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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G7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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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5-16日,G7峰会在法国埃维昂召开。

开会前,由于美欧之间的争吵和G7的内部分裂,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本次峰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却想不到会议不仅发表了“联合公报”和“领导人声明”等文件,还达成了多项重要协议。

巴西、印度等非成员国作为观察员或伙伴国出席了本次峰会的扩大会议,中国不仅没有被邀请参加,还成为本次峰会在经济博弈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被高频讨论的核心议题。

峰会直接指责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等战略新兴领域,通过国家政策扶持造成全球结构性产能过剩,并向全球市场输出,严重破坏了自由市场竞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期间公开列举数据警告,称欧洲在刚过去的2025年经历了史上首次“所有成员国均对华出现贸易赤字”的局面(总赤字高达3600亿欧元),直言这种经济失衡“完全不可持续”。

随着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关键矿产和稀土资源成为了G7防范中国的重中之重。峰会指出,当前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有“极少数玩家”垄断了从开采、精炼到工业加工的整条价值链(暗指中国)。G7批评这种高度集中的供应链风险,容易演变成特定大国将经济依赖性作为制裁他国的“武器化”手段或“经济胁迫”。为此,G7在公报中专门达成协议,要筑起高排他的供应链防线来对华“去风险”。

在地缘政治安全板块,G7发表的《地缘政治问题声明》用辞非常强硬,直指中国的周边海洋政策。声明中明确写道,G7“强烈反对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进行任何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峰会重申了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与法治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要求所有分歧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以此对中国在周边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形成集体施压。

在关于乌克兰局势的成果文件中,虽然G7将主要制裁矛头对准俄罗斯,但字里行间同样包含了对中国的“敲打”。峰会承诺要进一步向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施压,并强化了对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向其提供军民两用技术或物资支持的第三方国家(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警告与制裁预期。

尽管针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严厉,但作为东道国的法国也展现了务实和分寸感。在本届峰会正式开幕前的6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特意主持了一场“全球趋同促增长”视频会议,邀请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大国代表参会。

G7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及了这一活动,并写道:“重申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就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原因达成共识并共同应对的共同利益。” 这表明,G7目前对华的整体策略依然是“一边在安全和供应链上筑墙死守,一边在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上保持接触”。

随着近几年G7的对华议程日益强化,其公报频繁涉及中国主权、台海、南海以及“经济胁迫”等指责,中国对G7的定性已经转变为“小圈子政治”和“冷战思维的产物”。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来没有、也不想加入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富人俱乐部”。中国更倾向于在G20(二十国集团)以及金砖国家(BRICS)等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平台上,发挥核心大国的作用。

美欧之间的分裂在表面上达成了戏剧性的“阶段性缓和”,但在底层逻辑和长远战略上,欧洲的战略自主与美国的“美国优先”依然存在无法掩盖的错位。

过去一年,欧洲最深层的焦虑之一就是中东局势全面失控,导致能源危机再次席卷欧洲,并引发新一轮难民潮。特朗普主导的美伊最新协议,在本次峰会上得到了法、德、英等欧洲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和正面背书。这一协议直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风险。对欧洲而言,美国愿意通过外交斡旋稳定中东,极大程度缓解了美欧此前在国际安全政策上的对立,为大西洋两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政治安全公约数”。

在对俄和对华政策上,美欧本有着不同的温差,但本次峰会通过利益交换,达成了一致的对外交响:欧洲极度渴望美国维持对乌支持。本届峰会公报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防空和远程打击能力的交付承诺,这让法、德等欧洲大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作为交换,欧洲在公报中对美国重点关切的“反制非市场政策、应对产能过剩”进行了妥协与跟进。美欧同意在半导体、新能源和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筑起联合防线。这种“你帮我顾后院,我帮你防前线”的默契,让本届峰会的联合公报看起来比外界预期的要团结得多。

尽管有上述缓和,但仔细研读轮值主席国法国的表态和峰会的深层议题,美欧的本质矛盾并未解决。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前明确指出,当前的全球经济已成为“力量对抗与强权支配的空间”。欧洲对美国持续推进的排他性工业补贴(如《通胀削减法案》的延续政策)极度不满,认为美国在通过“吸血”欧洲制造业来搞美国本土的绿色转型。

法国极力推动将传统的“单向援助”改为“互利伙伴关系”,并邀请了巴西、印度、肯尼亚等国,试图展示欧洲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南方战略;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将G7打造成一个地缘对抗的“战时内阁”。这种叙事上的不同,折射出欧洲不愿完全捆绑在美国“新冷战”战车上的拉锯心理。

峰会表明,面对地缘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如俄乌、中东),美欧选择暂时搁置争议、抱团取暖。裂痕确实有所掩盖和缓和,但这更像是一种“基于危机的精明结盟”,而非价值观的重新回归。 一旦外部危机稍微降温,美欧之间关于关税、工业补贴和欧洲战略自主的摩擦,随时会再度浮上水面。

本次峰会,面对高度动荡的全球地缘和经济环境,七国集团发表了多份核心领导人联合声明与联合公报,一改过去“流于务虚”的传统,展现出极强的行动导向和西方内部的“抱团”防御色彩。

地缘政治是本次峰会成果最密集的领域,G7领导人发表了专门的《地缘政治问题声明》,达成了两大关键共识:

中东危机:峰会全力背书“美伊新协议” 峰会成果文件中,G7领导人集体表态热烈欢迎并支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多国斡旋达成的美伊(美国与伊朗)最新历史性协议。G7将其定性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缓和地区安全威胁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为了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危机与水雷威胁,G7正式认可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独立、防御性多国护航倡议,以确保全球能源大动脉的通航安全。

乌克兰战局:峰会提供“新势头”军事援助 鉴于近期战场出现的局势变化,G7达成一致,将加大力度向乌克兰交付防空能力、额外武器系统、拦截弹以及远程打击能力,并探讨发放许可支持乌克兰本土扩大军事生产。在经济上,承诺在接下来的冬季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能源韧性,并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

在经济与贸易领域,G7联合公报聚焦于如何应对外部经济挑战,达成了一套极具进攻性的防御机制。

公报将矛头直接对准特定国家大规模、不透明的工业补贴以及扭曲市场的非市场行为,明确达成协议要在G7内部强化政策工具开发与数据共享,共同反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全球结构性产能过剩与不公平竞争。

面对关键矿产高度集中的风险,G7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各方计划研究出台一套联合协调机制,包含共同的“韧性标准”、供需端多样化要求、价格差额补贴(price-gap subsidies)以及联合采购工具,严防关键战略物资被“武器化”。

在发展援助和对“全球南方”的关系上,法国作为轮值主席国,成功推动G7联手特邀伙伴国(如肯尼亚、韩国)发表了《关于互利国际伙伴关系的领导人宣言》:正式提出将传统的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单向救济”模式,转变为尊重长期经济主权的“互利共赢伙伴关系”。

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G7承诺强化落实G20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进行有序债务重组。同时,G7明确将利用各自的发展金融机构(DFIs)和多边开发银行(MDBs),通过风险共担、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等市场化工具,大力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建设中。

除了宏观的大国博弈,本届埃维昂峰会还在社会治理领域推出了三份具备量化目标或具体行动的专项协议:

《关于抗击癌症的领导人倡议》: 这是G7历史上首次将癌症列为首要议题,各国承诺加强临床研究合作与医疗数据共享,并设定了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的长期数字化量化目标。

《关于打击毒品走私的领导人宣言》: 针对跨境有组织犯罪,G7达成国际协同协议,将联合安全监管重心直接放在各大港口,切断毒品流入与恐怖主义的资金链。

《关于打击跨国人口走私的领导人宣言》: 进一步收紧并协调了G7内部关于移民和反走私的司法与安全合作。

2026年埃维昂峰会的最核心成果,归根结底是西方阵营在“安全、能源与工业供应链”上完成了一次深度绑定的重组。它一方面体现为西方对中东和乌克兰地缘变局的最新外交与军事回应,另一方面体现为美欧日试图在绿色工业和关键矿产上筑起一道高排他的“经济防火墙”。

在刚刚落幕的法国埃维昂(Évian)G7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现场表现与反应极具其个人色彩。他将自己主导的“美伊新协议”作为核心外交成就带到峰会,在极力邀功的同时,对传统的跨大西洋盟友展现出了既务实又强硬的“双面”态度。

峰会开幕前,美伊达成60天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备忘录。特朗普在峰会上将其作为重磅成果,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欢呼:世界各国的货轮们,发动你们的引擎,让石油流淌吧!

特朗普在现场签署了G7领导人联合声明,同意未来有必要签署后续协议以遏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面对欧洲盟友和国内鹰派关于“美国是否会向3000亿美元伊朗投资基金注资”的质疑,特朗普在峰会侧边会上公开愤怒反驳,表示“美国连10美分都不会出”。他坚称如果伊朗违约,美国随时准备“重新把炸弹直接扔到他们的头上”。他表示不反对海湾国家去投资,但那是别人拿钱,不是美国。

尽管欧洲领导人极力试图将乌克兰问题重新推回特朗普的议程中心,并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但特朗普的反应让欧洲感到焦虑和分裂:特朗普在面对记者时发表了非常割裂的言论,直言:看,我们和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它对我们毫无影响,除了我们向乌克兰卖武器。我们离那里几千英里远。

在峰会期间,特朗普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应该达成协议”,并形容这场战争的伤亡是“荒谬的”。德国外交渠道透露,特朗普虽然承认俄罗斯目前的处境比以往更弱,但他显然失去了逼迫乌克兰割让领土的耐心,更倾向于促成两国元首前往美国直接谈判。不过,泽连斯基在会后透露,特朗普在提供导弹援助以增强乌克兰谈判筹码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

即使在盟友聚会的场合,特朗普依然坚定奉行“美国优先”和关税武器。就在飞往法国参会前,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已经当面警告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如果巴黎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美国将“别无选择”,直接对法国葡萄酒加征100%的报复性关税

虽然特朗普政府支持了公报中关于反制中国“非市场行为和绿色产能过剩”的强硬表态,但他对待供应链“去风险”的逻辑更多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而不是为了维护欧洲的经济利益。

特朗普在峰会上的互动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例如,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在峰会期间未能获得与特朗普进行单独双边会晤(Bilateral meeting)的机会,引发了英国媒体关于“英国被冷落(Snubbed)”的讨论(尽管斯塔默随后在群发集体讨论中极力澄清对话很顺畅)。

特朗普在本次G7峰会上的反应表明,他正试图淡出欧洲的传统防务负担(如乌克兰),转而将美国的外交重心收缩到中东变局、石油通道安全以及美国本土的关税保护上。他对G7的联合宣言虽然签了字,但其行为方式依然表明他更倾向于“单边交易”,而非长期的多边同盟纽带。

中国已经从过去G7讨论中的一个经济议题,逐渐上升为连接经济、科技、安全、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综合战略议题。如果说冷战时期G7的核心对象是苏联;全球化时期G7的核心对象是经济增长;那么未来十年的G7,越来越可能围绕中国因素来定义自身的战略方向。

 

G7峰会聚焦全球失衡,但矛头对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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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前后,围绕中国经济与产业政策的讨论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本次峰会的主题虽然定在“全球经济失衡”、“供应链安全”与“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上,但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因素,尤其是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问题。但各种报道显示,与会各方立场分歧明显,可能难以形成统一对付中国的行动。

政客新闻网站6月12日的报道写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推动G7就中国大量补贴驱动的出口、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市场扭曲问题达成共识,并将相关议题延伸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继续讨论。然而,由于G7并非中国参与机制,中方对相关倡议反应冷淡。在G7会议召开之前,法国组织了一场名为“全球增长对话”的视频会议,仅有部分G7领导人参与,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中国方面则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重申“真正的多边主义”等立场,但未就“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作出直接回应。欧洲官员表示,这一对话更多体现为“象征性接触”,难以产生实质成果。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并无动力在G7框架内调整其产业与贸易政策,而将相关问题转至其他多边场合更符合各方既有立场。

中国著名的媒体评论人士胡锡进认为,马克龙虽然总体对华友好,呼吁与中国加强合作,但他经常强调“全球经济失衡”,话锋直指中国对一些欧洲人来说,谈“全球经济失衡”就等于谈“中欧贸易失衡”,他们热衷于强调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至3600亿欧元,并预计2026年将进一步扩大。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试图利用G7会议,向中国“出口扩张”施压。

政客新闻的报道进一步写道,欧洲内部对华贸易立场正在趋于强硬。法国近年来持续呼吁欧盟加强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马克龙近期亦表示,应赋予欧盟类似美国的更强贸易权力,并强调相关措施属于“公平保护”而非保护主义。德国方面的态度也出现变化。长期以来倾向对华保持谨慎的德国,如今在应对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表现出更多支持加强措施的倾向。欧盟委员会也已表示,将采取行动应对与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

不过,报道同时指出,欧美之间在对华政策协调方面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贸易代表表示,华盛顿不会等待欧洲协调立场,并将继续推进自身贸易政策路径。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背景下,G7内部难以就对华经济政策形成统一立场,本次峰会更多可能停留在“承认问题存在但难以形成共识”的阶段。

