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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访华,美国还处于强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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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3月18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拉斯加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阿拉斯加见面,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就“美国的外交政策历来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话题发生激烈冲突。美国特朗普总统5月13日和15日访问中国,这次美国还能继续说自己还处于强势吗?很多双边关系学者和专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本文作者是旅美独立学人邓聿文,文章由《金融时报》中文版首发,原标题为“川普访华,美国对中国还处于优势地位吗?”

这不会是一场特朗普带着伊朗战争胜势来收割成果的峰会,而更像是一场在战争阴影下的局势管控会谈。

美国总统川普5月13日将如期访问中国。这趟原定于3月底的访问,因为美伊战争而推迟。行程的推迟本身,把一个原来并不那么突出的问题直接摆到了人们面前:川普届时面对中国领导人,是否还处于优势地位?

很多人可能会凭直觉认为,川普依然处于强势。毕竟,美国对中国的存量优势和施压工具并未消失,台湾、科技、关税、市场准入等筹码也都还在。川普本人以及他的内阁成员比如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酝酿美国依然比中国强大、具有压倒中国的战略优势的政治氛围。然而,讨论美国是否还处于优势地位,不能看它名义上还有多少牌,而要看这些牌能否在川普访华这件事上新增对中国的压力,迫使北京在会前或会中作出更多让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有优势;不能做到,就没有优势。按这个标准衡量,美国这次并不处在一个对中国有效占优的位置。

对中国这样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大国来说,美国上述存量优势,在川普访华这件事上几乎起不到太大的新增施压作用。原因在于,像台湾问题、科技封锁、关税调查、市场准入等这些体现美国优势地位的工具,中国早已领教过,也早已纳入常态判断。一个工具连续打了多年,还能造成摩擦,却很难再造成震慑。北京不太可能因为川普5月来访,就突然把这些旧工具当成新威胁。何况,川普最在意的关税工具,一先一后被美国最高法院和国际贸易法院所否决。因此,要维持强势地位,美国就必须有新的增量优势,或者让既有优势在某种特殊情境下释放出更大的边际施压效果。

本来,如果美国没有攻打伊朗,川普按原计划于3月底访华,美国手中的那些存量工具,多少仍能发挥一点边际作用。或者,即便攻打伊朗,若在“斩首”伊朗军政高层后迅速结束战争,也能使战争本身成为川普访华时对北京的一种额外压力。因为一个在中东用兵并迅速得手的美国总统,带着战场上的胜势和国内政治上的高点来到中国,当然更容易把自己的强硬姿态转化成谈判上的压力。

可如今的问题恰恰在于,战争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它没有给川普制造新增优势,反而消耗了美国的战略空间。这场战争不仅导致原定3月的访华计划延迟到5月中旬,而且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使川普面对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盟友对美离心,国内通胀维持高位,支持率下滑,严重威胁到共和党的期中选举行情。可以说,伊朗并未被压垮,白宫对僵持下去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这样的战争,对川普访华不是资产,而是负担。它无法把美国的存量优势转化成当下的压力,不能使美国在这次会谈前后对中国处于一个有效占优的位置。优势不能转化成压力,就只剩陈列意义。美国现在面对中国,正是这种状态:牌还在手里,但北京知道,华盛顿并没有多少余裕把牌打到极限。

外界可以从美国3月中旬重启针对中国的新“301调查”、5月初对中国五家民营炼油厂发起的二级制裁,以及中国商务部启动的两项调查反制,发布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和针对美方二级制裁的阻断公告,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美国新的“301调查”,矛头指向强迫劳动和所谓产能过剩;中国商务部随即在3月27日宣布对美国发起两项“对等”调查,4月又进一步出台《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被认为是针对美国制裁的中国版“长臂管辖”。美国5月1日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公司等五家中国石油企业继续次级制裁,商务部第一时间也发布阻断禁令,要求国内金融机构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方规定。

这些互动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双方的技术细节,而是这些博弈发生在川普访华之前。假如美国真处于优势位置,那么正常的会前节奏应当是:美国先加压,中国为了峰会氛围先忍一下,至少把反制推迟到会后。但现在北京一点都不忍让,而是立刻回击,态度强硬,把美方试图形成的单向施压,直接改写成双向对冲。这等于表明,北京不打算为“习川会”预先让步,更不会接受“你先加压、我再接待”的会谈逻辑。华盛顿想用301条款和制裁为访华增加筹码,结果却只是证明自己的工具并不能在会前有效压住北京。

对伊战争又进一步削弱了美国把旧牌升级为现实压力的能力。战争打到现在,问题已不只是战场本身,而是它牵动了油价、股市、盟友配合、军力分配和国内政治。只要这些变量同时存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就不得不更谨慎。它当然还可以对台表态,可以继续打贸易牌,也可以维持高科技限制,但每多往前推一步,都要比和平时期承担更高的成本。尤其是盟友并没有在这场战争中给美国提供一种足以放大其对华优势的配合,相反,亚洲盟友更担心的是美国被中东拖住后,对印太的投入和兑现能力会下降。

换句话说,对伊战争让美国的时间、注意力、经济承受力和外交包装都变差了,削弱了美国把对中国仍具有的结构性优势高效率转化为对华压迫成果的能力。这使得川普很难像原先设想的那样,以一种“完全掌控局面”的姿态访华。对北京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美国并非没有工具,而是未必敢在这个时点把工具升级,把事情做绝。

既然美国在这次访华前并不处于有效占优的位置,那么,这会给“习川会”的议题带来什么影响?

首先,会谈的重心不会是美国带着新增压力来逼中国让步,而更可能是双方如何管理战争外溢后的新局面。美伊战争本身会成为最前排的议题,不是因为中国能决定战场,而是因为战争已把油价、航运、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都卷了进去,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美国则迫切需要让战争尽快收场。

其次,双边关系总体控险会比经贸本身更重要。经贸当然要谈,但更像操作层议题;真正需要两国领导人亲自定调的,是未来几个月中美要不要把台湾、贸易、中东几条线同时压住,不让它们彼此叠加成更大的失控。台湾则会是最敏感的部分,北京会要求华盛顿克制实质动作,美方则会试探中国在当前局势下的红线和反应强度。至于经贸和技术,在双方已经对冲的情况下,很难再成为美国单方面压价的领域,更可能是双方边斗边谈、边设限边留口子的议题。

中方在这次会谈中的态度,大概也可以预见。第一,不会为了峰会气氛而预先吞下美国的会前加压。第二,不会替美国分担战争责任,但会利用美国需要控险、稳定油价和航运预期的心理,争取把会谈重心从美国熟悉的单边施压,拉回到更大的双边局势管理。第三,在台湾问题上会要求美方有积极的表态,尤其在对台军售方面,会要求美方至少控制节奏和规模,假如美方还希望中国采购其大豆、牛肉、禽肉、波音飞机和能源等产品的话。

总之,川普将访华时间延迟到5月中旬,本身就说明,美国原有的对华优势并未能在这次会谈前后转化为现实压力。对伊战争非但没有给华盛顿增加筹码,反而使其更难把那些旧工具变成迫使北京退让的有效杠杆。因此“习川会”不会是一场川普带着胜势来收割成果的峰会,而更像是一场在战争阴影下的局势管控会谈。对他来说,访华的意义不再是展示对华优势,而是避免自己在中东陷得更深时,再把中美关系推向失控。

黄严忠:从“美国斩杀线”看中国人危险的自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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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热门迷因之一是“美国斩杀线”。

这一说法借用的是电子游戏术语,原指角色血量跌至某一临界值后便可被轻易击杀。在中国语境中,它代指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正站在悬崖边缘,一旦失业、患病或遭遇意外支出,便会轰然坠落。这已成为中国人描绘美国的主流隐喻——一个深陷经济衰败、暴力犯罪和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的美国。

