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震远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

　　一、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进入新一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密集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摩擦,成为中美关系明显严峻的主要表现。但中美关系的明显严峻事态，却掩盖了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复杂化，即中美关系变化中，多种可能的客观存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实际上，中美关系明显严峻，也正是中美关系明显复杂的主要内涵之一。所以，中美关系明显复杂是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最本质特点。
　　1.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新一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
　　事实表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轮摩擦多发期，即：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世纪之交，以及从2010年至今的三轮。笔者曾撰文“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起步磨合阶段反思”（“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第1期），对之论述，兹不赘述。笔者希望在此强调的是，中美关系三轮摩擦多发期出现的共同原因是，中美共同战略利益明显弱化，已无法掩盖中美重大战略矛盾；中美关系三轮摩擦多发期出现的独特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大为增强而产生日益强烈的疑虑。
　　2017年12月以来密集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在时间上与2010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完全无缝连接，而且摩擦发生的根本原因完全相同（对此，本文后面将专门论述）。此外，摩擦的主要内涵基本相同，但侧重点有所变化。明显的差别是，2017年12月以来的中美摩擦明显比2010年至2017年12月之前的中美摩擦严重得多。无论摩擦发生的频度还是强烈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摩擦最突出的。显然，对于2017年12月以来的中美严重摩擦准确的定位，应该是2010年开始的，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明确这一定位，是清醒认识、准确把握、有效应对当前这场中美严重摩擦的需要。
　　2.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但贸易摩擦是突出的主体和主要特点，成为中美关系更加严峻复杂的主要表现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摩擦已全方位展开。可以说，中美关系历来的摩擦点，全部都明显激化，包括：贸易摩擦、南海摩擦、台湾问题摩擦等等。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贸易摩擦已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3月8日，特朗普以反倾销为由，宣布对包括由中国进口在内的多国钢材、铝材，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随后，在短时间内，又对中国采取了几项重大的贸易制裁措施：3月23日，特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称根据特别301调查，将对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并随后在其推文中称，可能对1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4月16日，美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中兴通讯禁售任何电子技术和通讯元件。显然，摩擦的规模，特别是摩擦的影响，都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已迅速成为中美摩擦最突出的主题和最重要的特点。
　　人们一直把中美经济关系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压舱石，但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却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无论摩擦规模之大，摩擦强度之高，特别是摩擦影响之深刻，都明显超过此前多年的中美经济摩擦。尤其受到人们高度关注的是，此前的中美经济摩擦，无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双反调查”（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还是301调查，都限于具体、“真正”的经济摩擦，但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却被人们认为，在贸易摩擦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竞争内涵。这次美国对中国301调查开列的拟进行制裁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从而被认为实际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是企图遏阻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举措。显然，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特别是人们广泛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内涵，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明显严峻化的重要表现。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主题，同样是中美关系明显复杂化的主要表现。在中美摩擦中，贸易摩擦已经与传统的中美政治摩擦、安全摩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甚至还更为重要的地位。这导致中美摩擦从原因到形式，再到内涵的多样化，即复杂化。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已具有战略竞争内涵，而且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但贸易摩擦的经济问题基本属性并没有、也不会因此有大的改变。所以，处理、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将受到中美政治安全因素日益明显干扰，但基本上将仍然主要遵循经济逻辑，即主要也只能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处理、解决。在中美贸易摩擦在整个中美摩擦中地位日益重要的情况下，这将意味着，整个中美摩擦的处理、解决具有更多样的选择与可能，中美摩擦处理与解决前景将因此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随中美摩擦、特别是经济摩擦的继续发展，这一点将会有越来越清晰的表现，并对整个中美摩擦的走向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一直存在经济摩擦，有的还很严重，但像这几个月贸易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问题还从未有过。这当然与特朗普执政直接相关，但在深层次上则是中美经济矛盾长期积累、激化的表现。所以，可以预料，未来时期中美经济摩擦成为中美摩擦突出问题，很可能成为常态。
　　3.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其竞争内涵的权重明显增加，但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2017年12月以来，人们在高度关注各方面中美严重摩擦的同时，对于总体的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也予以了高度关注。这从一个侧面清楚反映了，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中美摩擦的严峻性、复杂性。人们已经因为正在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对于总体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感。几个月来，“中美已陷入新冷战”，“美国全面遏制、围堵中国”等判断和论述，已成为对总体中美关系及其走向主流的判断和论述。清楚表现了严重的危机感。但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严重的中美摩擦密集发生，总体中美关系确实发生重要变化，但并没有达到“新冷战”、“全面遏制”的程度。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内涵的权重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所谓“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是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近三十年中，逐渐磨合形成的。这是与1949年到1972年之间，中美全面、严重对抗完全不同的关系，也与1972年到1989年之间，中美“非结盟的盟国”关系，很不相同的关系。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以“既斗争又合作，既摩擦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摩擦而不对抗”，表述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就是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即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时并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竞争与合作，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两个基本内涵。近三十年的事实表明，尽管因为受国际大形势变化，以及中美两国自身变化的影响，中美竞争与合作两大内涵的权重不断有所变化，但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一直保持延续。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在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深入的合作决定了，尽管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竞争、甚至激烈、严重的竞争，但这些竞争都没有转化为对抗，尤其没有转化为全面、严重的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三次摩擦多发期的事实，已经清楚显示了这一点。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插手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美之间竞争明显加剧；但同一时期，中美的经济合作，处理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都在持续推进。显然，中美的竞争没有转化为对抗，尤其没有转化为严重的全面对抗。
