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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挽救生命的创新需要全球合作

比尔·盖茨这些年常去中国,也经常在中国的媒体发表文章。本文2024年4月27日由《人民日报》发表。

过去20多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这是人类21世纪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取得这一成就的前提是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特别是多款可以挽救生命的疫苗研发成功并问世。世界卫生组织50年前发起“扩大免疫规划”,呼吁各国增加接种疫苗的种类和覆盖面,有资源的国家开始加大对儿童的疫苗保护。真正的加速度来自成立于2000年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一突破性的公私合作模式让创新成果真正惠及最有需要的人群——通过统筹全球贫困国家的接种需求,大幅降低疫苗采购成本,让超过10亿生活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也可以接种到基础疫苗。

近年来,疫情、气候变化、战乱冲突等严重干扰了医疗卫生系统的正常运转和日常疫苗接种工作,全球南方国家所受的冲击最甚。如今,每年仍有近500万5岁以下儿童失去生命,他们中大多数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已经过半,但按照当前的进展速度,国际社会要实现有关儿童死亡率和传染病防控等关键目标,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

如何才能让全球健康事业重返本世纪前20年的前进轨道?此前儿童死亡率大幅降低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在内的各界伙伴齐心协力,加速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普及的进程,我们将有望大规模地挽救生命。

中国战胜疟疾的努力就是一个例子。从青蒿素研究的开创性突破,到制药产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药物并实现大规模生产,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成为疟疾标准治疗方法,中国的相关防控经验被写入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在70余年时间里,中国从每年出现3000万病例降为零病例,得到了世卫组织无疟疾认证,创造了全球公共卫生的典范。这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投入、企业的参与、全社会的努力,以及与包括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在内的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

此时此刻,为了挽救万千生命,世界仍需要这种合作。中国在传染性疾病防控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在健康创新领域具有巨大潜力,是应对全球健康挑战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推动全球健康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汇聚跨界资源,加速创新成果的开发、转化与应用普及。我们支持中国企业开发的脊髓灰质炎、乙脑等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扩大产能,并促进中低收入国家对这些疫苗的公平获取。中国企业生产的乙脑疫苗已经保护了超过5亿海外儿童。去年,中国宣布为巴基斯坦捐赠300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为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贡献力量。我们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合作资助中外科学家共同在疟疾蚊媒控制、疫苗监管科学等领域开展研究,为全球传染病防控提供创新引擎。我们还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中非疾控专家以及国际组织携手,将中国创新的抗疟经验、模式和产品应用到非洲疟疾高发社区,为当地探索有效的疟疾防控模式。

展望未来,全球健康领域有很多令人兴奋的创新值得期待。例如,采集简便、快捷且生物安全风险较小的舌拭子检测技术有望突破结核病病例发现难的瓶颈,让大规模主动筛查成为可能。中国具备独立研究、开发、生产舌拭子检测工具的能力,有潜力加速本国乃至世界对无症状结核病患者的发现进程。此外,基金会和北京市政府以及清华大学联合支持成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正在研究新一代结核病和疟疾药物,一旦取得突破,将加速全球终结这些致命传染病的进程。

我们期待持续为包括中国创新者在内的全球伙伴提供有力支持,促进创新成果的产出,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尽快走进医院、诊所、社区和千家万户。唯有如此,创新才能真正惠及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群。

本周正值创新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举办。今年论坛年会的主题是“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焦点之一正是如何撬动创新以应对全球健康挑战。我希望论坛可以促成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激发更有效的行动,通过不断加强全球健康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让更多的创新涌现并尽快惠及中低收入国家的脆弱人群。全球协力支持健康创新,挽救万千人的生命就会成为可能。我期待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赵通:中国扩大核力量的真实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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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寻求地缘政治影响力而非军事优势

2024年5月3日,美国智库外交学会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赵通博士《中国扩大核力量的真实关切》的文章。该杂志也同时发布了该文的中文翻译。点击【这里】查看文章的英文原文。2024年3月,卡特中心中国聚焦发布了题为《冷战案例和中国关切:推进中美信任措施建立的现代化》的报告。这一报告试图通过对冷战时期美苏管控核武器案例的研究为中美今天如何核武器关系并不发生误解和误判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点击【这里】下载这一报告。美国东部时间5月28日下午三点,卡特中心将主办题为《在新冷战期间中美如何管控核武器关系》的线上讨论。赵通博士是参与讨论的专家之一。点击【这里】注册线上讨论。赵通博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和卡内基中国的高级研究员。

中国正在迅速增强其核力量。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核弹头将从2019年的约200枚增加到1000枚。这种核武库的扩大,加上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的广泛投资,已引起了华盛顿的深度担忧。2023年,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认为,面对中国的核扩张,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评估美国核力量的规模和组成”。3月份,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警告说:“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威胁。”

随着华盛顿试图评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和引发核对抗的风险,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相关作为背后的原因。分析人士对中国突然改变其传统的维持较小核武库的政策感到困惑。华盛顿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行为是对美国相关军事领域技术进步的反应;其他人则担心是北京主动实施了更具进攻性的核战略。

仔细评估中国高层和安全政策圈内的思想演变显示,中国并非是完全出于军事和技术层面的目的而扩大其核武库。相反,中国领导人似乎接受了一种未经验证的理念,即认为核武器可以赋予中国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对抗其所认为的战略威胁。同时,北京认为美国的核战略不公平、美国追求的安全利益也不合理,这进一步巩固了中方使用自主措施解决战略关切的意愿。华盛顿必须了解这些潜在观念如何塑造了中国的核政策,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并降低由于错误假设而造成适得其反甚至灾难性后果的风险。

以实力求和平?