当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它仍然拥有无可匹敌的地缘政治和金融实力,其经济依然充满活力,比中国的经济总量高出50%以上

然而,在北京为特朗普总统本周的到访做准备之际,我在自己的祖国看到一种基于对美国衰落的错误认知而产生的危险的新型自负情绪正在蔓延。我担心,这种情绪正在助长一种不妥协的心态,使中国领导人更愿意将国家力量武器化,并在未来与美国的对抗中更不愿意退让。

今年春天我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到处都听到这种叙事。最近一个尤为骇人的“斩杀线”版本在网上广泛传播后,我在中国的家人甚至表示担心我们在美国的安全。我还听说,一些曾梦想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如今选择去其他国家,因为担心美国的治安和就业前景。

过去十年间,美国的形象持续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似乎代表着一个反复无常、日渐衰弱的美国。去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半数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减弱。

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帮助中国人消化自身面临的重重困境:经济放缓、房地产市场崩盘高失业率以及弥漫于社会的不确定感。上个月,北京一名出租车司机向我表达了这种焦虑与自信交织的心态。他向我大倒中国老百姓的苦水之后,补了一句:“至少我们这里还有最低保障,比在美国掉到‘斩杀线’以下好多了。”

狭隘的民族主义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曾担任邓小平翻译、在网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大学教授张维为在今年1月一段广泛传播的视频中荒谬地声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民吃得好的国家。

中共的宣传也在推波助澜。只要看一看中国国家电视台在晚上的新闻即可:在半小时的节目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颂扬国内的成就,最后通常会用几分钟时间报道美国的乱象——近来的主角自然是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全球动荡。

过去几年,政府还推动清除学术界“错误的”西方思想框架——如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并用强调爱国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概念取而代之。

美国衰落这一论调在中国的政策文件、政治领导人讲话以及有影响力的党刊中被反复强调,如今甚至得到一些主流学者的附和。过去,许多普通中国人将对此类言论视为宣传说辞,对其不屑一顾。但近期的调查与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逐渐认同这一说法,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

我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长大,那时国家正开始对外开放。我们乐观地憧憬着中国有朝一日能重返大国行列,但同时也心怀一种切实的谦逊,渴望融入既有国际秩序。如今中国的繁荣与强大远超我们当年敢于想象的,它自信满满,且倾向于按自己的规则行事。

中国领导人似乎不再将美国在贸易和科技领域的施压视为需要妥协应对的生存威胁,而是认为只要发挥中国的自身优势,便能轻松化解。习近平主席去年便是如此:他威胁停止出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迫使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让步。这种反制能力正是中国持续大力谋求关键矿产、电动汽车与太阳能电池板等清洁能源技术,以及全球大部分药品原料领域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这些领域如今已成为中国未来贸易谈判或地缘政治对抗中核武器级别的选项。

随着中国民众自大情绪的高涨,一旦南海台湾问题引发潜在危机,中国领导人若表现出任何克制,都将面临更高的政治代价。去年的博弈论研究表明,即便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小幅上升,也会显著提高中美双方在对峙中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概率。

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逆转。美国的对华政策应重新聚焦于威慑与修复人文联系的结合:前者需要增强美国关键供应链的韧性,巩固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存在;后者则需要重建曾经有助于维系两国关系,避免双方各自退缩到信息茧房中的人文纽带。

一个简单却可能有效的切入点是:华盛顿应放宽针对中国学生与学者的签证及安全限制,扩大日渐萎缩的旅游、学术与商业交流。

美国总统上一次访华是在特朗普的首任任期,距今已近九年。这样的外交断层是不合理的。持续、清醒且坚定的对华接触或许是扭转中国认知偏差、重塑这一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最佳途径。

(本文首发于纽约时报5月10日版。)

特朗普访华随行CEO名单曝光:马斯克、库克等将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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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访华期间,将有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随行前往北京。根据白宫公布的信息以及多家媒体披露的细节,此次代表团涵盖科技、金融、航空、芯片、消费与支付等多个行业,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启中美经贸接触的重要信号。

特朗普计划于周二离开华盛顿,并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据悉,此次峰会议题预计将包括贸易、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台湾问题以及伊朗局势等敏感议题。此前数周,中美之间围绕贸易与科技问题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因此此次访问备受外界关注。

白宫周一公布了一份预计陪同特朗普赴京的企业高管名单,共涉及16位首席执行官及商界人士。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马斯克被纳入代表团,被认为显示出其与特朗普关系的进一步修复。马斯克曾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重要顾问,并负责推动联邦官僚体系改革。但去年5月,两人关系一度破裂,马斯克随后离开政府。不过近几个月来,双方互动明显恢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通过此次访问,与中方达成一系列商业、贸易以及采购协议。美国官员还透露,特朗普有意与中国讨论设立“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等机制,因此此次随行代表团特别强调行业覆盖面广泛。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洁恩(Jane Fraser)上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接触’至关重要。”她补充称,“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种接触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重要企业高管缺席此次行程。思科公司表示,首席执行官查克·罗宾斯虽然受到白宫邀请,但由于与公司财报发布时间冲突,无法随行。

此外,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并未出现在名单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黄仁勋未获邀请,也不会前往中国。当前,英伟达正等待中美双方批准其向中国出口H200人工智能芯片,因此其缺席引发外界关注。黄仁勋此前曾表示,如果获得邀请,“能够代表美国出席将是我的荣幸”。

另外,在中国市场拥有大量业务的通用汽车、迪士尼以及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公司,也未出现在白宫公布的随行名单中。

特朗普访华随行企业高管名单

  • 苹果公司(Apple)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Tim Cook)
  • 贝莱德(BlackRock)首席执行官 拉里·芬克(Larry Fink)
  • 黑石集团(Blackstone)首席执行官 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
  • 波音公司(Boeing)首席执行官 凯利·奥特伯格(Kelly Ortberg)
  • 嘉吉公司(Cargill)首席执行官 布赖恩·赛克斯(Brian Sikes)
  • 花旗集团(Citigroup/Citi)首席执行官 范洁恩(Jane Fraser)
  • Coherent公司首席执行官 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
  • GE航空航天(GE Aerospace)首席执行官 拉里·卡尔普(Larry Culp)
  •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 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
  • 因美纳(Illumina)首席执行官 雅各布·塞森(Jacob Thaysen)
  • 万事达卡(Mastercard)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米巴赫(Michael Miebach)
  • Meta高管 迪娜·鲍威尔·麦考密克(Dina Powell McCormick)
  • 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首席执行官 桑杰·梅赫罗特拉(Sanjay Mehrotra)
  • 高通公司(Qualcomm)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Cristiano Amon)
  • 特斯拉(Tesla)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 Visa公司首席执行官 瑞安·麦金纳尼(Ryan McInerney)

(综合纽约时报、路透社和CNBC的报道。)

特朗普访华前夕的中美关系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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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证实,特朗普将于5月14-15日访问北京,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此次峰会将是观察未来几年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近期中美在巴黎(2026年3月)举行了经贸磋商,并就部分议题取得了初步共识。此外,美国国会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于近期访问了上海和北京,呼吁两国领导人进行坦诚沟通。外界普遍认为,此次峰会是继2025年10月釜山会晤后的又一重要沟通机会,旨在维持双边关系的“贸易休战”状态。

美国已经基本把中国定义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中国则把美国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来源。因此,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2010年代以前的状态。

近期的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高烈度竞争下的有限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全面接触、合作优先”的关系,而是进入了一种长期战略竞争框架。但与此同时,双方又都在避免彻底失控,因此呈现出“边竞争、边管控”的状态。