　　事实表明，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两个基本内涵，并不只是相互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中美合作对于中美竞争激化，进而转化为对抗，尤其是对全面、严重对抗的有效制约，清楚地显示了中美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影响。这一点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三次中美摩擦多发期，中美竞争加剧之时表现特别明显。但必须清楚意识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即使是激烈竞争没有转化为对抗，根本原因还在于，中美双方都清醒认识到，对抗、尤其是全面对抗，必将严重损害各自重大利益。中美合作的存在，则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为此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保障。2017年12月以来密集发生的中美严重摩擦，实际上都受到中美双方的努力管控。尽管美方首先发难，且调门很高，但具体的动作又都留有余地；中方应对态度坚决而且强硬，但具体行动则明显克制。所以，中美严重的贸易摩擦并未像外部十分担忧的，迅速演化为激烈的贸易战，而且已出现通过对话、谈判，予以处理的前景。须知，通过对话、谈判处理中美摩擦，正是中美合作的重要表现。总之，尽管由于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中美关系中竞争的权重明显上升，但中美竞争-合作关系基本框架继续保持。
　　二、导致中美关系重要变化的主要因素
　　2017年12月以来，以中美之间一系列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为主要内涵的，中美关系的重要变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但实际上，这一变化的发生既有深刻背景，又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积累发展过程。同时，还受到美国国内政局重大变化，主要是特朗普执政的直接影响。由此可以确认，导致正在发生的中美关系重大变化，有两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双方各自的发展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是基础性、长期性和积累性的影响，既有加剧中美摩擦的影响，也有制约中美摩擦的影响；由特朗普执政集中表现的美国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具有明显突发性和很强震撼性的影响，直接加剧了中美摩擦。
　　1.中美综合国力对比消长变化，中国日益强劲的上升势头，引发美国明显“恐华情绪”，是基础性影响因素
　　国际社会公认，1979年以来的近四十年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持续、大幅度增强。其中，中国经济总量持续、较快增加，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大幅度增强的重要基础之一。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201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约60倍，由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二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仍然存在明显差距，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的11.7%；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62%。而且在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中国的科技实力、军力、外交影响力等都有十分明显的加强。这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有越来越突出的表现。2013年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多个重大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地区问题的解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中国担当在世界和地区产生了越来越显着的影响，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所有的事实都清楚表明，尽管中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诸多短板，但中国已经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已经确确实实成为综合国力世界第二大国。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后，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可以预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和作用将有更辉煌表现。
　　中国的强大是中国自身发展历史逻辑的表现和结果，但都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中美进入冷战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与此前两轮冷战后中美摩擦多发期，主要涉及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具体摩擦不同，这一轮主要涉及中美之间新发生的，而且具有明显战略内涵的摩擦，诸如亚太再平衡战略，东海和南海争端，推进建立TPP等。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同时出现了又一轮关于对华战略、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而且其广泛程度、深刻程度，大为超过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的相关辩论。可以认为，现在这场辩论已经得到重要共识。包括知名的“知华派”人士，都认为中国已不可能按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甚至首要的战略威胁、战略对手。这不表明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而是中国发展趋势，特别是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它们成功的前景，对美国模式、美国道路形成了真正的挑战。这甚至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新内涵，从而引发美国相当广泛的“恐华情绪”。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中国在自己历史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的选择、中国不会将之强加于任何其他国家，但也不可能因为任何其他国家对之不满而有所改变。显然，中美之间的发展道路之争，发展模式之争，已成为中美摩擦具有基础意义的核心内涵。
　　2.中美重大共同战略利益明显减少，战略矛盾大为增多，是中美摩擦多发的关键因素
　　中美是存在重大差异的两个大国。笔者曾经将中美的重大差异概括为：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中，前两项不同最为重要，影响最重大。回顾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美关系，可以清楚看到近七十年的中美关系变化轨迹，即从全面严重的军事对抗到“非结盟的盟国”的合作，再到“既斗争又合作”的竞争-合作。历史一再表明，导致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中美重大共同战略利益的变化，及其对中美两国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关键影响。对此，已有大量相关论述，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的中美关系和国际环境中，中美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实际上表现为面对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例如，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苏联扩张，以及本世纪最初十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事实显示，这些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中美合作与否，以及摩擦与否。
　　但是，中美关系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比以上分析更为复杂。主要是，不仅重大共同战略利益及其变化，或者说重大共同战略威胁及其变化，而且中美作为大国的战略矛盾及其变化特别是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对于中美摩擦发生与否及其烈度更有着关键影响。这在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有更突出表现。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宣称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由于具有针对中国的明显意图，因而开始了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很明显，2010年这一时间节点，首先是国际反恐战争取得重大进展，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大为弱化；同时，如前述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诸多矛盾，特别是战略性矛盾，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2010年以后越来越突出的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美中关系的辩论，就清楚反映了这种状况。虽然中美之间的这些矛盾，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中美之间，但以新的形式密集表现则表明，首先这些矛盾有所发展，更加严重；同时，还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中美重大共同利益的明显弱化，对矛盾的缓冲作用明显减少直接相关。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特定时期中，中美之间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或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中美两国执政者对此的认知，特别是共识，才是对中美关系，即对中美的合作或摩擦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在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节点，表现尤为突出。当前，面临这样的时间节点，中美两国执政者的相关认识、判断，对于中美合作或摩擦前景的影响将再次突出表现。
