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3月18日，本站发表了作者题为“我对核战略的几个观点”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作者说，他曾跟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John W. Lewis）联合发表专著，专著的一个章节对中苏1969年前后的边界冲突几乎升级为核冲突有详细的描述，他愿意将这个章节翻译出来以飨本站读者。本站从今日起开始连载“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 薛理泰：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连载一）

• 薛理泰：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连载二）

• 薛理泰：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连载三）
• 薛理泰：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连载四）

——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第一号号令的实施

当时总参把军事情报递送给林彪的程序比较繁复。总参情报部(二部)、技术部(三部)把搜集到的情报经过整理以后，报送总参作战部(一部)，作战部再报送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林彪办公室再报送林彪在苏州的官邸。这样至少费时一、二天。

林彪比较依赖于雷达以及侦察机搜集到的情报；而且其子林立果在空军比较有影响力。于是他要求空军情报部直接往苏州报送情报。他还要求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情报直送苏州，而不要通过繁复的中转程序。

导弹部署摆大乌龙

据林彪一位秘书回忆，当林彪指示总参命令核导弹部队“准备随时发射导弹”时，他是将射程为2,650公里的东风三号中程导弹包括在内的。显然，根据过去来自主管导弹科技工业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相关报告，他以为此时这种导弹已经在二炮列装了，实际上这种导弹离部署还差18个月。当时二炮只部署了射程为1,250公里的东风二号甲近程导弹，这些导弹瞄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各个战略目标。

总参立即向林彪报告：迄今二炮仅部署了东风二号甲导弹，还没有部署东风三号导弹。林彪的指示对于理解各大国处理核危机的模式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反映出它们在面临敌国核打击时往往是诉诸极端手段的，即有什么终极武器就使用什么。林彪的指示也令人体会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至今可能仍然存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最高领导人对于其可以支配的最致命武器的了解可能只是有限的。

10月19日，林彪仍然贯注于苏联谈判代表团专机的动向，他一直在担心前述那份绝密情报最终会成为现实，即苏联工程师已经改装了这架专机，使其能够携带空对地核导弹。林彪要空军情报部每隔数分钟就向他报告该专机的新动态。为此，林彪甚至推迟了他的午睡时间，直到苏联谈判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机场并乘车离开机场，他才放下心来。

毛周恢复掌控军委

苏联谈判代表团抵京以后，显示中、苏两国决策层有可能逐步将视线从核对峙转移到外交谈判。至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着手削弱林彪的权威。10月20日，周恩来驱车前往总参前指，代表毛泽东对军队实行指挥和控制，介入了军委办事组在危机过程中对军事行动的指挥。他命令总参情报部每天早晨八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

林彪的权力逐渐受到了侵蚀。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这份文件指出，解放军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中印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或者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显然，毛泽东正在对林彪以及总长黄永胜主持下的军委办事组进行削权，旨在从林彪及其下属手里拿回调动任何团以上部队的权力。林彪再也不能单独发号施令了。

林彪自以为在战争年代中，他勇于负责，能自主作出决定，毛泽东时常予以容忍。他以彼况此，认为毛不会在总参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这件事上惩罚他。他不清楚，在战争年代中容许发生类似权宜之计的事情，在和平时代就未必容许发生。

何况，正如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在文革中，充斥着诡秘莫测的拜占廷宫廷政治。就连整天在毛泽东身边伺候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在政治上失意时，尚且免不了对亲信发牢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与此对照，既然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的动机，林彪岂会有好下场呢？

风餐露宿部队不满

再回到中、苏危机的演变进程。从10月20日起，中、苏两国代表团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一周以后，林彪认为苏联已经失去进攻中国的最佳时机，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消退了，他开始从他制定的危机应变措施中后退。他对军事情报再也不感到兴趣了。

11月12日，军委在题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命令中指出，中、苏边界谈判五十多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联发动突袭的最有利时机，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11月18日，苏联又在同新疆接壤的地区新建立了中亚军区，苏军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凸出，同时中亚军区与远东军区也形成了对中国进行夹击的严峻态势。军委决定在全国所有县份建立民兵独立团、独立营，以便为野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