中美关系目前的核心特征仍然是:战略互不信任,科技与供应链“避险”或“脱钩”,台湾问题持续升温,军事对峙加强,但高层沟通仍在维持。

当前中美虽然在科技禁令、人权和地缘政治上分歧依然尖锐,但双方目前均表现出通过外交手段稳定局势、避免直接冲突的“斗而不破”意愿。双方都意识到全面脱钩或军事冲突的代价不可承受,因此在维持结构性竞争的同时,努力通过高层会晤来划定底线、管控分歧。

分析家指出,预计即将到来的峰会将聚焦台湾问题、贸易关税以及伊朗局势。这将是关系到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三大敏感议题。

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方近期的对台军售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制措施。卢比奥5月8日,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时,他再次表示,台湾问题肯定是美中峰会讨论的一个议题,不过又说,他不认为这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他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他说:“我们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不希望看到现状发生任何强制或被迫的改变。我们认为这将对世界造成不稳定。”他进一步说:“我们认为,台湾海峡的稳定对中国、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有利,这始终是我们的立场,也是我们将继续坚持并倡导的。”

双方在应对中东局势(尤其是伊朗问题)和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上仍保持着必要的沟通,以防止局势失控。

4月15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上写道:“中国对我永久性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非常高兴。我这样做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全世界。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他们已经同意不向伊朗输送武器。”他还补充说:“几周后我到访中国时,习近平主席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正在以聪明而高效的方式合作!这难道不比打仗更好吗???但请记住,如果有必要,我们非常擅长作战。比任何人都强!!!”

此前,特朗普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采访时也提到,他曾就中东战争问题与中国国家主席进行沟通。他向记者解释说,习近平之所以回复他的一封信,是因为他听说“中国正在向伊朗提供武器”。他说:“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这么做,而他回信表示,大意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贸易依然是核心议题。美国国会近期动作频频,包括计划推出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行驶的法案,以及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的法案。此外,无人机领域的“不可信供应商清单”也是双方争执的焦点。美方近期关注中国对美国制裁的回应禁令。

双方都希望避免贸易关系彻底失控。目前双方存在一种“脆弱休战”:中国继续购买部分美国农产品、能源与飞机;美国则在部分领域暂缓进一步升级出口管制;稀土与关键矿产成为双方博弈重点。去年达成的部分贸易安排目前仍在延续。

深层对抗加剧真正的重点已经不只是关税,而是:半导体,AI,稀土,高端制造,军工供应链。美国正在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对华高科技限制,关键产业回流,减少军工体系对中国的依赖。因此,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战”,而是“科技—产业—金融—供应链”的系统竞争。

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对华制裁呈现出从“硬科技产品”向“服务认证”和“供应链精准打击”延伸的趋势。以下是近期(尤其是2026年4月至5月)美国对华采取的主要制裁及限制措施:

2026年4月30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投票通过了严厉的限制措施:拟禁止中国境内的所有实验室为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提供FCC检测认证服务。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可能无法获得在美国销售所需的合法合规证明。美国还将进一步禁止被列入“受限清单”的实体(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在美开展任何电信相关业务。

2026年5月初,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了贸易与能源的二级制裁: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金诚石化等5家企业被列入SDN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及相关部门在4月明确表示,将通过限制智能联网汽车软件与技术,事实上将中国品牌汽车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美方称其理由是防范自动驾驶技术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2026年2月至5月期间,美方加大了对中国无人机品牌(如Anzu Robotics等关联实体)的调查,主要针对数据安全和供应链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

美国进一步加强金融与土地所有权限制:美国国会近期正在推进法案,旨在阻止中国实体购买美国农田或在敏感军事基地附近购置地产。美方继续收紧对中国初创科技企业(尤其是AI、量子计算领域)的直接投资限制,要求美国风投机构必须定期报告或停止相关交易。

针对上述制裁,中方近期的反应非常直接且具法律效力:中方随后于5月2日发布了“阻断禁令”(商务部2026年第21号公告),明确要求国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的这些域外制裁。这是中方首次大规模利用法律手段,公开下达“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特定制裁的禁令。

2026年3月底,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相关做法发起贸易壁垒调查,调查期限通常为6个月。

中方的稀土与关键材料管控:虽有部分许可发放,但中方仍保持对稀土、石墨等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出口审批制度,作为博弈筹码。

这些举措反映出,在即将举行的5月中旬中美峰会前,美方正试图通过加码制裁来增加谈判筹码,而中方则通过法律工具箱进行对等防御。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此次峰会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还会有三次会晤的机会。习近平可能在夏季访问华盛顿或海湖庄园,以及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而特朗普也准备出席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

中国领导人已跟三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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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2025年10月26日在中美印象的《文章精选》发布,作者是刘亚伟。特朗普访华在即,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阅。这是文章首发的【链接】。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后,与中国领导人先后见过四次,分别在美国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20217年4月)、中国的北京(2017年11月)、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2018年12月)和日本的大阪(2019年6月)。2024年,特朗普再度当选,2025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在韩国釜山见面(2025年10月)。下周在北京的会晤将是两位领导人的第六次会晤。

2025年10月30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韩国庆州APEC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周日在吉隆坡对记者表示:“我认为我们会达成协议。……这对中国将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之后会在中国见面,我们也会在美国见面,在华盛顿或是在海湖庄园。”

随着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领导人2012年进入领导岗位之后,已经先后与三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

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与习近平的第一任期基本重叠。两人不仅在国际场合多次见面,还有四次成功的互访。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并有长时间的散步和交谈。中国政府网的一篇文章说,“这是一次载入历史的会晤——两国元首开诚布公,坦诚沟通,中美关系发展正步入新阶段……”。

2014年11月10日到12日,奥巴马到北京参加APEC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华。期间,习近平与奥巴马一起在中南海散步。外交部在题为“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的文章一共列举了24项奥巴马访华成果。

2015年9月22日到27日,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习近平七次访美,只有这次是国事访问”的文章。期间,两位领导人在布莱尔国宾馆举行了工作晚餐。外交部在访问之后发表的“成绩单”共列出49项中美达成共识的成果。

2016年9月初,奥巴马总统到中国杭州参加G20峰会,习近平9月3日在杭州会见奥巴马并一起在西湖喝茶。新华社的报道说,“双方认为,中美在亚太地区事务中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继续加强沟通和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双方同意加强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上的协调和合作,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同年4月6日,习近平率中国代表团抵达佛罗里达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并先后举行多次会谈。会晤期间,“习近平同特朗普到秀丽宜人的海湖庄园中散步,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继续就两国友好合作进行讨论。”

2017年11月8日到10日,特朗普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环球时报》当时的一篇社评说,“特朗普访华,中国在不声不响中取得了五大成就!”