　　3.特朗普执政，美国反华鹰派人士得势。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理念和政策，直接推动中美关系第三轮摩擦多发期进入高峰阶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2017年1月20日就职。特是一个几经起落、最终成功的大房地产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商人总统”。特执政一年多以来，其“反建制主义”的行事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导致美国国内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混乱。但透过政策混乱的表象，可以清楚看到特对其在竞选中强调的，“让美国重新伟大”和“美国优先”理念的执着坚持，以及这些理念对其重要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深刻影响。
　　与很多人的想像不同，特虽然没有从政经历，但对美国的国际事务并非完全无知。从其竞选中的言论和执政后的表现可知，对于美国的重要国际事务，包括中美关系，实际上特已有定见。这对其执政后的相关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综合特竞选言论中的涉华言论：（1）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的衰落，是美国不再伟大的主要表现；（2）中国的“不正当”竞争，是导致美国衰落、不再伟大的主要原因，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3）强调执政后，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反制中国的“不正当”竞争，以保证美国重新伟大；（4）表示意愿，而且认为可能与中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特开始执政后，尽管2010年以来中美的摩擦仍在继续，但中美关系经历了十个月的相对平静。由于四月、十一月的两次习特会，甚至被认为开始了又一个友好阶段。但是，2017年12月，特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其中明确把中国与俄罗斯共同作为“修正主义国家”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此后一个多月中，相继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报告》以及2018年《国情咨文》中，重复、强调了这种判断。这是1986年美国总统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第一次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这些对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完全就是上述特在竞选中公开宣称的判断，表明这些判断已成为特的执政理念。从2018年3月开始，由于美方的动作，中美严重的贸易摩擦密集发生，表明特的理念已成为其政策。
　　特的执政团队集中了一批鹰派人士，特别是鹰派反华人士。其中，身处决策圈、具有指标意义的是，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二人不仅在相关事务上持强硬立场，尤其对中国一贯态度严厉、立场强硬。纳原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教授，长期关注中美贸易问题。2007年以后，纳出版几部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专着，其中《致命中国》一书尤为知名。纳在该书中，以对中美贸易分析为主轴，全面分析了中美经济、政治、军事竞争态势及其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政策建议。纳的观点和建议受到特高度赞赏，前述特在竞选中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观点，完全照搬于纳。特别是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严重贸易摩擦中，美方的动作更是完全来自于纳的建议。博长期活跃于美国政界，以一贯强硬、尤其是坚决反华“友台”闻名。博刚于4月9日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其影响还没有明显表现。但可以预料，如果未来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重大摩擦，肯定与其有密切关系。显然，纳、博二人对特的执政理念和政策，都有重要影响。
　　事实表明，正是特及其团队的执政理念和政策，直接导致了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即直接推动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进入了高峰阶段。但应注意的是，对于纳、博等人，反华的理念肯定是必然坚持的，而对特则未必。特将更加坚持“让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优先”的理念。反华对特，更多的不是理念，而是工具。所以，特是否坚持反华有比纳、博大得多的不确定性。显然，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高峰阶段的前景，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对此，应予以必要的重视。
　　三、讨论与展望
　　1.中美重大摩擦密集发生，表明冷战后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竞争内涵大为突出。但中美合作仍然保持，竞争-合作关系基本框架继续存在。中美没有陷入全面对抗的新冷战
　　如本文前述，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的严重摩擦密集发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由此，还引发人们对总体中美关系及其变化的重视。“中美陷入新冷战”，就是一部分人的判断。但这一判断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
　　冷战，是专用于描述二战结束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专用概念。冷战的基本特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对抗，而且首先是严重的军事对抗。此外，还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军事同盟对抗等。只是由于美苏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冷战没有转为热战。
　　显然，当前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完全不是当年的美苏冷战。首先，当前的中美严重摩擦不是中美争夺世界霸权的表现。美国确实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疑虑，视中国为主要的战略威胁、战略对手，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与美国争霸，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其次，尽管严重摩擦导致冷战后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中竞争内涵明显突出，但中美合作继续保持。无论中美密切的经贸活动还是处理相关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都一直进行；中美高层的交往、对话也继续进行。第三，中美建交近四十年以来，中美民间的交流、合作已有强大声势和雄厚基础，中美民众相互好感明显等，都是当年美苏关系没有的。
　　总之，中美竞争明显突出，但没有转化为全面对抗，尤其没有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这是比冷战结束以来前二十年，更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但肯定不是“新冷战”的局面。这是重要的基本判断，也是我战略信心和战略定力的重要表现。
　　2.特朗普执政期间，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的同时，中美经济摩擦将始终是突出的摩擦主题。必将通过对接、协商、谈判，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整个中美关系
　　笔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分析了其影响，但还须进一步分析。首先，如果不是特执政，中美贸易摩擦不会成为中美摩擦的突出主题。其实，冷战结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没有停止，有时还相当严重，但从未达到2018年3月以来的严重程度和深刻程度。显然，这正是特执政后的中美摩擦的重大变化，是特“让美国重新伟大”执政理念，以及商人特质的重要表现。由此，可以预料，在整个特执政期间，中美贸易摩擦都将是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其次，在特执政期间，中美各领域的摩擦将继续全方位展开，特别是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但这些摩擦的继续，除了它们本身的意义外，特将主要用之为与中国贸易摩擦中的美国筹码，以对中国施压，甚至交易。正如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的，反华对特而言，更主要是工具、策略手段。
　　2018年5月3日、4日，中美高级别代表团在北京，就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第一次会谈。继而于5月17日、18日在华盛顿进行了第二轮会谈，5月19日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这次磋商的最重要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相互加征关税。中美双方都积极评价这次磋商，认为这是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磋商，为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当然，落实这次磋商的成果，还需进行多次具体协商、谈判，不仅可能需时漫长，还可能有激烈争执，但大原则、大框架、大方向都已明晰，最终一定可以实现中美双赢。中美这场激烈的贸易摩擦可说是戏剧性的化解，正表明了贸易摩擦必然、也只能按经济问题基本属性处理。未来中美完全可能再次发生激烈经济磨擦，但最终仍然只能通过协商、谈判解决。
