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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8日朱镕基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全文）

编译

乔桥

08/13/2026

中国与美国就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做不少让步，许多香港报纸说我是来美国送“大礼”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中国不做出让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些让步可能会对中国自身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对一些国有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的冲击。但我在这里有十足的把握说，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带来的竞争，也将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

【编者按：1999年4月朱镕基到美国访问，4月8日下午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就美方记者提出的各种敏感问题做出了认真的答复。朱镕基先对记者说，“今天我准备非常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作为中国总理，我去年3月17日才上任，今天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所以我现在心里还在砰砰直跳。我没有总统那么有经验，因为总统在应付你们方面非常有经验。”但他同时告诉记者，他准备跟各地的美国人交谈，也准备和他们争论、辩论。“我相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能够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相互了解，从而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推动两位总统开创的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并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点击这里查看联合记者招待会英文全文。翻译由Gemini生成第一稿，本站编辑又做了校对和润色。】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即时发布 1999年4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与美国总统联合记者会总统大厅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下午3:57

总统：下午好。请坐。朱总理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我想再次感谢你们来到美国。美中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在造福美中两国人民的领域取得了进展。我们有机会就存在分歧的问题直接、公开地进行对话。我们回顾了为加强两国安全以及建设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持续努力——包括我们在朝鲜半岛寻求和平、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合作遏制其核竞争、以及共同遵守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协议方面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想说，我希望我们两国能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结束所有的核试验。

我们还讨论了为增进两国繁荣所作的共同努力。经济是朱总理主要负责的领域。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并帮助减轻了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现在，亚洲经济正在复苏，但区域增长依然脆弱，朱总理正在直面中国最艰难的经济挑战——改革国有工-企业和金融机构，根除腐败，带领中国进入信息时代，并扩大国际贸易。这些努力不仅将造福中国，也将造福其贸易伙伴，包括美国的商业、工人和农民。

我们两国也将从最近几天达成的新的合作倡议中受益——在中国发展私人住房市场；建立美中关于职业培训和劳工权利的对话；支持中国的清洁能源项目。今天我们将签署一项民用航空协议，这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增加一倍，为双方带来就业和经济活动。

在我们的谈判代表付出巨大努力后，中国已同意指示其所有政府机构仅使用获得许可的计算机软件，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在中国的软件产业，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市场。此外，我们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将为美国向中国出口柑橘、肉类产品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小麦打开市场，这对我们的农民来说非常重要。

我也很高兴我们在以公平的商业条件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一个公平的世贸组织协议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公司和工人在中国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将使中国承诺遵守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并使中国完全融入该体系，从而为其公民和产业带来更多机会。

今天，我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记录了我们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承诺努力在今年内解决所有剩余问题。

最终，要在以市场为基础、信息驱动的世界经济中取得成功，中国必须继续其改革的努力。朱总理在这些方面非常努力。目前仍有工作要做，我们希望支持中国加强其法制系统、实施更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改善问责制、赋予公民更大自由并增加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的努力。

当然，我们在人权的含义和范围上存在分歧，因为我坚信，从长远来看，更大的自由、辩论和开放对于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以及中国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令人不安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人权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并基本上因为人们试图表达其政治观点而逮捕了他们。我也对在与达赖喇嘛开启对话方面未能取得更多进展感到遗憾。

我们尊重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其日益增长的繁荣，公民可获得的个人选择范围的扩大，以及向基层民主迈进的步伐。我们理解中国面临的斗争规模，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面临的都要大。但是美国人民，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相信所有人都享有包括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

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得出结论，在这些领域，变革的好处同样大于风险。我希望并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取得这种进展，使我们两国能够建立起符合21世纪世界利益的强大伙伴关系——一个反对战争和恐怖主义、反对危险武器和犯罪、追求更好医疗和教育、更清洁环境、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成就、深化民主价值观，以及为我们所有公民乃至全世界带来繁荣的伙伴关系。

我并不幻想与中国合作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分歧。我们国家都太大，背景太不同。在利益出现分歧的地方，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正如我昨天所说的，为了对抗而对抗的政策，除了实现美中两国最悲观的预言外，什么也做不成。

昨天我说过，我们既不应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这种关系，也不应对它感到太悲观。我们应该用清晰的眼光来看待它。只要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就应当合作，这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个双边关系尽管复杂，但对每一个美国人和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未来，乃至全世界的未来，都极其重要。

朱总理。

朱总理：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感谢克林顿总统的邀请，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在访问美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与克林顿总统一起，与各位新闻界的朋友见面。我准备通过媒体朋友们，向美国人民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从我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从洛杉矶开始——也许上帝不太欢迎我，因为雨下得很大——但看来美国人民是喜欢我的。今天，我们受到了总统非常隆重的欢迎，并且与总统及其同事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中午，我还参加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举行的非常盛大的午宴，这让我有机会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我认为我们的会谈是坦诚的，也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当然，成果不能用我们达成了多少协议来衡量——我相信我们已经达成了不少协议。关键在于，中国代表团能够有机会接触美国各界人士，我们有机会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向他们解释我们的观点。

正如我上午所说的，并非只有对你唯唯诺诺的朋友才是好朋友；我们认为，能对你说“不”的朋友，也许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离开华盛顿后，我还将前往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在那里我将见识很多美国朋友。我准备和他们交谈，也准备和他们争论、辩论。我相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能够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相互了解，从而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推动两位总统开创的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并继续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

正如总统今天上午所说，我们还在世贸组织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领域，如农业问题上，我们将签署一些协议。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今天我准备非常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但作为中国总理，我去年3月17日才上任，今天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所以我现在心里还在砰砰直跳。（笑声）我没有总统那么有经验，因为总统在应付你们方面非常有经验。（笑声）我没那么有经验，所以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太合适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宽大为怀，尽量多报道好的方面，对不太合适的地方尽量包涵。谢谢。（笑声）

问：谢谢您，总理先生。事实上，在您访问美国之前，以及自您踏上美国土地以来，我们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鉴于中美关系遇到这么多困难，您为什么还决定如期访问美国？您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您认为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应如何发展？

朱总理：你是要我讲真话吗？说实话，我其实不太想来。（笑声）在我从中国启程来美国的前两天，我会见了两批美国国会代表团，分别由托马斯先生和罗斯先生率领。总共有20多位参众议员参加了会见。我对他们说，由于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如此反华，我现在真没有胆量访问美国。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去；我们欢迎你，因为我们美国人喜欢你这副新面孔。

我说，我的老朋友尚慕杰（James Sasser）大使告诉我，他要先于我回国，而且他要去我要访问的每一个地方，向当地人介绍我，并为我的访问做宣传。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充分准备，等在美国见到我时，他脸上可能缠着绷带。然后我说，连你们尚慕杰大使这个美国人都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风险，那我这个中国人的命运又会怎样？我这张新面孔会不会变成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呢？（笑声）

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没有给我任何保证。但是江泽民主席决定我应该按计划来，他在中国是一把手，所以我必须服从他。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现在的心情比刚要启程时好多了，因为到了美国以后，我看到了那么多友好的面孔，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和接待。

我相信，通过我这次访美，我能够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仅如此，我还能够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解，甚至在那些我们仍在争论的问题上与美方达成更多的共识。

我们也能够在经济领域达成几项协议——例如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其实，我们在世贸组织领域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3年。在某些方面中方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例如，在小麦矮腥黑穗病（TCK）问题上，我们已经同意取消对美国七个州小麦对华出口的禁令。现在我们也决定取消对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四个州柑橘对华出口的限制。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我认为，双方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也许总统先生不太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可能仍然认为差距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能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而不是达成一揽子协议。

如果你们想听实话，我应该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大不大，而在于政治气氛。但是我们对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

正如我上午所说，我不认为两国之间有任何不能通过友好协商圆满解决的问题或疑问。

至于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人权和达赖喇嘛问题，克林顿总统在开场白中提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所以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此处删去克林顿就科索沃问题对记者的答复）

问：昨天，在您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前七个小时，克林顿总统发表了一篇外交政策演讲，其中提到了1996年3月派遣航母前往台湾海峡水域。他说那一举动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那么，在您看来，您如何看待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海局势的影响？您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应该有时间表吗？您希望访问台湾吗？

朱总理：中国关于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对此进行了阐述。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在这里重申。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得见的事实。而我们对台湾统一的政策比对香港的政策更宽容。也就是说，台湾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领导人到中央政府来担任副手。

但是至于他（或她）能不能当正手，那我就不确定了。恐怕得不到足够的选票。没人会投他的票。

在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但我们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如果我们做出这样的承诺，我恐怕台湾将永远处于与祖国分离的状态。

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画像。亚伯拉罕·林肯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反对南方独立，动用了武力，打了一场战争，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所以我认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是一个模范，是一个榜样。

至于我是否会去台湾访问，既然他们中没有谁向我发出邀请，我怎么去呢？我又该以什么身份去呢？我希望你们也能帮我想想这个问题。（笑声）谢谢。

总统：我想我必须说一件事，如果可以的话——既然我被亚伯拉罕·林肯“击中”了。（笑声）首先，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我一有机会就会重申这一点。今天我再次重申。

其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过去50年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关系的现实情况，与导致美国内战的现实情况有些不同，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同意。

在我看来，中国和台湾，除了作为中国人的血脉联系——甚至对台湾本省人来说——你们有很多可以相互提供的东西，包括经济实力，而且远不止于此。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想，如果总理在台湾也像在这里一样幽默机智的话，他去台湾将是一件好事。（笑声）

朱总理：克林顿总统被打得鼻青脸肿了。（笑声）

问：请问总理。先生，您对中国窃取美国核弹头设计甚至中子弹技术，以及向克林顿总统连任竞选注入数十万美元资金的指控作何回应？（笑声）

克林顿先生，您认为这些指控中有什么可信的吗？您如何回应针对您接触中国政策的批评，即该政策只让中国受益，却丝毫没有因其侵犯人权、贸易问题和间谍活动而对其进行惩罚？

朱总理：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这里极其郑重地声明，我对任何有关从事间谍活动或窃取核技术的指控一无所知。我也不相信有这种事。

我也问过江主席，他也对此完全不知情。窃取美国所谓的“军事机密”绝不是中国的政策。而且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鉴于美国严密的安全措施和先进的技术。尽管看起来，关于这个麦克风的技术，还不算太先进。（笑声）

我认为，在这样严密的安全措施下，中国完全不可能有效地——或者说有效地从美国窃取任何核技术或军事机密。

在两国学者之间的科学交流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国防技术的交流。但我不相信这样的交流会涉及任何实质性或关键的技术。

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我负责中国工业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最先进的技术有哪一项是来自美国的。技术的发展，或者说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科学发明上，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导弹和核技术方面，我们确实向外国学习过。

在导弹技术领域，中国的先驱是钱学森先生，他从美国回去的。在核技术方面，中国的先驱是钱三强先生，他从法国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回去的。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他们回国时，他们连一张纸都没有带回来；他们只带回了他们的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去年3月的记者会上说，我希望你们不要低估你们自己的能力，你们自己的安保能力或保密能力，也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开发自己技术的能力。

在洛杉矶市长主持的午宴上，市长夫人问我，你们打算如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告诉她，我们计划举行一次非常盛大的阅兵式，还会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我还告诉她，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中国自己研制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给了我一个建议，她说，也许你应该在导弹等武器上贴个标签，写上“中国制造，非来自美国”。我非常欣赏她的幽默感，我说，好主意。（笑声）

克林顿先生在演讲中说，美国有6000多枚核导弹，而中国还不到二十几枚。我想他比我更清楚。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拥有导弹的确切数量。（笑声）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导弹的确切数量，但我同意你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导弹数量非常少，而你们的数量非常大。所以中国对美国绝对构不成任何威胁。

关于政治献金或竞选融资的指控，我也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声明，无论是我，还是江泽民主席，对此都一无所知。我们也曾问过中国军方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告诉我们对此毫不知情。

我觉得这说明有些美国人确实太小看我们了。如果政治献金真的那么有效，我现在有14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至少应该拿出100亿美元用于这个目的——为什么只拿出30万美元呢？那太愚蠢了。（笑声）我听说有些人在游说上花了很多钱，但我从来不相信这些谣言。

我认为通过这种相互讨论甚至辩论，我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凝聚共识并达成协议。这将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也信任美国人民，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总统：让我来回答你问我的问题。首先，关于这两个问题，竞选资金问题和间谍活动的指控，我昨晚向朱总理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他今天给你的答案和昨晚给我的一样。我的回应是，我希望他和他的政府能配合这两项调查。

你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我只能说，美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有时在这个政府里会发生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调查，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我请求他的合作。

现在，关于你问题的第二部分，即美国国内所谓的反华声音说的，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首先，这种暗示意味着如果有人想和我们建立关系，他们就应该在每件事上都同意我们的观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我想指出以下几点。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几年来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与我们共同参与了许多军控倡议，包括同意限制向其他国家转让危险武器和技术。中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亚洲经济不景气不仅伤害亚洲人民、而且开始影响美国经济的时候，中国为稳定亚洲经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们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了很多。

最后一点。当你说，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他在中国也可能有人这样问他。他们会说，是美国，而不是欧盟，发起了人权决议。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比与其打交道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严格——这两点都是事实。

但是，让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以世贸组织为例。不向美国的工人、企业和农民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这怎么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呢？在出口方面，他们占我们市场的份额比我们占他们的份额大得多。让更多的中国人接触更多的美国人，为美国争取更多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怎么可能违背我们的利益呢？

我想很清楚，我们合作得越多，交谈得越多，中国越多地融入世界，我们就越有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这是该政策的逻辑，也是我们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所采取具体行动的逻辑。

朱总理：我同意配合你们的调查，只要你们能提供一些线索。不管牵涉到谁，我们都会去查。

我想在这里回应克林顿总统关于世贸组织的讲话。他说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我想说，虽然中国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这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许多香港报纸说我是来美国送“大礼”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对不起，恐怕我得罪新闻界了。（笑声）