在北京看来,与华盛顿日益紧张的关系并非由于中方自身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而是中国与美国之间力量平衡变化的结果,而后者来源于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华盛顿选择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并对北京采取日益敌对的态度,通过遏制战略维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鉴于此,北京必须让华盛顿认识到美国无法遏制、破坏或颠覆中国,从而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在中方看来,自己唯有通过增强实力,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推理导致中国认为,随着两国之间力量差距的不断缩小,来自美国的威胁在日益增加。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就表现出对这种观点的认可,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持敌对态度。他从而赋予核力量以更高的地缘政治作用,以展示中国的强大实力。在他之前的领导人更多地受到中国传统核思维的影响,彼时中国所掌握的资源也更有限,他们在发展中国的核能力时表现出了显著的克制,并优先考虑质量改进而非数量扩张。而中国领导人则将导弹部队升格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发布了加快核现代化的具体指示,同时提高了中国核武库的技术多样性和数量规模。

中国领导人对核力量加大投资反映出他与美国领导人相比在如何看待核武器的作用方面有着深刻的不同。中方领导人目前更多地将核武器视为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认为它们在影响敌人对双方力量平衡的认知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与此同时,核力量的扩张并不完全基于推进明确的特定军事目标,如阻止敌人进行某些具体的军事活动。这一观念是中国官方所提出的核力量要实现“战略制衡”目标的基础——旨在迫使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缓和的态度。

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相信核武器有助于实现战略制衡。2012年主政后不久,他评论说,俄罗斯优先发展其核能力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使该国曾面临经济困难。莫斯科的选择与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一致,即一个国家核力量的强度有助于塑造对手对双边关系的总体态度。2021年初,面对COVID-19疫情爆发后美国引领的全球反华浪潮可能对北京的国家和政权安全构成数十年来最大挑战的相关警告,中共领导人呼吁军队进一步加快中国的核力量建设。随着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中国国内更加重视这种认为核武器具有广泛制衡作用的看法。北京也越来越强调被华盛顿平等对待的重要性,并拒绝美国可以继续从实力优势地位与中国进行对话。中国的舆论领袖认为,更大的核武库将迫使华盛顿真正尊重中国政府,并以更加克制的方式与华交往。

核武器在军事领域内外拥有广泛—甚至是近乎神奇—的强制力,这种观点可能更多是基于直觉而非严格的逻辑和证据。毕竟,冷战期间莫斯科强大的核力量并未能阻止华盛顿通过经济颠覆和政治对抗来削弱苏联。然而,当下高度集中的国内权力结构无助于对相关先验假设进行严格的评估;北京的领导人将中国打造为更强大的核国家的愿景被迅速而少有质疑地执行。国内对“妄议中央”言论的限制,以及对重大国防规划和活动进行保密的行为方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内专家群体也越来越难对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进行评估和讨论,更不用说对未来政策发表意见了。官方军事理论中出现越来越多具有矛盾性的内容,例如核导弹部队在强调“备战”和“战略制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核实战理论的批判,这显示核政策制定更有可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其更多地是由模糊的政治愿景驱动,而非明确的军事必要性和严格的方法论。缺乏明确和充分权衡的军事目标削弱了中国公开解释其政策变化的能力,也难以就在何种情况下可与美国谈判核力量限制制定明确的立场。

何为公平

核对话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中国越来越怀疑合作性安全措施能否保护中国免受其所认为的来自美国的生存性威胁。例如,中国领导人强调“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这种不信任正促使北京聚焦于实现有利的的力量平衡,这减少了对核力量发展进行自我限制的吸引力,更不用说军控谈判了。

北京的悲观情绪部分源于其所认为的美国在核领域的双重标准。中国专家指出,美国政府不接受中国有权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核战略。例如,华盛顿自己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但对中国可能放弃其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表示顾虑——尽管中国表示无意违背此项承诺。

美国决策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这些双重标准是由于美方的安全目标比中国的更合理合法。他们认为,美国在包括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等亚太地区维护领土现状的目标,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并认为中国试图通过胁迫手段改变领土现状的努力与美国的正义目标形成了对比。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为美国及其盟友保留更广泛的核武器政策选项既在道义上站得住脚,也具有战略必要性。

然而,北京将这些双重标准归咎于美国“霸权的傲慢”。特别是,在属于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台海问题上,中国认为美国为台湾维护权利的诉求是非法的,尤其是当华盛顿以其自身的安全需要为由来表述这一点时。美国的一些战略学家经常强调台湾的重要性,并辩称,保持台湾与中国分离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这包括在亚太地区保持有利的军事平衡、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维护美国的全球信誉并推动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这些说法让北京担心美国试图以中国的领土完整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削弱了美国反对中国在本地区加强军事力量的道义基础,并坚定了北京挑战其眼中的美国霸权的信念。

中国认为,通过更自信地展示其力量,包括扩大其核武库,可以纠正这种不公平带来的失衡。例如,中国专家认为,苏联在冷战期间成功地迫使美国改变了核战略。通过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大幅增强其核能力,莫斯科迫使华盛顿放弃其以大规模核打击以回应任何苏联侵略行为的大规模报复核政策,改为采取更为克制的灵活反应核策略,也就是让美国核反击的水平和规模与苏联敌对行为的严重性相对称。他们还指出,华盛顿并没有相应地调整其针对较弱对手如中国的核政策,而是继续维持针对它们的广泛打击计划。现在中国拥有的资源比自冷战以来任何时候都多,北京认为有能力纠正这种持续到今日的不公平了。

这种抵抗反映了中美竞争中的一个更广泛主题:除了与美国在特定安全目标上的分歧,中国日益要求公平的规则和平等的行为标准,并把这本身作为一个诉求。中国官员还强调,公平是参与安全和军控事务讨论的重要条件。这表明,中国有可能继续专注于自身的能力发展,而不是寄希望于合作性措施,以建立其认为更公正和公平的中美核关系。

深层挑战

这些非技术因素为核对话带来了复杂且外界难以理解的障碍。美国分析家和其他西方人士继续狭隘地关注曾影响中国核战略的军事技术层面因素,来解释其当前的核扩张。诚然,中国战略家几十年来一直对这些因素表示担忧,即美国的国土导弹防御、常规精确打击武器和其他非核军事技术将使中国在遭受首次核打击后更难进行核报复。但美国近年来并未显著扩大其核力量、常规导弹库或国土导弹防御系统,这表明推动中方增强核力量的还有其它因素。

大多数外国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扩核可能是由不很明确的宏观理念和不甚具体的政策思维驱动的,而不一定是由于中国采纳了更具攻击性的军事战略。许多专家依据最坏的核交战假设场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共同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认为美国必须增强其核实力和防御力量。诚然,这些专家的动机旨在确保美国的核威慑的有效性,但他们忽视了相关论点实际上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安全。因为这些论点可能进一步增强北京的担忧,即华盛顿在有意夸大中国构成的威胁,以证明其维护自己绝对核优势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中美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使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由于信息和舆论管控,中西方在世界观和政治观念上的差距日益扩大,这成为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重大障碍。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对通过合作性措施来确保未来安全不再报以信心。对北京来说,强大的核武库也许有助于搁置这些根本性问题。有了强大实力之后,中国也许可以迫使华盛顿忽视他们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分歧,包括对事实、规范和价值观的不断加剧的争议,而迫使美国接受当下的中国,尊重北京界定的中国核心利益。随着这种趋势的继续,双方有可能陷入日益激烈的核力量竞赛。