此外,《财富》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本次G7峰会的另一条主线是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问题。分析认为,G7国家正同时面临两种结构性依赖:一方面依赖中国在关键矿产、制造业及绿色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依赖美国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优势。在人工智能议题上,美国对部分前沿模型实施差异化出口与使用限制,引发欧洲盟友不满。有欧洲政策研究人士指出,这种做法被部分国家视为“美国将AI能力工具化”的表现,可能标志着关键技术管制进入更加选择性阶段。尽管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受邀出席峰会,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G7在AI治理与产业规则制定方面仍难以形成统一框架,其核心原因在于全球AI产业高度集中于美国与中国两大体系之间,其他成员国影响力有限。

政客新闻网站的6月15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G2”构想正在对G7内部协调机制造成冲击。特朗普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后提出,中美两国可构成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框架,这一表述被解读为对G7多边机制的某种替代性设想。报道指出,美国在本次G7议程中并未将中国作为核心议题,而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渠道推进相关事务。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不会等待盟友形成统一立场,但在必要时仍愿意协调合作。这一立场使欧洲方面的政策推进更加复杂。欧盟虽已开始采取包括钢铁关税在内的贸易防御措施,但整体仍强调通过谈判与多元化供应链降低风险,避免引发全面贸易冲突。

胡锡进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欧洲需要反思的是竞争力失衡,在中美欧三大经济板块中,欧洲竞争力下降是最严重的。欧盟工业生产2025年仅比2007年高5%,年均增长不到0.3%。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欧盟从2000年的26%大幅下降为约15%,中国这个数据是30%。他在文章的结尾中评论到,欧洲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在主要经济体里最短,欧洲把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给拒了,无形中又把生产成本涨了一块。欧洲深度卷入乌克兰战争,而且经济的事情总要加入意识形态视角,寻求过度的“政治正确”。福利大把花钱的同时,像样的投资却跟不上,形同坐吃山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欧洲经济怎么能有竞争力的不断刷新?欧洲不能总想着保存量,搞“维持会”,它得展现内在的爆发力和各个主要领域的新张力。这比他们夸夸其谈“全球经济失衡”要有益得多。

美国政客新闻网15日援引分析称,面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攀升,西方国家都在讨论如何“加强协调”以“应对挑战”,但真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欧洲却显得万分谨慎。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查德·鲍恩认为,欧洲之所以迟迟无法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迈出更强硬的步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遭到中国反制,同时也担心一旦遭遇经济压力,美国不会站出来支持自己。

在此背景下,法国推动G7讨论“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被部分观察人士解读为试图在多边框架下为欧洲争取更多政策空间,同时向外部施加产业竞争压力。

纽时:伊朗战争意外检验中国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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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达成框架协议,全球能源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6月15日报道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冲击之后,国际油价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些分析师担心的失控式飙升,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大幅减少了原油进口,并利用庞大的战略储备和新能源体系缓冲了冲击。

中国著名的媒体评论员胡锡进则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中东危机,更像是一次对中国能源安全、经济韧性和发展道路的“压力测试”。在他看来,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向世界展示了长期战略布局的成果。

因此,从这两篇文章的报道可以看出,伊朗战争不仅是一场中东地区冲突,也成为观察中国能源转型成果的一次特殊窗口。过去十多年间,中国持续推进石油储备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电动车普及以及高铁网络扩张。这些原本被视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政策的举措,在突如其来的地缘政治冲击面前,意外展现出能源安全价值。

对于全球市场而言,中国需求变化已成为影响国际油价的重要变量;而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这场危机则再次凸显了能源多元化和经济电气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纽约时报》指出,自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超过1400万桶石油供应受到影响。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量。

战争爆发后,国际油价一度逼近每桶120美元。市场曾出现油价冲向200美元的预测,但最终并未发生。报道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约1160万桶,而到5月份,这一数字已降至不足800万桶,创下八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主任杰森·博尔多夫表示,中国减少石油进口“是当前油价没有失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负责人米夏尔·迈丹分析认为,中国并未急于进入国际市场争夺替代供应,而是大量动用石油储备,同时降低炼油厂开工率,并增加煤炭等其他能源使用。她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无需大举入市寻购替代供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油价上涨。”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能够从容应对石油供应冲击,与过去十多年持续推进的能源转型密切相关。报道称,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体系。中国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约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电动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同样超过其他国家总和。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仅电动汽车的普及就已替代大量汽油消费,显著降低了中国石油需求。与此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扩大高铁网络建设。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到4.217亿人次,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高级政策研究员马蒂亚斯·拉尔森表示,中国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核心动机并非气候变化,而是能源安全。他说:“这一战略使中国在伊朗战争导致化石能源价格飙升时,受到的冲击远小于原本可能遭受的程度。”

《纽约时报》还援引数据分析公司Kpler高级石油分析师徐慕宇的观点称,中国未来两个月可能继续每天释放约100万桶商业库存石油。按照这一速度,中国甚至可以持续动用库存至明年年中,而不必启用约12.3亿桶规模的官方战略石油储备。

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即使是中国也难以无限期依赖库存。荣鼎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赖特表示,最终中国仍需重返国际市场采购石油,而那可能成为油价重新上涨的重要信号。

对于这场危机,胡锡进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实际上对应着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战略担忧:如果全球关键能源通道因战争突然中断,中国经济能否承受冲击?他认为,这次危机相当于一次没有预告的“总演习”。

胡锡进分析称,中国能够较为平稳地度过这场能源冲击,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规模庞大的战略储备体系、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电动车高普及率以及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结构。

他指出,2025年石油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7%,同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7%,日本等很多亚洲国家的这个数字都在90%左右。而中国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只占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42%,日本等国的这个数字也是90%左右。中国外部石油供应地至少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八大来源。

他写道,危机期间,中国社会运行总体保持稳定。虽然油价有所上涨,但并未出现一些国家加油站排队抢购的现象,也没有实施大规模节能动员。在胡锡进看来,这反映出中国长期推进能源安全战略的成效正在显现。

除了能源安全问题,胡锡进还将此次战争视为一次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检验。他认为,美国在战争中暴露出高强度军事行动的成本与消耗问题,而中国则通过长期和平发展积累了产业、供应链和技术优势。胡锡进表示,与一些国家频繁依靠军事行动维护国际影响力不同,中国的发展路径更多依靠经济合作、产业竞争力和互利共赢模式。他援引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称,伊朗战争暴露出美国实力和联盟体系面临的挑战,也使中国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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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的北京峰会上,特朗普与中方达成共识,共同提出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愿景。

这种“战略稳定”关系的特点,首先是“危机可控”。大国之间难免有竞争和摩擦,但战略稳定要求双方拥有高效的沟通渠道(如元首会晤、军事热线、外交高层对话),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如南海或台海的摩擦)时,双方能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防止因误判导致局部冲突像滚雪球一样升级为全面战争。

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说:“美国和中国不举行会议、不进行对话、不为我们的领导人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这将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

其次,在军事与核力量层面,战略稳定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自己拥有“能够发动首轮打击并彻底摧毁对方报复能力”的绝对优势。双方承认或事实上面临“相互保证毁灭”的现实,不打破核均势。在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AI)等新兴战略领域,双方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或保持实力平衡,避免因一方取得压倒性优势而打破和平。

“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而是“在规则下和护栏内竞争”。这意味着双方需要对彼此的“红线”和核心利益有清晰的认知。例如,中国在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底线,与美国在地区安全伙伴关系及国际规则上的关切,需要通过对话找到一种互不越界的动态平衡。

在非军事领域,“战略稳定”还表现为:尽管存在“去风险”或供应链调整,但双方承认彻底“脱钩”会给各自及全球经济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因此在宏观经济上维持基本的稳定。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全球公共卫生等重大议题上,大国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这也是全球结构性稳定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本质上是寻找一种“高水平竞争、低风险对抗”的共处模式。它不要求双方成为盟友或放弃各自的战略目标,而是要求双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共同承担“不走向毁灭性冲突”的底线责任。

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稳定”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战略稳定”不等于没有冲突。他明确指出即便在稳定状态下,仍将长期存在三个摩擦领域:首先,美国依然视台海与南海为台湾与地缘安全的核心关切;其次,美国无法接受在关键矿产、制药、供应链等领域对单一国家的高达90%的依赖,美国将继续推进供应链的多样化;第三,一场“全球全面贸易战”将对双方和世界经济造成不可承受的灾难,因此,当前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贸上的“事实停战”。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作为五角大厦的掌门人,对华军事戒备的本质并为改变。他强调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历史性军事扩张”存在“合理的恐慌”。他明确表示,美国绝不容许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 所主导,他将美国的对华策略描述为“有克制的、深思熟虑的实力、强大、安静和清晰”,即老罗斯福总统“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传统。

在对华军事遏制层面,赫格塞思提出了一个极其强硬的务实要求:美国不会再为富裕国家提供无底线的国防补贴,盟友必须“自掏腰包”,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5%。

他创造了一句名言:“少一点香格里拉(指开会论道),多一点舰艇和潜艇”(Less Shangri-la, more ships, more subs.)。他的看法,本质上是以强大的军事预算和盟友体系为“底牌”,同时用务实的交易心态和北京保持接触,试图在中美关系的激烈博弈中,为美国谋求最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终极晴雨表永远是贸易数字和具体的商业合同。

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主导设立了两个政府间的新机构:“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其核心逻辑是将中美贸易划分为“非敏感领域”和“敏感领域”,美国在“敏感领域”坚决卡脖子,而在“非敏感领域”中则通过两个委员会实施“贸易和投资管理”,特别是鼓励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投资美国的制造业。

在台湾和地区安全等敏感问题上,特朗普表现了与传统华盛顿政客截然不同的商人风格。他甚至公开表示要与中方和台方讨论“对台军售”问题,把这一问题视为整体博弈中的筹码。

特朗普眼中的“战略稳定”,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多买美国货、双方互不越界、在核心利益上进行一事一议、务实交易的平衡状态。”

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究竟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海和平”能维持多久。

目前中方针对“台湾问题”在底线和军事、法律反制上毫不退让,对“台独”和外部干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打击力度,但是在民间交往、经济融合上在展现了极大的诚意和耐心,试图通过“和平统一后的红利蓝图”来引导台湾内部民意的变化。

尽管近两年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被国际社会视为“碰撞热区”,但北京、华盛顿和台北的各自考量和最新动态表明,全面摊牌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台海形势更倾向于易一种“高压强制、动态平衡”的状态。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公开评估,中国最高领导层目前没有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固定计划或时间线。尽管军方仍在密集制定和优化攻击计划、持续扩充先进军备,但这些动作目前更多是为了在接获指令时具备随时行动的能力,为最终的统一“创造有利条件”,而非针对近期的实战时间表。

对于北京而言,当前最大的战略目标依然是确保国内经济的稳步转型与长期复苏。全面武统意味着高难度的跨海登陆战和面临美、日乃至国际社会的强大协同抵制和制裁风险,在没有绝对胜算把握前,盲目动武不符合其深思熟虑的风险评估。

特朗普政府2.0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带有明显的“交易化”和“筹码化”倾向,但实际上美方对台的实质武器输送和培训并未停止。

2026年,国际智库广泛建议台湾采用“地狱景象”(Hellscape)战略,即通过大量无人机结合传统武器建立多层次海上战场,大幅拉高解放军跨海登陆的潜在伤亡成本。日本方面对台海安全的积极表态,使得台海冲突的国际化风险持续增加,也进一步反向提高了大陆的决策门槛。

近期的台海不会风平浪静,大陆的施压、常态化军演和法理斗争会继续保持历史高位,两岸依然处于高度紧绷的对抗状态。但就纯粹的“全面武统”而言,北京目前依然将“非战争的全面施压”与“和平统一的利益融合” 作为主途径,近期发生全面战争的概率依然处于可控的低谷期。

目前的南海形势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并行”特征。一方面,局部“灰色地带”对抗持续升级(特别是中菲之间),展现出高度的摩擦风险;另一方面,地区外交和规制谈判也在提速,试图为危机降温。

菲律宾是当前南海最活跃、外交与行动最激进的声索国。中菲在黄岩岛和仁爱礁附近的摩擦已从早期的“水炮驱离”和“船只擦撞”进一步升级。

由于菲律宾防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Gilberto Teodoro)发表涉华强硬言论,中国外交部刚刚宣布对其及家人实施入境限制,并禁止中国实体与其进行任何交易。这种针对高官个人的直接制裁,标志着两国围绕南海的政治斗争进入了更具对抗性的新阶段。

为了应对与中国的实力差距,马科斯政府正通过引入外部军事盟友来加速构建“反向吓阻”:美菲正在频繁举行南海海上合作活动(MCA)。由于此前中东局势升级影响了全球航道与油价,菲律宾在国际场合(如6月上旬华盛顿的CSIS论坛)反复强调不能让南海成为“第二个霍尔木兹海峡”,借此游说美国及国际社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安全背书。

菲律宾正在向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积极采购先进防务装备(如向韩国采购FA-50战斗机、向日本引入舰艇和海事技术),并着手与日本谈判划定专属经济区(EEZ),试图在南海外围织密一张针对中方的多边安全网。