之后不久,中美进入贸易战。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的讨论十分积极,富有建设性,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

2019年6月29日,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G20峰会期间见面。习近平在会面时对特朗普说,“48年前,也就是1971年,离这里一百多公里,名古屋, 当时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中美的乒乓球运动员在那里友好互动,于是就出现了中美的乒乓外交。创立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8年后1979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40年了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

疫情爆发期间,中美关系渐行渐远。

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和拜登一直到2022年11月14日才在印尼巴厘岛承办G20峰会期间举行了第一次线下会议。习近平在会谈时对拜登说,“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这种不同不是今天才有的,今后还会继续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14亿人民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根本保障。中美相处很重要一条就是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不同,而不是强求一律,试图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度。美方应将有关承诺体现在具体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中国大陆的国际问题评论员叮咚著文说“中美元首会晤有四个不寻常”。

2023年2月发生的气球事件将中美的巴厘共识打入冷宫。直到当年11月15日习近平与拜登第二次会面,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启动的共识终于在旧金山得以“重温”,并成为“愿景”。清华大学的达巍在接受采访时说,“从2022年的‘巴厘岛共识’到2023年的‘旧金山愿景’,中美关系终于出现了企稳的态势。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且运气不错的话,这一态势或许会在明年得以持续。如果2025年新一届美国政府还能延续当前对华战略的基调,那么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或许还能延续到2025年之后。如此,中美关系可能会逐渐进入一种新常态。”

2024年11月14日,拜登在败选之后参加APEC会议期间与习近平第三次线下会面。《人民日报》的钟声在2024年11月19日的时评中说,“当前,中美关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两国人民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期待,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也有期待。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

特朗普是习近平出任中国领导人以来打过“交道”的第三位和第四任美国总统。

纵观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毛泽东先后经历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直到他去世前几年才有机会见到美国的一位总统。邓小平时代美国总统先后是卡特、里根和老布什,美中领导人开始了正常走动和互访。江泽民跟克林顿和小布什的密切交往为中美关系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锦涛跟小布什的交往得益于911和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让奥巴马政府有了警觉,因此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始终不能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护栏。

过去的13年是中美自1979年建交之后双边关系下滑最为剧烈的时代,而这种下滑是不以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两国领导人必须有更大的智慧、勇气和眼光才能保证复杂多变的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护栏内实现有序、非零和与和平的竞争。

桌上没有席位:台湾日益缩小的战略自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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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紧张来源。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于2026年5月中旬访问北京,台湾官员担忧台湾将在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中“被摆上菜单”。他们担心,为了与习近平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屈从于北京压力,削减美国对台军售,并公开反对台湾独立,从而偏离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立场。

尽管台湾当局坚持认为,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多万台湾人民决定,但现实是,台湾被困于大国竞争之中,几乎没有战略自主空间。台湾缺乏战略自主性,是复杂历史、大国竞争以及其自身党派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复杂历史预示了今天战略自主性的缺失

台湾,尤其是国民党(KMT),长期以来与美国关系密切。中华民国(ROC)国父孙中山博士曾在美国、主要是夏威夷度过几年关键的成长时期。孙中山于1883年进入普纳荷学校(Punahou School)就读,当时该校名为欧胡学院(Oahu College)。奥巴马总统则于1979年毕业于同一所学校。

二战期间,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寻求美国援助以抗击日本。蒋夫人宋美龄在访美期间,以一口流利英语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令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印象深刻。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之间的中国内战再度爆发。即使毛泽东于1949年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蒋介石及其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美国仍继续支持蒋介石。

美国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包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2月历史性访华,以及1979年1月与北京正式建交。19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规范“非官方”的美台关系,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帮助其自我防卫。在其“一个中国”政策下,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认知”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见证了民进党(DPP)的诞生与壮大。民进党于2000年首次击败国民党执政。八年后,国民党重新上台,马英九担任两届中华民国总统(2008年至2016年)。民进党于2016年再次赢得总统选举,并执政至今,而国民党则成为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拒绝承认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历史概念,主张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现任民进党领导人赖清德甚至将中国大陆称为“境外敌对势力”。

美国深知必须让台湾继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实现与大陆统一,和平统一最好,必要时不排除使用武力。其逻辑很简单:这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关乎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甚至台湾自身的《中华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也规定,台湾海峡两岸属于同一个国家。

美国从未缺席这一本质上的“中国事务”。如今,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台湾在战略和经济上对华盛顿与北京都变得更加重要。台湾位于所谓“第一岛链”中部的位置,以及其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实力,进一步提升了其价值。尽管美国并不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但它不太可能放弃台湾,并帮助北京实现国家统一目标。

民进党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了美国的篮子

民进党彻底改造了教材体系,试图切断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结果是,如今台湾多数年轻人已不再认同中国,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在持续的中美竞争中,民进党无条件站在美国一边,同时为两岸交流设置障碍。由于把所有鸡蛋都放进美国的篮子里,民进党已经没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从而彻底失去了战略自主性。与此同时,中国《反分裂国家法》以及其拒绝排除以武力反对分裂主义的立场,也意味着民进党在追求“法理台独”时受到严重限制。

国民党,全名中国国民党,仍然遵循《中华民国宪法》,并在口头上支持台湾最终与大陆统一。然而,国民党内部存在所谓“亲美派”和“亲中派”的分裂,导致其在台湾防务预算、大陆政策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

即使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仍然束手束脚

2026年4月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断十年之后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高层会谈。郑丽文曾是民进党成员,也是一位非传统国民党领导人。她主张通过接触与互动加强两岸关系,而不是进行她认为难以真正带来两岸和平的大规模防务扩张。值得注意的是,郑丽文计划于6月访问美国,但她首先选择访问大陆。这一做法令人联想到国民党前高层钱复,他曾主张台湾的大陆政策必须优先于其对外关系。

然而,郑丽文这种更倾向大陆的路线,并未得到所有国民党重量级人物的完全支持。许多人仍认为,对台湾而言,华盛顿比北京更为关键。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民进党及较小反对党台湾民众党(TPP)相比,国民党是一个老牌政党。民进党与民众党分别拥有热情的年轻支持者,被昵称为“青鸟”和“小草”。即使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其内部不团结以及缺乏更广泛支持——尤其是年轻世代支持——也将限制其在大国竞争中行使有限战略自主性的能力。

缺乏战略自主性,可能对台湾产生命运攸关、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当台湾最大的两个政党都被束缚住双手时,很难想象台湾的未来能够真正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Think China,作者授权发表中文版。)

特朗普将访问一个早已不再仰视美国的中国

编者按:本文2026年5月3日由《纽约时报》英文版发布,题目是“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That Has Moved On”;中文版5月7日在该报中文网站发表。作者是戴雅各(Jacoby Dreyer),他在中国生活了18年,经常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福布斯》(Forbes)以及《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等媒体撰稿,关注的主题涵盖中国城市化、建筑、文化以及中美关系。文章的题图由谷歌Gemini生成。

2008年我刚从弗吉尼亚搬到上海时,中国对美国仍抱有仰视的态度。中国所做的许多事、它如何看待自己、追求的目标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都以“美国”——那个“美丽的国家”——作为参照。

大学刚毕业的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但仅仅因为我是美国人就已足够。我在顶尖高中和大学找到了教职,教授西方文化之类的课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课程设置。学校和学生想要的,不过是接近一个来自那个富有、文化强大且自信的国家的人。有所学校的年度亮点是它的才艺秀。我唱了R. Kelly的《I Believe I Can Fly》,我的一个朋友展示了滑板技巧——这些笨拙的表演展示着学生们认为属于他们未来的那种开放、不设限的美国方式。

现在情况不同了。

5月中旬特朗普总统抵达中国与习近平主席举行计划中的会晤时,人们照例会期待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或两国常常紧张的关系得到重置。但特朗普或许应该降低他的预期。

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曾说过:“中国要富强,就需要美国。”但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那个曾经把美国总统来访视为全球认可时刻的国家。它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已从美国学到了所有能学的东西,并开始规划自己的道路。

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更富有,这一切注定会发生。但特朗普加速了这一转变。中国民众带着既着迷又反感的心情,看着这位总统失败的关税战、与伊朗的冲突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幼稚忠诚,他将美国从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彻底变成了一个需要应对的麻烦事态。随着支持率下滑以及中期选举可能面临的失利,当特朗普抵达北京时,他在中国人眼中或许会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显弱势的一位。

这很重要——无论是对这次访问本身,还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中国领导人清楚特朗普的弱点和反复无常,不太可能与他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对比,让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统治体系显得更加优越。