弥合认知差异

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回应是无效的。有些美国分析人士提出通过军事技术层面的相互克制来降低军备竞赛风险,这些通常包括提高核透明度或限制新战略武器的发展等。但这些建议并未有效解决促使中国发展核力量的深层关切和不满,因此不出所料,它们未能引起中方领导人的兴趣。说到底,要控制正出现的中美核军备竞赛需要北京和华盛顿就造成他们相互敌对的核心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

这样的对话完全符合美国和中国的目标。华盛顿倡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依赖于大国之间相互认可彼此的合法利益及追求这些利益的可接受方式。与此同时,在最近的高层政府声明和相关文件中,中方一再强调要“尊重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和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重要性。两国立场中的共通之处为进行深入对话提供了机会,使双方可以共同探讨如何定义一国的合法安全利益、以及什么算作合理的实现安全利益的方式。这种对话类似于历史上完成于1975年的赫尔辛基进程,该进程就有效地降低了冷战期间苏联和西方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

作为一个初步步骤,中国和美国可以承诺不用军事手段改变亚太地区的领土现状。这样的合作性共识或彼此呼应的单方面政策宣示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和平崛起意图的可信度,帮助设立公平和公正的国际行为规则,强化维护区域稳定的共同愿景,并减少所有相关方增大军备投入的压力。

诚然,鉴于中国对核问题及更广泛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疑虑,北京不一定会立即欢迎美国的对话提议。即便对话在国际社会的呼吁和督促下得以启动,这也会是一个需要双方外交智慧的艰难过程。尽管如此,这种对话能推动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对何为合法安全利益和实现安全利益的合理方式的看法。这将有助于针对北京的核心关切,提供一个稳定中美安全关系的可行前景。通过认真考虑这种对话建议,华盛顿也可以展示其友好态度,并帮助北京认识到,只有合作性措施才能更有效地促使美国不过度增加其对自己军事威慑力量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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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中心招聘美中关系高级项目助理

卡特中心副总裁办公室正在招聘美中关系高级项目助理。卡特中心是美国非政府、非盈利组织,1982年由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和他的夫人共同创建。卡特中心最早与中国的合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合作机构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98年,应中国民政部邀请,卡特中心开始观摩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于2002年推出中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2012年,应中国领导人的要求,卡特中心在中国的项目转向增加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稳定双边关系和寻求双方在第三方的合作。卡特中心美中关系项目包括主办年度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编辑和维护双语《中美印象网站》、编写美中关系研究报告和组织其他旨在稳定和改善美中双边关系的其他活动。

点击【这里】查看高级项目助理的资格要求、工作职责并递交申请

  • SUMMARY:

    • The Senior Program Associate organizes, coordinates, and plans operational facets of projects under the Senior Associate Director, and the Vice President for Peace Programs;
    • Supports major projects within the China Focus, including the design, day-to-day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engagement initiatives (e.g.,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Track II dialogues and events, and research reports;
    • Supports budge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f proposals, technical and donor reports, fundra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
    • Makes decisions on behalf of the program based on critical analyses of operational/statistical reports, financial data and budget forecasts, and outside trends and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rogram;
    • Conducts public-facing research and writing, including reports and speeches, to support the China Focus’ online engagement initiatives and Carter Center staff;
    • Writes, edits, and solicits content and communication materials, including website content, newsletters, and specialized project/program reports, for the China Focus;
    • And may supervise staff, interns, work-study students, and volunteers.
    • Includes occasional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ravel.
    • Due to travel requirements, Hostile Environment Awarenes Training (HEAT) will be required.

FORMAL JOB DESCRIPTION:

  • Designs, implements, coordinates operational facets of a specific program and its related activities.
  • Manages work plans that are designed to accomplish program goals and objectives, and implements changes for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 Makes decisions on behalf of the program based on critical analyses of operational/statistical reports, financial data and budget forecasts, and outside trends and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rogram.
  • May plan, administer or monitor the program’s budge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or grants.
  • Takes a leadership role on program-related committees and teams.
  • May develop fund raising initiatives, including researching and identifying funding sources and writing and submitting grant proposals.
  • Conducts program research and ensures that mandatory operational and statistical reports are fact-based and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 Serves as liaison with other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or seeking knowledge of the program, and may write and give speeches/presentations at conferences, university functions, or before various boards.
  • May supervise staff.
  • Ensures that complete and accurate program records are kept and maintained.
  • Performs related responsibilities as required.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 Master’s degree in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ese studies, or related field. 1-2 years working on issues related to U.S.-China relations or Chinese politics.

  • Strong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analytic skills, a high level of personal energy and the ability to work in a team setting are essential.

  • Must be detail-oriented, highly organized, and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with tight deadlines.

  • Exceptional initiative and follow-through skills that deliver measurable results are crucial.

  • Excellent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facility with computers are a must.

  • Prior living, studying, or working experience in China is desirable.

  • Strong familiarity with Chinese politics and U.S.-China relations.

  •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with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s a plus.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social media is a plus.

The Carter Center is a 501(c)(3), not-for-profi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1982 in Atlanta, GA, by former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his wife, Rosalynn, in partnership with Emory University. The Center has helped to improve millions of lives in more than 80 countries by waging peace, fighting disease, and building hope. The Carter Center is guided by a fundamental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the alleviation of human suffering. It seek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conflicts, enhanc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improve health.  

The Carter Center collaborates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public and private, in carrying out its mission around the world. Curre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enter’s many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are available at The Carter Center.

比尔·盖茨:中国农业创新助力发展

编者按:本文2013年3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1968年,我正在读中学,当时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一书影响很大。这本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让全人类吃饱的努力已经失败,70年代将有亿万人因饥饿丧生,现在启动任何速成项目都无济于事,世界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已成定局……”虽然当时我对农业知之甚少,但也惊诧于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对人类能否避免这一厄运担忧不止。

  幸运的是,这个可怕的预言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我们要感谢世界上几位农业天才的创新。美国的诺曼·博罗格和中国的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研发出了新品种的小麦、水稻以及玉米,并由此在20世纪引发了一场“绿色革命”。这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帮助农民将粮食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

  然而,“绿色革命”的成果并没有惠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非洲的粮食亩产量迄今仍然在低位徘徊,气候变化导致热带地区洪涝灾害和极端干旱频频发生,给当地的粮食生产雪上加霜。今天,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仍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盖茨基金会一直在寻找能将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引入非洲的创新方法。

  中国是我们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中国不但在帮助本国农民提高粮食产量、脱贫致富方面有丰富经验,而且在水稻现代育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正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绿色超级稻”的研发合作。这种新型水稻品种对于化肥和水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少,目前已经引进到一些非洲和南亚国家进行试点。当地的小农户已经通过“绿色超级稻”实现了增产20%的目标。一位从试验田考察回来的同事说,她曾看到当地农民在丰收后手捧稻谷,激动地说,“这简直是来自上天的礼物!”而科研工作者知道,这是中国农业创新带给世界的礼物。

