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8日，本站发表了作者题为“我对核战略的几个观点”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作者说，他曾跟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John W. Lewis）联合发表专著，专著的一个章节对中苏1969年前后的边界冲突几乎升级为核冲突有详细的描述，他愿意将这个章节翻译出来以飨本站读者。本站从今日起开始连载“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军事危机升级
这年，美国修改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条例，启动了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过程。7月，尼克松总统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转达他的观念，即“美国不应该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安排”。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些信号，不过他没有高估它们的意义。更令人信服的变化迹象直到那年秋天方才到来。
解放军分队遭全歼
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讲话，指责中国阴谋对苏联发动核突袭。由于他们清楚中国并没有向苏联发动核突袭的能力或意图，中国安全专家得出结论，即莫斯科有意通过这种指责让世人作好苏联要发动核突袭的心理准备。熊向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他颇为不解，毛泽东对莫斯科诉诸这种宣传手段的真正用意掉以轻心，尽管他相信两国之间的军事摊牌为期不远了。
8月，中、苏军队在新疆境内爆发了一场小战斗，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早在4月，毛泽东鉴于苏军上月在珍宝岛同解放军发生的两次冲突中吃了大亏，通过军委办事组警告新疆军区，苏军在两国边界东段吃了亏，可能会在两国边界西段的冲突中捞回来，务必警惕。
7、8月份，新疆军区部署在前沿的一个情报站发现苏军在边界对面调动频繁，电讯剧增，判断近期苏军会有异动，向军区作战部汇报。军区司令龙书金4月在北京拜访林彪时，林彪向他交了底，认为中、苏不可能爆发大战，所以他没有重视这份情报。8月13日，苏军在新疆境内铁里克提伏击全歼了解放军一支巡逻分队，打死38名官兵。数天以后，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组发布命令，向全体担任负责职务的军官发出警告，违令者将给予严惩。
莫斯科事实核讹诈
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飞赴河内吊唁。由于中国备战活动紧迫，周恩来没有在河内过夜，顶着雷雨的气候冒险返国。据前空七军政委焦红光回忆，由于雷雨天气作祟，最终周未能在当晚赶回北京，专机降落在南宁，周在当地下榻。
苏联也为中国箭在弦上的战备活动感到忧虑，推举柯西金出面同中国人接洽。他向北京转达了苏联对外交谈判的兴趣。他也赴越南出席了胡志明的追悼活动， 盼望在河内遇到周恩来交谈，却没有消息，他只能登机返国。在回国途中，他收到北京发出的通知，中方同意在北京机场与他会谈。9月11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议室同周恩来展开了为时3小时40分钟的会谈。双方讨论了诸如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边界冲突继续发生、两国大使返任以及双方为解决边界纠纷举行谈判等问题。北京机场会谈，对于制止这两个国家滑下一场核大战的深渊，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领导人曾经怀疑柯西金专机上可能运载着苏联特种兵，准备夺占北京机场，就像1968年8月苏联袭击捷克之初发生的那种情况。当柯西金的专机仍在空中飞行时，军委调动接受过特种训练的几个营保卫北京机场，还挑选了一批会武功的官兵驻守在机场跑道和大楼的周围。最后证明只是一场虚惊而已。
毛忧虑苏军核突袭
9月16日、18日和22日，政治局相继开会，对机场会谈进行评估。他们对下列现象感到忧虑：为什么周恩来向柯西金提出关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的问题，柯西金却不置可否？为什么柯西金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时，苏联领导人都不去机场迎接？为什么周恩来在9月18日写给柯西金的密信中提出了关于双方承担不使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武力进攻对方的义务的建议，苏方却迟迟不回答？这说明苏共政治局并未批准柯西金作出的关于缓和关系的若干承诺。
其他迹象似乎也在证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首先，苏联军方刚任命一位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为远东军区司令。如果考虑到苏军鉴于在今后中、苏爆发战争时，苏军要靠战略导弹打头阵，需要先派一位熟悉导弹进攻战略的将军到与中国对峙的远东军区压阵，这项任命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其次，不久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指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他的话可能是意有所指的。这些迹象与前面提到的路易斯在9月16日发表的特别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联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莫斯科确实包藏祸心，“亡我之心不死”。
中国领导人认为，假若苏联企图发动突袭，从军事角度分析，难道还有比中国国庆节或者稍后苏联谈判代表抵达北京时更好的攻击时间吗？
前述四位元帅再次进行研究，写出一篇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在9月17日报送周恩来。他们认为：当前苏联“最大的战略顾虑”就是“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他们赞成在同苏联举行边界谈判的同时，考虑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毛认为美国靠不住
毛泽东同意这四位元帅的判断，不过，他对美国是否会直接介入迫使苏联罢手，仍持怀疑态度。他指出，“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