许多中国人越来越不再把美国视为曾经的标杆,而更多视其为一个警示故事。中国的公众情绪当然受到国家引导,但这一点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民众自己的所见所闻。我在日常对话中经常听到:去过美国的中国朋友讲述关于无家可归、城市破败和政治仇恨的故事,这些与中国干净、安全的城市、闪亮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上海读书会,成员主要是来自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年轻中国专业人士。在我们讨论完一本关于中国崛起的书后,话题自然转向了美国出了什么问题。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曾在美国留学或生活,能说流利的英语,本来也可以像过去一个世纪数百万中国人那样留下来。但他们选择了回国。其中几位说,他们在美国感受到无形的成就障碍。其他人则表示,中国的政府激励政策让他们创业更容易。小组里的女性说她们在美国感到不安全。一位经常去硅谷出差的成员表示,那里的生活标准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你能感觉到,大家都失去了过去那种活力和乐观精神,”他说。

思考一个美国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领导者的未来是一种陌生的、令人生畏的感觉。尽管多年来北京对美国经常使用敌对的言辞,但许多中国公民依然对美国怀有好感,并理所当然地认为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为中国提供了繁荣所需的和平与稳定。他们担心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接过这一重任,去领导一个正在碎裂的世界

毕竟,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随着国家从脏乱的旧工业模式转向以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机器人和其他先进技术为导向的新模式,经济增长多年来一直在放缓。许多普通中国人不确定自己或他们的孩子如何适应这个“美丽新世界”。高企的青年失业率以及农村地区被抛弃的感受是挥之不去的阴霾。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许多人逃避婚姻和生育,从而引发人口下降。曾经,一个自信而充满活力的美国是这些挑战都能被克服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如今这个安慰之源已经消失。

尽管如此,人们明显感觉到需要超越美国。特朗普两年后就会离开,但习近平可以想执政多久就多久,并提出了很可能在他之后仍会延续的宏伟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一个以新型能源为中心的中国,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城市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更廉价的医疗和更好的教育机会。中国人还看到,世界越来越愿意采用中国的技术、产品、投资和其他解决方案,甚至可能接受它的治理理念

对美国人来说,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正在超越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正如邓小平在混乱的毛泽东年代之后向美国寻求修复国家的方法一样,或许美国现在也应该更多地看看中国做对的地方。我们不需要照搬它的政治制度——中国当然也没有采用我们的制度。但在产业聚焦、具有远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长期国家规划方面,现在有很多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特朗普愿意改善两国关系,这令人鼓舞。但维持一种紧张的稳定或许已是他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当他降落在北京时,应该——比任何前任总统都更多地——充分认识到一个他参与促成的新格局:一个如今同样有可能设定议程、引领未来的中国,正如美国曾经做过的那样。

中美寻求设置护栏,防止AI竞争演变成危机

编者按:本文2026年5月7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作者是魏玲灵,文章的英文题目和题记是“U.S. and China Pursue Guardrails to Stop AI Rivalry From Spiraling Into Crisis–Washington and Beijing recognize that powerful AI models could trigger crises neither side is prepared to manage”。本站特转发供读者参考。

知情人士透露,中美双方正考虑就人工智能(AI)启动官方对话。眼下,两国的AI竞争正有演变为数字时代军备竞赛之势。

这一酝酿恰逢白宫和中国政府考虑将AI列入下周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议程。

若能建立AI官方对话,将标志着美中两国在本届特朗普政府任内开始就该议题展开接触。这反映出双方认识到,竞相开发更强大的AI模型,可能引发一场两国政府都无力管控的危机。拜登(Biden)政府曾与中国启动对话,但成果寥寥,此后风险有增无减。

知情人士称,双方设想建立一套常态化对话机制,以应对AI模型异常行为、自主军事系统,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利用强大开源工具发动攻击等风险。

熟悉美方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牵头负责美方在AI领域的事务,美国政府正等待中方指定对应的牵头人。接近北京方面的人士透露,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参与同美方关于建立此类对话的磋商。

最终,将由特朗普和习近平拍板决定是否将AI讨论列入两人5月14日至15日峰会的正式议程。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方已准备好就降低AI风险进行沟通。

在官方层面之外,一些私营部门分析师已在探讨此类对话最终可能取得什么成果,以及后续是否会催生更具体的危机管控机制,例如设立高层领导人之间的AI沟通热线。中美之间已设有国防电话专线和其他危机沟通渠道,尽管北京方面往往不愿使用这些渠道。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指出,2001年一架美国EP-3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时,中方没有接听热线;2023年一个中国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上空时,中方同样没有接听。

曾在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说:“根本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建立热线,尽管我认为这确有价值;真正的关键在于中方是否会使用这条热线,从历史上看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两国领导层此前曾就AI问题有过接触。在2023年11月的加州峰会上,拜登和习近平启动了正式的美中AI对话。曾领导相关谈判的杜如松表示,拜登政府当时有两个优先事项:一是启动定期对话,二是就两国政府均不将AI接入核指挥控制系统达成谅解。

2024年,双方宣布核发射决定权由人类而非AI掌握。

然而,对话本身未达预期。杜如松说,中国政府安排外交部而非科技部等技术机构来牵头此事,这限制了交流的实质内容。

杜如松还说:“如果中方真心诚意推进对话,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像我们一样,让最懂这项技术的人在代表团中挑大梁。”他补充道,美方当时接受了这一安排:“我们并没有像本该做的那样,去坚持要求他们这么做。”

如今,AI议题跨越两届不同的政府,第二次被提升至总统级别议程。这反映出一种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就已扎根的共识:AI技术构成了共同的战略风险,需要两国高层进行接触。

2023年,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即将迎来百岁寿辰之际,习近平邀请这位美国前国务卿访问北京。在中国,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拥有比基辛格更大的影响力。当年在冷战阴影下,正是他的北京之行为美国总统尼克松(Nixon) 1972年访华和美中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基辛格的高级经济顾问,并为他2023年的访华之行出谋划策。霍马茨表示,基辛格当时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但希望确保AI被列入议程。霍马茨说,基辛格认为在AI领域,中美两国可能拥有共同利益,或至少能在关键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

“中方同意了,”他回忆道。习近平和基辛格讨论了就AI相关事务开展长期对话的必要性,涵盖监管问题和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

那次对话随后演变成一个持续的非政府沟通渠道,美方由微软(Microsoft)前首席研究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牵头,中方成员包括来自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和中国主要AI模型公司的代表。

参与该非政府AI对话的阿斯彭战略小组(Aspen Strategy Group)执行董事安雅·曼纽尔(Anja Manuel)表示,讨论聚焦于前沿模型的安全性,以及如何设计“护栏”系统,从而确保AI模型在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仍能遵循人类的法律和意图。

“AI正成为全球商业的操作系统,”曼纽尔说。“在与中方进行贸易对话时,你根本绕不开AI。它将用于设计药物、编写代码、规划船舶航线以及管理工厂。”

资深贸易专家迈伦·布里连特(Myron Brilliant)表示,中国对与美国就AI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他最近会见了多位中国官员,其中包括主管经济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中方表示,‘听着,没错,我们将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身为咨询公司DGA Group高级顾问的布里连特说。“‘但我们也认为,加强防范全球性冲击和网络滥用的举措是有价值的。因此,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我们对围绕安全协议、技术保障和治理的对话持开放态度。’”

“目标是求稳,而不是强求一致,”布里连特说。

两国内部看待此事的框架,越来越让人联想到上一次冷战:通过与你打算超越的对手进行对话,来维持战略稳定。

“当年我们跟苏联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非常有效,”曼纽尔说。“至少那些处理核武器安全问题的人彼此认识,也摸得透对方的想法,即使他们未必意见一致。”

从护照排名榜看世界各国家/地区的外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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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6 年最新的“亨利护照指数”(Henley Passport Index)数据显示(按照免签/落地签的国家/地区的数量排名):