  除了先进的稻种科技,中国的基因测序技术也可能帮助世界。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基因测序技术,对于帮助大幅提高粮食产量深具潜力。想象一下,在一个大型公共图书馆中,我们过去要使用卡片目录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找到相关文献,然后再一页一页寻找我们需要的信息。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而精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信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就是神奇的基因测序技术,它可以显著提高植物育种的速度。通过与中国顶尖科学家们的合作,我们非常期待全世界最贫困的人们可以受益于这些神奇的技术。

  我对与中国合作充满希望,期待中国的创新技术成为非洲发展的重要助力,让非洲人民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作者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1968年,我正在读中学,当时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一书影响很大。这本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让全人类吃饱的努力已经失败,70年代将有亿万人因饥饿丧生,现在启动任何速成项目都无济于事,世界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已成定局……”虽然当时我对农业知之甚少,但也惊诧于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对人类能否避免这一厄运担忧不止。

  幸运的是,这个可怕的预言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我们要感谢世界上几位农业天才的创新。美国的诺曼·博罗格和中国的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研发出了新品种的小麦、水稻以及玉米,并由此在20世纪引发了一场“绿色革命”。这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帮助农民将粮食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

  然而,“绿色革命”的成果并没有惠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非洲的粮食亩产量迄今仍然在低位徘徊,气候变化导致热带地区洪涝灾害和极端干旱频频发生,给当地的粮食生产雪上加霜。今天,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仍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盖茨基金会一直在寻找能将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引入非洲的创新方法。

  中国是我们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中国不但在帮助本国农民提高粮食产量、脱贫致富方面有丰富经验,而且在水稻现代育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正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绿色超级稻”的研发合作。这种新型水稻品种对于化肥和水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少,目前已经引进到一些非洲和南亚国家进行试点。当地的小农户已经通过“绿色超级稻”实现了增产20%的目标。一位从试验田考察回来的同事说,她曾看到当地农民在丰收后手捧稻谷,激动地说,“这简直是来自上天的礼物!”而科研工作者知道,这是中国农业创新带给世界的礼物。

  除了先进的稻种科技,中国的基因测序技术也可能帮助世界。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基因测序技术,对于帮助大幅提高粮食产量深具潜力。想象一下,在一个大型公共图书馆中,我们过去要使用卡片目录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找到相关文献,然后再一页一页寻找我们需要的信息。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而精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信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就是神奇的基因测序技术,它可以显著提高植物育种的速度。通过与中国顶尖科学家们的合作,我们非常期待全世界最贫困的人们可以受益于这些神奇的技术。

  我对与中国合作充满希望,期待中国的创新技术成为非洲发展的重要助力,让非洲人民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斯韧: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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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先后访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频频出现在美中两国的公众视线之中。特朗普总统的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2020年9月辞职,这个空缺一直到2021年12月才由伯恩斯替补。从2022年3月4日抵达北京,伯恩斯已经在驻华大使的位置上干了25个多月。虽然大使不是任何双边关系的决策人,但是在这个职位上的人的品质、个性和三观对双边关系的走向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决策人的信息均有他或她提供。本文选出本站在过去10年发布的与伯恩斯相关的文章,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美国驻华大使提供便利。

2015年,本站转发题为“美国前高官:美国需要的是与中国合作并竞争”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春原刚对伯恩斯的采访。在回答“美国有避免与中国产生纠纷的智慧”的问题时,伯恩斯说,“我们需要的是让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然后加以管理。为此,除了建立共同的平台、采取旨在管理差异的强硬姿态之外,还必须在该地区强化(多边)框架及伙伴关系。”

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2021年4月16日,美国中文网转发美国Axios的报道说,拜登总统即将提名“伯恩斯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文章说,“伯恩斯曾在美国政府任职27年,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他于2005年至2008年担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2001年至2005年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1997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同日,中国的新浪网也发表了一篇博客,题目是:“要针对,还是要合作,悬而未决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这篇文章说,拜登目前考虑的驻华大使候选人一个是伯恩斯,一个拉姆·伊曼纽尔。伯恩斯是职业外交官,而伊曼纽尔则是奥巴吗的亲信,曾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和芝加哥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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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一个叫美华智库的微信公号发表文章说,伯恩斯是职业外交官,但是并不是特别了解中国。文章说,“今年2月,美国媒体就猜测伯恩斯有机会出任驻华大使一职,伯恩斯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访问时表示,美中关系对美国‘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他形容两国关系过去四、五年有很大改变,中国变得强捍(aggressive),近乎是美国的竞争对手(near competitor),而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立场上一致,美国不能够把二战以来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并且在知识产权及贸易上,要更加保护美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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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下旬,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题为“伯恩斯何许人也?”的文章。文章引用乔治城大学的麦艾文(Evan Medeiros)的话说,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加剧竞争下,定期高层对话遭遇瓶颈,这次伯恩斯的任命反映拜登正寻求与北京沟通的新模式。“我们需要的是一匹会干活的马,而不是一匹只能被展示的马。我们希望我们的大使成为美中关系的关键一员,我们需要理解大国政治的人。”

点击这里查看原文。

2021年12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批准伯恩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澎湃新闻发表题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与中美交往‘新模式’”的文章。文章说,“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参议院经投票确认了拜登总统对驻华大使人选的提名——今年66岁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近期将到北京赴任。驻华大使这一职位自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2020年9月辞职离任后一直空缺。此前,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对伯恩斯的提名确认一直多有阻挠,理由是他不充分了解“中国威胁”。

