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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国 | 越南拟向印度采购超音速巡航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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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华府圈内》提到,由于默茨近期频繁批评特朗普的伊朗政策,特朗普在白宫内部提议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当时白宫官员们感到震惊,不清楚特朗普此言是否当真。但特朗普是认真的,并已兑现这一威胁。五角大楼已宣布,美国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驻德军事基地撤走5000名士兵。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军一轮增兵后的小幅回撤。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后,拜登政府曾增加了驻德美军兵力。而本次撤军完成后,德国境内仍将驻有约3.3万名美军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过去20天里,“已有48艘船被要求改变航向,以确保遵守封锁措施”。更新后的总数较此前报告的44艘增加了4艘。自4月13日以来,美国一直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作为对伊朗在2月28日遭受美以军事打击后开始限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回应。

伊朗军方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很可能”会重新爆发,并称已“为应对美国人任何新的冒险或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罗马尼亚报告称,随着俄军扩大对乌克兰全境目标的远程打击行动,其无人机越境事件以及相关空中警戒任务的频率正在上升,北约战机更频繁紧急升空执行防御任务,盟国领土上也发现了更多弹药碎片。根据罗马尼亚的统计,有四项指标预计将在2026年创下纪录。自2026年初以来截至4月28日,罗马尼亚已记录到7次俄罗斯无人机侵犯领空事件、11次在境内发现弹药残骸,18次“空中警备”(Air Policing)战机紧急升空任务。这些事件是俄罗斯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乌克兰地区发动25次攻击的结果。仅今年前四个月的这些数据已接近2025年全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MAGA阵营希望给AI设置护栏。特朗普一直将其AI议程重点放在快速发展、减少监管上,但据最新民调显示,他的大多数选民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立场。在2024年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希望政府要么对AI行业实施严格监管,要么至少制定总体原则供企业遵循;只有13%的人认为政府应完全退出AI监管、交由市场决定。这部分选民在AI发展的必要性问题上意见不一,有2%的人认为利大于弊,另有42%的人认为弊大于利,其余16%表示不确定。AI取代人类工作的风险也是共和党内部的重要分歧来源: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担心AI消灭的岗位将多于创造的岗位,不过在特朗普的非MAGA选民中,这一看法的比例更高(51%),而在MAGA选民中的这一比例为42%。

这一民调结果表明,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AI正成为共和党日益关注的问题,这可能会对推进白宫颁布联邦AI框架构成潜在阻碍,该框架旨在推动特朗普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优先事项,而这一提议本就已面临民主党的反对。

 

古巴裔美国人历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特朗普,但这一点可能会因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政策立场而改变。在佛罗里达州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古巴裔美国人群体正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推翻古巴现领导层,他们将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视为一个信号,表明他可能敢于采取其前任未曾采取过的行动。但这种期待正与特朗普政府在古巴问题上释放出的混乱信号发生冲突。尽管特朗普政府官员也表示,一些古巴高层官员需要下台,但他们传递出的整体信息是,彻底的政权更迭可能仍需等待。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总体上优先考虑美国经济利益,而非人权和民主。今年1月,特朗普虽然派兵掳走了马杜罗,但以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为交换,保留了委内瑞拉政权的大部分架构。在伊朗问题上,尽管特朗普起初也表示希望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但后来也淡化了这一立场。如果类似结果出现在古巴,预计难以让古巴侨民群体满意。此外,特朗普的打击移民政策也波及到更广泛的古巴侨民群体,放缓了对古巴人合法移民申请的审批,也加大了对近年来抵达美国的古巴人的驱逐及执法力度。

 

据美联社对法院记录的一项最新查阅发现,在法官下令阻止特朗普政府行动的案件中,特朗普政府至少在31起诉讼中违反了相关命令,占此类案件的八分之一,前所未有地展示了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挑战。当前,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方面抨击“激进法官”,试图削弱司法机构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又公开承诺将遵守法院命令。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总统的整个政府正在依法推进‘美国优先’议程,这是他当选时所承诺实施的政策。”

 

据《今日印度》报道,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就任后,预计近期会访问印度,并可能会与印方签署“布拉莫斯”导弹协议。拟议的一揽子协议包括用于海岸防御的岸基“布拉莫斯”导弹系统,以及相关培训、后勤和首批导弹交付,价值约580亿卢比(约合7亿美元)。如果这项协议最终敲定,越南将成为第三个列装印俄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东南亚国家,也将成为越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之一,显示其正在推动提升其在南海的海上威慑能力。

 

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Spirit Airlines)在运营三十多年后,于周六上午宣布即日起开始有序停运,所有航班立即取消,客服也不再提供服务。本周早些时候该航空公司与白宫的援助谈判破裂,再加上美国对伊朗战争导致燃油价格上涨,使这家本已走下坡路的航空公司额外增加了1000万至1500万美元的成本,只有“死路一条”。该航空公司的命运在周四晚间就已决定,当时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与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戴维斯进行了15分钟的通话,二人一致认为,这家廉价航空公司已经没有其他出路。

李成:美国的“战略家时代”已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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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内容根据李成教授在2026年4月17日“APEC中国年·大湾区学术圆桌会:引航亚太开放合作”活动上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原文发表在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微信公众号。)

我想围绕外交、治理与战略三个议题,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对中美两国的观察。我所感受到的这些“对比”与“反差” 恰好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发展轨迹。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离开上海赴美读研,此后在那里生活、学习、工作了38年。约三年前,我来到香港工作,并落户粤港澳大湾区。正是这段跨时空的行走,让我对中美各自的变化,对目前两国外交、治理与战略等关键理念的认知差异,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变局影响,都有了更直接和切身的体会。

外交:中美的“此消彼长”

首先是“外交”层面。2026年是中国外交的大年,也是APEC中国年。过去几年,中国外交奋发有为。体现在高层交往的密集与务实推进,尤其是各国首脑频繁访华,西班牙首相甚至在短时间内四次来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更主动、更清晰、更负责任地发声。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担当持续提升,无论是国际援助还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更为突出的是积极牵头创建了一批新的国际组织,如半年前在香港建立的国际调解院,以及近期在京沪成立的世界数据组织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但美国外交则是另一番景象:频繁退群、取消承诺、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相继被关闭或大幅减员,单边主义抬头,以霸凌逻辑替代规则精神,以“丛林法则”冲击国际秩序,甚至对友邦的领土安全发出威胁,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与许多北约盟国公开“口水战”。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所领导的西方传统联盟体系就已经处于持续透支的状态了。过去一年多,美国外交手段的运用程度之低、投入之少更让世人惊讶。而今,北约越来越像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制。沿着这一趋势发展,它将在未来十年里进一步空心化,甚至有可能像不少北约国家领导人包括特朗普本人所言,走向彻底终结。一位美国的前资深外交官曾感慨:“(美国)外交似乎已被束之高阁。”

治理:美国治理理念已经“退场”

其次是“治理”。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到世纪之交,“治理”(Governance)曾是美国政治和外交精英最常挂在嘴边的热词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前总裁、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当年曾说:没有哪个词比“治理”更重要了。可现在再看,这个词几乎从美国的公共话语体系里消失了——除了一些NGO,如盖茨基金会,和一些学者还在沿用,政客层面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很少再谈及“治理”了。这不仅是一个词的丢弃,更是一种理念的退场。这与特朗普总统内政外交的决策方式及其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多边机制的轻蔑态度,本质上一脉相承。其背后都是同种反治理、反制度化建设、反长期主义的行为模式和逻辑。

与此同时在中国,“治理”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概念、观念和理念。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还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议”,本质上都在回应一个问题: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把合作变成机制,把共识变成规则,把风险变成可管理的议程。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也成为了治国理政的核心工程。