正如我们在文末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其时美国介入中、苏纷争，也对苏联起到了战略性的牵制作用。稍后，中、苏紧张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

至此，全军约有近百万人、数千架战机、数百艘舰艇卷入疏散行动。12月月中，在三北地区实行疏散的部队已经在严寒中风餐露宿了近两个月。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至西北，有的地方饮水中有超过指标甚多的氟，致使很多指战员患上大脖子病。又如47军从湖南省调到兰州以北一条山脉驻防，南方士兵不习惯吃窝窝头、土豆，长期下来，搞得精神不振。官兵们认为，既然战争没有发生，又有何必要长期在野外遭罪呢？官兵牢骚与日俱增。

鉴于苏军突袭迄未出现，各部队以反映指战员的情绪为由，开始要求军委同意部队返回营区。据林彪秘书回忆，林彪是同意部队返回营区的。林彪指示秘书打电话通知总长黄永胜：“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这时，其妻叶群劝阻丈夫发出这项指示。叶群说，“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在林彪的政治影响力开始褪色的时候，其妻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于是，上百万部队又在野外餐风宿露了几个月。

美国核武牵制苏联

自从引人注目的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预计华盛顿或许会出于对中、苏两国关系即将缓和的担忧心情，对此会作出反应。他们显然认为这种反应将有利于中国。然而，数周过去了，美国并没有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反应。

中苏对峙战略牵制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经指出，就美国同互相对峙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而论，与中国结盟是个稳妥的战略，因为“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伙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强者结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将此观念运用于如何对待稍后发生的中、苏核危机。

早在苏联驻美国大使于8月20日奉命紧急约见基辛格，探询美国对苏、中两国发生战争的立场之后，尼克松总统已经表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可以牵制西方最大的敌人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袭击。随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或者向中国间接警示莫斯科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的威胁，或者向苏联直接表示反对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理由是随之产生的核污染将危及美国驻亚洲的25万军队的安全。

随着苏、中核对峙日趋升级，核大战一触即发，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两国纷争，否则，不足以遏阻这场迫在眉睫的人类浩劫。于是，美国直接付诸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实施军事威慑。

美核导弹震慑苏联

据中国资料透露，北京几乎很快获悉美军已经发生“异常情况”，也明白华盛顿已经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当时北京并不知道，白宫除了命令驻远东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还正在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稍后，尼克松总统授权以业已被苏联破译的一套密码发出命令，将战略空军若干部队置于针对苏联的核戒备状态的“情报”故意泄露给苏联知道。另外，白宫经由权威渠道已经通知苏联驻美国大使，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有关，如果苏联向中国发动核袭击，美国将参战，向苏联一百余座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核打击。截至10月中旬，这些信息均已传至克里姆林宫，给那些狂热的苏联领导人泼了一桶凉水。

犹有甚者，10月25日，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主要的战略轰炸机群奉命满载核弹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机场跑道上紧急起飞。数年前，斯科特●萨甘和杰莱米●苏里在《国际安全》季刊上撰文，论述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10月27日和29日，18架满载核弹的B-52轰炸机在北极极冠上空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这批轰炸机往北飞行，沿着加拿大海岸飞向苏联，以椭圆形的飞行轨迹朝着苏联方向飞，然后返回美国。”这样，美国直接以战略层次的军事行动，向莫斯科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决不容许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立场。

同时，尽管中国军队早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却不予置理。显然，美国以核打击力量对苏联施加的军事压力是单方面的，是十分有利于北京的。美国的这个倾向在11月变得更加突出了，因为华盛顿告诉中国外交部，美国第七舰队将停止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至此，持续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福摩萨巡逻”终于结束了。为此，周恩来欣喜若狂。他马上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美国的大)门了。”毛泽东相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牵制苏联的重量级伙伴。

美中示好危机消弭

为了让美、中关系改善有个好的开端，周恩来下令释放由于从香港驾驶游艇侵犯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12月4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认为必须与美国人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以便“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他说，这种谈判将“增加苏修疑虑，扩大美苏矛盾”。毛泽东表示同意。