因为如果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要融入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中国不做出让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些让步可能会对中国自身造成巨大冲击，比如对一些国有企业，以及中国市场的冲击。

但我在这里有十足的把握说，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带来的竞争，也将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

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香港新闻界的朋友。在你们以后的报道中，千万别再写“送大礼”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会被解读成——等同于政治献金或竞选资金。那对克林顿总统是非常不利的。（笑声）

问：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记者。最近，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有很多议论。那么，总理先生，请您谈谈对中国当前经济状况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总理：去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7.8%的增长。我们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中国的物价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商品物价还有所下降。

至于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许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将是下一个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国家。但我不认为情况会是这样。今年预计的GDP增长率是7%；但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8.3%。因此，我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比去年更好——不是单指发展速度，而是指经济效益和成果。

其次，一些外国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停滞。我愿在此明确指出，去年中国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比原计划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首先，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去年我们设定了三年内将中央政府规模缩减一半的目标——即从3.3万人减至1.6万人。而这一目标去年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除4000名政府工作人员现已进入大专院校深造外，其余人员全部转入其他部门、企业重新就业。所以我认为这代表了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地方政府的改革。我们也计划在三年内将地方政府的规模减半——也就是从500万人减至250万人。

当然，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存在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员工下岗，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动荡。我想任何去过中国的人都会知道这不是真的。

去年初，确实有1000万下岗或失业工人。经过我们过去一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所有下岗或失业工人都能领到基本生活费。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重新就业。目前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等待重新就业的下岗或失业工人有600万。

建立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有助于我们通过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引入股份制，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将一些小企业私有化）改革中小型企业，来振兴和焕发国有企业的活力。

最后，中国目前正在其银行系统中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我们正在借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的经验，在中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我相信这种改革有利于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也有利于提高中央银行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监督和监管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中国的人民币不会贬值，它将保持稳定。因此，我想在这里呼吁美国商界人士到中国去投资。你们不会面临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就采纳芝加哥大学米尔顿·米勒教授的建议。他建议我向那些不相信我的人提供看跌期权。

非常感谢。

总统：拉里？

问：这太难回答了。

总统：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笑声）

问：我觉得更像是爱表演，不过——我有问题想问两位先生。总理先生，如您所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对贵国侵犯人权行为相当严厉的报告，美国目前也正准备在联合国机构发起一项批评贵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您认为这些评估完全不公平吗？或者您认为贵国国内可能确实存在需要纠正的问题？

还有，克林顿总统，在您上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您谈到了中国间谍活动的问题，或者至少是指控，您说这主要发生在80年代，没有迹象表明牵涉到您的任期。在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之后，您还能坚持这个说法吗？或者您是否担心您可能被误导了，或者关于指控范围的信息被隐瞒了？

朱总理：我先来？（笑声）

总统：您是客。（笑声）

朱总理：谢谢。首先，我想说，我坚决反对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的决议草案。我不仅认为那是不公平的，而且认为那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这里我想说三点。首先，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中国人民可以对政府提出批评，他们也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他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其次，我也认为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权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就人权观念而言，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思想比法国的卢梭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

另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人权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概念。从人均收入来看，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20倍。同样，在教育方面，美国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中国文盲加上小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还要高。因此，在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对人权有不同的观念是很自然的。

例如，如果你想和一个非常穷的人谈论人权，也许他更感兴趣的——如果你只想和他谈论直接选举。但也许那不是他最感兴趣的。他最感兴趣的是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文化生活权以及医疗和健康保健权。所以我认为人权实际上包含了非常多的方面。

所以我认为每个国家在改善自身人权方面都有自己的方式。大家不应该太着急，但说实话，在如何进一步、不断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更着急。

第三，我承认中国在人权状况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大家可能知道，中国有几千年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以人们受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想要在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心态或观念是相当困难的。

此外，在中国，法律工作者、在法律和司法领域工作的人员，有些人的资质不够、能力不足——所以在处理某些案件时，他们需要改进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在人权领域有非常完美的实践确实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我们不希望在这方面发生对抗。

实际上，在中国，我接待一些外国访客时，他们往往会拿出一份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要求我释放这些人。其实，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我们调查了所有这些案子，如果我们发现名单上的人没有犯下任何刑事罪行，我们就会将他释放。

在我来美国之前，我的许多朋友给我寄了很多材料，里面包含了大量关于美国人权问题的信息。他们敦促我把这些材料交给克林顿总统，但我没有带过来。我不想把它交给克林顿总统，因为我相信你们有能力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

总统：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外部的帮助。（笑声）

首先让我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今天读了《纽约时报》的文章，虽然原则上我不能对具体的情报报告发表评论，但我注意到甚至文章也承认，所指控的间谍活动可能与国家实验室没有联系，这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问我的问题。

但我想说，我已经进行了调查，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已经要求执法机构尽可能加快他们的调查进度。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上周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80年代一直到我担任总统期间，实验室的安全措施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这部分源于实验室的双重文化——一方面，它们是伟大的科学和学习中心，在能源、替代能源、计算机处理以及在各种非常重要的非国防领域中使用软件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它们还要维持其在核领域的责任。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调查之外——就是确保我们把安全工作做好。你们知道我在1998年初签署了那份行政命令。你们知道理查森部长最近做了什么。我还要求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拉德曼参议员领导一个两党跨党派小组，审查我们已经做过的工作，并告诉我们是否做得不够以及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因此，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验室的安全措施是不够的，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是这样——我们已经请人进行审查，然后进行这些调查，要把它们做好，并尽快完成。

新闻界：谢谢。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外媒如何评价

快报

ZHANG Juan

08/12/2026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消息发布后，美联社（AP）、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NYT）等媒体都发表了长篇文章，认真回顾了朱镕基的政治生涯及其经济改革遗产。

外媒普遍将朱镕基视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高度评价他在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与其简单将朱镕基视为一名“自由市场改革派”相比，外媒的报道更强调，他试图通过市场化和公司化手段重塑国有经济，同时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美联社：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强硬而务实的改革家

美联社以《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推动经济改革并带领中国加入WTO》为题刊发长篇报道，详细回顾了朱镕基从20世纪90年代初主抓经济工作到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治理经历。美联社称，朱镕基是一位“急性子”、直言不讳的改革者，他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及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

美联社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面临严重过热和高通胀压力时，朱镕基采取了强硬的宏观调控措施，包括价格管制、限制向亏损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等，以遏制通货膨胀。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推进相关政策，最终成功降低通胀，并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报道特别提到朱镕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强硬立场。他推动大量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同时推动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革，提高经营效率。改革过程中，大量职工下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阵痛，但美联社也认为，这些改革也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提高了效率，为其后来参与全球竞争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朱镕基并不是主张将中国经济全面私有化，而是试图通过市场机制、公司化和竞争来改造国有企业，同时保留国家所有权。

美联社高度评价朱镕基在中国加入WTO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报道指出，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为进一步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创造了重要制度条件，也成为此后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美联社将朱镕基的改革与中国此后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联系起来，但这种历史影响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产业扩张以及全球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CNN：“经济沙皇”以强硬作风应对危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回顾朱镕基的政治生涯时，再次提到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他的称谓——“经济沙皇”（Economic Czar），强调他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应对重大经济风险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CNN重点回顾了朱镕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面对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带来的压力，朱镕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在亚洲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助于降低危机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也成为朱镕基经济政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CNN在回顾其执政风格时，特别提到了朱镕基雷厉风行、直言不讳的特点。他将整顿政府部门、打击腐败以及改善行政效率作为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朱镕基曾以“100口棺材”的说法警告腐败官员，其中99口留给贪腐者，最后一口留给自己，这一言论也成为其强硬政治风格的标志之一。

报道还提到，朱镕基在1998年推动出售原由国有单位持有的住房，由此推动了中国城市住房所有权的快速扩张，开启了住房市场化的重要阶段。同时，他推动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通过处理不良资产、改善资本结构等方式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上述改革与财政体制、国有企业改革一道，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纽约时报》：重塑财政与市场制度，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重点分析朱镕基如何通过财政、国有企业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文章指出，朱镕基在1994年推动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国现代财政体制形成的重要一步。改革重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和宏观调控能力，并为此后中央政府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转移支付政策提供了更强的财政基础。不过，这一改革也重新塑造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并在长期运行中增加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对中国后来形成的地方财政和土地财政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针对中国加入WTO的过程，《纽约时报》详细回顾了1999年中美双边谈判中的关键环节。朱镕基亲自参与谈判，并提出包括农业、服务业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一系列开放方案。虽然当时的谈判并没有立即完成中国加入WTO的全部程序，但中美达成的双边协议成为中国最终加入WTO进程中的关键一步。朱镕基在谈判中所表现出的开放意愿，也反映出中国领导层当时将加入全球贸易体系视为推动国内经济改革的重要途径。

纽约时报》还引用多位前西方官员和国际金融机构人士对朱镕基的评价，强调其在推动中国经济开放和制度改革方面的作用。前美国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等参与中美入世谈判的美国官员曾评价朱镕基具有很强的改革意志和执行能力。相关评价认为，朱镕基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而推动市场开放，而是认识到开放本身可以成为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杠杆。

总体而言，外媒对朱镕基的评价并非简单集中于某一项经济政策，而是将他的政治生涯放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金融体系整顿、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等一系列政策，共同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加速了中国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与此同时，这些改革也带来了大规模国企职工下岗、地方财政压力以及住房市场化等一系列长期影响。正因为如此，朱镕基留下的改革遗产既包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也包含这一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和制度成本。

（图片来源：凤凰网）

朱镕基1999年4月14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全文）

编译

《中美印象》转发

08/12/2026

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我们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人均GDP比美国小几十倍。即使再过30年、40年或50年，两国之间仍将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仍将是美国最大的市场和潜在市场。中国将是你们的伙伴，而不是对手。因此，我认为建立、努力建立两国之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我认为这也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朱镕基

【编者按：1999年4月朱镕基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访问美国，先后到了洛杉矶、华盛顿、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等6个城市。在波士顿期间，他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朱镕基在演讲中提到他与MIT的特殊关系和1984年访问哈佛大学未能登门拜访MIT的遗憾。他在演讲中提到的算共边关系的问题中美到了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这个演讲对判断今天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如何顺利地解决这些矛盾依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朱镕基的博学、机智和幽默自然也是目前中国官员最欠缺的。演讲全文之前的介绍文字由Gemini生成。点击这里查看朱镕基在MIT演讲的英文全文。点击这里查看朱镕基演讲的一段视频。】

朱镕基在MIT的演讲可圈可点

1999年4月14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这次演讲发生在他对美国进行的为期九天、跨越六个城市的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面临着贸易逆差、关于人权和台湾问题的争议，以及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艰苦谈判。朱镕基在此次演讲中展现了其标志性的幽默、坦率和务实，直面这些争议话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以下是朱镕基在MIT演讲中的几个核心看点：

幽默开场，拉近距离

朱镕基一开场就用幽默化解了原本可能严肃紧张的气氛。他提到，自己早年学习时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从MIT引进的，虽然那是影印本，至于是不是盗版他就不清楚了，这引发了全场大笑。他表示，如果这次不来MIT，将是“终生的遗憾”。不仅如此，他还在演讲中坦言自己曾经梦想到MIT学习并拿一个学位，但他强调不是要“荣誉学位”（不要政治捐献），而是要通过真正的学习、考试和答辩来获得。不过他也自嘲已经70岁了，看来这辈子是拿不到学位了。

直面痛点：中美贸易逆差

演讲的重点之一是驳斥了当时美国国内关于中美贸易逆差的普遍担忧。朱镕基直接指出，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字被“大大地夸大”了。他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Lawrence Lau）的研究指出，无论是美方宣称的569亿美元，还是中方宣称的211亿美元，都是不准确的。

他向美国听众阐述了几个关键观点：

不应把逆差看得太严重： 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多一点，这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很常见的。
逆差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运动鞋、玩具等），这些产品美国早已停止生产。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就必须从其他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国家进口，这将导致美国普通消费者每年多支付数百亿美元，从而加剧通货膨胀。
外商投资与加工贸易： 他解释说，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即从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进口原材料，组装后再出口。因此，这实际上是其他国家对美出口的转移。

朱镕基以一双在芝加哥售价120美元的运动鞋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双鞋在中国的出厂价可能只有20美元，而中国工人从中只获得了2美元。他认为，虽然中美贸易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

强调合作，释出善意

针对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敌意，朱镕基再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更不是敌人，而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提到，虽然美国有几千件核武器，而中国只有几十件，而且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差几十倍，即使再过几十年，这种差距依然存在。因此，中国永远不可能威胁美国。

他呼吁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针对当时的困难，他表示这只是中美友好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并坚信“乌云将会过去，阳光将更加灿烂”。

从容应对敏感问题与抗议

在演讲场外，有数千名抗议者就人权、台湾等议题进行示威，但同时也有支持“一个中国”的欢迎人群。朱镕基在演讲中并没有回避敏感议题。他表示，在中美关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人权、达赖喇嘛等，但他在之前的访问中已经讲过无数次，大家可能都“听厌了”，所以这次重点讲贸易逆差。不过，在回答提问环节，当被问及人权问题时，他强调中国的人权正在不断改善，并提到了修宪以建立法治国家。

此外，针对当时沸沸扬扬的“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指控，朱镕基甚至拿这个话题开了个玩笑。他说，当MIT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M. Vest）与他讨论宇宙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niverse）时，他非常害怕听到“秘密”（secret）这个词，因为这让他想起了“间谍活动”（espionage）。

总结

朱镕基在MIT的演讲是他1999年访美的重要一环。通过这次演讲，他不仅向美国学术界和公众清晰地阐明了中国在贸易等问题上的立场，更通过其个人魅力、自信和幽默，有效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展现了一位大国总理的风度，也为之后中国成功加入WTO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朱镕基在MIT的演讲