战略:美国战略的高度“个人化”和“情绪化”

最后,我尤其想讲的是“战略”。几个月前,美国发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国内媒体与智库高度关注。在我看来,这份报告更像是几个团队勉强拼凑出来、充满内在矛盾的文本。特朗普本人都未必会看——因为不过是把他偶尔随口讲的几句话就奉为“战略”圭臬强塞进来。媒体报道最多的即所谓美国正在回到门罗主义”,但这恰恰证明了一种误读:门罗主义谈的当然是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可伊朗并不在西半球。

对“门罗主义”或所谓“唐罗主义”的讨论掩盖了真正的核心问题——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以及所谓的“美式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份报告背后的真实运行方式和它的肤浅。我在美国工作的最后几年,无论是在与布鲁金斯学会还是在隔壁卡耐基的学者们的交谈中,我听到的判断都几乎一致:美国没有战略,只有情绪。

制定有效的宏观战略从来不是易事。它通常需要考虑四个基本要素:1)准确了解你的竞争对手,既不夸大挑战或威胁而陷入耸人听闻的陷阱,也不低估竞争对手的实力而自鸣得意;2)明确你的目标,包括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以及对自我能力的客观评估;3)在国内达成共识并建立国际联盟,并使其得到广泛支持;4)在利益交汇时与竞争对手合作,始终保持外交机制畅通,以避免灾难性局面。一一对照下来,显然美国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缺乏像样的对华战略框架。

广而言之,美国的战略缺失不是个别和短暂现象,是普遍与长期问题。美国的著名外交官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曾主管国家情报工作,也做过驻沙特大使。 他最近直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丧失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

这种“战略失能”,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可以从许多“魔鬼细节”里看出来。一位资深参议员连伊朗人口有多少都搞不清楚,就极力主张对伊动武;国防部长连东盟有多少成员国都不知道,却频繁谈“印太”战略;特朗普本人及其顾问还说过“中国没有风能”这种常识性错误。可事实是,中国风电装机与产业规模都冠绝全球。战略不是口号,战略的前提是基本事实;连事实都不掌握,谈何战略?

美国学界与政界的集体失能造成失序

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战略失能”与学术界的短视与固步自封也不无关系。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迁,与美国经济学界长期鼓吹的理论取向有关。主流经济学家对造成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社会撕裂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今天想把制造业“请回家”,谈何容易?反观中国,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保住了制造业根基,这恰恰体现出一种更稳健的政策理性与长期发展的战略智慧。

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学界至少还能在模型里解释现实,政治学界的问题可能更糟糕:当美国内部乱象丛生、特朗普现象成为时代症候时,许多学者仍忙于对他国指手画脚,却回避追问美国失序”的病根在哪儿。用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话说,在美国无论政治学还是经济学,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误差,而是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偏航。

当然美国不是一直如此。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几位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家。在我看来,其中有三位对美国20世纪的强国地位贡献尤其巨大,分别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2023)。 我有幸与这三位大战略家生前都有过往来,亲身见证、领悟了他们的睿智。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时,曾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生活的乔治·凯南有过一些短暂接触。后来我到汉密尔顿学院任教时,他还给我推荐过他的学生申请教职。乔治·凯南为美国制定了“遏制战略”。他明确提出冷战的概念,尤其要避免军事上的热战。因为他判断苏联终将因自身问题而走向崩塌,因此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与苏联直接开战。凯南这种战略克制与长周期思维,影响了美国几代决策者。

布热津斯基曾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我2006年到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工作时,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直到他2017年过世。我2009年在华人团体百人会担任副主席时,还非常荣幸给他颁发过中美友好贡献奖。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写下了《大棋局》。这部战略领域的杰作提醒美国:赢了冷战并不意味着危险消失;而最大的风险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在共同需求下走到一起——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与文化相同(它们并不相同),而是因为共同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美国。由此,他认为对美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这三者结成合力。可悲的是,后来拜登总统在民主对专制”的极化叙事下,把俄罗斯、中国、伊朗推向同一侧;特朗普总统任内对伊朗大动干戈,更是让布热津斯基当年的警告以更尖锐的方式被验证。

最后一位是我的恩师基辛格。基辛格九十多岁时,开始学习人工智能,在他后期对我的教诲中谈得最多的也是AI时代战争形态如何演变、技术如何重塑威慑与稳定。当我现在看到俄乌冲突中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以及美以伊战争精准打击能力的提升,我会想到他对人工智能时代战争的敏锐与前瞻。他不太用“G2”这个词,但他强调“两超并立”:在人类现代史上,很少出现两个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大国长期共处。所以,他从不认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相信中美应当共同发展;除非有一方犯下一连串重大错误——他当时更担心的是美国——否则这种格局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一个百岁老人早已看得如此犀利透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担心的情景正逐步成为现实。拜登执政时,从未与他会面,这件事始终让他耿耿于怀。但拜登政府至少接受了基辛格的警世箴言:在AI时代,中美要确保由人来掌握核武器的最终控制权——这也是2024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

结论:迈向开放自信的中国

回到中国自身,我想要说的结论是:中国要更开放。美国真正成功的年代,就是它开放、包容、自信的年代。那些塑造过美国外交黄金时代的战略家,本身就是开放时代的产物:乔治·凯南有深厚的国际历练,甚至在欧洲坐过牢;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长于加拿大;基辛格的生活经验,更是从他显著的德国口音里就听得出来。正是在那个开放的年代,美国凭借包容与海纳百川,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智慧,也因此拥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

但今天的美国,已很难称得上自信;反之,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信。而越是在这样的历史对照中,我们越要把自信落实为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国需要提出面向全球的外交、治理和战略等方案,提供更多能够被国际社会使用、信赖、受益的公共产品。

推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突破性更新,把理论从旧叙事中解放出来,回应新时代的现实命题,在大变局中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探索新型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中国政府干预Manus收购案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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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7日,中国国家发改委旗下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发布公告,正式作出禁止投资决定。中方要求 Meta 撤销对 Manus 约 20 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并要求双方撤回已达成的交易协议,将 Manus 的技术、数据及人才资产恢复至交易前的状态,Meta 必须停止在现有工具中使用 Manus 的相关算法。

Manus成立于2025年初,创始人为肖弘和季逸超,其前身为中国初创公司“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被誉为全球首个“通用 AI 智能体(GAI Agent)”,因其强大的任务执行能力在业内极具影响力。

在获得美国风投(如 Benchmark)支持后,Manus 于 2025 年年中将总部迁往新加坡,并大幅裁撤中国国内团队,仅保留核心技术人员。2025 年 12 月,Meta 宣布以 20 亿美元完成收购。由于 Manus 已经变为“新加坡公司”,Meta 认为该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尽管 Manus 已完成身份转变,但中方监管机构认为其技术根植于中国,此举涉及核心技术外流。中方认为 Manus 属于利用中国工程师和基础设施开发的关键 AI 技术,其跨境转移必须接受中国的安全审查。监管机构担心“并购式招聘”会导致顶尖 AI 人才及底层算法被美方完全掌控。

业界将 Manus 的做法称为“新加坡洗白”(Singapore Washing),即通过变换注册地规避监管。中方此次干预被视为对此类模式的严厉警告。胡锡进将这种“创始团队是中国人、技术源自中国、通过搬迁总部到新加坡来完成外资收购”的行为形容为一种典型的“金蝉脱壳”。

Manus 的搬迁并非“全员撤离”,而是一次精简后的重心转移。核心算法和研发能力通过 40 多名精英迁往海外。国内实体(北京蝴蝶效应技术公司)基本关停或处于休眠状态。绝大多数中国国内员工约 80名(约占原团队总数的 70%)在 2025 年 7 月左右被裁减。据报道,由于当时融资顺利(获得 Benchmark 领投),公司提供了较为优厚的补偿,包括 N+3 或 2N 的赔偿方案。截至 2026 年 4 月,已有超过 100名员工(包括在新加坡本地新招聘的人员和原核心班底)被整合进 Meta 的新加坡办公室。

