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NSS）。该文件公开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及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标志着对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决裂。然而，随着伊朗战争正在考验着这个战略，中国如何看待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美中竞争的框架随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下的能源安全和数据基础设施需求又如何使局面复杂化？卡特中心《中美印象》采访了清华大学孙成昊教授，希望伊朗战争和能源危机的背景下，为读者解读美中竞争的错综复杂及其对全球的影响。
孙成昊博士，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研究员、副教授，美国与欧洲研究项目负责人；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尼黑青年领袖”成员；军控谈判学院研究员。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及人道主义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访问学者。他合著有数十部报告和著作，近作包括由科学普及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美欧同盟》。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孙博士是2024年和2025年中国前1%的高被引学者。他同时也是邮件通讯《ChinAffairsplus》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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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波： 我注意到您对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发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撰写了分析报告。您认为该文件中最显著的元素或主题是什么？
孙成昊： 我认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不仅仅是另一份“美国优先”的文件。它实际上是在试图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该战略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去美国政策过度扩张，承担了过多的全球负担，导致战略与国内实力及主权脱节。因此，这不仅关乎外交政策的优先级，更关乎重新构建国内秩序、经济实力与外部战略之间的关系。我想强调其中四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主题。
首先，文件以比以往任何战略都更加显眼的方式，将“国内秩序”置于国家安全的核心。边境管制、移民、毒品流动和内部凝聚力不再被视为次要的国内问题，而是战略优先事项。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国家安全战略》并非围绕维护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际秩序而构建。它的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始于国内”。从中国的视角看，这是华盛顿正以更具主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重新定义安全的最清晰信号之一。
第二，该战略将“经济安全”作为竞争（尤其是对华竞争）的组织原则。文件反复强调贸易失衡、供应链、工业产能、技术和生产。换句话说，关键竞技场不仅是军事对抗或意识形态对立，更是谁能控制权力的物质与技术基础。这表明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美中竞争被更直接地框定在经济、工业和技术领域。
第三，文件还信号化了一种更具“交易色彩”的盟友策略，尤其是在欧洲。例如，它呼吁责任共担（burden sharing）和责任转移（burden shifting），并明确表示美国的支持不应是无条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还隐含着对同盟关系进行更广泛的政治重新定义。同样从中国视角来看，这表明特朗普的盟友政策不仅是为了削减成本，也是在重新谈判美国领导地位的政治基础。
最后，该战略仍将“印太地区”视为决定性的长期战区，但其方式比一些人预期的更具选择性和工具性。它强调威慑、台湾问题、供应链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但并未将竞争描述为一场全面的意识形态斗争。可以说，这种差异在中国政策圈内已被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证明华盛顿并未放弃竞争，而是将其收窄至权力的经济和技术核心，以及少数关键的地缘政治闪燃点。
李宜波： 虽然《国家安全战略》不能被视为美国国际行动的约束性保证，但我很好奇伊朗战争是否影响了中国对美国安全战略的解读？
孙成昊：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我会说，是的。伊朗战争确实影响了中国对美国战略的解读，但这种影响并未从根本上颠覆之前对美国的研判。当然，战争强化了中国对《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主要结论：即不应将其视为美国日常外交的僵化指南。文件明确建议中东不应再主导美国的战略重心，但战争表明了这一假设是多么容易被打破。
