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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通:中国与美国正在走向核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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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中国一直在致力于稳步重塑全球核秩序。根据美国政府的评估,自2019年以来,北京的核弹头库存几乎增加了两倍。中国迅速提升了其陆基、空基和海基核能力,大幅扩展了核弹头研发和组装的基础设施。而且,北京并没有放缓的迹象。今年3月中旬,中国宣布将“加强和扩大”战略威慑能力,重申其在质量和数量上持续增强核武库的决心。

美国官员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变化。他们担心,原本几乎所有核弹头都由莫斯科和华盛顿控制的“两极核世界”,正在被一个“三极核世界”所取代。作为回应,美国一方面试图强化自身核武库,另一方面也试图与北京展开谈判。例如,今年2月,美国决定不再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因为华盛顿不愿继续受到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军控协议约束。然而,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中国始终拒绝参与核军控谈判,看起来并无意限制自身能力。

北京之所以不愿就核力量进行谈判,是有其原因的。中国政府认为,更强大的核威慑不仅不会增加风险,反而能够稳定中美关系,因为它会迫使美国将中国视为真正的战略对手,从而避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最近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这一逻辑。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华盛顿在处理台湾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时变得更加谨慎,并表现出通过商业合作维持双边稳定关系的更大兴趣。北京将此视为其战略奏效的证据,因此更没有理由改变方向。

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北京自身的标准来看,中国一再拒绝进行实质性军控谈判、拒绝提高核透明度以及拒绝采取基本的互信措施,也在严重削弱战略稳定。这些拒绝让美国对合作性安全解决方案感到失望,并推动其进一步扩张核力量和导弹防御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包括核问题上的合作不断加深,也加剧了欧洲的不安。许多欧洲领导人认为,中国正在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提供支持。法国和英国因此开始重建自己的核武库,这进一步削弱了多边军控的前景。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更加无序的国际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强化了北京继续扩军的信念。

要摆脱这种安全困境并不容易,但仍然存在实现真正限制的路径。中美双方都在担心对方可能率先使用核武器。事实上,两国都并不依赖“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但在核边缘政策中,认知与现实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若想实现核稳定,北京和华盛顿必须认识到,双方都误读了彼此。

中国建议美国采纳或谈判类似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做法,但这仍不足以达成一个足够可信、能够弥合双方认知差距的协议。不过,如果中美能够在更具体层面提高透明度——例如就短程核能力展开透明化措施,因为这类武器最可能在地区冲突中被使用,也最容易引发“先发制人”的担忧——那么双方就有可能缓解日益升级的核竞争中最危险的风险。

枪梯博弈”(SHOOTS AND LADDERS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核武计划是对其安全威胁认知的一种回应。其中最主要的担忧,是认为华盛顿更加强大,因此可能会利用北京内部的脆弱性施压中国。中国在2021年初首次明确承诺加速核扩张,并非巧合。当时,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猛烈抨击中国政治制度,加剧了北京对政权安全的担忧。今年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干预,则再次提醒北京:尽管华盛顿声称并非如此,但它仍然在从事推翻威权政府的行动。在许多中国战略学者看来,美国是否干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在军事上的相对弱势。因此,北京许多人认为,持续不断地增强军力是国家安全的关键。

国际舆论也可能影响北京的核决策。历史表明,相比单独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北京更容易回应国际社会的集体压力和全球规范,因为中国希望塑造“负责任核大国”的形象。例如,对于涉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军控提议,北京往往表现得更愿意讨论。但如今,国际反弹的风险已明显降低。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在扩张核力量。而随着华盛顿放弃部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通过胁迫手段推进自身利益,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接受北京的说法,即真正威胁全球稳定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如果更多中小国家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视为制衡美国霸权的有益力量,它们就不太可能要求中国克制核野心。

中国国内环境同样难以对北京的核扩张形成制约,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没有人有空间公开反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负责中国大部分核武器运作的火箭军,已经成为习近平近期清洗高级军官行动的重点对象。越来越多将领担心被视为“不忠诚”,因此也越来越不愿支持那些在政治上具有风险或不受欢迎的倡议,例如军控谈判。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PLA)试图将中国领导层要求扩大核力量的政治指令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它必须决定中国是否会悄然放弃长期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与美国普遍认知不同,中国战略界认为,中国既没有能力可信地采取“首先使用核武器”姿态,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北京认为,至少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常规军力——例如军舰、火炮和非核导弹——已经开始超过美国。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发生重大热战时的军事战略,将建立在常规力量优势基础之上,而核武库则主要用于威慑美国升级为核战争。

然而,北京仍然认为,即使中国正在扩张核力量,美国在核武器的先进程度和规模上依旧更强。这种认知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主动进行核升级的意愿,因为那样做只会让对手在其最具优势的领域占据上风。

现在,北京应该认识到,其反对“核武器首先使用”的立场并不具备足够可信度。

但北京担心,华盛顿未必会因此被吓阻。事实上,中国分析人士担忧,美国恰恰可能因为常规军力相对削弱,而在战争中诉诸核升级。这种担忧因越来越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包括五角大楼政策主管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公开承认美国可能需要更多依赖核武库,以弥补常规军力资源下降,而进一步加深。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则担心,即便中国当前对“不首先使用”政策是真诚的,北京仍可能在战争中放弃这一承诺。即使最坚定的承诺,在重大危机中也可能失效。而美国官员对于解放军依靠常规军力成功实施大规模攻台行动的能力,也远没有中国专家那么乐观。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还怀疑——尽管缺乏明确证据——北京认为自己在战术核能力方面正在取得优势,并可能试图通过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利用这一优势。

中国持续保持核计划不透明,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焦虑。北京正在部署越来越多既可搭载常规弹头、也可搭载核弹头的武器系统,例如DF-26弹道导弹,其射程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但中国从未明确说明这些系统中究竟有多少承担核任务。因此,美国专家往往假设其中大部分导弹属于核力量,从而对中国地区核能力和战备状态做出更高估计。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美国对中国可能在地区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担忧。

美国官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寻找技术上不违反“不首先使用”承诺的方式。例如,中国可能在战时进行核试验、向海洋发射“示范性”核打击,甚至实施高空核爆,以瘫痪军事设备而不造成人员伤亡,并声称这种行为不构成“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担忧,华盛顿实际上仍有充分理由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即使面对中国威胁也是如此。首先,保卫美国本土并不需要首先使用核武器。包括中国在内,美国目前并未面临任何可信的生存性威胁。其次,“首先使用核武器”意味着一种高度危险且主动的升级行为,它也无法成为美国常规军力相对削弱情况下、保护全球盟友与伙伴的长期可靠替代方案。

事实上,美国已经表现出不愿因台湾或南海问题与中国爆发常规战争的倾向。美国官员越来越认为,这些地区虽然在经济上重要,但并非“战略必需”。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限制,因为美国社会越来越不愿为了他人承担巨大风险。

因此,华盛顿并没有太大理由去刺激北京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其核武库。中国已经提升了精确短程核力量,使其在有限地区核冲突中拥有更灵活的回应选项。但如果解放军认为,美国试图在更高层级的核对抗中建立主导优势,那么它可能会推动发展一个更庞大、更多样化的核武库,以便在核冲突的每一个阶段都能与美国匹敌——政治学家将这种能力称为“升级管理”(escalation management)。

对华盛顿而言,更明智的做法,是将竞争控制在核门槛以下,从而避免把北京推向一场不断恶化的核军备竞赛。

在毁灭边缘进行交易”(DEALING AGAINST DESTRUCTION

现在,北京应当认识到,随着其核武计划不断扩张,中国反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可信度。中国日益庞大的核武库正在强化华盛顿的威胁认知,进而促使美国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反制措施。这不仅 destabilizes(破坏)双边关系,也增加了爆发核军备竞赛的风险。

但如果华盛顿能够通过政策声明,将重点放在“防止任何核武器被使用”上,而不是在核升级开始后如何“管理升级”,那么双方就有可能探索相互克制的措施。作为回应,北京则可以提高其具备地区打击能力核力量的透明度,从而缓解美国对中国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焦虑。

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为双方处理这些紧张关系提供了机会。习近平或许会释放恢复与华盛顿广泛安全对话的意愿,以此作为稳定中美关系努力的一部分。而特朗普则应提议讨论:要使“防止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真正可信,究竟需要哪些条件。

其目标不应是立刻谈判达成一个近期内可执行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而应首先澄清双方认为哪些具体保证——例如核力量结构与部署态势——对于让自身承诺以及对方承诺都具有可信性是必要的。

如果以“防止核战争”为讨论框架,将最有可能促使习近平——以及中国官僚体系——参与实质性的核对话。这类交流还能够检验,北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自身“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以及它在避免核冲突问题上到底有多坚定。

如果北京愿意继续推进,华盛顿则可以提出更具体的措施,包括:美国限制其在亚太地区的核部署,以换取中国限制其短程核系统。具体而言,华盛顿可以将未来关于是否需要、以何种规模、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亚洲前沿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决定,与中国对其类似核资产实施限制挂钩。

如果中美能够成功限制核竞争,那么双方将打破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规律。自核时代开始以来,当一个核国家的常规军力弱于对手时,它往往会更多依赖核武库作为补偿。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在欧洲拥有更强常规军力的苏联,就更依赖核威胁;而近几十年来,俄罗斯也越来越依赖核武器,以弥补北约在常规军力上的优势。

但如今,华盛顿有机会证明:即便不诉诸更强的核威胁,美国依然能够保护自身利益。这样做不仅会提升美国在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地位,也会增强其对北京的威慑力。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其全球核声誉建立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之上。即使在中国常规军力弱于主要对手的时期,北京也始终维持这一承诺。因此,即便美国重新恢复常规军事优势,如果中国放弃这一长期政策,也将面临国内质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

如果美国能够明确优先依靠常规军事威慑,并提高发动核战争的门槛,那么中国诉诸核威胁的政治成本就会显著上升,从而降低北京发出核威胁的风险。

美国继续扩张核武库的价值其实值得怀疑。仔细研究中国方面的观点可以发现,华盛顿现有的核能力已经完全足以威慑中国。美国进一步扩张核力量,反而可能挤占本应用于发展更关键常规武器与弹药的资源。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清楚表明“防止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其优先目标,并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国寻找共同点,符合其自身利益。特朗普最近所说的“绝不能允许核武器被用于攻击任何人”,正体现了这一点。

中美双方都不希望爆发核战争,因此两国都应谨慎作出选择,为各自的核武库规模和作战政策设定限制。这不仅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也是它们对世界承担的责任。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在《外交事务》期刊。)

纽时:特朗普放行英伟达H200,中国为何拒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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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5月21日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底批准英伟达向中国销售H200人工智能芯片,但半年过去,中国方面至今没有批准任何一家企业采购。这场看似“双赢”的交易,最终却陷入尴尬僵局,也折射出中美科技博弈背后越来越深的不信任。