与前几年的停滞不同,在爆发大国冲突的共同担忧下,中国与东盟(ASEAN)在规制谈判上展现出了积极的迫切感。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官方于6月10日明确对外透露,东盟与中国正全力推动在2026年底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签署。

双方的磋商已从过去的“每季度一次”全面升级为“每月一次”。目前谈判正进入深水区,核心焦点在于该准则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以及如何定义“自我克制”。尽管细节仍有分歧,但两双都希望借此为南海局势建立一道制度化的“防撞护栏”。

相比于菲律宾的激进,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其他南海声索国则采取了更加平衡和低调的务实策略: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一方面也在其控制的岛礁进行小规模的“灰色填海”或油气开发,但在外交层面上,他们极力避免与北京公开撕破脸。例如,中国海警与马来西亚海警近期举行了首次工作会谈,在信息共享和联合搜救上达成多项共识。这种“双边沟通”有效防止了摩擦的扩大。

目前的南海局势被精准地卡在“斗而不破”的齿轮里。菲律宾在美日支持下的频频试探,以及中方海警强硬的刚性反制,让南海随时随地都有发生局部突发擦撞的火星。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爆发局部战争,因为中美双方都非常清楚,一旦引发致命升级,极可能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从而把中美两个核大国直接拖入非理性对抗。因此,两边在海上“秀肌肉、打太极”的同时,正通过每月一次的COC谈判在外交桌上“踩刹车”,试图在2026年底前用一份制度性文件来维持住南海的低烈度平衡。

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在两三年内,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似乎不难保持,但如果我们放眼今后10年,那么真正决定中美“战略稳定”寿命的,也许是未来十年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科技竞争和经济依赖关系的变化。这是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

当前的“战略稳定”无论是基于特朗普、卢比奥等人的现实主义交易,还是基于台海及南海局势下的“斗而不破”,本质上都是对当下现有筹码的动态出牌。但如果把目光投向“未来10年”,这三大变量的消长,将真正决定这种稳定是走向结构性制度化,还是走向彻底的失控。

未来10年,中国在常规海军舰艇总量、高超音速武器库、反海域拒止(A2/AD)能力上的增量,是否会彻底填平美国目前在核存量、远程战略打击和全球盟友网络上的绝对优势?一旦西太平洋的力量天平出现结构性逆转,美国现有的“威慑成本”将成倍上升。届时,战略稳定将不再取决于华盛顿“愿不愿意给中国划框子”,而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在一个全新的、对等的力量基座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科技竞争是未来10年最核心的“胜负手”,它直接决定了上层力量对比的成色。这里的科技竞争早已超越了5G和芯片制造,而是聚焦于通用人工智能(AGI)、自主智能化武器系统(无人机集群系统)、量子计算、太空轨道控制以及新材料。

如果未来5-10年,美国成功通过联合盟友的“小院高墙”策略,在人工智能和尖端半导体领域对华形成两代以上的代差,那么美国将拥有巨大的战略主动权;反之,若中国在这些前沿赛道实现弯道超车或全面自主化,现有的科技威慑网络就会面临系统性失效,战略稳定的“寿命”和内涵也将被重新定义。

经济关系曾被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未来10年,这种依赖关系正在被重新编程为“去风险”与“反挂钩”的拉锯战。

现阶段的战略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家“公司”还无法承受彻底脱钩带来的全盘崩溃。未来10年,双方都在拼命做两件事:一是降低自己对对方的依赖,二是保持或扩大对方对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例如美国在核心知识产权、金融霸权上的控制,中国在稀土、新能源供应链、基础制造产能上的垄断)。

10年后,如果双方各自完成了关键供应链的“本土化”或“友岸外包”,彼此对对方的经济依赖降到了临界点以下,那么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经济顾虑”将大幅降低。经济依赖关系的寿命,直接反向锁定了战略稳定的寿命。

所有的外交辞令、首脑峰会和危机热线,都只是“战略稳定”这栋大厦的外墙涂料。真正决定这栋大厦在未来10年是稳如磐石还是轰然倒塌的,是承重墙里的钢筋水泥——也就是两国的硬实力对比、科技无人区的占领速度、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 这是一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长达十年的系统性长跑。

 

Supreme Court Decision Rewrites the Rules of the Voting Righ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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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uesday, June 2, 2026, the mid-term elections were drastically influenced by an emergency per curiam order from the Supreme Court. In a 6–3 decision on the Allen v Milligan case that split the high court strictly along ideological lines, the justices granted the state of Alabama permission to resurrect its highly controversial 2023 congressional map. By reverting to the 2023 map, the Court eliminated the second Black-majority opportunity district, which the Court had previously preserved in 2023 to uphold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VRA), which had long prot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opportunity districts. The decision is in effect for the fast-approaching 2026 midterm elections, and the emergency stay has effectively blocked Alabama’s lower court’s injunction that rejected the 2023 map.

Crucially, this order in Milligan stands as a direct extension of the Court’s definitive ruling in Louisiana v. Callais handed down just thirty-four days prior on April 29, 2026. This landmark decision, also nailed down at 6-3, decided that Louisiana’s newly drawn second Black-opportunity district is unconstitutional. The Court found that this map, drawn with race as the dominant factor, was an act of racial gerrymandering; thus, a new standard for interpreting the VRA was established.  As of Milligan, the high court had essentially instructed the lower judiciary to apply the newly minted Callais doctrine as a binding precedent.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s on the ground in Alabama are swift and disruptive. By resurrecting the 2023 boundaries, the Court effectively eliminated a hard-fought second Black-majority opportunity district—a seat occupied by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Shomari Figures,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under a court-ordered map for the 2024 elections to rectify vote dilution. Its sudden elimination transforms a competitive 5–2 map into a secure 6–1 Republican stronghold, diluting Democrat as well as Black voting power across the state.

The Court’s decisions in Callais and Milligan resulted in a push for mid-decade redistricting across the American South. Republican-led states including Alabama, Louisiana, and Tennessee had advanced plans to redistrict for the 2026 midterm, and more states look to further redistrict for the 2028 election. In total, this GOP-led push could net around 10 additional U.S. House seats, building an advantage for the GOP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e originally thin-cut division. In response, blue states like California are already exploring mid-decade counter-redistricting strategies to neutralize these losses; among them, Virginia’s redistricting efforts have already been struck down by the Supreme Court.

The Legal Saga of the Contended VRA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contentions, one must trace back to the Callais decision, which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the 40-year-old Gingles Test established in Thornburg v. Gingles (1986). The Gingles test had long served as the primary litigation framework for Section 2 of the Voting Rights Act (VRA), which prohibits voting 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district maps tha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or language minority status; the Act specifically forbids racial dilution via districting. Historically, the Gingles framework analyzed the discriminatory effect of a voting map. If a minority group was large and cohesive enough to form a compact district, and white voters voted sufficiently as a bloc to defeat the minority’s preferred candidates, the state was generally required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district—the majority-minority district—to ensure fair representation.

Writing for the conservative majority in Callais, Justice Samuel Alito dismantled this framework by introducing a steeper qualification. Firs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partisan pretext shield, illustrative maps submitted by civil rights plaintiffs must now satisfy all of a state legislature’s self-defined political objectives, including maximizing partisan distribution and protecting political incumbents. Second, under the court’s revised polarization analysis, plaintiffs must conclusively prove that racially polarized voting cannot be explained by partisan affiliation. Because race and political alignment are deeply intertwined in the American South—where white voters lean overwhelmingly Republican and Black voters lean reliably Democratic—the Court has established a paradox. State legislatures can now dismantle minority-majority districts under purely partisan-based intentions to disadvantage Democrats rather than Black voters. Under Callais, this standard partisan gerrymandering is treated as perfectly constitutional.

It was this precise doctrine that the Supreme Court harnessed in June when it issued its per curiam stay in Alabama. A three-judge federal district panel had attempted to hold the line by issuing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against the 2023 map, stating they could not see their way clear to forcing citizens to vote under a system tainted by clear racial animus. In overriding them, the high court rebuked the lower panel for failing to grant the legislature a “presumption of good faith” under the new Callais guidelines. By shifting the VRA’s core requirement from proving discriminatory outcome to proving an almost impossible standard of explicit, un-masked intent, the Court has aligned voting rights with its broader conservative jurisprudence against race-conscious public policy. Civil rights attorneys are left with a hollowed-out statute, as structural data showing a reduction in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prove a violation on its own.

Chaos All-Around: Partisan Echoes, Fractured Elections, and Media Schism

The political battle lines over these combined decisions feature a stark divide between national leaders, state executives, and civil rights advocates. The primary momentum for the multi-state redrawing stems from a public mandate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riven by a strategic imperative to secure the narrow House GOP majority, the executive branch has actively encouraged southern governors to nullify existing court-mandated maps and secure safe partisan seats. State executives have framed the Supreme Court’s actions as an important victory for federalism and state sovereignty. Following Tuesday’s order, Alabama Governor Kay Ivey celebrated the legal validation of state legislative independence, asserting that the ruling confirmed the state’s right to control its own district designs without federal micromanagement.

Conversely, national Democrats and civil rights litigators view the back-to-back rulings as an authoritarian overreach designed to manufacture an unbreakable, artificial Republican House majority. Former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and other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has publicly condemned the decision on Louisiana and the subsequent Alabama intervention as “backdooring racism through politics.” Outside of elected office,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have expressed deep alarm. Deuel Ross, Director of Litigation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Legal Defense Fund, spoke out sharply against Tuesday’s order, arguing that the Court’s decision gives cover to states to deliberately and openly discriminate against Black voters without fear of consequence. Davin Rosborough,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s (ACLU) Voting Rights Project, similarly warned that the ruling delays essential relief for minority communities who have spent years fighting for equal access to the ballot. On May 16, the NAACP, ACLU, and numerous other organizations gathered in Montgomery, AL under the name “All Roads Lead to the South” to demonstrate against the Calais ruling.

This fierce debate is closely mirrored by the sharp divide inside the Supreme Court itself, where the three liberal justices formed a unified front of resistance. The fact that the conservative majority chose to issue a definitive 6–3 order, rather than a narrow 5–4 decision, signals an uncompromising party-line ideological bloc. Justice Sonia Sotomayor authored a sharp, direct dissent, warning that the Court was actively causing “a chaotic election.” Sotomayor strongly admonished the majority for “choos[ing] a pass that disregards both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rule of law,” warning the Court is “rewarding Alabama’s gamesmanship and outright defiance of court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haos are evident in the changing electoral processes of several states. In Alabama,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lection has been fractured. While voters in three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cast their ballots on May 19 under the old district configurations, the electoral apparatus for Districts 1, 2, 6, and 7 was abruptly frozen. Governor Ivey moved the primary election deadline for these four districts to August 11, 2026. In deep-red areas, the sudden shift back to the 2023 map lines has thrown sitting GOP incumbents into unexpected geographic matchups against one another. For Democrat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econd opportunity district has fractured the Black electorate across southwest and central Alabama, including historic voting hubs in Birmingham and Selma. This has diluted Democratic fundraising power and forced minority candidates into sudden, resource-draining primary face-offs for the state’s sole remaining safe Democratic seat.

As this political turmoil unfolds on the grou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se events remains heavily divided by a polarized media ecosystem. Left-leaning and reform media outlets, such as MSNBC, Slate, and the Democracy Docket, have framed the decisions as an emergency for American democracy. Their prevailing narrative portrays the rulings as a coordinated assault on minority voting rights, focusing heavily on voter suppression, 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rect disenfranchisement of Black communities. Conversely, platforms like Fox News offer a stark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Their reporting frames the rulings as an important defense of constitutional colorblindness and a victory against race-based discrimination. This institutional viewpoint presents the decisions as a long-overdue return to orderly constitutional limits, asserting that federal “racial quotas” unconstitutionally force state legislatures to sort citizens by race.

The overarching journalistic takeaway from this redistricting battle is the clear breakdown of the Purcell Principle. Named after the 2006 case Purcell v. Arizona, this doctrine dictates that federal courts should not alter state voting rules close to an election to prevent mass voter confusion and administrative disruption. The Court had previously invoked Purcell Principle in Alabama redistributing disputes in 2023, but now in 2026, the high court’s own mid-cycle interventions have caused unprecedented administrative chaos across the country.

By dropping the Callais decision like a political bomb in late April, followed by the sudden Alabama stay in June, the high court forced multiple states—including Louisiana, Alabama, and Tennessee—to rapidly alter their election dates, shift filing deadlines, and upend active campaigns. In Louisiana, the fallout led to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here civil rights groups argued that halting an active primary process after early absentee ballots had already been cast was a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core purpose of the principle.

Rather than maintaining electoral stability, the Court’s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has created a perverse incentive structure. State legislatures are now effectively encouraged to pass highly partisan or discriminatory maps right before deadlines, knowing the high court will likely block any lower-court attempt to fix them before Election Day.