文章还说,“评断某位驻华大使是不是重要,首先要看他和最高决策层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应当说,伯恩斯对白宫内部决策程序非常熟悉,他与拜登核心团队的关系也较为密切。伯恩斯拥有在美国总统身边和白宫直接服务的丰富经历,这使他对美国最高层处理外交事务的行为模式、协调方式、政治偏好等有着直观而深入的了解,他懂得如何与‘一把手’以及总统身边最重要的人物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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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中评网发表文章综述了伯恩斯在一次线上对话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伯恩斯说,“面对中美关系,我们需要看到现实,两国关系的样子就是现在这样处于竞争的大框架下,但这样的竞争不是冲突,双方应以成熟而不危害地区安全的方式来竞争,这是我们双方的责任……美国之前就已经说过要在中美之间建设冲突防护栏,我们对此是十分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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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9日,伯恩斯在一次演讲中说,用冷战来形容两国关系不恰当。他说,美中关系比冷战时期更复杂,用冷战来形容两国关系并不恰当。对华关系是美国历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对和平和安全都将带来影响。美国寻求和平的未来,不希望发生冲突。美国力图和中国激烈竞争,但在可能合作的领域中,尽可能与中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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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6日,VOA发表题为“伯恩斯:美中存在‘重大分歧’,处于1972年以来最低谷”的文章。这篇报道综述了伯恩斯在美国犹他州一所大学举办的中国论坛上的发言。伯恩斯在这次演讲中说,拜登政府并不谋求与中国全面“脱钩”,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中两国的经济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说,美中双向贸易额达到6500亿美元,美国的消费者能够获得廉价的中国产品,从中受益。此外美国农牧场主去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380亿美元的农产品,占美国全部农产品出口的五分之一。在汽车行业,美国的福特、通用和特斯拉都在上海地区拥有主要的生产设施和供货网络,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对美国中西部地区和南方的汽车产业工人至关重要。“我不认为(美中)任何一方可以从这个如此重要的经济关系中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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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结束后,澎湃新闻网发表了题为“美驻华大使伯恩斯: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有必要保持开放对话”的文章。伯恩斯对澎湃说,“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有时候是困难的,我们之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中美两国也可以共同合作。对于任何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来说,民众之间都需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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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初,时任中国外长秦刚见美驻华大使伯恩斯,要求美方“深刻反思一系列错误言行”。秦刚说,美方应端正对华认知,回归理性,扣好中美关系的第一粒纽扣,在两国各自更好发展中彼此成就,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秦刚还强调,美方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要坚持以冷静、专业、务实态度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意外偶发事件,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冲击。要在相互尊重、对等互惠基础上,推进对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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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初,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的“60分钟”节目播出对伯恩斯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说,“我认为中国最终希望超越美国,成为主导全球的国家。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中国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I think ultimately, they want to become and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dominant country globally. And we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We don’t want to live in a world where the Chinese are the dominant country)。” 这段采访被截取成短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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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翔: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理解而非观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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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北京新华研究院研究员,文章原标题为“超越‘60分钟’,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理解而非观念竞争”。作者文重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点击这里查看本站发布的文章“伯恩斯的‘60分钟’采访:美中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最具竞争性和最危险的关系”。

社交媒体上的热议让我关注到2月底播放的CBS《60分钟》节目对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访谈。伯恩斯大使先后谈到了中国对个别美国企业进行检查、知识产权、经济增速、外商投资、南海与台湾,以及两国在地缘政治和观念上的挑战,几乎涵盖了当前中美关系的所有热点。

这期《60分钟》的访谈为全球观众提供了一个探讨当前中美关系的窗口,但作为一名中美关系学者,我认为,在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尤其是当下,寻求理解与合作比竞争更为关键。我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就大使的观点提供详实的回应。通过这样的分析,我希望能够为理解当前中美关系提供更加丰富和均衡的视角。

伯恩斯大使提到中国对六七家美国企业的突击检查,并表达了对中国法规宽泛性的担忧,认为一些在国际上合法的商业行为在中国可能被视为间谍活动。这种暗示可能传达出一种潜在的误导性和不公正的描述。

近年,美国国会的法案、白宫的行政命令不断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与中国有关的手机应用、土地收购、起重机械、医药等进行限制,这让人不禁好奇,美国是如何界定国家安全的?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景:无论这些企业如何尽力遵守美国的法律,他们仍旧无法在美国正常开展业务?比如TikTok在美国被打压,目前面临被迫离开美国市场,连美国人自己都为美国过分强调国家安全感到不安;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入境被盘查甚至遣返。在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的实体清单上,我统计到中国企业数量已超过700家,是阿根廷、塞浦路斯、芬兰、马来西亚、印度、阿富汗等国家的几十倍。此外,在开展咨询业务时,避免触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敏感信息是业界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些美国企业是否严格遵循了这些规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寻找借口。

实际上,2023年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对相关规定作出更细化的规定,将受保护的客体明确为“国家秘密、情报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2020年秋天,中国领导层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了国家发展规划,并在之后的许多重要场合明确强调这一理念。因此,伯恩斯大使提到的企业在工作过程中,如果涉嫌搜集、传送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敏感资料,那么这些调查是基于明确的规则进行的。

伯恩斯大使提到美国公司在中国仍面临知识产权盗窃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发现中国2022年为知识产权使用费向世界支付444.7亿美元,位列世界前三。我对大使先生提到的这些案例的数量感到好奇,同时想知道美国公司在发现这些问题后是否尝试过维权、途径是否畅通。同时,我也想指出,中国在维护知识产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我还很小的30年前,我曾在街边见过中国仿冒耐克、阿迪达斯等美国知名服饰品牌的商品,也在地摊上看到过盗版美国书籍。但今天,我再未在街边或主流渠道看到过这些商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早已成为中国全社会的共识,制造和销售这些商品的人将面临严厉惩罚。

比如,2020年起,两个中国公民伪造宠必威等美国品牌的宠物疫苗并进行销售,他们在次年4月就被公安机关发现并抓获,并在2022年1月被提起公诉。两人最后分别被判处八年和四年有期徒刑,并被罚款400万元、360万元。

如果有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遭到侵犯,我推荐伯恩斯大使推荐他们将相关线索反映给中国的监管部门。如果他们合法的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也许这才应成为《60分钟》节目中的热点。

而且,一些美国声称的中国对其知识产权的侵犯是否属实,也值得打上问号。就在2月2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在2018年11月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中国公司无罪。法官认为,美国检方未能证明中国公司窃取了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专利数据

伯恩斯大使肯定了中国让8亿人摆脱贫困的成绩,但他也认为中国逆转了释放经济奇迹的改革,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

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布局,我认为中国也注意到了老龄化等挑战并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当前经济发展承压较大的原因既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因素,也有内部结构性、长期性的因素。中国目前正是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去化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困难。总体来看,这个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伯恩斯大使提到,由于经济放缓和政府的严厉手段,中国去年失去了大量长期外国投资,这让美国公司对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感到不确定。

这一变化与美国加息、对华政策导向等多重复杂因素有关。美国一直采取各种手段迫使在华企业外迁,一些企业被迫搬迁到了东南亚甚至墨西哥。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与前一年同比增长39.7%;法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84.1%、81.0%、21.4%、17.1%,这表明,外国投资者依然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去年7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外资24条”,提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确保外商投资企业平等享受支持政策、优化外商投资企业外籍员工停居留政策等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的意见。今年2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将外商投资定位为“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将稳外资作为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2月下旬,商务部召开了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以及外资圆桌会议,并介绍“外资24条”的大部分措施已落实或取得积极进展。这表明了中国政府持续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心。