由于美、中关系业已改善，北京可以倾注全力对付苏联了，全军作战部队仍然保持着全面戒备。12月20日，周恩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话，首次表露了乐观的情绪：“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近两个月以后，即1970年2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而不是对付中国的，暗示美国的行动将越来越有利于北京。

尾声

周恩来以及总参前指负责人还是经常隐藏在京郊地下防核掩蔽所内，日常活动自然受到了限制。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毛泽东一直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内的梅岭一号。这是他在武汉住得最久的一次。鉴于一场核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他就离开武汉了。

1970年2月中旬，周恩来终于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总参前指负责人也回到他们在总参的办公室。可是，在三北地区野外露营的数十万部队却没有这么幸运，直到1970年4月24日，军委才姗姗来迟地发布了《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他们回到军营。估计就在这个日期的前后，军委批准二炮各导弹部队恢复经常战备状态。

编者按：2024年3月18日，本站发表了作者题为“我对核战略的几个观点”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作者说，他曾跟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John W. Lewis）联合发表专著，专著的一个章节对中苏1969年前后的边界冲突几乎升级为核冲突有详细的描述，他愿意将这个章节翻译出来以飨本站读者。本站从今日起开始连载“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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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林彪第一号号令之真相

毛泽东、林彪为了暂避假定会入侵中国的苏军的锋芒，已经从北京先行撤退到了武汉和苏州。此时，林彪受权全面处理军委工作，他极度担心那份绝密情报会成为事实，即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专机在10月19日接近北京上空时会向北京发射那枚空对地核导弹，为之梦牵魂绕。他在抵达苏州的第三天，即18日下午五时许，向秘书张云生口授了一份发给总长黄永胜的紧急指示。

林彪指示防备突袭

这份指示题为《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有六条，包括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同中方会谈，全军作战单位要作好应付突袭的准备；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必须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要置于全面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发射导弹；各级司令部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等。林彪在接受秘书对导弹发射要加以严格约束的建议以后，又强调任何导弹的发射必须获得毛泽东亲自批准。

林彪遵照惯例，吩咐秘书将这份指示先搁置一下，在大约两小时以后再用保密电话传达给总长黄永胜，以避免决策匆忙会产生失误。同时林彪妻子叶群对秘书说，她将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这份新指示。据这位秘书说，叶群18日当晚确实在电话中向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口头报告了林彪指示的六条内容，叶群的报告比秘书向黄永胜传达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后来叶群说，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指示没有表示意见。

不过，关于稍后总参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这件事，林彪夫妇却是在次日才向毛泽东汇报。问题在于，在前指决定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的时候，连林彪、黄永胜都不清楚前指会使用这种犯忌的名义。林彪夫妇就此事向毛泽东汇报的次数和具体时间，至今还存疑。

在北京决定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时，为了查清林彪夫妇是否在事前向毛泽东汇报过将由总参发出林彪的这份紧急指示，据称由14名师级军官组成的一个军事检察小组获准前往中南海毛泽东档案室搜证相关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夫妇在电话中向汪东兴汇报这件事的书面记录材料。可是，就连为林彪翻案辩护的人士迄今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林彪是在毛泽东专项指示下，决定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或者林彪在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前曾经请求毛泽东予以书面批准。无论如何，由于林彪犯了大忌，已经铸成大错。

当晚八时许，黄永胜接到林彪的指示以后，即在他位于前指山顶的寓所命令副总长阎仲川把该指示用保密电话传达给各大军区。阎仲川回到作战值班室以后，觉得林彪指示中的六条内容分别涉及不同的军事部门，尤其是关于二炮将核导弹置于随时可以发射的待命状态的命令过份敏感，出于保密的需要，决定将这六条内容改写成四条独立的号令，口授给几位参谋分发出去。

阎仲川又认为这四条号令是总参前指成立以来首次发出的号令，于是他决定把它们从一到四编成四条单独的号令。在场的一名作战部副部长建议，将第一号号令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最终在政治上给所有涉及草拟和发布号令者带来灭顶之灾。