  • 新加坡名列第一(192个)
  • 日本、韩国、阿联酋名列第二(187个)
  • 马来西亚第6(183)
  • 美国名列第10(179个)
  • 中国香港第13(174个)
  • 以色列第15(166个)
  • 乌克兰第28(142)
  • 中国澳门第29(141个)
  • 中国台湾第31(134-135个)
  • 俄罗斯第44(113)
  • 中国第56(80+个)
  • 伊朗第92(38-45)
  • 朝鲜第96(35-38)
  • 伊拉克第99名(29)
  • 叙利亚第100名(26)
  • 阿富汗第101名(23-24)排名最后

这类排名不仅反映了各国的国际外交地位,更折射出全球公民在旅行、教育和商业机会上的极大不平等。

欧洲国家在“亨利护照指数”(Henley Passport Index)中一直处于绝对统治地位。虽然榜首位置常年由新加坡或日本占据,但前 10 名的席位中,欧洲国家通常占据了 70% 到 80%。

根据 2026 年 5 月的最新数据,欧洲国家的表现如下:

  • 第一梯队(全球第 3 至第 5 位): 瑞典、丹麦、卢森堡、西班牙、瑞士和法国等国表现最强。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约 185 – 186 个目的地。
  • 中坚力量: 绝大多数欧盟(EU)和申根区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荷兰、芬兰、奥地利)紧随其后,常年稳定在全球前 5 名。
  • 英国的情况: 英国目前排名全球 第 6 位(183 个免签目的地)。虽然仍处于顶尖水平,但相比 2014 年曾位居全球第 1 的巅峰时期,其排名近年来略有下滑。

为什么欧洲国家排名这么高?欧洲护照的强势地位主要源于两个核心优势:

  • 内部高度流动性: 申根协定允许 29 个成员国的公民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无需任何签证。这种紧密的区域整合大幅提升了其护照的基数。
  • 强大的外交互惠: 欧洲国家普遍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愿意与其达成双向免签协议。

虽然欧洲护照在数量上占优,但亚洲顶尖护照(新加坡、日本、韩国)和阿联酋(近年来上升最快的黑马,目前并列全球第 2)在顶级竞争中略胜一筹。这反映出全球外交重心和机动性权力的分布正在从传统的西方中心向亚洲和中东部分地区转移。

美国:2025年曾经跌出前10,名列第25,现在尽管重回前10,但与2014年曾经排名第一相比,仍然处于排名较低区域。虽然名次是第 10 位,但由于前序名次中存在大量并列的国家,全球实际上有超过 30 个国家的护照效力在排名上领先于美国。

  • 与美国保持互免的国家和地区:5个(加拿大、百慕大、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帕劳)
  • 与美国互相免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与美国达成了互惠协议。这些国家的公民可通过 ESTA(电子旅游许可)免签入境美国,而美国公民前往这些国家通常也享有 90 天(或更久)的免签待遇。目前有42国/地区:亚洲8个(含台湾,无中国)、欧洲33个(绝大多数欧盟及申根国家,含以色列)、大洋洲2个(澳洲、新西兰),拉丁美洲1个(智利)
  • 美国公民去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虽被称为“免签”,但仍需提前在网上申请有偿的电子授权(ETA/EVW)。
  • 单方面允许美国免签/落地签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为了吸引游客,允许美国公民免签入境,但美国出于安全考虑,目前仍要求这些国家的公民申请 B1/B2 签证才能入境。自 2025 年 4 月起,巴西已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签证要求(需申请电子签)。
  • 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免”: 主要集中在加拿大、欧盟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中国:近年来由于中国不断推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达成互免协议,其全球机动性(Global Mobility)得到了明显增强。作为对比,十年前中国大陆的排名还在 90 名以后。

  • 美国与中国:双方目前均需要办理签证,不属于免签范畴。
  • 中国与这些国家签订了互免协议,持普通护照即可直接入境停留(通常为 30 天):亚洲9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阿联酋、卡塔尔、马尔代夫、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欧洲6个(俄罗斯、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圣马力诺);美洲5个(巴哈马、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多米尼克、苏里南、厄瓜多尔);非洲2个(毛里求斯、塞舌尔);大洋洲4个(斐济、汤加、基里巴斯、萨摩亚)
  • 单方面免签(对方主动对中国免签):这些国家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但中国目前对其(部分国家)可能仍维持签证要求或处于试行单方面免签阶段。韩国(济州岛)、印度尼西亚、伊朗、摩洛哥、突尼斯、海地、格鲁吉亚。
  • 落地签(可在抵达后办理):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免签”,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便捷。越南(需落地签批文)、柬埔寨、老挝、尼泊尔、马尔代夫。埃及、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
  • 中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大: 截至目前,中国已对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 40 多个国家的公民试行单方面免签(30 天)。

台湾:虽然在外交关系上被孤立,台湾护照目前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31,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排名第 8,紧随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文莱和中国澳门之后。

  • 自 2012 年起,台湾正式加入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Visa Waiver Program)。持有注有“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的中华民国(台湾)芯片护照,可以免申请传统签证进入美国。旅客必须在出发前通过互联网申请 ESTA(电子旅游许可)。每次入境最长可停留 90 天,适用于旅游或商目的。ESTA 授权通常有效期为 2 年,或持续到护照过期为止。
  • 即使持有台湾护照,如果曾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后前往伊朗、伊拉克、朝鲜、叙利亚等国家,或于 2021 年后前往古巴,将不再符合 ESTA 资格,必须前往美国在台协会(AIT)面谈申请传统的 B1/B2 签证。如果是“无户籍国民”(即护照上没有身分证字号),则无法享受赴美免签待遇,仍需办理签证。虽然形式上免签,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拥有最终入境决定权。
  • 美国公民前往台湾:完全免签。持有效美国护照的公民进入台湾享有 完全免签 待遇。每次入境可停留 90 天。无需提前申请电子许可(如 ESTA 或类似授权),直接持护照入境即可。虽然许多国家要求护照至少有 6 个月有效期,但根据互惠协议,美国公民持有效护照即可免签入台(有效期需涵盖预定停留天数)。
  •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属于高度对等的“准互免”,即台湾人去美国要办 ESTA(电子登记),美国人去台湾直接推门就进(直接入境)。
  • 台湾与欧盟各国的关系是基本免签:台湾公民持有注有“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的护照,可以免签证进入欧盟成员国及申根区国家。在任意 180 天内,累计停留天数不得超过 90 天。适用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 29 个申根公约国,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等正在加入过程中的国家。
  • 全部欧盟成员国公民(如德国人、法国人等)来台均享有 90 天免签证 待遇(英国、爱尔兰公民也同等待遇)。台湾公民可免签进入英国,停留时间最长可达 6 个月。台湾公民享有免签待遇,停留时间通常为 90 天。
  • 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签证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等”特征:台湾给予多数东南亚国家免签待遇,但多数东南亚国家对台湾仍要求办理签证(或电子签/落地签)。完全免签的国家只有两个: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需要电子签证/落地签的国家: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柬埔寨、老挝、缅甸。
  • 为了吸引游客,台湾对多个东南亚国家实施了试行免签政策,目前该政策已延长至 2026 年 7 月 31 日。完全免签:泰国、文莱、菲律宾: 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证来台,停留最长 14 天。有条件免签(观光宏宏专案):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柬埔寨、老挝、缅甸: 这些国家的“高端团体旅游”可通过特定专案申请免签来台。如果上述国家的公民持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或台湾的有效签证或永久居留权,可以申请“东南亚国家人民来台先行上网查核”,核准后可免签入境。

香港/澳门:在 2026 年的国际旅行框架下,香港和澳门与美国的签证关系与台湾有显著不同。最核心的区别在于:香港和澳门目前均未加入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VWP)。