（由Gemini根据演讲的transcript翻译，包括演讲后的问答环节）

韦斯特校长，女士们、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韦斯特校长邀请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这让我有机会结识这么多渊博的教授和学者，包括那些来自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友们。

昨天我在纽约，我的好朋友基辛格博士对我说，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去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的领导人。当然，我指的是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胆量，尤其是发表学术演讲。然而，当我在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清华在那时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掌声）。

我当时所学的，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麻省理工学院引进的。当然，那些并不是来自美国的英文原版书，而是中国影印的版本。至于它们是不是盗版（笑声），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我在想，我有没有一天能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甚至拿个学位？现在，韦斯特校长，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向你要一个荣誉学位。我可不想被指控提供政治献金（笑声和掌声）。我当年希望的是，如果我要拿学位，那必须是通过我自己的学习，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来获得。我现在70岁了。我想我这辈子是做不到了，所以这辈子我也拿不到那个学位了。

后来，我在1984年第一次来到波士顿，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还访问了哈佛商学院并与麦克阿瑟院长交谈。但在那次访问中，我没能参观麻省理工学院，直到今天我都一直觉得那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失。

所以这一次，如果我还是不来麻省理工，那将是我一生的遗憾——特别是因为麻省理工的办学方式和你们的口号，与中国当前“科教兴国”的战略如此契合。它对我们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们清华经管学院与麻省理工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如果我这次访问不来这里，那将是非常遗憾的。所以，即使这次来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我也要来。

我今天本来要讲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一项得到了美国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的政策，同时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一贯坚持的政策。

今天，即使这种关系面临着某些困难和问题，我还是愿意来到这里，谈谈其中的一些问题，与美国人民谈谈，帮你们“消消气”。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想来告诉你们真实的图景是什么，把事实告诉你们，以帮助双方达成共识。

在中美关系中，有许多问题我在这次访美中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例如，人权、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科索沃——我敢肯定你们听这个清单都听得烦透了，所以我不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但我想谈谈你们关心的一件事，那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我认为这个问题是美国社会各界人士都关心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点研究。当然，这与你们这里的诺贝尔奖得主教授们所做的工作相去甚远；那是根本无法相比的。但在这里我确实想讲几点。

首先，关于中美之间的逆差：就其数字而言，被大大地夸大了。根据美方的数据，贸易逆差为569亿美元。根据中方的数据，是211亿美元。差别非常大 [此句用英语说出]（笑声）。

我不想评论哪个数字更准确，但我想引用美国一位学者，斯坦福大学学者刘遵义（Lawrence Lau）的研究成果，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两个数字都不准确。

原因之一是这些数字，当你查看进口数据时，包含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当你查看出口数据时，这些费用并未包含在内。同时，这些数字也没有考虑到很大一部分中美贸易是通过香港转口的，而在香港有增值，而且这一增值比例非常大。它同样没有将中国的走私活动计算在内。

基于这些因素，如果你把这些考虑进去并进行修正，那么根据刘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逆差可能在360亿美元左右，因为美国对中国有大量的服务出口，而中国对美国有大量的服务进口。所以如果扣除这些，逆差大概是300亿美元左右。

现在，我不打算评论那个估计的准确性；它低于美国的数据，高于中国的数据，所以我不做评论。但我非常尊重这位学者在这项工作上投入的巨大研究量，他有很多数据来支持他的分析。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也就是说，不要把这个贸易——不要把这个贸易逆差看得那么严重。

人们一直在说，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不到2000亿美元，这大概只占你们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或稍微多一点。这在许多国家是很常见的。许多年来，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一直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所以这不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就美国经济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小的问题。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体上是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的。这些是消费品，或许是资源密集型商品。这些产品，在15年前——如果你们去了解一下，你们早就停止生产了，所以这种进口在美国市场上绝对没有竞争。这有利于你们调整经济结构。这有利于你们的发展，帮助你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也是你们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

这种消费品，你们在美国找不到任何人来制造了。如果你们停止进口这种商品，在座的各位，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如果你们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进口同样的东西，你们普通的美国消费者就要多掏钱，要多付200亿美元（掌声）。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得出的，并不是我编造的。所以这是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做出的估计和计算。也就是说，如果在1988年（注：此处年份应为1998年），你们不是从中国而是从其他地方进口这些商品，那么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会为你们消费的商品支付更多的钱。也许通货膨胀率会比现在更高。

第三点。绝大部分，或者说超过70%的中国对美出口，都是加工贸易产品。所谓加工贸易，是指由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建立的企业或合资企业，通过对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或组装，然后再将这些产品再出口。

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进口，而在中国增值的部分非常非常微不足道。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代表了上述我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的转移。过去你们是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进口消费品，但由于现在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很高，他们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然后这些用进口材料和零部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因此，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但是你们的总贸易逆差是不变的，是一样的。

1987年，当我在中国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时，我对此做过研究，调查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耐克、锐步、阿迪达斯运动鞋的情况。这些工厂大部分设在沿海省份，比如福建省，所以我去了福建省。当时在福建生产这类运动鞋的工厂大多是台湾商人经营的。每双运动鞋的出厂价是20美元，但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120美元。我发现，在这20美元中，只有2美元是付给中国工人的，但这2美元可以养活两个中国工人。

至于原材料，有些是从日本进口的，有些是从美国进口的。而气垫——那是主要部分——价值2美元；那可能是美国的专利产品。所以你们看得很清楚，那种鞋在美国卖120美元，在中国的出厂价是20美元，而中国工人只得到2美元，但这无论如何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这为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最近我接见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制鞋大亨。据他说，他的运动鞋销量在全球是最大的，而且他所有的产品都在中国生产。我问他，你的工厂和1987年相比怎么样了？他说，情况差不多。这次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让我的秘书去芝加哥最近的百货商店查了一下这些鞋的价格，我发现这些运动鞋的平均零售价在80到120美元之间，也许比1987年的价格略低一点，如果你往鞋里面看，你会看到它们都是中国制造。

在美国，你们找不到任何人来生产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你们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这种产品，价格会更贵。只有中国处于生产此类产品的最佳位置，这也对中国有利，因为这为中国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这种对美出口中所包含的大部分价值，代表了该地区其他国家价值的转移。

我非常赞赏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我经常读他的文章。他的一篇文章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不开放，而是表明日本市场不开放（掌声）。这次在丹佛，我去参观了存储技术公司（Storage Tech），主人告诉我，该产品读写磁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是从中国进口的。我看了看，说这读写磁头里最有价值的部件似乎是来自美国——是美国制造的。

这种读取技术实际上来自美国，甚至用于他们产品的钢材也是从日本进口的。在中国，我们只做组装。也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个读写磁头价值1万美元，那么大约8000美元的价值是在美国产生的；在剩下的2000美元中，大约1000美元是从日本或韩国进口的原材料。因此，中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只有1000美元。

克鲁格曼教授的结论是，尽管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下都存在这种贸易逆差，但实际上贸易是——我们把1465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部分拿来购买了美国国债，因此这位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这种双顺差正是中国的软肋。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需要调整这种结构。

说了以上三点，我只想说，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改善这种贸易平衡。中国将尽最大努力改善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平衡。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中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让步。我相信这种让步有利于中国人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竞争力或促进市场竞争，以及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WTO也有更多的好处，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WTO就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我认为这种让步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华盛顿特区，戈尔副总统和我共同主持了第二届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在那次开幕式上我说，通过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环境和生态协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中国现在在这类生态和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投资。

如果中美两国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如果美国愿意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那么几年后，你们将拥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我认为这种合作将对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大有裨益，带来很大的好处。

现在，许多美国人因为贸易逆差对中国非常生气，美国国内有很多关于贸易逆差的议论。我说，也许几年后，可能是在中国，我们会对美国人大谈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感到非常生气（掌声）。我想补充[说]，我指的是中国人民，不是我。我不会生气，因为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能引进先进技术来改善我们的管理，这种贸易逆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因为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真的应该践行其所倡导的理念：那就是自由贸易。然而，现在对中国的出口却有着过于严格的限制——刚才韦斯特校长告诉我，你们都在致力于探索宇宙的“秘密”（secrets），而我当时非常害怕“秘密”这个词，因为这让我想起了间谍活动（笑声和掌声）——现在美国对其向中国出口施加了许多限制。也许我们在受限名单上如果不是排在最后，也是倒数第二。我们本打算发射休斯公司的一颗卫星，但没拿到许可证；我们的气象局需要一台美国计算机，但不被允许出口到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改善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呢？我想提醒各位一个事实，去年美国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仅占——仅为89亿美元。这些只是普通产品，不是高科技产品。而对日本来说，去年他们此类产品的对华出口额达到了151亿美元。对于欧盟来说，去年他们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达到了148亿美元。

我真的很想问，你们只想向中国出口小麦和柑橘吗？好吧。这次达成并签署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已经向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难道只能靠吃柑橘和小麦度日吗？是的，我们可以，但我们想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我们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即战略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不是你们的潜在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你们值得信赖的朋友（掌声）。中国能对美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呢？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美国有6000多件核武器，而中国只有20到30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笑声），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核武器，或者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掌声）。但我完全同意他的判断；也就是说，[美国]有很多，而中国只有极少数。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而在民主党方面，是在民主党总统卡特任内，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布什在合作中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友好关系。接着，又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与江主席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互访，他们表达了双方将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

我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关系对两国人民有利，对全世界人民有利，也有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中国三代领导人——即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先生和现在的江泽民主席——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促进、维护和发展这种关系。

我们深信，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困难或一些问题，不过是中美友好合作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我相信这种困难和问题就像即将飘过的乌云，灿烂的阳光终将普照。所以，让我们为此共同努力（掌声）。

在我们即将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之际，我愿对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要感谢我们与之交谈过的美国各界人士，包括所有那些国会议员，我们可能已经会见了其中的30位，还有新闻界、媒体界的朋友。我们和美国媒体界共进早餐，我们和美国银行家共进午餐，在美国街头，我们也和普通的美国人交谈过。从所有这些接触和互动中，我深深感到，中美友谊在人民中间根基深厚。

昨天下午两点，克林顿总统给我打来电话，我告诉了他我此行的感受，他说，我也有同感。我认为美国人民赞成中美友好，赞成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在离开美国前夕，我愿再次对在座的各位，对波士顿人民（掌声）、马萨诸塞州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和谢意（掌声）。非常感谢。（掌声）

朱总理演讲结束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M·韦斯特主持了观众问答环节。

韦斯特：尽管朱镕基总理表示他目前太忙，无法完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作业，但他已欣然同意此时接受他的口语考试。说真的，朱总理现在将回答观众的几个问题。我只要求大家提出的问题尽量简明、准确、快速，以便我们既能处理翻译问题，又能让总理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我们后面这里有第一个麦克风，请提问？

提问（用中文）：我代表徐文立先生的女儿提问。徐文立先生为何因为进行不违反中国宪法任何条款的和平活动而被监禁？他的被捕完全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和所有联合国公约。去年12月21日，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审判，他被判处13年徒刑。问题是，你们何时停止这种独裁统治，并将徐文立先生从狱中释放？

朱：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我在美国已经在无数个场合讨论过了。事实上，我讲得太多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中国的人权状况正一天天改善。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中国人民现在享有的人权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承认我们仍有缺点，对于这些缺点，我们仍在努力加以解决。但是我们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修订中国宪法，并且特别注意到增加一项宪法修正案的工作，该修正案规定我们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点——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因此，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至于任何个案，我认为此时此地不适合我去探讨细节。

提问（用中文）：朱总理，我代表在这里学习的清华大学校友欢迎您，我们大家都祝贺您访美取得成功。我现在想向您提出两个问题。您提到现在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科教兴国”。那么，您认为目前在实施这项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认为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自身并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您认为这方面将聚焦在哪些领域，政府现在出台了哪些政策来鼓励留学生回国工作？

朱：非常感谢你的良好祝愿，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清华校友以及所有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转达我的亲切问候。

在两个不同的场合，我已经宣布过，“科教兴国”政策是本届政府的一项优先任务。为此，过去两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说明这些资金具体投向了哪些领域，但我认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最根本的方面在于教育。当然，基础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在基础教育之外，我认为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专业教育，尤其是在管理领域。

眼下，中国非常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我们国有企业中，绝大部分的首席执行官（CEO）和总会计师缺乏必要的资质。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对韦斯特校长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能帮助我们培养这些高层管理人才。

事实上，目前我们也正在与毕马威和安达信合作，在中国建立三个会计师培训中心。这些将是国家级的会计学院。其中第一所已经建立，就设在清华大学，现在初具规模，第一批课程很快就要开设。问题是，我还没有为这所学院物色到一位合适的院长。所以，如果这里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请联系我。（用英语说：）我保证你在那里拿到的薪水和在这里一样。（掌声）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证券工作同样缺乏合格的人才，所以我们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在已经聘请了香港的梁定邦先生作为我们的第一任顾问。根据他的建议，我正在邀请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杰出人才加入我们的证监会。我提供给这些人的薪水与他们来我们委员会之前的薪水相当。

韦斯特：我们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让我请中间这里的波特教授提问。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玛丽·波特：总理阁下，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最近处理了男女教授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掌声）我的问题是，您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在中国平等地发挥女性和女孩的才华和能力。（掌声）

朱：谢谢。我非常赞成男女平等，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我们有许多群众组织，其宗旨就是保护和捍卫妇女儿童的权益。

你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我们代表团的队伍中，我们也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中国女性——国务委员吴仪女士。

在这次访问中，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对美谈判，吴仪女士发挥了关键作用。我知道许多美国人对“国务委员”这个词有点困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职位，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们，她的地位实际上就是副总理。

中国人非常看重礼宾顺序问题，国务委员的头衔紧排在副总理之后。不过，在这一轮的谈判中，她是总理，我是副总理。（掌声）我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在家里，我完全是我妻子的“忠实仆人”。我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她。