报道指出,H200芯片是英伟达面向中国市场开放的最先进AI芯片之一。特朗普政府当时放行,被认为既能帮助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也能让英伟达保住中国这一全球最大芯片市场。然而,美国前官员曾警告,此举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因为中国企业可借此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直到本土芯片产业成熟。

但中国并未按照美方预期行动。

特朗普上周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表示,中国企业“选择不买”H200芯片,因为北京希望推动自主芯片产业发展。“他们想开发自己的芯片,”特朗普说。

报道称,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科技自主可控”战略,鼓励企业转向国产替代方案,包括华为、寒武纪等国产芯片厂商。尤其在人工智能被视为国家战略竞争核心后,中国政府更不愿关键算力长期依赖美国企业。

今年3月,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未来五年重点突破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聚变能等关键技术,强化科技自立。

报道提到,中国AI企业目前确实面临严重“算力焦虑”。投资人工智能的对冲基金互联资本创始人徐凯文表示,他近期在中国走访多家AI初创公司时,几乎所有企业都把算力不足视为最大瓶颈。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适应限制环境。越来越多公司正围绕国产芯片重新构建AI系统,而不是继续等待美国放松限制。

被视为中国AI代表企业的深度求索(DeepSeek)近期发布新模型时,首次强调其系统已针对华为芯片进行优化。纽约时报称,这被视为中国摆脱对英伟达依赖的重要象征。

报道称,虽然中国国产芯片目前在部分高端训练任务上仍难完全替代英伟达,但差距正在缩小。华为、寒武纪等企业推出的新产品,性能已接近H200。

与此同时,不少中国AI企业正在采取“绕道”方式获取英伟达算力。由于无法直接购买芯片,它们转而租用海外数据中心提供的云端GPU服务。包括MiniMax和智谱AI等企业,在赴港上市文件中均披露,其训练AI模型的大量成本来自云服务采购。

不过,复旦大学副教授江天骄指出,这种模式存在明显风险,包括处理速度更慢、数据泄露风险更高,以及美国未来可能彻底封锁远程GPU访问。

报道还称,中国对英伟达的谨慎态度不仅是产业政策问题,也涉及国家安全考量。去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曾约谈英伟达,要求解释其中国版芯片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虽然英伟达否认产品存在“后门”,但中方显然并未完全打消疑虑。

英伟达CEO 黄仁勋则仍试图维持与中国市场的关系。报道称,他上周临时加入特朗普访华代表团,在北京街头与民众合影、吃面,希望展现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黄仁勋本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中国最终仍可能重新开放市场。“中国政府必须决定,要保护多少本土市场,又需要多少AI能力来扩张经济,”他说,“我的感觉是,随着时间推移,市场会重新开放。”

不过,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张文怡认为,北京目前未必急于接受英伟达,因为中国可能希望借此争取获得性能更强的芯片。

报道指出,按照华盛顿目前规定,英伟达最先进的Blackwell系列芯片仍禁止向中国出售。而北京或许正利用“暂不购买H200”的方式,试图为未来争取更高端产品打开空间。

纽约时报最后指出,虽然中国市场受限,但英伟达业绩并未受到明显冲击。公司本周公布季度利润高达583亿美元。不过,其在中国市场目前几乎没有AI芯片销售收入。

 

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和平演变”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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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特朗普访问北京归来后,中美关系趋于缓和,“中美合作”与“和平共处”之歌高唱入云。一切似乎又回复到从前了。

过去半个世纪的中美合作,建立在一个美国对华的根本预期之上,也就是西方政治学常说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将中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必然会走向市场化、法治化,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就是和平演变”

现在华盛顿的共识是:这个长达数十年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 美国朝野普遍认为,接触政策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反而“喂大”了一个在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地缘政治上全面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超级竞争对手。

既然这个旧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今后的中美合作绝对不可能回复到从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会完全走向决裂,而是意味着中美合作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更冷酷的逻辑所重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审视未来中美合作的“新常态”:

  1. 合作的性质:从“战略互信”转向“交易性与功能性”

过去的合作(愿景驱动): 带着“将中国融入西方秩序”的宏大叙事,合作是全方位的、充满战略乐观主义的,甚至在科技、学术、文化等领域毫无戒备。

未来的合作(危机驱动): 未来的合作将极其功利、务实和局部。双方只有在不合作就会共同面临灾难的领域才会握手。

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 防止全球金融海啸、管理各自的通胀与债务风险。

全球性危机: 应对气候变化、防范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

安全红线(危机管控): 建立军事热线,防止在台海或南海发生无意识的擦枪走火。

这种合作不再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未来”,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共同避免地狱”。

  1. 竞争成为主轴,合作成为“竞争的调节阀”

在新的战略框架下,两国的基本关系定义已经是“战略竞争”(美国定位为“唯一有能力也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

过去是“在合作的框架下管控分歧”;

未来是“在竞争的框架下寻找局部的合作机会”。

美国现在提出的所谓“护栏”(Guardrails)或“去风险”(De-risking),并不是为了寻求全面合作,而是为了把竞争限制在一个不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框子里。合作变成了防止竞争彻底失控的“减压阀”。

  1. 选择性挂钩”与技术、意识形态的深度防范

因为“和平演变”的预期破灭,美国在关键技术上对中国的防范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 过去那种毫无保留的技术转让和联合研发已经终结。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事关未来国运和军事优势的“核心小院”里,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严厉的封锁和脱钩。

意识形态防御: 美国不再试图去改变中国的体制,而是转为“防止中国的体制和影响力对外扩张”,保护西方自身的民主秩序。

中美合作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过去那种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相互抱有虚幻期待的合作已经走入历史。

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是一种“清醒的冷战式共存”。双方都放弃了改变对方的幻想——中国知道美国不可能容忍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美国也知道中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政治道路。在这种彼此高度戒备、高度清醒的状态下,未来的合作将是一场极其艰难、逐利、锱铢必较的政治博弈。

随着美国对华“和平演变”预期的破灭,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以“战略竞争”为主轴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核心”的台湾问题,其处理方式也发生深刻的改变。

从两国的战略意图和近期的互动(包括两国元首会晤中中方的明确表态以及美方的政策调整)来看,未来中美处理台湾问题进入了一个高度危机管控、利益博弈与力量对峙的“新常态”。

在缺乏战略互信的今天,防止直接爆发热战成了双方最底线的共识。处理台湾问题的首要方式就是不断相互确认和试探“红线”。大陆在国际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实际行动上,通过常态化的海空军演、联合战备警巡以及执法行动,逐步推进“反干涉”与全面掌控海峡局势的实力构建。这明确向美国传递出信号:在涉及主权完整的底线问题上,大陆没有任何退让空间。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言论上时常展现出务实、甚至带有利益计算(如衡量军售和半导体供应链弹性)的特征,但美国朝野和军方在法理上依然紧抱《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美国一方面重申不支持“台独”,防止台湾激进派将美国拖入战争;另一方面,极力反对大陆任何通过非和平手段改变现状的尝试。这种状态导致双方虽然在政治上相互抗议,但在军事上会极其依赖“护栏”机制(如高层军事热线、战区指挥官对话),以确保在台海或南海“斗而不破”,避免因偶发事件触发灾难性冲突。

由于直接军事摊牌的代价难以承受,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常态化处理演化为一场全方位的“灰色地带博弈”。美国大力推动台湾的先进半导体产业(如台积电)在美本土或盟国“分散化、本土化”建厂,以降低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毁灭性冲击。美国不仅持续对台军售,还试图通过G7、美日菲、AUKUS等多边机制,将台海安全包装成一个“国际共同关切的议题”,借此构建对华的多边施压战线。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与“豪猪化”。

大陆则利用强大的海警和军事力量,通过金门、马祖等海域的常态化执法,逐步抹去过去两岸所谓的“默契线”,在法理和事实层面将台海局势进一步牢固定义为“中国内政”。同时,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孤立台湾国际空间,对参与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实施严厉制裁,以此反击美方的“国际化”图谋。

过去美国处理台湾问题带有强烈的“捍卫民主前哨”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现在,这一问题正在沾染更浓厚的“战略筹码”“利益评估”色彩。美方有部分战略学者和决策者开始更加现实地计算:为了保护台湾,美国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这种思维使得台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国向大陆要价、或进行宏观战略对价(如在贸易、关税、地缘利益上讨价还价)的一个“超级杠杆”。而大陆对此的应对非常清醒——台湾问题绝不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筹码”。大陆在近期的外交接触中反复对美强调:处理不好台湾问题,整个中美关系就会碰撞甚至冲突。这种根本定力的展现,也在逼迫美国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不“慎之又慎”。

今后中美处理台湾问题,既不会走向戏剧性的全面和解,也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最终的法理解决。它将呈现为一种“高压锅式的动态平衡”:大陆不断通过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存在向内压缩台湾的腾挪空间;美国则通过提供武器、强化盟友网路、转移关键产业来向外对冲大陆的引力。双方都在为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做最充分的实体准备,但在外交桌面上,却用最务实、最冰冷的清醒在管控着冲突的扳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刚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回国后(2026年5月中旬),连续两次公开表达了“会与赖清德通话”的意愿,甚至在被问及是否会签署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时直言:“我会和他谈。我和所有人都谈……我们会解决那个台湾问题(Taiwan problem)。”

考虑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美国总统与台湾领导人直接通话(特朗普在2016年是以“候任总统”身份与蔡英文通话),这一表态无疑是对数十年外交惯例的重大冲击。

针对特朗普的这一言论以及台海局势的最新演变,中方的反应非常迅速、严厉,并且展现出了清晰的底线思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迅速作出了正面回应,核心表态依然牢固建立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上。中方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国官方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明确指出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才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和最大乱源。对美方发出警告: 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要求美方必须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事实上,就在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前几天,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中方就已经当面对特朗普把话挑明了。中方最高层当时的表态极具分量且充满预警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大陆学者和分析人士(如金灿荣等)普遍认为,中方在会晤中通过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威慑,已经给特朗普当面画下了“必有一战”的终极红线。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保持了罕见的沉默,而回到美国后虽然大放厥词,但在接受福克斯等媒体专访时,也顺带对“台独”发出了警告,表示美国不希望有人以为拿到了美国的“空白支票”去惹事、甚至指望美军飞几万英里去替“台独”打仗。

在中国官方和智库的眼中,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带有强烈的“交易型政治”色彩。

特朗普在表达通话意愿时,将台湾称为“一个问题(problem)”,并此前暗示台湾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negotiating chip)”,甚至同时敲打台湾的半导体企业(如台积电)应该把工厂都搬到美国亚利桑那州来。因此,中方看得很清:特朗普并不是真的出于意识形态去“力挺台湾”,而是试图把“与赖清德通话”和“140亿军售”作为两根巨大的杠杆,一边用来向中国大陆在贸易、关税谈判上对价要价,另一边用来向台湾勒索更多的“保护费”和产业利益。