从8月下旬到10月，军委将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往三北地区。例如，27军在8月下旬奉命由江苏无锡调至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延庆，以增援驻军65军，因为张家口是蒙古至北京之间的唯一的天然屏障，张家口以南就无险可守了。空军又在张家口部署了配备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的几个防空导弹营，以加强当地空防。10月，军委又将28军由福建调往山西，坦克第9师、高炮第67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24军由河北唐山移防承德、63军从河北调至山西、69军从山西太原往北移防大同。
军委采取一系列扩军的非常措施。1969年，军委新组建了三个陆军军部、18个步兵师，并且在步兵师的三种建制(甲种大师、乙种中师、丙种小师)中取消了丙种小师，原来的丙种小师都补充了官兵人数，升等为乙种中师，步兵人数增加了20.9%。军委又将原本附属于步兵师的多数坦克团改编为坦克师或者坦克独立团，以便在华北平原上迎战苏联装甲部队。工程兵部队由16个团增至34个团，其中多数调往三北地区赶筑地下掩蔽所。
毛泽东仍嫌战备工作不够扎实。9月17日，中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庆祝建国20周年的29条口号，其中第22条口号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条口号不算标点符号，也有82个字，已经不其为口号了，而是向全国发布的紧急指示了。他在这一条口号中强调：全世界人民“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这反映了他对迫在眉睫的中、苏核大战的评估。
全国进入战备最高状态
在整个9月乃至10月初，对苏军动向的情报分析加强了北京的信念，即苏军正在准备对中国重要目标发动打击。尤其在核导弹危机期间，毛泽东、林彪等人比较相信这些耸人听闻的情报。。
苏联缺乏谈判诚意
9月20日，军委召开由各个军区、军兵种司令和政委参加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22日，周恩来对高级将领们说，“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随后数日中，会议厅中最常听到的言辞是“苏联袭击即将来临”。
迟至9月26日，柯西金才对周恩来9月18日的密信发出回信。他在回信中建议两国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谈判边界问题。中方认为，他在信中仅闪烁其辞地表示“苏方已经指示边防部门保持同中国边防部门的正常关系”，显然从机场会谈时双方达成的谅解的基础上倒退了。中方认为苏方可能在谈判的烟幕下策划一场突然袭击。
9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刚出席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林彪指示与会者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林彪指示总参绘制了一张三北地区要图，挂在他的客厅里。他时而手拿指示棒，在图上指指点点，时而伫立在图前沉思冥想。
核爆犹如暮鼓晨钟
毛泽东下令在国庆节前进行一次氢弹试验，以显示中国领导人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中国拥有的物质力量。在他的心头，苏军可能发动突袭的阴影显得越来越大。他想到了核弹吓人的作用。他重申，“既然核弹是吓人的，自然应该尽早爆炸”，又说“当量也应该大一些”。他向来喜欢豪赌，认为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引爆一颗大氢弹，无异向莫斯科传递一个信息，倘若逼人太甚，中国不惜闹得个鱼死网破的结局。
9月23日，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和二机部奉命进行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六天之后又爆炸了一枚当量达300万吨级的氢弹。尤其是后者，犹如暮鼓晨钟，给莫斯科的狂热份子当头浇了一桶凉水。不久，以苏联境内各战略要点为目标的配备氢弹头的中国地对地导弹增加至50枚。克里姆林宫中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
9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口头通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建议将边界谈判开始的日期从10月10日推迟到10月20日。这是为中国的军事调动争取充裕的时间。
9月30日，林彪把军委办事组几位负责人召来开会。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他指着地图说：“敌人从外蒙下来，直下兰州、西安，全国震动。”同日，林彪还命令空军立即将绝大部分军机从北京附近机场疏散到外地机场。他还认为北京市郊的三大水库犹如三大盆水，高悬在北京上空，一旦苏联击毁了水库的大坝，就会淹没首都。同日晚，他要求北京市尽快把这三个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认为仅在一天内就把水库的水排泄出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苏联击毁水库大坝的后果相同，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他出面中止了林彪指示的执行。稍后，在10月18日晚，即林彪向总参发布紧急指示的当晚，他又嘱咐秘书指示副总长阎仲川采取措施把密云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再次出面制止。
林彪骑马江青开车
毛泽东身边的人士劝他不要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他却执意要上城楼。军委办事组采取非常措施，以策万全。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率领来自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军官们，携带一部无线电台登上城楼，随时接收最新的空防警报。一架直升机停留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场上，随时准备紧急疏散毛泽东、林彪等人撤往西郊防空设施。
在一片肃杀的备战气氛中，即使在领导层，也难免人心惶惶。他们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采取了必要措施。平时林彪很少步行，连坐汽车的机会也不多。这时，他却在住宅的后院练习骑马，以便在尴尬的情况下骑马逃逸。有人说，林彪这么做，是为了恢复过去在战场上指挥三军的英雄气概，战时可以重返战场。可是，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也很少骑马，经常坐汽车。这时林彪年迈，健康又差，却开始练习骑马，自然是想对不测事件有所准备。
江青则在她位于钓鱼台的住宅的院内修建了一座防空洞，总后部长邱会作督率抢建完工。防空洞建成以后，放置了食品和饮水，她还去观看了几次。江青还抓紧时间，学习如何驾驶汽车，以便在“与苏军突击队遭遇时”，在司机、秘书、警卫均被杀伤的情况下，自己也可以驾车逃脱。