韦斯特：女士们，先生们，在讲台上的嘉宾退场时，请大家保持就座。但在那之前，请再次和我一起感谢朱镕基总理阁下。（掌声）

朱镕基总理1999年访美彰显中国官员新形象

《中美印象》转发

08/12/2026

朱镕基的访问是在美国对科索沃发动战争、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议案、《考克斯报告》出笼等反华逆流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进行的，但他受到了美国政府有的热情接待，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他先后访问了洛杉矶、华盛顿、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等6个城市。朱总理的博学、率直、幽默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所到之处刮起了“朱旋风”。

【编者按：本文2015年5月18日发在《海外南开人》网站，原标题为“挡不住的魅力—忆朱镕基总理访美趣事”，作者为崔庆平，原驻美大使馆一秘、常州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4月6日至14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朱总理访美整整16年过去了。我翻开珍藏的日记，打开记忆的闸门，朱总理光照国际舞台、挡不住的魅力的场景，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跳了出来。他的访问是在美国对科索沃发动战争、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议案、《考克斯报告》出笼等反华逆流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进行的，但他受到了美国政府殷勤、有礼貌、热情的接待，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他先后访问了洛杉矶、华盛顿、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等6个城市。朱总理的博学、率直、幽默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所到之处刮起了“朱旋风”。

妙喻中美贸易逆差

朱总理在4月10日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为他举行的晚宴上大展风采，简直成了“脱口秀”明星。他的讲话经常被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打断，高潮迭起。朱总理一登台，首先用纯正流利的英语把科罗拉多州和丹佛市赞美了一番，与会者掌声雷动，期待着他继续用英语讲下去，但他却戛然而止地说：“That’s enough.”全场又掌声雷动。之后，朱总理几乎每讲一句话，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他说，感谢科罗拉多州与湖南省结为友好州省，湖南是他的故乡。他要给美国朋友们一个忠告，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有时有点粗，希望在和他们交往中要多多包涵。

朱总理说，今天上午他在16街步行街参观了一些商店，看到的中国产品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他兴致勃勃地买了两顶美国帽子，以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等听众捧腹大笑后，他说：“不过，是你们州长付的钱。”大家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接着，他以一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为例，称这个产品价值10,000元，但其中一个关键的“读写头”是美国生产的，价值9,000元，而剩下的那1,000元产品，美国人不愿意干，而中国却可以创造两个人的就业机会。他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说明了中美贸易逆差和美中优势互补的道理。一石二鸟，使不少听众豁然开朗，并发出由衷的赞叹。

智激州长访华

朱总理在4月11日伊利诺州州长乔治·赖恩和芝加哥市长戴利为他举行的晚宴上，讲话妙趣横生，语惊四座当众批评州长犯了“严重错误”，最后取得皆大欢喜的结果。他的演讲继续保持着妙语连珠，寓庄于谐的风格，令听众折服，并产生感情交流和强烈共鸣，甚至有七、八次听众还没有等翻译把他的讲话译成英文，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朱总理说，刚才仔细听了关于赖恩州长的履历介绍，感到州长先生政绩的确辉煌，“但他有一个严重的缺点。”翻译也许太忠于原意或出于对州长的礼貌尊重，把“缺点”译成了“weakness”。朱总理感到这个词并没有表达出他的真正意思，就自己说州长先生“has made a big mistake”。在场的美国朋友们对州长被中国总理在大庭广众下毫不留情地批评既感到惊讶，又立刻提心吊胆，连大声都不敢出，鸦雀无声地等待着朱总理的解释。

朱总理看着大家的期待情态，就一字一顿地说：“因为州长先生至今还没有访问过中国。”宴会厅里顿时被掌声、笑声所淹没。接着朱总理向州长夫妇发出访华邀请，任何方便的时候都行，但最好是“as soon as possible”。

朱总理还给之前致过辞的摩托罗拉公司董事长葛尔文幽了一默。他说，今天下午他参观了一个农场，获赠一头牛。但是家里本来住房就不宽敞，养牛更不行。他准备把这头牛送给中国农业大学，让他们研究一下，这头牛是不是因为吃了摩托罗拉公司的产品而长得这么壮。这又引起哄堂大笑。

朱总理接着说，他在农场时还开了履带式拖拉机。译员也许是因为连日来劳累紧张过度，脑筋运转速度减慢，一时又想不起“履带式”如何翻，朱总理及时为她救驾，就是用“caterpillar”，听众又为朱总理的英语造诣而鼓掌，气氛活跃，热闹非凡。

婉拒克林顿总统的建议

朱总理在美国各地访问，受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都强烈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克林顿总统未能在朱总理访问期间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遭到国内各界人士的批评。不少国会参众议员认为克林顿政府坐失良机，担心中国改变主意，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指责克林顿不签协议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美国工商企业界对克林顿临阵退缩十分不满。媒体也批评克林顿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勇气。

朱总理4月13日晚在纽约华尔道夫大酒店会见400多位大纽约地区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中资机构负责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驻联合国使团官员时，透露了美国政府急于与中国达成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

他说，今天下午2时，克林顿总统特意与他通了电话，建议在朱总理访问加拿大期间，代表团中留下一个人在美国继续谈，谈成了就签字。这个建议当即遭到了朱总理的婉拒。朱总理风趣地告诉克林顿，这样做对克林顿不好，因为有人会说他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对他本人也不好，因为中国老百姓会认为他给美国“送大礼”。

最后朱总理告诉克林顿，要谈就派人来北京谈。双方商定将于4月底前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讲到这里，朱总理动情地向在座的400多位中国同胞和朋友们说：“这还是我们有能力呀！中国主要是靠自力更生。你签也好，不签也好，我们反正活得很好，而且越活越好！”

他的铿锵有力的话语，赢得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朱总理婉拒克林顿的建议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不受任何人或任何势力摆布的大国尊严，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总理的坚定、自信、睿智、果断的大国总理的风范。朱总理在会见结束时坦承，世贸谈判虽然很艰苦，中方做了些让步，但这些让步既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中国。“我决不会在中国利益上，作半点让步！”朱总理这句提高声调的宣示，又赢得了长久不息的掌声。

用英文总结每日的访问

朱总理4月14日在波士顿公园广场酒店的午宴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讲话仍然谈笑风生，游刃有余。

他认为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向美国人民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他用了8个带“day”字的英文词组总结了每天访美的感受。

他说，4月6日在洛杉矶，是访美的首站，实现了开门红，是一个“fruitful day”；4月8日上午出席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下午出席联合记者招待会，晚上与克林顿总统会谈直到半夜12点，是一个“busy day”；9日和美方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异常艰苦，是一个“terrible day”；10日在美国旅游胜地丹佛，东道主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是一个“vacation day”；11日到芝加哥，参观访问了农场，学到了值得中国借鉴的发展农业的经验，还获赠一头牛，是一个“nice day”；12日在芝加哥参观了商品期货交易所等多处地方，是一个“happy day”；13日在纽约出席了由纽约经济俱乐部和美中全国贸易协会举办的宴会，规模盛大，有1,500人参加，东道主对他说，也只有与戈尔巴乔夫访美可以媲美。不过朱总理对这个比较，并不高兴。因为“那样一来，我岂不是成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了？”有位中国女记者建议这天叫“wonderful day”;14日在波士顿与许多专家学者、诺贝尔奖得主进行了交流，受益匪浅，是一个“beneficial day”。

朱镕基总理对美国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人心效应、形象效应和久远效应，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95岁历史学泰斗王赓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回到中国近现代历史

采访

《中美印象》转发

08/12/2026

位于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2026年8月10日发表了对95岁的历史学泰斗、东南亚华人史和中国史研究大家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的采访。采访的核心并不是简单讨论“中美谁强谁弱”，而是试图从历史经验、中国政治文化以及美国全球信誉三个层面，解释今天的中美竞争。

一、王赓武首先质疑：美国的全球信誉正在发生变化

王赓武认为，美国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实力的上升，更是美国自身在世界上的信誉和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国家之所以愿意追随美国，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是因为它们相信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但近年来，美国的政策变化、国内政治分裂以及对外政策的不连续性，使一些国家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一个稳定的全球领导者角色？王赓武并不是因此得出“美国已经衰落、中国即将取代美国”的结论。他更倾向于认为，世界正在从过去相对明确的美国主导体系，走向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这也是他一贯强调的观点：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但世界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围绕美国一个中心运转。

二、中国的崛起不能简单理解为“取代美国”

王赓武认为，观察中国崛起时，需要避免一种过于简单的“霸权更替”思维。中国的实力确实在不断增长，而且中国对周边地区以及更广泛世界的兴趣也随着自身实力增强而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按照美国过去的模式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霸权。

换句话说，中国成为大国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他认为，未来更值得关注的可能是一个多极化、多中心的国际体系。美国、中国、印度以及其他重要国家都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王赓武对所谓“美国衰落、中国崛起”这样的二元叙事保持谨慎。

三、理解习近平，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角色

这是整篇采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王赓武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会如此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他的解释并不是简单地把这种观点归结为意识形态宣传，而是把它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期演变中理解。

在王赓武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与中国近代以来经历的巨大政治危机密切相关。19世纪以来，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冲击，清朝最终覆亡。此后，中国又经历军阀割据、政治动荡、战争以及日本侵略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在中国政治叙事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认知：

是共产党结束了长期的政治混乱，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并不仅仅是在强调今天的政治制度，也是在强调共产党对于中国近现代国家重建的历史意义。

四、“只有党才能救中国”背后，是一种对历史的特殊理解

王赓武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政治传统存在差异。西方现代政治通常强调政党之间的竞争，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通过选举轮替执政。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并不是这样。中国长期形成的是一种中央集权、统一政治权威的传统。过去这种政治权威由皇帝代表，而现代中国则由共产党承担。

因此，从王赓武的历史视角来看，理解中国共产党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政党”的概念。共产党不仅被视为一个参与政治竞争的组织，而且被中国政治体系自身理解为国家统一、政治秩序和国家发展的核心组织。

五、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没有变化

王赓武的分析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完全没有变化。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利益已经越来越多元化。过去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企业家、城市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群体都有越来越复杂的利益诉求。

问题在于，中国并没有因此走向西方意义上的多党竞争，而是采取了另一条道路：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政治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让不同社会群体通过党和国家体系内部的制度参与政治。因此，中国政治体系表现出一种很特殊的状态——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但政治权力仍然集中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一点也是王赓武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切入点。

六、王赓武并不认为中国一定会重复苏联的道路

采访中一个重要的隐含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像苏联共产党一样最终失去政权？王赓武对此保持谨慎。他认为，中国和苏联虽然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系，但两国的历史、文化和国家传统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因为苏联解体，因此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垮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统治，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以及国家统一传统都有关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体系，并在改革开放之后推动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共产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所以，王赓武认为，中国共产党未来能否继续保持政治主导地位，不能只从西方政治制度的标准来判断。

七、台湾问题：历史记忆仍然非常重要

王赓武也谈到台湾问题。他的分析仍然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中，台湾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际关系问题，而与中国近代历史、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复兴的叙事紧密相连。

因此，外界如果只从当前的军事力量对比、经济利益或者国际法角度观察台湾问题，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中国领导层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一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恰恰相反，王赓武的历史分析提醒人们：越是涉及深层历史认知的问题，越不能简单地用短期战略计算来解释。

八、中美竞争最大的危险，是双方越来越用“对方必然敌视自己”的逻辑理解对方

王赓武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态度比较谨慎。他并没有简单把责任归于美国或者中国一方，而是认为双方都越来越容易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理解对方。

美国看到的是一个实力迅速增长、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的中国；中国看到的则是一个试图限制中国发展的美国。于是双方容易进入一种：你认为我在威胁你 → 所以你采取措施防范我 → 我因此更加相信你要遏制我 → 我再采取更强措施的循环。这种相互猜疑可能比单纯的实力竞争更加危险。

伊朗知道特朗普在哪里下榻计划用肩扛式导弹攻击他的座机

快报

乔桥

08/12/2026

乘坐老“空军一号”飞往英国包括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以及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鲁比奥事先知晓相关威胁，但其他人中有多少人了解情况尚不清楚。官员们表示，至少有部分搭乘该机的白宫工作人员对此毫不知情，随行记者同样不知内幕。

（正文）昨天本站编译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特朗普在安卡拉机场“金蝉脱壳”的独家报道，此事今天成了美国各大电视台和平面媒体的关注焦点。

以下是媒体披露的更多信息：

据两名了解伊朗暗杀计划的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情报部门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他们得知，伊朗正在策划攻击“空军一号”。
有情报显示，在北约峰会举办地附近发现有人携带肩扛式导弹。
官员们还表示，伊朗方面明确掌握了特朗普在安卡拉下榻地点的信息，包括他所住的具体楼层。
特朗普总统周二傍晚就秘密改乘另一架飞机离开土耳其、并将“空军一号”作为诱饵的决定第一次公开发表评论。他对记者说：“这完全由特勤局决定。我只是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我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安排。他们希望我搭乘另一架飞机，安全等级相同，但他们希望我这么做，于是我就照办了。”
特朗普还说，他改乘的C-32A公务机其实危险更大，但他并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当被问及那架载有内阁成员、白宫官员及随行记者、作为诱饵从土耳其起飞的“空军一号”是否面临风险时，特朗普再次提到了负责其安保工作的人员。“我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他们以安全为第一考量，而我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
特朗普在镜头前登上老“空军一号”，但随后通过一个食品运送集装箱进入另一架飞机，但他的部分内阁成员仍然作为乘客留在充当诱饵的飞机上。随行记者也搭乘了这架飞机，但他们并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
据两名以匿名方式讨论敏感信息的官员透露，乘坐老“空军一号”飞往英国的包括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总统首席国内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以及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Steven Cheung）。
鲁比奥和贝森特事先知晓相关威胁，但其他有多少人了解情况尚不清楚。官员们表示，至少有部分搭乘该机的白宫工作人员对此毫不知情，随行记者同样不知内幕。
跟随特朗普登上C-32A公务机的有：* Pete Hegseth —— 国防部长；* Dan Scavino —— 白宫副幕僚长；* Natalie Harp —— 特朗普私人行政助理；* Walt Nauta —— Oval Office operations director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白宫提供伊朗暗杀计划的更多信息。
特朗普在英国空军基地走下老“空军一号”，但他并不是乘这架飞机抵达英国的