针对这种“切香肠”式的试探,中方的策略极其明确:法理上绝不让步,外交上严厉警告,军事上做好最坏打算。 如果特朗普真的敢踩下“元首通话”这颗地雷,迎接他的绝不会是妥协,而是中方在台海地缘和军事层面上石破天惊的反制。

美国针对古巴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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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美国司法部突然以30年前的旧案为由,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这位卡斯特罗是20世纪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2016)的亲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今年94岁。

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1959年-2008年,约49年),是古巴革命色彩最浓烈、国际对抗最激烈的冷战巅峰期。他领导下的古巴革命运动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后,推行资产国有化。美国随即对古巴实施全面经济禁运,并策划了猪湾事件(1961年)试图颠覆其政权,但被古巴击退。此后古巴全面倒向苏联阵营。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被美国发现,引发了险些酿成核大战的古巴导弹危机。

菲德尔在国内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使古巴的识字率和人均寿命迅速跃居拉美前列。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伙伴,陷入长达数年的极度物资匮乏期(古巴称“特殊时期”)。菲德尔顶住压力,通过开放部分旅游业和外汇倒流勉强渡过难关。

劳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2008年-2021年,约13年)的执政风格比哥哥更加务实、低调,主要致力于经济模式的更新和外交破冰。劳尔深知计划经济的弊端,执政后逐步放宽限制,允许部分私营经济(个体户)发展,允许古巴人购买手机、电脑、买卖房产和汽车,并精简了大量政府冗员。2014-2016年,在罗马教皇的斡旋下,劳尔与当时的美国奥巴马政府达成了历史性妥协。2015年美古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奥巴马更于2016年亲访哈瓦那,两国关系迎来冷战以来的最高光时刻。

劳尔极力推动领导层年轻化,确立了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的宪法限制,并一手提拔了非卡斯特罗家族的技术官僚迪亚斯-卡内尔。他在2018年和2021年分步交出政、党大权,完成了古巴历史性的世代交替。

尽管劳尔·卡斯特罗已于2021年退休,但在当下的 2026 年,他依然被视为古巴的政坛元老与精神领袖。而美国刚刚宣布就 1996 年的“击落流亡分子飞机案”对他发起跨国刑事起诉,再次将这位 94 岁的冷战亲历者推向了地缘政治风暴的中心。

1996年2月24日发生的“古巴空军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在当年极为轰动,不仅让美古关系彻底降至冰点,其引发的连带制裁更是影响了古巴长达 30 年。

事件的主角是一个名为“兄弟救援会”(Brothers to the Rescue)的组织。这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迈阿密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他们经常驾驶轻型民用飞机(塞斯纳型短程飞机)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巡逻,寻找并协助营救从古巴偷渡到美国的难民。该组织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曾在1996年1月多次驾机飞入古巴领空,甚至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上空抛撒反政府传单,呼吁古巴民众“起来反抗”。古巴政府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并发出严厉警告。

根据美国最新解密的起诉书披露: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国防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在当年2月亲自签署命令,要求古巴空军秘密训练,利用俄制米格(MiG)战机对该组织的小型民用飞机进行追踪和拦截拦截演练。

2月24日,“兄弟救援会”派出了三架未携带武器的塞斯纳小型飞机再次出航。古巴空军随即升空两架米格战机进行拦截。古巴战机在并未进行充分国际标准警告的情况下,连续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直接将其中两架小飞机炸毁,第三架飞机侥幸逃脱。机上 4 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其中 3 人为美国公民,1 人为美国合法居民)。

事件发生后,国际民航组织(ICAO)介入调查,认定击落行为发生在线路敏感的国际水域上空;而古巴政府至今坚称,这些飞机数次非法侵入古巴领空,击落是“主权国家捍卫领空的自卫合法行为”。

这起事件当年带来了两个极其深远的后果:克林顿政府随即签署了著名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Helms-Burton Act)。该法案将原本属于总统行政令级别的对古巴经济封锁,上升并固化为了美国国家法律,规定只要卡斯特罗兄弟在位、古巴不向民主体制过渡,美国就绝不能取消禁运。

美国司法部和迈阿密检方对这起谋杀案的刑事调查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今天(2026年5月20日),在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大陪审团的同意下,美国正式解密了追加起诉书,指控 94 岁的劳尔·卡斯特罗是这起“密谋杀害美国国民案”的幕后最高总指挥。

如果换作几年前,这种对古巴元老的缺席起诉可能只是“政治表态”;但在今年这个极为特殊的冷战复兴背景下,它正无限逼近于一张真正的抓捕令。

美方起诉书意味着劳尔·卡斯特罗在法律身份上发生了解构。正如美方官员在迈阿密发布会上强调的:“只要你杀害美国公民,无论你有什么头衔,我们都将追捕你。” 随着起诉书生效,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CIA)在行政上正式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内对其实施追踪和跨国抓捕的“国内法”依据。

外界之所以认为美国随时可能动手,是因为美国在今年(2026年)1月3日刚刚展示过强大的执行力。当时,美军出动特种部队直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将总统马杜罗武力绑架并抓回纽约审判。如今对古巴的起诉,几乎在原封不动地复制“马杜罗剧本”。白宫和司法部借此明确向古巴新政府暗示:起诉不仅意味着“可能逮捕”,而且马杜罗现在就在纽约坐牢,这就是前车之鉴。

古巴正遭遇美国严厉的能源封锁,国内因为罕见的全国大停电和经济濒临崩溃而导致民间抗议不断。如果古巴国内局势因经济危机彻底失控、发生政变或现政权瘫痪,美军突击队完全可能像闪击委内瑞拉一样,直接飞过佛罗里达海峡对其进行定点“法律清除”。

古巴现任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之所以高度紧张,警告任何军事行动都会引发“血流成河”(bloodbath),正是因为他看懂了美国的真实意图:美国此时“旧案新炒”,并不是指望94岁的劳尔会主动去迈阿密投案,而是通过将古巴革命的灵魂人物定义为“刑事杀人犯”,为美国未来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定点清除或政权更迭,提前在法理上“筑巢引凤”。

起诉劳尔的案子由于发生在30年前,且当时古巴坚称是在其领空内拦截非法入侵的飞机进行自卫,导致这起诉讼在国际法理上存在巨大争议。古巴现政权在国际上仍被中、俄及多数拉美国家广泛承认为合法政府。因此,外界更倾向于认为美国此次“旧案新炒”纯粹是趁古巴当前遭遇严重能源大停电和经济危机时,进行的一场政治心理战和选举牌。

由于 2026 年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年,这起在迈阿密联邦法院提起的起诉有着直接的国内政治考量。

佛罗里达州(尤其是迈阿密地区)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裔流亡分子和大本营。共和党国会议员(如玛丽亚·萨拉萨尔等)在今年 2 月就曾高调致信特朗普总统,施压司法部起诉劳尔。此时由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高调宣布起诉,能够极大程度地激发佛州保守派和古巴裔选民的投票热情,巩固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这一关键选区的票仓。

美国选择在 2026 年中出手,精准踩在了古巴政权最脆弱的时刻。目前古巴正遭受美国新一轮严厉石油限制措施的重创,国内出现了极其罕见的长期、大范围全国性大停电,经济濒临崩溃,民间抗议频发。对劳尔·卡斯特罗这位古巴“定海神针”进行刑事起诉,旨在摧毁古巴执政高层的心理防线,在古巴国内制造恐慌,甚至企图诱发其内部权力阶层的动摇与分化。

尽管劳尔·卡斯特罗实际上不可能前往美国受审,但美国政府此次“旧案新炒”,是一场高明的政治秀与地缘工具。它对外是一张随时可以升级为军事行动的“法律牌”,对内则是一张在中期选举中稳赚不赔的“选票牌”。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于 2026年5月14日 极为罕见地亲赴哈瓦那访问,并与古巴内务部及情报高层举行了会晤。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中情局长第二次公开访问古巴。在美古关系近期高度紧张的背景下,这次秘密突访的背后有多重极为特殊的深层考量。

这次访问的时机极其精准,正值古巴遭遇冷战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全面瘫痪。根据美国中情局及随行官员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行不是为了温和的外交谈判,而是作为特朗普总统的特使,当面递交美国对古巴的底线要求。

美方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与古巴接触,但前提是古巴必须对其经济体制和地缘政治立场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美军在拉美动作频频,美方甚至在谈判中释放了强硬信号:虽然愿意通过秘密渠道接触,但美国不会无限期等待,且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在美方的安全战略中,随着委内瑞拉局势的剧变,古巴的战略地位已被孤立。美国要求古巴“不能再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在西半球的避风港”,这直指古巴与俄罗斯、中国等国的传统军事与情报合作。古巴方面在会谈中极力自辩,提交了大量证据,坚称古巴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其领土上也没有外国的军事或情报基地,试图以此游说美方将其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

在强硬的军事与法律底牌(包括5月20日刚刚解密的对劳尔·卡斯特罗的刑事起诉)之外,中情局长此行也带去了利益诱饵。美国政府在私下向古巴提出了价值 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包括卫星互联网支持、燃油、食品和药品)。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旨在利用古巴当前的绝境,逼迫古巴领导层(特别是新一代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做出妥协,从而在不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诱导古巴由内而外地放弃其传统制度。

中情局长在5月14日的突访,与美国司法部在5月20日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正式起诉,是一套精心组合的“前台极限施压,幕后政治招降”的组合拳。美国正在利用全面断油引发的电网危机,试图给有着60多年历史的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带来根本性的地缘震荡。

中美平行交叉关系渐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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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沟通与磋商。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一种新型的“平行交叉”关系正在中美之间逐步成形。

所谓“平行交叉”,核心在于“平行”与“交叉”两个维度。所谓“平行”,是指中美两个具有不同历史跨度、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与发展模式的大国,各自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它们在本国国情下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存在即合理。美国是老牌超级大国,长期扮演着霸权国家的角色,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量和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中国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正稳步走向民族复兴。两国可以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点,但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复制对方的发展路径。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平行竞争,各自依托自身优势,在全球发挥影响力。

然而,平行并不等于隔绝。在全球化深度编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往来和全球治理需求,使得两国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这就产生了“交叉”的一面。就像两家超级跨国公司,它们在部分领域基于国家安全与核心竞争力实施必要的“脱钩”,保护自身核心技术,严守商业秘密。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民众福祉,中美双方又需要向对方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形成广泛而深入的交叉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与遏制,也不同于过去四十年间中美之间那种非常紧密的依赖关系。未来的交叉,将造就高水平、对等而且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与规则重构的伙伴关系。

中国拥有万年文化、五千年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始终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过去的百年屈辱,不过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则在工业革命、科学研究、技术发展等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中国,为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今,崛起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已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两大文明各有长处,唯有摒弃零和思维,紧密合作,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所谓“文明冲突”的战场,而应是两大文明相互借鉴、彼此赋能、携手前行的平台。

