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莲•邰蒂  来源：FT中文网

　　“前所未见”一词近来在华盛顿频频被提及。这并不奇怪：按照较近历史（即大多数选民成年后记忆中的历史）的标准，过去两年的确见证了一些极为非同寻常的戏剧性事件。
　　只需想想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推文、他对媒体的战争、白宫内斗、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特别调查，以及不久前通过电视直播的参议院就性侵指控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进行的质询。
　　要获得正确的历史视角（以及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久前纽约电影节(NYFF)上公映的一部适时的新纪录片值得一看。《水门：我们如何学会阻止失控的总统》(Watergate — Or How We Learned to Stop an Out-Of-Control President)由企业家出身的纪录片导演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执导。2011年，弗格森凭借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的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荣获奥斯卡奖（友情提示：我本人在该片中出镜）。此前，他还制作过一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纪录片。
　　五年前，弗格森便决定制作一部关于水门事件的纪录片，那时候没人能想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会入主白宫。他在纽约电影节上表示：“我以为自己在饶有兴致地……记录历史。”
　　但事态发生了诡异的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政治开始变得像艺术，反之亦然。因为，虽然这部纪录片小心翼翼绝口不提“特朗普”，但当你在银幕上看到这一幕幕时，你会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而且每一天都愈发如此。
　　水门事件的大致脉络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并不陌生。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试图掩盖尼克松政府参与针对其对手的一次阴谋行动的痕迹，但他的“肮脏伎俩”和滥权行为遭到坚持不懈的记者和检察官曝光，这些人士推动了国会启动弹劾尼克松的程序——直至他辞去总统职务。
　　弗格森这部纪录片试图通过把对关键参与者的四个小时极为详尽的采访串起来，深入剖析事件背后的故事。其间还穿插有尼克松与幕僚对话的重现（基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臭名昭著的磁带录音）。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种风格：一些批评者称这种重现给人造作的感觉，而且影片过长。
　　但如果你能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腾出时间看看这部纪录片，片中记录的细节之多，本身就足以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尼克松这场丑闻上演了很长时间才结束。虽然水门入室盗窃事件发生在1972年，但尼克松直至1974年才辞职。而且这还是在白宫、媒体和司法部门上演了没完没了、极其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斗争，以及一系列公开听证（跟近日来在华盛顿举行的公开听证一样，全国的民众都守在电视前目不转睛地观看了听证过程）之后。
　　这一点如今值得铭记。同样值得铭记的是，如果没有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等司法官员意志坚决的工作，水门事件的结局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考克斯曾是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后被尼克松解雇，其团队成功地将尼克松的关键幕僚一个接一个“拿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看起来相当令人振奋：纪录片《水门》展示的是美国宪法和制度的力量。如果你真正想保持乐观，还可从另外一个事实中汲取力量：尽管1972至1974年间，华盛顿的政治氛围非常恶劣，尼克松被迫辞职后，这种氛围以惊人的速度改善了。电视记者莱斯莉•斯塔尔(Lesley Stahl)表示：“我们以前曾出现过两极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尼克松时代）情况更糟，因为当时存在暴力。”斯塔尔是报道水门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出现在弗格森的纪录片中。“但（国家）并未一直分裂——我们设法摆脱了两极分化。”
　　然而，请务必注意这一点：尼克松之所以最终被迫辞职，是因为一些共和党人最终与民主党人联手，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推动弹劾总统。若非如此，僵局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这一幕可能再次上演吗？也许吧——如果穆勒拿出了滥用职权的铁证，或者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但到目前为止，没人知道穆勒有没有任何能够指控特朗普的罪证，而且由于特朗普继续得到基础选民的大力支持，中期选举的前景看上去非常不确定。眼下看来，在持续的时间方面，当前这部大戏很可能会超过尼克松丑闻事件——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后者那样干净利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的将是前所未见的。

　　译者/申凯

来源时间：2018/10/18   发布时间：2018/10/18

旧文章ID：17243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这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自己框定的问题。“在一件事上，他们说，‘他（特朗普）是法西斯分子。他掌控了政府……我们阻止不了他。’”特朗普最近在嘲笑他的批评者时称，“那没有效果。过了一周，他们又说，‘他无能。’我说，‘额，等一等。’在一件事上，我掌控了整个世界，而在另一件事上，我无能。”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废物：哪个更贴切？
　　研究威权政治的学生可能对此感到困惑。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以及共和党可能遭遇失败——特朗普的谩骂开始向法西斯主义者的版本倾斜。把对手描述成人民公敌是核心特征。仅仅在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就形容民主党“邪恶”，是想要“摧毁我们国家”并“把它变成委内瑞拉”的“犯罪党”。他称，自由派人士“非常非常坏”。当他提到85岁的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以及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时，集会者高呼“把她关进牢里”(Lock Her Up)。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散布谎言，最好是大谎言。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球领导人吹嘘称，他在两年内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引得哄堂大笑。但确实有很多选民认同他的观点。很多人还以为，特朗普真的在美墨边境建起高墙，他签署的法案比史上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要多，而联邦调查局(FBI)是民主党的一个分支。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事实核查，在上月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先生说了74个可以证实的谎言。自从他上任第一年以来，他的平均每天撒谎的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多。
　　特朗普的不实之言如此源源不断——而且如此离谱——以至于很难一一列举。到了现在，反对如此虚假的言论听起来有点怪——就像听到你的父母说脏话。把黑夜说成是白天成了新风尚。认知困惑为特朗普创造了两个优势。首先，它使人们对真相感觉迟钝。日前，《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了一篇14000词的报道，指控特朗普大举操作可疑的税收安排，包括彻头彻尾的欺诈——他的律师驳斥了这一指控，称之为虚假和诽谤。该报道还揭穿了特朗普起家的神话之一，即他几乎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任何遗产。事实上，他继承了4.13亿美元。在其他时代，此类调查会使得美国总统下台。但这篇报道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涟漪。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发表有关特朗普的报告时，需要曝出什么样的“猛料”才能引起动静？引发震撼的门槛不断升高。现在想引起波澜要比仅仅几个月前难得多。
　　其次，说谎文化引发虚无主义。当人们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他们就可能相信任何事。正如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学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所说的那样：“后真相时代就是法西斯前时代。”换种说法就是，特朗普为直到不久以前还不堪设想的事情开创了空间。其中一个例子是以非人道条件监禁数千名儿童，这是美墨边境拘留中心的现状。另一个例子是把媒体描绘成“人民公敌”。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马耳他、保加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盟国的记者的境遇。特朗普并没有谴责过最近发生的任何一起谋杀案。第三个例子是把法治说成党派之争。不难想象，特朗普会拒绝承认选举失败的合法性。现在能接受这些谬论的公民比过去多得多。
　　然而，特朗普缺乏法西斯主义者最关键的特征。他没有对国家机关一把抓。处心积虑的极权主义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军队。必须在军队中安插自己人。然后有条不紊地在警方、情报机构等部门也这么做。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公民社会。特朗普甚至不想这么做。或许他知道在美国要这么干有多难。特朗普上任以来，五角大厦得到较高的决策自由度。
　　然而，他对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金正恩(Kim Jong Un)和习近平等强人的钦佩，暴露了他的偏爱。这些人要么继承了权力，要么继承了垄断权力的条件。特朗普在美国体制内只能将就着来。总而言之，特朗普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留下的美国将比之前更容易涌现出法西斯主义者。
　　译者/马柯斯