美国改装“佛吉尼亚”级潜艇，期待在台海冲突中“魔高一丈”

《中美印象》转发

08/12/2026

法国《观点》周刊网站 8月8日晚间报道说，华盛顿正在为潜在的对华战争改造其潜艇力量。19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将被改造成真正的导弹发射平台，能够从深海发动打击。换句话说，美国正在把过去集中在4艘“俄亥俄”级潜艇上的巨大火力，重新分散到19艘“弗吉尼亚”级潜艇上。据该报道认为，这一决定向北京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退让。

【编者按：本文2026年8月10日由法广网中文网站发布，原标题为“法媒解析台海冲突：美国不会对中国退让，押注一支“隐匿深海伺机突击”的舰队”，作者为夏榕。】

《观点》周刊由玛丽·盖尔默执笔的分析报道表示，美国海军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做准备。19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将改装为SSGN（巡航导弹核潜艇）。这一决定向北京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退让。

通过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Virginia Payload Module，VPM），这些潜艇将拥有40个发射单元，而标准弗吉尼亚级潜艇只有12个。这将使它们能够携带战斧巡航导弹，并最终携带高超音速武器。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正在退役其四艘俄亥俄级潜艇，这些潜艇是其最强大的常规打击平台。那么中国准备好面对这一新现实了吗？

分配火力：美国海军改变的并不是火力本身，而是火力的分布方式。

“由于弗吉尼亚级SSGN潜艇距离目标很近，它们可以秘密地在中国附近机动，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攻击船只或陆基设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海军军官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告诉《观点》周刊。

从理论上看，从“俄亥俄”级导弹切换到弗吉尼亚级导弹似乎会造成能力损失。四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SSGN）将于2026年至2029年间逐步退役，每艘最多可携带154枚战斧导弹。而每艘“弗吉尼亚”级SSGN只能携带40枚，约为“俄亥俄”级运载能力的四分之一，但却是标准“弗吉尼亚”级SSGN（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运载能力的三倍多。

报道援引布莱恩·克拉克指出：“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火力只有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四分之一”。但海军正在改变策略。他们不再将强大的火力集中在四个平台上，而是将其分散到19艘潜艇上。“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优势在于其火力分布更加分散，这使得海军能够同时应对更多情况”，布莱恩·克拉克如是评估。

离中国越近，拦截就越困难

报道续指，在台海冲突中，美军将不得不在充斥着中国导弹、雷达和防御系统的环境中作战，这些系统足以威胁到飞机和水面舰艇。从日本到菲律宾（包括台湾）的第一岛链将构成主要对抗区域之一。

报道又提到，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研究员西达尔特·考沙尔（Sidharth Kaushal）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解释说：“潜艇是少数几种能够相对安全地在第一岛链前方、附近或内部活动的作战力量之一。”

潜艇部署在目标附近能显著缩短敌方的反应时间。这对于高超音速武器而言尤其重要。“高超音速导弹代表了一种能力，而美国对手即便拥有强大的防空系统，也难以有效防御”，西达尔特·考沙尔对CNN强调说。

《观点》周刊则强调出，对于布莱恩·克拉克来说，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武器：“由于潜艇距离目标很近，SSGN 可以秘密地在中国附近机动，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攻击船只或陆地设施。” 因此，北京不仅要尝试拦截美国导弹，首先还必须找到发射这些导弹的平台。

美军2029年前的一段“空档期”

报道警示，然而，时间表存在一个缺陷。“乔治亚”号战列舰已经开始退役，其他三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也计划逐步退役。首批配备VPM系统的“弗吉尼亚”级战列舰预计要到2029年才能服役，而19艘新舰艇也并非全部能在2038年之前交付使用。

因此，美国海军将经历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其潜艇打击能力将低于“俄亥俄”级潜艇所提供的能力。然而，海军仍可依靠其攻击型潜艇。

“海军将用攻击型核潜艇（SSN）来弥补这一缺口，每艘SSN都配备12枚垂直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并可携带数十枚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战斧或鱼叉导弹”，布莱恩·克拉克向《观点》周刊解释道。因此，在新型SSGN交付之前，SSN能够承担部分任务。

北京也在暗中加紧努力

报道认为，这一转变正值中国快速发展其潜艇舰队之际。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分析，2021年至2025年间，中国下水了10艘核潜艇，而美国同期仅下水7艘。就吨位而言，北京在此期间也占据了上风，下水吨位约为7.9万吨，而美国约为5.55万吨。

另需注意的是，中国也在研发新型、更安静的核潜艇，并提升其反潜作战能力。但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的优势依然显著。他表示：“巡航导弹核潜艇（SSGN）将有助于美国保持水下优势。中国只有六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其中只有少数是较新、更安静的设计。”

依克拉克之见，北京在另一个关键领域也存在不足：反潜作战。他指出：“中国海军也缺乏强大的反潜作战能力。美国海军目前拥有约50艘无声核潜艇，以及强大的传感器网络和其他专门从事反潜作战的部队。”

中国希望与美国保持距离

报道提醒，中国潜艇力量的扩张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北京还建造了庞大的导弹库，旨在阻止美军接近台湾。根据五角大楼2024年12月的估计，解放军火箭军的导弹库存四年内增长了50%。其目标尤其在于打击美国支持台湾的基地、港口和基础设施。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CNA研究集团分析师德克尔·伊夫利斯解释说：“他们想摧毁战区内的目标，并将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 因此，中国正试图制造一个足够危险的“防护罩”，以阻止美军进入。而华盛顿方面则试图保留突破这个“防护罩”的能力。

美国人的赌注仍然有风险

报道评析，“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并不能解决海军的所有问题。它们的打击能力远不及“俄亥俄”级潜艇，可用性也较低。建造过程将持续十多年，而中国同时也仍在继续发展其导弹、潜艇和水下无人系统。

不过，美国正在改变其力量集中的方式。

以往，一艘“俄亥俄”级潜艇可携带154枚导弹。未来，多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部署在太平洋各处，将迫使中国搜索和监视数量更多的目标。“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优势在于其火力分布更加分散，使海军能够同时应对更多情况”，布莱恩·克拉克总结道。在分秒必争的冲突中，从更接近目标的隐蔽位置开火，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舰载导弹的数量。

《观点》周刊报道最后提及，美国海军公开承认：“这些重新组装的SSGN潜艇配备了尖端传感器、无与伦比的隐身性能和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将在争议水域自由行动，确保美国海军在潜艇领域保持绝对优势。”

当首批“弗吉尼亚”级SSGN潜艇服役时，这种优势是否仍然足够，还有待观察。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也将继续建造潜艇。

读完这篇分析报道，我们可得知，在台海这样一个高度密集、反应时间极短的潜在战场上，美中双方之间的较量已经不再只是“谁有更多导弹”的问题，而将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够更早发现对手、更加靠近目标，并在对方反应之前发动攻击。

俄乌战争的僵持和美国战略的转移

分析

KSLiu

08/11/2026

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一种对美国更划算的北约模式：欧洲负责兵源、军费和常规战争能力；美国减少驻军，继续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核威慑、战略情报和高端军事技术。如果这个模式成功，美国反而可能做到“投入更少，却仍然保持北约领导权”，同时把释放出来的军事力量转向印太。

（正文）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已经4年半，竟然深陷泥潭，无法战胜乌克兰。俄罗斯作为综合性“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战斗民族”的神话也受到重创。

“超级大国”这一点尤其明显。前苏联曾经能够在经济、科技、航天、核武器、常规军力、意识形态和全球盟友体系上与美国全面竞争。今天的俄罗斯仍拥有世界级核力量、远程导弹和庞大的军工体系，但经济、人口、科技和全球投射能力已经无法与美中相提并论。因此更准确的定位是：俄罗斯是核超级强国、地区性军事大国，而不是前苏联意义上的综合超级大国。

“战斗民族”则更多是一种历史文化标签。俄军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胜利、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以及俄罗斯长期塑造的强硬国家形象，共同形成了这种印象。但俄乌战争暴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族尚武形象与现代战争能力不是一回事。

战前俄罗斯人口约为乌克兰的三倍多，GDP、军费、军工基础都远大于乌克兰，而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战略轰炸机、远程导弹和海军。按照传统军事力量指标，这本来应该是一场实力极不对称的战争。但四年半之后，俄罗斯仍然必须为了乌克兰东部一个城市、甚至几个村庄进行长时间争夺。这确实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军队过去形成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形象。

截止到现在，俄乌战争仍处于高强度消耗战阶段，但与2024—2025年相比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俄军仍掌握总体战略主动权，但地面推进速度相当有限；乌军没有出现崩溃，反而越来越依靠无人机、远程打击和小规模反攻，把战争向俄罗斯纵深延伸。

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已经4年半，竟然深陷泥潭，无法战胜乌克兰。俄罗斯作为综合性“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战斗民族”的神话也受到重创。

欧盟今年批准了一项900亿欧元的2026—2027年乌克兰支持贷款，其中大约300亿用于经济和财政支持，600亿用于军事和国防需求。

仅2026年6—7月，欧盟就已经从这项机制中拨出约49亿用于采购无人机。

此外，欧盟统计其迄今对乌军事支持已经达到约770亿，如果把财政、人道、难民和冻结俄资产收益等计算进去，总体支持达到约2162亿。

所以从“谁付钱”的角度看，答案已经相当清楚：欧洲正在成为乌克兰战争的主要财政后盾。

但是欧洲仍然无法完全替代美国，这是问题的关键。欧洲能够替代美国的主要是钱，但是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替代美国的某些军事能力。

这里最关键的是“爱国者”空防系统。俄罗斯越来越多使用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而欧洲不仅自己的库存不够，也无法在短时内批量生产“爱国者”Patriot/PAC-3系统。

最近乌克兰甚至表示“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经接近耗尽。美国仍在讨论是否让乌克兰参与PAC-3相关生产。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欧洲有钱，并不等于欧洲已经拥有美国的军事工业能力。北约明确说，美国能够提供某些欧洲和加拿大无法单独大量提供的装备。

其次是情报、卫星、预警和指挥体系。这些能力不那么容易用援助金额衡量，却对现代战争非常重要。

第三是对俄罗斯的金融和经济制裁能力。就在8月7日，美国参议院还以86比11通过新的大规模对俄制裁法案，重点针对俄罗斯能源收入以及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

所以美国退出的主要是无限度财政承担，不是退出整个俄乌战略。

对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有利的结构。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观察，新模式颇有吸引力：欧洲承担财政成本，美国军工企业获得订单，乌克兰继续牵制俄罗斯，美国减少财政和库存压力。

这其实是一种新的跨大西洋分工：欧洲出更多的钱，乌克兰出人，美国提供关键技术、武器、情报和战略威慑。

而且这个结构正在制度化。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到2027年，那么俄乌战争很可能进一步演变成一种很特殊的格局：俄罗斯 vs. 乌克兰 + 欧洲财政/军工体系 + 美国高端军事技术。

这对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战略意义——它可以在不让俄罗斯轻易获胜的情况下，把越来越多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转向中国和印太。这可能正是华盛顿推动欧洲“接盘”乌克兰的最重要长期战略收益之一。

北约最高司令已经换人，但仍是美国人。目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SACEUR）是美国的空军四星上将亚历克萨斯·格林克维奇（Alexus G. Grynkewich），他同时兼任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但是“副司令”和其他高级职位正在欧洲化，这个变化也值得注意。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Giuseppe Cavo Dragone今年5月明确表示，北约已经重新分配高级指挥职位，给予欧洲盟国更大的责任。而北约欧洲盟军副最高司令（DSACEUR）今年3月也完成了换任；北约官方仍明确说明，副司令是在格林克维奇之下的二号人物。

美国甚至已经开始减少驻欧兵力，这比职位调整更加具有实质意义。

格林克维奇今年5月亲自证实，美国计划从欧洲撤回大约5,000名军人，其中包括一个装甲旅的相当部分，而且原计划部署的一个远程火力营也取消。

更重要的是，他对未来趋势说得相当清楚：随着欧洲实力的增强，美国可以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将自己的职责简化为向欧洲提供它暂时无法生产的关键能力。这一重新部署将是持续数年的过程。

2026年安卡拉峰会正式把这种新模式称为：“A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更强大的欧洲，存在于更强大的北约之中。

峰会宣言明确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正在与美国一起承担更大的联盟防务责任。

而北约副秘书长7月说得更加直白：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欧洲常规防务责任，由美国力量作为后盾。

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一种对美国更划算的北约模式：欧洲负责兵源、军费和常规战争能力；美国减少驻军，却继续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核威慑、战略情报和高端军事技术。

如果这个模式成功，美国反而可能做到“投入更少，却仍然保持北约领导权”，同时把释放出来的军事力量转向印太。这一点对理解今后美国对华战略尤其重要。

但是，只要美伊战争仍然持续，美国就不可能把从欧洲抽出的军事力量全部转向印太。现实情况更接近“三线重新分工”：欧洲主动减负，中东被迫加码，印太继续保持战略优先，但短期军事资源反而受到中东战争挤压。

中美峰会在即，双边关系错综复杂

邓聿文

08/11/2026

这正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一边维持首脑外交，一边推进科技脱钩；一边强调中美关系稳定，一边在稳定的护栏内不断向前挤压中国。华盛顿要的不是停止遏制，而是不翻桌的遏制。