10月，毛泽东为了确保中央统率机关在战时的安全，批准将中央警卫局精简改编为警卫处，在军队序列中升格定为军级单位，并且将警卫处与警卫团合二为一。毛泽东以及其他五名政治局常委的警卫部队实行战时编制，反映出北京领导人的危机感。
林彪不涉紧急疏散
毛泽东多次说过，“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这时，他的态度变了，授权林彪在10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策，并由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他的指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毛指示，多数中央领导人必须在10月20日以前离开北京。至于应变步骤，政治局赞同毛的决定，毛避居武汉运筹大计，林前往苏州策划军事，周恩来留京主持全面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核心机构迁往西山地下指挥部维持日常运转。
老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与数日以后军委前进指挥所发布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完全无关。况且，在这个命令发出之前，刘少奇、陶铸以及一批遭受关押、审查的领导人已经被各专案小组“迁出北京”了。不少老干部被疏散出了北京，阖家吃了苦，怨恨在心，又不敢嗔怪毛泽东，况且对当时的决策流程也不清楚，只能把这口怨气出在林彪身上了。
据当时担任中央警卫局长的汪东兴说，10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远赴武汉。启程前，他正在吃饭，江青来了，要服务员拿碗筷，想与毛一起进餐。毛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江青碰了一个钉子，很不高兴地走了。毛为了尽快离开北京，都顾不得同妻子一起进餐了。毛泽东毕竟是现实主义者，此刻他浮想联翩，对于即将悬浮在北京上空的核蘑菇云，他是避之唯恐不速的。
同日，林彪夫妇飞离北京经江苏硕放机场转乘汽车赴苏州居处南园。林彪秘书张云生提到林彪在10月17日抵达苏州，不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1974年5月）中指出，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
周恩来、黄永胜、江青将留在北京。周受权主持危机处理；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江青则自告奋勇留下，随时为毛提供消息。
总参前指移至地宫
10月16日，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组组建战略后备队，由43军、47军、空降15军和若干个坦克师、炮兵师和防空师组成。军委着力提高这支反突击力量的机动性，用来对付苏联入侵作战的“三板斧”(核武器突袭、航空兵和炮兵夹击突袭和坦克集群突袭)。
同日，总长黄永胜会见副总长阎仲川，命令他成立总参前进指挥所(前指)，作为军委在战时的作战指挥中心。阎原任广州军区作战部长。1968年，黄从广州军区司令调任总长，次年5月他把阎调到总参，擢升为副总长，主持总参作战系统(由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和机要局组成)，成为黄的得力助手。
前指大多数军官均来自作战部，并由作战系统其他部门的军官给予充实。10月17日，阎仲川率领前指人员撤往设在京郊西山山脉百望山底下的全国战时指挥中心。前指神经中枢在于这批作战系统的精华。这座地下掩蔽所堪称“地宫”，甚至经得住核弹爆炸。不足之处在于，当年通风条件不佳，人们在里面稍微待久了，就会觉得气闷。
稍晚，黄永胜率领军委办事组其他负责人来到前指。黄住在位于百望山顶峰的一幢建筑物内，在他居所外侧的会议室则成为前指负责人开会的场所。他们有事没事，经常来此聚会。阎仲川自己住在百望山山脚下，黄永胜或其他前指负责人有事召唤，他即刻可以乘坐汽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黄的居所。
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应变工作班子也开始疏散到它们设在京郊西山象鼻子沟的地下掩蔽所内，党、政两套临战班子开始运转。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设在百望山底下的“地宫”，与总参前指相距不远，规模之宏大，互为伯仲。
苏核弹战备未升等
中、苏两国冲突一触即发。总参前指迫切需要准确的军事情报。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要不断向前指提供最新情况。这些情报机构获悉部署在苏、中及苏、蒙边境的苏军三个地对地导弹师已经加强了防护措施，误以为这是苏联战略火箭军提高了警戒级别的征兆。
苏联战略火箭军共有四个警戒等级：第一等级是经常性的警戒（Postoyannaya）；第二等级是经过加强的警戒(Povyshennaya)，在这个基础上，导弹部队很快就能进入临战状态。苏联战略火箭军曾经两次进入第二等级的警戒，一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另一次是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期间；第三等级是处于临战的警戒状态(Voyennaya opasnost)，导弹部队被置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可是尚未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状况；第四等级是导弹部队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警戒状态(Polnaya)。苏联军方从来没有将苏联战略火箭军置于第三、第四两个等级的警戒状态。
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经常性警戒状态包括一种名为“关切”(nastorozhennost)的特殊状态。外国情报部门经常误以为这种特殊状态就意味着警戒级别已经提高了。假如导弹部队被置于这种特殊状态中，导弹基地指挥官及其参谋们将停止住在基地外的住家，而是住宿在基地内，但是导弹武器既不予移动也不予提高战备状态。中国和西方国家情报部门未能察觉这些细微差别，以致往往由此认为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的状态。
关于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报告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惊慌。林彪独子林立果刚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0月17日公布命令)。他在解释为什么苏、中两国几乎同时将其战略导弹部队置于警戒状态时说：“很可能双方都搞不清对方的意图，都担心对方先动手，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