尽管伯恩斯大使承认大部分美国公司并没有撤离中国市场,也不想离开,但认为“他们并没有进行投资,也没有进行大量投资,直到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政府的方向”然而,通过与不少美国在华企业高管进行交流,我和同事发现了不同的情形。他们并不像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观望不前,许多企业表示,中国的发展创新、工人效率、市场规模非常有吸引力,也注意到了市场准入条件正变得更加透明和公平,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抱有信心。

例如,食品商都乐在中国的生产经营享受到多项税费减免优惠和企业贡献奖励,2023年业绩提升了近20%;在中国深耕17年的美国医疗设备制造商爱齐科技表达了对中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信任;来自犹他州的销售商多特瑞则认为,每个市场短期内都有起伏,从长远来看,中国仍是全球社区中非常亮眼的地方。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2月发布的《2024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会员企业对中国接下来两年的商业前景持更乐观的态度。绝大多数会员企业并不考虑将生产和采购转移至中国境外。50%的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三位投资目的地,37%的受访企业计划小幅增加在华投资。超过一半的会员企业认为良好的美中双边关系对在华业务增长极为重要,而美中关系的日益紧张连续四年成为受访企业在华面临的首要商业挑战。

正如伯恩斯大使所言,中美两国必须共同生活,完全脱钩的后果将是75万个美国家庭无法解决晚餐问题。

中美两国的未来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可能需要反思自身政策如何导致了双边关系的紧张,比如贸易战。中美两国都需要谨慎行事,通过对话去理解对方的合理诉求,减少不必要的误解,通过合作在两国的分歧中寻求公平优化的途径。

伯恩斯大使提到中国在南海“对美国军用飞机的骚扰”,以及佩洛西访问台湾后16个月来中国海空活动的大幅增加,并将此描述为“恐吓性”举动。

据我了解,2022年,美军至少有5架次轰炸机进入南海;美军持续派出侦察机和侦察船在南海地区开展高强度侦察活动,约1000架次;在海上,美军海洋监视船、海洋测量船等侦察船在南海地区进行常态化作业,达339舰日。美军在南海的日常存在几乎成为常态。

中国对进入其岛礁12海里范围内的美军飞机和舰船进行监测、跟踪、劝离或驱逐,是正当防御,属于合法、合理的回应。

台湾海峡一直是东亚地区最敏感的地缘政治焦点之一。中美同为二战的同盟国,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明确台湾在战后归还中国。因此,台湾属于中国,不仅有自古以来的历史因素,也是同盟国认定的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实际上,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尚未正式宣告敌对状态的终结。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两岸经历了多起海战,但大陆自1970年代末期起,出于对和平的考虑,停止了对金门地区的炮击。

然而,近年来台湾当局推进“去中国化”,干扰两岸交往合作,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国家议员访问,打破了两岸关系的平衡。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明确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双方同意,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挑衅式的访问显然与公报所述背道而驰,中国政府随后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开展军事演训活动,这是必要的回应,显示出中国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美国需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统一是中国人民铭刻在基因中的追求,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始终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国政府的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集体追求。因此,在解读南海和台海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全面和平衡的视角,要看到和考虑到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以及对三个公报精神的违背,分析是哪些因素在真正令局势变得紧张。

伯恩斯大使认为,中国最终想要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国家,“而我们不想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里”。

我想,大使这句话似乎预设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将持续主导世界。然而,世界不是美国的天下,而是全人类共有的。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单一国家主导全球舞台的观念正日益过时,此外,美国自身也面临着政治分裂、社会不平等、基础设施老化等一系列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消耗了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精力,并可能在美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持续影响其全球领导地位。同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追求。中国的目标在于让十几亿中国人民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非寻求全球霸权。美国如对中美之间缩小的差距感到不安,应该着重于通过提升自己的实力来强化全球地位,而非遏制中国的发展。打压一个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国家必然会引发对方的不满和不信任,增加摩擦和对抗的风险。美国真正的对手,并不是外部的某个国家,而是其是否能够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的需求,以及其是否能够在此过程中维持自身的繁荣与成功。在《60分钟》节目最后,伯恩斯大使提到了“冷战”概念,表示中美之间存在“一场观念的竞争,一场观念的战争”,并认为美国观念会引导世界。

虽然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在我看来面临着严峻挑战,美国也尽可以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但这并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所具有的优势和适用性。超越《60分钟》的时长,美国在思考与中国的关系时,应看到这不能被简化为一场观念上的竞争,而应该致力于增进更多的理解与合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尚和,从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两国不存在零和竞争,观念也可以并行不悖,这正是人们需要以更宽阔的视野和细腻的方式去看待的现实图景。

汇策咨询:2024年美国大选周报(8-9)

编者按:2024年美国选举不仅对美国今后几年的政经发展至关重要,对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也会产生深远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周报》由汇策咨询团队编辑和撰写,中美印象网站发布,每周一期,跟踪和报道美国的选情变化,并向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分析。点击这里查看汇策咨询2024年美国大选周报前4期,点击这里查看汇策咨询2024年美国大选周报第5至7期。

美国大选周报八4月15-4月19日)

本周一,特朗普封口费案开庭。目前,参与本案的12名正式陪审团成员已经确定,包括5名女性和7名男性此外还需挑选6名候补陪审员,这一工作预计在本周结束。由于法官下令特朗普天天出庭,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日程将大受影响。而拜登和哈里斯则在各大摇摆州大力开展竞选活动。但根据民调,目前拜登仍然在摇摆州落后于特朗普。

拜登目前最新的竞选政策是拉拢“铁锈带”钢铁工人们的支持。在匹兹堡的竞选活动中,拜登支持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反对日本制铁收购著名的美国钢铁公司。同时拜登还宣布将对部分特定国家钢铝制品加征关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认为,被加征关税的钢铝进口产品数量很小,因此经济影响并不大。“但是这项宣布可能会改变某些选票。”尽管白宫否认出台这项举措是为了争取工会工人的支持。

拜登和特朗普在竞选中宣传的贸易政策显示,崛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如今得到政治光谱左右两边人士的拥护。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豪厄尔(William Howell)表示:“挺令人吃惊的是,贸易关税已经进入了政治主流。在两党都认同开放国际市场好处的几十年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籍总统如今都在寻找保护特定国内产业免受国际竞争的方式。”这种转变涉及对自由贸易利弊的重新思考以及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考量。拜登和特朗普都试图在关键战场州赢得工会支持,因为工会成员是强大的选民集团。因此,双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都不会仅针对单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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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周报九4月22-4月28日)