来源时间：2018/10/18   发布时间：2018/10/18

旧文章ID：17242

作者：伟达  来源：联合早报

　　在中文的特定语境中，“给个说法”往往表示为情况或事件提供理由和解释。目前，中美关系正急剧向全面对抗恶化，这的确是21世纪世界形势演变的划时代大事。
　　关于两国关系恶化的缘由，目前中美官方的“说法”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常常令外界莫衷一是。好在时间和历史将是最公正的裁判。在这里我们不妨对有关“说法”做些摘要述评，也算是为历史作证的应尽努力。
　　美国方面，参考美国副总统最近代表本届政府对中美关系发表的正式演说，美国对中美关系恶化的说法包含三大要点：第一，双方贸易政策不公平对等，贸易逆差巨大，并且中国严重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还对国企进行非市场化补贴；第二，中国的国际扩展路径及手段，损害和破坏了国际现行秩序、价值及美国的利益；第三，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已名存实亡，并在近年内急速转向专制压迫，这与美国同中国合作的“初心”产生了重大冲突。
　　中国方面，迄今对中美关系恶化尚未发布全面的检讨和阐述，但参考中国政府和官方舆论的有关反应，也可以归纳成三种主流说法：第一，中国的快速崛起发展，导致美国的不安和紧张，于是开始发难遏制中国；第二；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走向，没有按照美国和西方的预期发展，于是引起对抗和反弹；第三，美国现在搞单边主义及国际霸凌，破坏贸易全球化和国际秩序民主化。
　　不难注意到，中美之间的争执冲突基本不涉及领土领海问题。但中美巨大的贸易差额是现实存在。中国的对外合作也确实长期奉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即如果外资外企想进入中国市场，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转让技术专利，但这个策略现在遭遇美国的诟病抵制。至于中国的国企，因为美国方面不存在这个概念和体系，所以双方就此产生争议争执，也并不令人意外。
　　目前的危机挑战是，美国与其他主要贸易逆差国，如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欧盟等，都已陆续或正在达成有关新的贸易协议。而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不仅尚未见到协议解决的前景希望，两国的冲突反而不断蔓延扩展向其他非贸易领域。
　　这也就涉及美国说法的另外两个要点。譬如中国官媒到美国农业州当地报纸刊登政治广告一事，尽管在美国并不违法，但还是引起美国政府的警惕和谴责，因为无法想象美国政府机构也可以到中国媒体刊发类似的政治广告。而有关中国国内的局势现状和未来走势，前进倒退，如载舟覆舟；何去何从，正千钧一发。
　　关于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国遏制发难是由于中国发展崛起了，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合拍等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应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中国不是为了美国发展，美国如何反应相对次要。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未来前景与政治取向，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是否与世界的发展潮流合拍。只有赢得人民这个超级股东的信任支持，与时俱进，才能有效跨越危机和歧途。
　　至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搞单边主义，现在看来更多是对美国传统政策方针的大幅修正调整，而非重新另起炉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毕竟比较善于精打细算。中国近期虽在多个国际场合呼吁贸易全球化，但比较讽刺的是，自己却尚未被西方主要国家接纳承认“市场经济地位”，这也使得中国对贸易霸凌的批驳力大打折扣。
　　笔者以为，欲尽快化解缓和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局面，目前的重点是先治标，而后再渐进深入疗本。双方还是应以平等贸易协议为关键突破点，一旦两个大国恢复正常贸易交往，“压舱石”功能重启，和气生财，其他的千头万绪也可能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及调整空间。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来源时间：2018/10/18   发布时间：2018/10/16

旧文章ID：17241

作者：JOSEPH GOLDSTEI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肯尼亚鲁伊鲁——直到去年之前，26岁的理查德·奥钦(Richard Ochieng’)不记得自己曾直接经历过种族歧视。
　　他是一个孤儿，在维多利亚湖附近的村庄长大，身边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是黑人，那时他没有遭到歧视。他在肯尼亚另一个地方的大学求学，那时他没有遭到歧视。直到一份工作把他带到了鲁伊鲁，这个首都内毕罗边缘快速发展的乡镇，在那里，奥钦在一家扩展到肯尼亚的中国摩托车公司找到了工作。
　　随后，他的新上司，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中国男人，开始称他为猴子。
　　他说，这发生在他俩外出销售，看到路边一群狒狒时。
　　“你的兄弟”，他说，他的上司喊叫道，并撺掇奥钦与这些灵长类动物分享一些香蕉。
　　他说，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一次，他的上司把所有肯尼亚人称为灵长类动物。
　　奥钦感到羞辱与愤怒，决定将上司的粗语录下来，正好抓拍到他说肯尼亚人“像猴子一样”。
　　他的手机视频于上个月广泛流传之后，肯尼亚当局迅速将这名上司驱逐回中国。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是引起了肯尼亚国内越来越多的焦虑，并且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讨论。
　　随着肯尼亚积极接受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许多肯尼亚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迎接强大的外国人大量涌入，这些人正在塑造本国的未来——同时也带来了种族主义态度。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问题，许多肯尼亚人，尤其是年轻的肯尼亚人，并没有预料到在21世纪还会面临这个问题 。
　　肯尼亚或许确实曾是英国殖民地，白人占据统治地位，而黑人则被迫在脖子上戴上身份证件。但它自1963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独立国家，带着一种该地区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的自豪感。

