种分治战术来压制美国企业以维护自身利益。
　　技术乌托邦主义和盛行于硅谷等商界关键部门的后民族主义有时会激化这些矛盾。这样的例子在顶尖科技公司很多，这些美国公司现在意识到与美国政府合作的重要性，以此来阻止中国成为未来人工智能领域及其他尖端科技的主导者。但是也仍然有一些公司，比如谷歌，拒绝再和山姆大叔持续合作来提高美国无人机的性能，而是选择去和中国政府合作，以打造一个更便于审查的搜索引擎。去帮助一个威权国家增强其实力，而不愿与五角大楼合作，这显示出一种独特的企业道德无知。同时这也很短视，因为一旦中国在下个世纪成为技术、经济以及地缘政治上的超级大国，美国企业都将出局。并且，毋庸置疑，这也破坏了那些希望通过加强私人部门的创新性来增强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使得那些美国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接触，避免产生过度依赖的战略意图岌岌可危。
　　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如今在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势的议题上，美国已达成前所未有的共识。但这一共识既不足够的广泛也不足够的坚固，能否用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还得拭目以待。
　　下面是彭博新闻网读者在本文后的留言，选取部分翻译如下，仅供参考：

　　Joseph Siew：美国人非常容易被政府和媒体洗脑。2015年，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指出，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扭曲的。3年后的今天，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对全世界来说，美国人正日益成为一个危险因素，因为他们被洗脑了，他们认为美国以外的人都是敌人，认为墨西哥人、加拿大人、欧洲人、中国人和中美洲人都是美国的敌人。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推出了《台北法案》（即《台湾邦交国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该法案旨在阻止台湾现有“邦交国”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国大陆建交。它要求美国运用所有工具“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如降级美国同那些与台湾“断交”国家的关系，暂停对它们的援助等等——观察者网注）惩罚那些敢于与台湾“断交”的国家。那些参议员忘了，其实美国在1979年就与“中华民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而那些被《台北法案》针对的国家至少还把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又维持了40多年。一个危险的军事超级大国和它被洗脑的人民即将对每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并摧毁世界秩序，必须阻止美国这样做。

　　Richtig：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国内产业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放弃金本位制之后，贸易赤字便开始增加，外国投资比我们国内资金占据更大优势，美国成了各种外国投资汇聚的化粪池，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缺乏产业政策。我们需要重新启动亨利·克莱（Henry Clay，1957年被评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倡导者——观察者网注）的“美利坚体系”计划（American System，该计划包括三个互相支撑的部分：保护并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促进商业发展的国家银行体系以及用于道路、运河建设以便促进农产品市场发展的联邦补贴制度——观察者网注）以及罗斯福的“新政”，不过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才行。特朗普为了实施他的灾难性的关税政策愚蠢地废除了边境调节税（border adjustment tax），在此之前他的政策方向还是对的。特朗普自己身子就不正，所以还威胁不了银行和那些像寄生虫一样的金融家，那些人一辈子脑子里装的都是借债消费、利率和股票回购。很多美国公司被来自亚洲四小龙的同行击败，这种全面的溃败是他们应得的。这些美国公司之所以至今还活着是因为他们的专利权还受到保护，这些公司所拥有的只剩下品牌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创新能力。你可以去问问思科公司的人对华为是如何评价的。
　　Jasper_in_Boston回复Richtig：你竟然认为美国公司被中国人击败？说出这样的话显然你从未来过中国。美国品牌在中国影响力很大，他们在华业务之成功令人难以置信（敲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家里）。当然，如果特朗普和纳瓦罗出台的那些愚蠢的、非理性的政策引发了中国消费者对美国品牌的抵制，那情况就不好说了。（防失联请加小编微信1036793618与QQ同号，欢迎勾搭供稿拍砖和商务合作）
　　Richtig回复Jasper_in_Boston：很显然，你对经济发展史一无所知。我们19世纪末在经济规模上超越英国时，依靠的是关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中国人不过是在走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且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中国的汽车产业很快就会大规模发展起来，他们的航空产业也是如此。顺便提一下，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跨国公司工作了23年。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美国工程师都认为，中国同行正在我们曾经完全处于支配地位的技术领域里击败我们，这已经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实了，中国最终将成为技术创新的巨大来源。我曾经在美国江森自控公司（Johnson Controls）、York公司和Tyco公司工作过，这些公司最开始都是小公司，但很快就发展了起来。中国的海尔公司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生产微不足道的空调，他们一定会进行扩张。你所说的那些“美国”品牌其实已经不再属于美国了，他们都已经是中国的半国有企业了。全球化比的就是垄断能力，你可以去问问苹果公司为什么他们的专利保护期有那么长。
　　Richtig回复Jasper_in_Boston：我去过亚洲，我从1995年开始就在跨国公司工作。我觉得你是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当了，这会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里根都脸红的。你忘了，中国不是墨西哥，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在追赶我们，接着就是他们的商用飞机制造业！思科公司的王牌其实就是美国政府（Uncle Sugar），否则中国的华为公司早就在美国市场上击败它了。其实，中国已经不需要我们美国的创新技术了。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的分析，不过读的时候可不要哭。https://www.wired.co.uk/article/how-china-became-tech-superpower-took-over-the-west
　　johnny sunshine回复Jasper_in_Boston：你说美国品牌都很成功。那么这些美国公司的利润里面有多少可以回到美国而不是用于在中国追加投资呢？
　　Mike Pilgrim回复johnny sunshine：如果不是有中国，沃尔玛什么也不是。