前指命令发往全军

阎仲川草拟妥当这四条号令以后，嘱咐一名参谋把号令文件呈交给黄永胜签发，可是黄已经吃了安眠药入睡了。此时是晚上九时半。鉴于苏联谈判代表乘坐的专机(亦即所谓“装载空对地核导弹”的那架飞机)已经升空，十几个小时以后将进入中国领空，阎认为再不采取行动，为时太晚了。他命令下属发出了未经黄签署的这四条号令。

在中国军事史上，这四条号令具有特殊地位，因为这是北京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将其核导弹部队置于全面警戒状态。这个史无前例的号令及其执行的结果势必会影响到最高决策体系对战略核武器的有效控制以及使用这些武器时的效果。第一号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40[毫米]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85[毫米]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核弹导弹一级战备

第一号号令主要是发给各大军区和海、空军的。至于第二号号令即林彪指示将二炮置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阎仲川认为应该将这个号令的内容从第一号号令中排除，单独发布，因为第二号号令在执行以后，内容可能会泄密，让世人受到惊吓。实际上，他倒不用担心泄密，因为它的内容迄未公诸于世。

前指甚至没有将第二号号令抄送其他军事部门和军兵种，因为它的内容高度敏感。前指要求二炮报告执行这条号令的情况，然后由前指转呈军委。

为了全面落实林彪的六条指示，阎仲川还草拟了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他指示，向总参情报部(二部)、技术部(三部)发出第三号号令，要求分别负责军事情报和电子信号监控的这两个部门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搜集情报以及监控电子信号；同时又给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发送了第四号号令。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都对各个部门的战备要求作出了规定。这两条号令远不如第二号号令那么机密，可是具体内容至今尚未面世。

前指首先把这四条号令发给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将总参是如何落实林彪指示的情况反馈给林彪。当天21时44分，在向林彪办公室递送这四条号令以后不足15分钟，林彪办公室通知前指已经获悉这四条号令。

阎仲川指示将第一号号令稿复印数份，嘱咐他在总参作战部的助手们，包括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同时使用四部保密电话传达第一号号令。首先传达给三北地区的四个大军区（北京、沈阳、兰州和新疆军区），然后再传达给其他大军区以及海军、空军和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早已提高了北京卫戍区的规格，置于其个人控制之下，与北京军区级别相同。所以，这条号令直接传达给北京卫戍区，而不用通过北京军区转达。

稍后，他们用保密电话将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号令分别发给二炮（第二号）、总参情报部和技术部（第三号）以及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第四号)。

林彪曾经担心苏联就像上年入侵捷克的情况一样，这次又趁其谈判代表团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时，出动突击队抢占机场，为大规模机降部队开辟道路。为此，前指还命令北京卫戍区在北京东郊机场附近部署两个营，应付突发事件。

警戒暴露数大弊端

前指传达四条号令耗时两个多小时。据称，阎仲川自己也不能确信他已经领会了上级指示的全部精神。譬如，黄永胜仅将林彪发出的六条指示口授给他，他应该仔细对照复核林彪指示的抄录件以后，再着手草拟四条号令；况且，他本来还需要经由黄永胜批准签发，才能发出这四条号令。

尤其重要的是，阎仲川不应该听任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在向全军发布号令时，将第一号号令冠之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当时，唯有军委主席毛泽东有权调动全国五、六百万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唯有毛泽东方才拥有向全军发出“第一号号令”的资格。如果“第一号号令”由林彪发布，置毛泽东于何地呢？这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

当时阎鉴于总长黄永胜刚服下安眠药睡觉，恐怕黄被叫醒以后发怒，就擅自批准发出这四条号令，他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获悉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调动全国数百万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以后的内心感受。这个行为不但违反了军委对于重要命令的核发程序，而且会导致毛泽东对林彪产生嫉恨。结果，黄永胜、阎仲川都为他们的草率行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尽管针对他们的行动大约在两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