　　中美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几十年的磨合中已形成规模巨大、联系密切的经济关系。虽然一直摩擦不断，但斗而不破，在摩擦中不断协调、发展。笔者相信，在经历当前这场严峻、复杂的中美贸易摩擦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观念将被更多人接受。可能形成更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更稳定的整个中美关系。
　　3.中美关系进入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面临两种前途的抉择。历史将证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将经历比预想漫长、复杂、曲折的历程
　　如前述，笔者认为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是冷战后中美关系进入了第三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实际上，对此还可更深刻地描述为，冷战后中美关系重大转折进入了关键阶段。1989年底冷战结束迄今已近三十年，但只是在20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削弱之后，才真正开始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因为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认为，强大、繁荣的中国正在对其实力地位、领导地位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甚至威胁，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其战略对手。虽然经历近十年的磨合，但中美的战略矛盾并未消除，而是不断积累。2017年特执政后，其“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执政理念及相关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冷战后的中美战略矛盾。所以，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正表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进入了关键阶段。2017年12月特发布的，其执政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大国竞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威胁”，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主要战略对手”。以后，在相继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报告》，以及特的2018年《国情咨文》中，一再重复了这些观点。这些都是进入特执政团队的鹰派反华人士班农（已于2017年8月离开）、纳瓦罗、博尔顿等人一贯鼓吹的观点。显然，如果美国坚持按这些观点定位中国和中美关系，制定和推行对华战略与政策，中美对抗将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必将落入“修昔底得陷阱”，进入“新冷战”。但是，正如本文前述，“反华”实际上并不是特真正的执政理念，而主要是他的工具。所以，他将不会全盘接受那些鹰派反华人士的相应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当前和未来的世界大形势，已完全不是70年前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抗；中美关系完全不是当年的美苏关系，特别是，中国明确而坚定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争霸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外交战略、政策和策略。所以，尽管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但中美没有、也不会陷于“新冷战”。显然上述事实表明，在当前和可能还将延续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中美两国共同面临两种选择，即经过艰难、反复磨合，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虽经多方努力，但仍陷入恶性循环的严重对抗。前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但后一种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2012年中国就提出“中美共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回应。2013年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形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框架。几年来，在冷战后的第三轮中美摩擦多发期中，这一概念不断遭到质疑，主要是认为，中美难以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但随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逐步形成，甚至开始成为常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逐渐成形。但2017年12月以后，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打断了这一进程，确实严重强化了对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但是，最终必将出现的中美关系更加斗而不破，中美竞争——合作关系不仅继续保持，甚至更加稳定，都将显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可能实现，而且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选择符合中美两国各自当前的利益，更符合各自长远的利益。同时，需高度重视的是，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出现再次显示，中美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冷战后中美关系重大调整的目标，其实现的进程必将比预想的漫长、复杂和曲折，特别是存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实可能。对此，必须有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郭震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8/7/25   发布时间：20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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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薄燕  来源：《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2期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自2011年以来，取得了新的重大发展。其标志之一是多边气候协议《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该协定于2015年底达成，于2016年11月生效，成为生效时间最快的国际条约之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该协定生效半年之后即于2017年６月宣布退出，并于８月４日向联合国递交文书，正式表达退出《巴黎协定》的意愿。美国的决定已经并将持续对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产生消极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特别关注美国立场的变化对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三边关系的影响。这种三边关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或者连续性它们的理论和政策含义是什么虽然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因为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为时尚早，但本文还是试图通过一些初步的分析来得出一些初步的发现，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和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整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全球气候治理中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新变化
　　中美欧扮演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参与者角色。它们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处于大致类似的层级上。具体地说：中美欧都是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是气候变化问题上三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是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三个关键建设者，并且它们内部的气候治理都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上述背景下，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三边关系主要是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美欧之间在国际机制的具体安排、政策、立场和行为方面持续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美国学者迪特默（ＬｏｗｅｌｌＤｉｔｔｍｅｒ）曾将冷战时期的三边关系归结为四种模式，即三方共处模式，该模式由三个行为体之间的对称性和睦关系构成，三者互为朋友；浪漫三角模式，该模式中“枢纽”行为体与两个“侧翼”行为体之间存在和睦关系，两个“侧翼”行为体相互对立；稳定婚姻模式,该模式中两个行为体之间具有和睦关系，两者互为伙伴，并与第三者处于对立关系，第三者在三边关系中处于孤立地位，也称“孤雏”；单位否决模式，即每一个行为体都与另两个行为体处于对立之中，三者互为敌人。迪特默认为，由于毎一个行为者都会担心其他两方的合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而单个行为者为了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最希望另两方处在对立关系中，而不是能使各方的收益最大化的三方共处模式。因此，迪特默明确表示，浪漫三角是他最喜欢的模式。陈志敏教授进一步改善了这种理论模式，强调可以将三边关系看作是同时包含竞争性与合作性两种博弈的关系，前者遵循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后者遵循共和博弈的游戏规则。通过对各方在竞争性博弈与合作性博弈中的收益分别进行赋值，可以从新的角度看待每种模式的收益格局：三方共处模式的竞争收益较小，但每一方都有很髙的合作收益；浪漫三角模式的合作收益不大，但枢纽方具有很高的竞争收益，两个侧翼方则有明显的竞争负收益；稳定婚姻模式中的婚姻两方有一定的竞争收益，但各方都有明显的合作负收益，孤雏一方有很髙的竞争负收益；单位否决模式中各方都有很髙的合作负收益和明显的竞争负收益。因此，如果各方关注三边博弈中的合作收益，那么三方共处将是各方共同追求的最理想模式。