　　wildernes5：我认为，问题部分出在美国公司的管理层，这群人当中有一种“非理性的乐观”情绪。他们看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就开始臆想：“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买一块口香糖，那就是12亿块，我绝不能错过那个市场”。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内部的运作规律，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而那些狡猾的中国人，他们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搭着美国和欧盟的便车使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是我们的贪婪为自己扶植了这样一个竞争对手。当下的局面完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Jasper_in_Boston：我们用不着跟中国硬杠，布兰德斯先生。在对付中国的时候，我们得用点脑子。我们最好打开大门让中国的科技人才都来到美国，让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失掉，这会很快触动北京的神经，而特朗普太蠢了，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我们最好精心创建并维护好以规则为基础的众多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这些国际机构优先考虑美国利益、听从美国的领导，而特朗普太蠢了，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我们最好努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技能移民，这有利于美国生产力的提高并促进经济增长，而特朗普太蠢了，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我们最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展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而特朗普太蠢了，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我们最好与环太平洋地区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为那些国家提供“地区经济被中国主导”之外的另一个选项（也就是TPP），而特朗普太蠢了，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我们最好在国内认真贯彻民主原则，并毫无顾忌地在国外推广民主理想，而特朗普太蠢了，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读了布兰德斯先生的文章，我觉得他与特朗普一样愚蠢。正如上面所述，我们其实有很多牌可打，我们也应该把这些牌打出来。而我们却毫无意义地猛拍自己的胸脯向北京示威，我们还向一些有价值的进口商品关闭了市场大门（那些商品不过是碰巧在中国生产而已），这样做其实正合中国人的心意，中国人借机把自己塑造成了全球秩序和世界繁荣的守护者。
　　johnny sunshine回复Jasper_in_Boston：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们的确应该对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采取点行动了，中国人在其国内知识产权、合同法等领域拒绝按照我们美国告诉他们的方式来操作。如果他们不愿意进行公平竞争，那我们就不跟他们玩了。特朗普显然担不了这个重任。有人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中国的游戏规则会变的更加公平，很显然这种想法也是不可靠的。
　　Joseph Siew回复johnny sunshine：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中国的确是按照规则操作的，你可以去查查世界贸易组织的记录，受到最多指控的其实是美国。

　　Dmitry Vakin：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对的。你不能相信美国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能信。当他们食言的时候，只会告诉你形势变了。

　　Chris：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美国面对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日本时的恐慌吗？日本奉行西式民主制度，而且日本人的军备是防御性的。如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日本完全不同，而且这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正在与经济同步增长（中国军费开支已占GDP的2%）。昔日日本曾让美国人感到恐慌，如今中国已让美国人近乎疯狂了。与其冥思苦想如何击败中国（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徒劳的），美国不如想一想该如何与中国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人并不想独霸世界，他们知道其中利害，所以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中国人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并在促进这一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人是不会接受山姆大叔独霸世界的。

　　willy188：这篇文章说得毫无道理。如果中国是个民主国家，美国同样还会针对中国。这与政治制度无关，美国是担心失去目前的世界霸主地位。不要忘了，德国在希特勒时期也是民主国家。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在有共同合作基础的事情上探讨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才是正道。两国应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抗击全球气候变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出台商业和产业政策以促进两国的可持续发展，并帮助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摆脱贫困。
　　drkkrw回复willy188：现在说这些已经有点晚了。美利坚公牛已经看到了眼前的红布（或者说黄布），这头美国公牛将夷平瓷器店（China shop），结局很可能是两败俱伤。我已经从美国这里听到很多极度意识形态化的、过于自信的战争叫嚣。听信自己国家的舆论宣传并不总是有害的，中共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一直胜美国一筹，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如此。而且自那时一直到今天，在这80多年里，中共在与华盛顿之间的战略竞争上从未输过一局。不相信？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自己去好好研究一下吧。这两个国家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如果要问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是美国人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自信而且对中国人和中共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即便现在，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观。唯一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如今美中两国都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力量。说实话，这对世界经济来说恐怕是非常不利的。
　　Cayce58回复drkkrw：你说的太对了。中国是个有前瞻性的国家而且他们的领导人很有智慧。我们美国国会的目光只是盯着两年后的下一次选举，那些政客成天想的是如何中饱私囊。

　　Zak Browne：谷歌之所以拒绝与五角大楼合作，原因有两个。第一，谷歌如果继续与五角大楼合作将给其中国业务带来麻烦；第二，继续合作的话，谷歌为五角大楼所做的事情也会暴露。很显然，谷歌认为自己可以从中国身上赚更多的钱，而从五角大楼身上谷歌却赚不了多少钱。谷歌对任何国家都毫无忠诚可言，在它眼中只有自己的公司利益。我想，谷歌需要得到一些教训，国会应该做点事情让它感到疼，这样它才能清醒一点。谷歌之所以能活到现在，是因为那些政客把妨碍谷歌赚钱的限制政策取消了，如果那些政策恢复的话，谷歌肯定无法再像现在这样赚大钱。谷歌应该醒醒了，要看清政治现实。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跟国家对抗。谷歌毫无道德可言，它不过是一伙自私自利之徒组成的公司，这些人应该搞清楚为什么自己能赚这么多钱。
　　Mike Pilgrim回复Zak Browne：谷歌的所有者是一群反俄的以色列人，这家公司在为以色列收集情报信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打着“广告平台”的幌子，而这个平台形式上是个“搜索引擎”。
　　johnny sunshine回复Zak Browne：没那么复杂。谷歌拒绝与五角大楼合作的原因在于，很多谷歌员工（包括高层领导以及那些年轻而优秀的工程师们，谷歌正是靠这些人与脸书、苹果、亚马逊、甲骨文等公司竞争的）都表示反对，其实谷歌与五角大楼的合同金额也不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可以与美国匹敌了。中国的人口问题终将使其经济增长率降到美国的水平，不过在那之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应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两倍。