【编者按：本文2026年8月11日由《金融时报》中文网首发，原标题为“9月底之前，特朗普不会停下遏华之手”。作者授权本站转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如果在中国领导人9月24日访美前，美中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和特朗普会在白宫握手言和还是怒目而视？

目前的状况正是这样。

在华盛顿近期对中国出台多项制裁措施后，北京也对美祭出了五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出口管制，对七家美国实体实行制裁，并首度针对美国特定进口产品启动“国安调查”。中国商务部在新闻稿中特别指出，中方这波反制措施，是在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尤其是在7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视频通话后，美方又于次日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涉疆清单”做出的。中方反制措施总体克制，但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北京所指控的美方对华限制措施，仅7月下旬以来，就有三起。一是国防部更新“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即所谓“1286清单”，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其中。二是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新“受管制清单” ，把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和并网逆变器纳入其中，文件虽没点名中国，适用对象也包括所有外国生产商，但明眼人都知道，主要目标就是中国。三是国土安全部的涉疆法案实体清单，涉及食品、服装、医药、电子元件、铝、黄金、锂和棉花等行业，包括洽洽瓜子、郑州思念水饺、福建七匹狼等知名品牌。此外，还有消息称美方在准备出台下一手的制裁清单。

上述华盛顿的这几项举措，看点不在于是否又增加了几种遏制中国的工具，而是其出台时间，距离中国领导人预计9月访美行程不到两月，而且也是在中国外长王毅刚刚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见面，表达不满之后不久。由此可以推测北京方面的情绪。

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确定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二人北京会晤后，无论国际舆论还是中国官方，都曾产生一种期待：中美竞争虽然不可能就此结束，但至少在领导人访美前，两国关系会进入一个相对安静的阶段，美国也许会暂时放慢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避免破坏首脑外交营造的气氛。

如今两个月过去，中美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足以中断领导人访美的严重冲突，经贸谈判仍在继续，高层沟通也没有停止，然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尤其是科技遏制，非但没有停，反而正在向三个方向扩大。一个方向，是从制裁具体中国企业，转向封锁中国已经形成优势或可能取得领先的整个产品门类。另一个方向，是从产业链和产品端向知识生产端延伸，从企业蔓延到大学、实验室、科研人员和学术合作。尤其是复旦、上海交大等综合性大学被列入1286清单，表明美国划定的界线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主要针对同中国军方和军工体系有明显联系的“国防七子”及相关研究机构，现在则开始把中国主流大学本身视为技术外流和国安风险。还有一个方向，扩大对涉疆中企的制裁，这次新增的40家企业，是该清单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也是特朗普政府任内首次增加企业，不仅涉及行业广泛，而且多与民生相关，包括一些知名民企。

其实，科技之外，其他摩擦也在增加。特朗普本人7月公开指控中国介入美国选举，声称中国非法取得2.2亿美国选民资料。虽然他没有因此宣布报复措施，也有意避免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领导人，但由美国总统亲自做出这种指控，不可能不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台湾问题上的动静更大。美国在台协会（AIT）主任谷立言（Raymond Greene）6月下旬接受台媒采访，不仅谈美国对台军售和安全政策，还评论台湾民意、政党政治以及两岸恢复对话的条件，声称台湾七成民众支持“维持现状”，可以成为台湾民选领导人同北京对话的基础，又指责北京试图在台湾制造分裂。此后，他又鼓吹把台湾建成遍布空中、水面和水下无人机的“蜂巢”，并公开推动台湾通过特别防务预算。这显然已经超出一般性的政策说明，而是在介入两岸事务和台湾内部政治，以致中国官方和官媒接连对谷立言的言论发出强烈批评。

此外，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海巡部门最近联合在距台湾本岛不远的东太平洋海域巡航，这也罕见，表明美国正在加大和台湾海巡的协同力度，以反制中国大陆对台岛东部海域的常态化执法巡航。

不难想见，北京对华盛顿的遏华举动，会非常沮丧。这也正是王毅在马尼拉会见卢比奥的主题。王毅的表态，透露了北京真正的不满。他要求美方把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并针对美国近期“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立场，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全政府、各领域”六个字。北京认为，既然双方领导人确定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各部门就应当按照这个政治定位调整具体政策，至少不能一边准备中国领导人访美，一边继续推出新的对华限制。王毅实际上是在提醒卢比奥：元首共识不能只停留在元首层面。

然而，从前述举动看，卢比奥和贝森特似乎都未听进去。原因在于，中美对“建设性战略稳定”的理解，从一开始恐怕就不相同。

北京希望它成为一个能够约束双方具体政策的上位框架。特朗普政府对它的理解，则更接近冲突管理：美国可以对中国继续竞争、打压和围堵，只要这些行动不引发两国关系全面破裂，就没有违反战略稳定。战略稳定不是战略休战，更不是美国承诺停止遏华。

因此，不能把国防部、联邦通信委员会和美国在台协会（AIT）、国土安全部的行动简单解释为美国官僚体系不听特朗普指挥，自行其是。1286清单、机器人禁令和涉疆清单都是特朗普政府行政部门推出的，指控中国介入美国大选的更是特朗普本人。华盛顿内部或许存在政策分工和力度差异，但对继续遏制中国这一点，并没有分歧。特朗普要控制的是竞争的节奏和烈度，而不是竞争本身。

从这个角度看，华盛顿近期的这些举措其实经过了相当谨慎的选择。机器人和逆变器禁令暂时不影响已经获得批准的型号；1286清单针对的是国防部科研经费；涉疆清单也只是局限在涉疆领域；谷立言虽然频繁发声，却没有改变美国形式上的“一中“政策；特朗普指控中国介入大选，也没有马上采取报复行动。每一件事都会引起北京不满，但又没有严重到迫使北京决定取消领导人访美的程度。

中国领导人9月访美前，这种状况大概率还会持续。华盛顿会尽量避免新的关税大战、重大对台政治突破或者其他可能导致这次访问流产的事件，但不会暂停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相反，在首脑会晤前增加一些筹码，也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谈判习惯。

所以，5月美中元首会后出现的缓和感，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象。它稳定了中美冲突的上限，却没有抬高美国遏制中国的下限。中国领导人访美即使顺利举行，双方即使再次宣布会晤成功，也不代表中美进入战略缓和阶段。它只能说明，两国仍愿意在继续遏制与反遏制的同时，避免把关系推向失控。

可以说，稳定的是双方暂时不翻脸，继续的则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这才是中国领导人访美前，中美关系的真实写照。

特朗普总统安卡拉机场“金蝉脱壳”

编译

乔桥

08/11/2026

美东时间2026年8月10日晚6：53分，《华盛顿邮报》发表独家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为了预防伊朗对他的暗杀计划，在从安卡拉机场飞往英国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记者的摄像机前更换了座机。当时所有公开的报道都说为了安全起见，特朗普改乘老“空军一号”飞抵英国的空军基地看望美军官兵。其实，他是乘坐一架C-32A公务机飞离土耳其的。

编者按：《华盛顿邮报》2026年8月10日的报道的英文标题和题记为“Contradicting public statements, Trump took secret flight from Turkey amid Iranian threat–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president was aboard Air Force One as he left a NATO summit. Instead, his departure included an elaborate ruse that concealed his travel.” 当《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改乘老空军一号从土耳其飞往英国是因为卡塔尔馈赠的新《空军一号》缺少必要的反攻击设备，白宫“大怒”，通过司法部发传票，索要报道记者的记录，要严查是谁泄露了相关机密信息。《华盛顿邮报》在发布这一报道之前将原文传送给白宫，白宫新闻发布负责人张振熙牛头不对马嘴地发表声明说，新“空军一号”安全性能很好。白宫会不会严查是谁走漏信息给《邮报》不得而知。本站通过Gemini编译了《邮报》的报道，以飨读者。

延伸阅读：伊朗知道特朗普在哪里下榻计划用肩扛式导弹攻击他的座机

白宫曾声称总统在结束 NATO 峰会离境时乘坐的是老“空军一号”。然而，他的实际行程却包含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障眼法”，掩盖了他的真实路线。

作者：Dan Lamothe，John Hudson，Andrew Ba Tran 以及 Joyce Sohyun Lee

《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由于收到针伊朗可能刺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的情报，美国特勤局和空军联手采用极其保密的方式将总统从土耳其飞往英国，之后白宫也没有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任何这次飞行的信息。

这次飞行计划是在随行记者及部分白宫工作人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的，他们当时一直以为自己与总统同在一架飞机上。

由于未获授权讨论此事，提供这次秘密行动的信息的人士均要求匿名。

政府此前声称，特朗普于 7 月 8 日乘坐老“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将乘“老空军一号”，而不是将他送抵当地的那架——由卡塔尔赠送给美国的新型波音 747-8。卡塔尔赠送的这架飞机的安全性曾遭到质疑，特朗普在上月结束行程后表示，该机将接受额外的升级。

在安卡拉，特朗普在电视摄像机的镜头下登上了老波音 747“空军一号”客机。然而据上述美国官员及《邮报》调阅的佐证材料透露，几分钟后，他就被通过一辆通常用于在起飞前装载餐食和物资的机场餐车，秘密转移到了一架较小的飞机——空军 C-32A 上。

一位官员表示，这使得载着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的老“空军一号”成了“诱饵”。

这张照片是对特朗普在安卡拉机场“金蝉脱壳”最好的说明。但编辑没有在主流媒体查到这张照片，也许是AI生成的，仅供参考。

特朗普当时正在安卡拉出席 NATO 峰会。在特朗普离开安卡拉前一天，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旨在结束长达数月战争的谈判破裂，美军在特朗普的指令下重启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邮报》向白宫提供了这一报道的细节以及一份问题清单。作为回应，张振熙（Steven Cheung）发表声明，为卡塔尔赠送的总统座机的安全性能进行了辩护。

五角大楼发言人说所有问题请让白宫回复。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对本报的问题没有任何评论。

在公开场合，白宫重复了其先前的说法，即总统乘坐老“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

几十年来，美国总统在出行时没有白宫记者团作为美国公众的代表随行是非常罕见的。记者们曾随同包括特朗普、乔·拜登（Joe Biden）、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内的多位总统前往战区。

在 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小布什政府官员并未立即透露总统所在，仅表示他已被带往一个“未公开的地点”。但他们并没有声称他在一个他实际不在的地方，且在几小时内，官员们就透露他已被飞往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军事基地。

而特朗普这次飞离安卡拉却极端保密，凸显美国负责总统安全的官员对伊朗可能暗杀特朗普总统的极度担忧。土耳其是美国的关键盟友和北约成员国，与伊朗接壤。

这次行动以及伊朗的威胁发生于总统开始使用卡塔尔赠送的新型波音 747-8 作为“空军一号”的几天之后。在耗资数亿美元的升级后，特朗普乘坐这架飞机飞往土耳其。该机于 7 月由空军投入使用，但缺乏老“空军一号”所配备的部分防御性反制系统。为了让总统安全飞出土耳其，美国安全人员采用了“金蝉脱壳”的手段。

类似的手段之前也发生过一次。2000 年 3 月，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访问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电视摄像机显示克林顿从一架跟在蓝白相间“空军一号”后面的纯白色客机上走下，从而明确了他此前所在的飞机。

另一位美国官员在拒绝透露细节的情况下表示，在过去 30 年里，由于面临严重威胁或飞往危险地点，还发生过其他“空军一号”被用作“诱饵”的情况。这位前官员表示，老“空军一号”安全性极高，但同时也非常显眼，因此让总统改乘另一架飞机有时会被认为更为安全。

特朗普最初宣布他将乘新“空军一号”从土耳其去英国，为的是让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官兵对卡塔尔的馈赠的专机一睹为快。特朗普随后发帖称，出于“怀旧”，他将改乘也飞到土耳其的老“空军一号”飞往英国。

但特朗普并没有乘老“空军一号”飞往英国。许多人参与了这一秘密行动，其中一些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的；那些以为自己与总统同在老“空军一号”上的记者们并未被告知总统已经更换了飞机，也未被告知这家飞机所面临的威胁。

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最先离开土耳其，时间是 7 月 8 日傍晚时分。随后，特朗普在黄昏时分登上了蓝白相间的老“空军一号”，并在步入飞机前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进入老“空军一号”后，特朗普和几名助手从飞机另一侧上了一辆机场食品运送卡车，该车利用液压装置升至飞机旁。

据媒体联合采访视频记录的离港过程显示，当白宫记者团成员在飞机后部附近登机时，一名身穿西装的男子进入了食品运送车的驾驶室，集装箱被降至车厢底部，随后驶离“空军一号”，开向停在附近的较小的 C-32A专机。当镜头移开时，卡车驶离了视野约 40 秒，并在 C-32A 的发动机后方短暂隐蔽。视频显示，集装箱被升至与该飞机平齐的高度持续了数分钟。在集装箱降下后，一名身穿西装的人从停留在地面高度的运送车驾驶室走出，顺着通往 C-32A 的舷梯进入该机。

上述美国官员表示，这架蓝白相间的 C-32A 是一架改装过的波音 757，用于运输美国政府官员，它与老“空军一号”和新“空军一号”一起飞往土耳其，以支持总统的访问。与“空军一号”巨型客机一样，它也印有“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字样，可用于运输总统或副总统。但在执行此类任务时，它通常使用的是“空军一号”或“空军二号”的呼号，而非普通呼号。

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也通过外部阶梯单独登上了 C-32A，这是为了让在场的人知道C-32A也会飞往英国。

当记者们登上老“空军一号”时，白宫工作人员指示他们拉下窗帘。

《纽约时报》上月报道称，新“空军一号”不具备美国历任总统专机的防御能力。该报道导致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发出传票调取多名记者记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白宫想要知道是谁对记者泄露了机密信息。

尽管运载总统的波音 747 的呼号为“空军一号”，但任何运载总统的专机的呼号都是“空军一号”（AF1），但飞往英国的C-32A的呼号是“Reach18”，而它的追踪系统（transponder）也被关闭。