在特朗普受审时,拜登正四处开展竞选活动。但最近美国校园内风起云涌的支持巴勒斯坦运动,展现了拜登政府在中东政策上的失误。同时,禁止TikTok法律将再一次冲击拜登和民主党在年轻一代心中的形象。据美联社调查,在18-29岁以下人群中,有46%的受访者反对在美国全面禁止TikTok,仅有21%的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这一人群中的支持率相比刚上任时已经减半。

而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的纽约封口费案庭审尚未结束。就其他更重要的案件来说,目前最高法院倾向于将前总统是否享有法律豁免权的判决结果延期到11月大选后,这对特朗普来说是利好消息。不过,黑莉支持者在各州投出的“僵尸票”表明,特朗普还需继续努力,以吸引更多的共和党支持者站到自己一边。

4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召开了针对特朗普豁免权的听证会。从目前来看,最高法院很可能会驳回特朗普方面的主张,即他作为前总统依然享有绝对的法律豁免权。三名自由派大法官认为,前总统不能被置于法律之上,但另有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两人由特朗普任命)认为,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特朗普案,还有这一裁决对未来总统的影响。尽管如此,最高法院似乎不愿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倾向于将其延续到11月的大选之后再做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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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要对这些领域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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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众议院美中竞争特别委员会(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U.S.-China competition)迎来了新任主席。在新一届领导层的领导下,该委员会正着手​​将目光转向一系列科技、国防、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上周从国会退休之后,同时辞去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援引Roll Call本周的一篇报道,接替他担任主席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将集中精力防止“CCP窃取我们的技术、拉拢我们的企业并骚扰美国本土上的人民”。

穆勒纳尔说:“我们将审查供应链中最关键的领域,以便减少对CCP的依赖。”

该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Raja Krishnamoorthi)说:“有很多持续存在的问题需要这个委员会引起(议员)关注。”他强调该委员会需要继续其工作。 “我们将与其他委员会密切合作,继续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突出强调其中一些问题的重要性,以引起(国会)对它们的关注并采取行动。”

该委员会最近出台的一个有关TikTok的立法备受关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是二十多名国会众议员在及其秘密的状态下准备了一年多后出台的。这项法案将迫使 TikTok 的所有者字节跳动剥离该应用程序,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该法案由加拉格尔、克里希纳莫提等人提出,之后获得了委员会的同意。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把这个TikTok的法案塞到《外援法案》中闯关通过。在参议院顺利通过后,拜登在上周签署成法律。

根据Roll Call这篇文章透露,克里希纳莫蒂表示,该委员会倡导的另一项针对(中国)特定公司的法案应该也是一个很容易通过的法案。该立法将禁止联邦研究资金流向与特定中国公司有合作的美国公司,这包括华大智造、Complete Genomics、药明康德和华大基因集团及其子公司等中国生物制药公司。

克里希纳莫蒂说,该委员会还正在推动立法,禁止美国投资公司向中国科技和国防公司提供资金,并正在密切审查中国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外国选举中的影响工作。

美中竞争特别委员会由时任议长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于 2023 年 1 月创建,在两党分裂的众议院中获得了罕见的两党支持。目前尚不清楚该委员会是否会在下届国会中继续存在。

但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下一任议长都可能会保留该委员会,因为这是“两党合作的中心”,能够帮助立法者度全面了解中国构成的挑战,这对国会其他委员会来说非常有价值。

据悉,国会其他小组的立法者已开始依赖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来制定自己的立法。

根据Roll Call这篇文章,特别委员会撰写的“台湾十项”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包含在五角大楼2024财年政策措施中,包括加强美国和台湾军队之间的联合训练以及改善国会对台北数十亿美元的军售积压进行监督的建议。

众议院军事空军和陆军战术小组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罗布·威特曼(Rob Wittman)表示,他认为这些旨在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的建议是该特别委员会的最大成就之一。

威特曼表示,他预计穆勒纳尔将重点关注能源领域以及涉及关键矿产和稀土元素领域的供应链安全。

穆勒纳尔去年秋天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与CCP有关系的公司获得绿色能源生产税收优惠。该立法由三十多名众议院共和党人共同发起。

美国前官员驳斥布林肯在华被羞辱的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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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4月27日发表了乔桥的时评“布林肯访华硕果累累”,并在微信进行了推送。一个读者通过微信给作者发了一张照片,并问,“如果硕果累累,不会这样吧”。

编辑接着发现这张照片在国内的社交媒体流传甚广,而且都被当做中美关系的冬天即将来临的铁证。

4月28日,前美国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杜如松 (Rush Doshi)在自己的个人X(前推特)账号发表评论说,

1)这条信息是假的,(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到机场与布林肯话别。

2)这样的礼遇是对等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去年10月访美,助理国务卿帮办蓝墨客(Mark Lambert)为他送行。

3)这场辩论(布林肯是不是受到羞辱)是愚蠢的–布林肯与习主席举行了双边会谈。

编辑“顺藤摸瓜”去查看是谁最早发布的这条信息,信息是怎么发的。发布信息的机构为“印太新闻–地缘政治与防务”(Indo-Pacific News — Geo-Politics & Defense),有被X认证的蓝色标记,但查不到这个账号的拥有机构或个人的任何信息。

假信息是4月27日发出,具体内容是:

羞辱:布林肯离华只有美国驻华大使去机场送行。

没有一个中国官员在场。

这是国际外交礼宾最低的规格,反映了美中关系的现状。

他到北京的时候去机场接他的也是低级官员和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


印太新闻账号2017年在X(推特)开设账号,开设地点是东南亚,目前有近15万粉丝。它每天连篇累牍发布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负面信息,在过去7年里发布了11万多条信息。它没有发布布林肯到达北京机场的照片。为了强调布林肯在中国遭遇的“羞辱”,它发布了一个叙利亚总统到达北京机场和布林肯到达上海机场的对比照片。这条信息说,“布林肯到达北京,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只有一个低级官员,明显羞辱,你不受欢迎。这张照片x显示了美中关系的现状。”

其实,布林肯抵达上海时,在机场受到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孔福安、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王汉(Scott Walker)的迎接。

如果说印太新闻是无中生有,关于红地毯的细节却被很多主流媒体抓住不放。法广网就在一次采访时问被采访的学者中国没有为布林肯铺红地毯是不是故意怠慢他?