从国际格局的底层逻辑来看,当今世界本质上是由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和驱动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两超多强”模式。欧洲、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力量中心,还有成长中的印度,固然各有其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但它们无论是在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还是潜在文化影响力方面,都难以与中美两国等量齐观。这是客观现实,而非价值判断。当然,外交上的场面话仍然可以继续讲,世界多极化的概念也可以继续宣传——这本身就是认知战和中美博弈的一部分,但如果决策者将宣传话语当作国际政治的现实,错误地认为世界已经或即将真正进入多极格局,那么我们的外交活动就会失去许多宝贵机会,甚至犯下战略性错误。认清“两超多强”的本质,不是为了张扬霸权,而是为了清醒地定位自身、准确地理解对手、务实地制定策略。

由此出发,中美“平行交叉关系”的确立,具有一个根本性的定义作用:它表明中美两国不是敌人。真正的敌对关系是指双方在利益、立场或情感上相互对立、冲突或怀有敌意的状态,其终极目标是改变对方的生存状态甚至消灭对方的存在。然而,当前中美两国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本质上是两个为了各自发展而进行激烈角逐的运动选手。竞争是激烈的,甚至是全方位的,但它有底线、有规则、有共存的空间。两国都承担着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避免爆发大规模战争——既包括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包括危险的代理人战争。与此同时,两国将形成一种“有所争,有所不争”的常态:在该竞争的领域寸步不让,在必须合作的领域共担责任,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域保持克制与弹性。

特朗普此次访华,正是这种平行交叉关系在现实政治中的一次重要试水与推进。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会是一幅风和日丽的田园画卷,但也绝不会是一场地动山摇的末日对决。它更像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漫长轨迹,在动态的张力中寻求一种脆弱而坚韧的平衡。对于中国而言,基于生产性大国的定位,保持战略定力,认清时代潮流,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以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就是应对一切外部变数的最大底气。

(作者伍俊飞博士,现为香港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特朗普一周内两次称将与赖清德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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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几天两次表示,他计划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进行对话。此举正值美国政府考虑是否推进一项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之际。相关表态立即引发外界关注,也再次凸显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地位。

据台湾《台北时报》报道,特朗普20日在登上“空军一号”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计划与赖清德通话。他回应称:“我会和他谈。我和所有人都谈。”不过,特朗普并未说明具体时间安排。

这是特朗普一周内第二次公开提及将与赖清德对话。此前,他曾表示将与“管理台湾的人”通话,但当时并未明确点名赖清德,因此外界一度猜测那只是口误。如今再次明确表态,显示相关计划并非偶然失言。

报道称,如果特朗普最终与赖清德直接通话,将成为1979年美国与台当局“断交”、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以来,美国总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之间罕见的直接沟通。2016年,特朗普曾在当选总统后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打破数十年外交惯例,当时曾引发北京强烈不满。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经很好地掌控了这一局势”。他提到自己上周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很棒的会晤”,并称:“我们会处理好台湾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使用了“台湾问题”(Taiwan problem)这一表述,与中方长期使用的措辞相似。对此,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21日在台立法机构回应称,“台湾不是制造问题的一方”,“中国才是在第一岛链制造各种问题的国家”。

路透社报道称,上周特朗普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期间,台湾问题是双方讨论重点之一。习近平在会谈中警告称,如果中美无法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两国关系可能滑向冲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权衡是否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路透社此前报道称,这项军售规模可能高达140亿美元。北京方面一直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认为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不过,特朗普上周表示,他并未就军售问题向习近平作出任何承诺,并称自己将在“相当短时间内”作出决定。

赖清德20日在就职两周年记者会上也谈及相关问题。他表示,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直接对话,将向对方强调台湾会继续维持台海“现状”,并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以应对大陆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

赖清德声称,中国持续扩大在东海、南海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是区域“主要的不稳定因素”;而台湾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他再次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任何国家都无权吞并台湾”。

他同时表示,希望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持续推进”。

台湾外交部21日进一步表示,赖清德“乐于”与特朗普讨论台海局势,并重申台湾方面将致力于维持两岸现状。

不过,台湾方面同时表现出谨慎态度。吴钊燮表示,目前台当局必须“保持低调”,如果未来相关沟通有进一步进展,将会适时对外公布。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21日则表示,美国已多次重申其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台方对此“谨慎乐观”。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奉行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即不明确承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但同时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此外,美国对台政策长期还受到1982年里根政府提出的“六项保证”影响。其中包括: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问题事先与北京协商,也不会修改《与台湾关系法》。

不过,路透社指出,如果特朗普在与习近平沟通过程中,将对台军售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可能被视为突破美国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惯例,并进一步加剧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改善中美关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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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欢迎宴会上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呼吁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攀登伟大的高峰。那次访问——中美关系破冰的伟大时刻——展示了两个彼此深度不信任、政治制度截然不同、并都面临严重国内约束的大国,如何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同时,将敌意重新组织为一种可控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关系。

尼克松访华所体现的外交经验,也就是所谓的“1972年精神”,至今仍为处理中美关系提供启示。但它不应被视为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也不应被看作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可以轻易复制的先例。尼克松与唐纳德·特朗普确实共享某些结构性处境:两人都面临战略压力、国内疲惫感,以及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成本的问题。然而,他们对于政治、制度以及国际秩序的理解却存在深刻差异。“1972年精神”之所以能够在尼克松时期形成,是因为个人外交受到战略判断、保密机制以及对更大和解框架约束意愿的纪律化规范。在特朗普时期,这种精神则必须被主动选择并持续维系。因此,重点并不在于特朗普是“重生的尼克松”,而在于,如果特朗普及其政府愿意接受1972年那种外交纪律,其结果将有利于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1972年的精神

1972年的中美谈判,是一个高度精密且层层推进的政治工程。毛泽东与尼克松首先讨论的是哲学性问题:中美两国应如何理解世界、理解彼此,以及如何界定主要威胁?他们最终形成了三项广泛共识:意识形态不应决定国际关系;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领土威胁;国际体系中的核心紧张,并不在于北京与华盛顿彼此之间,而在于霸权扩张与权力真空之间的矛盾。双方领导人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并不是等待完美条件成熟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历史是由那些在不完美条件下抓住机会的政治家塑造的。

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两国的军事与政治领导人进一步转向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不相同,而是构成了一组同心圆结构。最核心的问题是台湾——它既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也是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却又必须在政治上加以管控的核心议题。正因为如此,台湾问题在谈判中体现为一种对措辞与承诺的谨慎处理。亨利·基辛格与乔冠华反复修改联合公报中的措辞。美方将“持久利益”(abiding interest)改为“立场”(position),加入“由直接有关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字句,并将“减少”(reduce)改为“逐步撤出”(progressively withdraw)。这些细节表明,处理台湾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美国是否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更在于如何通过语言为双方保留政治空间:既要让北京看到美国政策变化的方向,也要让华盛顿能够在国内政治、联盟承诺以及战略部署等约束条件下逐步调整。

第二层同心圆涉及关系正常化本身。1972年的谈判不仅仅是战略家之间的高层博弈,也包括人员交流、贸易、通信、媒体接触以及领事事务等实际安排。中美关系不可能仅靠几次峰会或联合公报,就从敌对状态转向正常关系。双方需要建立日常化、制度化且可验证的接触机制,以减少误判,并逐步建立信任。

接下来的同心圆则是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朝鲜半岛、日本的未来、越南战争以及南亚安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亚洲冷战秩序中的关键节点。在谈判中,周恩来主张双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不应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更不应缔结针对第三国的协议。这实际上是在为中美和解设定边界。中美可以改善关系,但不能将这种改善转化为新的势力范围安排,也不能把其他亚洲国家视为大国交易的对象。

第四层同心圆则是全球力量平衡。1972年的会谈涉及苏联、欧洲、军备控制、中东以及非洲问题,表明对华开放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双边事件。它嵌入在更广阔的国际格局之中,包括美苏竞争、中苏分裂、地区战争以及第三世界政治。双方共同反对霸权的愿望,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为更大范围战略再平衡的一部分。两国避免公开形成反苏联盟,但通过共同反对任何国家谋求霸权,它们释放出对单极主导、地区扩张以及由大国单独管理世界的警惕。总体而言,1972年的谈判提供了一种处理大国关系的模板:核心争端、双边机制、地区秩序以及全球均势,必须被同时处理。

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且纪律严密的进程中,“1972年精神”这一外交经验逐渐形成。这种精神指的是:即便在制度差异深刻、战略互疑严重、核心争端悬而未决的条件下,大国依然能够通过最高层政治打破僵局;通过承认差异而非掩盖差异来建立基础;通过秘密渠道保护战略探索;通过共同利益以及对世界责任感来克制对抗冲动;并最终通过渐进、务实且可持续的机制缓和关系。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表达的,正是这一外交突破背后的时间哲学。历史不会等到大国完全准备好之后才向前推进。和平也不可能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才开始建立。

为何它依然重要

“1972年精神”之所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并不是因为历史正在重演,而是因为中美两国政府至今仍面临同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在深度竞争中避免让竞争演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战争逻辑。

中国政治体系的特点是长期主义与纪律性。历任领导人的政治判断与战略构想具有持续性的权威,后任领导人通常不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否定前任。这种机制有助于确保政治连续性,也塑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逻辑:主权不能被交易,外部压力不能决定中国的政治选择,而公开承诺必须服务于国内秩序与合法性。

美国方面则更具不连续性,而这种不连续性本身就是挑战的一部分。尼克松是冷战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在他理解的世界中,国际秩序并不是由道德理想主义支配,而是由力量、恐惧、均势与意志塑造。这是一个严酷的世界,但并非犬儒主义的世界。它相信力量,却并不崇拜战争;它认真对待意识形态,但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因此,尼克松对华开放并非一种情感行为,而是一种战略重组。

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则有所不同。他怀疑既有承诺,对官僚体系缺乏信任,并希望降低美国领导世界的成本。他相信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力量不应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被盟友、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化秩序所消耗。和尼克松一样,他更偏好总统主导,而非依赖常规外交管理。但这种相似性不应被夸大。尼克松的个人外交建立在保密、充分准备以及一套完整世界秩序理论之上;特朗普的外交则更公开、更交易化,也更具戏剧性。尼克松寻求的是通过筹码建立一种战略架构;特朗普则往往追求可以展示为实力证明的“可见成果”。这种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972年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外交,但同时又受到历史责任感的约束。

这种区别并不会削弱回归1972年的理由,反而会强化这一论点。如果特朗普仅仅以“特朗普式精神”——施压、表演以及追求即时利益的交易——来处理中美关系,那么他不可能复制尼克松式的突破。他或许能达成协议,但仅靠协议并不足以稳定世界上最危险的双边关系。然而,如果其政府能够把总统权威转化为战略纪律,那么它就有可能利用特朗普的民族主义信誉,将有限妥协塑造成一种力量的体现,而非软弱的让步。