我认为伊朗局势凸显了一些更广泛的观点。第一，它证实了特朗普时代的战略具有高度的个人色彩和灵活性。《国家安全战略》固然重要，但总统直觉、危机政治以及感知的谈判机会可以迅速重塑实际政策。这与许多中国学者之前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在特朗普领导下，书面战略文件有用，但无法完全捕捉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制定过程。第二，战争提醒中国分析人士，美国依然面临着“战略分心”的老问题。即便华盛顿想要优先考虑中国和印太地区，中东危机依然可以吸收军事资源、外交精力和政治带宽。因此，从北京的角度看，这再次提醒人们，美国仍是一个拥有全球负债的全球性大国，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随心“转向”的国家。第三，然而，我不认为中国分析人士会由此得出美国已放弃其更广泛战略转向的结论。相反，许多人可能会说，伊朗战争揭示了特朗普世界观内部更深层的矛盾。一方面，他想要收缩、转移负担并减少长期承诺；另一方面，他似乎相信强力的强制性行动可以迅速恢复秩序，但现实中，强制行动往往会制造出将美国重新拖入其中的不稳定。战争并未证伪《国家安全战略》，而是暴露了其内在的张力。
李宜波： 您写到美国对竞争的定义已经转向经济实力。从中国国家政策或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竞争的定义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成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华盛顿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假设中国对美竞争的定义始终如一。实际上，这种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的定义已从“试图避免将竞争作为关系的定义逻辑”，转向“日益接受美方的长期竞争战略作为一种结构性现实”。但中国仍试图防止这种竞争演变为全面对抗。
在早期阶段，特别是从改革开放时期到后冷战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性的“竞争”定义仍然是“发展优先”——即融入国际经济或国际体系，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即使发生重大危机也是如此，比如在台海危机、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或EP-3撞机事件之后。北京当时更广泛的政策本能仍是防止这些冲击重新定义整个双边关系。中国的战略心态当时仍受一个基本假设的影响，即中国需要时间、稳定和进入全球体系的机会来继续其现代化进程，因此重点更多在于避免过早的战略冲突，而非与美国竞争。
这种情况在2010年代末开始发生更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之后。我认为中国许多人将那个时期视为一个转折点。贸易战、技术限制以及华盛顿转向公开将中国描述为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决策者和学者确信，美国的方法不再是参与中的有限摩擦，而是一种更持久的竞争结构。在那一点上，中国的定义开始演变。不再假设只要中国保持足够的谨慎就能避免竞争，想法日益转变为“竞争就在这里，无论中国是否喜欢”。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定义与美国政策话语中的定义仍不完全相同——在美国，战略竞争往往成为组织一切的母概念（贸易、技术、盟友、军事态势、意识形态，甚至学术交流）。在中国，官方定义通常更加谨慎且更具层次。北京通常试图避免完全将“战略竞争”作为双边关系的唯一逻辑，因为从中国视角来看，一旦竞争成为唯一被接受的框架，关系就极易滑向所谓的零和对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国家定义已转向类似于此：“竞争是真实的、长期的、结构性的，但仍应被管理，并防止其主导每一个领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近年来，特别是在半导体限制等出口管制以及北京认为美国日益加强技术和产业围堵的压力下，中国的政策定义变得更加以“韧性”、“自力更生”和“战略耐力”为中心。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焦点不再仅仅是参与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而日益转变为在外部压力条件下生存和适应。
李宜波： 诸如东盟（ASEAN）等中等大国采取了各种“对冲”策略，以管理美中竞争带来的风险。伊朗战争是否增加了这种姿态的难度？例如，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引发了国际能源危机，而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经济体是否正不成比例地承受着这一冲击？
孙成昊： 伊朗战争确实让许多亚洲中等大国的对冲策略变得更加困难，但这并非因为战争突然剥夺了它们的战略自主权，而是因为它改变了对冲的“成本结构”。过去几年，许多中等大国（尤其是东南亚，也包括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一直试图避免在美中之间进行僵化的二选一。它们的基本策略是保留回旋余地，比如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维持与美国的安保关系，并避免让任何一方完全定义其战略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冲意味着“选择性结盟而不进行全面承诺”。伊朗战争并没有让这种逻辑消失，但它使其更难维持，因为它将美中竞争链接到了第三个领域，即能源安全，而这个领域具有即时的物质影响和极高的政治成本。