最高法院一纸决定颠覆了美国1965年《投票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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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英文文章题目为“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Milligan and Callais Rewrites the Rules of the Voting Right Act”。】

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最高法院一纸决定(per curiam)深刻改变了中期选举的走向。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严格按意识形态阵营投票,在艾伦诉米利根案(Allen v Milligan)中以6比3的票数作出裁决,允许阿拉巴马州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中恢复使用其极具争议的2023年国会选区地图。该地图抹去了阿拉巴马州的第二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而此前,最高法院曾在2023年依据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保留了该选区——长久以来,《投票权法案》一直保护着少数群体及他们的机会选区。此次紧急中止令直接取缔了了下级联邦法院不允许使用阿拉巴马州2023年选区地图的禁令。

此次艾伦诉米利根案的裁定,是最高法院仅三十四天前——2026年4月29日——在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Louisiana v. Callais)中所作的里程碑式判决的直接延伸。卡莱案的判决将路易斯安那州新设立的第二个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视为违宪的、有种族歧视的划分,并以卡莱案确立了解释《投票权法案》的全新标准;米利根案的发布,实质上是最高法院要求所有下级司法机构将新铸的”卡莱原则”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加以适用。

随着2023年选区边界的恢复,米利根案的结果直接导致了阿拉巴马州废除了一个历经艰辛才得以确立的第二黑人多数机会选区——该席位由民主党众议员肖马里·菲格雷斯(Shomari Figures)出任,系依据法院命令地图于2024年选举中特别划设,旨在纠正选票稀释之弊。此席位的骤然消失,将一幅原本竞争性的5比2格局地图,改造成共和党牢不可破的6比1铁板阵营,黑人与民主党选民的政治力量由此同遭稀释。

卡莱案与米利根案的双重裁决,在美国南方催生了一股中期选举周期外重新划定选区的浪潮。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等共和党主政的州份已率先推进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新划界计划,更多的州蠢蠢欲动,意图在2028年选举周期前进一步重划。这场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整行动,预计可净增约10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令共和党优势远超此前微弱的多数格局。为抵消这些损失,加利福尼亚州等蓝州已在积极探索中期反向重划策略;其中,弗吉尼亚州提出的民主党优势选图已遭最高法院否决。

《投票权法案》在2026年的法律谱系

理解这场争议的根源,须追溯至卡莱案这一里程碑式判决——它从根本上颠覆了确立于1986年桑伯格诉金格尔斯案(Thornburg v. Gingles)和沿用长达四十年的“金格尔斯检验”(Gingles Test)。金格尔斯检验长期作为《投票权法案》第二条款诉讼的核心框架,该条款明确禁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或语言少数族裔身份的歧视性投票实践、程序或选区规划;通过地图划分以稀释种族投票效力是《投票权法案》尤其注重的歧视性行为。历史上,金格尔斯框架着重审查选区地图的歧视性效果:若某一少数族裔群体规模足够庞大、内聚力足够强,能够在紧凑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一个选区,且白人选民作为整体以足够强烈的方式反对少数族裔支持的候选人,则该州通常须划设机会选区——即多数-少数族裔选区——以确保公平代表。

在卡莱案的保守派多数意见中,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将金格尔斯框架彻底拆解,引入了门槛更高的新标准。其一,他创设了”党派借口盾牌”:民权原告提交的示意性地图,必须满足州立法机构自行界定的全部政治目标,包括最大化党派利益分配与保护现任政客。其二,在修订后的极化分析框架下,原告必须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种族极化投票无法以党派归属加以解释。然而,在美国南方,种族身份与党派归属本来就紧密相连——白人选民压倒性地倾向共和党,黑人选民则高度可靠地倾向民主党——最高法院由此制造了一个结构性的悖论:各州立法机构现在可以以针对民主党的纯粹党派意图为由,而非基于针对黑人选民的种族意图,来拆解少数族裔多数选区。在卡莱原则之下,这种标准化的党派性选区操弄被视为完全符合宪法。

正是这一原则,被最高法院在六月的米利根案中加以运用。一个有三名法官组成的联邦地区法院曾试图维持对阿拉巴马州2023年选取划分的初步禁令,声称无法接受让公民在一个被明显种族敌意污染的制度下进行投票。然而,最高法院在推翻这一禁令时,谴责下级合议庭未能在新卡莱准则下给予州立法机构“善意推定”。通过将《投票权法案》的核心要求,从证明歧视性后果转移至证明一个近乎无法达成的“明确、未经掩盖的歧视意图”标准,最高法院已将投票权判例与其更广泛的反对种族意识公共政策的保守主义法理学完全对齐。民权律师手中的法律武器已被掏空——能够证明少数族裔代表减少的结构性数据,本身已不再足以单独证明《投票权法案》遭到违反。

持续混乱:党派回响、选举变动、媒体割裂

围绕这两项裁决,全国领导人、州行政长官与民权倡导者之间的政治对阵泾渭分明。多州同步重划选区的主要动力,源自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公开授权。出于巩固共和党在众议院脆弱多数席位的战略需要,行政当局积极鼓励南方各州州长否定现行法院命令地图,为共和党锁定安全选区。各州行政长官将最高法院的行动定性为联邦主义与州权的重要胜利。周二裁令发布后,阿拉巴马州州长凯·艾维(Kay Ivey)庆祝了该法律对州立法独立性的认可,宣称裁决确认了该州在无需联邦干预的前提下自主设计选区的权力。

相反,全国民主党人与民权诉讼律师将这两次接连而至的裁决视为一场旨在制造牢不可破、人为操弄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的威权越位。前副总统卡马拉·哈利斯(Kamala Harris)及其他国会民主党人,公开谴责路易斯安那案及随后的阿拉巴马干预是”借党派政治之名行种族主义之实的后门操弄”。在民选官员群体之外,民权组织亦深表警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法律辩护基金诉讼主任迪尤尔·罗斯(Deuel Ross)就周二裁令予以强烈回应,指出该裁决为各州明目张胆地歧视黑人选民提供了掩护,且无需担忧任何法律后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投票权项目副主任达文·罗斯伯勒(Davin Rosborough)同样警告称,这一裁决拖延了少数族裔社区多年来争取平等投票机会所急需的救济。5月16日,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及众多民权组织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以”所有道路通向南方”为名集会示威,抗议卡莱案裁决。

这场激烈的博弈,在最高法院内部同样以高度对称的方式呈现: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形成了铁板一块的抵抗阵线。保守派多数选择发布6比3的明确裁令,而非5比4的险胜,彰显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党派意识形态联盟。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er)撰写了措辞犀利的异议意见,警告本院正在主动制造”一场混乱的选举”。她严厉斥责多数方”选择了一条无视民主价值与法治精神的道路”,并警告法院正在”奖励阿拉巴马州的投机取巧与对法院命令的公然蔑视”。

这场司法拉锯战最直接的现实后果,是2026年初选周期正在进行的数个州陷入行政与政治双重混乱。在阿拉巴马州,选举事务已被打乱。5月19日,三个国会选区的选民按原选区划分完成了投票,而第1、2、6、7选区的选举机制却被骤然冻结。艾维州长将这四个选区的初选日期推迟至2026年8月11日。在深红色地区,2023年选区划分的突然回归,将原本无交集的共和党现任议员卷入了意想不到的地理对决。对民主党而言,第二机会选区的消除,已将阿拉巴马州西南部与中部地区——包括伯明翰Birmingham)与塞尔玛(Selma)这两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重镇——的黑人选民群体四散撕裂,稀释了民主党的筹款能力,并迫使少数族裔候选人仓促投入资源消耗性的初选对决,争夺该州仅存的一个安全民主党席位。

就在地面政治乱局持续发酵之际,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则受到高度分化的媒体生态的深度切割。MSNBC、Slate及”民主台面”(Democracy Docket)等左倾改革派媒体将这两次裁决定性为美国民主的紧急危机,主导叙事着力渲染选民压制、结构性歧视与黑人社区遭受直接剥夺选举权的现实。相比之下,福克斯新闻等平台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诠释框架——其报道将裁决定性为维护宪法”色盲”原则的重要胜利,以及对抗基于种族的歧视之凯旋。这一机构立场将裁决呈现为宪法秩序之迟来的归位,并断言联邦”种族配额”强制各州立法机构按种族区分公民,本身违背宪法精神。

这场选区重划之争所呈现出的最深层新闻启示,在于“珀塞尔原则”(Purcell Principle)的全面失守。这一原则得名于2006年的珀塞尔诉亚利桑那州案(Purcell v. Arizona),其核心要义是:联邦法院不应在选举临近时改变各州投票规则,以防止大规模选民混乱与行政失序。最高法院曾于2023年在阿拉巴马州选区重划争议中援引珀塞尔原则,而如今在2026年,最高法院自身在选举周期中途的干预,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行政乱局。

4月底抛出卡莱案裁决,犹如一枚政治炸弹,继而于6月骤然发布阿拉巴马中止令,最高法院迫使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等多个州份在极短时间内仓促调整选举日期、变更候选人申报截止期、打乱已在进行中的竞选布局。在路易斯安那州,事态甚至演化至史无前例的境地——民权团体指出,在缺席选票已提前寄发的情况下强行中断初选进程,从根本上违背了珀塞尔原则的立法初衷。

最高法院对这一原则的选择性适用,非但未能维护选举稳定,反而制造了一套扭曲的激励结构。各州立法机构现在实际上被鼓励在截止期限前夕匆忙通过高度党派化甚至带有歧视性的选区地图,因为他们深知,最高法院极有可能在选举日到来之前封堵下级法院的任何纠正尝试。

福山:四十年前对中国未来的预测错了

编者按:本文2026年6月8日由《环球时报》的微信公号作者补一刀发布,原文标题为“福山承认对中国判断错了”。6月4日,《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Understanding China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the likes of Fukuyama”的社论。中国国内的其他媒体也对福山的“认错”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本站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文后是谷歌AIGemini对福山的采访的综述。

西式民主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美国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错了。他在近日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ter Allgemeine)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那么我必须承认,我的假设是错误的」。  福山所说的「假设」,即着名的「历史终结论」——西式民主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德媒在标题中写道:福山承认对中国的预判是错误的。

1 这已经是两个月多来,福山至少第二次公开肯定「中国模式」了。

今年4月,他在一场访谈中表示,中国创造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系统」,能有效调动新技术并创新许多过去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他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它可能真的会成为(西式民主)一个真正的替代选择」。本来一个西方学者说什么不说什么,无需太过在意。但为什么说福山的态度转变值得重视,因为它折射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程。

这就要先说一下福山这个人。福山1952年生于美国芝加哥,日裔背景,是当代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他早年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古典学专业,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职业生涯起步于政策实践,曾在兰德公司从事苏联及国际事务研究,并多次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亲身参与冷战后期的外交决策。

  1992年,他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迅速成为国际畅销作,核心论点是:随着冷战结束、柏林牆倒塌,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因为它最好地满足了人类对「承认」的普遍渴望。

  长期以来,这套「历史终结论」被西方一些人士视为意识形态武器,用于论证西方制度的普世优越性,并攻击社会主义理论、诋譭非西方现代化路径。西式自由民主,对福山而言早已超越学术观点,几乎成为一种信仰。

  如今,「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本人,公开表示自己「可能错了」,中国方桉可能是西式民主更好的替代方桉。儘管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作为西式民主的替代会有多成功仍有待观察」,但这一转变对西方精英的震动是巨大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影响更多人的判断。

2 那么「福山认错」究竟重要在哪里?