连美国之音到4月29日还发表题为“推特上的中国:布林肯抵达中国,网友关注中国没为他铺设红毯”的文章,只不过这个“网友”不是这个印太新闻,而是胡锡进、章家敦(Gordon Chang)等 。点击这里查看美国之音中文版的文章。

这条假新闻的出笼和被避谣告诉我们,读者在鱼龙混杂的社交媒体摄取新闻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媒体唯恐中美关系不乱、不坏;对这样貌似准确的假新闻避谣并不容易;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官员都乐见美中关系的下滑。

让中美两国官员、精英和人民获得对彼此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决策过程有客观和真实的了解是本站创办10年以来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

编后语:上图是布林肯离开北京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去机场送行的照片,本站读者提供。此外,本站不能断定布林肯和伯恩斯在北京机场“形单影只”的照片最早是在哪里发布的,也许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如果读者有信息,请在评论区留言或给编辑发邮件。邮件地址是uscnpm@cartercenter.org。

王飞凌:中美各自底线的认知与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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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4年4月25日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是作者谈中美关系系列文章的第五篇。作者授权本站转发。点击文章题目查看作者论述中美关系的其他四篇文章:1)三观异同是中美竞争管理与转型关键;2)再谈中美竞争基本属性;3)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4)美国、世界帝国与世界秩序

如今的中美竞争领域日益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美国意在维护所领导的现行世界秩序,即二战后版本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于私,这属于国际关系中自然常见的大国维持霸主地位,无可厚非;于公,作为世界秩序,这一国际关系体系比起其他选项,如世界帝国和无序丛林来说,应属最不糟糕、比较可取的。

中国近30年来,受益于国际关系下的大国竞争,经济崛起。因内部组织结构的独特举国体制,北京能够集中和使用远超比例的庞大资源,在国际舞台上既富且强,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于私,这也是属于国际关系中自然常见的大国争霸,无可厚非;于公,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与美国/西方不同的中国,势将不同地规范和引领各国的行为,必然会对世界秩序产生系统性影响。

这一影响看来有两种可能:新世界领袖中国也许会改变和改善那虽然最不糟糕,却远非尽善尽美的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但基本还是维护自己的那套;它也可能会复兴中华世界里千年传承的天下一统之中华秩序,建立一个单一主权政治,从而重组整个世界秩序。

两种可能,孰去孰从,对美国、西方、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皆意义莫大焉。如果中国是一个价值规范与世界(主要是西方)基本合群的崛起大国,有更新更佳的能力,要取代美国去引领和改善世界,有何不可?这样的中美竞争基本属非零和,还完全可以是正和,可谓多多益善,惟优者胜。许多美国学生就很痛快地对笔者说过,如果中国不仅类似美国,还做得更好,“也可以领导世界啊,不行我们就移民过去呗,讲汉语、用筷子,没问题。”的确,美国人本来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如果崛起强大的中国坚持与西方殊异的制度理念、价值取向和世界观,以力依术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取胜得势,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消减西方的相对利益与力量,系统性地改变世界秩序,整个美国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由此都将面临一个生存与否(existential)的挑战。美国理所当然地要视这样的中美竞争,为一场具有无与伦比大赌注的零和博弈。如不全力以赴、全面竞争,于私于公,华盛顿都是既不负责任,也显然愚蠢的。

谁来定义国家利益

一国外交政策通常由所谓国家利益所定义和驱动。国家利益有许多组成部分,从独立主权、国土与生命安全、民众民族的各种利益和需求,到执政者的党派与个人政治利益等等。它们时常重合一致,但也时常会分离乃至对立。在外交政策里,于是经常见到这些不同的利益得到不同的加权侧重、区别对待、兼顾或取舍。一般说来,国家与民族利益应该高于执政者的政治利益;但是在实际外交中,为了执政者一时一人一党的政治利益,而忽略乃至牺牲国族与民众利益,古今中外均不罕见。

自1949年以来,北京一贯而明确地视中美关系事关“亡我”,是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属于一场零和或接近零和的大博弈。这里的“我”应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规范,而不是中国,因为从来没有几个美国人要去灭亡中国,更不用说屠戮华人。与西方的友善和交流,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富足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绝非零和;随之而来的在价值理念和世界观上与西方的靠拢合群,即所谓西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中国70多年来对美外交的主线,一直都是在政治利益的主导下,防范、对抗和取代美国。具体做法和力度,则视其对国际,尤其是中美力量平衡的算计而定。

近10多年来,一是国力大增后觉得毋须再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二是亟需抵消日增的西化社会政治影响,防止和平演变。如中国现任领导人在2014年所说:“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北京于是全面展开全球性的与美斗争、强化原本的与美国半脱钩、与美国的敌手建立各种朋友圈;尽管中国的收入与技术还是主要来自美国,中国人对外移民的主要去向也还是美国。要在经济科技上学习乃至赶超西方,又要拒绝那些创造和规范着这些“西用”的制度与文化。

美国对中国及其崛起的认知和因应,看起来是多元而游移的,颇有许多出于自负和无知的忽略、蔑视以及一厢情愿。其实,美国也还是有一条比较持续的基本判断:中美之间在制度上、价值上、世界观上,是根本性的不匹配。

1940年代末,还是国会议员的前总统肯尼迪,与尚未“隐去”的麦克阿瑟将军就都认为:中国从盟友变成了一个持久的“祸患”和挑战。随后的朝鲜战争,更是令美国开始了20多年的对华围堵与和平演变。以“遏制战略”闻名的凯南(George Kennan)一直建议要关注但孤立北京,反对尼克逊总统访华以及其后的接触政策。

为了对付更主要的敌手苏联,尼克逊成功开启对华的所谓现实主义外交。但他和几位继任者似乎都很快丢掉了他自己1967年号召过的对华“两手”策略,即接触和促变。与中国建交的卡特总统以主张人权外交闻名,但他最终颇招北京反感的促变言论,大多都是在他离开白宫以后。

苏联崩解后,对华投资贸易的巨大实利,加上认为通过各种交往,就会自动促成和平演变的所谓“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给了努力“闷声发大财”的中国一段天赐良机。克林顿总统虽然宣称北京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但还是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中国经济尤其是外贸的飞跃成长。

如笔者前述《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联合早报》2月13日言论版),美国直到小布什政府以后,才逐渐重回对中国以及中美竞争的初心判断,和“既要又要”的全面竞争心态。2011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时任领导人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这有益于世界也有益于美国,但必须要确保国际规范。2023年,拜登总统中美领导人旧金山峰会上说,美国将继续与其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努力,为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但同时也要管控得当,该合作的还要合作。

由此,中美双方对中美竞争的认知渐趋一致:既有零和博弈的基本属性,也有非零和的诸多“又要”,且还有转型为基本正和博弈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