中方干预的法律依据主要涉及《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监管机构的逻辑如下:Manus 的核心算法(尤其是针对通用任务的推理和拆解能力)是在中国境内研发完成的。在 AI 领域,“人”就是技术本身。Meta 的收购本质上是“并购式招聘”(Acqui-hiring)。肖弘和季逸超是 Manus 技术的唯一持有者和核心开发者,如果肖弘和季逸超两人入职 Meta 并在美国或新加坡继续开发,等同于中国核心 AI 技术的变相流失。

 

肖弘和季逸超 在搬迁后主要在新加坡办公。但在 2026 年 3 月,两人在回国配合监管审查期间被限制离境,目前虽可在境内自由活动,但无法返回新加坡。

Manus的两位创始人极具传奇色彩:

季逸超(Peak Ji),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与技术天才,被公认为该项目的底层技术大脑。他在技术圈的名气极大,12 岁自学编程,被视为“天才型选手”。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因独立开发“猛犸浏览器”而在技术圈成名。2011年(高中阶段),他独自开发了猛犸浏览器(Mammoth),包揽了设计、开发、美工和运营。该产品获得了 Macworld Asia 特等奖,他因此被称为“神童程序员”。2012年,他在真格基金(徐小平)和红杉中国的支持下创办了 Peak Labs。2019年左右,他推出了 Magi 知识搜索引擎。与传统搜索引擎不同,Magi 能够像人类一样理解网页文字,并自动提取信息构建成“知识图谱”,实现知识的可溯源。

Manus 强大的自主搜索和逻辑推理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季逸超在 Magi 时期积累的“非结构化数据处理”和“知识抽取”底层技术。在 Manus 团队中,他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大模型的架构设计、推理算法的优化。Manus 之所以能超越 OpenAI 的类似产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多年积累的自主研发搜索与知识处理技术。

肖弘(Xiao Hong),为公司的创始人与产品架构师,不仅是 CEO,也是一名资深的全栈开发者和产品专家。肖弘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在大二期间,他就通过开发微信生态工具(如校内漂流瓶)赚到了第一桶金。他曾创办“壹伴”(微信图文排版工具)和“微伴”(企业微信 CRM),后来这两款产品都被高价收购(买家包括知名独角兽公司)。

2023年,他创办了“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推出 Monica.im。这是一款 AI 浏览器插件,最初被视为“大模型套壳”,但肖弘将其做到了极致——集成了翻译、搜索、总结等全方位功能,全球用户量迅速突破百万,获得过腾讯和真格基金的投资。肖弘的信条是“套壳到极致就是胜利”。他深知如何将复杂的技术转化为普通用户能用的工具。Manus 正是基于这种对“任务执行(Agent)”的深刻理解而诞生的。

肖弘主导了 Manus 的产品逻辑与 Agent(智能体)执行流程。Manus 能够像人类一样自主操作电脑、处理复杂任务(如订票、分析财报),其背后的工作流架构和工程实现主要由肖弘及其核心团队完成。

肖弘代表了中国互联网最强的产品敏锐度和工程执行力。季逸超代表了中国最顶尖的底层技术原创力。正因为两人有着如此深厚且互补的背景,Meta 才会开出 20 亿美元的天价。但也正因为这种背景,中方认为 Manus 的技术灵魂深植于两人的多年积累,无法通过简单的公司搬迁或更改注册地来实现“脱钩”。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与很多 AI 领域的精英创办人不同,肖弘和季逸超是极其罕见的“纯国产”背景的天才。

根据公开资料和媒体报道(如真格基金的公开说明),这两位核心人物均没有长期的海外受教育或工作背景。他们是典型的在中国本土教育体系和创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技术领袖。

肖弘是纯正的“华科系”创业者,他是江西吉安人,2011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HUST)软件工程专业。他的整个高等教育都在国内完成。大学期间就开始在武汉和北京创业。毕业后他放弃了保研和进入腾讯、阿里等大厂的机会,选择了全职创业。他的职场起点是从武汉的民居和大学孵化器开始的,主攻微信生态工具(如壹伴、微伴)。

季逸超幼年留美,但教育重心在国内。他 1992 年出生于北京,虽然幼年曾随父母短暂居住过美国,但小学二年级就回到了北京。他随后就读于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并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期间曾因创业休学)。坊间曾传闻他高中毕业时获得了美国名校的录取和奖学金,但他最终选择留在国内读大学。他在 2012 年(20 岁)就获得了红杉中国和真格基金的投资,成立了 Peak Labs 实验室,其职业生涯完全扎根于北京。

由于两人没有海外名校或硅谷大厂(如 Google、OpenAI)的背书,Manus 的成功被视为中国本土 AI 原始创新的证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们试图将技术和公司“打包”搬往新加坡并卖给 Meta 时,会引发如此大的监管震动。

正因为他们从研发资金(早期真格、腾讯投资)、教育培养到数据土壤全部来自国内,中方监管部门在审查时更有理由主张:这项技术的“出生证”是中国,而非新加坡或美国。

简而言之:他们是两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天才,用最“硬核”的本土技术敲开了硅谷顶级巨头的大门,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个人去向和技术归属已不再仅仅是商业问题,而变成了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股市为何却一路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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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从美国股市基准指数标普500指数目前所处的位置来看,2月底美伊冲突最严重阶段以来,美股已经完全抹去跌幅,并转为上涨。目前,标普500指数今年迄今已上涨近5%很难相信美伊紧张局势仍然脆弱,也很难相信美国油价仍徘徊在100美元/桶附近。

《腾讯网》称之为“史诗级反弹”。

如今,汽油价格远高于每加仑4美元,停火谈判陷入僵局,航空公司警告称航空燃油即将耗尽。因此,股市却创下历史新高,这确实令人费解。

CNN今天发表长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我们都误解了市场》。文章指出:媒体一直以来都将时事与股市表现联系起来——在新闻直播期间,屏幕底部会显示一个小小的“道琼斯指数”图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把股市看作一面镜子。但股市并非镜子,而是一个预测引擎

文章承认,市场存在风险,股市预测也往往会出错。和平谈判并非几天或几周就能完成,而是需要数月时间。在谈判进行期间,伊朗并未表现出开放海峡的紧迫感。与此同时,供应链再次面临压力,如果海峡继续关闭,供应链可能在今年夏天断裂。短缺可能导致物价飙升。给本已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注入更多不确定性,可能会使其陷入衰退。但文章认为市场对此心知肚明,投资者只是认为风险已经恰当地反映在股价中了。

企业盈利强劲,人工智能正推动科技投资的蓬勃发展,经济也保持稳健。花旗经济惊喜指数(衡量经济实际表现与市场预期相比的优劣程度)一路飙升,创下近二十年来最长连涨纪录。

当前正值 2026 年第一季度财报季,标普 500 指数成分公司的盈利表现极其强劲。 约 83% 已发布财报的公司盈利超出华尔街预期,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以英特尔(Intel)、亚马逊(Amazon)和 Meta 为首的科技巨头利润大幅增长。尤其是英特尔,其股价近期突破了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峰值。投资者认为,AI 带来的产业转型和效率提升,其长期价值超过了局部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风险。

华尔街分析师指出,美国股市对美伊冲突的敏感度正在下降。美国目前作为净能源出口国,相比高度依赖进口的欧洲和新兴市场,对高油价(目前约在 100-110 美元/桶 波动)的抵御能力更强。当中东局势动荡且欧洲经济因能源冲击受挫时,全球资本倾向于流向相对安全的美国市场,寻找优质资产。

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市场情绪往往具有前瞻性。美国政府释放出的信号(如称伊朗仍有达成协议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投资者,防止了恐慌性抛售。此前达成的两周临时停火协议为市场争取了观察期,投资者普遍认为即便谈判艰难,双方仍有动力避免全面战争。

地缘政治风险不仅带来了波动,也创造了局部收益: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及油价上涨影响,能源板块在 2026 年至今涨幅已接近 40%,有效抵消了其他板块的跌幅。冲突预期也支撑了军工股的估值。

股市走高,是否说明美国在发战争财?