这对亚洲国家影响更大。例如，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咽喉要道之一。我查阅了数据：国际能源署（IEA）指出，2025年每天有近2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通过该海峡，其中约80%流向亚洲。仅中国和印度就占了通过该海峡原油出口量的约44%，而日本和韩国也高度依赖这些流量。这意味着伊朗战争给亚洲中等大国引入了一层新的压力，因为它们的对冲策略原本是为这样一个世界设计的：即战略竞争虽然严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分离”的。它们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与安全、或者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开。但这种规模的能源冲击让这种分离变得极其困难。
我认为这从三个方面增加了对冲的难度。首先，它加剧了短期战略结盟的压力。当能源价格飙升、航线中断、通胀风险上升时，各国政府就没那么多空间去思考所谓“战略自主”这类长期的抽象术语，因为它们必须专注于即时的稳定，如确保燃料供应、管理国内物价或防止工业中断。在这种时刻，问题不再是“我们如何保留最大的灵活性”，而变成了“现在谁能真正帮到我们”。这自然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各国要么更沉重地依赖美国领导的安全安排，要么依赖中国领导的经济和供应链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危机状态压缩了战略模糊或自主的空间。
第二，伊朗战争暴露了“功能性分离”策略的局限性——即一个国家可以经济上与中国合作、战略上与美国合作，并保持两条路径相对独立的想法，而这一公式一直是东盟式对冲的核心。当一场外部战争触发能源冲击、航运中断或金融波动时，我认为这些政策领域会变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源、海事安全、通胀、海军存在、制裁和供应链开始全面重叠。因此，中等大国被迫进入一个更加整合的战略环境，而这恰恰是对冲策略想要极力避免的。
第三点尤其重要，这场战争强化了亚洲的一种普遍认知，即国际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且整体上越来越难以切割。这不仅仅关乎伊朗，而是多种重叠危机的累积效应——乌克兰战争、供应链安全化、技术管制，以及现在的中东冲突直接反馈到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脆弱性中。担忧不再仅仅是我们应该选哪边，而是外部环境正变得结构性地更加动荡，因此从根本上就更难进行对冲。
话虽如此，我不认为结论是“对冲已经终结”。更准确的结论应该是：对冲正变得更加昂贵、更加针对具体问题，且不再那么从容。
李宜波： 回到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NSS），美国表示希望重新关注西半球，这恰好与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推动“全球南方”合作的野心相重合。这如何改变了美中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互动的地理格局和复杂性？
孙成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最新版的NSS，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新强调西半球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战略空间，这与移民、经济韧性、供应链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你说的没错，中国确实通过贸易、基础设施、金融、开发合作以及北京所描述的“全球南方合作伙伴关系”，深化了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接触。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进入美国的后院”这种冷战式的旧框架。我们看到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正成为一个更加活跃的舞台，中美两国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在这里更直接地重叠。我认为这改变了美中互动的地理逻辑和内在逻辑。
更广泛的全球竞争现在转化为了非常具体的问题，例如：谁来建设基础设施？谁控制物流节点？谁塑造数字生态系统？谁提供开发融资？或者，谁主导关键矿产供应链？谁提供不带太多附加条件的政治伙伴关系？这很重要，因为长期以来，许多人仍认为美中竞争主要集中在东亚，但竞争正日益转向谁能影响全球化的“连接组织”，如港口、能源、矿业、电信、工业、供应链和开发治理。拉美正是许多此类问题的核心。
从中方视角看，与拉美的接触通常不被框定为军事或意识形态项目。它被框定为所谓的“南南合作”或“发展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以及中国全球经济联系多样化的一种手段。北京反复强调在基础设施、能源转型、电网建设、数字经济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协调方面的合作。因此，在中国的论述中，拉美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重要，在象征意义上也十分重要，它是证明中国并未被孤立、且仍能在西方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但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根据2025年NSS文件的逻辑，这一过程日益被置于战略透镜下观察。美国现在倾向于将中国在西半球的经济存在视为可能影响韧性、政治影响力、供应链甚至长期战略准入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西半球在美国战略思维中再次变得核心的原因。