  首先,这种转变代表的是一个广泛趋势:西方精英,正被现实倒逼着走上「开眼看世界」之路。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对西方的反思多了,曾经的唱衰者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错了。《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称在「中国看见了未来」,还建议一些美国参议员「多出去看看」。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广 (Kaiser Kuo)称,我们苦等中国崩溃三十年,结果崩溃的是西方叙事。

  二是对中国的肯定多了。彭博社称,「美国人似乎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因为寄希望于中国衰退是行不通的。」

  在西方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种曾经难以想象的认知转变正在发生: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曾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并非普世良方,世界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轨道运行。

  其次,西方作为冷战胜利的一方,长期以来都是对华认知最受意识形态桎梏束缚、对华偏见最顽固的部分。国际上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成就的唱衰、抹黑也几乎全部来自西方社会。当作为西方思潮引领者的理论精英们开始不断自我反思,重新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冷战遗留下来最顽固的意识形态坚冰,开始不断出现裂缝和松动。连西方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成就、中国方案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形?大多数国家、地区和老百姓,早就走到他们前面了。

  就在福山发出「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替代选择」的感慨之际,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4月发布的民调同样引人注目。

  这份覆盖全球性调查130馀个国家、约13万名受访者,可以说是很有普遍性了。其结果显示,中国领导力全球支持率以36%对31%的优势超过美国,是近20年来中国对美的最大领先幅度。

  皮尤研究中心同月发布的民调称,国际社会对华好感度呈上升趋势。美国受访民众中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例较2023年近乎翻倍,其中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好感度更高。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益普索、「晨间谘询」等多家民调机构的调研结果,也呈现相同的走势。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整个世界对中国再认知的一种历史性共振。毫无疑问,「历史终结论」正在怀疑和反思中走向终结。

3 真正撼动「历史终结论」基石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系统性、历史性成就。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製造业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和,向全球提供70%的风电设备,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钜任务,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七成……

  这些沉甸甸的数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分量。这一分量也是可见可感的。

  标志性现象就是「中国风」持续在海外、特别是西方社交平台上走红。从「China Travel」到「Chinamaxxing」,从《黑神话·悟空》、「拉布布」到「小红书对账」,一股重新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的潮流早已在全球兴起。

  2025年全年,外国游客入境3517万人次,按年增长30.6%。通过免签渠道入境的外国人达3008万人次,佔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3.1%,按年大幅增长49.5%。海外社交平台上,「带着空箱到中国」「周五下班去中国」成为热门话题,「中国式安全感」更是让大量西方网友「羡慕嫉妒恨」。

  西方理论界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塑造者,对华偏见出现松动,进而承认中国发展成就、认可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并对西式民主的侷限性进行反思,是在历史大势下早晚都会必然发生的。

  过去数十年间,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精英,曾普遍将西式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政治多元化、自由市场、普选制被视为现代化的「标配」,任何偏离这一模板的尝试,都被贴上「异类」标籤。

  这一理论垄断和话语垄断,给全球南方国家套了巨大的思想枷锁。中国的成功,不仅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蹟,更给世界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开始理直气壮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不再因为与西方模式不同而自我怀疑、自我矮化。

  「福山认错」是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它标志着西方理论界对华认知的「去意识形态化」加速,预示着一个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历史没有终结,人类文明的演进仍在继续。当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时,人类社会将迎来真正的「历史新纪元」。

在2026年6月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采访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外界引发了轰动。他明确反思了自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并承认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走向的预测未能兑现。

福山对中国评论的核心要点包括:

  1. 承认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失效

福山承认,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路径,他40年前提出的预测将正式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解释说,自己最初的理论框架根植于标准的现代化理论:

“尽管我此前提出了现代化论调,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由、法治以及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接轨的渴望也会同步增长,但这一切并未发生。”

他表示,如果北京能够长期维持其现有的模式——即将政治稳定、威权统治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相结合——他将不得不承认自己关于该国核心论点的错误。

  1. 地缘政治转变与“衰落中的美国”

福山还将中国的境遇置于更广泛的全球动态中进行考察,并指出了华盛顿的政治转变。他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并指出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任总统任期显著减轻了北京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福山将这一转变定性为送给中国领导层的一份意料之外的“大礼”。

  1. 该模式固有的脆弱性与局限性

尽管福山承认了中国治理模式的韧性与超乎预期的生命力,但他并未完全倒向并全盘否定对其最终可行性的质疑。他坚持认为,中国仍面临着严重的系统性弊端,并辩称这种特定的威权发展模式并不是北京可以轻易出口并供其他国家复制的。

全球反响

福山的言论在国际政策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中国官方媒体(如《环球时报》和《中国日报》)对这次采访进行了密集报道和放大,将其表态解读为一种象征性的“思想解放”,并认为这表明西方精英正被迫承认“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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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核化”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也是今年6月7-8日习近平访问朝鲜期间国际社会所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曾多次通过决议(如第1718号、第2321号决议等),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实施严厉制裁。国际社会(包括中、美、俄、韩、日等主要国家)反对朝鲜拥核的核心原因在于朝鲜曾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成员国,后宣布退出并研制核武。如果承认其拥核地位,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东亚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也走向拥核道路,从而彻底崩溃全球核不扩散机制。

习近平第一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2019年6月20-21日,正值当年2月美朝领导人“河内会晤“无果,半岛无核化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中方在访问期间,多次公开、明确地提及“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并将无核化作为解决半岛问题的长远目标和核心议题之一,积极推动美朝重启去核谈判。

在习近平的本次访问中,无论是在中朝元首会谈的官方通告中,还是双方的公开文件中,“无核化”这一词汇几乎完全未被提及。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更在峰会前高调明确表示:“绝不放弃核武器,绝对没有去核化谈判,也没有为此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方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微妙变化,是过去七年来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反映。

首先,俄乌战争期间,朝旗帜鲜明地支持俄罗斯,不仅提供武器弹药,甚至直接出兵协助俄军。作为回报,俄罗斯目前对朝鲜拥核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倒转。如果说过去(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前)俄罗斯还能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与美、中等国站在一起,投票制裁朝鲜并要求其无核化;那么到了2026年,俄罗斯已经事实上承认、接受并甚至在利用朝鲜的“拥核国地位”。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此前更是直接给出了俄方的定调,称朝鲜的核地位是一个“已关闭的议题”(closed issue)。俄罗斯已经退出了国际社会对朝施压的统一战线。2024年3月,俄罗斯在安理会动用一票否决权,终结了联合国朝鲜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实际上废除了联合国的监督机制。俄方目前的叙事是:朝鲜发展核武完全是被美、韩、日军事同盟逼迫的“正当自卫”,国际社会不应再讨论无核化。

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与金正恩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其中包含共同防御条款(一方受袭,另一方提供军事援助)。 这一条约在2025年到2026年得到了深度实践。随着朝鲜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输送大量弹药乃至直接派遣地面部队参战,俄罗斯对朝鲜的核武装和军事力量已经展现出完全的公开包容。

俄罗斯向朝鲜提供了极其敏感的军事技术反哺。这包括:协助朝鲜改进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重返大气层技术。提供关于核潜艇、核弹头小型化以及军事侦察卫星的关键数据和技术支持。 这意味着,俄罗斯不仅态度上接受朝鲜拥核,在行动上也成了朝鲜核导技术加速升级的实质推手。

俄罗斯将对朝政策“砸盘”,不仅是为了乌克兰战场的利益,更有深刻的地缘政治算计:对美“极限施压”: 俄罗斯深知朝鲜半岛是美国的痛点。通过武装和承认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可以极大牵制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军事精力,分摊美国在欧洲(乌克兰)方向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俄罗斯试图通过高调支持朝鲜,在东北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美阵营”,打破此前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网络。

北京对平壤彻底滑入莫斯科的战略轨道并导致周边局势失控感到极度不适。为了不让俄罗斯“专美于前”,中方必须展现出比以往更具包容性的姿态。不提“无核化”,是中方为了展现中朝传统友谊“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将朝鲜拉回中国地缘经济与战略引力范围的关键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反对美韩军事扩张、主张照顾朝鲜合理安全关切上达成一致,但中俄在朝鲜“核武器”这一根本议题上存在微妙的温差:中国虽然不再频繁强调“无核化”标签以顾及朝方主权,但从自身周边长治久安出发,依然坚决反对半岛爆发核冲突,并不乐见因朝鲜拥核而刺激韩日也走向核武装。

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的双边峰会曾经讨论朝鲜半岛问题,但是在关于“无核化/去核化”的表述上,中美双方展现出不同的温差和各自的叙事方式。

根据中方的官方通稿:“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表明半岛局势是本次中美首脑峰会的核心地缘政治议题之一。

美国白宫于5月17日发布了关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事实清单(Fact Sheet)。在美方的贸易与地缘政治成果简报中,美方单方面高调宣称:“特朗普与习近平确认了实现朝鲜去核化(无核化)的共同目标。” 美方试图借此向外界展示,尽管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但在防止核扩散以及遏制朝鲜核武力过度扩张方面,美中两国依然存在高层共识。

在美方发布清单后,5月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包括韩联社)专门就“中美元首是否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共同目标”向中方求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并未直接使用“无核化”这一词汇来否定或肯定美方的清单,而是回应:“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一贯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有关方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建设性努力。”

中方在5月面对美方时采取了“政治解决”的太极式回应,而在6月访问平壤时干脆对“无核化”只字不提。这是一种精妙的对美对韩反制策略——中方借此向华盛顿和首尔释放明确信号:如果美韩在亚太地区(如美韩军事同盟、延伸威慑扩张)继续对华进行战略围堵,中国绝不会在半岛核问题上顺从美国的剧本、替美国“冲锋陷阵”。

中方在宏观上愿意与美国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因此不介意将半岛问题列入元首会谈议题;但在具体落实上,中方已不再愿意公开高调地替美国冲在“逼朝去核”的第一线,而是将重心放在维护朝鲜的合理安全关切和推动“政治解决”上,这也为其6月份访问平壤、进一步巩固中朝传统友谊做好了铺垫。

习近平本次访问平壤不提“无核化”,本质上是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地缘政治的平衡艺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2026年,相较于追求一个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无核半岛”,通过务实和弹性话语来稳住中朝关系基本盘、防止半岛生战生乱、并在美俄中朝的四方博弈中下好中国自己的棋局,才是中方压倒一切的现实主义考量。

作为日本保守派与右翼代表人物,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以来,其极具攻击性的防务观点、修宪主张以及对地缘政治的强硬态度,对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产生了颠覆性、刺激性且多层次的深远影响。

高市早苗的政策与言论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东北亚安全平衡,对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026年1月,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韩日首脑扩大会谈时,高市早苗公然在发言中将朝鲜与中国、俄罗斯并列,称其为“核拥有国”。虽然日本政府随后紧急澄清“官方立场并无变化,依然坚持不承认朝鲜拥核”,但高市作为首相的这一公开表态,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这被广泛视为日本右翼在潜意识和实质政策中,已经开始接受“朝鲜去核不切实际、朝方已实质拥核”的现实。这极大削弱了国际社会坚持“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去核化(CVID)”的法理凝聚力。

高市早苗长期对日本自战后坚守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持批判和修正态度。上台后,她积极指示内阁研讨和推动修改这些原则,甚至主张日本应当探讨与美国进行“核共享”。日本如果表现出任何试图松绑核限制、或者走向事实核武装的倾向,将给朝鲜提供最完美的“拥核正当性”借口。平壤将名正言顺地宣称其核计划是为了“抵御日美韩新一轮的核威胁”,从而使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大门被彻底焊死。

高市早苗在防务上极度亲美,并在2026年5月访问韩国期间,强烈呼吁韩美日三国必须针对朝核与导弹威胁建立更坚固的“统一战线”。她主张通过“延伸威慑”(核保护伞)的实体化和联合军演来全面压制朝鲜。

这种高压态势导致半岛局势从过去的“通过对话促过去核”,彻底转变成了“以核对核”的极限对峙。在中俄朝形成战略协作、美日韩强化军事同盟的“新冷战”格局下,无核化作为一个外交谈判议题已经完全被“阵营对抗和军事遏制”所取代。

在前首相岸田文雄时期,日本曾试图通过不设前提的“朝日首脑会谈”来解决日本被绑架者问题,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撬动半岛和平。但高市早苗上台后对朝展现出极端强硬的姿态,金与正随即于2026年3月公开喊话,要求日本必须在绑架问题上“一刀两断”,否则免谈。

 高市早苗的铁腕政治家形象和拒绝妥协的立场,导致日本失去了作为半岛问题独立调解人的弹性空间,朝日两国的沟通渠道几乎完全关闭,使得通过外交红利换取朝鲜在核问题上让步的微弱可能性彻底归零。

高市早苗对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影响是双重的安全困境: 在一方面,她强调美日韩协作以保障日本安全,并在韩日会谈中口头上维持“推动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官方辞令;但在实际效果上,她的一系列扩军、修宪、试图修改无核原则以及承认朝鲜拥核现实的言论,正在实质性地加速半岛无核化走向终结,迫使周边国家不得不共同面对一个“核冲突风险无限上升”的东北亚新现实。

随着朝鲜彻底关闭去核谈判大门、将韩国定性为“头号敌国”,以及韩朝关系的极度恶化,韩国对朝鲜拥核的态度呈现出“现实主义的阶段性应对”与“朝野路线撕裂”的复杂交织。

总体而言,韩国官绝不承认朝鲜的拥核国地位,但在如何应对这一威胁上,韩国的政策和民间思潮正发生深刻的转变。

根据韩国总统李在明在2026年6月8日就职一周年记者会上的最新表态,韩国政府现阶段采取了“现实与理想结合”的折中路线:韩国政府明确表示,绝对不能放弃“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最终目标。李在明强调,如果因为执着于眼前的地缘现实而彻底放弃无核化,是政治上最不负责任的表现。韩国承认,在当前国际格局下,要求朝鲜立即“完全去核”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韩国现阶段的短期目标已经转变为:通过谈判,首先促使朝鲜停止追加生产核物质,并冻结其洲际弹道导弹(ICBM)技术的开发。韩国希望通过“拉长战线、分步走”的裁军或控核谈判,逐步消除朝鲜的体制安全威胁,最终促使其走向无核。

由于朝鲜不断进行战术核武器的精确化打击演练,且核导技术在俄罗斯的反哺下迅速升级,韩国社会的“核焦虑”空前高涨:韩国保守派阵营以及很大一部分民众(多项民调显示超过60%)强烈主张,面对朝鲜的核讹诈,韩国不能仅依赖美国的保护伞,而应该发展属于韩国自己的核武器(自主拥核),或者重新引美军的战术核武器回朝。

尽管民间和右翼呼声强烈,但李在明总统为首的现政府在2026年明确对“自主拥核论”持否定和克制态度。因为韩国深知,一旦韩国寻求拥核,将直接遭到美国(如美国能源部已将韩国列为敏感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重创韩国作为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