战争往往伴随着油价飙升(目前已突破 110美元/桶)。冲突导致的能源紧张让美国页岩油企业和能源巨头(如埃克森美孚)利润暴增。过去油价上涨对美国是利空,但现在作为能源出口大国,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能从高油价中获益,这种“内部对冲”让美股表现优于高度依赖进口的欧洲和亚洲股市。

不可否认,美伊冲突确实为美国大型国防承包商带来了巨额订单。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RTX(原雷神)和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等巨头获得了数以十亿计的国防部补充合同。

特朗普政府不仅在向中东部署武力,还提出了高达 1.5万亿美元 的国防预算提案。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中直言,当前的政治环境是公司的“黄金机遇”。

尽管军工股走势强劲,但它们在标普 500 指数中的权重远不如科技龙头(Big Tech)。目前美股创历史新高的主要驱动力是科技股。

2026年第一季度,科技板块的盈利增长率预计接近 20%。投资者目前对 AI 基础设施的信心盖过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即便没有中东冲突,在强劲财报的推动下,美股依然有很大概率走高。

从市场逻辑来看,投资者确实在定价中计入了“特朗普式外交”带来的博弈优势。股市的走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尔街认为现任政府在处理美伊冲突时,已经掌握了某种程度的战略主动权

市场最恐惧的是“不可控的全面战争”,而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现出的策略被投资者解读为“高强度的可控博弈”。市场并不关心封锁是否能让伊朗“屈服”,它只关心封锁是否能将冲突“局限化”,只要不演变成波及全球的全面战争,资本就会继续追逐技术红利和能源红利。

特朗普倾向于通过极度严厉的经济制裁、海上反封锁和精准的战术震慑,而非大规模地面介入。这种“外科手术式”的主动权让投资者相信,美国可以实现在不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消耗伊朗的国力。

特朗普一直强调美国石油的绝对主导地位(Energy Dominance),这被视为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物质基础。凭借美国目前庞大的页岩油产能,政府有能力在封锁伊朗的同时,协调盟友(如沙特)或通过释放战略储备来对冲油价。只要油价不失控到拖垮美国消费,能源价格的上涨反而会增加埃克森美孚等能源巨头的盈利。股市上涨是在奖励这种“能源自给”带来的地缘政治韧性。

杨念群⻩⾊事件破的是⽂科的防、揭的是读书⼈的痛

编者按:本文2026年4月28日由微信公号“边城记”发布,作者是Deaudo,文章已被删除。本文根据一位读者提供的pdf转成文字。 微信公号“学术批评网”也发表了题为“学术大佬情色史”的文章,也被删除。那篇文章提到之前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女博士常艳揭发的事。那篇读起来跟小说一样的实录导致了衣俊卿政治和学术生涯的终结(点击【这里】下载《编译局言情录》: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该文还提到美国高校如何限制师生恋及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

开房事件后,本⼈曾与杨某在不理性情况下互相当⾯攻击,仁 本⼈称:“你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

杨某回应:“你不也什么都吃得下。 ”

本⼈回应:“对,就吃得下你。 ”

杨某与本⼈攀⽐, “就你能找到⼩鲜⾁,我找不到美⼥?”

我是4⽉24⽇中午左右收到那份PDF的,下午还是傍晚有多出了⼀份。细节之细、情节 之⻩,以⾄于⼀时根本⽆法消化吸收,⽹友说像读《⼈妻约会指南》,那些⽂字,更像 动物园雄竞雌竞⼤观的经典,留给精神分析学家去分析吧。我喂给AI总结了解了⼀个⼤ 概。意思是说,60多岁的杨念群,和⼀个可以当他⼥⼉的年轻姑娘好上了,然后两⼈开 始了⼀段甜蜜⼜痛苦的恋爱,各种雄竞和雌竞。但如果事件⽌步于此,那也仅仅是⼀段 ⽼夫少妻的恋爱。关键是这种雄雌相竞,和杨的邮箱的⾃动登陆,让这位姑娘发现了⼀ 个惊天的秘密,揭开了杨从00年代开始的各路后宫的雄竞雌竞,以及杨利⽤学术权⼒为 这些学术后宫。最新的⼀位、清华的颜荻,还是和这位姑娘同⼀个时间段的。这让姑娘 接受不了了,她把所有细节和诉求都爆了出来。

不管怎么说,姑娘是有勇⽓的,也是勇敢的,因为她挑战的是⼀座有形的⼤⼭,以及⽆ 形的⼤⼭。杨念群⼀直⾃称是历史学界的吴彦祖(原话是历史学界最帅),但这次,他 从历史学界的吴彦祖变成了历史学界的陈冠希。对于⽂科界尤其是历史学界来说,更像 当年陈冠希事件对公众的冲击。PDF传得沸沸扬扬,但看不⻅任何回应,。三天过去 了,既看不到当事⼈的回应,也看不到官⽅的回应,还看不到⼥拳们的暴击,更看不到 正式媒体或者⾃媒体的报道。微博微信都是⻛平浪静,甚⾄⽹络搜索都看不到⼀点点痕 迹。PDF⽂件在微信的传播都被设限,⼩红书和⾖瓣偶尔冒出的三⾔两语,也要以YNQ 等等替换,有的⼀会⼉就消失了。杨念群成了⼀种不可⾔说的禁忌,杨念群的⻩⾊事件 ⼜像极了清朝的那场叫魂。难道杨背后有⼤⼭罩着,有⼈护短?

没⼈敢护短的。坊间流传的⼏分尺度过⼤,⼀段段证据确凿的指控,让⼈看了⽆论如何 都会觉得这不是泼粪、这不是栽赃。要说官⽅没反应,肯定是有反应的。清华和⼤⼤先 后撤下颜荻和杨的官⽅主⻚即证。中⼭⼤学博雅学院的旧公号把有颜荻结婚照的那篇帖 ⼦设为隐私限制传播也证明它们在⾏动。但为何鸦雀⽆声?