公开的飞行追踪数据显示，呼号为“SAM-33”的新“空军一号”呼号“SAM 33”于当地时间 7 月 8 日下午 6:26 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

载有白宫工作人员和记者的老“空军一号”在飞往英国的途中出现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雷达上，最初未列出呼号。尽管总统不在机上，但它在飞行途中改用了“空军一号”呼号“AF1”，并于当地时间晚上 10:29 左右抵达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

《邮报》未找到 C-32A 的飞行追踪数据，但 YouTube 账号 RankUpAviation 和 Military Aviation Channel 发布的照片/视频显示，该机在晚上 10:20 左右降落，几分钟后，老“空军一号”也在同一机场降落，停在了C-32A 曾短暂停放的位置。YouTube 上的航空爱好者的视频并未拍到特朗普离开 C-32A 或进入老“空军一号”的画面，因为舷梯入口背对着他们的镜头。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在降落后是如何从 C-32A 转移到老“空军一号”上的，但根据一份媒体联合采访报告，他在晚上 10:56 左右出现在电视摄像机前，并从老“空军一号”的舷梯走下。

在看望美军官兵之后后，特朗普总统于晚上 11:01 左右带着工作人员和媒体乘坐新“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白宫当晚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动账号发帖称，特朗普已“乘坐前老‘空军一号’降落在英国空军基地“，并附了照片。

在新“空军一号”上，特朗普与记者交谈了约 15 分钟，强调了伊朗构成的威胁，但并透露任何自己改换座机的信息。

当被问及为何指示记者拉下土耳其飞机上的窗帘时，特朗普表示是因为“你们可能正处于一场危险的飞行中，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败类。”特朗普称，他的生命“一直受到威胁”，并且他在伊朗暗杀名单上“排名第一”。

“但如果我死了，你们也活不了，对吧？”特朗普调侃地说。“也许你们会想换个职业。”

专访：从产业工人到中美关系，一位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劳动世界

采访

白易洁

08/10/2026

中国工会的表现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工会为工人争取到了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尤其是在物流行业，并且越来越多地惠及农民工。这些福利源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指示，而且保障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使工人在人工智能时代也更难遭到不公平解雇。为了了解中国工会取得成效的原因，《中美印象》特别采访了伊曼纽尔·内斯。

伊曼纽尔·内斯（Immanuel Ness）是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和学术著作主要关注比较劳动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工人组织、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人口迁移。他是《劳动与社会》（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主编，同时担任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访问教授。他的最新著作《<中国劳工辩证法：市场社会主义下的工会>》（Dialectics of Chinese Labor: Trade Unions Under Market Socialism）于2026年5月出版，目前以开放获取形式提供。

白易洁（Emma Brignall，以下简称“问”）： 是什么促使您撰写《中国劳工辩证法》这本书？

伊曼纽尔·内斯（Immanuel Ness，以下简称“答”）：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纠正人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并摆脱我所认为的由宣传驱动的叙事。我认为，与人们见面、与他们交谈，并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展开交流非常重要。这正是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采取的方法，而通过这种方式，我也得以敲开一些原本难以进入的大门。

我发现，人们希望得到支持，也乐于了解新事物。中国人对美国人抱有积极的感情，而这是美国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这是我这些年来了解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问： 您在书中谈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全球工会组织不断衰落的背景下，它所取得的成效。您能否谈谈全国总工会改善工人生活的一些主要做法和观点？

答：首先，全国总工会既是独特的，也并非完全独特。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少数几个由执政党直接控制的工会组织之一——在中国，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它与古巴、越南等国家的劳工体制相似，在那里，工会也由执政党控制。

与此同时，这种安排并非完全罕见。在世界各地，许多政党都与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会具有支配作用。执政党所推行的政策，往往通过其附属工会得到推进。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一个拥有统一工会架构的国家为何仍然能够存在民主元素，是很难理解的。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民主实践的例子，尤其是在基层层面。其中包括直接投票以及领导层的选拔机制。

问：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如今已经是一个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您却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您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这一进程的什么阶段？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认为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上台执政的共产党都寻求建设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我认为，中国很多人也会同意，共产主义代表的是一个长期理想，而不是眼下可以实现的现实。中国的决策者往往非常务实，他们关注的是能够实现的事情，而不是追求他们认为无法实现的目标。

在中国的语境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构控制着国有企业，但并不控制私营部门，而是对私营企业实施有力的监管。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工人都由国家雇用——远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描述为拥有市场经济。与此同时，我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个国家自身的制度和目标。与其进行激烈的抨击，我更希望去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并自行作出判断。

许多评论人士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中国。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来说，这个词带有很强的贬义。从历史上看，许多社会主义者一直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资本主义。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也存在不同形式，其中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

如果考察许多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他们可能会把中国放在一个衡量国家对经济控制程度的光谱中的某个位置。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中国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高于几乎任何其他国家。

过去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苏联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1921年，列宁在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因为当时苏联经济陷入严重混乱。他的观点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前，经济需要开放，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我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我认为社会主义非常难以实现。这就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定位。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许多制度都在努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包含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要素。但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本身就带有贬义，而且从外交实践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是最佳做法。

问： 从美国和中国的制度比较来看，西方学者对中国工会有哪些常见的误解？您为什么认为全总能够比许多西方国家的劳动组织保持更好的表现？

答：我在书的第三章讨论了全球工会组织的衰退。这并不只是西方的现象，这一趋势也正在全球南方不断扩大。而在中国，工会却一直在蓬勃发展。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因为工人被强迫加入工会。这并不属实。

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金融和资本控制着经济。这削弱了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会力量。在拥有3.3亿人口的美国，私营部门的工会密度约为5%，而私营部门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一比例约为60%至70%。原因在于，即使工人所在的企业已经建立了工会，工人也并没有被强迫成为工会会员。对我而言，这体现了一种民主原则。事实上，美国许多保守派人士也会支持这一点。

中国工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工会证明了自己能够有效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国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劳动后备军”——即从制造业中被分流出来的失业人员，或者正在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因此，大量失业人员如今进入数字经济，以低工资劳动者的身份从事物流、运输、外卖以及平台经济等工作。

在中国，许多工人并不把这些工作看作长期职业。这些工作强度很大。工人往往面临快速配送的压力，如果没有及时完成任务，还可能受到处罚。

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应对这些状况、帮助落实政府推动的劳动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全总的职责就是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这就是它的全部职责。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外卖行业。在美国，通过Uber Eats、DoorDash以及类似平台工作的劳动者缺乏就业保障和福利。中国有多家大型配送企业，包括京东、美团和饿了么。这些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组织工会并改善劳动者的保障。

例如，京东推出了一项计划，让所有新招募的配送员加入工会，并获得广泛的就业福利。他们还能够获得有助于长期职业发展的制度支持，即便其中很多人最终希望转向收入更高的工作。随后，其他配送企业也纷纷效仿，并承认这些劳动者的雇员身份。当然，仍然可能有一些人被遗漏在制度之外，但在平台经济的工会权利方面，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

在中国，这些劳动者享有工资标准，而不仅仅是最低工资；他们可以获得医疗福利、如果愿意加入工会则可以自动入会，以及类似于美国社会保障的社会保险。根据雇主不同，工人还可能享有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即使选择不加入工会的工人，也仍然可以享受到通过集体代表机制争取到的许多保障。

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异。在美国，关于“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的研究和讨论正在大量出现。这一概念认为，人们不再是某家公司的雇员，而只是以某种方式为公司提供服务，不再处于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之中。有一本书就叫《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作者是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他提出这一概念，是因为人们并不是在为一家公司工作，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工作——他们必须尽可能快速地完成更多配送。市值数百亿美元的企业实际上是在从这些工人身上获取租金，而工人就像封建领主田地里的农奴一样。我反对这一概念，因为企业实际上是在试图逃避向工人支付公平工资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但在美国，物流企业不会为物流工人提供医疗福利。Uber还曾游说反对这种做法。2020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最终成为法律的公投措施，禁止这些行业的劳动者成为企业的雇员。如果你为Uber做这些工作，你并不是Uber的雇员；他们只是在利用你。这种差异非常重要。如果你与雇主——比如美团——签订劳动合同，那么企业就必须遵守工会与雇主共同确定的条款。

这也是我将这一制度描述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中国当然存在市场机制，但工人被纳入了能够提供保障和权利的制度之中。虽然罢工确实会发生，但围绕罢工存在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不是试图通过大规模扰乱社会秩序来制造公共 spectacle，或者展示力量。中国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机制，例如向劳动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争议。

我可以将这种情况与自己作为工会组织者的经历进行比较。多年前，我曾在美国音乐家联合会的工会工作。在美国，劳资纠纷往往需要数年才能解决。一名工人可能被解雇，随后向雇主提出申诉，然后花上四五年等待裁决。等案件得到解决时，这个人往往已经换了另一份工作。双方会花大量时间进行调解，争论究竟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这种做法已经成为美国劳资关系中的常态。

在中国，劳动法院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在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劳动争议中，法院通常会认定工人一方是对的。在涉及私营雇主的案件中，工人的胜诉率达到90%至95%。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永远是对的。工人可能违反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也可能在工作中实施盗窃等违法行为。在美国，人们几乎可以因为任何理由被解雇。我最近看到微软游戏部门裁员数千人的消息，那些工人就这样失去了工作。在中国，你不能这样做。企业需要经过一定程序，以恢复企业正常运转，使工人能够保住工作。当然，也存在例外。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也有一些案例并不符合总体趋势。但总体而言，中国更加重视让工会和工人参与对工作场所的决策。

问： 听起来，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您能谈谈您的研究过程吗？

答：是的，这涉及大量的实地调研。我前后五次前往中国。我走访了各种不同的地方，接触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并尽可能多地进行了采访。我还对中国工人与工作的关系感到印象深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工作态度与我在美国通常看到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美国，产业工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而在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依然十分庞大。我反复观察到，工人对自己制造的产品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这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可能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在业余时间经营一家商店，为视力已经衰退的人设计照明设备。我发现，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努力把工作做好。

问： 中国劳动环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些进入城市、却无法享有与当地工人相同权利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处境。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如何帮助他们的？

答：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中都有讨论，这两章主要关注人口迁移、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化。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改革导致大量人口迅速向城市地区迁移，同时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也有所下降。

在改革时期之前，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农村地区曾经拥有一定程度的繁荣，人们可以在农村维持生计。1978年，大约9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今，大约65%至7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些农村社区无疑受到了影响。不过，我认为，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寻求应对这些挑战、改善生活条件。我去过农村地区，看到那些被迫离开原有工作的工人和失业工人能够返回原籍，把那里作为一种安全网。

近10亿人从农村迁往城市，这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因为户籍限制、入学以及公共服务资格等问题受到批评。这些批评都有其事实依据。但这些制度也使这个国家能够吸纳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果近10亿人进入城市，却没有任何公共服务，那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存在。在最近的五年规划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谈到了流动人口问题，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他在规划中表示，中国需要提高服务这些向城市迁移人口的能力，并认为这一人口群体还将继续增长。过去几年迁入城市的人口甚至超过了预期，因此现在政府必须重新计算如何为这些人口提供服务，同时又不挤占原有居民所享有的资源。人们有很强的意愿迁往城市，因为城市的工资往往更高，而农村社区通常更接近一种以维持基本生计为主的生活方式。此外，建设学校、医院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需要时间，这样农民工才能带着家人迁入城市。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中国已经非常迅速地将农村人口纳入城市。

贯穿我整本书的一个主题是，世界上不存在乌托邦。美国在其历史上实施过无数项目，但没有任何一个项目取得绝对成功。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纳和容纳绝大多数希望迁往城市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成就。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高技能工人在省际之间流动，他们面临的困难较少；还有一些技能较低的工人在省内流动。

当然，那里的工人也可能遭受剥削，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但在中国，大多数工人都有工会支持他们，而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并非如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阻止剥削发生。世界各地的雇主都不太可能主动善待工人，如果他们可以通过削减成本来赚更多的钱，比如取消午餐福利。在中国，企业必须提供午餐。如果你在中国取消工人的午餐，你很可能会看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

问： 您刚才提到了这一点。能否更详细地谈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两者在哪些方面互惠互利，又在哪些方面存在分歧？

答：我想非常明确地说明，我在这本书中没有试图隐瞒任何事情。中国共产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事实上，是党领导工会，而不是工会领导党。

在过去80年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国家一直需要不断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最终解决得成功还是不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在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关系，尽管今天这样的例子已经非常少见。我个人认为，政党与工会之间的联盟可以是有效的。

美国则拥有非常不同的制度。政党与工会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如果民主党与其工会组织保持比现在更密切的关系，情况可能会更好。但工会是利益集团和游说者，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比如教师工会、医疗行业工会、汽车工人以及钢铁工人等组织。这就是游说。而在中国，共产党发布指令，要求将“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比如物流行业的劳动者——组织起来。我见过很多成功的案例，尽管这种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工会拥有自己的声音，工会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在中国经济的关键领域——公共部门——所有工人都加入了工会，并获得更高的工资。国有企业更有可能支付较高工资，也更善待工人，因为工人会组织起来，而且在这些企业中的工作年限更长。

这与零工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在零工经济中，工人往往把工作看作临时性的。例如，我18岁时曾经开过出租车，但从未打算把这份工作作为长期职业。如今，中国平台经济中的许多年轻工人也有类似的想法。

问： 您认为中国的工会组织模式会被其他国家采用吗？它是否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西方霸权构成挑战？

答：要理解中国的工会模式，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工会组织模式与这个国家更广泛的政治结构直接相连，而这一政治结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上。不存在其他政党。这与我们这里的制度不同，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它本身的实际情况。我们这里认可的是另一种工会组织形式，尽管我越来越觉得，这里已经几乎不存在工会组织了。美国大多数选民都是独立人士或者没有党派归属，因为政党无法留住自己的成员。