　　改善后的三边关系模式，对于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三边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系是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三边关系。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不断推进，中美欧三边关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为核心的互动平台上，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三边关系始自京都进程的初期。在这个时期，中美欧三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总体上实现了合作，但欧美的合作程度要高于中美和中欧。２００１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中美欧在维持总体合作关系的同时，中欧的合作水平得到提升，超过了美欧和中美,美国与中欧的分歧明显，竞争增强。巴厘岛会议之后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中美欧三边关系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双边层次上的“浪漫三角共处”关系和大多边层次上的美欧共同与中国竞争的态势。中美欧三边关系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会议的前期阶段，美欧之间的合作态势强化，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则与美欧在会议的核心问题上几乎都存在分歧。到了会议末期，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联手实现了合作，而欧盟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自２０１０年，尤其是２０１１年以来，虽然中美欧之间存在竞争，例如美欧在巴黎气候会议上组成“雄心壮志联盟”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中美欧三边关系整体上是一种合作性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三方共处”式的三边关系。
　　随着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改变,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三边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这段时间的三边关系相比。这些新变化包括：
　　第一，中美欧针对《巴黎协定》的整体合作性下降，竞争性増强。
　　《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中美欧之间整体上合作性的多边关系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降低了中美欧在后巴黎时代联合推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体系建设的可能性，削弱了三方在大多边层次上进行互动和协调的有效性。如果美国最后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则中美欧对２０２０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的协调与合作的制度水平，将可能退回到几年前，进而影响到这个全球多边协议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从双边层次看，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转向使得该议题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下降，开展合作的动力和势头降低，在短期内难以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支柱和亮点，难以发挥其他双边议题缓冲带的作用。气候变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成为中美双边关系具有持续重要性的议题，并成为中美双边关系新的增长点和支柱。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每次会晤几乎都谈气候变化问题。但是,随着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气候变化已经不是中美元首双边会晤的议题选项。中国领导人２０１７年４月访问美国的时候，气候变化根本没有进入会晤议程。同样重要的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美难以联合推动后巴黎时代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美联合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在美欧的所有分歧中，气候变化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七国集团（Ｇ７）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多次表示认可。在２０１７年５月的Ｇ７峰会上，德国和其他Ｇ７国家都向美国呼吁，希望后者不要退出《巴黎协定》。但是从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公报说，美国正在评估气候变化问题和《巴黎协定》而其他六国将坚守承诺，期待尽快落实协定内容。后来美国６月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事实表明，欧洲盟友对美国的劝说和压力都没有起到作用。
　　２０１７年７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特朗普与默克尔曾进行了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通话。但是，默克尔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后表示，二十国集团虽然就自由贸易达成一致，但未能就《巴黎协定》达成一致。在峰会公报中，除美国外的１９国领导人重申了对于执行《巴黎协定》的决心，表示《巴黎协定》不可逆转。他们还承诺将加强行动，提髙现有的和将来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使其与《巴黎协定》目标一致。但公报中关于重申《巴黎协定》承诺的部分并未包括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因其在气候议题上的相反立场再次被孤立。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尽管在２０１７年６月举行的中国一欧盟领导人会晤中，中欧双方领导人共同重申了落实《巴黎协定》的承诺。但是由于中欧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分歧，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没有如期得到发布。这与美国在小布什时期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中欧强化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情况是：小布什总统退出《京都议定书》，客观上推动中欧的气候合作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欧盟和中国建立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都强调后京都进程的国际合作必须在联合国的多边框架下进行,应该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目标、原则和合作模式等作为法律基础。然而这种三边关系的互动性并没有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重现。就《巴黎协定》而言，虽然不能说中美欧三方中的每一方都与另两个处于对立之中，但当前每一方与另外两方的分歧都是自２０１１年以来最大的，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互为竞争者的姿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单位否决”的模式。
　　第二，进一步看，特朗普的决定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中美欧发挥集体领导力的模式难以为续。
　　中国、美国和欧盟（和法国）在《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领导力。但是，这种状况在后巴黎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当前的美国没有充当领导者的意愿。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重大退步。特朗普于２０１７年３月签署行政令，要求“暂缓、修改或废除”奧巴马政府２０１５年出台的《清洁电力计划》，同时解除了联邦土地进行煤炭开采租赁的临时禁令及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开采的相关限制等。清洁电力计划》是奧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核心，要求美国发电厂到２０３０年要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排３２％。按照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美国很可能无法兑现其根据《巴黎协定》做出的减排承诺，即到２０２５年削减２６％-２８％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国际层次上,特朗普对全球气候治理并没有形成清晰理念，但６月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标志着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倾向于自利和美国优先，转嫁美国应当承担的责任，明显缺乏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