从我个⼈的反应,以及对学⽣们的反应的判断来看,我觉得这是击中了⽂科、⽂科⽣、 ⽂⼈、读书⼈们的痛。杨念群⻩⾊事件,对于⽂科来说,不是晴天霹雳⽽是雪上加霜的 时刻。AI技术的发展已经对17世纪以来的⽂科和⼈⽂主义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中、⼤学选科的趋势,也让⽂科未来成为⼀个需要彻底思考的问题。

⽽杨念群和颜荻,本来是作为⽂科,或者说⼈⽂主义教育的师和⽣的最后两道防线的象 征存在的。也就是00年代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后,如何⽴⾜于中国传统、吸收⻄学,建设 ⾃⼰的⼈⽂学和⼈⽂教育。现在,他俩,都以为⼀种娱乐化的⻩⾊绯闻事件,消解了这 种象征意义。

我倒不觉得他有阴谋,从学界既往对他的评价,以及这PDF⽂件暴露出来的他,是⼀致 的,那种极度⾃恋、童⼼未泯、⾃私的⼈格,这些都没问题,每个学术⼤家都有⾃⼰的 癖好。此外,他魅⼒超群、吸引了很多年轻⼥学⽣的喜欢。有⼈投怀送抱,有⼈各取所 取。这些也都⽆妨。

关键是,刘揭露了另⼀⾯,杨利⽤了学术权⼒为这些后宫佳丽输送学术利益。可能这些 利益在那些不要脸的⼤佬来看简直不值⼀提,⼀般的⼤佬,到此为⽌,可能忙于维护学 术权⼒,繁殖学术后代了。但杨不是,杨还不是不断的介⼊公共议题,维持⼀个鲜活的 形象,并且,他维持的⼈⽂主义⽴场,是中国学界和社会所缺的。这是他完美的地⽅。 现在,这个完美⼈设塌房了。

你想着,⼀个⼏乎00后,可以叫他爷爷的⼥孩,和他谈恋爱,玩游戏,亲亲我我,⼀个 微信号⾃称是湘潭⽼杨的⼈,发出那些可能年轻男⽣都说不出的话,这些,放到公众的 聚光灯下,谁也接受不了吧?更接受不了的是,把他从00年代开始到现在最新的各种后 宫佳丽都曝光了,⼀个个为他争⻛吃醋。他变成了⼀个渣男,⼀个时间管理⼤师。⼝⼝ 声声的博雅教育,⼈⽂教育,都变成了他私⼈的⼈性最兽性的那部分的良种场,选妃殿。⽼百姓能接受得了的吗?你们⽤的可是公家的钱!

如果说杨念群是⼀个极端⼈设的塌房,清华颜荻是另外⼀个极端⼈设的塌房。2009年⽢ 阳在中⼭⼤学创办博雅学院,追求中⻄⼀体的⼈⽂通识教育,当时是引起巨⼤的争议 的。各⽅顶着争议,给他开特区,创造了⼀⽚实验地。颜荻是这场实验的第⼀批对象也 是结成他们设计的成果的第⼀个硕果,颜荻从中⼭⼤学本硕,到剑桥⼤学古典的博⼠, 再到清华新雅博⼠后和副教授。看她过往的微博⽣活记录,⾖瓣⼩号的学习,是⾮常勤 奋的。看博雅给她发的2016年左右的结婚照,也是众⼈⻅证的⾮常幸福的⼀对。但今 天,她的形象在⼏份PDF中变成⼀个争⻛吃醋的后宫妃⼦,浪荡的⼈,这这些学术⽼登 给她设计的形象,以及她维护的⼈设,都相差了⼗万⼋千⾥。

⼈性中天性的那部分暴露在⽕线之上,最终⾃⼰成了牺牲品。

还有那位社科院沈巍的形象,不也是牺牲品吗?甚⾄可以说是第⼀代牺牲品。简直就是 《红楼梦》⾥最惨的奴⾪,主⼈的奴⾪和⾃⼰⼼身的奴⾪。⽽她2004年和杨合作的那篇 访谈,⼜是今天多少⼤佬的惯常模式?这种模式后⾯,⼜有多少没有被掀开的丑闻?

所以,我说,杨和颜,代表的不是他们⾃⼰,是把⽂科最后的斯⽂和体⾯给撕扯掉了。 象⽛塔除了变成竞技场,还是⽃兽场。⼀头头野兽在luo奔。

或许是⽢阳08-09年的那次争议,以及后来⽢阳被年轻教师扇了⼀个巴掌的事件,印证 了今天的后果。08年前后开始的博雅教育,刚好中了对⼿的假设,成了少量精英维持⾃ 身学术权⼒和繁殖的⼯具,让⽂科、⼈⽂学成了封建学阀主义的代名词。

现在⼀般的⼤佬都是明着不要脸,明着争权夺利养后宫的。但是这个圈⼦,是明着要各 种脸的,中国的脸,⻄学的脸,都要。但万万没想到的,他们背后也是⼀样不要脸,关 键是,不要脸,还是先把⾃⼰洗脑,洗成⾃⼰是少年、是哥、是公⼦、是公主,总之,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没错,永远不⽤负责。

对⽂科只看业务,不看⼈品。杨⽤的是⼀种传统⽂⼈的为⼈处世,他觉得这⽆所谓。但 是现在其实已经⾛向⼀个职业化了。这种职业化带来的问题是国家需要思考的。

对于国家来说,需要警惕的是两个问题。⼀个是⽂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之后,⽂ ⼈已经没有⼈,变成了专家、智库或者流⽔线上的⼀颗螺丝钉。虽然职业化本身,会让 ⼈的⾯貌变得很⽆聊,但是职业它有它的规范,⾄少要遵守那些规范的。但是,杨这种 刚好介于两种之间,他⽤他的职业获得他做⽂⼈的⾃由跟好处,这种⾃由触犯了这种红 线。你是普通⼈,你是作家,诗⼈,艺术家,这么搞都不是问题,但你是国家单位⼈ 员,有约在先,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第⼆,加⼤扶持⽂科发展,没有让⽂科获得解放,反⽽加速了这种封建学阀主义。赢家 通吃,⼤佬垄断⼀切。少数⼤佬为了维持平衡,或者出于良⼼,要么离开这套权⼒机 制,要么维持着微妙的体⾯。⼤家都像在⼤象的房间⾥的⼈,明明知道这套机制不可持 续,但每个⼈为了⽣存、为了体⾯,都在睁眼说瞎话。

要打破这种平衡,指望学术⽼登吗?杨念群已经是相对来说最良⼼的学术⽼登了,他都 塌房了,指望谁?指望年轻⼈吗?颜荻够纯⾎了吧?够完美的经历了吧?还是研究希腊 的⾃由哲学的,不是照做后宫吗?男的呢?后宫是没资格了,做徒⼦徒孙。

更困难的是,国家很难从源头上改⾰机制介⼊,完全数字化考核吗?那⼲脆不要⽂科 了。完全不管⽂科、让它回归⾃由市场吗?科举废除的时候⽂⼈对清廷的反作⽤的历史 教训还是⼀百多年前的事。

最新的流传的是,两个⼈都离职了。我觉得对杨念群来说是好事,他本身就是⼀个⾃由 ⼈,回归⾃由市场、靠读书写字挣钱,没⼈说他的,他要⽐翼双⻜,还是 3P4P10P,或 者五年三百次还是五夜三⼗次,后宫佳丽三千,那都是他个⼈⾃由。他们要做露⽔鸳 鸯,就回到⼭林去做野鸳鸯吧。

⽂科需要在极端的数学化、科学化、技术化,和捍卫⼈的尊严与价值之间,找到新的主 体、新的平衡。

纽时:美伊冲突外溢冲击访华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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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4月30日刊文指出,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正面临新的复杂变量。文章认为,这一原本旨在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重要访问,如今很可能被战争外溢的经济与安全影响所主导。

文章写道,特朗普日前表示愿意维持对伊朗航运的封锁,直至伊朗满足美方要求。这一表态几乎意味着,在他两周后抵达北京时,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而这正是特朗普此前试图避免的局面——他曾因此将访华行程推迟数周,希望在战争迅速结束后再展开外交行动。

文章分析称,这一变化打乱了白宫原本的外交节奏。早在冲突初期,特朗普政府内部普遍认为,通过一场短期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接受核协议,不仅可以展示美国实力,也可对中国形成战略震慑。然而,随着局势演变,这一判断已被证明过于乐观。

文章指出,如果特朗普按计划于5月中旬访华,双方讨论的重点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尤其是能源价格飙升及全球供应链压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多次表达对当前局势的关切,强调应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畅通,称这符合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不过,文章认为,美方当前策略与中方立场存在明显分歧。特朗普近期公开称赞对伊封锁“完全有效”,并将其视为迫使伊朗让步的关键杠杆。白宫方面也强调,这一措施增强了美国在谈判中的优势。