虽然在外交上试图保留与朝鲜对话的火种,但在国家安全层面,韩国对朝核采取了最高级别的防御与反制态势:韩国正积极深化与美国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以及日本高市早苗内阁的三边军事同盟。韩国重点推进美韩“延伸威慑”(核保护伞)的实体化,确保一旦朝鲜动用核武,美韩将以“压倒性的常规与核力量”直接终结朝鲜政权。

韩国对朝核的态度,深深受到国内政治极化的影响:进步派(现执政党主流)主张“对话与威慑并重”。认为应该创造让朝鲜感到安全的外部环境,理解朝鲜拥核背后的“安全恐惧”,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和外交让步来换取朝鲜“冻结核武”。保守派(现主要在野党)主张“全面强硬与对等威慑”。他们认为对朝鲜的任何怀柔和让步都是“欺骗和幻想”,主张通过极限施压、甚至不惜一战的姿态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对现政府的“分阶段谈判”路线持强烈批评态度。

在2026年的当下,韩国对朝鲜拥核的态度可以用“清醒的痛苦”来形容。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朝鲜不仅已经事实拥核,且绝无自愿去核的可能;但出于国家命运和经济命脉的考量,韩国只能一方面咬牙通过美韩同盟建立高压核威慑,另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极其艰难的外交谈判,先“冻结”朝鲜的核能力增量。

美国是世界第一个拥核大国。冷战时期,美国接受苏联为拥核国家,后来,美国又接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拥核。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核,国际社会也许最终不得不在核武问题上转向“管理”而不是“消灭”。朝鲜半岛议题正在从“如何让朝鲜弃核”,转变为“如何与一个拥核朝鲜长期共存”。

中、越两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隐蔽式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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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据BBC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在西沙群岛的羚羊礁(Antelope Reef)等敏感区域重新开启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吹填活动。这个可能成为南海最新、最大人工岛的动作,被外界普遍视为中方对越南近年来在南沙“暴兵填海”的强力回应。

羚羊礁位于南中国海西沙群岛永乐礁西南部,金银岛以东3.5海里,为近似三角形封闭的珊瑚环礁,内有泻湖,礁盘南北长12公里,东西最宽处约4公里,退潮时大面积出露,台风大潮时多被海水淹没。

上图:今年3月17日-5月26日羚羊礁变化图

报道称:羚羊礁(Antelope Reef,海参岩)是位于南中国海西北角的一座小型水滴状岛屿,今年,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百万吨沙子从海底被掏出来,用于建造坚实的陆地。羚羊礁从地图上一个碧绿的小点,变成了一片6平方公里(2.3平方英里)的闪亮白色新月形沙滩,一角还零星分布着一些建筑物。这一切仅仅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新月形沙滩形成的潟湖中,可以看到数十艘船只。这些几乎可以肯定是绞吸式挖泥船,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绞吸式挖泥船队:其中一些每小时可以挖出6000立方米的沙子,足以填满两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如此惊人的挖填速度很可能创造了某种世界纪录。

2025年10月起,羚羊礁开始进行填海造陆;截止2026年3月,总面积已增至602公顷,与南沙群岛最大人工岛美济礁的608公顷相差无几,亦将超越永兴岛(260公顷)摇身为西沙群岛最大岛屿。

近年来,越南当局缓和了反华言论,并努力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新当选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今年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在谈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争端时,措词异常缓和。越南已正式抗议中国在羚羊礁的建设活动,但始终保持克制的外交姿态。

中国与越南在南海(尤其是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岛竞赛”,是近年来该地区地缘政治和军事对峙的核心焦点。两国的竞争规模、技术、战略意图以及时间线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并经历了“中国领跑”到“越南加速追赶”的演变过程。

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主要集中在2013至2016年间。中方对实控的7个岛礁(美济礁、渚碧礁、永暑礁、南薰礁、赤瓜礁、华阳礁、东门礁)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扩建。

中国使用了自主研发的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如著名的“天鲸号”和“天鲲号”)。这种技术通过“绞吸吹填”的方式,直接将海底的绞碎的珊瑚砂石通过管道“吹”到礁盘上,几天内就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几平方公里的陆地。短短数年内,中国创造了约3,000至3,400英亩(约12至14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将原本在潮汐中若隐若现的暗礁变成了拥有机场跑道和现代化港口的“不沉航母”。

越南是目前实控南沙岛礁数量最多的声索国(约29个)。在早年间,越南主要依靠挖掘机、人工搬运沙土和简单的驳船进行填海,速度极慢,且容易被台风冲刷。然而,自2021年底开始,越南开启了新一轮极其疯狂的“大扩建”,从“小打小闹”发展到现在的“全线加速。

越南向欧洲(如荷兰)引进了Beaver系列等现代化的绞吸式和耙吸式挖泥船,全面抛弃了传统的人工作业,使填海效率呈现指数级增长。华府智库“亚洲海事透明倡议(AMTI)”发布的数据显示,仅在过去的一两年中,越南就疯狂新增了数百公顷的土地。截至2026年中,越南在南海的累计填海造岛总面积已突破1,120公顷(约11.2平方公里),其礁盘破坏和吹填总量已逼近中国在2023年时的水平(约占中国总面积的70%左右)。

越南目前的旗舰工程是柏礁(Barque Canada Reef),其陆域面积已被扩大了十倍,成为越南在南沙最大的基地。此外,鸿庥岛、毕生礁、敦谦沙洲等十几个越占岛礁也悉数被扩建。

两国的填海造岛不单纯是为了“争地盘”,而是将这些人工岛作为地缘辐射的支点:

中国的布局主要是南沙的“三大和四小”,在美济、渚碧、永暑三座大岛上建有3条3000米级别的重型军用跑道,可降解各种战略轰炸机、运输机和主力战斗机。拥有大型深水港池,可直接停泊万吨级驱逐舰、大型海警船和补给舰,形成严密的外部封锁圈。岛上部署了先进的雷达、防空/反舰导弹系统,并具备海水淡化、蔬菜温室和4G/5G基站等完善的长期生活设施。

越南的最新反制权限全线铺开,正在柏礁加紧修建一条预计长达3200米的大型跑道(此前仅在南威岛有一条1200米的小跑道),并安装了DVOR无线电导航信标,旨在打破中国对南沙空域的垄断。近年来新开凿和扩建了15个港池,用于停泊其海军主力舰艇以及规模庞大的“武装渔船”。在新吹填的土地上密集建造弹药库、防御碉堡、防波堤和通信塔,强化“既成事实”的军事实际控制。

面对越南近年来的“雷霆攻势”,南海的平衡正在发生新的微妙变化。

由于越南在柏礁等地的扩建速度过快,大有在岛礁数量和跑道总数上形成局部对峙优势的势头,中国在多年“停手”之后也做出了针对性反制。

中国在西沙群岛的羚羊开启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吹填活动。这个可能成为南海最新、最大人工岛的动作,被外界普遍视为中方对越南近年来在南沙“暴兵填海”的强力回应。

总体而言,这场竞争正从早期的“中国一家独大”,演变为“中国手握战略制空与制海大权,而越南通过全面扩建点状礁盘、增设前沿防线进行极限抗衡”的拉锯状态。两国的填海竞赛,正让南沙群岛的军事化密度达到冷战以来的最高峰。

在南海主权争端中,越南和菲律宾作为两个最主要的地方声索国,面对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

美国智库曾将两国的策略形象地对比为:菲律宾走的是“公开化”路线,而越南走的则是“隐蔽化”路线。 这种差异根源于两国的政治体制、外交传统以及对美中两国的战略定位。

自马科斯上台以来,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补给行动中,采用了“断交式透明化”策略(Assertive Transparency)。他们允许国际媒体记者随船采访,并迅速发布中国海警船拦截、使用水炮、撞击的现场高清视频与照片。菲律宾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上“控诉”外部压力,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西方盟友的实质支持。

越南实控着南沙最多的岛礁,与中国海警及海上民兵的对峙和摩擦其实极为频繁。但越南官方和媒体对此长期保持极度克制和低调(Opacity Initiative)。除非发生极严重的流血或扣船事件,越南极少主动向国际媒体爆料中越海上摩擦,而是习惯通过越中的党际渠道、热线电话进行内部妥协和灭火,防止民间反华情绪失控反噬自身统治。

在如何借助外力保护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两国走向了两个极端。

菲律宾全面倒向美国,拉拢区域大国。菲律宾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MDT)为核心护身符。马科斯政府不仅向美军增开了数个军事基地(尤其是靠近台湾和南海的前沿基地),还频繁与美、日、澳等国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如“肩并肩”军演)。菲律宾的逻辑是:通过引入美军的绝对威慑,来阻吓潜在的越界行为。

越南坚持“四不”原则,推行“平衡木”艺术。越南的外交核心是“竹子外交”——像竹子一样“根基牢固,柔韧坚挺”。越南在其国防白皮书中死守“四不”原则(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允许外国设立军事基地、不推行依靠一国反对另一国的政策、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越南虽然也在提升与美国、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它绝不与美国结盟,也绝不邀请美军重返金兰湾。在越南眼中,彻底激怒邻近的超级大国是不可承受的地缘灾难。

菲律宾在南海最著名的资产是坐滩在仁爱礁的破旧军舰“马德雷山号”(BRP Sierra Madre)。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但防守极其脆弱的符号。由于受制于技术、资金以及 constitutional review(宪法审查对共同开发的限制),菲律宾过去十几年在实控岛礁上的扩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非常缓慢。其主要武器是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以及近年来通过的《海洋区域法》等国内立法,试图通过法律手段确立其排他性专属经济区(EEZ)。

越南则侧重“既成事实”,疯狂推进“大扩建”。 越南深谙“唯有土地不会撒谎”的道理。近两年来,越南引进了先进的现代化挖泥船,在南沙群岛开启了史诗级的填海造陆运动。截至目前,越南在柏礁、鸿庥岛、毕生礁等十几个实控岛礁上的累计吹填总面积已冲破1100公顷,并在柏礁加紧修建超过3000米的重型军用跑道。越南虽然也强调国际法,但其核心逻辑是通过造成“既成事实的军事存在和前沿堡垒”,来形成对华的极限抗衡。

尽管越南和菲律宾各自的打法不同,且他们彼此之间在南沙也存在部分重叠的主权声索,但面对共同的外部压力,两国正在走向“务实联动”。

双边关系正在持续升级(如两国领导人频繁进行高层互访,提升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海岸警卫队已经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始在南海开展联合搜救和海上信息共享。这种趋势表明,在2026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菲律宾在台前拉引美欧舆论与军事威慑,越南在幕后加紧筑垒扩土”的奇特默契,将成为南海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新常态。

我所认识的华川粉

编者按:本文2026年6月8日由“辟谣吧”发布,作者是著名作家孔捷生,原文题目为“什么人会成为华川粉?这些都是”。“辟谣吧”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一个专门针对中文网络谣言、假信息进行事实核查(Fact-checking)与内容澄清的平台,尤其关注美国华人社区、政治议题以及中美关系相关的舆论动向(信息来自Gemini)。文章不代表本站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生逢浊世,社交圈里不认识三几个华川粉,是不可能的。作为文化现象,粉川成癖者无处不在,他们均非个体,而是一个庞杂群体;他们并非仅仅出于偶像崇拜而聚合,而是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而存在。

按说美国华人挺川者只是少数,但单看来自特定地域的第一代移民,感觉就完全不同。我就来自那个地域,社交圈川粉浓度颇高。拜川普所赐,当下社会大撕裂,亲朋均不能免。有的是我主动疏远,有的是人家不再理我。

细数下来,这十年间疏于来往的朋友通常是看了我的文字,发现不是同路人,觉得没什么话好说,自然就疏离了。有的是我看到对方的文字和社交媒体的言论,觉得不如相忘于江湖。

其实我尝试过和故旧交流,发现华川粉是唤不醒的,显然对方也如此认为。于是大家免伤和气,说得不好听,见一次少一次。究其因,都是价值观念歧异所致。

粉川成癖必有因

不妨从有过交流的故旧说起,这位在川粉界颇有知名度,他亲身参加过1.6集会,但没有参与冲击国会的暴动。他当时认为是“安提法”制造的事件,这么说来,他至少觉得诉诸暴力是错的。

且不说5年来FBI都没有查出“安提法”与1.6有任何瓜葛。如今他的认知应已进阶到新版本,川普二进宫赦免全部暴徒,并赐予“爱国者”头衔。如此一来,这份光荣岂容“安提法”冒认冒领?未知朋友是否后悔没有“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参加1.6攻陷国会的革命行动。

朋友性格磊落,有错必纠,但在这件事上极难。朋友的粉川情结从根上是价值观决定的。早在2016川普初出茅庐,朋友就在一次聚会时问为何不能限制黑人投票?为何不能让纳税多的人拥有更多的投票权。我当时都听傻了。

席间另一位熟悉美国司法史的朋友耐心解释,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吉姆·克劳法”就是这样限制黑人投票权。典型法规是人头税(Poll Tax),选民必须缴纳一笔费用才能登记投票,这对贫困黑人是实质障碍。一些南方州门槛更高,要补缴多年欠税才能投票。直到1964年人头税才被禁止。