　　今天，许多肯尼亚年轻人说，种族歧视大多是他们通过历史课和外国新闻间接了解到的一种现象。但是，该地区不断增加的中国劳动力所带来的歧视性行为让许多肯尼亚人感到不安，尤其是在他们的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时候。
　　“他们是拥有资本的人，但我们想要他们的钱，同时也不希望他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以非人的方式对待我们”，30岁的戴维·基纽瓦(David Kinyua)说道，他管理着鲁伊鲁的一个工业园区。 鲁伊鲁是几家中国公司的所在地，其中包括奥钦工作的摩托车公司。
　　过去十年来，中国在非洲各地大规模放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支付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许多非洲国家向中国借款，或是依赖于例如石油贮藏这样的自然资源。核算成本时，非洲国家基本上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债务，偶尔才把把重点放在中国一些公司剥削劳工的做法上。
　　但在内罗毕这里，在关于中国势力不断扩大的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担忧越来越多。
　　在内罗毕，二、三十岁的工人们相互诉说着他们目睹的关于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故事。一人描述说她看到一名同为女性的中国经理因为一个小失误，扇了她肯尼亚同事耳光。
　　其他肯尼亚工人解释了他们办公室的卫生间是如何以种族进行区分的：一个是中国员工专用，其他则是给肯尼亚人使用的。另一名肯尼亚工人描述一个中国经理指示肯尼亚员工去疏通被烟蒂堵塞的小便池，尽管只有中国员工敢在里面吸烟。
　　要确切计算出在肯尼亚的中国人口很难，尽管有一个研究团队估算该数字约为四万人。许多人都只在这里待几年，是数以百计的中国公司中某一家的员工。许多员工都一起住在大型住宅区里，乘坐大巴上下班，这导致他们与肯尼亚人没多少社交互动。
　　“因为这种隔绝、缺乏融合，通常他们都不太了解当地情况，”曾在内罗毕居住过的中国环境保护主义者、前记者黄泓翔说。“他们不太清楚该如何与外部世界互动。”
　　此外，许多人来到这里时都带有一种文化、种族方面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通常将非洲人置于底层，前《纽约时报》记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表示，他著有《中国第二大陆》(China’s Second Continent)一书，该书于2014年出版，记录了在非洲定居的中国人的生活。
　　甚至在一个由国家出资的大型项目中，也出现了关于歧视的指控，该项目为一个全长300英里、连接内罗毕和蒙巴萨的铁路，由中国建造。这列车已经成为了进步和中肯合作的国家象征，尽管积极的评价有时候被其40亿美元造价的阴影所掩盖。
　　但在七月，肯尼亚报纸《旗帜报》刊登了一份报告，对中国管理下肯尼亚铁路工人所处的“新殖民主义”氛围作出描述。报告说，一些人遭受了侮辱性惩罚，并且除了记者在场的时候，他们不让肯尼亚工程师开火车。
　　这是一个尤其爆炸性的说法，因为在该列车的首次通车时，两名肯尼亚女性开车的新闻获得了不少报道，当时该国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也在车上。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几名现任及前任火车司机确认了只有中国人能操作火车的说法，对一系列带有种族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描述。
　　“穿上制服，你看上去就不像猴子了，”24岁的弗雷德·努比(Fred Ndubi)记得他的中国主管这么说。和他一起的两名工人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自那之后，努比就辞掉了铁路上的工作，他说，为了负担火车司机所必须的培训费用，家里卖掉了四分之一的田地。
　　“我们就站在那里，问他‘你怎么能叫我们猴子呢？’”努比回忆道。
　　有迹象表明，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在作出抵抗。上个月，肯尼亚警察突击搜查了中国一个官方电视频道在内罗毕的的总部，几名记者一度遭到拘留。该行动的时机让很多人觉得很是奇怪：同一周，肯雅塔总统在北京，这引发了肯尼亚政府内部是否有人想造成外交纠纷的疑问。
　　奥钦及其他工人的经历体现出两国关系的未来。他谋到的是一份销售的工作，觉得这份工作能带来广阔前景，但当他去上班时，他发现了另一个现实。他说，工资只是一开始告诉他的数字的零头，并且还要因为一大堆违规行为扣钱。
　　“不准嬉笑，”公司规章制度中印着这么一条警告。每迟到一分钟——鉴于内罗毕出了名的糟糕交通，这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都会受到严重罚款。他说，某个员工迟到15分钟，可能就会被扣掉五、六个小时的工钱。
　　26岁的柳佳奇是一名中国经理，他的所作所为尤其突出。有时候他笑容满面，为人和蔼，奥钦说，但一遇到给钱的问题，或是有事情出了差错，柳佳奇对下属的态度就变了。
　　奥钦在一次上门推销中把销售册子落在了车里，必须暂时离开回去拿，他说，那时候柳佳奇叫道，“这个非洲人太蠢了。”

　　他说，但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关于猴子的侮辱性言语——这种非人化的形容曾被用来作为奴隶制和殖民的正当理由。
　　奥钦表示，他抗议过好几次，但那些说他们是猴子的言论并没有停止。
　　“太过分了，”他说。“我决定，‘让我把它录下来’”。
　　奥钦录下的咆哮发生在一次出门推销出了差错之后，奥钦问上司为什么要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因为你是肯尼亚人，”柳佳奇解释说，并且说所有肯尼亚人，就连总统，都“像猴子一样”。
　　奥钦接着说，肯尼亚人可能曾经受过压迫，但他们自从1963年后就是自由人了。
　　“像猴子一样，”柳佳奇回答道。“猴子也是自由的。”
　　视频开始广泛传播的一天后，柳佳奇就被遣返了。我们无法联系到柳佳奇置评。那个视频是两种文化间冲突尤其明显的表现，许多人补充说视频在首都的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造成了明显的冷淡。
　　“视频的影响很大，”内罗毕一家面馆的中国经理维克多·齐(Victor Qi)说，并且补充道自那之后，来用餐的黑人顾客似乎变少了。
　　视频出现后，这家摩托车公司的一位领导将柳佳奇的行为称为“令人遗憾的违规行为”，而一名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则表示，“这名年轻男子的言论及个人感情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
　　奥钦表示，他听过殖民主义的故事——“我们的祖先所经历过的”——并且担心中国人会让肯尼亚倒退，而不是像中国领导人认为的那样带着肯尼亚前进。
　　“这些人是想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时代，”他在自己与妻子和两岁儿子共同居住的小屋子里说。墙上挂着一幅海报，上面有以弗所书的一节。海报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两本由于经常使用、书页都折了角的《圣经》。
　　“有一天我会告诉我儿子，在你小时候，我因为是黑人而被人看不起，”他说。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10/17   发布时间：2018/10/17