与此同时,文章提到,美国政府对军事与经济施压效果的不满正在加剧。尽管美以对伊朗进行了持续数十天的打击,并通过海上封锁试图进一步施压,但伊朗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妥协迹象。相反,德黑兰采取了对等策略,在波斯湾形成反制,使地区航运风险持续上升。

在外交层面,文章称,伊朗曾提出以重新开放海峡为条件,暂缓核问题谈判,但未被特朗普接受。美方坚持认为,只有在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的前提下,协议才有可能达成。

文章还指出,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正在对决策形成约束。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期限即将到期,而部分共和党议员已对延长授权持保留态度。同时,油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也令执政团队对长期冲突的政治代价愈发担忧。

在这一背景下,文章认为,中国的角色可能变得更加关键。作为伊朗最大的能源买家,中国既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也具备对伊朗施加影响的潜在能力。此前,中方曾在推动短暂停火方面发挥作用。

文章最后指出,随着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各方正重新评估中国在未来局势中的作用。无论是推动恢复航运,还是促成更广泛的缓和路径,北京都可能在这一复杂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观察,中国是否会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调整。

线下活动:如何管控中美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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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5月1日下午2:00到5:00

地点:卡特中心Cyprus Room (The Carter Center, John Lewis Freedom Parkway, Atlanta, GA 30307)

发言人:万象美国负责人倪频、美国商会上海分会总裁季恺文等

主办机构:亚特兰大美华协会、卡特中心、中国全球化协会和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

迈向欧洲最强常规武装力量: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事防御总体构想》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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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转折点(Zeitenwende)

俄乌战争让欧洲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结构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剧烈的震荡。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防务政策转型不仅关乎其自身国家安全,更影响着北约(NATO)的内部权力分配以及全球战略格局的走向。2026年4月,德国联邦国防部正式发布了《军事防御总体构想》(Gesamtkonzeption der militärischen Verteidigung)。值得强调的是,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首份正式的军事战略文件。

这份文件由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Boris Pistorius)与国防军总监卡斯滕·布罗伊尔(Carsten Breuer)上将共同签署。它标志着德国防务政策从冷战后的“危机干预与维和”模式彻底转向了“大国竞争与高强度常规威慑”。《总体构想》由两份子文件组成:《联邦国防军军事战略》(Militärstrategie),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联邦国防军能力图谱》(Fähigkeitsprofil,即武装部队规划)。《军事战略》定义了“如何行动”:它描绘了战略环境,明确了国防军将如何在联盟框架内应对威胁,实现成功的威慑,并在必要时进行防御。《能力图谱》定义了“用何行动”:它建立在军事战略之上,为武装部队的未来发展提供具体指导。它将北约的能力目标与德国的国家能力目标整合在一起,为资源分配和部队建设提供优先排序。

出于保护德国及其盟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这两份文件的完整版本均被定级为“机密”(GEHEIM),本报告所分析的文本为官方公开的去机密版本。尽管如此,该公开文本已充分展现了德国军界对未来三十年全球安全环境的根本性判断。

二、威胁认知: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复合型安全困境

理解一国军事战略的前提是剖析其威胁感知。在该文件中,德国放弃了以往官方话语中的模糊表述,对威胁来源进行了极其明确的定义:

1.俄罗斯作为最大且最直接的威胁

文件明确指出,俄罗斯公开的修正主义政策旨在颠覆欧洲的安全政治秩序,并将战争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合法手段。德国军方判断,俄罗斯正在为与北约的战争做准备,并且已经在对联盟成员国实施混合行动。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今的俄罗斯构成了对德国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安全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德国认为,俄罗斯将西方的民主国家扩张视为对自身的“包围”,其核心目标是逆转这一趋势并重塑欧洲安全架构。莫斯科试图通过削弱北约的凝聚力、促使美欧战略脱钩来导致北约的失败,从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前华沙条约成员国。

2.混合战争常态化

德国军方认识到,威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入侵。俄罗斯等行为体正在战争门槛之下采取行动,使用包括间谍、破坏、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等混合手段。这些行动旨在削弱德国及其盟国的社会韧性和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防范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联邦国防军的一项长期任务。

3.全球维度的相互交织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该文件展现了德国战略视野的全球化扩张。文件强调,由于危机和参与者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区域冲突可能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特别值得中国关注的是,文件在分析俄罗斯威胁时提及了印太地区。文件指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航空航天力量和战略导弹部队的补充下,正在维护莫斯科在印太地区的诉求。德国战略界认为,俄罗斯有意在该地区制造“多重困境”(Multi-Dilemmata-Szenario),以牵制和捆绑美国的军事力量。这表明德国在评估欧洲战区的同时,已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纳入其宏观的战略推演之中。

三、未来战争图景:高技术与多域作战

防务能力的建设必须基于对未来战争形态的准确预测。文件设立了专门章节探讨“战争图景”(Kriegsbild),这反映了德国军方对颠覆性技术周期加速的深刻危机感。文件将未来战争概括为以下五个核心维度:

战争边界的消融(Entgrenzung des Krieges):国家、经济和社会都将成为攻击目标,德国社会整体受到威胁。对手将蓄意模糊本土与战区、军与民、内部与外部安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传统的伦理和法律原则将不再可靠。

多重时间维度的战争(Multi-temporaler Krieg):未来的战场将是新旧技术的混合体。虽然威慑和备战依赖于最先进的能力,但实际的战争将同时使用过去、现在、未来甚至“超未来”的手段。例如,量子计算和机器人技术将与廉价的商用设备及传统作战手段并存。

透明的战场(Transparentes Gefechtsfeld):数据将武器化,人工智能将增强认知能力。全维度的网络化传感器使得战场日益透明和数字化,使得在实时侦察下隐藏自身变得极其困难。掌握信息优势成为获取指挥与打击优势的前提。

超视距与防区外打击(Wirkung auf Abstand):各个射程的防区外精确打击武器将成倍增加透明战场上的威胁,未来将不再有绝对安全的后方大本营。

自动化与有效的规模质量(Automatisierung und Effiziente Masse):战争的技术化将提高作战速度并减少人类的干预。对手将不受限制地使用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更重要的是,廉价系统的快速量产和多维度部署使得“数量”本身成为一种新的“质量”。将易于生产的低成本系统与高价值资源结合使用,将产生显著优势,战争的经济学逻辑再次凸显。

针对上述图景,德国军方得出结论:必须在创新和适应速度上超越对手,在网络、太空和电磁领域夺取信息主权,并具备实施“多域作战”(Multi-Domain Operations, MDO)的能力。为了应对敌方廉价系统的大规模消耗战,德国必须建立高科技系统、现有库存和低成本大规模技术相结合的混合装备体系。

四、德国的新战略角色:“欧洲最强常规武装力量”

在评估了严峻的安全环境后,该文件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目标:将德国联邦国防军建设成为“欧洲最强常规武装力量”(die stärkste konventionelle Armee Europas)。这一目标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北约内部权力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首先,美国在其《2026年国防战略》中明确要求盟国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逐步将其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文件指出,这要求德国必须成为美国更强大的军事盟友,并承担起欧洲-大西洋安全的更多责任。在此背景下,德国明确提出将“针对性地承担欧洲的常规战略责任”。这种新角色的具体表现包括:

单一兵力池(Single Set of Forces):联邦国防军将主要依靠同一套兵力来执行国家和联盟防御任务,并将资源分配优先向这一核心任务倾斜。

前沿部署与兵力投射: 德国向立陶宛永久部署一个作战旅,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在境外永久驻扎战斗部队,是其承担欧洲责任的明确标志。未来,德国军队必须能够越来越独立地在盟国领土上进行部署。