这也并非只适用于共和党总统的经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从来不属于某一个政党。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都曾推动长期的接触、危机管理与制度性交流。更重要的教训在于:任何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无论保守还是自由派,都必须学会区分“坚定”与“升级”、以及“接触”与“绥靖”之间的差别。民主党版本的对华战略同样会受益于“1972年精神”:对利益的清晰认知、对原则的稳定坚持、语言上的克制,以及建立能够跨越国内政治周期持续存在的机制的意愿。

对今天的启示

尼克松访华与特朗普访华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相似。两次访问都发生在美国承受战略压力、美国社会出现疲惫感、以及全球责任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国都将主权视为不可触碰的红线,并以长期战略耐心回应极限施压。双方都缺乏信任,但都明白全面对抗将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

当然,2026年的世界已不再是1972年的世界。尼克松当时面对的是越南战争僵局、苏联核力量形成的威慑现实,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霸权信誉受损。中美接近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双方都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1972年谈判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或许是2月23日基辛格与叶剑英副主席之间的会谈。基辛格向叶剑英详细通报了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包括各师的位置、兵力规模、装备细节以及美苏谈判进展。这些情报显示,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远东部署的军力甚至超过其在东欧的驻军规模。叶剑英表示,这些重要信息使他感受到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在此基础上,尼克松运用现实主义打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门,并重组了冷战结构。

如今特朗普面对的则是不同的压力:伊朗与乌克兰战争、中美经济脱钩风险、技术竞争,以及美国盟友日益增长的不满。如今,中美互相视对方为主要竞争对手,而俄罗斯的实力与威望,则因一场比“伟大卫国战争”更持久的战争而不断被消耗。旧有战略三角关系的缓冲功能已经削弱。中美紧张如今更多集中于双边关系本身。回归1972年的意义,并不在于复制历史,而在于重新找回一种方法。

“1972年精神”的第一条经验是:在具体议题主导议程之前,必须首先恢复战略判断。毛泽东与尼克松之间的哲学性对话,本质上是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中美如何理解世界、理解彼此,以及如何界定主要威胁。今天的领导人同样需要回答类似问题。两国是否接受对方将在未来长期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存在?美国能否接受中国将在地区事务与全球机构中拥有更大影响力?中国能否接受美国将继续在印太地区与全球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大国关系中最危险的状态,并不是竞争本身,而是失去了政治、军事与语言克制的竞争。如果双方都认识到全球力量转移不可逆转,并承认竞争需要规则,那么中美关系就有可能从危机管理走向战略稳定。

习近平与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同意将双边关系定义为中美之间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其描述为一种以合作为主要方向、竞争保持在限度之内、分歧得到控制、和平仍可实现的稳定关系。这种表述并不否认竞争,也并不承诺全面合作。它试图为竞争设定边界,为分歧安装“护栏”,并赋予两国之间的较量某种程度上的可预测性。

台湾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台湾这样,同时承载着如此多重含义:主权、身份认同、威慑与大国信誉。这座岛屿也位于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咽喉位置。1972年的经验表明,有三种方式可以防止台湾问题失控。第一,公开承诺必须保持谨慎;它们不应制造一方“胜利叙事”与另一方“失败叙事”。第二,军事行动必须克制,尤其是在近距离空中与海上接触中,因为一次意外就可能引发升级链条。第三,双方都需要重新解释“反对台独”与“维护和平稳定”之间的联系。

美国必须避免让台湾耗尽中国的耐心。中国则必须避免让军事压力吞噬和平解决的空间。如果华盛顿真正希望稳定,它就不应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玩弄语言游戏,也不应容忍台湾当局逐步改变现状的努力。如果北京希望获得一个更有利的长期环境,它就必须维持“和平统一”的可信度,并让台湾社会看到其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的保障。权力政治并不排斥耐心。真正的大国耐心,来自力量、纪律以及时间感。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接受NBC采访时表示:“中国更希望台湾是自愿加入他们的。在一个理想世界中,他们希望台湾通过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统一。”这种表态表明,稳定的窗口依然存在,但它需要谨慎的政治维护。

特朗普式外交重视可见的交易成果:飞机、农产品、能源、投资与市场准入。这些成果具有国内政治价值,也能够改善气氛。中方发布的信息显示,中美经贸团队已经取得“总体平衡且积极的结果”,包括继续落实此前磋商成果、建立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处理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以及在相互降低关税框架下扩大双边贸易。如果这些安排能够制度化,那么短期交易就有可能转化为长期机制。

真正的经济稳定需要三类安排:供应链风险的透明化、出口管制与关键矿产限制的可预测性,以及技术竞争边界的制度化。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能够回到旧式全球化。美国不会放弃再工业化与技术安全;中国也不会放弃产业升级与供应链自主。一个现实目标应当是“有限相互依赖”,而不是“全面脱钩”。双方可以在敏感技术领域展开竞争,同时在较不敏感领域维持市场开放;可以建立关键矿产与半导体危机通报机制,同时扩大农业、能源、服务业与消费品等领域的互利贸易;也可以承认产业政策竞争的现实,同时防止补贴、制裁与出口管制无限扩张。

尤其是人工智能,必须被纳入战略稳定框架之中。基辛格晚年曾多次警告,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战略现实,与核时代初期极为相似:所有国家都知道它将改变力量结构,但尚不存在成熟规则来管理风险。算法、算力与数据已经成为不受约束的民族主义动员工具。如果人工智能进一步军事化,中美误判发生的速度将远远超过传统外交的反应时间。

自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始终具有超越双边框架的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的关系正常化分裂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在事实上结束了冷战。今天,中美处于全球力量转移的中心。美国依然在金融、军事、科技与联盟体系方面拥有优势,但它越来越无力、也越来越不愿承担维持全球秩序的全部成本。中国拥有制造能力、巨大市场、基础设施网络以及不断扩大的外交影响力,但尚未完全承担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然而,大国依然是大国。作为核国家与贸易大国,中美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依然共享利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两国都无法接受伊朗获得核武器,也都无法接受霍尔木兹航道长期关闭。

1972年的外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双方都共同认识到了危险、对力量有清醒理解,并具备处理分歧的政治能力。2026年的中美关系并不需要浪漫化期待。两国将继续围绕科技、产业、地区影响力、政治叙事以及全球规则展开竞争。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竞争将采取什么形式。它可以通过规则、机制以及有限让步维持在可控状态;也可能在制裁、军事威慑与民族主义动员的相互压力下逐渐失控。

结论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不是呼吁中美仓促达成某种“大交易”。它也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为了暂时的平静气氛而放弃原则。中美关系改善不会自然地从善意中生长出来。它只能建立在基于利益的交换、清晰的力量逻辑以及“相互确保毁灭”的恐惧之上。1972年的遗产,在于能够在敌意中管理敌意,在竞争中限制竞争,并在混乱中创造秩序。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至今仍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在最困难的时刻把握这一教训,并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战略行动。

American Media and the Beijing Summit: One Event, Two 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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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epped off Air Force One on the evening of May 13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 greeted by an honor guard, a red carpet, and hundreds of young Chinese citizens waving flags — every major American news outlet was watching. For a brief moment, they agreed on what they saw. The pageantry was undeniable: a two-day state visit featuring extended bilateral talk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 walk through the Temple of Heaven, and a private lunch in Xi Jinping’s personal residence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 compound. The menu of topics was shared — trade, Taiwan, Iran — and the claimed deliverables were duly reported across the spectrum: 200 Boeing aircraft, roughly $10 billion in agricultural purchases, a new “U.S.-China Board of Trade,” and a vague Chinese commitment to pressure Iran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Trump, flying home on May 15, called Xi “an incredible guy” and said they had “settled a lot of problems.”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called the summit “historical.”

Beyond these shared facts, the American press split — cleanly, and almost entirely along political lines — into two parallel accounts of what had just happened. To read the New York Times and Fox News on the same summit is to encounter two different diplomatic realities. That split is itself the story.

Taiwan: The Fault Line

No single issue generated more alarm, or more interpretive divergence, than Taiwan. Trump’s remarks aboard Air Force One provided the raw material. He described Taiwan as “a very small island,” 59 miles from “a very, very powerful, big country,”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as “9,500 miles away.” He said he was holding a pending arms sale “in abeyance” — “a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 for us, frankly” — and added that Taiwan “would be very smart to cool it a little bit.”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n remarks to state media after the summit, declared that Beijing had “sensed during the meeting that the U.S. side understands China’s position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China’s concerns.”

For the center-left press, this was alarming. CNN’s chief national security analyst called Trump’s failure to commit to the arms sale “a win for China.” Former Ambassador Nicholas Burns told PBS the United States appeared to be “backing away from our responsibilities.” Scholar Wen-Ti Sung said Taiwan was “holding its collective breath” over Trump’s “transactional rhetoric.” The Washington Post ran a headline that cut to the bone: “In pageantry and politics, China summit yields Xi’s goal — equal footing with the U.S.” A subsequent Post analysis concluded that Xi had used the 43 hours Trump spent in Beijing to “score diplomatic points while conceding nothing.”

Fox News read the same remarks as deliberate strategic leverage. Trump himself told Fox’s Bret Baier that “nothing has changed” on Taiwan policy, and Senator Marco Rubio, speaking to NBC News, insisted U.S. policy was “unchanged” and that taking Taiwan by force would be “a terrible mistake.” Fox’s Victor Davis Hanson argued Trump “would not sell out Taiwan for help in Iran when he doesn’t need their hel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board, however, broke from the conservative consensus, warning that Trump’s personal diplomacy risked “conceding core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characterizing China as the “main financier and industrial base” of America’s adversaries — a hawkish note that signaled the right’s own internal divisions on the question.

Iran: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n Iran, the tension was less interpretive than factual. Trump told reporters he and Xi “feel very similar” on Iran — that Xi “feels strongly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Washington Times and Fox News treated this as a diplomatic alignment worth celebrating. But CBS News and NBC News immediately surface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China is Iran’s single largest oil buyer, and its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pen is a function of its own commercial needs, not of strategic solidarity with Washington. More telling was a discrepancy NBC highlighted: while Trump raised Iran throughout the summit, China’s official readout “made no specific mention of Iran.” The commitment Trump carried home was, in the words of multiple wire services, simply “vague.”

Trade: Déjà Vu

The trade deliverables were the ones the White House advertised most enthusiastically and the ones the press questioned most quickly. Fox News and the Washington Times presented the Boeing order and agricultural purchases as concrete wins for American workers. CBS News offered a market reality check: Boeing shares fell 3.8% after the announcement because investors were “underwhelmed.” A former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negotiator told CBS the administration did not appear to “have a lot to show for the visit.” The New York Times, The Atlantic, and NBC all noted the uncomfortable historical parallel: nearly identical purchase commitments were made during Trump’s first Beijing visit in November 2017, only to be engulfed by the trade war that followed within months.