旧文章ID：17235

作者：LISA KO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这是你的信，克里斯蒂娜。”
　　高中辅导员把一封给一个叫克里斯蒂娜·金(Christina Chin)的女孩的大学推荐信给了我。过去四年我常和他见面。在我就读的这所新泽西州的公立高中，约有700名学生，只有不到20名亚裔美国人，而老师们经常把我们认错。其中一位老师住在我附近，从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她在课堂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校长办公室让我过去。我到了那里，校长说他想找一个名叫简·田原(Jane Tawara)的学生。
　　“我是丽莎(Lisa)，不是克里斯蒂娜，”我告诉辅导员，不过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应该冒充克里斯蒂娜。她的成绩更好。
　　周一，在波士顿联邦地方法院，原告将起诉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美国申请人。该诉讼称，哈佛大学在“幽默”和“勇气”等人格特质评定中，给予这些申请人较低的分数，并拒绝合格的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该案得到了司法部的支持，由一个名为大学生公平录取(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s)的反平权行动小组和一群被哈佛大学拒绝的亚裔美国申请人领导，它有可能威胁到所有在招生中考虑申请人种族因素的大学。而在招生中消除种族方面的考虑，会对有色人种造成严重伤害，包括亚裔美国人。
　　当我读到这起诉讼时，我想起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申请大学的经历。在我被视为与其他亚裔美国学生毫无区别时——后来，在我从事的每项工作中，我都曾被人和其他亚裔美国女同事搞混——我愤怒的核心是，我们被视为缺乏个性，而且进一步来说，是缺乏人性。我与辅导员的交流远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它仍然令人痛苦：你是隐形的。你根本无关紧要。
　　这种叙事在我们亚裔美国人的词汇中是熟悉的。我的父母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在1960年代以学生签证来到美国。他们都是自己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纽约市相识，并赞助自己的兄弟姐妹迁移到北美。他们从城市搬到了一个白人中产通勤族郊区，在那里养大了我。对于许多作为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受益人来到美国的移民子女来说，我们的起源故事集中在我们与白人的关系，以及阶级同化上。我们太美国了，或者不够美国。我们厌倦了让这个故事占主导地位。
　　在高中时，我通过拒绝反亚裔的刻板印象来把它们内在化了。我的数学和科学都很糟糕。我喜欢艺术和电影。我们并不是都长一样，我不像他们——不像亚洲人那样，会去上常春藤联盟学校并且读预科。但正如马克·曾-普特曼(Mark Tseng-Putterman)所写的那样，这种做一个“正确”的亚洲人的强烈坚持，出发点仍然是一种对他人观感的关注。
　　1965年的法律优先考虑受过高等教育的亚洲移民，由此产生的亚裔刻板印象是，他们比美国的其他有色人种更富有，因为我们被视为比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并且更注重教育的价值：白人和亚裔都利用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为针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的种族主义辩护。这是一种有害和短视的刻板印象，用于消除更大层面上的有关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不公正政策的真相。同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近些年的纽约市，亚裔一直被列为贫困率最高的少数群体。
　　在亚裔美国人从平权政策中受益的同时，我们继续被反对它的白人保守派用作战略工具。针对哈佛大学的反平权行动诉讼是由保守派战略人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开展的一项运动的结果，他也促成了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一案，以及导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被破坏的诉讼。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提议取消特殊高中入学考试(Specialized High School Admissions Test)，以使纽约市的特殊高中多元化，这些学校当中通常是亚裔占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相对较少，当时一些亚裔美国人的父母批评该提议是反亚裔的。
　　对于那些从历史上感到权力被剥夺的人来说，以“亚洲骄傲”为中心的民族中心观点是诱人的。而承认我们的集体愤怒和痛苦，承认我们如何既受白人的种族主义攻击，又鼓吹针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的种族主义，感觉会陷入一种易受攻击的危险处境。
　　我家的故事远非唯一的那种亚裔美国人故事，尽管这是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故事，特别是在主流媒体中。这部分是取决于可以接触到那些媒体的人群，部分是因为，这是一个能让美国白人觉得舒服的故事，因为它仍然把他们放在中心位置。
　　只聆听——或者沉浸于——一种类型的故事是有危险的。虽然亚裔美国人口从2000年到2015年增加了72%，并且还在继续增加，有望在2055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但自18世纪以来我们的地位一直如此。我们被赶出城镇、被禁、被强制收容；我们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被关押、简单概括、杀害和驱逐。兜售模范少数民族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政治或文化力量。亚裔美国人仍因经济焦虑而成为替罪羊，包括被指责为从美国白人手中夺走高薪工作的移民，也包括被指责为从白人学生那里夺去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亚洲学生。
　　亚裔美国人，一个在1960年代形成的政治身份，由来自20多个国家的美国人组成，是一个既能赋权也有排他性的标签。亚裔美国人不仅仅是东亚人、异性恋者和中产阶级。他们当中还有酷儿和工人阶级；穷人和无证件者；南亚和东南亚人；菲律宾和中亚人。亚裔美国人的狭隘定义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
　　亚裔美国人在改变。新移民在继续扩张我们的社区，而1965年后的移民的孙辈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从小出生在美国。比起之前的几代人的经历，第三代亚裔美国人会对这种白人凝视少一些担忧吗——当辅导员和大学招生官拒绝将他们作为完整的人来看待时？
　　松田麻里（Mari Matsuda，音）在1996年写道，对亚裔美国人来说，拒绝成为她所说的“种族资产阶级”有多重要。我们可以错误地相信，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可以被白人所接受，并以其他肤色的人为代价，获得他们那样的尊崇地位——一个例外主义迷思。或者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在种族、民族和阶级差异上团结一致，拒绝被用来维护白人至上主义。
　　凑近看我们的历史，审视我们所得到的、所付出的、以谁为代价，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我们的未来。博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和尼基·黑利(Nikki Haley)或许是出色的亚裔美国共和党人，但我们的政治历史是由拉里·伊特里昂(Larry Itliong)、陈玉平(Grace Lee Boggs)、河内山百合(Yuri Kochiyama)、朴宝琳（Pauline Park，音）这样的活动人士所塑造的。我们的亚裔美国人的未来，也将由我们的现在发展而成：纯亚裔郊区；族裔多元的唐人街；所谓成功，不应该只是通过好莱坞中的代表以及企业天花板的打破来定义，推动全体美国人——不只是选出的某一部分——的平等，才是成功。随着美国逐渐摆脱以白为规范，关键在于要想象和实现我们自己的种族未来。
　　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接受了一种新的政治教育，放假回家时，我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弄错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亚裔美国人，不是亚洲人，我们绝对不是“东方人”。
　　“我们不是美国人，”他们说，“我们是亚洲人。”至少他们没有因为我的傲慢而把我从房子里哄出来。
　　“亚裔美国人，”我说。“不是亚裔亚洲人。”
　　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在最近一次去新泽西的旅途中，我问两位从里根式共和党人转为坚定的奥巴马式民主党人，在2016年的初选中投票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父母，既然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算是美国人了。
　　“当然了，”我的母亲说。“我还能是其他什么人？即使其他美国人不把我看做美国人。”
　　“嗯，谁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们，”我的父亲说。“他们想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跟我没关系。”
　　我希望他是对的。不管我们怎么被别人看待，我们才是最能看清我们自己的人。

　　丽萨·柯(Lisa Ko) (@iamlisako)是小说《离去之人》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10/17   发布时间：2018/10/17