周恩来被蒙在鼓里

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对第一号号令作出有条不紊的反应，位于三北地区的四大军区的表现被视为典范。其他大军区的运转效率也颇高。例如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在18日深夜23时15分接令以后，立即开会传达，迅即将号令传达给辖区各个野战军、广州军区空军和南海舰队，立即执行。同时，丁盛率领军区指挥班子进入地下指挥中心，昼夜督促各部队执行号令。19日凌晨1点40分，丁盛用保密电话向前指报告了执行情况。

值此期间，最高决策体系的运转颇成问题。例如，毛泽东刚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军委办事组或者前指却根本没有考虑到，必须把这个号令通知给周恩来，更没有想到在事前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对这个号令的发布及其内容茫然无知。如今知情者猜测，从最良好的愿望着眼，当时军委办事组可能由于这个号令只涉及军队的动员及行动，并不牵涉各级政府，所以疏忽或者绕过了周恩来。

绝密命令见诸街头

文革期间独特的政权体制也决定了在“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弊端。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的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均在省级行政机构─革委会─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在向军区负责人传达第一号号令的同时，也向省级革委会负责人传达了这条号令。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身居革委会要职，获悉这条号令以后，难免泄露出去。况且，红卫兵和造反派也不可能对大规模军事调动视而不见。

例如，在云南省，群众组织居然把这条号令的一些内容抄录下来，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大街的墙上。接踵而来的自然是有关中、苏两国即将开战之类的传言在民间广泛传播。各级地方政府感到困惑，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关于民间对这条号令的传言。

毛林之间产生嫌隙

至此，周恩来开始清楚总参前指已经发布第一号号令及其产生的纷扰了。他同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联系以后，很快明白了前指发布这条号令的程序必然导致潜在的危险，以及毛泽东本人不满意军方此举的态度。

毛泽东确实知道林彪六项指示的内容，但是他在当时也不清楚前指是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形式向全军传达林彪的紧急指示的。他在阅读汪东兴呈递的关于这条号令的文件以后，对汪说，“烧掉”。汪还不动手，毛索性自己用火柴点火烧掉了这份文件。接着又要伸手烧那个信封。汪东兴即劝止说，若烧了信封，就无法入档了。信封终于被保存下来。

据析，当时毛泽东看到被冠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文件，这九个字映入眼帘，难免感慨万千。既然有了第一号号令，第二号、第三号号令难免接踵而来，置身为军委主席的自己于何等地位呢？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

当然，毛泽东城府极深，不愿意在汪东兴面前将自己对林彪的不满和怀疑暴露无遗。他并未立即发作。再说在他当时的观念中，苏联对华采用核袭击的阴影并未消除。一旦大战爆发，他仍然要依靠林彪及其旧部掌握的全国军事指挥体系，主持全国性的自卫反击，此外别无选择。他喜怒不形于色，当时并没有就此明确表态。不过，毛的即时反应毕竟体现出他对林彪及其下属的举动的厌恶。待中、苏军事对峙十分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军委办事组（文革期间代行军委常委会的职权）及总参谋部相关人士程度不等地惹上了麻烦。

19日晚，周恩来紧急召见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其他四名成员，试图了解这条号令发布的背景及其前因后果。周恩来冷峻地问道：究竟是何人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既然总参前指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第一号号令，那么下次再把谁的指示命名为第二号号令呢？为什么总参居然容许绝密的号令内容出现在街头大字报上呢？不过，他并没有针对林彪紧急指示本身提出质疑。

诚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白，最危险的敌人是即将闯至北京城下的苏军，而不是林彪派系，何况，目前还需要军方支撑危局，不宜在这件事上挖得过深。尽管如此，毛泽东再也不会充分信任林彪了。

林彪在1971年死于一次空难之后，第一号号令的发布背景和过程就被贴上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的标签。1986年之前，中国官方出版物对此还没有出现过比较客观的评论。这年，官方出版物承认林彪是在遵循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以后方才发出他的紧急指示的；况且，是作战部一名副部长而不是林彪本人或黄永胜、阎仲川把他的指示称作《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