　　Kevin Cahill：奥巴马是对的，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展开合作而不是互相为敌。特朗普对中国的恐惧和批评太夸张了，这是十分危险的，而民主党人不应对此火上浇油。

　　CharlieXBravo：中国人仍然依赖来自国外的资金去支撑他们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们的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而且与美元是挂钩的。中国需要外国资金购买进口货，而且他们的影响力也是这样买来的。只要中国人手中还有美元，他们就能假装用6块8毛人民币换取1美元，就能假装拥有12万亿美元的GDP。可是当中国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们的人民币就会像委内瑞拉的货币强势玻利瓦尔那样，兑美元从10比1迅速贬值到现在的250000比1，或者像几年前俄罗斯卢布那样，由于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贬值一半。我们必须再次转移供应链，必须减少流向中国的资金规模（来自美国的资金占中国外资流入的83%），然后就可以欣赏苏联解体这出好戏再次上演了。另外鬼城建设等造成的非生产性的经济增长数字以及昂贵的帝国扩张计划将加速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的崩溃。
　　about_face回复CharlieXBravo：查理，你提供了击败中国的战略，看起来你对中国历史很了解嘛。不过你忽略了一些重要情况，中国政府比你更加了解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历史，他们很深入地研究过中国历史提供的所有教训。

　　Frustrated：其实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经在向对抗的方向发展了。本文作者应该是忘了南海岛屿争端了吧？当时奥巴马还派了航母战斗群和其他海军舰艇到那附近的公海巡逻，中国人在菲律宾附近的岛礁上进行了建设还声称美国巡逻的海域是他们的领海。
　　Jasper_in_Boston回复Frustrated：航行自由事关美国核心战略利益，自巴巴里海盗时代以来一直如此。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得在这方面展示一下决心。特朗普的态度并不坚决，他只是毫无章法地展现出对抗态度，他搞乱了局面，不过是在吓唬人而已。
　　Mike Pilgrim回复Jasper_in_Boston：美国对那片海域并没有所有权，也不具有对那片海域使用大量军舰进行军事控制的权力。美国宪法并未授予美国武装力量任何治外法权，而他们现在正在那片海域实际使用这样的治外法权。
　　sternhead回复Mike Pilgrim：你真是没脑子，美国从未声索那片海域，是中国在声称大片海域是他们的领海。
　　Mike Pilgrim回复sternhead：美国海军封锁了日本港口、欺压波斯湾诸国、胁迫里海国家，然后他们又进入了南中国海，美国海军拥有规模庞大的舰队，他们的目的显然是控制全球公海。

　　dnjake：对于像本文作者赫尔·布兰德斯这样只有空洞理论的人来说，工作中最大的压力就是没事也要找点事情做，以便对得起自己的薪水。中国的现实情况很清楚，这个国家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经济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用于震慑像赫尔·布兰德斯这样的恶棍是绰绰有余的。很显然，充满竞争的美中关系是唯一符合理性的选择，在美国国内众多公司之间也是充满了这种竞争对抗的关系。不过不同的是，一家公司一般只是希望在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经营业绩，它并不会置对手于死地，也不会盼着竞争对手跪在自己面前认输。面对中国，美国目前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认清现实——中国人将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宗教领域，中国人都将具备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中国的未来——无论那是怎样一种未来——不会对美国未来的命运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将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与中国之间建设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关系，这一关系将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美国商界。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中国的重要性还将愈加凸显。弱化与中国之间的商业联系并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另一个选项就是听从那些无能恶棍的话，那些人希望把自己身上的臭味尽可能广地散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只对这个感兴趣。他们不能容忍无力支配中国命运的现实。上世纪50年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试图在军事上征服中国，不过他还是失败了。如果美国出于维持自身全球政治军事主导地位的目的试图抑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这一努力注定会失败。
　　Kapricorn4回复dnjake：中国的存在是对凭空创造出债务的全球私人央行小集团的威胁，因为中国可以在国内随意用人民币借债。美国入侵并摧毁伊拉克、北约把北非最富裕的国家利比亚炸成一片废墟，这些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那些反叛武装得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私人的央行，并劫掠国家的黄金储备。
　　kazoo回复dnjake：中国一直在占美国公司的便宜，他们疯狂窃取知识产权、进行技术转移、操纵货币而且从未致力于改善人权，他们还欺负亚洲邻国。我认为本文作者的主旨在于，他认为美国在过去30年里给中国发展提供太多方便了，我们的对华政策其实对中国比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所以我们今后不会再对他们那么好了。
　　DaeguDave回复dnjake：我同意您的观点，而且觉得与文章相比，我从您的留言中收获了更多东西。是什么让美国觉得自己必须在每个领域里都是世界第一呢？我们压迫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我们压迫那些不得不来到北美大陆的非洲奴隶，我们压迫那些反工会的、使自己的工人对管理层服服贴贴的美国公司，正是借助这些压迫，我们才获得了那些世界第一。导致美利坚合众国从昔日地位跌落的是一种疾病，我们本可以与世界各国共享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
　　Cayce58回复DaeguDave：真是瞎扯。我们之所以成为世界老大，原因在于我们有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肥沃的农田以及高素质的工人和国家领导人。美利坚曾经是人类的灯塔，充满了机会，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他们害怕工人阶级，欧洲的工人在政治上是被无视的。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另一个原因要从历史中寻找。在我们1941年加入二战之前，英国、俄国和德国已经被战争变为一片废墟，是我们结束了那场战争，先是打败了德国，然后是日本。1945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全世界的一半。美利坚的历史也好、国家原罪也好，这些并非导致国家衰落的原因，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