Two Frameworks, One Summit

The center-left press — the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CNN, CBS, NBC, PBS, and The Atlantic — converged on a single interpretive verdict: that Xi arrived as the summit’s architect and left as its beneficiary. The New York Times observed that Xi “arrived highly scripted, leaving no doubt that… the moment when China acts as a peer superpower had arrived,” while Trump “sounded conciliatory, the exact opposite of his portrayals of China in public appearances back home.” The Atlantic gave the verdict its sharpest edge, calling the visit a “Tribute Mission” and quoting Franklin Foer’s line that a superpower “exhausts itself in full view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moves on.” CNN summarized it in a single headline: “Trump’s Beijing visit was more vibes than details. And Xi set the tone.”

Fox News and the Washington Times told the opposite story. Fox’s preemptive framing — “Trump heads to China with the upper hand — and Xi knows it” — held through the summit’s conclusion. Victor Davis Hanson distilled the conservative case on air: “All the data show that the cards are in Donald Trump’s hands. He can be as magnanimous as he wants, but he has all the cards in his hand, and they don’t have any.” The Washington Times invested in a longer supply-chain frame, quoting Ambassador David Perdue on the strategic vulnerabilities in “rare earth elements, magnets, commercial shipbuilding and pharmaceuticals” that the summit was meant to begin redressing.

Opinion writing across the spectrum was loudest on Taiwan — the one issue where the existential stakes were high enough to cut through partisan positioning on both sides. It was also on Taiwan th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iverged most sharply from the broader right-media consensus, indicating that the strategic hawks and transactionalists within conservatism have not resolved their disagreement about the ultimate direction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

The Autumn Visit and What It Inherits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confirmed, after the summit concluded, that Xi Jinping will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this fall at Trump’s invitation. Xi has not been to the White House since September 2015, when he met President Obama. The eleven intervening years encompass almost the entirety of the modern deterior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fall visit arrives already shaped by the Beijing summit’s media legacy. Most outlets — whatever their political orientation — ultimately characterized the summit as what might best be described as a carefully managed but structurally inconclusive encounter: warm in atmosphere, thin in binding commitments, and significant mainly as a signal that both governments prefer managed competition to open confrontation. That judgment, now embedded in the American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sets the baseline against which Xi’s Washington visit will be measured.

The terms are already unfavorable for dramatic revision. Trump publicly embraced the “G-2” framing — call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 validating a framework that Beijing has sought for years as recognition of co-equal global standing. He described his counterpart as a leader of a country too powerful and too close to Taiw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listically contest militarily. Xi, for his part, departs Beijing having conceded nothing verifiable on Taiwan, trade enforcement, technology restrictions, or Iran, while securing the spectacle of an American president traveling to China, the G-2 designation, and an invitation to the White House.

Whether the autumn visit produces more durable results will depend on what happens in the months between. On Taiwan, on the Iran conflict, on fentanyl enforcement, and on whether the “Board of Trade” produces anything beyond its own announcement — these are the open files the two governments carry into their next meeting. The American media, divided as it is, has already writte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ose negotiations will be read. Xi arrives in Washington as the leader who set the terms in Beijing. The summit on American soil begins, in other words, where the one in China ended: with the world’s most consequenti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till fundamentally unresolve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its future still unanswered.

美国媒体与北京峰会:同一事件,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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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文为英文,题目是“American Media and the Beijing Summit: One Event, Two Realities”。中文翻译来自Claude,作者和编辑做了校对和润色。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2026年5月13日傍晚,特朗普总统走下”空军一号”,踏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红毯,迎接他的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三军仪仗队和数百名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的中国青年。短暂而难得地,每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对其所见所闻达成了共识。国事访问的礼宾规格无可否认:两天的日程安排涵盖了人民大会堂的双边会谈、天坛的并肩漫步,以及中南海里的的私人午宴。议题的框架各方一致——贸易、台湾、伊朗、科技——宣称的成果也被各家媒体如实报道:采购200架波音飞机的承诺、约100亿美元的农业采购、新设”中美贸易委员会”,以及中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向伊朗施压的模糊表态。5月15日,特朗普飞回途中称习近平是”了不起的人”,并宣称两人”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外交部将此次峰会定性为”历史性的”。

然而,美国媒体的共识止于此处。在这些共同描述之外,美国媒体几乎完全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泾渭分明地分裂为两套对峙的说法。阅读《纽约时报》和福克斯新闻对同一峰会的报道,恍如置身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外交现实之中。这种分裂本身,就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内容。

台湾:最深的断层线

如果说哪个议题引发了更多的警觉、产生了更大的诠释分歧,台湾首当其冲。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的言论提供了所有诠释的原材料。他将台湾描述为距离”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大国”仅59英里的”一个很小的岛屿”,而美国则远在9500英里之外。他表示”暂时搁置”了一笔待议的武器销售,因为”坦率地说,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并补充说台湾”最好稍微冷静一点”。峰会结束后,中国外长王毅向官方媒体表示,北京在会谈中”感受到美方理解中方立场,重视中方关切”。

对中左翼媒体而言,这令人忧虑。CNN首席国家安全分析师将特朗普未能承诺武器销售定性为”中国的胜利”。前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向PBS表示,美国看起来正在”退出自身的责任”。学者宋文迪指出,台湾正处于”集体屏住呼吸”的状态,忧虑特朗普的”交易性言辞”。《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标题直指要害:”在仪式与政治之间,中国峰会实现了习近平的目标——与美国平起平坐。”该报随后的分析得出结论:习近平利用特朗普在北京的43小时”得分颇丰,却毫无妥协”。

福克斯新闻则将同样的言论解读为蓄意的战略筹码运用。特朗普本人告诉福克斯的布雷特·拜尔(Bret Baier),台湾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向NBC新闻坚称美国政策”没有变化”,武力夺台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福克斯的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论(Victor Davis Hanson)声称,特朗普”不会为了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帮助而出卖台湾,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中国的帮助”。然而,《华尔街日报》社论委员会打破了保守派的共识,警告特朗普的个人外交有”让渡核心战略利益”的风险,并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对手的”主要资助者和工业基地”——这一鹰派论调揭示了右翼内部在台湾问题上尚未弥合的自身分歧。

伊朗:结构性矛盾

在伊朗问题上,紧张关系与其说是诠释层面的,不如说是事实层面的。特朗普告诉记者,他和习近平在伊朗问题上”感觉非常相似”——习近平”强烈认为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华盛顿时报》和福克斯新闻将这种立场一致性视为值得庆贺的外交成就。但CBS新闻和NBC新闻立即揭示了结构性矛盾: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单一石油买家,其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的兴趣根源于自身的商业需要,而非与华盛顿的战略团结。NBC新闻揭示的一个差异更具说明力:尽管特朗普在整个峰会期间多次提及伊朗,但中国对峰会的官方综述”没有具体提及伊朗”。多家通讯社将特朗普带回家的承诺用两个字概括:”含糊”。

贸易:似曾相识

贸易成果是白宫最积极宣传、也是媒体最迅速质疑的议题。福克斯新闻和《华盛顿时报》将波音订单和农业采购呈现为美国劳动者的具体胜利。CBS新闻提供了一个市场层面的现实校正:消息宣布后波音股价下跌3.8%,因为投资者对此”感到失望”。一位前美国贸易代表谈判官员向CBS直言,特朗普政府似乎“没有多少成果可以拿出来展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NBC新闻均指出了令人不安的历史相似之处: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访华时北京郑重做出几乎完全相同的采购承诺,但这一承诺随着数月之后爆发的贸易战而烟消云散。此轮承诺能否维持更长时间,目前尚无答案。

同一峰会两个框架

中左翼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CBS、NBC、PBS和《大西洋月刊》——汇聚于同一个诠释判断:习近平是峰会的主导者,也是峰会的最大受益者。《纽约时报》观察到,习近平”精心准备,有备而来……中国作为同等超级大国登场的时刻已经到来”,而特朗普”表现得谦和妥协,与他在国内公开场合对中国的描绘截然相反”。《大西洋月刊》将此次访问定性为”朝贡之旅”,批评可谓犀利,它海引述弗兰克林·弗尔(Franklin Foer)的论断:一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面前精疲力竭,而世界继续前行”。CNN用一个标题概括了这次访问:”特朗普访华,氛围多于实质,基调由习近平设定。”

福克斯新闻和《华盛顿时报》讲述了一个相反的故事。福克斯先发制人的框架——”特朗普占据上风赴华——习近平心知肚明”——贯穿了整个峰会的报道。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在节目中提炼了保守派的核心论点:”所有数据都表明,牌在特朗普手中。他可以表现得尽可能大度,但所有的王牌都在他手里,对方什么都没有。”《华盛顿时报》则深耕供应链叙事框架,大量引述驻华大使珀杜关于美国在”稀土、磁铁、商业造船和制药”领域的战略脆弱性的论述,将峰会定性为重建美国制造业这一长期进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纵观各方时评在台湾问题上声调最高、火药味最浓——折翼议题的至关重要穿透了两方各自的党派定位,激发了真正的热情。也正是在台湾问题上,《华尔街日报》与更广泛的右翼媒体共识产生了最为明显的裂痕,这一迹象表明,在保守主义内部,战略鹰派与交易主义者对美国对华政策最终走向的分歧,远未得到解决。

北京峰会秋季高访定性?

峰会结束后,中国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特朗普邀请访问美国。习近平上一次踏入白宫是2015年9月,彼时他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此后的十一年几乎涵盖了中美关系失控和恶化的整个进程。

秋季高访为时海藻,但它已被北京峰会的媒体遗产造型。大多数媒体——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将这次还未举行的峰会定性为一场可以贴切描述为细节精心导演结构悬而未决的会面:气氛温和,具约束力的承诺寥寥无几,其主要意义在于发出信号:两国政府都倾向于以管控性竞争取代公开对抗。这一判断,现已嵌入美国公众对两国关系的理解之中,是构成衡量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基准线。

从现有条件看,这一基准线并不有利于戏剧性的修正。特朗普公开拥抱”G2″框架——将美中两国称为”两个伟大的国家”——为北京多年来所追求的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地位认可背书。他将对方描述为领导着一个对美国而言强大得无法挑战、而台湾又近得难以置身事外的国家。习近平则在未做出任何可核实让步的情况下离开北京:台湾、贸易执法、技术限制、伊朗,无一实质推进——而他收获的,是美国总统亲赴中国的视觉奇观,是”G2″的名分认可,以及一张前往白宫的邀请函。

秋季访问能否产生更持久的成果,将取决于两次峰会之间数月间的走向:台湾武器销售的最终处置,伊朗冲突的发展,芬太尼执法协议的落实,以及”贸易委员会”能否产出任何超越自身宣布这一事实的实质内容。这些悬而未决的档案,是两国政府带入下一次会面的全部行囊。

美国媒体,无论多么分裂,已经写就了解读这些谈判的背景。习近平抵达华盛顿时,将是那位在北京设定了议程的领导人。在美国本土举行的峰会,将从中国那场峰会结束的地方开始: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依然在根本上悬而未决;关于其未来走向的最重要问题,依然有待作答。

报道材料来源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CNN、福克斯新闻、CBS新闻、NBC新闻、ABC新闻、PBS、《大西洋月刊》及《华盛顿时报》。