还有一种限制是识字测试(Literacy Tests),在选民资格登记前必须通过阅读、写作或解释宪法条文的考试。在有种族歧视传统的南方州,负责选民登记的工作人员拥有自由裁量权。黑人常被要求回答极其刁钻的问题,关键在于考试并非测识字能力,而是给登记官员拒绝黑人选民提供借口。

这里顺便插一句,那些传谣非法移民投票的华川粉可以歇一歇了。没有经过选民登记,哪有投票资格?无证移民是为讨生活来美的,不是冒着刑事犯罪的风险来投假票的。所有蓝州红州的调查数据都证明,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的机率,比彩票中奖的机率还低。

接着说前面的话题,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还有所谓的“祖父条款”(Grandfather Clauses),规定某人的祖父在特定日期前拥有投票权,则可免除识字测试之类。但黑人祖先在奴隶制时期拥有投票权的非常罕见。诸如此类的法规,被统称为“选民压制”(voter suppression)制度。

我这位熟悉司法史的朋友介绍以上情况,不知对川粉朋友有无启迪。在民权运动高涨的60年代,国会通过《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那些歧视性法规都被废除,化为历史陈迹——人们曾这样认为。

谁知道如今钟摆往回跳荡,那位川粉朋友希望重燃,“重新伟大”的美国正一步步回到民权运动前的黑暗。最高法院以美国已无种族歧视(怎会没有!)为由,基本拆光了《投票权法案》的护栏,多个有黑历史的南方州重划选区,将黑人选民居多的选区大卸八块,像广式烧腊“斩件”一般分配给白人居多的选区。

川粉朋友愿望清单里另一条也摆上桌面,现在不乏“纳税才能投票”的声音,华川粉闻之雀跃,无不拥护。投票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政治权利,哪怕无家可归者也有此权利。昔日华人同是种族歧视受害者,偏偏难以洗去自身种族歧视观念,尤以来自特定地域的新移民最为严重。与此成正比,凡是华人中的种族歧视者,百分之百是川粉。

他们的广谱歧视还不限于黑人、还包括穆斯林和性少数群体。希拉里称MAGA是“一篮子可悲之人”,她说“这些人就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仇外、伊斯兰恐惧症”。这也对华川粉的概括。

美国穆斯林数量比华人还少,都不够华川粉歧视,那就把加沙和伊朗的穆斯林一锅烩。希拉里说的“伊斯兰恐惧症”,到了华人新移民那里就不止于恐惧,而是仇恨。特定地域的第一代华人自己是移民,却最反移民。他们来自等级社会,那里充满五花八门的歧视,那是一种胎教。

无药可治的一群

又说到另一位川粉朋友,本来知道立场歧异之后都避免见面,但总有回避不了的时候。又是聚会席间,她痛骂女权主义,说这个世界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女权使得女人像男人一样。我又听傻了, 这话居然从女性口中说出来?

什么样的女性才是她心目中的标准女人?三从四德太陈腐了,但贤良淑德还是需要,女主内,相夫教子,以家庭为生活轴心是本分。可恨女权运动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正是美国沉沦的原因之一。我没有编造,川粉不分男女都持相似的性别定义。

华人中盛传不衰的“学校割JJ”,“男孩放学回家变女孩”的荒诞谣言。身为家长难道不晓得学校连给孩子吃一粒止痛片都要小心翼翼征得同意?更多情况下是偶有小恙,学校即致电家长请接孩子回家。还敢割JJ?川普推销过这个谣言,他清楚这是编的,但他要收割愤怒价值而非真相。华川粉难道不知这是假的?就算知道,他们也要传谣,因为这和“男女同厕”一样,最能唤起华人家长的恐惧。

华川粉几乎都是慕强厌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见过一个华川粉和别人辩论,说:“我就是慕强,怎么了!难不成去慕弱?”又见到另一个川粉与人论战:“马斯克是什么人,你连他百分之十的智商都没有,他都支持川普,这还有什么可说!”

这堪称极品社达。认定胜者为王是颠扑不破的世界运行规则,川普赢学也是如此立论。所以凡属社达必是川粉。从经济富豪到政治强人,他们一概推崇。哪怕以前曾宣称拥护普世价值,但只要偶像不信,他们也跟着不信。

如今普世价值成了白左伪君子式的忽悠,而川普“真小人”裸呈相对,反而让他们觉得真实、亲切、信服。说到底,他们自己就是那种人,或者说渴望成为那种人,做不到百分之十,哪怕百分之一,已经是梦境中的人生顶点。

社达主义者对“真小人”用的是另一把尺子,我引用过远方微信群的川粉奇谈,此人力辩爱泼斯坦案那些事“估计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有权有钱的少部分人会沾边。但特朗普打击毒贩、缅北电诈给普通人带来了希望。”这个川粉是女性,说这样的话奇怪吧?在川粉界已见怪不怪,她的意思是只要真小人有权有势有钱,做了就做了。什么是社达,这是活标本。

也有的伪基督教徒搬弄连自己都不懂的宗教语言去粉饰川普各种污垢。比如假不完美的所罗门王之手来达成上帝意旨。只有这样的天赐神人才能率领上帝的子民进行“属灵争战”,一切的暴力、纷乱、逮捕、驱逐、通胀、物价……那是苦海慈航,川普引导大家渡过血海走进天国的万丈毫光。那些世俗的道德污秽、窃国敛财之类,和属灵的圣洁、崇高、伟大相比,算得了什么。

谁给普通人带来希望,就赋予他凌驾于宪政、法律、道德的无上权力,华川粉像嗜血蚊蝇一样仰望、崇拜、追随铁腕统治,乐见威权强人用逾越宪政的非常手段去大破四旧,摧毁法律、制衡、分权的制度架构,踹烂束缚权力的笼子。世上所有独裁者都是在庸众簇拥欢呼中登上王座的。

还要提到一拨号称要鼎革故土的政治人,虽说人丁越来越稀零,但污染中文圈的能量尚存。他们扬言要推翻什么建立什么那种叙事形同梦呓,便把清秋大梦寄托在川普身上。川普唯恐和好朋友还不够铁,连捞个把人都不肯拂对方逆鳞,怎会为你们的未竟之志助力?

没关系,这些混政治的华川粉自有精神胜利法,先是怒赞川普的关税战如何深谋远虑,编织绞杀他们仇家的绞索——这是我在聚会席间亲耳听到的。关税战烂尾了,他们又怒赞川普拿下委内瑞拉,奔袭伊朗,“神棍必须死”。如今伊朗战争也在烂尾之中,但不妨碍他们怒赞川普索要格陵兰,那是一局大棋,是扼住仇家咽喉的绝招。他们就是这样不断自欺,只缘乏力欺人,还是骗自己来得容易。

这是不能治愈的一群,只有让他们自然老去,被时代淘汰。毕竟他们的下一代接受不同的教育,我所认识的华川粉,没有一家的后代和父母持相同的价值观。这正是美国不会倾覆沉沦之希望所在。

在特朗普要和赖清德“通电话”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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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媒体面前公开表达“要与赖清德通话”或“不排除通话”的意思,前后一共 3 次。

第一次放话是在5月中旬,约5月15日,特朗普在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北京峰会、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回国途中,首次向媒体透露,自己在决定是否批准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约合4400亿新台币)的对台军售案之前,需要和台湾方面通个气。

特朗普当时称: “我必须与那位目前正在——你们知道的,你知道他是谁——掌管台湾的人交谈。” 虽然当时他没有直接喊出赖清德的名字,但外界普遍明白其指代。当时不少分析人士和官员甚至猜测这是否只是特朗普的一时口误。

第二次是在5月20日,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登上专机时,有记者当面明确追问:“您是否有计划在就军售案做出决定之前,打电话给台湾的赖总统?”特朗普直接回应:“我会和他通话,我跟所有人都通话(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我们对那个情况有很好的掌握。我们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谈……我们会处理这件事,台湾问题。”

这次表态直接打破了“口误说”,明确证实了他确实有和赖清德通电话的意图。这让华盛顿和台北的幕僚官员都感到相当意外。赖清德随后在台北也做出回应,表示若有机会通话,将向特朗普传达台湾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第三次发生在 2026年6月5日。当时的情况是,由于之前两周的通话风波,白宫的高级幕僚们在5月底刚刚对外吹风,暗示为了照顾秋季的美中高层会晤,这通电话已经“暂时搁置”。结果就在 6月5日,特朗普在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再次被随行记者团追问是否仍有通话打算。

在这次采访中,他打破了幕僚们前几天的“搁置论”,再度放话:“我总是会和他通话的(I’ll always talk to him)。”这也正是最近几天各大国际媒体和智库重新开始热烈讨论这件事的原因。

6月5日这个时间节点非常关键,这表明即使面对幕僚的劝阻和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难以预测的行事风格。

特朗普这种“连续三次放话,却迟迟不按电话键”的做法,完美体现了他独树一帜的“交易艺术”(Art of the Deal)和极限施压的谈判风格。

根据目前华盛顿智库、白宫幕僚流出的消息,以及美中台三方的博弈态势,这通电话之所以一直引而不发,主要有以下四个深层原因:

  1. 把“电话”当筹码,博弈秋季的习特会

这通电话现在已经变成了特朗普手里的一张高级政治牌。

中方已经对美方释放了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今年秋季访问美国。中方驻美使馆也公开吹风,强调如此重要的元首会晤需要“创造有利条件”。 特朗普很清楚,只要这通电话还没打,北京就会一直悬着一颗心。他把通话可能性挂在嘴边,是为了在接下来与北京谈判秋季峰会的具体议题(如关税、地缘利益)时,手里拥有一个随时可以推倒重来的巨大筹码。

  1. 核心焦点在“140亿美元军售案”的定价

特朗普自己多次承认,想通话是因为要决定是否批准今年国会通过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 在特朗普的商人思维里,这笔钱不能随随便便就签字。他放话要直接找赖清德谈,实际上是给台北施加心理压力:对台湾而言: 如果想让美国顺利放行这批武器,或者希望在关键时刻得到白宫的直接支持,台湾可能需要在国防预算、半导体产业链转移或购买美国农产品上,拿出更多的“诚意”和真金白银。

  1. 幕僚的拼命踩刹车与制度性阻力

白宫高级幕僚、国务院和军方官员在这件事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5月底,白宫高级官员已经通过媒体(如CBS)公开放风,称“考虑到秋季的峰会,通话已经搁置”,试图给局势降温。 由于美美外交政策的传统惯例(1979年以来的断交状态),现任总统直接通话形同承认某种“官方定位”,其政治后劲极大。幕僚们担心,一旦电话拨通,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彻底脱轨。因此,内部的官僚体制一直在给特朗普的冲动“踩刹车”。

  1. 专业的“切香肠”战术:不战而屈人之兵

前美国国务院东亚政策官员分析指出,特朗普正在玩一场高明的心理战。

如果他直接把电话打了:北京会立刻采取最强烈的实质性反制(如大规模锁台演习或中断外交接触),博弈直接掀桌子,后面就没得玩了。

如果他一直不打:台湾会觉得美国支持有不确定性,因而更加配合;北京会为了阻止这通电话,在其他国际事务上对美国做出让步。

通过“嘴上坚称要打(6月5日还说‘我总是会和他通话’),行动上却引而不发”,特朗普不需要承担任何打破台海现状的实质性外交后果,就同时调动了北京和台北的神经,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他最喜欢的“模糊战略”。

中方很清楚特朗普是在通过“切香肠”的方式试探底线,并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因此,中方的反制是一套组合拳,既有台面上的强硬警告,也有台面下的利益博弈:

  1. 外交“划红线”:拿秋季访美峰会做杠杆

在特朗普前两次放话后,中国外交部和驻美大使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坚决反对,并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方最核心的外交牌,是“秋季元首会晤”。中方明确向白宫高级官员释放信号:两国的健康互动需要“创造有利条件”。换句话说,如果特朗普真的拨通了这通电话,打破了1979年以来的外交默契,那么今年秋季备受瞩目的“习特会”极有可能直接告吹。这一表态直接对白宫的传统官僚和务实派幕僚(如国务卿卢比奥等)施加了巨大压力,促使白宫内部拼命给特朗普踩刹车。

  1. 军事“秀肌肉”:打破常态的大规模施压

北京深知,对付特朗普这种现实主义者,单靠言语谴责是不够的,必须展示实质性的代价。 在5月中下旬特朗普第二次直接点名赖清德后,解放军迅速在台海周边展开了高强度的海空联合警巡和演练。当时外媒报道有上百艘舰艇以及大量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

中方的政治信号很明确:这不仅仅是针对台北的“联合利剑”式威慑,更是做给华盛顿看的——如果美台敢迈出元首通话这一步,中方随时有能力将台海局势升级为实质性的危机。

  1. “听其言观其行”:将筹码反向锁定在“140亿军售”上

特朗普既然把这通电话和“是否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捆绑在一起,中方索性顺水推舟,将博弈点拉回到他最熟悉的“做生意”领域。 据华盛顿智库分析,在5月中旬的北京峰会上,中方高层就已经当面向特朗普阐明了台湾问题的极度敏感性,并对这笔数额巨大的军售案表达了严重关切。中方现在的应对是不随特朗普的言论起舞,只看他的最终行政决定。 如果美方通过延迟、削减或调整这笔军售的内容来换取中方在贸易或其他地缘问题上的让步,中方不排除在商务领域给予对等的回报;但如果特朗普真的“既要电话,又要军售”,中方也做好了全面掀桌子的准备。