来源时间：2018/11/3   发布时间：2018/10/29

旧文章ID：17329

作者：叶胜舟  来源：FT中文网

　　7月6日，美国对约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今年2月以来，美方咄咄逼人，不断叫牌、出牌，中美关系波谲云诡，贸易关系更是险象环生。预测中美贸易战走势，无非三种：小打、中打、大打。最终走向的主动权更多掌握在美方手中，也看中方战斗的意志和实力，让步的时机和幅度。
　　贸易战：小打、中打、大打？
　　所谓小打，时间约6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后恢复谈判，年底达成协议。这是美国最希望的结局，也最符合美国利益。这意味着中方做出巨大让步，否则不能满足特朗普和美国鹰派膨胀的胃口。
　　美国明显对中国软硬兼施。一手向中国“诱”让步。10月11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称，“中国人好日子过太久了”，“必须走到谈判桌前来”；又以11月30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举行“特习会”为筹码，要挟中方称，如无让步清单，中美元首不谈贸易问题甚至不见面。一手向中国“硬”施压。英国《金融时报》10月22日报道，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指责中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缓和紧张贸易关系；彭博新闻社10月29日报道，如果下月G20会谈未能缓解贸易战，美国准备在12月初前宣布对剩余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也用两手与美国的两手周旋斗法。一手是坚决要顶。虽然不想打贸易战，但不得不打；既然开打，坚决顶住。若不打而降、打而速降，美国没有付出足够的代价，以特朗普神鬼莫测的信誉和不确定性，必定很快得寸进尺，卷土重来。一手是让步要慢。中国目前不与美恢复谈判，主因在于美国漫天要价，谈不出好结果，也没有诚意执行。这是正确的策略，不表明中方没有诚意达成协议，而是中方敦促美方先表明有诚意遵守签署的协议。
　　所谓中打，时间约两年半，下届美国总统选举后休兵。有些人期待特朗普中期选举失利后妥协，或下届总统选举失利后换总统，美国会软化立场，这是一厢情愿。
　　特朗普民意基本盘稳定，全民支持率42%左右，在共和党选民中支持率更高达88%。所以他虽然不是共和党建制派，执政一年半却以一人之力将共和党捆绑为“特朗普党”，连任有底气。何况对华强硬已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共识，也是跨党派的“政治正确”，和谁任美国总统没关系。
　　所谓大打，时间10年以上，20年内见分晓。无论谁胜谁负，或不分胜负，双方都精疲力尽，元气大伤。
　　中美贸易战的危害波及全球。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3%，其中中国贡献34%。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减速0.5个百分点。WTO、世界银行、联合国等都对贸易战表示反对或担忧。10月12日，印尼总统佐科在IMF和世界银行2018年秋季年会上演讲，就引用美剧《权力游戏》中著名台词“凛冬将至”。
　　管控：预防贸易战扩展和升级
　　中美贸易战是国运和国势之争，也是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2017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67.4%，是全球唯一一个可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班农曾坦言：“我们正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0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战略考验。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作为保守主义集团的代表，在华盛顿哈得逊研究所保守派智库，发表了“政府对华政策”的保守主义演讲，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彭斯标榜“美国重建了中国”，列出长长的抱怨清单。演讲最后展示了基于美国利益、美国优先的友善：“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呼吁中国“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其中的潜台词耐人寻味。
　　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也处于十字路口。客观而言，彭斯演讲既不是“新冷战”、也不是“冷战2.0”，而是冷战的最后通牒，是趋势而非定论。10月8日蓬佩奥访华称，“美国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10月15日马蒂斯访越前称，“我们没打算遏制中国”。但美国已对中国发出强烈的遏制警告。
　　无论贸易战是小打、中打、大打，作为两个核大国、两大经济体，既要有责任管控风险，防范贸易战升级和扩展为外交战、金融战、情报战、科技战、军事战，也要有理性寻找共利共赢，例如朝鲜问题上，美中就有共同利益，也有合作空间。
　　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有应激反应和防范措施很正常。笔者最担忧的是两军误判，在南海擦枪走火，双方坐实为战略敌人，恶性循环冤冤相报，对世界都是大灾难。
　　中美贸易战未解之前，军事应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压舱石和止损线。10月18日，中美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了90分钟“坦率而坦诚”（马蒂斯语）的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施赖弗评论，“和我们一样，中国人对保持局势正常和稳定感兴趣。”10月27日，马蒂斯称，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于本周访问华盛顿。可见两军、两国仍然是理性占上风。
　　解困：改革开放、民生民权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形势严峻，民众和企业信心不足。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后劲，短期应对中美贸易战没有任何问题，但中长期而言，预期损害日益凸显。无论外资还是中资、国企还是民企，为规避高额惩罚性关税的风险，不得不加速转移产业链至美国、越南、印尼、墨西哥、印度等国，中国部分地区的制造业可能空心化，投资、产值、税收、就业、消费、出口等都有连锁损失。
　　中国经济的弊病风险和信心缺失，不是高层一两次喊话打气可解决。渡过难关最关键的还是坚持改革开放，保障民生民权，自己少犯错。近期而言，期待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中长期而言，期待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固然在中观层面（中央部委及内设司局的职责合并、增删）有些新意和亮点，但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成色或略显不足。如年底只是开个纪念大会，更与国内、国际的迫切需求和期待有落差。如在纪念大会之前召开四中全会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对金融、法治、民生、民企等高度关注的瓶颈做出集中突破的顶层设计，足以稳定人心、稳定资本。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治理”与“统治”的区别，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平等，解决好其中的逻辑自洽。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64年对“公共领域”的定义，强调公众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是平等、批评的，逻辑地延伸，必然也应是多元的。
　　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如何让国内、国际（包括美国）口服心服，是个宏大、独特、艰巨的任务。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题，这值得被列为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的主题。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公职人员及其家庭财产自上而下公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民主转型、公民社会茁壮成长蔚然成型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凛冬虽至，春天不远。我们满怀希望，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18/11/2   发布时间：2018/11/1