巴基斯坦的中间人撮合角色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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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独家报道了一则出人意料的消息:巴基斯坦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了一支军队,协助沙特防御伊朗可能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从而使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中立角色,有可能变成和伊朗之间的对立。

沙特与巴基斯坦在 2025 年 9 月签署了《战略共同防御协议》,承诺任何一方遭受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共同侵略。此次派兵是为了防范伊朗在美伊冲突期间,对沙特进行报复性袭击或无人机/飞弹侵扰。

根据最新的解密讯息与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巴基斯坦此次并非象征性表态,而是派出了实质性的作战与防御力量:巴基斯坦派遣了约 8,000 至 13,000 人 的协防部队,主要在沙特东部地区(如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部署了 1 支战机中队,主力为中制 JF-17 枭龙 Block III 战斗机(约 16 架),并配备了 2 支无人机中队。随行部署了 1 套防空飞弹系统,用以加强沙特油田、炼油厂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空网。

所有军事装备与人员均由巴方实际操作,而资金与后勤支援则由沙特阿拉伯全额资助。

在当前美伊冲突升级的中东局势下,巴基斯坦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的动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外界普遍将此举视为“对抗伊朗”,但巴基斯坦官方与分析家强调,这是一次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部署。巴基斯坦当前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通过向沙特提供军事安全保护伞,伊斯兰堡换取了利雅得方面高达 50 亿美元的债务缓解以及稳定的低价石油供应协议。

巴基斯坦与伊朗在 2024 年初曾发生过边境导弹互袭的风波,虽然随后通过外交降温并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但此次巴军进驻沙特,无疑加深了德黑兰的猜忌。巴基斯坦此前多次扮演沙伊两国代理人战争的调停者。一旦中东战火扩大,伊朗的飞弹若触发《巴沙防御协议》导致巴军实质参战,冲突将从“代理人冲突”直接升级为“国家间战争”,巴基斯坦也将彻底丧失中立斡旋的资格。

沙特在面临伊朗威胁时,选择引入同为伊斯兰大国且拥有核武背景的巴基斯坦军队,而非完全依赖美国。这标志着海湾国家正加速构建多元化的安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中东军事信誉的边缘化。

美沙之间的防务关系,可以用“事实上的保护伞,法律上的安全伙伴”来形容。严格意义上来说,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至今“没有”如同美日、美韩那种“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美沙在 2025 年 11 月由特朗普总统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签署了最新的《战略防御协定》(Strategic Defense Agreement, SDA),美国正式将沙特阿拉伯提升为“主要非北约盟友”(Major Non-NATO Ally, MNNA)。这简化了对沙特的武器出口流程,并允许其托管美国的战争储备物资。美国批准了包括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近 300 辆美制先进坦克的对沙军售计划。协定扩大了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准入权,并由沙特分摊美军在当地的部署成本(Burden-sharing)。虽然如此,这与真正的“共同防御”仍有本质上的法律与政治区别。美沙协定避开了“共同防御”的核心条款(即类似北约第五条“对一方的攻击视为对全体的攻击”)。

在美国宪政体制下,任何承诺“自动出兵协防”的共同防御条约,都必须获得联邦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美沙在 2025 年底签署的属于行政协定(Executive Agreement)或战略防务框架。要让美国国会签字同意为沙特“背书出兵”,美国内政存在巨大的政治阻力。

美国原本在拜登政府后期至川普政府初期,一直试图推动一个三方大交易:美国给予沙特真正的“共同防御条约”+民用核能支持,换取沙特与以色列正式建交(纳入《亚伯拉罕协议》)。 然而,由于中东局势(如加沙冲突、2026年爆发的美伊军事冲突等)持续动荡,沙以建交迟迟无法实质落地。在沙以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美国参议院绝不可能单独批准一项与沙特的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对沙特目前的保护,是建立在“巨大的地缘利益、千亿美元军售与历史默契”之上的行政保护;但如果沙特本土遭遇毁灭性打击,美国是否会“自动对敌宣战”,在法律上并没有强制约束力。

正因为看透了美国的防御承诺“有上限”且带有强烈的政治条件,沙特近年来在国家安全上开始采取多元化分散风险的策略,这也是为什么沙特在面临当前伊朗的压力时,一边拿着美国给的 F-35 订单,一边却要急着引入巴基斯坦军队来协防前线的根本原因。沙特一方面大量购买中制无人机与防御装备,另一方面引进中国的外交调停力量。在美国无法给予法律出兵承诺的情况下,透过中、巴等国家的力量来平衡伊朗的威胁。

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大国,与巴基斯坦这个逊尼派人口大国之间,确实因为教派、历史与现实利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天然不合因素”。但有趣的是,这两国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敌对,而是在“教派矛盾的暗流”与“现实利益的理性克制”之间反复拉锯。

自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确立了什叶派神权统治,并致力于向外输出革命。几乎在同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总统推行了激进的“伊斯兰化(逊尼派化)”政策,并接受了大量来自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的资金援助。

巴基斯坦国内有近 20% 的什叶派少数人口。伊朗对这部分群体的宗教与文化影响力,长期让伊斯兰堡的逊尼派掌权者感到如芒在背,担心国内什叶派被德黑兰“武器化”(例如历史上曾有巴基斯坦什叶派青年组成“扎伊纳比尤旅”前往叙利亚为伊朗参战)。

两国拥有长达 900 公里的边境线,这片被称为“俾路支”的荒凉地区是两国关系的噩梦。巴基斯坦指责伊朗庇护“俾路支解放军(BLA)”等分离主义恐怖组织,这些组织频繁袭击巴基斯坦境内的基础设施(包括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而伊朗则指责巴基斯坦无力管控制度,放任逊尼派极端武装(如“正义军”Jaish al-Adl)跨界对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血腥袭击。2024 年初两国甚至直接打破默契,爆发了罕见的跨境飞弹互袭。

巴基斯坦在军事和经济上高度依赖沙特阿拉伯,并与美国维持着长期的军事合作(尽管关系时好时坏);而伊朗则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将沙特视为头号地区对手。巴基斯坦近期向沙特派遣 JF-17 战机和地面部队实施协防,在伊朗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敌对阵营行为。

尽管有上述种种不合因素,伊巴两国在外交上却展现出极强的“弹性”,始终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背后有三大制衡力量:

对伊巴两国而言,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顶级战略与经济伙伴。中巴经济走廊(CPEC)毗邻伊朗,而伊朗则依赖中国的石油采购与全面战略合作。中国绝不允许自己的西部地缘后院和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因为这两国开战而毁于一旦。在中国力的强力斡旋下,两国每次发生摩擦(如2024年飞弹互袭)后,都会迅速“握手言和”。

从最新的国际局势来看,巴基斯坦虽然在教派上属于逊尼派,且派兵协防沙特,但它在外交上正巧妙地利用其特殊地位扮演“美伊停战调停人”的角色。

在 2026 年爆发的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巴基斯坦非但没有对伊落井下石,反而成为美伊双方传递修订版停战提案、进行间接谈判的核心外交渠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与军方高层频繁出访德黑兰,展现了极高的外交战略克制。

如果伊朗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中国的立场不会是简单、盲目地“选边站”支持巴基斯坦,而是会陷入极其尴尬与权衡的境地。

尽管巴基斯坦是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俗称“铁杆兄弟”或“巴铁”),但伊朗同样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反对美国霸权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伙伴。一旦两国爆发大规模冲突,中国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将是“强力调停、促和降温”,而非火上浇油。

现代院美国所:世界大变局与中美共处之道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来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就中美关系自身而言,自半个多世纪前开启正常化进程以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已进入一个战略相持的新阶段,两国迫切需要探索一条适应中美关系新现实的正确相处之道。为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成立课题组,立足世界大变局和中美关系新阶段,思考如何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推动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思考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第一个逻辑前提。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是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

世界大变局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国际秩序的变迁。当前国际秩序进入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确立的“新旧转换期”。冷战后支撑国际体系运行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然崩塌。美国外交学者理查德·哈斯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这个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也开始背离其自身建立的体系。从历史经验看,国际秩序的重大转换往往充满冲突甚至战争。最近几次国际秩序的转换都是在大战之后完成的,如一战之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之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等。新旧秩序的转换必然带来动荡,这是国际社会所不愿看到的。中美两个大国能否在新旧秩序转换期找到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事关人类和平和世界未来。

世界大变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重。2026年新年伊始,“委内瑞拉事变”爆发,紧接着美以伊战事又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剧国际政治“丛林化”,恶化地区冲突,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如今,俄乌冲突尚未平息,中东战事持续外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牵动全球能源、航运、化工和粮食领域市场预期,安全风险通过供应链、金融市场和社会预期持续扩散。中美作为世界上最有分量的两个大国,理应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探索正确相处之道符合百年变局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世界大变局还有一个突出表现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既深刻影响百姓生活,也深刻重塑国际关系,既给各国带来全新发展机遇,也给世界带来全新风险课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一例,其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动力,也是安全风险的新来源。2026年《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指出,通用人工智能系统能力快速提升,其风险管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4月,美国小范围发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神话”(Mythos),部分证实了这种担忧。《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期撰文指出,“代理式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非对称网络威胁引发的新兴风险”是“中美共同的敌人”,“我们的命运如今已经融合在一起。”人工智能失控可能在核、生物、信息、金融和社会认知等多个领域引发新的安全问题,而只有中美两国有足够能力、资源和号召力推动国际社会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探索正确相处之道也是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应对共同威胁的必要选择。

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新阶段是我们思考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第二个逻辑前提。从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看,战略相持阶段的大国关系往往要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处理不好,两国关系将面临倾覆的重大风险。中美在战略相持阶段如何共处,不仅事关两国,也攸关世界。

实力之变是中美战略相持进入新阶段的第一大原因和特征。“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文化事业产业蓬勃发展、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体制优势也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肯定。反观美国,虽然仍保持超强综合国力,但相较21世纪初“无可争议的单极霸权”,其软硬实力都相对下降。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承认,中美间以前那种“成熟富裕经济体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之间的关系”已变为“近乎势均力敌的国家间的关系”(near-peers),特朗普总统甚至一度将中美关系称为“G2”。

利益深度交织、复杂相互依赖是中美战略相持进入新阶段的另一大原因和特征。与冷战时期近乎平行的美苏关系不同,中美正日益形成既优势互补、共生共赢,又“易于被对方拿捏、破坏”的经贸关系。2025年,中国坚决反对并强力反制美国史无前例的关税讹诈,中美间关税曾一度达到145%,中美双边贸易额创下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大降幅。风高浪急下,中美经贸再次展现强大韧性。据两国海关统计,2025年,中国对美进出口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为8.8%,美国对华贸易占美国外贸总值比重为7.8%。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仍然并将长期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