旧文章ID：17234

作者：辛翠玲  来源：澎湃新闻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其“美国优先”的对外经贸政策即令国际社会侧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批评联合国、主张以双边贸易协议取代多边贸易协议、退出伊核协议、发起多场贸易冲突等等，诸多看似不合理且极具威胁性的战略举措，一再令世界哗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发动的一连串贸易冲突，对国际贸易秩序的扰动更居美国历届政府之冠。
　　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对外经贸政策，其政策行为是否有章可循，美国是否已转向贸易保护与孤立主义？针对这些问题，各种看法各有其立论基础。笔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理念在本质上为修正主义霸权，各种外界看似不合理、认为是随兴所致的战略举措，非但不是躁进盲动，反而是极有效率、试图积极改造国际经贸秩序的新政。
　　换言之，被解读为正在走向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实则可能正在布局一个再次由美国霸权主导、符合美国战略定义、公共产品成本最低、自由度程度最高的新国际秩序。
　　“美国优先”政策下的贸易之争
　　上任伊始，特朗普即于2017年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截止到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更是迅速发动了数次贸易冲突。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美国优先”的对外经贸政策几乎与贸易冲突成为同义词。
　　首个贸易冲突发生在特朗普就任百日之时，目标对准的是加拿大。2016年11月，美国商务部以双反（反补贴、反倾销）之名调查从加拿大进口的软木。2017年4月初，美国对加拿大裁定征收24%的反补贴税。2017年6月26日，美国继续裁定加征加拿大的进口软木7.72%的反倾销税，使加拿大的软木出口行业受到重大冲击。
　　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就进口钢材、铝制品展开国家安全调查。2018年3月，调查结果出炉，特朗普政府宣布，自2018年3月23日起，针对特定钢铁、铝制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从价关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被给予3个月的豁免期，期满后征税。少数获得豁免关税的国家，则受进口配额的限制。除澳大利亚之外，其他国家销往美国的钢铝产品都受到影响。
　　2017年8月，美国商务部根据特朗普签署的总统行政备忘录，依据“301条款”，以贸易伙伴国违反公平贸易为由，启动调查美中贸易关系。2018年3月，美国商务部以中国对美贸易违反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科技创新为由，宣布将对价值达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不断扩大征税商品的清单。从2018年7月6日起，分两个阶段征收关税。8月13日，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度《国防授权法》，加强审查外来投资，中资企业被视为主要审查对象。
　　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依据《1974年贸易法》针对贸易保障的“201条款”，以商品进口数量激增、威胁美国国内产业和需要启动防卫保障措施为由，对进口洗衣机与太阳能产品启动调查。从2018年1月起，美国对进口的洗衣机收取最高达50%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模块征收30%的关税，随后逐渐减少，第4年起降至15%。
　　2018年3月，特朗普警告欧盟，若报复美国对欧盟进口钢铁征收关税，美国将加大力度对欧盟制造的进口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5月，美国商务部再次根据“232条款”，针对进口汽车、卡车及零部件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产品展开调查，评估是否加征20——25%的进口关税，受到影响的产品总价值达2080亿美元，受到影响的主要生产国皆为美国的盟国。
　　截止到2018年7月，美国已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的总价值接近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除此之外，特朗普对内警告准备出走海外的美国企业，若选择留在美国，可享受低税率优惠，若将生产线转移至其他国家，将被征以高额的边境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善霸”的形象，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稳定了国际经贸体系。但现今，特朗普政府看似不再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为主要战略利益，反而挑战国际体系的现状，在全球范围内开战。从稳定现状到改变现状，此种修正主义霸权国家的经贸政策为近年罕见。
　　修正主义霸权的对外经贸战略
　　霸权国，鲜少会被视为修正主义国家。所谓“现状国家” (status quo state)和“修正主义国家” (revisionist state)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态度与应对方式。由于国际规则常由霸权国家主导，故而修正主义国家之说多半用于描述具有挑战现行秩序潜力的崛起国。然而，在学理或实际政治进程中未曾被检验的命题是，作为国际规则制定者的霸权国家反对现行的国际规则，霸权国家走上了修正主义的政策路线。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的美国，即已成为修正主义霸权的具体例证。
　　美国的国际经贸战略向来是外交大战略的重要一环。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路几经转换，存在帝国主义、国际主义或孤立主义等各种路线之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逐渐具备国际领导强权的态势，霸权理论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国际关系的战略思路。在国际主义与霸权思想下，建立一个全球化的、自由化的国际经贸秩序，既符合美国的主流价值，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以理性霸权与霸权稳定论的观点，亦可充分解释美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国际经贸秩序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与目的（如图1）。虽然，各国对于美国是否为称职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看法不一，但对于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关键角色则多有共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然而，式微的霸权在全球变迁的局势下，对于如何布局经贸战略与国际机制，以维系原有的霸权国家利益，特朗普的政策思路迥异于其他美国总统。对此，本文分别以奥巴马政府、里根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对比加以说明。
　　奥巴马政府的经贸政策反映出权力转移论与制度合作论的逻辑：一方面，通过修补、更新、升级，将原来由霸权国主导的经贸制度，逐渐转换为由霸权国推动的国际合作治理模式，也通过国际合作治理规范新兴强国。例如，建立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另一方面，则通过改革国际机制，释放参与空间给新兴强国，以最低的政策成本缓和挑战者的不满，保留自身的实力。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份额分配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组织改革等。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合作治理模式，是通过增订更多的经贸协议以增强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巩固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是严重的错误。原因在于：其一，在长期的国际收支失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崛起，跨国与非国家行为者的影响力提高，国际局势已发生变化。其二，既有的国际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多边磋商，效率不彰，也无法解决问题。其三，原有的国际秩序不仅已跟不上国际局势的变化所需，还被其他国家片面滥用，既有制度被各方利益侵蚀，独留美国继续作为自由贸易市场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助长看似自由却不公平的贸易关系（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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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思路亦与里根政府的政策不全然相同。特朗普赞同里根总统以高关税的政策手段应对当时日本的进口汽车，但认为政策虽正确，力度却有限，仅针对少数国家无助于改变美国面临的不公平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更不认同里根政府的多边贸易政策，对于多边国际机制极不信任的特朗普认为，里根政府着力推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与全球性贸易机制，稀释了美国利益。特朗普虽极为推崇里根本人，但却强烈批评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多边贸易政策。