旧文章ID：17328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迄今为止，2018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可以说是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于10月4日发表的关于美中关系的演讲。演讲指出，美国打算全面对抗中国崛起：在其“干涉美国政治”问题上；在其贸易和投资政策问题上，包括所谓的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和其工业发展计划；在其发动网络攻击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其“债务外交”问题上；在其“审查文化”问题上。他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启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最终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否认我们正处于“新冷战”的开始。如果我们说的“新冷战”是指与二战后美苏对抗一样的冲突，他说的确实没错。但虽然其中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但这并不能令人松一口气。美中之间的摩擦可能比冷战更具破坏性。
　　至少美苏冷战一直保持相对“冷”的状态，不像之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它也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而美中冲突可能对全球公域管理和全球繁荣造成巨大破坏，部分原因是两国关系太过紧密。新的战略竞争关系也可能变“热”——例如，在朝鲜、台湾或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要忘了，1962年在古巴，冷战几乎变成了热战。
　　不管算不算冷战，这场战略冲突看起来深刻而持久。彭斯称：“（我们）不会让步，除非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公平、互惠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
　　谁来评判何时实现了这种极乐世界？当然，答案就是美国。美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认为目标已经达成？考虑到美国思维中大量存在的摩尼教思维，合理的答案是：一直到中国崩溃时。同样需要注意，对中国发展轨迹感到失望的并不仅仅是右翼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的官员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文称，与中国的“接触”并没有把它转变为美国所希望的那种政治经济开放的国家。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正处在美中长期冲突的开端。美国称希望改变中国。中国担心美国想阻止中国崛起，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家们会认为，这场冲突并不令人意外：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在大国政治的无政府世界中，这种争夺世界第一的斗争不可避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回答，战争往往随之而来。
　　这些预言可能“符合现实”。但这种行为又很疯狂。或许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谁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呢？
　　美国有理由避免彭斯所说的无限度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与苏联不同，中国实际上并不是美国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羡慕的专制统治。另一个原因是，正如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所指出的那样，即使避免了公开战争，冲突仍然可能代价高昂。
　　现在谁认为美国会理性地挑起此类冲突？特朗普破坏性的贸易政策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他攻击美国盟友的行为也是这样。美国还需要认识到，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人口规模、充满活力的经济、及其市场对于很多国家的重要性。当然，中国也有很多明显的弱点。但是，指望中国投降或像苏联那样消失的想法非常荒唐。
　　那么，如何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呢？我建议遵循五个原则。
　　首先，认识到中国不是由“我们”塑造或改造的对象。它属于中国人，与其他人无关。
　　第二点，意识到中国的政治组织方式可能会永远不同于西方。唉，如今，我们似乎更可能变得像中国一样，而不是中国变得像我们一样。
　　第三点，把注意力放在可以影响他人的精确、可量化的行为上，并且采取遵循原则、前后一致的方式。不要试图阻止中国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想让中国遵守贸易规则，先从自己做起如何？如果我们想让他们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过多且任务繁重？如果我们想对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何不先承认自己的不足？中国人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是虚伪。
　　第四点，承认中国在某些方面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也是我们至关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伙伴。不与中国合作，我们想要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不可能的。不要把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放在战略竞争上。在必要时制衡中国，同时在必要时与之合作。
　　第五点，了解联盟的价值。联盟关系关乎于信任。如果美国希望鼓励各国抵制中国侵犯其主权的行为，那么美国需要被这些国家视为可靠的盟友。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情况并非如此。
　　最后一点，对我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保持信心。要理解的是，我们依赖的是创造新想法，而非保护旧观念。这又取决于研究探索的自由以及对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敞开怀抱。如果西方国家失去了这些，他们将失去未来。我们的敌人不是中国。正如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来源时间：2018/11/2   发布时间：2018/11/1

旧文章ID：17327

作者：王利芬  来源：无垠的天空

王利芬，优米网创始人&CEO。 优米网旨在服务创业者，为他们提供独家商业智慧视频及线上线下服务。王利芬，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原是央视资深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曾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哲学系、文学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曾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栏目中任记者和编导。2000年任《对话》总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创办《经济信息联播》《全球资讯榜》《第一时间》，并担任上述栏目及《经济半小时》总制片人、资讯工作室主任。2004年9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电视媒体。回国后创办了《赢在中国》，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节目。后创办《我们》，任总制片人兼主持人。2009年底，辞去央视公职，创办北京优视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担任制片人、主持人，制作了《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公益真人秀节目，集结十二位知名企业家展现中国新生代企业家商战风范。

下面的文字是王利芬的感言，字里行间透露着独立媒体人的犀利和坦诚。

当下的中国又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全国上下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决策错误;在这个竞争残酷的时代，一旦出现重大偏差，必将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冲动是魔鬼，激情是迷药;现实虽然残酷，只要正确面对，处理得当，都不是什么大事。

目前的中国必须要面对十大残酷的现实：

第一大残酷现实：中美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没有成本优势与美国对抗。不是说中国怕美国，而是不值得玩对抗;在对待美国霸权问题上，中国必须要运用智慧。你可以讨厌美国、不喜欢美国、恨美国，但不要影响去重视美国;不是国为觉得美国好才与他搞好关系，仅仅是因为美国是“老大”，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和事实，你不服不行。