中国发挥历史主动性,以斗求合、以斗求稳,也是推动中美战略相持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原因。2025年对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性意义。特朗普二任政府上任后对华接连出招,动作频、节奏快、下手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众志成城、敢斗善斗,以坚定决心、充足信心、稳健步伐迎击美国遏制打压,堂堂正正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实现了中美关系阶段性止跌企稳。中美博弈由特朗普一任时的初步相持进入全面相持的新阶段。

在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新阶段的背景下,两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是客观要求,也是理性选择。

其一,相互尊重是直面战略相持这一事实的应有之义。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新阶段,意味着双方实力日趋接近、战略互有攻守,彼此是对方“值得尊重的对手”。在以前,由于美方惯于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处理中美关系,相互尊重更多是中方的单方愿望;现如今,相互尊重日益成为双方的共同诉求。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这是长期的客观现实,但这没有妨碍中美两国从冷战初期的敌对隔绝走向正常化,再到形成互利共赢、惠及世界的广泛深厚联系;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尊重。中美关系要稳定,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特别是美方作为实力较强一方,不能动辄就想“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甚至谋求以极限施压来“改变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政策立场含糊甚至倒退,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那么中美相互尊重就无从谈起。2025年7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公开强调维系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美方寻求与中国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是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表态,但其真正能否落实,还要看美方的行动。

其二,和平共处是规避战略相持风险的内在要求。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关系将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而中美一旦擦枪走火、冲突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经济体量庞大、利益深度交融,一旦发生冲突对抗,不仅会让两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更会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引发能源、粮食、安全等多重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当今世界地缘冲突频发、全球安全凸显脆弱,多数国家都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更不希望中美走向冲突对抗使国际和平稳定陷入“不可承受之伤”。中美只有维护和平合作的责任,没有冲突对抗的理由。坚持和平共处,就是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反对武力胁迫和阵营对抗;不断畅通沟通渠道、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妥善管控分歧矛盾。与此同时,中美均应高度警惕“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等危险动向,防止别有用心者趁乱谋利,共同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

其三,合作共赢是中美迈向未来的目标追求。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利益深度交织,在经贸、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恐、防扩散等涉及双边乃至全球共同利益的诸多领域,双方都有良好合作基础和广阔合作空间。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互利共赢才是本质。一味打着“本国优先”旗号,搞封闭脱钩、贸易壁垒、遏制打压,不仅根本违背全球化的时代大势,最终是损人不利己、害人终害己,绝非正确相处之道。历史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展望未来,中美若要走向真正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也离不开携手共进持续推动合作共赢。新形势下,中美两国肩负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特殊责任,有比以往更加充分的理由来实现互利共赢。诸如打击非法移民和电信诈骗、反洗钱、人工智能、应对传染疾病等领域,都是中美合作前景良好的重要领域,双方于此可有、也应有更大作为。

中方一直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三原则,为两国如何正确相处定调;2024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强调的“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为两国如何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避免冲突对抗划界;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提出的“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五根支柱,为两国如何实现美好愿景搭起四梁八柱。这些中国方案,为新时期的中美相处之道提供了重要框架。

而经历“贸易战”“科技战”“地缘博弈”等屡屡试错,美方也开始认识到,一个框架性的中美共处之道既符合中美各自的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盼。特朗普总统在2026年2月4日中美元首通话中表明“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国务卿鲁比奥在2026年2月25日的媒体讲话中形容中美关系已达到“战略稳定点”,认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避免因误判引发冲突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2025年12月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美国“不打算遏制中国增长”,也无意“支配或羞辱”中国、无意改变台海现状,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发展一种“稳定和平、公平贸易、相互尊重的关系”。凡此表明,在当下,构建正确的中美相处之道,有中美双方一定的共识基础,也存在客观的可能性、必要性、紧迫性。

目前,中美关系虽然“止跌企稳”,但基础依然相对脆弱,两国间许多结构性的分歧和问题在短期内难以速决,这是客观现实。因而中美两国追寻正确相处之道难以也不需要“毕其功于一役”,只需要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向前迈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最近一次与特朗普总统通话中所强调的:“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着眼于此,课题组认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在原则定调、红线划界、支柱架构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六个新要素着力进一步丰富。

一是明确中美关系新定位。定位是中美大国关系行稳致远的基准点。两国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彼此,推动中美关系在“止跌企稳”基础上更进一步。其核心在于明确双方“做伙伴、成朋友”的相处状态,重申彼此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避免战略误判滑向冲突对抗,并努力以良性互动取得更多建设性成果。

二是争取台湾问题新进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应明白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众望所归,也应充分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本质和危害,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台湾问题朝着最终解决的方向取得持续性进展,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三是搭建沟通对话新桥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是管理大国关系的“基础设施”。两国需要在经贸、外交、执法乃至军事等领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一系列常态化、制度化的对话机制,建立起能持续解题的路径,为两国间的良性竞争设置“安全阀”。同时,应恢复并进一步扩大两国学界、地方、企业、智库等层面的多元交流,为互相理解与互信互鉴添砖加瓦。

四是拓展务实合作新领域。合作是中美大国越走越近的内驱动力。合作清单的拓展应聚焦双方利益交汇的现实议题,让两国各方看到实打实的好处。两国完全有条件在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禁毒执法等已展现合作潜力的领域取得新突破。在此基础上,双方还可探索人工智能治理、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领域的合作,将共同的蛋糕越做越大,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正能量。

五是构筑风险防范新框架。风险防范是中美大国关系行稳致远的减震器。这一框架致力于让分歧可控、让风险可预期,其目的是使中美关系更具韧性,从“应急式灭火”向“常态化风险管理”转变。其重点应在于为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台海局势等高风险议题设置切实管用的“护栏”,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分歧框定在有限范围内,避免具体领域的矛盾无限外溢、进而绑架整体关系。

六是夯实民间友好新基础。民间友好是中美大国关系的根基所在。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两国需要持续扩大教育、青年、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为人员往来扫除签证、航班等现实障碍,为民间交流搭建更多机制性平台。唯有当两国人民在交流中真正走近彼此、从中获益,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民意根基才能不断厚植,不惧风雨。

结语

在中美元首互动日趋频密的背景下,2026年有望成为发展更具建设性、战略性、稳定性中美关系的“新起点”。中美关系虽然回不到过去,但可以有一个恰当的相处和美好的未来。相信只要双方坚持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对话良好势头,将“新起点”的温度转化为持续行动,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不断积蓄互信与动能,中美关系就有能力跨越分歧、避免冲突,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与世界。

北京峰会:有限成功为何依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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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哪场国家元首之间的双边会晤,会比2026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特朗普—习近平峰会更受全球关注。种种迹象表明,这次访问气氛友好,取得了有限但实际的成果,并为两国在继续竞争的同时实现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

铺陈盛大的礼仪与排场

中国人在外交接待方面堪称世界顶尖,访问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与周密安排。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以如此盛大隆重的礼仪欢迎外国领导人,再加上无与伦比的美食与丰富的文化活动,更使其相形见绌。

访华前,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给他一个“又大又热情的拥抱”。由于中国人并不热衷于拥抱文化,习近平并没有这样做,但北京对特朗普的热情接待却展露无遗——从国家副主席韩正和机场欢迎人群的热烈迎接,到习近平亲自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难怪特朗普对东道主频频表达感谢,并称习近平是自己的朋友。

自2017年美国总统上一次访华以来——那次同样由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完成——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后,中国在电动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快速前进。例如,如今中国的电动车的数量规模大致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总和。与此同时,特朗普在经历多年双边关系动荡之后,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作为一名务实的商人,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更具缓和色彩的态度,甚至提出“G2”的概念,声称中美两国携手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商业与经济成为核心焦点

在此次峰会前,特朗普最关心的问题是结束伊朗危机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中国则表示,特朗普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展现善意。然而最终,无论伊朗还是台湾,都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此次峰会的焦点,反而被随特朗普同行的十多位美国商业巨头所主导,从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到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们为此次访问定下了基调。

特朗普同行的还有包括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内的重要内阁成员,但真正主导峰会议程敲定工作的,却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事实上,就在特朗普抵达北京前夕,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仍在韩国仁川机场忙于敲定双边协议细节,随后才飞往北京参加峰会。

值得注意的是,曾因对华强硬立场而在担任参议员期间遭中国政府制裁的鲁比奥,此次在北京却受到了热情且礼貌的接待。虽然中方从未正式解除对他的制裁,但显然已经不再纠结于此。鲁比奥一直强力捍卫特朗普当前的对华政策,这也使北京如今更容易与其打交道。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鲁比奥有可能成为共和党在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热门人选。此前从未访问过中国的鲁比奥,显然对中国文化感到惊叹。他在人民大会堂抬头惊讶地观看穹顶装饰的一张照片,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北京并未出现所谓的“大交易”,双方更专注于具体成果。

中美“脱钩”既不容易,也不太可能

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同意购买美国能源与农产品,包括大豆和牛肉,此外还有“一笔大规模波音订单”。美国则将欢迎中国投资,而中国企业也将重返美国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不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很可能仍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部分中国项目。

尽管过去几年一直存在“脱钩”讨论,但中美两大经济体依然紧密相连。对于许多美国企业而言,离开中国并不是现实选择。凭借庞大的熟练劳动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经济规模以及创新生态系统,中国依然是许多全球企业无法替代的重要市场。

暂时维持稳定,但台湾仍难安心

在关注特朗普—习近平峰会的人中,最焦虑的恐怕莫过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在峰会开场讲话中,习近平警告称,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中美“将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使整个中美关系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然而,特朗普显然并未公开回应这一表态。

民进党及其支持者如今或许会感到些许安心,因为特朗普并未发表任何令民进党不满的言论。他没有点名批评民进党领导人搞台独,也没有对对台军售做最后决定。但不幸的是,台湾缺乏战略自主性,其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国博弈。无论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台湾政府都必须面对现实,与北京展开对话,以争取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中美关系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是如何定义这一关系的性质。特朗普与习近平以“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新概念重新界定双边关系。特朗普还援引二战历史,预测两国关系将拥有“极其美好的未来”,并称这种未来建立在“深厚而持久的联系”基础之上。

一种正在被重新定义的关系

特朗普还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于9月24日访问白宫,时间可能与习近平计划赴纽约参加2026年联合国大会相配合。对于双方而言,这一切听起来都颇为积极,但人们不应低估改善关系所面临的障碍。特别是,此次访问并未触及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

特朗普的支持率因那场毫无必要的伊朗战争以及飙升的油价而受到严重打击。他领导的共和党也将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面临艰难挑战。此外,美国国会依然对中国持强烈敌对态度。特朗普是否能够顶住国内各种压力,继续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仍有待观察。

北京峰会为双边关系注入了一剂乐观情绪,但并未消除任何与大国兴衰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尽管如此,此次峰会能够延续当前务实共存的趋势,并取得有限成功,本身已经相当难得。这样的高层面对面交流,有助于稳定这一复杂关系,也让人们对两国能够以和平方式管控这一困难关系保有希望。

(本文的英文版发表在Think China,5月15日。作者授权发表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