　　欧洲虽然想继续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并认为能胜任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它正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的威胁、难民危机、英国退出欧盟、民粹主义、经济复苏和主权债务危机等。主流候选人贏得了荷兰和法国的选举，这对欧盟的稳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并确保欧洲国家和欧盟仍然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领导角色。但是，其他议题地位的上升，导致欧盟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投入可能会相对减少。与此同时，欧盟更强调自身作为可更新能源的世界领导者。
　　中国已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但是似乎不接受国际领导者的概念和说法。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中国在国内层次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节能减排的行动取得了重要进展。２０１６年，中国单位ＧＤＰ能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分别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３５％和３８％以上，为２０２０年达到甚至超过碳强度下降４０％—４５％的上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过去的关键区别在于，无论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中国领导人真正希望能减少污染排放。中国在绿色发展中的坚定姿态，贏得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在国际层次上，中国对《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国际社会提升了对中国发挥领导力的预期。但是，从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来看，似乎更多采取了联合其他行为体共同发挥领导力的方式。中国官方的表态虽然强调了延续国内气候行动的决心，却刻意绕开“领导者”一词。中国认为应该埋头做好自己，这便是对国际气候治理的最大贡献。
　　中国不愿意接受国际领导者的概念，可能一方面是理念和概念的原因。在中国看来，领导者的概念实际上把国际体系的主权国家做了区分，有领导者就有被领导者，这种二分法的层级性有悖于中国认为“所有的国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一理念。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领导者的地位会使中国承担不成比例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是超出中国责任和能力的义务。
　　从双边的层次看，基于前文的分析，中美、美欧在短期内实现联合领导的可能性不大，中欧联合领导的可能性被贸易问题阻碍了。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会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三边层次上看,中美欧在后巴黎时代联合或者集体领导的模式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总之，过去数年间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的共同集体领导模式恐将难以延续。
　　第三，经济方面的分歧改变了后巴黎时代的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逻辑，使得双方之间预期强化的气候合作没有出现。
　　在特朗普对《巴黎协定》表现出消极态度之后，中欧就有合作继续推进这一协定的意图和准备。中欧曾经分别努力使美国能够留在《巴黎协定》内。在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中欧随后举行的第十九次中国一欧盟领导人会晤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中欧能够发表一个联合气候声明，表明推动后巴黎进程的共同政治意愿和实质合作领域。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北京和布鲁塞尔原本在峰会上商定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称，北京和布鲁塞尔已经同意采取措施,加快他们所称的“不可逆转”的摆脱化石燃料的进程，并巩固《巴黎协定》的“历史性成就”；双方“决心推进”相关措施，以便“引导能源转型”，迈向全球低碳经济。另外，中欧双方同意着眼于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发展更绿色的经济。欧盟和中国也同意在推广电动汽车、能效标识和追求绿色创新的科研上展开合作。双方还将致力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如推动互联电力网络。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是２０１７年在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期间启动的。这一协议是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和欧盟气候与能源专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捏特（ＭｉｇｕｅｌＡｒｉａｓＣａｆｔｅｔｅ）谈判达成的。
　　然而，这份雄心勃勃的联合声明并没有如期出现。第十九次中国一欧盟领导人会晤成果清单仅在第十八条提到：双方确认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重申在２０１５年《巴黎协定》下所作的承诺，同意加强合作，推进协定实施。欧盟消息人士说，双方领导人就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双方都希望在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巴黎协定》后，推动实施该协定。然而，他们最终没有签署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中欧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的逻辑，中国和欧盟要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外交突破还面临着巨大障碍。
　　第四，次国家行为体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使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层次和维度更为多元。
　　在新的背景下,国家仍然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但包括省／州、城市、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在内的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它们联合起来建立跨国气候行动网络并且自愿合作来执行低碳战略，它们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在《巴黎协定》的通过和生效过程中得到证实。
　　在过去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研究里，我们集中在三方在国家层次的互动，没有考虑次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在特朗普改变美国联邦政府气候政策的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次国家行为体的行动和互动将对中美欧三边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可以看到，美国数量众多的地方政府仍在积极参与气候治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州长杰里布朗（Ｊｅｎｙ-Ｂｒｏｗｎ）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讲话尚未结束时就声明加州将予以抵制,并在地方政府层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美国６０多个城市的市长，包括洛杉矶、纽约、盐湖城、匹兹堡等，随后发布的一份共同声明表示，他们不欢迎特朗普总统的举动，他们将接受、尊重和恪守对《巴黎协定》所定目标的承诺。美国纽约前市长彭博（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率领近千名企业人员和政府官员宣示，将履行２０１５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彭博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代表由美国城市、各州、企业和其他机构组成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向联合国和全球社会表明，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实现２０１５年在巴黎做出的减碳承诺……我有信心，今天签署这份宣言的各方领袖和组织，以及今后加入我们的机构，将携手在２０２５年之前将美国的排碳量减少２６％，就如我们在巴黎所做的承诺。”特朗普的决定也引发美国多位商界领袖不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ＥｋｍＭｕｓｋ））和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艾格（ＲｏｂｅｒｔＩｇｅｒ）均表示将从总统顾问委员会辞职。持同样强硬态度的还有苹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谷歌、微软、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因此，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仍将在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美国的次国家行为体与中国和欧盟进行积极的互动。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一天以后，杰里布朗一行就启程访问中国，寻求与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碳交易领域的广泛合作。他首访四川和江苏，这些地区在清洁能源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是中国最早加入布朗帮助建立的“低于２”联盟的两个省份。加州就与四川省２０１５年签署了省州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备忘录。随着布朗这次访问四川省，四川与加州正式签署友好协议，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