第二大残酷现实：现在的中国可以影响世界，但不能左右世界;目前能够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要接受。要知道：影响世界的国家有许多，况且这种影响也是有阶段性的，你在影响别人同时，别人也在影响你;世界万物都是彼此影响的，所以不要有优越感。优越感会造成盲目自信，自信过头就是自负，自负过头就会自命不凡，最后只能是自作多情和自认倒霉了。

第三大残酷现实：“中国模式”仅仅适用于中国，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不能被复制的。因为中国的历史别国是没有的，我们所受到的曲折、痛苦和折磨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结合了中国国情而形成的一种模式。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想推销“中国模式”，别人不会接受，也会水土不服。

第四大残酷现实：不要轻言战争，如果40年前中国说不怕战争，那是一种底气，因为我们穷，光脚的不怕穿脚的;但，如果你现在还说“不怕战争”，那是一种虚张声势。因为你已经“相当”富裕，你的北上广深大城市已经与世界上任何大城市可以媲美;“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毁掉罗马城瞬间就可以实现”。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怕战争的，因为他有最繁华的城市群，所以美国要发展世上最强大的军队，目的就是要“拒战争与里之外”，绝不让战争在本土发生。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中国若与强大的敌人战争，必然是本土战争，我们壮大军队不是渴望战争，而是要防止把战争引入家门。

第五大残酷现实：中国永远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朋友圈永远在第三世界。要牢记：西方那些发达国家是不会带我们玩的，在他们的眼中永远有“优越感”;西方永远瞧不起我们的价值观，永远认为中国“落后”;在西方人眼里，永远都存在“东西方差异”;千万不要认为可以融入西方世界，天真地认为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中国与欧美仅仅是生意关系，是做不了真朋友的。

第六大残酷现实：不要主动去向世界承诺什么，更不要用钱去买地位，允当世界领袖。真正的领袖都不是主动申请的，而是受命于为难，都是被人强推上位的;所以，领袖不好当，吃力不讨好。如果你成了世界领袖，那么必须要放弃许多，全世界都要跟你玩“贸易顺着”，你却又不敢有脾气;如果这领袖好当，美国就不会混的现在这么惨了(在特朗普眼里，美国混的最惨，是世界级的大傻瓜)。

第七大残酷现实：中国已经回不去了，不可能因为“摸着石子过河”陷入了深水区就妄想退回去。时光不会倒流，不可能因为害怕风险而停止这场游戏。从开始打开国门的那一天起，我们注定没有回头路可走，国门必须是越开越大，陷阱必然是越走越多;不能轻言放弃，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第八大残酷现实：不能为了追求“多快好省”而“超速上瘾”，不要动不动就犯“大跃进”的毛病，不要炫耀所谓“弯道超车”。不是因为你技术好，仅仅是一种侥幸。遵守规则从来就不是墨守陈规，讲究信用也不是呆傻愚钝;所有投机取巧的钻空子结果都会是互相伤害，出来混总要还的，越强大的人越把规则当生命看待。

第九大残酷现实：你今天超越了别人，明天别人就会超越你;超越强者不是为了证明你的强大，而是要让民众享受到做强者的好处。事实证明：真正聪明的人愿意永远是一个追随者，而不愿意成为一个超越者;也许你觉得韬光养晦无法显出英雄本色，但低调做人恰恰是深藏不露高手的基本素质。

第十大残酷现实：所有用钱买来的朋友都靠不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真正的朋友恰恰是经常公开争吵的、互相怼骂的。在你渴望用钱去收买别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别人利用了;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因为钱多而吸引别人，而是你的价值信仰和执*政理念深深让人折服。

现实往往都是残酷的，甚至是残忍的。但是，许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残酷而使人不敢正视现实，仅仅是因为缺乏自信而曲解了现实。