美中在拉美的互动正从孤立的双边项目转变为“嵌入式的战略生态系统”。拉美国家的竞争可能比东亚更具间接性、协商性和“依国家情况而定”。许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正试图做与东南亚国家非常相似的事情——维持多样化的关系，从双方获取利益，并避免被强迫进行僵化的结盟。这意味着美中在该地区互动的复杂性部分在于：拉美国家本身也是战略行为体，正试图最大限度地增加回旋余地。这正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因为与某些亚洲安全背景不同，拉美的关键战场往往不是军事部署优先，而是治理、发展和基础设施的选择，这使得竞争既不那么显眼，但在某些方面却更为持久。
美中在拉美的互动日益与更广泛的“全球南方”政治交织在一起，这很重要，因为许多拉美国家并不主要通过美中竞争的视角来解读世界。它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应对长期的发展挑战、债务约束、工业依赖、气候脆弱性以及在全球经济中不平等的整合地位。因此，当中国把自己呈现为发展或工业伙伴时，这种信息能够产生共鸣，不一定是因为这些国家想要在战略上与中国结盟，而是因为它们想要替代方案。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一地区美中互动的未来可能会由“地方议价条件下的竞争性共存”所塑造。
李宜波： 伊朗战争加剧了人们对拉美能源资源的关注。您如何看待美中两国在应对持续的能源危机时，如何校准各自的地区战略？
孙成昊： 是的，伊朗战争让拉美能源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但我会谨慎地界定这一框架：这不仅仅关乎石油，而是中东的冲击如何促使美中两国不再将拉美视为次要的外交空间，而是将其视为更广泛的能源安全和韧性地图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该地区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拥有碳氢化合物，还因为它拥有液化天然气（LNG）潜力、生物燃料、电力互联机会以及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因此，拉美的战略价值正在扩大，我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校准它们的地区战略。
从美国方面来看，可能的反应可能是更强调“半球韧性”和“可信供应链”。伊朗战争和海峡周边的动荡提醒华盛顿，即便美国自身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低于许多亚洲经济体，全球能源安全仍容易受到遥远咽喉要道的影响，因为美国依然深切关注全球价格冲击、国内通胀、航运中断和战略脆弱性。这就是为什么拉美变得更加重要，它不仅是能源来源，更是更安全的安全区域经济空间的一部分。美国可能会关注以下几点：首先，尝试加强区域能源和工业供应链，不仅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还包括与能源安全和工业竞争力相关的铜等材料。第二，华盛顿可能会更强调基础设施安全，如港口、LNG设施、电网、管道和物流。在伊朗战争背景下，能源基础设施再次被视为战略问题。第三，美国将日益通过竞争的棱镜看待拉美能源合作。换句话说，问题不仅在于一个项目在商业上是否有用，还在于谁资助它、谁建设它，以及它是否扩大了中国在半球的影响力。
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的校准方式会有所不同。北京不太可能主要从军事或安全角度来框定其地区战略。相反，中国会通过我们所谓的“地经缘多样化”（geoeconomic diversification）来做出反应。伊朗战争对中国是一个提醒：过度依赖任何单一的外部能源走廊都是有风险的。因此，从北京的视角看，拉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现供应多样化、降低脆弱性以及构建更具韧性的长期合作伙伴组合的一部分。我会强调中国方式的一些特点：首先，中国可能会优先考虑“长期准入”。这意味着稳定的采购关系、上游投资、基础设施和融资安排，以帮助锁定未来的获取能力。第二，北京对能源合作的定义可能比美国通常的定义更广泛。对中国来说，拉美不仅关乎化石燃料，也日益关乎绿色产业链——铜电池、电网设备、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上可能将这场危机的能源转型侧面视为其优势之一。第三，我认为中国可能会继续通过“发展伙伴关系”和“南南合作”的语言来呈现其地区接触，而非战略竞争，这在政治上对拉美很重要，因为许多拉美政府不希望仅仅被视为地缘政治的工具。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北京可能会偏好“静默深耕”。换句话说，中国可能会尝试深化其在该地区的足迹，而不让其看起来像是对美国的直接地缘政治挑战。
李宜波： 谈到在数字时代构建能源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现在已成为另一个关键的战略资产，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安全脆弱性。中国如何看待国内数据基础设施的韧性？
孙成昊： 在早期阶段，中国的数据基础设施主要是在数字经济语境下讨论的，比如平台、电子商务、智慧治理或智慧城市。但近年来，特别是在美中竞争加剧、技术限制以及人工智能（AI）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一认知框架发生了重大转变。今天，中国日益将数据基础设施理解为经济发展、国家能力和国家安全的交汇点。因此，中国目前在思考数据基础设施时，秉持的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韧性是安全的前提”这一理念。