人们经常把《环球时报》或新华社等中国媒体斥为纯粹的国家宣传工具。他们既是，也不是。我阅读这些媒体时会保持一定的审慎，会考虑它们所提出的说法是否有事实依据；我阅读《纽约时报》时也是如此，后者也经常成为政府的喉舌。记者会与掌权者建立消息来源，然后报道他们所说的话。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注意到，过去十年里人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是一个由有抱负的人组成的国家，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大约在2015年前后，公共舆论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对立。学生带进课堂的信息往往不仅不准确，而且以高度对抗性的方式呈现。例如，有一名学生声称，中国女性结婚后必须改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中国女性以及东亚女性并不像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情况那样随丈夫改姓。这些误解正说明了为什么严谨的研究和直接的交流如此重要。

问：展望未来，您预计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如何继续发展？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随着人工智能兴起以及技术驱动的裁员出现，政府是否有应对这些挑战的计划？

答：根据我的讨论和研究，中国政府希望看到工人进入技能要求更高的就业岗位。他们认为新技术对工人而言是一种福利，而不是威胁；工人和工会也持同样看法。人们期待工人接受培训，并获得更高的工资。

有意思的是，我接触的许多人认为，更严重的威胁其实是气候变化。过去20年来，中国在减少污染方面做出了显著努力。中国的汽车企业为世界许多地区生产电动汽车，而电动汽车对环境更加友好。在我与人们的交流中，他们认为技术变革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应当加以拥抱，而不是加以抵制。人们确实存在一种与美国竞争的意识，因为他们不希望受到美国的压制；他们希望得到平等和尊重，这一点与美国人也是一样的。

中国长期以来都有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传统，即使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本应该进行干预的时候也是如此。1960年，卢蒙巴遭到暗杀；当时还有一位亲华人士穆莱莱，他同样遭到杀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了扎伊尔政府，后来扎伊尔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太糟糕了。为什么要承认一个专制国家？”但总体而言，不干涉内政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人们希望拥有自主权，并治理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尊重这一点，即使中国同时也支持向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过渡。

中国政府相信“共赢”合作，我认为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过去40年间形成的中美经济关系对中国的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双方的敌意太深，而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根本没有一套连贯的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乃至全球从左翼到右翼的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献，都在主张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以推翻现有政权。莱昂纳德·伍德科克是美国总统卡特任命的首任驻华大使，他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具有争议性，是因为我只是从某一个特定视角出发，观察我所看到的情况，看看各种劳动政策是如何实施的，以及工会斗争最终是如何结束的。

有一件事影响了我的思考。多年前，我曾与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进行过一次交谈。十多年前，他就曾谈到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工会组织工作的地方。当时我对此很感兴趣，但直到过去五年，我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劳动制度。我们都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因此我决定启动这个研究项目，因为我相信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世界，也相信中国人民及其政府都在追求这一目标。我还相信，大多数从丰富消费品中受益的美国人，也希望看到美国政府与中国之间实现和谐。

美伊战争促成针对伊朗的“6+1共同安全体系”

快报

KSLiu

08/10/2026

如果这个6+1安全体系最终形成，那么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伊朗在2026年战争中最大的损失之一，可能不是被炸掉多少军事设施，而是把整个阿拉伯海湾的安全体系重新推回美国怀抱。

(正文）2026年以来，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明显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共同对伊朗”趋势。伊朗的军事行动把原本立场不同的海湾国家推到了共同防御的一边。

最直接的原因是伊朗把战火打到了海湾国家本土。过去海湾六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曼）对伊朗的态度差别很大。尤其阿曼、卡塔尔长期倾向于在美国、伊朗之间保持某种平衡；阿联酋和沙特近年也努力缓和与伊朗关系。

但2026年的战争改变了这一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先后攻击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曼等国。GCC（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在6月10日的部长级声明中甚至正式提出：成员国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7月又进一步宣布，“GCC国家的安全不可分割，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

伊朗犯的战略错误，是没有把“美国”和“海湾国家”分开。从伊朗角度看，美国在海湾有基地，伊朗攻击这些基地及相关设施，将迫使海湾国家赶走美国。

但实际效果恰好相反。例如阿联酋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战争一方，也没有允许其领土、领海或领空用于攻击伊朗，但仍然遭到伊朗攻击。

这使海湾国家越来越容易形成一种共同认识：即使我们不参加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也未必能够避免伊朗攻击。一旦这种认识形成，过去所谓的“在美国与伊朗之间保持平衡”就越来越困难。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尤其把大家推向了一起，这一点可能比导弹攻击还重要。

伊朗如果控制、封锁或者以收费和袭船方式限制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严重伤害的不只是美国，而首先是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自己的能源出口和经济命脉。

因此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变化：保障霍尔木兹自由航行，已经不只是美国的要求，而成为海湾阿拉伯产油国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

这反而加强了美国在海湾的战略价值，这可能是伊朗目前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过去十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甚至阿曼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战略自主，不愿完全依赖美国，也积极发展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关系。

但是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海上攻击，它们真正需要的却是：美国的卫星预警、反导系统、空军、海军、情报系统以及区域联合防空体系。

于是产生了一个悖论：伊朗越攻击海湾国家，海湾国家越需要美国；伊朗越威胁霍尔木兹，海湾国家越支持美国维持航行自由；伊朗越试图迫使美国退出海湾，美国军事存在的理由反而越充分。

从战略结果来看，伊朗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把本来希望置身美伊冲突之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逐步推到了美国一边。

过去伊朗最大的战略优势之一，是海湾六国彼此利益不同，而且多数国家并不希望参加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现在伊朗如果继续袭击这些国家及其船只，就会把这种分裂逐渐消除。

因此未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海湾国家是否反伊朗”，而是一个更大的变化：美国 + 沙特 + 阿联酋 + 卡塔尔 + 巴林 + 科威特 + 阿曼，是否会逐渐形成一个事实上的6+1“海湾集体防空、反导和海上安全体系”。

伊拉克也是海湾国家之一，为什么被排除在外？

伊拉克的地理位置当然属于波斯湾周边，而且战略重要性极高，但政治和军事结构与GCC六国完全不同。

最核心的问题是：伊拉克国家内部仍存在强大的亲伊朗武装力量。 伊朗支持的多个什叶派民兵长期存在于“人民动员力量”（PMF）体系及其外围，有些武装并不能完全由巴格达中央政府控制。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今年6月就指出，新政府仍面临一个老问题：如何真正把这些武装置于国家直接指挥之下。

这造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局面：伊拉克政府本身并不想与伊朗一起对抗海湾国家，甚至正在向沙特和GCC靠拢；但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武装却站在伊朗一边。

今年甚至出现了亲伊朗伊拉克武装从伊拉克境内向海湾国家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的情况，引起GCC国家强烈抗议。GCC后来公开支持伊拉克政府限制这些武装，并要求阻止伊拉克领土继续成为攻击海湾国家的平台。

所以伊拉克目前实际上处于一种“夹在两边”的状态。

伊拉克可能是整个地区最关键的“摇摆国家”。最近的发展已经说明这一点。8月7日，伊拉克总理又与沙特情报负责人讨论地区安全，同时承诺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来攻击其他国家；此前沙特与美国还对伊拉克境内涉嫌袭击沙特目标的亲伊朗武装采取了军事行动。

这说明伊拉克正在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巴格达政府越来越不愿意让伊朗利用伊拉克作为战略纵深。

论军事实力：如果是常规战争，伊朗几乎不可能与这一体系对抗；伊朗真正能够制造威胁的领域，是大量弹道导弹、无人机、近距离海峡作战，以及利用地理位置把战争成本推高。

论经济实力：长期战争伊朗差距最大，这可能最终比军事装备还重要。

海湾六国不仅拥有巨额能源收入，还有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海外资产。再把美国加进来，双方经济基础就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伊朗目前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困。IMF最新预测甚至预计伊朗2026年实际GDP萎缩约5.4%，消费者价格上涨约68.9%。

这里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规律：伊朗可以承受短期军事损失，但很难承受长期经济窒息。尤其是石油出口受阻，炼油和电力设施受损，外汇枯竭，高通胀和长期制裁，累积起来以后，对政权稳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海湾六国和伊朗都是伊斯兰国家，但六国属逊尼派，伊朗属什叶派。虽然并非海湾六国和伊朗之间的主要因素，但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其中巴林尤其能说明问题：巴林统治王室Al Khalifa是逊尼派，但大量本国居民属于什叶派。因此巴林政府对伊朗的担忧不仅是国际问题，还有国内政治问题：

另外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伊朗的“革命型什叶派神权共和国” vs 海湾六国的“传统型伊斯兰君主制”。

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世俗政府”。相反，它们都是君主制国家，伊斯兰教在国家制度、法律和政治合法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地位。真正巨大的区别，是宗教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不同。

2026年8月7日在麦加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麦加联合防务协议》（Mecca Joint Defense Agreement），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不是一般的军事合作协议，而第一次把三个重要国家用“共同防御”条款正式连在了一起。

协议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非常接近北约第五条的基本逻辑，但目前公布的协议细节有限，因此还不能把它简单称作“逊尼版北约”。

协议把三个军事、经济禀赋完全不同的国家组合起来，互补性非常强。

沙特提供的是资金、能源、地理位置和阿拉伯世界影响力；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军队、成熟的无人机和导弹工业以及实战经验；巴基斯坦拥有庞大陆军、弹道导弹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核武器国家。这种组合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过去是很少见的。

协议签署的现实背景非常明显：近期伊朗导弹攻击海湾国家、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目标以及霍尔木兹航运危机，都强化了沙特寻找额外安全保障的动力。就在协议签署前，沙特还警告可能面临来自伊拉克方向亲伊朗民兵和也门方向的协同攻击。

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是整个协议中最大的战略问号。

巴基斯坦是三国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果伊朗将来拥有核武器并威胁沙特，巴基斯坦是否会以核力量保护沙特？

目前不能说三国协议明确给予沙特核保护伞。协议公布的信息并没有明确核承诺，因此把它说成“沙特已经获得巴基斯坦核保护伞”还过头了。但是战略上的“模糊性”本身就有威慑作用，伊朗现在必须考虑一种以前没有那么明确的最坏情况。

近期沙特推动的是一个14国支持的多国海上防御合作/联盟构想，核心目标首先是保护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应对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威胁，而不等于14国都已经同意派地面部队进攻也门。沙特官方7月20日已经明确表示，其领导的也门“恢复合法性联盟”将采取措施保护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

沙特现在似乎同时构筑三个不同层次：（1）GCC六国——波斯湾本身的集体安全；（2）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御协议——更高层次的战略威慑，最新协议已经明确“一国受到攻击视同三国受到攻击”，土耳其外长甚至称其技术上类似北约第五条。（3）14国海上合作——重点保护红海—曼德海峡，直接针对胡塞造成的航运威胁。

沙特似乎正在试图把原本分散的安全关系变成一个多层次网络——东面防伊朗和霍尔木兹风险，南面压制胡塞，西面保护红海和曼德海峡。

如果这个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沙特就会处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它既是GCC核心，又是土—沙—巴三国同盟的核心，同时还是红海多国海上安全体系的组织者。这意味着沙特可能正在从过去主要依赖美国保护的国家，逐渐转变为自己组织地区安全联盟的中心国家。

中国的公开表态已经越来越清楚：北京仍然支持伊朗反对外部军事打击、维护主权，但同时正在相当明确地劝伊朗不要把战争扩大到海湾邻国，更不要长期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战争武器。

中国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GCC国家的经济关系极其重要。北京既不愿失去伊朗，也绝不会为了伊朗牺牲与整个海湾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近GCC国家甚至开始主动要求北京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促使伊朗降级冲突。路透社7月30日的分析认为，这正在成为对中国中东影响力的一次现实检验。

亨特·拜登告诉BBC拜登总统病情恶化

快报

乔桥

08/09/2026

【快报】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Newsnight》节目的采访时说，他父亲的癌症已经进一步恶化。他在采访中透露，拜登总统所患的前列腺癌不仅早已转移至骨骼，而且“已经扩散到更远的部位”，病情发展令人担忧。 [apnews.com], [reuters.com]

亨特在谈及父亲的健康状况时显得十分沉重。他表示，看着父亲与癌症抗争“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他说：“癌症已经扩散，转移到了他的骨骼以及更多部位。它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在许多方面严重削弱了他的身体机能。” [usatoday.com], [apnews.com]

拜登总统是2025年5月宣布自己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当时的声明说，癌细胞已经发生骨转移，但仍对激素治疗敏感，因此具备一定的治疗和控制空间。此后，拜登接受了激素治疗和放射治疗。 [reuters.com], [cbsnews.com]

尽管病情发生恶化，亨特表示父亲依然保持着顽强的意志。他说，拜登很少抱怨身体上的痛苦，他其实希望父亲能够多抱怨一点，因为“情况实际上并不好”。不过，即便面对癌症带来的折磨，这位83岁的前总统仍然积极参与公开活动，持续就自己关心的公共议题发声。 [cnbc.com], [apnews.com]

拜登曾是美国历史上就任时年龄最大的总统，其健康状况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如今，随着亨特首次公开披露癌症已经进一步转移的情况，外界也更加关注这位前总统未来的治疗效果和身体状况。

得知这一信息，人们不仅要问，美国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诊断技术，而总统的健保系统非常完善，并定期体检，为什么拜登的医生没有更早地发现他的前列腺癌？其次，幸亏拜登在与特朗普的辩论失利后被迫退选，如果他不退选，而且当选了，那美国目前会不会面临一次接班的危机？如果拜登在退选前就知道自己身患癌症，是不是可以说他和他身边的人都“权欲熏心”？民主党全国委员在会最近发布的2024年大选解剖中明确指出，败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拜登自食其言，坚持参选，而他身边的顾问各个“腰缠万贯”，为了既得利益也鼓励他寻求连任。

（Copilot参与了本文的编辑并提供了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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