来源时间：2018/11/2   发布时间：2018/10/21

旧文章ID：17325

作者：方绍伟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已经于2018年1月起开始实施。这是美国自1986年里根时期的《税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86）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也是美国在非衰退期间推行税改的罕见之举。
　　特朗普声称，减税能够降低成本、增加就业、推动增长。那么，在美国经济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走出并稳步增长了10年之后，这次减税真能推动美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吗？本文将从新税制内容、影响以及减税与增长的经济分析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美国新税制的要点
　　我们先来看看新税制的内容是否真的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次税改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企业海外利润、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以及其他一些细节变化。
　　企业所得税上的主要变动是：C型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标准形式，得名于里根时代通过的《国内税收法》规定这一类公司的第一章C分章）的税率由原来的15%至35%统一为21%；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S型无限责任公司（美国小型企业普遍采用的专用公司类型，得名于《国内税收法》规定这一类公司的第一章S分章）的经营所得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允许抵扣20%收入，适用最高边际税率为37%；2017至2022年5年内发生的资产投资成本由折旧摊销改为100%费用化（不包括房地产）；取消公司的最低替代税（但一些抵扣和减免被取消）；每年经营净亏损结转限额由“前转2年后转20年”，改为年度应纳税所得的90%可向后无限期结转。
　　企业海外利润方面：美国公司来自其境外子公司的股息可享受100%的所得税豁免（10%持股比例要求），境外子公司历史累积收益（约3万亿美元）汇回时将一次性进行征税，现金适用15.5%税率，非流动资产适用8%税率；境外子公司超额利润（超过企业资产的10%）征收10.5%税收（从2026年起升至13.125%），可抵免80%境外税收；美国公司从境外供应方取得的销售或服务所得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部分，适用13.125%的税率征税（自2026年起为16.4%）。其中的一个重大变动是，境外子公司的所得税不按美国的税率而是按子公司注册地点税率来交，此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避税的问题。
　　个人所得税上的主要变动是：在保持七级累进税率的基础上把最高边际税率由39.6%降为37%，每一级的税率和起征范围也有所调整，通胀衡量方法的变动将使相应收入更快进入更高的税级；个人申报的标准扣除由6500美元提高为12000美元；17岁以下儿童每人抵免由10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抵免门槛由夫妻共同收入11万美元提高至40万美元；分项扣除和个人豁免被取消；提高个人最低替代税的门槛，应税所得由55400美元（个人）和86200美元（夫妻共同）提高至70300美元（个人）和109400美元（夫妻共同）。
　　遗产税方面：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遗产税、赠予税和隔代转移税的豁免额从超过560万美元（个人）和1120万美元（夫妻共同），提高为1120万美元（个人）和2240万美元（夫妻共同），税率仍为40%。
　　二、新税制的影响
　　这次减税以减少政府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减少社会福利为代价。税改会使联邦收入在10年内约减少1.5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实际减税约145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减税额占联邦全年收入的比重为4.1%左右。其中，个人所得税减少9290亿美元，企业所得税净减5610亿美元（企业所得税减少8460亿美元，海外资产税增加2850亿美元），遗产税减少100亿美元。仅就2018财年而言，企业所得税收入将下降31%，个人所得税将增长6.1%。
　　在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财政年度，美国的财政赤字增长到7790亿美元，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2018年10月15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在2018财政年度（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财政赤字同比增长17%，因为支出增长了3.2%，而收入仅仅增长0.4%。政府2018财年的利息支出为5230亿美元，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2019财年政府预算赤字将达到9730亿美元，2020财年更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将是2012年美国经济仍在从大衰退中恢复以来预算赤字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这对已超过20万亿美元的总债务无疑是新的坏消息。
　　这次税改取消了强制医保，这将导致超过1300万人缺乏保险，并推动保费平均上涨10%左右。同时，83%的减税将流向1%最富有的人群，这自然进一步引发中下阶层的不满。为寻求连任，特朗普正考虑提出一个专门为中产阶层减税的新计划。
　　彭博通讯社2018年初发布的对51家标普500指数公司的调查报告称，企业减税后股东能得到60%的好处，员工能得到15%。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后，再与现行州平均所得税税率加总，美国的总税率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6国约25%的平均税率水平接近。由于取消了部分税前扣除优惠，限制利息费用扣除，故这次减税的实际降幅远小于名义税率所体现的降幅。对于原来适用15%税率的企业而言，21%新税率实际上提高了税负。企业所得税虽然改革力度最大，但在美国，由于只有C型有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其占比在2017年仅为联邦总收入的9%，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则高达48%。
　　个人所得税方面，由于废除了每人每年4050美元的个人豁免，使得减税效果大打折扣，也加重了人口较多家庭的税负。个税税率虽有不同程度下调，但由于每档税率适用范围也有调整，故提高了一些个人的税负，如应税所得2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适用税率从原先33%提高至35%。
　　减税给不同行业带来了不同的好处。房地产企业可以申请新的税收减免，但个人新按揭贷款所允许的利息抵扣上限，由目前的100万美元降至75万美元。税改大部分节约的税金可能被企业用于增加派息和股票回购，这会推动美国股市走高，增加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投资价值；给富人减税也将为资产管理公司的理财服务带来更多需求。2018年，新税法平均而言可能提升美国大银行13%的盈利，鼓励汇回海外现金除了使科技企业受益外，还可能刺激美国企业的并购，从而推动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但利息费用抵扣的减少将会影响银行的盈利，也可能导致企业减少贷款。
　　另外，零售商将从税率下调中获得巨大收益，因为许多企业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收入来自美国本土，且零售业是支付了最高税率的行业之一。税率较高的石油、天然气及保险业也有类似好处，但是废除奥巴马医保将对医疗保险商和医院不利。连锁和消费品牌也预计税改会提高对它们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公司中有许多依靠中低收入消费者的采购，个人税负的变化（如标准抵扣提高一倍）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企业税率下调将使美国所有规模的运输公司，都有更多资金使用节能汽车来升级车队；新税法的资本支出抵扣增加，将促使运输企业有了购买新车的附加动机。
　　还有，美国制药商将是税改中利润汇回条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们在海外拥有数以十亿美元计算的盈利，但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开发罕见疾病药物，将获得更小的税负抵扣。电信公司经常需要升级网络，新税法允许这种支出可以立即扣除，不用再分摊到好几年；受此鼓舞，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已经表示明年将在美国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投资10亿美元。