  • 与台湾护照可以使用 ESTA 不同,持有香港特区护照(HKSAR)或澳门特区护照(MSAR)的居民前往美国,必须走传统的签证流程。通常需要申请 B1/B2(商务/旅游)签证。获批后通常会给予 10 年多次往返 的待遇,每次停留时间由海关决定(通常最长 6 个月)。
  • 美国公民前往港澳享有极大的便利,属于单方面的免签优待:美国公民持有效护照可 免签证 入境香港,最长停留 90 天;可 免签证 入境澳门,最长停留 30 天。
  • 尽管香港和澳门的护照在全球排名中表现优异(香港第 15-18 位,澳门第 32 位),但仍未获得美国免签,主要原因包括:美国签证豁免计划通常针对独立的主权国家(台湾在 VWP 中被列为特殊类别)。VWP 的加入条件之一是该地区公民申请美国非移民签证的拒签率必须连续低于 3%。随着近年国际局势变化,美国对港澳地区的出口管制及入境审查政策有所调整,短期内加入 VWP 的可能性较低。

    根据 2026 年最新的“亨利护照指数”(Henley Passport Index)数据显示(按照免签/落地签的国家/地区的数量排名):

    • 新加坡名列第一(192个)
    • 日本、韩国、阿联酋名列第二(187个)
    • 马来西亚第6(183)
    • 美国名列第10(179个)
    • 中国香港第13(174个)
    • 以色列第15(166个)
    • 乌克兰第28(142)
    • 中国澳门第29(141个)
    • 中国台湾第31(134-135个)
    • 俄罗斯第44(113)
    • 中国第56(80+个)
    • 伊朗第92(38-45)
    • 朝鲜第96(35-38)
    • 伊拉克第99名(29)
    • 叙利亚第100名(26)
    • 阿富汗第101名(23-24)排名最后

    这类排名不仅反映了各国的国际外交地位,更折射出全球公民在旅行、教育和商业机会上的极大不平等。

    欧洲国家在“亨利护照指数”(Henley Passport Index)中一直处于绝对统治地位。虽然榜首位置常年由新加坡或日本占据,但前 10 名的席位中,欧洲国家通常占据了 70% 到 80%。

    根据 2026 年 5 月的最新数据,欧洲国家的表现如下:

    • 第一梯队(全球第 3 至第 5 位): 瑞典、丹麦、卢森堡、西班牙、瑞士和法国等国表现最强。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约 185 – 186 个目的地。
    • 中坚力量: 绝大多数欧盟(EU)和申根区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荷兰、芬兰、奥地利)紧随其后,常年稳定在全球前 5 名。
    • 英国的情况: 英国目前排名全球 第 6 位(183 个免签目的地)。虽然仍处于顶尖水平,但相比 2014 年曾位居全球第 1 的巅峰时期,其排名近年来略有下滑。

    为什么欧洲国家排名这么高?欧洲护照的强势地位主要源于两个核心优势:

    • 内部高度流动性: 申根协定允许 29 个成员国的公民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无需任何签证。这种紧密的区域整合大幅提升了其护照的基数。
    • 强大的外交互惠: 欧洲国家普遍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愿意与其达成双向免签协议。

    虽然欧洲护照在数量上占优,但亚洲顶尖护照(新加坡、日本、韩国)和阿联酋(近年来上升最快的黑马,目前并列全球第 2)在顶级竞争中略胜一筹。这反映出全球外交重心和机动性权力的分布正在从传统的西方中心向亚洲和中东部分地区转移。

    美国:2025年曾经跌出前10,名列第25,现在尽管重回前10,但与2014年曾经排名第一相比,仍然处于排名较低区域。虽然名次是第 10 位,但由于前序名次中存在大量并列的国家,全球实际上有超过 30 个国家的护照效力在排名上领先于美国。

    • 与美国保持互免的国家和地区:5个(加拿大、百慕大、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帕劳)
    • 与美国互相免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与美国达成了互惠协议。这些国家的公民可通过 ESTA(电子旅游许可)免签入境美国,而美国公民前往这些国家通常也享有 90 天(或更久)的免签待遇。目前有42国/地区:亚洲8个(含台湾,无中国)、欧洲33个(绝大多数欧盟及申根国家,含以色列)、大洋洲2个(澳洲、新西兰),拉丁美洲1个(智利)
    • 美国公民去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虽被称为“免签”,但仍需提前在网上申请有偿的电子授权(ETA/EVW)。
    • 单方面允许美国免签/落地签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为了吸引游客,允许美国公民免签入境,但美国出于安全考虑,目前仍要求这些国家的公民申请 B1/B2 签证才能入境。自 2025 年 4 月起,巴西已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签证要求(需申请电子签)。
    • 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免”: 主要集中在加拿大、欧盟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中国:近年来由于中国不断推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达成互免协议,其全球机动性(Global Mobility)得到了明显增强。作为对比,十年前中国大陆的排名还在 90 名以后。

    • 美国与中国:双方目前均需要办理签证,不属于免签范畴。
    • 中国与这些国家签订了互免协议,持普通护照即可直接入境停留(通常为 30 天):亚洲9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阿联酋、卡塔尔、马尔代夫、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欧洲6个(俄罗斯、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圣马力诺);美洲5个(巴哈马、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多米尼克、苏里南、厄瓜多尔);非洲2个(毛里求斯、塞舌尔);大洋洲4个(斐济、汤加、基里巴斯、萨摩亚)
    • 单方面免签(对方主动对中国免签):这些国家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但中国目前对其(部分国家)可能仍维持签证要求或处于试行单方面免签阶段。韩国(济州岛)、印度尼西亚、伊朗、摩洛哥、突尼斯、海地、格鲁吉亚。
    • 落地签(可在抵达后办理):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免签”,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便捷。越南(需落地签批文)、柬埔寨、老挝、尼泊尔、马尔代夫。埃及、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
    • 中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大: 截至目前,中国已对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 40 多个国家的公民试行单方面免签(30 天)。

    台湾:虽然在外交关系上被孤立,台湾护照目前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31,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排名第 8,紧随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文莱和中国澳门之后。

    • 自 2012 年起,台湾正式加入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Visa Waiver Program)。持有注有“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的中华民国(台湾)芯片护照,可以免申请传统签证进入美国。旅客必须在出发前通过互联网申请 ESTA(电子旅游许可)。每次入境最长可停留 90 天,适用于旅游或商目的。ESTA 授权通常有效期为 2 年,或持续到护照过期为止。
    • 即使持有台湾护照,如果曾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后前往伊朗、伊拉克、朝鲜、叙利亚等国家,或于 2021 年后前往古巴,将不再符合 ESTA 资格,必须前往美国在台协会(AIT)面谈申请传统的 B1/B2 签证。如果是“无户籍国民”(即护照上没有身分证字号),则无法享受赴美免签待遇,仍需办理签证。虽然形式上免签,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拥有最终入境决定权。
    • 美国公民前往台湾:完全免签。持有效美国护照的公民进入台湾享有 完全免签 待遇。每次入境可停留 90 天。无需提前申请电子许可(如 ESTA 或类似授权),直接持护照入境即可。虽然许多国家要求护照至少有 6 个月有效期,但根据互惠协议,美国公民持有效护照即可免签入台(有效期需涵盖预定停留天数)。
    •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属于高度对等的“准互免”,即台湾人去美国要办 ESTA(电子登记),美国人去台湾直接推门就进(直接入境)。
    • 台湾与欧盟各国的关系是基本免签:台湾公民持有注有“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的护照,可以免签证进入欧盟成员国及申根区国家。在任意 180 天内,累计停留天数不得超过 90 天。适用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 29 个申根公约国,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等正在加入过程中的国家。
    • 全部欧盟成员国公民(如德国人、法国人等)来台均享有 90 天免签证 待遇(英国、爱尔兰公民也同等待遇)。台湾公民可免签进入英国,停留时间最长可达 6 个月。台湾公民享有免签待遇,停留时间通常为 90 天。
    • 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签证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等”特征:台湾给予多数东南亚国家免签待遇,但多数东南亚国家对台湾仍要求办理签证(或电子签/落地签)。完全免签的国家只有两个: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需要电子签证/落地签的国家: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柬埔寨、老挝、缅甸。
    • 为了吸引游客,台湾对多个东南亚国家实施了试行免签政策,目前该政策已延长至 2026 年 7 月 31 日。完全免签:泰国、文莱、菲律宾: 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证来台,停留最长 14 天。有条件免签(观光宏宏专案):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柬埔寨、老挝、缅甸: 这些国家的“高端团体旅游”可通过特定专案申请免签来台。如果上述国家的公民持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或台湾的有效签证或永久居留权,可以申请“东南亚国家人民来台先行上网查核”,核准后可免签入境。