　　因此，特朗普政府要求的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国际合作治理模式，也非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多边路线。“他们征我们15%的关税，我们却什么也没要他们付出”，特朗普曾如此评论他眼中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对特朗普而言，所谓的国际合作治理多边机制，只是各国侵蚀美国利益的“免费午餐”。唯有通过“美国优先”的经贸战略，以强势霸权的方式，采取贸易冲突的政策手段，向各国施压，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方能从根本调整国际贸易秩序。从各种双边到多边的国际机制，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皆然。特朗普政府的最终目的在于打破既有的国际秩序（如图3），将之调整为由美国逐一确认，并符合“自由、公平、互惠”的经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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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战略可以看出，其终极目标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为框架，在此伞状架构上搭建新的国际秩序（如图4）。将特朗普严厉批评的既有的多边国际秩序与新国际秩序两相比对，可以明显观察到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既有的多边主义由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善霸”或“强霸”的政策行为，使其他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化配合。“美国优先”政策下的新国际主义则根本拒绝提供公共产品的设定，否定多边共管公共产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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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的现实主义零和思想表现在于，他认定唯有美国能捍卫自身的利益，不寄希望于国际机制，不相信他国的合作意愿，唯有推行一对一地管理双边的国际秩序，才能确保美国不在国际规则中被不平等对待。特朗普选择贸易冲突为政策手段，他认为处于贸易失衡、但经济体量大于他国的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出击和防卫，可轻易成为贸易冲突的赢家。
　　特朗普政府高调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美国对外经贸战略的重点，因而与贸易保护主义与否无关，而是以国际经贸秩序全面改变为目的的新国际主义。这是一个由霸权国发动的秩序修正工程：摒弃既有的多边国际秩序，重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且利益极大化的新国际主义秩序。
　　不同于规则导向、提供稳定性、强调可持续性的既有的国际机制，特朗普政府通过以贸易争端为主的冲突手段，强势修正美国建立的既有的多边国际秩序，将美国国家利益极大化。确保美国霸权的绝对优势，是特朗普政府真正的战略目的。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令国际社会仍难以置信的是，最终挑战美国领导了70余年的国际秩序的最不遗余力者，竟是美国自己，而不是其他国家。
　　对特朗普政府的误读
　　特朗普政府的霸权修正主义路线并非难以捉摸，而是因为不符合美国过去的政策常态，而令人难以理解。常见的误读有：
　　谈判说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政策行为只是一种谈判方式与修辞习惯，无论是对国际经贸组织的批评或对他国征收重税的谈话，特朗普个人用以表达不满的各种言辞为虚，以谈判交涉为实。虚实之间，重点不在于特朗普的谈话内容，而在于如何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通过谈判与交易，纷争终将化解。但是谈判说无法解释的是，为何第三国与美国看似周全的利益交换与元首等级的磋商，都不足以应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贸易要求。
　　不同于谈判说，工具说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冲突等仅是政策工具性的运用，目的在于以此要求他国降低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持此类观点的人士认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必然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与既有自由贸易体系的受益者，采取强势的贸易冲突的政策是向他国施压，迫使其他国家改变的必要工具。此说认为美国发起的贸易冲突，目的在于贸易平衡。为此，正视美国的贸易要求，重新考察彼此的经贸互动规则是必要的。然而，工具说无法解释的是，倘若贸易平衡是特朗普政府的终极要求，那么美国何以对于贸易伙伴国的态度出尔反尔，看似和解，又步步紧逼，刻意持续提高贸易冲突。
　　有大国角力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冲突的真正目的在于抑制中国的崛起。然而，这样的说法忽略了特朗普政府的强势贸易冲突亦指向其他国家，包括北约盟国、印太战略中的盟友日本与印度、朝鲜问题中的重要盟友韩国。
　　又有孤立保护说认为，“美国优先”的政策目标是孤立主义和放弃全球化。但是，孤立保护说无法解释的是，上任两天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特朗普，何以不排除日后再加入该协定。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虽然一再宣称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各种可能，但在执政后，积极强势要求的却是分别与墨西哥与加拿大谈判新版的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出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主张。从各种例证看，特朗普政府真正寻求的并非是“退出”，而是“改变”国际经贸机制。
　　“美国优先”的新国际秩序
　　有鉴于特朗普政府执政至今未满两年，其试图通过贸易冲突，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战略的成效尚难以评论。仅就目前可观察的案例初步观察，特朗普政府强势的修正国际贸易秩序的政策过程，可大致分为三大阶段。
　　其一，结构解冻。酝酿与对手国之间的冲突，打破既有的制度结构。宣称过去的状态乃是美国单方面凈损失的结果，使对手国相信过去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在此阶段，对手国与国际观察者对美国的战略目的常有疑惑，或高估或低估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意图。
　　其二，结构调整。开启双边冲突性的磋商，不采用多边机制，而是在双边机制下，以一对一的方式互动，在贸易冲突螺旋式升高的过程中，打破对手在既有的国际经贸秩序结构下的保护伞，以绝对优势的经济体量保证美国拥有的绝对议价能力，确保美国在竞争中的必然胜出。
　　其三，结构再冻结。美国以绝对的优势，采取双边互动、两两协商的战略，并以此结果为基础，重新界定双边关系，进而确立新的国际秩序。
　　在此贸易冲突互动的架构下，本文尝试对美国与加拿大的软木贸易之争、美国与欧盟的钢铁贸易之争进行分析。
　　（一）美加软木贸易之争
　　2017年4月，特朗普就任百日前夕，美国商务部宣布，不排除对加拿大出口至美国的软木征收最高24%的反补贴税。特朗普本人同时公开指责加拿大“粗暴，以伪装的友善”骗取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宣称将不惜对加拿大展开贸易战。
　　作为特朗普主导的第一起双边贸易冲突，美加软木贸易冲突正是美国刻意打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重整国际秩序之作。
　　长期以来，主要用作房屋建材的软木始终位列美加贸易纠纷的清单之上。加拿大林场辽阔，林地公有，木材产量高、成本低，价格具竞争力，是美国建材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不敌加拿大的美国软木从业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即以加拿大政府提供公有林地为由，控诉加拿大同业不公平竞争，要求美国商务部征收反补贴税。30多年来，美加的软木贸易就在纠纷、征税、争执、协商、退税、纠纷再起的流程中定期重演，此案也几乎成了美加两国贸易主管部门的例行业务，最近一次的软木贸易纠纷协商的有效期至2016年年底为止。不同的是，这次特朗普政府不仅小题大做，而且将议题从过去的例行业务层面，提升到国家政策层级。
　　有鉴于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金额有限，再者，双方软木贸易往来已有多年纠纷协商的经验，并非不可处理，特朗普政府此时的高调政策清楚地表明，美国要打破北美地区固有的贸易秩序结构。美国继而提升双边的贸易冲突，一方面威胁将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另一方面宣布，在征收反补贴税之后半年的时间，将再对加拿大进口软木材征收4.59%——7.72%的反倾销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双反征税，不惜牺牲美国木材与房屋建筑市场的供给与价格稳定，受到影响的软木产品总价值达57亿美元。
　　从冲突爆发到冲突升级，特朗普政府在1年不到的时间里，打破原本架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下的美加贸易关系，也是40年间，美加两国的5次软木贸易纠纷中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加拿大政府对于此次贸易之争，虽然宣布予以反击，但谈判无效，最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提案，控诉美国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在软木贸易冲突之后，美国继续对加拿大进口的乳制品、钢铁及铝制品开战。加拿大在2018年7月1日国庆节当天，也宣布对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正式展开加拿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采取的最猛烈的贸易行动反击”，报复性关税总额与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商品的关税总额相当。