　　三、减税与增长的经济分析
　　由以上叙述可见，新税法确实起到振奋人心、提高人气、活跃发展气氛的作用。特朗普认为，税改将使美国经济从3%的增长率提高到4%、5%，甚至达到6%。但无党派倾向的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JCT）预测，从2018至2027的10年内，减税平均每年提高经济增速将不到0.1%，不是政府宣称的0.4%；10年内对增长的总体作用只比原来高出0.7%，就业和个人消费总体上也只能提高0.6%。
　　美国2018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确实达到近年较高的4.2%（2014年二、三季度曾达到5.1%和4.9%，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但2018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已经降到3.5%；相关部门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的增长很难再有上升。实际上，利率的上调和增长预期的下降，已经给近期的美国股市带来了很大的震荡，公司的盈利前景和经济的增长都不再乐观。
　　按照1970年代兴起的供给经济学的看法，减税、放松管制和减少福利支出，既能刺激工作和投资，又能提高生产率、增加低价物品和劳务的供给，最终必导致扩大就业、推动消费和经济增长。供给经济学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量，不是政府对经济周期的管理和干预；增长的核心被认为来自萨伊所说的供给方面，不是凯恩斯所说的需求和政府支出方面；供给的关键则被认为是提高微观激励的减税政策，特别是要通过减税（包括资本利得税）去鼓励对增长最重要的储蓄和投资活动。供给学派提出的“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即当税率在一定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这被认为是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的发展。（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者。——编注）
　　拉弗（Arthur Laffer，1940—）是里根当政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1981—1989），由他提出的“拉弗曲线”试图证明：用横坐标表示的税率越高，反映在纵坐标上的税收总额就越多，曲线于是从左下方升向右上方；可当税率超过一定高度时，资本和劳工的收入开始下降，经济活动开始减少，税率100%时再也没人愿意投资和干活，政府的税收也随之减少，整个图形呈现为“倒U形”。“拉弗曲线”的含义是：当税收太高时，降低税率既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又能因此增加政府税收。
　　可在历史上，每次税率的大幅削减只能有限提高联邦政府的税收总量，税收占GDP的比例则往往不是上升而是下降。80年代里根时期和本世纪初小布什任内的两次减税之后，美国的平均经济增速相较于之前的十年也都是下滑而不是上升。那么，实际情况为什么并不是“拉弗曲线”所说的那么美妙呢？
　　关键在于，减税前，税率与税收的交点在曲线上的位置并不是清楚可知的，我们甚至不可能知道这个曲线的具体形状；即便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可以在事后确定，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因为最高税率的较低水平而无法确定（二战时美国的最高税率曾在90%以上，后来已经大幅下调）。更明确地说，“拉弗曲线”只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参照，它根本无法解释真实的税率与税收状态，更无法预测因素繁多复杂的经济增长。
　　减税能刺激工作和投资，提高经济增长和政府收入，这些理想的推理为什么未必能实现呢？
　　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03—1983）说：“我学习经济学不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是为了避免被经济学家们欺骗。”在当代美国的减税与增长问题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多学另一种经济学不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是为了避免被一种经济学所欺骗。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在2006年出版的《美国供给侧模式启示录：经济政策的破解之道》（Supply-Side Follies）一书中，从上述几个方面批评了供给学派的观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另一种经济学是如何质疑供给经济学的。
　　关于减税能鼓励人们更多工作，现实的情况是：人们有了更多的税后收入反而可能减少而不是增加工作；多数全职人员在工作量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灵活性；美国1980年代之后的最高边际税率已经较低而不再有大减税的效应；许多纳税人实际上也不知道他们纳税的税率是多少；按最高税率纳税的富人其实并不是受税后收入所激励的。至于减税能否增加就业，那要看下面讨论的投资和增长问题。
　　减税能鼓励储蓄和投资的实际情况是：增加税后收入（特别是遗产和馈赠税）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储蓄，美国1980年代以来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多数人的储蓄决策对税率并不敏感；最高税率的较低水平已经对储蓄不再有负面影响；减税即便能提高储蓄和投资，也会更多地被政府债务的上升所抵消。
　　减税能提高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是：每次减税总是对富人更有利，分配差距的扩大只会压制而不是提高经济增长；减税既不能鼓励人们更多工作又不能提高储蓄，自然就不可能推动增长；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而不是资本才是增长的关键，对富人减税却无助于创新和增长。
　　阿特金森提出的这些理由，部分解释了美国1980年代以来多次减税而平均经济增速依然下降的事实。但是，相信减税推动增长的人也许还可以反驳说，如果不是减税，现实的经济增长也许会变得更慢，故不能用实际增速的下降趋势来质疑减税的增长效应。这个反驳其实是无效的，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只是实际的结果，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对比有无减税的实际结果；真正的要害是，在最高边际税率已经不高的情况下，减税并不可能鼓励工作、鼓励储蓄和鼓励投资，至少是作用有限。减税确实能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但投资成本对最终盈利的影响还要看更重要的利润机会和预期，成本永远不可能单独决定利润。另外，供给学派过分强调税率而忽视了最终税负对经济的影响，最终税负问题则因为涉及供求双边的价格弹性以及替代品问题而复杂和难以估量。
　　特朗普强调减税的“增大蛋糕”效应，实际上减税更多是带来“重分蛋糕”效应。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据美国智库税收政策中心（TPC）估计，从2018至2027的10年内，减税可能使GDP增加9610亿美元，而同时赤字却将增加12330亿美元。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则估计赤字甚至可能增加22890亿美元。显然，社会财富的增加是靠政府债务的更大增加为代价的，而政府债务增加则意味着政府少收多支两方面所包含的更大的分配效应。可见，减税所提振动人气更多的是分配性质而不是增长性质的。
　　四、小结
　　无论减税的好处多么动听，减税的政治目的和竞选目的是清楚的。减税的好似乎可以一方面与小政府、大自由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高就业、高增长相联系，可对财政赤字和国债的负担，不论哪一届政府都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躲躲闪闪。未来的总统竞选人如果要攻击前任及其政党，那也是挑开支膨胀而不是挑减税过多说事，轮到自己当家时开支当然也照样不可能减。无论如何，谁也不想增税乃至于得罪选民，正如谁也不愿在高赤字高国债问题上大显担当那样。
　　关于美国经济的增速问题，不仅是减税的影响在下降，而且连创新的影响也在下降，因为，198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高科技创新，也同样像减税那样无法提高美国经济的增速。美国的“生产率下降之谜”，可能与服务比商品在经济中占据更大份额有关（服务业比制造业更难提供效率），也可能更多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所说的长期稳定社会中“分利集团”的反增长效应问题。“分利集团”意味着寻租和分配性努力压倒生产性努力。对当代美国经济来说，这个“经济增长的分配性纠缠”必将长期妨碍生产率的提高，也将出现在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等方面的运作之中。

来源时间：2018/11/2   发布时间：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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