　　布朗还与中国国家官员会晤，推动清洁能源投资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２０１７年６月６日，布朗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电动汽车示范城市及产业发展论坛，论坛期间与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进行了交流。万钢表示，中国和加州州长布朗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电动汽车合作的协议。６月８日上午，布朗还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共同出席题为“清洁能源与低碳发展”的中国一加州高级别对话会。解振华强调，不论他国政策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履行承诺，积极推动落实《巴黎协定》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布朗对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阐述了加州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推动能源转型、履行国际义务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选择，加州希望与中国相关省市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两国清洁能源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布朗在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边会清洁能源经济转型论坛上还透露，加州与中国商务部、科技部以及中国很多省份都签署了协议，内容包括清洁能源、贸易和其他交流，主要就是为了加强双方合作。在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上，加州与七个中国省份签订了合作协议。在特朗普政府采取消极气候政策的背景下，中美这种次国家行为体层次上的合作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美国的次国家行为体也积极寻求与欧洲的互动。纽约前市长彭博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曰访问巴黎，他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表示，美国的大小城市、企业和商业机构都会坚守《巴黎协定》。彭博说：“美国人不需要华盛顿来履行在巴黎许下的承诺，美国人也不会让华盛顿阻挡我们履行承诺。”彭博是联合国城市与气候、变化问題特使。他表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保证，美国的大小城市、企业和商业机构都将信守承诺，即到２０２５年，实现美国年温室气体排放较２００５年整体下降２６％——２８％。马克龙赞扬彭博是应对“气候之战”的重要人物，并表示他本人会负责带领欧洲，捍卫《巴黎协定》。
　　最后，美国对《巴黎协定》立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中美欧三边关系面临很大的变数。特朗普虽然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但退出程序复杂、费时又耗力。按照《巴黎协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美国最早要到２０２０年底才能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到时是否能获得连任、完成退出《巴黎协定》的流程，现在还不得而知。那时正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新总统即将选出来。以现在特朗普的执政形势，美国是不是真正能够退出《巴黎协定现在确定还为时过早。事实上，特朗普自身在《巴黎协定》上的立场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２０１８年１月，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巴黎协定》能更公正地对待美国，美国可以“重返”《巴黎协定》。美国在《巴黎协定》问题上释放的混合的信号使中美欧短期内围绕着《巴黎协定》的三边关系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 全球气候治理中中美欧三边关系的连续性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不断推进，中美欧三边关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体现出其总体的合作性、局部具体问题上的竞争性以及动态变化等特征。在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气候变化问题消极、美国气候政策出现重大倒退直至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中美欧之间的三边关系存在哪些连续性呢？
　　首先，应该强调一点，气候变化仍将长期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也是三方互动的重要问题领域。
　　不可否认，在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欧盟存在重大分歧。特朗普自竞选总统时期就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这种立场在其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如此，他还提拔备受争议的“反气候问题”人士出任政府要职。特朗普任命的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ＳｃｏｔｔＰｒｕｉｔｔ）就不同意二氧化碳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普鲁伊特是有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因此他担任环保局局长被认为是“让纵火犯负责救火”。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环保局２０１７年４月从官方网站上移除了涉及气候变化的页面内容，白宫和内政部方面此前也删除了气候变化灾害的相关警示内容。２０１７年７月，特朗普提名的农业部首席科学家萨姆克洛维（ＳａｍＣｌｏｖｉｓ）不仅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极度怀疑”态度，甚至还将这一问题称作“垃圾科学”。此外，特朗普还决定美国气候变化评估咨询委员会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日停止活动。可以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环境工作者必须迎合特朗普的“反气候科学论调”，那么这种趋势不仅危及美国、甚至会影响全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试图解构或者抹掉气候变化这个已经早就进人美国政府议程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和欧盟都高度认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结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将长期是全球治理议程上的重要议题。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欧盟和中国的趋同是三方实现合作的重要前提，特朗普政府与中欧在这个问题的分歧则成为三方在后巴黎时代实现合作的直接和根本性障碍。
　　事实上，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论调，并以此作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与十多年前相比，今天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评估虽然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但科学确定性在进一步增强，科学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人类活动严重影响全球气候，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信度大幅提高。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地球表面温度在近三十年中的每个十年都相继高于１８５０年以来的任何先前十年。许多观测到的变化均是在数十年到数千年中前所未有的：大气和海洋变暖、积雪和积冰减少、海平面上升及温室气体浓度增加。事实上，２０１６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２０１７年全球出现了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此外，气候变化科学现已能９５％确定，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活动是观测到的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而且气候变化将会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气候变化仍然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问题领域，三方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仍然具有髙度的相互依赖，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
　　其次，美国仍会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三方会维持多边层次形式上的“三方共处”模式。虽然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是，美国并没有正式退出该协定。美国明确表示将继续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包括参与指导履行《巴黎协定》的谈判会议，“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确保本届政府对未来所有的政策选项保持开放”。事实上，美国仍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美国也参加了公约第２３次缔约方会议的谈判。特朗普没有也不能完全选择拋弃已确立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所以中美欧三方在国际制度层次的互动平台依然存在。
　　再次，中美欧在清洁能源和碳交易机制的务实合作方面存在巨大空间，中国与欧美同时保持了务实合作。