这其中包含三个关键方面。首先，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一种战略资源，而不仅仅是信息流。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变革。数据不再仅仅被视为支撑数字服务的工具，而是被看作工业升级、人工智能发展、物流、金融和治理的基础性投入。因此，包括数据中心、云系统、跨区域数据网络和计算能力在内的数据基础设施，正日益被视为类似于能源或交通的关键基础设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力投资所谓的“新基建”，包括大规模算力网络和旨在跨区域分配数据处理能力的工程。
第二，中国从系统性角度定义数据基础设施风险，而不仅仅是网络安全角度。在许多讨论中，数据风险主要指向黑客攻击或网络攻击。中国当然关心这些，但其视角更广。从中国政策的角度来看，脆弱性可能源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供应链中断、数据或算力的过度集中，甚至如果数字系统中断，可能放大社会不稳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强调数据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以及加强对数字平台和算法的治理。其目标是减少结构性脆弱。
第三，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基础设施的韧性日益与长期战略竞争挂钩。随着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和安全竞争的核心，数据和算力已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因此，韧性现在涉及的问题包括：关键部门在受到干扰时能否继续运行？数据能否在区域间安全流动？系统对外部投入的依赖程度如何？从这个角度看，韧性不仅关乎保护，更关乎竞争的延续性。这也解释了中国模式中一个在外界看来有时互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中国正在建设更大、更先进的数字系统；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加强监管和国家监督。但在北京看来，这两者是相连的。其担忧在于，缺乏控制的数字扩张会产生脆弱性，而缺乏能力的控制则会限制发展。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现在的目标是同时追求这两者。
李宜波： 在美国方面，技术进步以及对您所描述的“技术政治综合体”的关注，正如何重塑与中国的竞争？
孙成昊： 关键点在于，美国不再仅仅通过企业、市场或创新生态系统与中国进行技术竞争。目前日益显现的是我所描述的“技术政治综合体”——这是一种国家权力、技术资本、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变得更加紧密整合的结构。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改变的不只是美中竞争的强度，还有其基本逻辑。在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认为技术竞争主要由市场驱动；政府可能在边缘进行监管，但企业、资本和创新网络承担大部分工作。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在美国，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业在内的行业，正日益被视为战略能力领域。因此，当我使用“技术政治综合体”这个术语时，我的意思是技术已成为一个核心竞技场，在这里，国家的资本、产业生产和安全战略正日益融合。
这使得竞争变得更加系统化和持久化。如果竞争仅关乎关税或贸易纠纷，理论上可以较快地进行调整；但一旦技术、产业政策、出口管制、金融和国家安全机构全部联动在一起，竞争就变得极难逆转。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美国不再仅仅是对中国的特定行为做出反应，它正日益尝试重构战略环境，使中国在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面临长期约束。这使竞争转向了对“瓶颈”和“赋能性基础设施”的控制。竞争已变成谁控制了咽喉要道，如先进芯片、人工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关键软件层以及围绕它们的规则和标准。因此，美国不仅试图超越中国，还试图重塑技术依赖本身的架构。从中国的视角看，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这意味着挑战不再仅仅是追赶，还在于中国在外部施加约束的条件下，能否继续运行、规模化并保持创新。
“技术政治综合体”正使竞争变得极其难以与国家安全脱钩。过去，商业竞争和安全竞争之间至少还有一些有意义的区别。今天，这种界限已非常脆弱。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先进制造乃至数据基础设施，都被日益理解为具有战略意义或军民两用价值。某个行业越是被视为与安全相关，其相互依赖的形式就越看起来像是一种脆弱性。这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中国方面来看，这强化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信念，即美国不再试图在全球化框架内与中国竞争，而是试图重新设计全球化本身，以保留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战略杠杆。无论华盛顿是否这样描述自己的战略，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认知，因为它决定了中国的反应方式。而中国的反应已经变得非常明确——更加强调自力更生、产业升级、创新和供应链安全。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技术政治综合体”的崛起不仅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也在加速中国自身向更具安全驱动性质的技术发展模式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