作为盟国的“依托伙伴”(Anlehnungspartner):德国将利用其地处欧洲中心的地理优势,增强东欧、中欧和西欧之间的联盟凝聚力,并成为其他欧洲盟国军事上的核心支撑点,以提高欧洲整体的行动能力。

为了统筹全球视角的战略行动,德国军方在文件中引入了“单一战区路径”(One-Theatre-Approach)概念,强调必须将不同地缘战略空间相互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量,以产生宏观的战略效应。

五、四大军事战略优先事项

为了在操作层面上落实上述宏大目标,德国总监察长确立了四项军事战略优先事项(Militärstrategische Prioritäten)。这些优先事项按重要程度排列,是指导部队演习、训练和部署的战略指南:

第一优先:确保国家和联盟防御框架内的威慑与防御能力。这是重中之重。威慑的核心在于影响对手的成本效益分析。德国将通过维持高就绪水平的部队和发展常规战略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优先:减轻混合攻击的影响。面对针对国防设施乃至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行动,联邦国防军必须协助国家增强整体韧性,确保政府机构在危机中的行动能力。

第三优先:加强欧洲及其南部邻国的稳定。德国的战略视野并未完全局限于东线。在北非、西非、萨赫勒地区以及中东地区,德国军方将继续参与国际危机管理(包括在联合国和欧盟框架内),以培养具有韧性的区域合作伙伴。

第四优先:保护国际海上交通与通信线。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确保所有维度下的海上交通线自由,是德国的核心经济和安全利益所在。联邦国防军将分配相应兵力保护重要的国防基础设施。

六、军力规划与能力图谱:三阶段跃升路径

战略的落地需要详尽的资源规划。《能力图谱》部分详细规定了联邦国防军的长期建设计划。面对紧迫的威胁,德国设计了一个阶梯式、分三阶段的军力跃升路径:

在人员规模方面,文件给出了明确的硬性指标:到2035年,单套兵力(Single Set of Forces)的军事人员目标规模(包含现役与非现役/预备役)至少达到460,000人。预备役部队被视为武装部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被要求实现完全的装备配备。在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除了满足北约设定的指标外,德国还确立了六项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目标:

防区外打击与防空:扩充远程精确打击能力(Deep Precision Strike),同时加强对远程武器的防御。

信息优势:利用人工智能在所有维度扩展攻防能力,夺取信息控制权。

网络化与数字化:建立基于云的IT平台和具有韧性的“数字主干网”(Digital Backbone),并致力于实现“数字主权”。

国家指挥能力:确保战役级别的国家规划和指挥能力,特别是领导多域作战的能力。

德国行动基地(Operationsbasis Deutschland):保障德国本土及领海、领空、通信网络作为后方作战基地的绝对安全。

危机预警与支持:维持跨部门的撤侨等国际救援与危机响应能力。

总结

《军事防御总体构想》开启了德国以大国竞争和联盟防御为核心的防务战略。面对俄罗斯构成的复合型现实威胁与高度数字化的未来战争图景,德国确立了打造“欧洲最强常规武装力量”的战略雄心。通过设定至2035年将总体兵力池(包含预备役)扩容至46万人的目标,以及推进聚焦技术创新与多域作战的三阶段军力跃升计划,德国正实质性地分担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防务压力,承担起常规战略威慑的责任。《总体构想》发布后,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盖萨·冯·盖尔(Géza von Geyr)已就此与美国战争部负责战略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会面。科尔比对战略的精神表达赞同: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必须、也必将在北约内部发挥领导作用。北约也必须变得更加欧洲化,才能保持其跨大西洋的属性。

达巍:欧洲依然需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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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国外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示四位军队老帅研究中国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老帅们使用了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认为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指出美苏之间的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而中苏矛盾又大于中美矛盾。换言之,塑造世界政治最强大的力量是美苏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据此做出调整。他们建议毛泽东“打美国牌”——即尝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促成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

近60年后,各大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再次处于变动之中。今天,决定全球未来的三个地区是中国、欧洲和美国。用当年为毛泽东提供建议的老帅们的语言来说,中美矛盾显然是最大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与作为既有霸权的美国面临着深层次的经济纠纷、零和博弈的技术竞争,以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发生危险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次要明显的矛盾存在于中欧之间。毕竟,欧美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并建立了强大的安全联盟。它们还拥有深厚的经济联系。2024年,美欧双边贸易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几乎等同于中国与美、欧两大力量的贸易总额之和。在过去十年中,欧洲在对华强硬政策上也始终与美国保持着协调;2019年,欧盟宣布中国为“制度性对手”。

如今,欧美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使这一假设受到了质疑。尽管欧美纽带看似持久,但对欧洲而言,与美国的矛盾最终可能远比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挑战更危险。特朗普政府激进的民族主义威胁到了欧洲方案本身。不过,由于当今中、欧、美之间的三边关系比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更为错综复杂,欧洲无法“打中国牌”来加速全球关系的重置,并履行其作为多极世界支柱之一的角色。

没那么简单

自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对美欧纽带发起挑战的迹象日益增多。美国对欧洲实施单边关税,向丹麦索要格陵兰岛的主权,并允许官员在欧洲国内选举中公开支持右翼政治人物。2025年,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宣布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裂痕。万斯声称,双方的分歧不仅在于具体的政策问题,还在于根本价值观。美国正转向民族主义、单边主义、现实主义和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而大多数欧洲政经精英以及知识分子则继续拥抱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多边主义。跨大西洋矛盾正在迅速上升,并似乎正变得结构化。

美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退缩,使中欧在多边合作上拥有了更多共同点。双方都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并且是其最稳定的财政支持者。它们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双引擎。双方都坚持世界贸易组织在监管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并反对美国将关税武器化。在伊朗和加沙战争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欧之间的差距也小于它们各自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对于中欧而言,美欧之间日益增长的疏离感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中国可以“打欧洲牌”,或者欧洲可能需要“打中国牌”来反推美国,就像中国在70年代初对抗苏联那样。然而,尽管出现了契机,中欧关系却未能得到改善。

中欧关系仍受困于俄乌冲突。欧洲认为这场战争事关自身存亡,而中国自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支持俄罗斯。双方之间还存在经济上的不对称。中欧互相指责对方限制企业进入各自市场。欧洲坚称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工业政策给予其企业不公平的优势。此外,将经济手段越来越多地用作国家安全的工具(如中国控制关键矿产出口的措施),使欧洲供应链变得脆弱。在过去几年里,欧洲对中国在乌克兰或贸易问题上的立场缺乏进展感到沮丧。

中国政策界对欧洲的失望情绪也在蔓延。中国战略家和决策者察觉到,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冲动,不是要重新平衡其与中、美的关系,而是在口头上对中美两国都保持强硬姿态,在行动上则仅针对中国强硬。例如,当美国威胁丹麦(一个欧盟及北约成员国)在格陵兰岛的主权时,欧洲国家仅象征性地派遣了数十名士兵到该岛执行侦察任务。然而,欧洲却继续批评中国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的所谓强制措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多次“不远万里”地向这些地区派遣军舰,以释放它们对航行自由的关切信号。许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在加沙和伊朗战争上的立场也过于软弱。他们认为欧洲软弱且虚伪,而非重置全球关系的希望所在。

2025年7月,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访华,会晤气氛冷淡。峰会唯一的可见成果似乎是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模板式”联合新闻声明。双方重申了对《巴黎协定》的支持并强调了中欧绿色伙伴关系。对许多中欧分析人士而言,这段关系未来还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在治理方式上正变得更加趋同。北京和华盛顿在其阐述的发展目标中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中国追求民族复兴,而特朗普寻求“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对强大行政权力的偏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接近中国;两国政府都制定了干预性的工业和技术政策,试图赢得创新竞赛。当然,理念上的趋同不等于战略上的接近,但随着两国竞争加剧,看到中美在世界观上的汇流是值得注意的。