　　虽然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其在清洁能源上的多边合作的直接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中美欧三方都具有发展清洁能源的共识。在多边途径上，中美欧都参加了在２０１７年６月７日于北京举行的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是目前清洁能源领域重要的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两个机制共２６个成员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７５％，清洁能源投资占全球的９０％，这对全世界的能源的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由美国能源部于２０１０年倡议成立，是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领域唯一常设部长级会议。自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开始，清洁能源部长会议已由在国际能源署新成立的多边秘书处来提供支持，这标志着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进入新的多边阶段。
　　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多边气候合作机制不同，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作为推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协同创新的常设性国际合作机制，其目标是通过政策落实和最佳实践分享、提出倡议和行动等方式来推动全球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其合作的内容则非常具体和务实。例如，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共发布３１项关于其成员国领导或参与新倡议和挑战行动的公告，内容涉及电动汽车、提升电厂灵活性、可持续城市和生态能源城镇等。这标志着包括中美欧在内的成员国在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的多边机制中，主要通过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倡议和挑战行动下正在开展的技术性工作，致力于实现本国清洁能源目标和进行合作。这些切实可行的合作活动既体现了三方在清洁能源领域内互动的连续性，也成为三方在以公约为基础的多边气候机制内互动的重要补充。
　　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中美欧能够实现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领域。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２日印发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部门分工》，明确提出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２０１７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中国建设和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过程中，欧盟和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来说极具价值。在这方面，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和欧盟在碳市场领域已经有了积极的合作。从长期来看，未来中欧可能会找到进一步合作的方式，使两大交易体系的联系更紧密，由此使全球碳市场从整体上增加体量并释放更多的红利。此外，美国也在积极加强与中国在碳交易体系方面的合作。美国加州州长布朗访问中国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与中国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三方在碳交易领域的合作在长期内将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
　　最后，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三边关系仍然是一种开放性的三边关系。
　　中美欧之间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三边关系并非是封闭的,而是相对开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三边关系发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大多边背景之下，另一方面是由于中美欧在看重其他两方重要性的同时，主动追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改善自身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发展了和借用了外部伙伴关系，包括“７７国集团加中国”、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国家、金砖国家等。欧美也有自己的伙伴。欧盟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不仅试图从发达国家中寻求支持者，也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家寻找联盟国家；美国则是“伞形集团国家”的成员。因此，在后巴黎时代，美欧也会继续借用各自的外部伙伴，来提升自己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即气候变化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下降、中欧新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受阻，如果中国可以加固和深化与其他重要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关系，中国能够进一步提升其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地位。
　　三 结论
　　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气候政策的倒退、尤其是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也为该领域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变数。在后巴黎时代的初期，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三边关系已经初步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包括：中美欧针对《巴黎协定》的整体合作性下降，竞争性增强；特朗普的决定也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使得三方集体领导的模式短期内难以为续。此外，经济方面的分歧则干预了后巴黎时代的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逻辑。同时，次国家行为体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使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层次和维度更为多元。这些新变化既有理论含义也有政策含义。从理论的角度看，如何在三边关系的理论模式中考虑次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为三边关系的研究议程增加了新的议题。与之相关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可以预期的变化包括领导力的来源主体更加多元，领导的方式更加多变。
　　但是，毫无疑问，气候变化仍将长期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也是中美欧三方互动的重要问題领域。美国仍会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三方会维持多边层次形式上的“三方共处”模式。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三边关系仍然是一种开放性的三边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中美欧在清洁能源和碳交易机制的务实合作方面存在巨大空间，中国与欧美同时保持了这些方面的务实合作。这些都表明了中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三边关系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从政策的角度看，特朗普对《巴黎协定》的决定和指责表明，他还在对全球气候治理运用旧的理念、旧的逻辑、旧的政治，这不会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实质性损害，反倒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经济、社会和外交。可以肯定的是，那种“你先做我再做”的逻辑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早已经过时。中国明确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都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为此，后巴黎时代，中国应该致力于提高与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建设方面的合作，与美国保持气候变化的务实合作。中国在“基础四国”的框架内，可联合其他国家推动后巴黎进程的规则制定充分反映和体现“共区原则”；重点推动“基础四国”联合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其到２０２０年毎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１０００亿美元资金的承诺。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双边高层对话，共同推动后巴黎时代气候治理规则的制定沿着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方向发展，同时与上述三国加强双边务实合作，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森林碳汇、适应和城镇化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此外，中国还可以在“金砖国家”框架内，继续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清洁能源融资。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能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可以在现有合作框架下，积极寻求与美国、欧洲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合作和良性竞争，自下而上推动中美气候治理合作。中美还可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双方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来源时间：2018/7/25   发布时间：20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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