　　加拿大也是反击美国钢铁征税报复力度最为强劲的国家。此外，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墨西哥联合反制美国。加拿大民间也加入了抗美行动。根据益普索集团（Ipsos）的民意调查，70%的加拿大人表示将拒绝购买美国商品，高达79%的加拿大民众支持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72%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总理特鲁多对此事的处理。
　　美国的目的不仅在于美加软木贸易本身。事实上，软木贸易之争是特朗普政府采用的冲突对话工具，意在一对一地迫使加拿大配合，改写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才是美国贸易战略的目标。故而在加拿大政府多管齐下的反击下，美国毫不退让，软硬兼施，在持续的贸易冲突之外，另于2018年8月与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希望迫使加拿大重新加入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贸易冲突是用以交易的政策工具，凭借贸易议题，酝酿贸易冲突，制造贸易争端。作为政策工具，除在美国国内打造政治声望外，对外作为向对手施压的谈判筹码，换取各种可能的最大的谈判交易成果。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目的并非是孤立闭关，而在于攫取更大的国际市场。
　　此不同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彼时通过高关税，美国试图降低国际贸易流通。现今特朗普政府则欲通过每一场贸易冲突，冲击既有的国际或地区贸易机制的架构，重新洗牌，使之对美国更有利。美加软木贸易之争，正是此对外贸易政策理念的产物。此案出现在特朗普执政将满百日急需提高政治声望之时，也正值美国宣布不会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但将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协商协议之际，特朗普政府运用贸易政治的精算程度可见一斑。
　　（二）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之争
　　除加拿大之外，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架构也是特朗普政府欲开刀的对象。特朗普甚至在一次公开访谈中，当被问及谁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时，直指欧盟是美国的贸易宿敌。
　　特朗普对欧盟的贸易首战发生在2018年3月，对欧盟的钢铁与铝制品加征国家安全关税。虽然欧盟暂获3个月的豁免，但仍于6月起被列入征税之列。欧盟回敬以报复性关税，宣布若特朗普对欧盟发动关税争端，将对美国总价值近2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涵盖食品、机械、高科技等领域。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在特朗普拒绝签署七国集团联合声明之后，立即表示支持欧盟实行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性措施。6月22日起，欧盟的贸易报复行动开始，首批价值32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被征收25%——50%不等的关税，商品涵盖牛仔裤、重型机械和威士忌等，皆为共和党票仓州的主要出口商品。
　　首轮交锋之后，美国继续对欧盟发出第二波贸易之争。特朗普政府威胁欧盟若持续报复美国，将针对欧盟的进口汽车、汽车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若此，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将受挫最重。欧盟此番回击有限，仅对美国加以谴责，警告将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起对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展开反制措施，可能影响美国价值达 2940 亿美元的出口贸易，占美国全年出口商品19%的份额。
　　美欧双方在两次贸易冲突交锋之后，形势发生急转变化。2018年7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1）同意美欧双方立即组成执行工作小组，评估现有的关税措施。（2）同意开展贸易谈判，对于非汽车工业商品贸易实行“零关税”“零补贴”。（3）双方同意针对服务业、化学制品、药物、医疗用品，以及大豆等产品降低关税壁垒。（4）同意促使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更加公平与互惠。（5）欧盟承诺，为了与美国加强能源方面的战略合作，将购买更多的美国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使欧盟的能源供给更加多元。（6）同意共同致力于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保护美国与欧盟的公司免受知识产权的盗取、强迫技术转移、工业补贴、国有企业造成的产业扭曲、产能过剩等不公平的全球贸易影响。
　　以直至目前的进展观察，对欧盟的贸易之争或许可称之为最符合特朗普政府经贸战略的一役。特朗普个人认为，一对一开展贸易冲突，美国具有绝对优势，尤其汽车征税手段一出，欧盟必得屈服。在欧盟方面，虽然欧盟对美国的态度强硬但反击行动的力度有限，以其对美国反击的金额来看，欧盟反击的总额只有美国的50%，远不及加拿大对美国的对等反击。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使欧盟接受的不仅是美欧之间的贸易秩序调整，还有欧盟对配合美国共同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
　　结语：特朗普时刻？
　　如同特朗普本人在2018年初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闭幕式演说中所言，“美国优先，并非美国孤立”（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旨在修正传统霸权理论，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规则，抛弃行之多年的国际多边经贸秩序，试图重新打造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贸易协议为框架的新国际秩序，其特点在于：
　　其一，双边贸易冲突。双边贸易冲突既是过程也是工具。美国通过贸易冲突，试图打破既有的贸易结构。因而，除中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之外，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争端还相继指向德国、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通过贸易争端，对目标国以战逼降的贸易现象将仍是常态。
　　其二，贸易机制重整。因为美国的战略目的在于新旧秩序的转换，退出既有的国际多边机制乃必然。不过，美国并非放弃国际多边机制，而是为了取道双边，以重整国际多边机制。故而扬言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美国，却积极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再协商。同理，不排除美国在今后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其他国际多边机制。
　　其三，新秩序的领导者。美国是否会逐步退出全球化的国际领导地位？正如特朗普所宣称，“美国优先”不是孤立主义的再现。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全球化，而是运用美国的绝对竞争优势，重新塑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版全球化国际秩序。
　　虽然，关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与贸易政策手段是否合理大有可议之处，但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首先，面对特朗普政府以战逼降的局面，对手国该以何种策略应对？以战止战，还是以和止战？加拿大以及欧盟对于美国的应对策略与互动过程可作为参考。
　　其次，假设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战略成功，国际经贸秩序又将会成为何种面貌？有否可能最终真有改变世界的“特朗普时刻”出现？以美欧贸易关系在4个月之内“大转弯”之后朝零关税目标发展的局面来看，倘若未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其他本文未有着墨的美国——日本、美国——土耳其的双边贸易协议也皆以零关税、零障碍为标准，再加上日本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因素，零限制的自由贸易是否真有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规则？
　　在各种变量的作用、进展尚属有限的时间里，仍难以论断未来的发展趋势，此皆有待后续的相关研究。而作为最接近后霸权时代的特朗普政府，对其加以剖析，无疑可以成为观察大时代权力转折变迁中，霸权国行为的最适合的研究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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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题《特朗普政府经贸战略探析：“美国优先”的新国际贸易秩序》，刊发于2018年第3期的《当代美国评论》（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作者辛翠玲系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澎湃”经授权编发，有删节。