尖锐的矛盾

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实力这一个层面的竞争)不同,当今的中、美、欧三角平衡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全球议程、社会经济纽带以及国家间关系。

在全球层面,中欧最为一致,因为双方都支持多边机构并关注气候变化等国际挑战。在经济和社会纽带层面,欧美之间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联系仍然强大。它们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这是中国与美欧任何一方的关系都无法复制的。

在国家间关系层面,中美陷入了激烈的经济和战略竞争,但世界观却日益相似,并正试图寻找稳定关系的路径。特朗普及其高级顾问暗示,他与中国领导人可能在2026年举行多达四次双边会晤,这将是前所未有的面对面交流频率。中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要少得多。然而,当关于全球治理的高调言论转化为具体政策时,双方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在支持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行业的政策上。与此同时,由于在格陵兰岛、贸易和伊朗战争上的摩擦,美欧关系正变得日益疏离。

在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三角关系中(大国主要在单一维度上博弈),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利用与一侧的联系向另一侧施压。但在现在这种跨越多个层面的结构中,一个领域的杠杆很少能转化为所有领域的杠杆。例如,中国无法轻易利用欧洲对抗美国,因为其在全球层面的契合无法超越横跨大西洋的社会纽带。欧洲也无法打出“中国牌”,将北京完全作为对抗美国的战略制衡力量。

尽管对欧洲表现出敌意,美国并不希望失去这个大洲。今年2月,在万斯慕尼黑演讲一年后,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同一会议上发表了调门显著不同的讲话,他谦逊地宣称“美国是欧洲之子”,在场的欧洲代表们起立鼓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现场,人们能轻易感觉到许多欧洲人正在等待来自华盛顿的积极信号,这就是为什么鲁比奥的演说在听众中如此受欢迎。

虽然鲁比奥的话听起来令欧洲人宽慰,但实际上他提供的出路对欧洲却是致命的。与以往诉诸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政府不同,鲁比奥强调美国和欧洲属于西方文明,共享基督教信仰,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当他列举西方文明当中那些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探险家时——他们清一色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幽灵正在会议大厅中游荡。欧洲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如果欧洲同意鲁比奥的号召,用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将荡然无存。如果欧洲同意拥护国家主权而非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国际机构,那么欧盟将失去存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看,中欧之间的矛盾仅仅是关于具体问题的分歧,而美欧之间的分歧则涉及欧洲身份的核心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欧矛盾远大于美欧矛盾。但鉴于万斯和鲁比奥向欧洲人展示的世界观,情况已不再显然如此。中欧紧张关系主要关乎物质利益,而美欧分歧则关乎灵魂。

欧洲的选择

欧洲最终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这些变化的矛盾。如果它想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成为独立的一极,欧洲国家必须选择围绕自由主义的共同理念并变得强大且团结,而不是走向由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引发的碎片化。唯有一个强大且坚持自由主义的大陆,才有足够的力量在中、欧、美三角关系中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相比之下,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欧洲,可能会导致这个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因为欧洲将被极大地削弱。

但欧洲拥抱自由主义的前景不容乐观。正如中国战略家在远处观察到的那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自由主义国家未能解决其内部问题,反而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它很容易演变成文化界线分明的文明冲突(正如国际关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中所述),或是潜意识里的种族隔离,这将进一步撕裂全世界的国家。毕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城邦的动物。通过文化、语言甚至外貌将彼此区分开来,往往比在困境中寻求团结更为容易。

今年5月,北京预计将接待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问。尽管中、俄、美之间经常意见不一,但中国领导人可能感到更容易理解他们及其战略逻辑。相比之下,处理与欧洲的关系经常让北京感到困惑和受挫。中国希望欧洲成为变革中的全球秩序的一大支柱,以进一步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然而,要作为一个真正的“极”发挥作用,欧洲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的防务开支这种“肌肉”。它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灵魂。

(英文原文发表在Foreign Affairs上,中文原文请点击。)

中美AI博弈的最新焦点:“知识蒸馏”和“蒸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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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即4月23日,特朗普政府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Michael John Kotsakas Kratsios)发出备忘录,指责中国政府支持黑客开展“蓄意的、工业规模的活动”,对美国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进行“提炼和复制”。这一指控将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推向了更具对抗性的境地,并可能使特朗普即将进行的北京之行变得更加复杂。

【点击这里下载克拉齐奥斯备忘录】

所谓“蓄意的、工业规模的活动”,是指中方黑客通过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对美国的高质量AI模型查询数百万次,以构建能够复制系统行为方式的数据集,使得中方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具备复制看起来与美国人工智能相当的能力。 

这种行为被称之为“蒸馏攻击”(distillation attacks),这是一个在 AI 安全领域非常关键的概念。简单来说,蒸馏攻击是指攻击者通过大量访问一个高质量的“黑盒”模型(又称目标模型或受害者模型),获取其输出,并利用这些数据训练出一个功能极其相似的本地“学生”模型,从而“克隆”或窃取原模型的功能。经过足够的训练,这个本地模型能够表现出与目标模型高度一致的行为,从而实现了模型的“窃取”。

知识蒸馏”本身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术(用于压缩模型,使其在手机等设备上运行),但当它被恶意用于“克隆”他人的商业模型时,就演变成了“蒸馏攻击”。这不仅涉及数据安全,更直接威胁到 AI 企业的商业竞争力和知识产权。

 

这些公司均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强调其模型是基于自主研发和大规模原生数据训练的。

DeepSeek(深度求索)是目前争议的核心,因其以极低的训练成本实现了惊人的性能。

指控方(如 Anthropic、部分分析师)曾公开指责 DeepSeek(以及其他一些公司)利用大量对 Claude 或 GPT 的查询,将其作为“老师”模型,收集其输出的推理路径和结果,用来训练或微调自己的模型。在这些公司看来,这不仅是“蒸馏”,更是通过工业级规模的“窃取”行为来加速自身模型的性能提升。

DeepSeek 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个正式的 AI 研发机构(DeepSeek-AI)。它有自己的模型架构、训练集群(据说部分由华为支持)和庞大的研发团队。它提供的是经过数万亿 token 训练的原创基座模型,并非仅仅是套壳。DeepSeek 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展示了在相同算力下,通过架构创新(如 MoE 架构、长上下文处理)可以极大降低训练成本。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依靠“复制粘贴”生成的产物,但它是否在某个训练阶段使用了竞争对手的输出数据来辅助优化,这是一个很难从外部完全证实的“灰度”问题。

AI 行业目前正处于一个微妙的阶段,定义“学习”与“窃取”的界限非常困难:

几乎所有的模型(包括 GPT 和 Claude)在训练时,都会大量抓取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只要这些数据是公开的,这种训练被普遍认为是合法的。

如果一家公司专门编写脚本,大规模地向竞争对手的 API 发送请求,并利用返回的优质回答来训练自己的模型,这被许多闭源模型公司视为“不正当竞争”或“非法提取”。

AI 目前是中美科技竞争的最前沿。指控“窃取”或“克隆”往往伴随着外交压力、制裁威胁和贸易谈判。这些指控在目前阶段大多基于情报分析或推测,缺乏公开的技术审计报告或法律定论。

知识蒸馏在 AI 学术界是一项基础技术。当“蒸馏”被用于开源模型改进时被视为进步,当被用于追赶闭源商业模型时,就会被竞争对手视为“窃取”。这种界限在目前国际法律中尚不清晰,因此容易成为各方攻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