    香港/澳门:在 2026 年的国际旅行框架下,香港和澳门与美国的签证关系与台湾有显著不同。最核心的区别在于:香港和澳门目前均未加入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VWP)。

    • 与台湾护照可以使用 ESTA 不同,持有香港特区护照(HKSAR)或澳门特区护照(MSAR)的居民前往美国,必须走传统的签证流程。通常需要申请 B1/B2(商务/旅游)签证。获批后通常会给予 10 年多次往返 的待遇,每次停留时间由海关决定(通常最长 6 个月)。
    • 美国公民前往港澳享有极大的便利,属于单方面的免签优待:美国公民持有效护照可 免签证 入境香港,最长停留 90 天;可 免签证 入境澳门,最长停留 30 天。
    • 尽管香港和澳门的护照在全球排名中表现优异(香港第 15-18 位,澳门第 32 位),但仍未获得美国免签,主要原因包括:美国签证豁免计划通常针对独立的主权国家(台湾在 VWP 中被列为特殊类别)。VWP 的加入条件之一是该地区公民申请美国非移民签证的拒签率必须连续低于 3%。随着近年国际局势变化,美国对港澳地区的出口管制及入境审查政策有所调整,短期内加入 VWP 的可能性较低。

纽时:中美共同的敌人

下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举行会晤,这可能是自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在北京会面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最重要的一次会晤。

那次会晤缓和了中美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敌意,促成了美中两国针对苏联的默契同盟。本次会晤同样发生在国际局势发生类似变革的时刻,中美如今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共同威胁。这是一种不断扩散的失序风险,若两国无法在竞争的同时开展合作、应对日益增多的挑战,这种风险或将动摇全球稳定,损害两国利益。唯有中美两国携手行动,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首先,鉴于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已展现出惊人的网络攻击能力,中美两国应携手建立防护机制,防止人工智能被恶意利用。

自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以来,两大范式转变重塑了世界。第一大转变——尽管警钟已响彻全球,但仍未被广泛重视——正是新型非对称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这类工具能为小型恶意行为体赋予极大的能力,无论是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犯罪分子、政治团体,还是小型国家。

两个人躲在山洞里,仅用一台笔记本电脑、接入最新AI模型和星链终端,就能对任何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

第二大转变与全球化有关。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开启了世界从彼此隔绝到紧密连接、进而深度交织的进程。当年,尼克松与毛泽东推动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随后邓小平大力加速这一进程,推动中国转向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由此释放了一系列经济与技术力量。

进入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全球互联网的普及前所未有地让更多地区、更多的人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多的方式在更多的领域展开竞争、联结与协作。正因如此,我在2005年撰写了《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

然而,技术变革的本质在于,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比前一次更快,因为它建立在前一时代所释放的工具之上。因此,在我提出“世界是平的”多年后,技术与其他力量继续演进,正如HOW社会研究院创始人多夫·赛德曼所言,世界从相互联接走向了相互依存,或如他所说,是从“平的”走向了“融合的”。

在平的世界里,你尚可选择拔掉插头;但在融合的世界里,无人能够逃离。如今,我们已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这不仅是因为互联网、智能手机、光纤、卫星及无线通信技术让我们在技术层面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相连;更因为一系列全球性挑战让我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挑战影响范围极广,且不受国界限制,任何国家无论实力多强都无法独自应对或逃避。

我们清楚这些挑战是什么:减缓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与生物武器扩散、管理全球移民、遏制疫情、维护如今我们都依赖的全球供应链顺畅运转,以及最重要且最紧迫的事项——管控我们亲手创造的新型人工智能物种。

在众多全球性议题上,我们尚且能够通过有限的合作来拖延或是勉强应对,但面对人工智能的网络攻击能力,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没有拖延的余地,已经无路可退。

微软前研究与战略主管、也是我研究人工智能新威胁的导师与合作伙伴克雷格·蒙迪指出,多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网络空间相互试探、渗透,通过秘密网络行动在对方系统植入恶意软件基础设施并窃取信息。但蒙迪指出,双方也心知肚明,若中方瘫痪我们的电网,我们也能瘫痪中方电网;若中方能让华盛顿断电,我们也能让北京断电。这与核武器的逻辑如出一辙:“他们重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格局,”蒙迪说。

但现在猜猜谁又已经入局?一批新的、潜在极具危险性的行为体,它们不再局限于国家主体,却能同时威胁中美两国。

这就是Anthropic与OpenAI近期披露的代理式人工智能系统。这类系统能为小型网络攻击者提供工具,使其能以极低成本扰乱中美两国乃至全球任何国家的经济,而且几乎无需专业技术。可以肯定的是,谷歌的Gemini等其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以及中国后续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也将具备同等能力。

蒙迪表示,由于中美企业率先研发出这类代理式系统,“两国必须牵头管控它们的传播,并构建防御体系——既要保护自身,也要防范技术泄露后危害他人”。

Anthropic与OpenAI称,其最新模型在发现和利用软件漏洞方面能力极强,因此两家公司目前选择限制其传播。但即使尚未泄露,技术流入公开领域也只是时间问题。

蒙迪认为:“这应当成为两国携手合作的强大动力——哪怕仅限于这个狭窄的议题,它如今已经对双方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这并非不切实际的要求。蒙迪指出,尼克松与毛泽东时代,中美能够合作“是因为当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如今,我们面临另一个共同问题,它并非某个国家,而是一项技术——代理式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非对称网络威胁引发的新兴风险”。

过去的G2(即中美两国)应当同我称之为“新I7”的七家企业——Anthropic、谷歌/Alphabet、OpenAI、Meta、阿里巴巴、深度求索、字节跳动——携手合作,在充分发挥新型人工智能模型价值的同时有效防范其最坏影响。仅靠政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同样力有未逮。

由于伊朗战争的影响,这一动态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但据报道,特朗普正考虑在人工智能模型公开前对其实施监管。特朗普此举非常明智。人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私营企业如今掌握的力量堪比裂变原子,它们能够释放的影响力将辐射到各个领域。

“和裂变原子一样,这项技术既可以用来发电,也能制造炸弹,”蒙迪说。代理式人工智能亦是如此。“我们既可创造巨大福祉,也能制造武器——而且是极具非对称破坏力的武器。”

代理式人工智能预计将成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议题。而真正能让本次会晤成为自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以来最重要中美峰会的,不仅仅是两国领导人就此展开讨论,而是他们决定现在就携手应对——拖到以后就太迟了,技术发展速度已经不容拖延。

尽管华盛顿、北京乃至莫斯科的许多领导人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人类历史已经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全新阶段:我们智人必须以地球为尺度,开展治理、创新、协作与共存,才能实现繁荣发展。我们要么构建复杂且自适应的合作联盟来实现这一目标;要么就是一起沉沦。

我们的命运如今已经融合在一起。

 

(本文发表在纽约时报5月6日。)