来源时间：2018/10/17   发布时间：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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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吉社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9月25日，特朗普总统第二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照例对自己不吝溢美之词，虽遭哄笑，但并不在意。他一如既往地批评了一些国家、表扬了一些国家，然后再次赞美自己英明伟大。
　　这次讲话可能在媒体一通嘲弄后很快被淡忘，但它所阐发的外交政策理念却值得关注。此前，特朗普总统不断强调“美国优先”；如今，他反复阐明“其他国家靠后”。“美国优先”与“其他国家靠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从“兼济天下”向“独善其身”的转型似乎已成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主轴。
　　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总统的“大西洋宪章”，美国曾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和维护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与贡献以及超强综合国力，推动各国建构了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个双边军事同盟和在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套秩序又被称为美国的制度霸权体系，理论上它是普世的，但实践上它更多为美国利益服务。冷战期间，美国依托这套秩序展开东西方阵营的竞争与对抗，为该霸权体系的运行提供了较多“公共产品”，例如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援助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第四点计划、维持庞大的防务预算、保持较大规模的前沿驻军、定期与盟国进行军事演训等。
　　冷战结束后，美国曾经独享“单极时刻”，一时风光无两，傲视群雄。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断言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即是自由民主制度。美国要挟冷战“胜利”之余威，推动与各国的“接触”，通过接触“扩展”民主。
　　在此背景下的经济全球化开始惠及拆除冷战藩篱的几乎所有东西方国家。彼时，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几乎等同于“西方化”，而“西方化”几乎就是“美国化”。霸权体系的安全对抗色彩弱化，国际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超越“东方”和“西方”，美国为扩展国际秩序，向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诸如维持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秩序，拓展自由贸易规则，促进地区和全球的经济繁荣，等等。美国对此做出贡献，也从中受益良多。
　　冷战结束二十年后，美国作为国际秩序建构者、守护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开始遭遇挑战。表面原因是漫长的反恐战争折损了美国的软硬实力，一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力有不逮；实则是美国国内治理开始出现问题，政治僵局冲击美国内政外交。
　　美国仍希望成为国际事务的领军者，但已经不愿意为国际社会提供增量“公共产品”。奥巴马总统执政八年，其核心外交理念是“不干蠢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收缩”姿态，进入“韬光养晦”时代。
　　2016年大选结束后，特朗普本人独特的行事风格与美国面临的内外问题叠加，以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时刻提前来临。
　　特朗普的世界观有别于冷战结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在他眼里，美国面临内忧外患，已然非常不堪：工厂倒闭或者外迁、基础设施落后，工作机会流失、工人失业，普通美国人一贫如洗。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自由但不一定公平或者对等的贸易让外国企业获益，让美国企业受损；二是美国对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却忽视了自身安全，美国援助了其他国家却听任国内基础设施破旧不堪。
　　特朗普在推文中无数次强调，世界各国都在嘲笑美国的各项政策。他誓言要改变这种状况，让美国的每一项内政外交政策都服务于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将美国的利益需要放在第一位。他的政策遵循两条简单的原则：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美国第一”成为统领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重新振兴美国成为核心要务。
　　为达此目的，特朗普政府在内政外交中采取了种种“增收”和“节支”的举措：
　　第一，重新谈判原有以前签署的贸易协定，特别是自由贸易协定，使之更符合美国利益，更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美韩在2017年下半年启动了修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在今年9月下旬达成协议。经过修订的美韩自贸协定要求韩国开放市场，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减少韩国对美铝制品的出口。
　　特朗普一向不喜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协议”，选举期间即称要重新谈判该协定，如果谈不成则放弃该协定。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随即要求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美国和墨西哥经过谈判在今年8月底首先达成原则性协议，特朗普随后以此威胁加拿大，称如果达不成公平的协议，美国要么将加拿大排除在协定之外要么干脆放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9月底，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的协定被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特朗普称这份协定解决了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存在的缺陷与错误，让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国的农场主和制造商开放市场，减少了美国面临的贸易障碍。
　　美欧在经过初步的加征关税的较量后也于7月达成和解协议，评估现有关税措施，启动贸易谈判，降低关税壁垒，实现美欧之间更加公平与对等的贸易往来等。
　　第二，放弃建构多边贸易架构的努力，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争端。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致力于构建新的地区经济秩序，主导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而特朗普一直宣称TPP是一个糟糕的协定，它让美国流失了就业机会，并允许其他国家操纵汇率，不仅如此，TPP还留有未来让中国加入的后门。特朗普就任之后立即宣布退出TPP。他认为，美国与11个TPP成员国之中的六个签有双边协定，不需要TPP这个多边架构，因为双边协议更高效、有利于美国工人。
　　奥巴马政府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在特朗普执政后亦被打入冷宫。对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特朗普也没有好感，他认为该机制对美国不公平，因而也是糟糕的。
　　第三，通过对抗的方式迫使其他国家在经贸、安全领域做出对美国有利的妥协退让。
　　为了减少各国对美国钢铝的出口，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4月启动了对进口钢铝产品的232调查，并在今年3月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关税。今年5月则要求商务部对汽车以及零配件开展232调查。
　　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争端，特朗普政府同样采取了对抗的方式，于2017年8月启动301调查，并在今年下半年陆续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10%到25%的关税。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为了解决中东恐怖主义问题以及伊朗地区影响逐渐扩大的问题，在伊朗并没有违背伊核协议的背景下退出协议，意在迫使伊朗与美国谈判地区问题。
　　第四，退出多边机制，减少美国承担的义务。
　　奥巴马执政时期曾大力推动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谈判，并在各国的合作下达成了《巴黎气候协定》，特朗普则认为该协定损害美国就业，因而宣布退出。特朗普政府还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在9月25日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了各国经过艰辛努力达成的伊核协议，并威胁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为了减少经济负担，特朗普政府计划对美国的援助政策做出显著调整，既要大幅削减对外援助，也要调整援助目标，仅仅援助美国盟友。为了减少美国防务支出，特朗普政府与韩国重新谈判防务费用分担问题，要求韩国承担绝大部分涉及美韩防务合作的费用。美国同时施压北约成员国，要求各国将防务预算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
　　如上种种举措核心目的是增加美国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减少美国对他国的援助、对盟友的防务支出。诚如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所言，美国在事关和平和事关繁荣的事务中都会秉持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不受制于陈旧教条或者意识形态的约束，美国不再干预他国事务，但也不允许美国被“利用”。
　　四年前，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称美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均处于优势地位，美国之于世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上个世纪如此，下个世纪亦然”，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而是如何引领世界，美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
　　如今，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频频强调“爱国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主张“捍卫”美国的主权和“独立”，要求他国“尊重”美国。对比2014年5月奥巴马总统西点演讲中的美国和2018年9月特朗普总统联合国大会讲话中的美国，难免会有时空错乱之惑：世界大致仍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世界，美国却已不再是那时的美国。
　　彼时美国倡导国际合作以“兼济天下”，如今美国突出“美国优先”以“独善其身”。在特朗普总统所谓“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这个简单、粗暴口号的引领下，原来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现在基本完成了“街头恶霸”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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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樊吉社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当代美国评论》期刊执行主编。

来源时间：2018/10/17   发布时间：20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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