  1. 舆论上“冷处理”:淡化特朗普的“大嘴”风格

面对6月5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第三次声称“总会通话”的言论,中方的官方媒体和外交回应在保持严正立场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冷处理”。 中方智库普遍研判,特朗普在短时间内反复提及此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国内政治宣示和个人行事风格的需要。因此,中方在宣传上极力避免帮特朗普“炒热度”,不随他的节奏随歌随舞,从而保持自己在博弈中的战略被动与主动。

总结来说,中方的应对可以用“不妥协,但留有空间”来形容。军事上摆出随时可以掀桌子的最坏打算,外交上用秋季峰会作为诱饵和紧箍咒,同时静观特朗普在140亿军售案上的最终签字。只要这通电话一天不打,中方就同样握有反向制衡华盛顿的战略空间。

由于这通电话直接捆绑着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台北既渴望获得美国元首级的公开力挺,又深知沦为“筹码”的政治风险。面对特朗普接二连三的放话,台湾方面的反应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迎合、亮明底线”到“高度低调、谨慎降温”的明显转变。

在5月20日特朗普第二次明确点名赖清德时,台湾“外交部”的态度相当积极,公开表示“总统赖清德乐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随后,赖清德本人在台北面对媒体时也给出了正面回应。他当时的策略是,如果能通上电话,他要把台湾包装成“受害者”与“负责任的守护者”,试图向特朗普“告洋状”。

在华盛顿一线,台湾驻美代表俞大㵢也积极在美媒(如Politico)上造势。他接受专访时公开表示:在美中博弈中,台北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方,理应参与其中。因此“美台领导人之间进行通话是完全合理的”。这也是在向华盛顿政界喊话,试图推动这通电话落地。

随着5月底白宫幕僚放风“通话因秋季峰会已搁置”,以及6月5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突然再次宣称“会随时与他交谈”后,台湾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变得极度低调。赖清德在6月6日的公开活动中被大批记者追问“是否已经与特朗普通上电话”或“如何看待最新表态”时,他选择“冷处理”,全程保持微笑,仅以“谢谢”二字低调回应,绝口不提通话细节。

台湾方面为什么突然闭口不言、拼命降温?因为台北的国安幕僚团队也看清了现在的局势:特朗普已经公开在媒体上承认,这笔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是他极好的“谈判筹码”。如果台湾表现得太迫切,只会在接下来的军售谈判中被特朗普“敲竹杠”,被迫在半导体产业链或者美国农产品采购上让渡更多利益。

5月下旬解放军在台海的大规模舰艇施压,已经给台湾造成了实质性的防空和海防压力。如果台北继续高调配合特朗普炒作“元首通话”,一旦真的彻底激怒北京,而特朗普最终又为了美中秋季峰会把台湾“卖了”,台湾将独自面对地缘政治危机。

台湾方面现在是“心里很想和提朗普通电话,但嘴上不敢再接话”。他们把管道留给台面下的外交和军事团队去对接,表面上则极力配合华盛顿务实派幕僚的步调,避免自己成为特朗普用来激怒北京的过热筹码。

马斯克逃离南非后的艰辛

编者按:埃隆·马斯克的公司之一,SpaceX,预计将于 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 正式在纳斯达克(Nasdaq)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SpaceX 计划以每股 135 美元的价格发行约 5.556 亿股股票,预计筹集资金高达 750 亿美元。这笔交易将使 SpaceX 的整体上市估值达到约 1.77 万亿美元,直接超越 2019 年沙特阿美(Saudi Aramco)的纪录,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伴随这次历史性的上市,分析师预计马斯克的个人身家将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Trillionaire)”。同时,SpaceX 的迅速纳指入编,也将使许多投资了跟踪指数基金(如 401k 等养老金账户)的普通投资者间接持有其股份。

马斯克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出生在南非,之后去了加拿大,最后辗转到美国念书和创业。在马斯克另一个公司即将上市之时,本站转发一些与马斯克相关的文章,供读者参阅。

本文2026年5月28日发表在万维读者网的博客,作者署名为“lobo博士”,原文标题为“年轻时的马斯克,也曾卑微到尘埃里”。

埃隆·马斯克,从种地、清洁锅炉到电锯伐木,再到叱咤硅谷的世界首富

  1. 逃离南非

1989年,南非,比勒陀利亚。

越来越维持不下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变得日益衰朽,南非国内长期被种族压迫、政治暴力、国际制裁和白人政权的兵役压力所笼罩,社会紧张而动荡。

不满18岁的埃隆·马斯克刚刚从男子高中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服从南非政府的强制征兵令,去为一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权扛枪;另一条是——离开。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后来回忆,自己并不想在南非军队里度过青春,更不愿意拿起枪去维护一个他并不认同的社会秩序。

其实,马斯克更想逃离的是他的家庭,那个冷酷专横而又自私的父亲。他后来很少提及父亲埃罗尔,只是淡淡地说那是”一个可憎的人”。

为了躲避兵役,他先在比勒陀利亚大学短暂待了几个月,等到加拿大护照办下来后,他带着不多的钱,背着包,离开了南非。

多年以后,人们会说他是“移民企业家”、“美国梦代表”和“硅谷钢铁侠”,但在那个时刻,他只是一个想逃离原生环境的少年。

没有公司,没有团队,没有融资,也没有未来的掌声。

只有一张机票,一点现金,和一个模糊的念头。

  1. 在加拿大打黑工

马斯克选择加拿大,并不是因为那里是他的终点。

真正吸引他的地方,是美国。

那时的美国,不像今天这么混乱和仇外,当时还是所谓自由灯塔,经济发达,社会蓬勃向上,诱惑着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人民。

马斯克从小就对美国科技文化着迷,喜欢科幻小说,喜欢计算机,也相信美国是最接近未来的地方。

但作为一个南非少年,直接进入美国并不容易。加拿大成了他的跳板,因为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出生在加拿大,他可以通过母亲获得加拿大身份。

然而,拿到身份和真正站稳脚跟,是两回事。

刚到加拿大时,马斯克没有什么资源。他先去投奔亲戚,辗转住到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小镇,那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地方,安静、偏远、寒冷。

这个镇子也很小,有多小呢?直到2016年,全镇人口还不到300人。

更惨的是,到了之后马斯克才发现,由于多年未通音讯,他不知道原本住在这里的表哥,已经搬家到了别处。

为了生存,刚成年的马斯克留在在那里打黑工。

一个从小在南非最大城市比勒陀利亚长大的男孩,突然被扔到了加拿大中部草原上,每天的工作是种菜、种谷物,内心之凄惶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他又辗转到了温哥华,学会了用电锯伐木。

有一天,实在扛不住的马斯克,走进了当地的失业救济办公室,直接问工作人员:

“什么工作工资最高?”

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一份木材厂的锅炉房清洁工作,时薪18美元。

放在1989年前后,这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但高工资背后,往往藏着普通人不愿碰的代价。

这份工作的内容,是穿上厚重的防护服,钻进一个又窄又热的管道里,用铲子把还在冒热气的滚烫沙子、黏液和工业残渣一铲一铲地挖出来。

马斯克后来这样回忆:

“没有逃生口。如果你在里面待超过30分钟,肯定会因过热而死。”

开工第一天,30个人报名。

第三天,只剩5个人。

一周结束时,只剩下马斯克和另外两个人还在干。

他只是需要活下去,而活下去的方式就是待在别人待不下去的地方,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1. 辍学

1990年,马斯克进入加拿大女王大学读书。

能上皇后大学,靠的并不是什么惊人履历。马斯克从南非高中毕业后,成绩不算差但也谈不上耀眼,他没有显赫的推荐信,没有精心包装的课外活动。

真正起作用的是母亲梅耶的加拿大出生证明,让他以加拿大公民身份申请,免去了国际生的激烈竞争和高昂学费。换句话说,靠的是身份,不是背景。

在女王大学待了两年后,马斯克终于把下一站瞄准了美国,成功转学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这一次,没有捷径可走。

马斯克靠的是在女王大学两年扎实的课程成绩,加上他对物理和商业的清晰规划。他申请的是物理和经济学双学位,这个组合本身就说明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学生。

在大学期间,他依然需要想办法解决生活费用。

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马斯克和同学租下一栋很大的房子,为了支付房租,他们把房子改造成了周末派对场所,向来参加派对的人收门票。

据说一次可以来几百人,一个晚上赚的钱就足够支付一个月房租。

但更有戏剧性的地方在于,作为“派对房东”的马斯克,本人却不是一个热衷派对的人。他经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打游戏、写代码、看书,很少喝酒,也不太像一个社交达人。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楼下音乐轰鸣,人群狂欢,酒杯碰撞,而楼上房间里,一个瘦高的年轻人坐在电脑前,沉迷游戏和代码,对楼下的热闹并不感兴趣。

年轻时的马斯克,更像一个笨拙、执拗、活在自己脑子里的人。

但也正是这种人,一旦找到方向,就会异常专注。

马斯克还做了一件非常”马斯克”的事情。

他开始担心自己能不能在美国活下去,于是他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每天只花1美元,能不能生存?

他去超市买热狗和橘子,偶尔换换口味吃点意面配青椒酱。事后他冷静地得出结论,在食品成本层面,一个月挣30美元就能活,所以我大概不会有事。

1995年,马斯克被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博士项目录取。入学仅两天后,他选择辍学,一头扎进硅谷。

他去面试当时如日中天的Netscape。这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就像后来许多年轻人梦想进入谷歌、脸书、OpenAI 一样。

沃顿商学院学位?有。物理和材料科学背景?也有。计算机学位?没有。软件公司工作经验?也没有。

于是,他被拒了。

马斯克后来回忆说,

“我实际上试过在Netscape的大厅里闲逛,但我太害羞了,不敢和任何人说话。所以我就站在大厅里,这相当令人尴尬。”

你很难把这个画面和今天那个在推特上随时开骂、在舞台上跳来跳去、动不动就发火箭表情包的马斯克联系起来。

同一个男人,在25岁时甚至不敢在大厅里向陌生人说一句你好。

  1. 像流浪汉一样创业

找工作不顺,马斯克决定自己干。

他和弟弟 Kimbal 创办了 Zip2,这家公司最初做的是城市生活指南和地图服务,帮助报纸把本地商户信息搬到网上。

今天听起来很普通,但在1995年前后,这已经是很前沿的互联网创业。

创业早起,马斯克非常穷。

兄弟俩只有一台电脑,白天,电脑用来运行网站;晚上,马斯克再用它来写代码。

由于穷,他们没有租住公寓,而是直接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马斯克后来透露,洗澡是靠去基督教青年会(YMCA)解决的。他们没有车,想吃顿好的就去附近的Jack in the Box快餐店。

这段经历,如果拍成电影,大概不是“硅谷精英创业史”,而更像“北美流浪程序员求生记”。

弟弟Kimbal在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了一句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话:

“我们绝对是非法的。”

没错。马斯克从斯坦福辍学后,学生签证已经失效,Zip2的早期阶段,他很可能一直处于”非法打工”的灰色地带。直到后来才拿到H-1B工作签证,直到2002年——Zip2已经以3.07亿美元卖出,PayPal也已经以15亿美元卖给eBay之后——他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从踏上美国土地到拿到公民身份,这条路走了差不多十年。

很多创业故事后来被写得热血沸腾,好像年轻人只要有激情,就能一路开挂。

但真实的创业早期,往往更接近一种消耗,没有边界的工作时间,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私人生活,也没有人保证你明天不会失败。

马斯克后来在特斯拉和 SpaceX 经历过无数濒临破产的时刻。

但他早在 Zip2 时期,就已经习惯了一件事:如果你想做成一件没人看好的事,就不要指望日子会好过。

  1. 结语:在尘埃里

如果一个人年轻时也曾经一无所有,他到底靠什么撑过去?

马斯克给出的答案,未必适合所有人。

他的性格里有极端、冷酷、冒险甚至令人不适的一面,但至少在年轻时,他展示过一种很强的生存能力:能把苦日子压缩成一个问题,然后解决它;能接受短期的狼狈,换取长期的机会;能在别人觉得不体面的地方,继续往前挪一步。

从南非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到美国,从农场到锅炉房,从大学宿舍到办公室地铺,从签证边缘到美国绿卡。

这段路上,没有掌声,只有硬扛。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马斯克站在世界舞台中央时,也许可以记住另一个画面:

那个17岁的南非少年,背着包,带着一箱书,走进一个陌生国家。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他只知道,不能回头。

多年以后,那个曾经卑微到尘埃里的年轻人,真的从尘埃里,造出了火箭。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告诉你的是:

那些看起来一飞冲天的人生,往往都有一个在泥土里爬了很久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